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3 最后的荣耀1944-爱华网

第十三章战与和

对于朝鲜国王李昖来说，壬辰年的整个七月，他过得非常郁闷。

他先连续接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七月八日发生的梨峙之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权僳在全罗道的梨峙伏击了日军第六军团，把安国寺惠琼打败，逼退了小早川隆景。

然后就是七月八日至十日发生的闲山岛、安骨浦海战，李舜臣把日本水军杀得人仰马翻。

算起来，权僳还应该是李舜臣的大恩人。李舜臣在海上所向披靡，但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占领全罗道，从陆上攻击丽水港。小早川隆景一直处心积虑要控制全罗道，但这个战略企图在高敬命、权僳等人的拼死抵抗下失败了。亏得这些人的奋战，李舜臣才得以安心水战，不必顾虑补给与后方安全。（《朝野会通·卷六十六·宣祖纪》、《海东名将传·卷四》、《尤蓭集·卷一百四十六·忠清兵使黄公谥状》、《权元帅实迹》、《幸州战胜碑》、《乱中杂录》）

两个好消息让朝廷一片乐观情绪，他们一直催促明军进击，部分原因也是被这些胜仗所鼓舞。

很快李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又接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是七月十七日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在进攻平壤城时遭遇伏击，大败而归，很快撤回国内。

另外一个坏消息，则来自于咸镜道。

几乎在平壤之战的同时，在遥远的咸镜道也爆发了一场决战。决战的攻方是一路向北突击的加藤清正第二兵团，守方是咸镜道兵使韩克诚与他的六镇骑兵。

小西行长在平壤休息的时候，加藤清正丝毫没有放松。他一路突飞猛进，沿着咸镜道往北打，一路打垮了无数朝鲜守军，捉了无数高级官员。第二军团一直打到吉州附近，终于遭遇了朝鲜最精锐的咸镜骑兵。

这些骑兵常年在北地与女真人交战，弓马娴熟，战斗力是朝鲜军中最强大的。

七月十八日，双方在吉州海汀仓附近正面发生碰撞。甫一开战，朝鲜骑兵们祭出蒙古式的打法，分成无数小分队，一边奔驰一边射箭。海汀仓附近的开阔地为骑兵提供了足够的运动空间，把骑射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加藤清正居然抵挡不住，只得撤入了海汀仓内。

铁炮兵最擅守备，加藤清正把海汀仓内的粮食袋子都搬出来，堆成掩体，拼死据守。朝鲜骑兵强攻了一阵，死伤惨重，遂暂时退军。加藤清正不顾疲劳，身率主力乘夜偷袭，韩克诚大败（《惩毖录》）。他这一败不要紧，日军趁机占领镜城，令咸镜北道门户大开，然后在七月二十三日抵达会宁。

无巧不巧，会宁城这时出了一个大朝奸鞠景仁，主动打开城门，送了加藤清正两份厚礼：临海君与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

这两个倒霉蛋本来是执行父亲“不能把鸡蛋装一个篮子”的分朝之议，各带一批大臣去各地筹勤王之师的，没想到篮子没坏，自己这两只鸡蛋，倒先掉出了。

再落魄的王子，那也是王子。他们的身份，对以后在朝鲜建立傀儡政权很有用处。加藤清正把两位王子好生招待了一番，送去了汉城，他率军继续往北打。可会宁已经是朝鲜的最北边，会宁过去是图们江，过了江便是名义上的大明领土了。加藤清正打的主意，正是要入侵大明，建立比小西行长更瞩目的功勋。

第二军团一部在加藤清正的带领下越过图们江，迎面遭遇了女真乌拉部一部，还发生了军事冲突。他很可能遭遇的是日后跟努尔哈赤称兄道弟又反目成仇的乌拉贵族布谷泰。（《征韩伟略》；《韩阵文书》；《浅野家文书》；《古迹文徴》《北关志·镜城府雑记》）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是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征韩伟略》；《韩阵文书》；《浅野家文书》；《古迹文徴》《北关志·镜城府雑记》）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戊申）。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日），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朝鲜君臣对辽东兵已经失望了，只盼望着南兵炮手过来。骆尚志的南兵抵达汤站以后，尹斗寿特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喜孜孜地把国王和其他大臣叫过去，神秘地说：“黄应阳老兄说的对！南兵太牛逼啦。我看了他们的操练，不比倭寇差！”

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干，只调这三千炮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情高涨，当初与黄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精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炮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草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草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情，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逼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乙巳）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

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纵观大明三百年历史都无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当时在北京有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叫沈惟敬。他籍贯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据此人的个人履历记载，他年轻时候当过兵、炼过药、还在胡宗宪手底下干过幕僚，曾经用计谋毒杀过倭寇，算是半个日本通和一个抗日英雄。（《万历野获编》《小华外史续编》）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沈惟敬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在京城里跟一群方士、无赖厮混。

他是个职业骗子，也具备骗子必须的两大特质：第一，语言能力出众，能言善辩；第二，生得一副好皮囊，面貌“长髯伟干”，形象很正面，不像骗子。

从履历看，沈惟敬完全符合骗子标准：江湖阅历丰富、胆子大、不怕死，最关键的是能忽悠。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但凡跟炼药、方士挂上钩又出了名的，不用想，一定擅长忽悠。

跟他一起每天炼丹作假药的人里有一个老头，姓袁。袁老头有个女儿，嫁给了石星做小妾。石星想在民间找人，知道自己这位老岳父常年混迹市井，问他有什么人可推荐。袁老头得了消息，回去赶紧告诉几个相熟的朋友，其中包括了沈惟敬。

沈惟敬作为职业骗子，直觉地嗅出其中投机的味道。出于谨慎，他找来一个朋友沈嘉旺，问他日本的情况。沈嘉旺曾经被倭寇捉去过日本，约略知道一点当地情形，当下为了不示弱，说了些常识后，便满口胡柴起来，说什么日本关白只是想前往中国纳贡，朝鲜不让过，这才发兵讨伐。想要停战，写一封信就能搞定云云。

沈惟敬听说这事这么容易，动动嘴皮子就有一份万世功业，大为心动。他跑去找袁老头，让他把自己引荐给石星。

石星对沈惟敬作了一次面试，对这个骗子十分满意。沈惟敬仙风道骨，三寸不烂，而且又是个民间无赖，十分适合担任这次“和谈”工作。为了表示诚意，石星亲自下文，把沈惟敬提拔为神机营游击将军，他的同伴沈嘉旺为指挥。

沈惟敬乐坏了。心说这事自己还真没判断错，这还什么都没干呢，就从一介白身变成了游击将军，虽只是个无品级的，好歹也是官呀！

石星这会也还算厚道，总算在事前把大明朝廷的真实战略目的告诉了沈惟敬，叮嘱说这一次你去和谈，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谈和谈，谈，就是目的，和不和的完全没所谓，要紧的是你得一直谈下去，最好一直谈到抗战胜利……

于是沈惟敬和沈嘉旺两个人，带着十来个随从，高高兴兴奔赴朝鲜，去执行伟大使命了。

他们第一次抵达义州，是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这个时间，祖承训的部队都还没出发呢。这说明石星与万历对战局早有安排，这才早早布下“和谈”一手棋来拖延时间，好等宁夏方面的明军腾出手来。

沈惟敬抵达朝鲜以后，朝鲜人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既非军人，也非使者，挂着区区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就跑了过来，自称来侦查敌情，到底想干啥？

尽管心中疑惑，朝鲜人看在石星的面子上，还是派了一个提学吴亿龄接待。吴亿龄问沈惟敬来作什么，沈大骗子大嘴一张，便开始胡说八道，说我打算单刀赴会，前往平壤城去谴责小西行长，说你们再不退兵，中国就要发全国之兵讨伐。

对这种夸张说辞，吴亿龄很不以为然。祖总兵那三千人，还是朝鲜苦求了很久才求的，现在你一张嘴就说中国大军将来，凭什么啊。沈惟敬见他有点不信，一拍胸脯：“你别不信，平义智知道吗？平秀吉认识吗？那都是我的熟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接待完以后，吴亿龄回去报告：“这人长的丑，倒是挺能说，是个大喷子。”按说沈惟敬模样长得不差，却被朝鲜人骂成丑八怪，大概是因为朝鲜人厌恶他的言行，就连这人也一起烦上了吧。

沈惟敬打算去平壤城的计划，在中途夭折了。当时的朝鲜王室，正一门心思筹备粮草，催促祖承训出兵平壤，在这个关键士气，不会让前来和谈的沈惟敬坏了好事，各项工作均不予配合。结果沈惟敬的第一次出使，还没出义州就失败了，灰溜溜地返回北京。

从这一次出使能看出来，沈惟敬不是那种善于捕捉心理活动、循循善诱式的骗子，而是靠无比自信与夸张言论来蛊惑的表演型选手，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的典型风格是满嘴跑火车，偏偏这人胆子还极大，赌性十足，什么都敢胡说八道。在别人眼里，外交无小事；在沈惟敬眼里，外交无大事，只要自己说得高兴，连秀吉亲戚都敢冒认。

往轻了说，这是轻浮；往重了说，这是拿国家大事胡闹。后来发生的种种黑色喜剧，可以说都是肇始于他这种有些癫狂的性格。问题在于石星需要的还就是这样的骗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比起来算很实诚的日本鬼子给蒙住，才能拖够时间。

沈惟敬回来以后没几天，平壤之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于是“和谈”又提上了石星的日程。在石星的殷切催促下，沈惟敬在八月十七日再度来到义州。

这次朝鲜人态度不同了。平壤城两次都没打下来，咸镜道也丢了，现在任何一个天朝来人，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国王李昖亲自迎出义州西门，一路陪到龙湾馆大厅，给足了沈惟敬面子。

沈惟敬哪里受过这等礼遇，脑子有点晕，一张嘴，习惯性地又开始胡说八道了：“圣上很关心你们国家，已经调动了七十万兵马，马上就到。”

他这一句话，让大厅里一片沉默。

要说这事得怪石星。石星存心想利用沈惟敬，只对他面授谈判机宜，其他什么都没说。沈惟敬手里的资料，除了沈嘉旺那点半真半假的情报，只有零星的一些战报。

大明朝廷对战争什么态度，国内战备准备如何，沈惟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他甚至没想过，为什么朝廷里那么多能人，却偏偏派他一个籍籍无名的无赖来谈判。

他这“七十万”一出口，李昖和一群大臣腹诽不已，又不好明说，只得委婉答道：“其实六七千人也够了，时间再拖下去，怕是大军还没聚齐，便已来不及了。”

沈惟敬这时候显出自己口才来，滔滔不绝地给朝鲜君臣上了一堂兵法课，说得天花乱坠，说到最后一抹嘴：“你们呐，根本不用派使者去北京。反正我们大明七十万大军立等可到，不光是为了恢复你们朝鲜，还要直接捣去日本老巢哩！”然后大摇大摆离开义州，继续朝平壤赶去。

朝鲜君臣面面相觑，李昖憋出一句：“这个姓沈的说话，太不靠谱了。咱们还是派人去北京活动活动吧。”柳成龙、尹斗寿等一干大臣忙不迭地点头：“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了。”朝鲜君臣本来还没下定决心，沈惟敬这一拍胸脯，他们越发心虚，当即派了一位叫郑昆寿的使者，封为请兵陈奏使，星夜赶往北京。

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中兴志》）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再造藩邦志》）。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

“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第十四章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

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柏谷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柏谷集》）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复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剿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于是，李如松从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改成了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另外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福建道御史彭而珩等人还不失时机地举荐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梧等人，也都在东征军中各有职务。其他人选如杨元、张世爵等人，都是南北一时名将。

但大明祖制是“以文驭武”，这种国家级的军事动员，必须要用一位文官来担任最高统帅。石星倒是想自己去，可于规矩不合，于是这个职位便落到了一直在辽东忙活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身上。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四十四年二甲进士，在大明官员中学历只算是普通。他历任降州守、户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河南布政司参政、山东巡抚、江西布政司右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这一长串履历相当热闹，六大部委干过四家，朝廷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可是惟独没有与军事相关的。

石星为何要选这么一个人呢？因为宋应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他本职工作多是庶务民政，可他本人的兴趣爱好，却是打仗，没事就上书朝廷，对各地边境政策指手画脚，一个主意接着一个主意地出。象他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没怎么改善，军备水平倒提高了一大截。

在壬辰年八月份的时候，朝廷名义上还没决定出兵，但万历皇帝授意石星可以开始作前期准备工作。石星希望这件事要低调、秘密地进行，因此负责人必须懂军事，擅于统筹，又不能有太强烈的军方背景，以免刺激到朝廷。

挑来挑去，石星想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军事狂。经过一番运作，石星在八月十三日把宋应昌从工部平调到了兵部，然后立刻把他派去了辽东准备。

宋应昌六月二十四日才刚刚从大理寺卿升任工部右侍郎，两个月都没到，居然又转到了兵部。这在万历朝，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要知道，当时万历皇帝正在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以示对大臣们的抗议，多少职位因为他拒绝签字任命而常年空缺。从这个人事任命，我们就能觉察到石星背后万历皇帝的身影。若没有他大开方便之门，石星断然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人事。

宋应昌确实不负众望，他到辽东以后，采取了“先固己，再救人；先由近，再及远”的原则，开始有条不紊地整顿，修缮城墙道路，安排粮草调运，检查武器库存等等。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明军在辽东境内的补给与运输从来没出过任何差错，全赖这位“不务正业”的大人用心之故。

有鉴于他这份辛苦与功劳，等到朝廷决议一定，宋应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经略。

朝廷还为宋应昌下面设置了几个副手。沈惟敬是其中一个，他立了大功，被实授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另外还有两位副手，都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巧合的是，两个人名字里都带一个“黄”字。

一位叫刘黄裳，除了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以外，没什么特别的。而且这个人有点缺心眼，进入朝鲜觐见国王的时候，别人都是嘘寒问暖，他上来劈头就问国王的生辰八字，说要给起一卦，搞得李昖莫名惊诧。（《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但另外一位就不同了。

这位名字叫做袁黄，字坤仪，负责赞画军前兼智朝鲜兵政，也就是在前线给李如松担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乃是大明朝的一代奇人。

大明朝从来不缺天才，但是却很少看到袁黄这样的全才。袁黄兴趣广泛，涉猎广泛，偏偏脑子还特别好使，什么东西一拿起来就会，而且都是精通。几十年下来，他的简历里特长这一栏长得不象话：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天文学、历法、几何、算学、岐黄之术，甚至还弹得一手好琴。

在万历二十年，袁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脑子一点都不糊涂。这四万大军的衣食住行、军器马匹、沿途驿站粮草配置，全都装在这个老头的脑袋里，分门别类，丝毫不乱。他还嫌这点东西不够费脑子，找来朝鲜地图和一堆战报，盘腿开始研究进军路线、情报分析和针对日军铁炮的战术策略。

袁黄是嘉善人，从小就目睹家乡被倭寇蹂躏的惨状，对于日本人丝毫没有好感而且也很熟悉。这次有机会亲手报仇，袁黄自然要全力以赴。一个天才要倾力出手，他的敌手显然是要倒大霉了。所以有他陪伴着李如松在前线，石星和宋应昌都放心得很。

这一文一武，可以算是万历一朝的最佳组合了。

整个大明，这个时候都开始活动起来，各类边境动员整饬的琐碎事务，充斥在这期间的明代史料里，大明为这场战争作到了什么地步呢？仅举一例：山东地方在十一月初上报，称泗水亟需疏浚，否则明年必成水患。工部回复说先等等，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们，等明年春天打灭了倭寇，腾出手来再修。（《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庚申）

总之，大明这辆庞大的战车，终于在各方面的齐心协力之下，从开始的摇摇晃晃，发展为缓步向战场推进。这辆战车上集结了一朝之精英，准备一战定乾坤。许多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并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其中最显著的效应，发生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身上。这个人叫杨应龙。

杨应龙是四川播州人，靠近贵州。家族世袭土司头衔，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二十九代宣慰土司，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

杨应龙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直试图在播州这个小地方搞独立，对当地大明官员十分不屑。有人告他有谋反的意图，在朝廷引起了很大争议。四川官员认为要抚，贵州官员认为要剿，两边官司吵到北京，最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让蜀黔两省联合调查。

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前往重庆接受勘问，结果一来二去，居然真查出来他有谋反事实。按照大明律，这是要杀头的——可就在这时，朝廷出兵朝鲜的决定传到了四川，川将刘铤奉命率领五千川军开赴前线。

杨应龙意识到这是个机会，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带播州兵壮前往抗日前线，打小鬼子。朝廷正觉得兵力不足，这提议正中下怀，便把他放回播州整军。这一放，便是放虎归山，从此播州边境再无安宁。

杨应龙回去以后，不再理睬大明官员，反而纵兵攻打贵州、四川等地城镇。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被击败，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这场叛乱才被彻底平定。播州之乱，也因此与宁夏之乱、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

最后，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一点题外话。

大明的出兵决策是万历皇帝的杰作，但兵部尚书石星于其中居功阙伟。如果没有他运筹帷幄，居中周旋，无论朝鲜派出多少使者，也是无济于事。他是朝鲜的大恩人。

朝鲜人对石星的这种义举感激涕零，他们决定要报答一下——用自己的方式。朝鲜人开始思考，石星为何却对朝鲜如此讲义气？他义助朝鲜的深层次心理动机是什么？

还是在那本叫做《壬辰录》的朝鲜小说里，是这么解释的：

话说在嘉靖年间，朝鲜派了使节前往北京出访，其中一位使团成员叫做洪彦顺，是个朝鲜大富豪。洪彦顺到了北京以后，闲来无事四处闲逛，在妓院无意中发现一位风尘女子，气度不凡，攀谈之下发现她居然是一位高官之女，因父亲失势而沦落青楼。洪彦顺豪爽地拍出重金，为她赎身。

作完好事以后，洪彦顺又碰到一个年轻的四川读书人，叫石星。这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一问原来是京科落榜，没钱回家。洪彦顺又大发善心，给了年轻人一千两银子，还把那位薛姑娘陪给他返回四川，鼓励他三年以后继续来考。

果然三年以后，石星得中状元，从此进入官场，平步青云。所以他对朝鲜人关怀备至，感激涕零，日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正是他向洪彦顺的报恩云云。

不知道身为直隶东明人，而且在嘉靖已未科一次便中进士的石星看到朝鲜人这么编排自己，会是什么表情……

其实朝鲜人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敌人，也喜欢用这种手法。

比如在一则朝鲜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在壬辰年八月，平壤城里有一位妓女，叫做桂月香，被倭将小西飞所宠爱。桂月香一边与小西飞虚以委蛇，一边暗暗把一名朝鲜勇士金景瑞带入城中。入夜之后，金景瑞上了风月楼，把小西飞的脑袋砍下来，和桂月香一起逃跑。桂月香体弱跑不动，于是金景瑞将其杀死，只带着城主脑袋离开平壤。从此桂月香被朝鲜人民尊为义妓，世代传颂。（《春坡堂日月录卷八》）

金景瑞确有其人，时任顺安的助防将。不过这个小西飞，历史上的身份却很成问题。

小西飞肯定不是小西行长，因为后者是死于关原之战后的京都六条河原。实际上，小西飞的真实身份，是小西行长的手下内藤如安，他因为被主君赐了苗字“小西”，又有飞驒守，喜欢自称为小西飞驒守。中、朝两国不谙日情，以为这是两个人，结果以讹传讹，内藤如安便成了小西飞和驒守藤两个人。

但问题是，内藤如安也没死，他后来还跟沈惟敬去了北京谈判，一直活到了关原后。

桂月香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回。这次的主角还是一位朝鲜女性，叫做朱论介。据传说，朱论介是庆尚道兵马节度使崔庆会的妻子，崔庆会在晋州会战中被加藤清正打败，被杀。朱论介怀着仇恨化妆成妓女，潜入日军在矗石楼召开的庆功会。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员勇将叫做毛谷村六助，看到朱论介姿色不凡，上前攀谈。朱论介一把抱住毛谷村六助，一起坠下南江殉死。

不用说，毛谷村六助肯定也活到了战后。在江户时代，他以剑豪与相扑高手之名著称，至今在福冈英彦山还有他的墓碑……

第十五章只想和你谈谈心

大明终于决定动手了，可“决定动手”和“动手”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

此时各路兵马尚未全部到位，粮饷都在筹措运送途中。最重要的是，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还没从前线赶回来，他不在，仗是不能打的。

这一切筹备，都需要时间。

沈惟敬当初在九月初与小西行长约定，五十日内——也就是十月二十日——必有回复。大明成心要拖时间，所以小西行长提出来的那几条要求，在廷议的时候直接被否决了。既然要出兵打他们，那还谈什么谈！

可日本人和朝鲜比较实在。小西眼巴巴地在平壤城一直等着，朝鲜人也在惴惴不安的掰着指头算日子。到了十月二十日，五十日已满，却还没等到沈惟敬的身影，小西有点着急了。

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在北边的加藤清正，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在义州的国王李昖，说只要朝鲜愿意投降，他便把两位王子放回，永修盟好。加藤这一手，明摆着是跟他抢生意来了。若是议和之事被加藤拔了头筹，那可就要压倒自己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而在自己的大后方，义军的风潮仍未减退，李舜臣更是肆意横行，甚至在日本已经有了流言，说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等人在朝鲜战死。（《多闻院日记》天正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小西一急之下，带领手下出城转了几圈，传话给朝鲜人：“沈惟敬再不来，我们就打到鸭绿江去。”还大剌剌地大造攻城器械，故意让朝鲜人看见。

宋应昌这时候在山海关正忙活着。他算算进度，恐怕还得再等一两个月，于是把沈惟敬叫过来，吩咐他再去平壤城一趟，拖上一拖。沈惟敬领命而去，日夜兼程，在十一月初七抵达鸭绿江边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入朝鲜了。除了议和，他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侦查日军在平壤城到底有多少兵力。

到了边境以后，沈惟敬没有马上奔赴平壤。他知道谈判技巧，摆的谱儿越大，越容易让对方产生敬畏，急忙忙地赶过去反而会被看轻。于是，他呆在义州，先派了一个叫娄国安的随从去平壤，先把养在倭寇窝里的沈嘉旺换回来。

娄国安到了平壤城，先提出要看看人质安危。小西行长把沈嘉旺带出来，娄国安一看，发现这哥们儿……胖了。原来沈嘉旺在平壤城作人质时，待遇相当丰厚，小西行长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除了有两个卫兵形影不离，其他没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看到沈惟敬的代表到了，小西行长心中略安，看来大明的人没有食言，只是迟到而已。他赏了娄国安银子，还送了沈嘉旺一把倭刀。沈嘉旺临走前，小西行长问说你们家沈游击什么时候能到？沈嘉旺回答：“现在快冬天了，日短夜长，再说我家沈老爷年纪大了，每天走不过五十里，差不多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到吧。”

小西行长点点头，写了一封信：“叫你家老爷赶快来吧，我们都等急了。”沈嘉旺把信揣好，走出平壤城，忽然发现不对劲。

从东边的大同门到西边的普通门，到处站满了日本士兵，盔甲鲜亮，旗帜如林。沈嘉旺在平壤呆的这几个月，本以为已把日军底细摸了个大概齐，此时放眼望过去，发现这些士兵一半以上的旗号都不认识——显然是从别处集结到平壤的军队。

小西行长咧着嘴拍了拍沈嘉旺的肩膀：“我听说朝鲜人又整出几万人马，你们沈游击还从大明带来十几万人。想和谈，没问题；想打仗，我也奉陪！”（《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七）

看来日本人也不缺心眼儿，已经对大明的和谈诚意起了疑心。

沈惟敬接到沈嘉旺的报告以后，一点畏惧之色也没有。旁人都劝他小心，他满不在乎地表示没事。沈惟敬如此镇定，是因为他这一次来朝鲜，带了一样东西，拿黄包袱皮仔细包住。只要有这样东西在，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还能顺利地完成拖延的使命。

沈惟敬没被吓着，朝鲜君臣却被吓了一个屁滚尿流。十一月十五日沈惟敬一路徐徐渡过鸭绿江，朝鲜人听说以后，急得不行了。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说服大明出兵，怎么能让一个混蛋的和谈行动把这一切给毁掉——何况和谈的条款，完全就是牺牲朝鲜利益为前提。

于是，在沈惟敬朝义州赶路的时候，朝鲜使臣也一波波地往辽东赶，向杨绍勋控诉，向宋应昌控诉，向都察院御史控诉，向一切可以控诉的人控诉。（《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

这样一种心态之下，朝鲜人对沈惟敬的态度，已近乎敌视。沈惟敬在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义州，驿馆的接待官吏懒洋洋地给他扔来一坛酸酒，几个破碗，气得沈惟敬把筷子扔地上，转身走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与此同时，出使辽东的使臣们纷纷回报，说辽东那边态度冷淡，对朝鲜的控诉不闻不问。尹根寿接到报告，仔细琢磨了一番，有点反应过来了——朝鲜大臣们这是关心则乱。他连忙禀报李昖，说沈游击这次来，估计是为了麻痹敌人，骗他们先放了两位王子，再攻打平壤。

李昖根本不信任这个老骗子，反问敌人凭啥听他一句话就放人？尹根寿自己也没底，只得含含糊糊回答说天朝熟知倭情，里面藏着什么玄机我也猜不出来。李昖撇撇嘴，不信。

等到接见沈惟敬的时候，李昖一点没客气，劈头就质问道：“听说你是来和谈的？我们跟日本血海深仇，天朝怎么能跟这种小丑讲和呢？”沈惟敬是何等样人，岂能被区区一个朝鲜国王唬住，当即回答：“当初我跟日本人约了五十天停战，可不是为了他们。那是因为朝鲜是雨季，道路泥泞，到处都是水田，不利于行军，所以要等到水田都干了，秋凉都打完了，才能进兵。我去谈判，纯是为骗回你们两位王子，再率领大军进剿。”

他这一番回答入情入理，李昖稍微放松了心情，接下来又连续问了一些关于军情的问题。沈惟敬对答如流，说到激动的时候，梗着脖子哽咽道：“像我这种高官，本来该在家里安享晚年，如今却单刀赴会，不畏生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贵国的利益吗？石爷（石星）为了你们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是为了报答他才来的！”

这一席精彩演说，彻底折服了朝鲜君臣，再没人质疑他的和谈目的。李昖很为误会了沈惟敬而惭愧，便派人给他送来一批朝鲜安插在平壤的间谍资料，希望对他的平壤之行有所帮助（《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还重重惩处了怠慢沈惟敬的驿馆官吏们。

等到沈惟敬离开义州，没过几天，朝鲜人又开始惶恐了。因为都元帅金命元从前线回报，说沈惟敬举止很诡异，连柳成龙都没见，就直奔平壤城而去。他进平壤时，大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开门把他迎了进去，看起来很亲密。

这时又有人说，看到沈惟敬上路的时候，带着一个黄包袱皮，形影不离，会不会是大明皇帝写给小西行长的敕封诏书？大家纷纷猜测那包袱皮里是什么东西。又有人说石星是主战的，他怎么可能派沈惟敬来和谈（《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甚至还有人提议不如趁敌人放松警惕，大军杀过去，趁势夺城——这就是成心要置沈惟敬于死地了。

听群臣这么一忽悠，这沈惟敬到底是存的什么心思，李昖又不踏实了。

沈惟敬对朝鲜人怎么想毫不关心，他一路晃晃悠悠，在二十五日抵达平壤。当晚日本人在平壤附近的斧山院请他吃了顿饭，次日入城。

小西行长见到沈惟敬来了，十分开心，连忙大开城门，盛情款待，还派了肩舆把他抬进城，跟上次白刃包围着进城态度大不一样。只是处处都有兵将巡游，暗伏杀机。沈惟敬面不改色心不跳，一面和小西谈笑，一面还有闲心偷偷数城内兵数——后来他估算的平壤城总兵力约在一万四千人到两万左右，与第一军团主力大体相当，十分准确。相比之下，朝鲜人跟小西交手了无数次，仍旧对敌人实力稀里糊涂，还不如沈惟敬一个大骗子精明。

两边坐圆，日方这边是小西行长、宗义智、义调与玄苏、宗逸，还是上次谈判的五人小组。小西行长开口问道，天朝对上次提的要求有什么意见？

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明末纪事本末》）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小说下载|wＲsＨu。ＣoＭ》，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明末纪事本末》）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十七日）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

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事实上，沈惟敬的和谈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而且大明官员也都心知肚明。

幸亏朝鲜人自己心里不踏实，一次又一次地去辽东询问，并把过程详细地记录在《李朝实录》里，这才让后世之人清楚地看到，一个谈判家是如何从英雄变成声名狼藉的汉奸。

沈惟敬本人的遭遇，比他的名声跌落得更惨。

他从平壤返回辽东以后，按照规矩去求见李如松。李如松为了壮军心，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立场，故意排开了大阵，把所有的幕僚都叫了过来。沈惟敬上前把自己在平壤的经历说了一遍，李如松作势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他是个奸细、叛徒，喝令麾下士兵把他绑缚起来，推出去祭旗。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人大喊：“刀下留人！”李如松回头一看，发现喊的人是他的幕僚李应试。李应试是利玛窦的亲传弟子，正宗的天主教徒，此时正在李如松帐下当谋主。

李如松有点纳闷，李应试跟沈惟敬并无交情，怎么会替他说话呢？李应试微微一笑，对李如松拊耳说了一句话：“籍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

沈惟敬跟小西行长约定过，李如松会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前往平壤册封。李应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明军假装冒充册封队伍，趁日军失去警惕时赚开城门，平壤可一鼓而下。

李如松一听，捋髯赞同，命令暂时不要杀死沈惟敬，把他关到囚车里，随大军一起出发渡辽。

相信沈惟敬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后怕。在鬼门关转了一遭以后，沈惟敬彻底觉悟了，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作为一枚弃子，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想活命，就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不能停，停下来就会死。

在此后的一系列和谈中，沈惟敬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抉择，表现出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荒唐行为，让研究者们为之困惑。所有这些举动，都可以从这一刻的沈惟敬身上找到答案。

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不然他就会死。

沈惟敬这个时候最羡慕的人，大概是那个在海上逍遥自在的程鹏起吧。

第十六章我来了——李如松

大明抗日援朝的总司令李如松，是一名比祖承训更为纯粹的辽东军人。更是一代名将。

如果我们非要找个历史人物来做比喻的话，大概只有汉骠骑霍去病最合适了。李如松就是明朝的霍去病。

我们先来看家庭成分——这两人都是正宗高干子弟。霍去病背后有卫青和卫皇后，靠山硬，两位靠山的身份高到没法再高了。不过，李如松的背景比他更厉害。李如松的爹是万历第一名将、雄踞北方防线二十余年的李成梁，是大明朝的唯一和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明朝上下几百年，活着就当上三公的武人，就只有他老人家独一份，所以李成梁是唯一，是传奇。至于皇后和大将军，哪一朝都有无数个，李成梁当然比卫青卫皇后更牛。

李成梁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人里出了五个总兵官和四个参将，一门九将，加上老爹李成梁，足足十大将，比传说中的杨家将还多两。李家门生故旧遍布军中，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势力。李如松从小身边接触的兄弟、朋友、长辈，全是刀头舔血的边疆将领。从记事时起，他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兵家戎事。中原的孩童们开始读书开蒙的时候，他已经学会提枪挎弓，跟随父亲出征；当其他年轻人握着毛笔参加乡试时，他已能够熟稔地割下敌人的首级，拴在马鞍上带回去请功。在这样一个军中世家长大，李如松压根没有想过其他发展道路，仿佛天生就是要来作军人的。

李如松的老师，也是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是传奇人物的传奇，因为此人经常出现于民间故事里，他的名字叫徐渭，字文长，是著名的才子，书画诗文都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最离谱的是，他还是嘉靖年间抗倭名臣胡宗宪的幕僚，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平倭名军师。

显赫的身世与苛酷的成长环境，还有品质优良的贵族式教育，赋予了李如松鲜明的性格和极好的军事素养。而辽东军人的两大特点——勇猛与骄横——在李如松身上也都特别突出。

他作战极其悍勇，几乎每一战都身先士卒，而且在身边豢养了一大批悍不畏死的亲兵，斩将夺旗，所向无前。李将军的旌纛所在，往往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凭着这股天生的军人气质，他立下了不逊于其父亲的赫赫战功，让李氏一族的声威愈加煊赫。

李如松能耐大，脾气也不是一般地大，他担任过的每一任职位，都会留下与同僚发生激烈冲突的记录。他在北京提督京城巡捕时，被言官弹劾行止不法；在宣府担任总兵官的时候，跟巡抚许守谦频生龃龉，甚至还跟参政王学书大打出手。总之只要是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

这些优点和毛病，和霍去病全然一样，如出一辙。霍去病的战绩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只说毛病吧。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敢，是被霍去病在狩猎游戏时谋杀的，而且还是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原因是李敢得罪了他姐夫卫青，他要为姐夫出气。打仗的时候，士兵缺粮食没饭吃了，霍去病还要士兵帮他开辟球场好玩游戏，他吃不完的肉全部拿去倒掉也不会给士兵吃。诸如此类的贵族世家子毛病，他身上有一堆。

总结：这俩位高干子弟，脾气都相当不好，相当蛮横骄纵，都是惹麻烦高手，不过同时也都是军事高手，一时之名将，而且还都是打仗比脾气还猛，都是中国边境外敌的天生克星。最后，是两人都挺短命。

我一直觉得，这俩人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两兄弟。无非年龄差距大点，两千年。

宁夏之乱的平定，让李如松更加目空一切。宁夏围城数月，京中精锐、宣大名将、南兵苗兵轮番上阵，都无功而返，最后还是靠着他的计谋、战法，还有辽东兵的悍勇，这才攻破了城池。因此在他眼里，无论是京军还是南军，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辽东以外再无军人。要想打仗，那就得听他的。

带着未曾褪去的大胜光环，这位骄傲的将军在十二月八日抵达了辽东，并且毫无悬念地，马上就和经略宋应昌发生了冲突。

在大明官场，除开国那朝，之后的武将地位都天然低文官一头。武人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都必须是由文官担任。李如松这时候的头衔，是“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而宋应昌则是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等同于总督之职。两者地位高低，一目了然。

按照规矩，李如松谒见宋应昌时，应该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个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说话。说实话，这确实有点糟践人，可文官带兵是祖宗定的规矩，所以历代总兵——包括李成梁在内——甭管功勋多大，都不敢坏了这个规矩。（《明史李如松传》《万历野获编》提督军务条）

可到了李如松这，规矩就要改了一改了。李成松此时气焰正是最嚣时，我是平定了宁夏叛乱的大功臣，你来兵部才当了几天侍郎，让我给你叩头？没门！

李如松也是有理由的。我是总兵官不假，可官衔头两个字可是提督啊。“提督”和“经略”级别相同，我俩就是同事关系，谁也不用给谁叩。李如松这话也不假，大明从前是不给武官加提督衔的，他是破天荒头一个得享这种殊荣的。

总之这是一笔糊涂账，全看哪边比较硬气。

可说到比硬气，宋应昌这位嘉靖四十四年的二甲进士，又怎么比得过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李如松呢？

李如松抵达辽阳以后，穿了一身便装，大大咧咧地直接上门去拜见宋应昌，说话的时候，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边将见督抚的礼数，给后者留了点面子。

李如松的意思很明白，别跟我扯有的没的，大爷不想低眉顺眼伺候你。

对他这种一上来就打了一通杀威棒的做法，宋应昌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可战事当前，李如松又挟宁夏平叛之威而来，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见宋应昌服了软，李如松士气大涨，连带着对宋应昌手底下两名高参刘黄裳和袁黄也没什么好脸色。他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甚至说出了“那两位赞画，你不必信他们”的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可见明军统帅和参谋部之间的矛盾有多深。

即使是在军队内部，李如松同样也不停地制造事端。

出身戚家军的吴惟忠，带着的三千浙兵在十一月便抵达了边境。应朝鲜人的强烈要求，吴惟忠在请示了宋应昌之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先期渡江，十九日抵达安州。这本是正常的军队调动，程序上也说得过去。可李如松听说以后，却拍着腿大骂吴惟忠无组织无纪律，要军法从事。

吴惟忠的浙兵属于戚继光系统，又是南兵，与辽东派系从来没尿到过一壶里。宋应昌曾经跟李如松提过，说浙兵常年抗倭，吴惟忠又是戚继光的手下，应当重视他们对付倭寇的手段。李如松连宋应昌都看不起，更别说这些南蛮子了。

而且朝鲜人对这些南兵不加掩饰地崇拜，对辽东兵却总带着若有若无的鄙视。这让李如松更加不爽。

这次他骂吴惟忠，纯属借题发挥，存心要杀一杀对方的气焰——李如松这种对南兵深入骨髓的歧见，贯穿了此后的一连串战役。

有趣的是，如果以血统而论的话，李如松勉强能算朝鲜族后人。他的N代祖先李英正是从朝鲜内附大明，被授予世袭铁岭指挥佥事，这才在大明开枝散叶的。现在他被委派前往朝鲜救援，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衣锦还乡。

但朝鲜人对这位有着朝鲜血脉的中国将领并不放心，因为他夸口说了一句话：“我用八千人就能干掉五、六万鞑子，日本人算个屁。”朝鲜君臣一听，心中一阵抽搐。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好像祖承训当初来的时候，也这么说过。有人安慰李昖说李如松是名将，东打女真，北灭蒙古，李昖这时候已经对日本有心理阴影了，忧虑地嘀咕道：“擅长打鞑子，不代表擅长打鬼子啊……”（《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但是现在大军已集，换帅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朝鲜君臣只能暗自祈祷，希望这次来的将军比祖承训靠谱一些。

于是，在打灭了宋应昌和南兵的气焰，喝叱了和谈归来的沈惟敬后，踌躇满志的李如松如愿以偿地把四万大军完全控制在手里，在十二月十六日正式从辽阳启程，并于二十五日抵达了义州。

主帅既动，鏖集在边境的大明军队，也开始陆续渡过鸭绿江。大明的第一次东征军团，就此开始了征程。

当时的朝鲜使者李山甫忠实地记录到他在九连城、凤凰城、汤站等一路上见到的情景：

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排成整齐的队伍，从各地驿道络绎不绝地开出来，旗号多不胜数。整个边境都充斥着人、马匹与装满粮食的大车，军容极盛。而李如松的中军队伍，则是“旗麾旌节极其鲜明，乘轿戴冠，锦衣毛裘，拥卫甚盛，难见其容貌”。至于李如松本人，此时正悠哉游哉地躲在轿子里，跟一群哥们扔骰子赌博（《宣祖实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破有冠军侯遗风。

但令李山甫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大明的火炮：灭虏炮、大将军箭、虎蹲炮、佛狼机炮，还有更多型号他认不出来。李山甫试图数清楚它们的数量，但是失败了，光是他眼前看到的，就有四十多辆，远处还有更多。这些巨大的钢铁怪物被骡马拖曳着，炮口用稻草与布幔蒙住，排成一条长龙碾过被冻硬了的辽东土地，安静地向着朝鲜进发。（《宣祖实录》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些火炮都是宋应昌殚精竭虑从全国各地调拨而来的，编入明军序列。他和薛藩一样，仔细地研究过日本人的作战方式。薛藩认为，反击日本人的战术应该多多准备藤甲、鸟铳，与之针锋相对（《天使薛藩留行在一日还朝》）；但宋应昌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觉得对付日本人的铁炮战术，没必要跟他们针锋相对。

他们用枪，咱们就用炮！

尽管日本人也管自己的武器叫做铁炮，但很快他们就会知道，同样是“炮”，威力与射程却是天壤之别。后来的战争进展证明，宋应昌是有远见的，明军的远程大炮成为了日本人的噩梦，成为明军最为锋利的一柄武器。

这些大明的精锐军队渡过鸭绿江时，担任渡江总指挥的袁黄正站在岸边，注视着人如虎、马如龙的长长队列，激动到不能自已。这位老人从年轻时就与倭寇结下血海深仇，转眼这么多年，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以大明铁骑去剿灭日本鬼子。

在凛冽的寒风中，袁黄对着明军的队伍振臂高呼：“此汝曹封侯地也！”

万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提督带领四万明军抵达义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热烈欢迎。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恭维，李昖还特别赐了一把宝刀给李如松以及麾下三员大将杨元、李如柏和张世爵。李如松则请李昖检阅了大明的无敌军团。

李昖为了让李如松感受朝鲜人民宾至如归的热情，还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相传义州自古以来就有几句歌谣：“莫佐理坪。尽为江水所破。当有白马将军。从马耳山出来。”这几句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莫佐理坪是义州城西边靠近鸭绿江的一片农地，靠近麟山堡与统江亭。鸭绿江的河道逐年南侵，逐渐侵蚀了莫佐理坪的土地。而在这段鸭绿江的对岸，恰好是一座叫做马耳山的高山。更巧的是，李如松提督渡江而来，恰好正是骑的白马，古老的民谣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验证！

真是难为了朝鲜君臣，为了讨个好彩头，编出这么一个蹩脚的歌谣。不过还有比这歌谣更蹩脚的，有人还为李如松的渡江还赋诗一首：

〖将军一处电光飞，白马金鞍赤锦衣。

玉节高临云外迥，天戈遥指日边归。

胸中韬略全无敌，帐下雄兵藉虎威。

鸭绿江头雷鼓震，东人加额望旌旗。〗

说实话，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后人有诗赞曰”的水平。（《再造藩邦志》）

不过拍马匹这种东西，怎么都不嫌多。李如松被朝鲜君臣围在当中你一句我一言地夸奖，心花怒放，虚荣心是蹭蹭地往上飚。

李大提督被捧得高兴了，也懂得投李报桃。他一挥手，公布了明军的作战时间表：万历二十年二十五日渡江，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攻克平壤，二月份收复汉城，三月份解放朝鲜全部领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是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日军此时在朝鲜尚有十几万人，以四万明军的实力，要恢复全部领土实在是件有难度的事情。

可李如松正在兴头上，大手一挥，又拿出了一份更大胆的计划：他想绕过平壤不打，找一条偏路直插汉城。这个计划带有鲜明的李如松风格，他在辽东作战时，就很喜欢轻军暗出，直捣敌巢，这次还想故伎重演。朝鲜人听了就晕了，赶紧说提督大人，这个这个……我们朝鲜多山，不利于行军，提督大人您喝高了……李如松这才打消了念头。

明军最终的作战计划，是由袁黄完成的。就在李如松在义州兴高采烈地喝酒赴宴时，这位大明才子正在辽东苦心孤诣地盯着朝鲜地图发呆。

袁黄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发现日军自从去年之后就一直收缩在平壤附近。于是，他决定让明军走祖承训的老路，即从义州至定州、安州，然后进抵肃宁、顺安，从西侧发起对平壤的进攻。这条路基本是直线，路面比较宽阔，沿途驿馆、兵站设施相对完整，无论是行军还是运输辎重都比较方便。尤其是明军还带了许多大炮，如果不走大路，翻越朝鲜的崇山峻岭将是件极其艰苦的任务。

朝鲜方面负责接洽与筹粮的官员，此时仍旧是柳成龙。他派人去问袁黄，这次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他得准备粮食。

那么大明到底来了多少人呢？

下面这张表，是这次大明援朝军团的将领与所带兵数名单。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统计并详细罗列出来，除了研究用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后世之人不要忘记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为了中华安危而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他们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只能以数字来代表的士兵，即使成为了数字，也不该被湮没在故纸堆中。

经略　宋应昌

赞画　刘黄裳　袁黄

副总兵　刘綎

指挥　吴宗道　谭宗仁

守备　熊正东

辽东都司　张三畏

千总　李大谏

参将　胡泽　谢用梓　宋大斌　杨五典　马世隆　黄应（日易）

提督总兵官　李如松

副总兵　佟养正

副总兵　李平胡　骑兵一千

副总兵　王守官（臣）

骑兵三百

参将　张奇功　骑兵一千

参将　高澈　骑兵一千

参将　方时春　中军

游击　赵文命　骑兵一千

游击　施朝卿　骑兵一千

备御　韩宗官　旗鼓官

户部主事　艾维薪　粮草

左协大将

副总兵　杨元　亲兵两千

中协大将

副总兵　李如柏　亲兵一千五百

副总兵　王有翼　骑兵一千两百

副总兵　任自强　步兵一千

副总兵　王维贞　骑兵一千

参将　李芳春　骑兵两千

副总兵　孙守廉　骑兵一千

游击　钱世桢　骑兵一千

副总兵　查大受　步兵一千

游击　周弘漠　步兵一千

参将　李如梧　骑兵五百

游击　高升　骑兵一千

参将　李如梅　骑兵一千

游击　高策　骑兵两千

参将　杨绍先　骑兵一千

游击　戚金　步兵一千

参将　李宁　步兵一千

游击　方时辉　骑兵一千

游击　葛逢夏　骑兵两千

游击　王问　骑兵一千

右协大将

副总兵　张世爵　亲兵一千五百

其他将领

副总兵　祖承训　骑兵一千　楼崇政　李郁

副总兵　吴惟忠　步兵一千五百　郑有如　胡鸾

游击　王必迪　步兵一千　周易　李杜

参将　赵之牧　骑兵一千　吴希汉　傅廷立

参将　骆尚志　步兵一千　毋承宣　李有升

参将　张应仲　骑兵一千五百

参将　陈邦哲　步兵一千

游击　谷燧　骑兵一千

游击　梁心　骑兵一千

上表将领、兵力、编制等数据，系综合统计各方记载而来，截止日期为十二月七日。资料出处：《象村集》卷五十七：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一，万历二十年八月壬辰；卷二百五十二，万历二十年九月甲子；《两朝平攘录》卷四，日本上；《宣祖实录》卷三十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丙寅；《宣庙宝鉴》卷八，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十二月；《再造藩邦志》卷二，壬辰十一月；《乱中杂录》一；《朝野佥载》卷二十七；《国朝故事》二；《考事撮要》上；《平壤续志》二古事。

这是大明第一次东征的作战序列，再加上后续部队与义州守护部队，明军入朝的总兵力达到了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名。不过实际上这些部队里始终有部分作为预备队的存在屯于辽东和朝鲜边境附近的据点，譬如义州等，真正进入一线作战序列的，大约是四万。

如此庞大的兵力，带给柳成龙的除了震撼与惊喜以外，更多的是头疼。他没法不疼，上次祖承训三千人入朝，已经把柳成龙折腾得上吐下泻差点没病死在床上，这次是四万多人，简直是要人命了。→文·冇·人·冇·书·冇·屋←

这几天里，在柳成龙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么多人和马匹，他们吃什么？

姑且不算朝鲜军自己，单是四万明军的补给消耗，便是一个极其可怕数字。朝方在十月二十六日确知明军来援的数量后，算了一笔细帐：一名明军士兵一天要消耗一升五合的粮食，一匹战马要消耗豆料三升。明军总兵力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人，战马两万六千七百匹，合计一天要消耗大概七百二十石粮食和八百零一石豆料。如果要支撑两个月作战，便要粮食四万三千两百石，马豆四万八千多石（《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明军骑兵共计两万五千三百人，但还有五千亲兵没有标明军种，这批人也大多是骑兵，因此这个计算只是按骑兵数算的单马消耗，实际上辽东军团相当部分骑兵是双马配置，相信马豆真正的供给不会少于六万石。

更要命的是，这个数字还是按照大明的度量衡来算的。大明十斗为一石，而朝鲜则是十五斗为一石。大明一升五合的白米，折算成朝鲜度量，是二升七合，接近一倍的差距——也就是说按照朝鲜的标准，明军的消耗还要翻番。

而此时朝鲜的全部存粮是多少呢？他们把各地粮仓的底儿都扫了一圈，连来年种粮食的种子都凑出来了，一共攒了五万石粮食，三万石马料。这点存底打一场速度战勉强够用了，可一旦进入相持阶段便会出现大麻烦——这还只是针对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如果把其他军团也考虑进来，形势则更加严峻。

大明对于朝鲜的窘迫境况心知肚明。很早之前，宋应昌便下令所有赴朝部队都在辽东集结，当地就食，不要去消耗朝鲜为数不多的存量。这本来是为朝鲜着想，可朝鲜人却根本不领情，心急火燎地催促明军尽快出兵，尽快出兵，宋应昌反问他们你们粮食准备怎么样了？朝鲜人立刻支支吾吾，不肯说准话——他们心里打的好算盘，只要明军尽快夺回平壤、开城便好，至于会不会饿死，到时候再说！

朝鲜友人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态，让宋应昌十分厌恶，也让他对朝鲜的存粮状况有了警惕心，特意筹措了八万石粮草搁在边境，准备等到李如松入朝时，让部队随军携带，以备两个月之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招救命棋。

可宋应昌万万没想到，他绞尽脑汁千算万算，最终还是漏算了一点：朝鲜人的运输能力。

粮草和辎重不会自己走路，必须要有足够的运力相匹配，才能够发挥效用。当年诸葛亮北伐中原，汉中的粮草堆得快要溢出来，但死活运不过秦岭，最后也只能粮尽退兵。

祖承训来的时候，一是总兵力只有三千人，消耗不算大；二来正逢夏季，水路畅通，所以朝鲜人应付起来尚是游刃有余。但在元月冬季的朝鲜，天寒地冻，河流全都结冰，根本无法利用义州和平壤之间的两条大河漕运，只能依靠人力、畜力走陆路转运。

可这时候的朝鲜人要人没人，要牲口没牲口，甚至连装粮食的布口袋都没有。为了增加运力，他们几乎把附近的男女老幼都征光了，甚至连庙里的和尚都被抄发出来，搞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哭号连天。（《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这种运输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力的匮乏，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除非你能撒豆成兵。袁黄意识到这个致命缺陷，赶紧给宋应昌打了一份报告，提议说让明军暂时使用朝鲜当地的粮食储备，腾出有限的运力来，先把最重要的大炮和军火物资运到前线。（《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即便如此疯狂地压榨民力，运力还是不堪敷用。明军的大部分粮草与辎重，都积压在了义州边境，无法及时运抵安州集结地点，更不要说跟随主力前进了。对各路记载的统计表明，截止到一月七日平壤城开战时，明军的粮草尚有一半搁在义州，另外约百分之二十五搁在安州，真正送上前线的不过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万历二十一年初一月六日，李如松的大军已经迫近距离平壤六十里路的安定，可运输队却迟迟跟不上去。宋应昌坐不住了，派袁黄渡江亲自去催促。袁黄在朝鲜沿途调查了一圈，发现前线的粮食状况非常不乐观：肃川与安定附近的兵站储备已经见底，后方物资一时半会儿肯定上不来。

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中方反复叮嘱之下，明军特别强调要优先运输的物资里，仍旧有大批火炮与战车滞留在安州、嘉山，与前线主力相隔一百八十里路，肯定是无法赶上平壤城的战事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袁黄顿时急了眼，这是要出大事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有大批明军伤亡，或者干脆退兵。这两个结果无论出现哪一个，大家全得吃不了兜着走。当下他抓住朝鲜人大吼，说我们是为了你们打仗，好不容易进军到安定，现在粮食也没有，火炮也运不来，如果因为这两原因而退兵，这个责任谁来负！（《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柳成龙被喝叱了一顿，知道理亏在己，连忙下令申饬地方，并派了许多官员到各地粮道去督运，把安定附近三县的粮草又搜刮了一遍，这才暂时解除了吃的危机。（《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六日）

但朝鲜的底子实在太薄，而明军又实在太多。柳成龙豁出了老命，也未能改善前线的补给状况。这为之后的战事进展埋下了一个不安定的伏笔。

袁黄比柳成龙更郁闷。粮草运砸了，火炮要是再送不上去，预想中的平壤攻坚战将平添了许多变数，不知那个蛮横的李如松能否克服这一切困难——不过袁黄根本没有时间长吁短叹，因为他这一次来，除了督促粮草，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联军情报管理。

但凡联军，因为来自不同系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联络沟通与配合的问题。中朝联军以前因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龃龉，在平壤城前甚至发生过朝鲜军队逃跑的事情，双方高层对此都心有余悸。这一次的联军规模更大，因此事先更需要明确指挥权、配合方式和通信共享。

大明是宗主国，李如松又是出了名的强势。对于最高统帅权的归属，双方没有任何异议。明军作为主力作战，朝鲜军则负责沿途的配合，这也是得到高层认可的。可到了通信共享这一部分，问题就出来了。

中、朝联军的联络管道一直不甚通畅，反应又不灵敏，对于接下来的战事将会有很大影响。袁黄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大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经过仔细地调研，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症结，在于驿站。

驿站是朝鲜重要的通信渠道，信使通过一个接一个的驿站向前线与后方传递情报，保证让决策者第一时间把握战况。

但朝鲜在久经战乱之后，平安道的沿途驿馆大多毁损，就算是完整的，设施与人员也残缺不全。这导致了信息的严重滞后——当初祖承训在平壤败北之后，朝鲜王室在义州隔了数天时间，才得到消息。明军的军纪也对驿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军部分士兵素质不高，沿途喜欢打骂驿馆的驿夫，甚至抢夺他们财产，搞得很多驿馆的人听到明军的名字都跑光了。

驿站系统的失灵，大大地影响到了联军的作战展开，前方的军情传不回去，后头的命令也递不下来。这种棘手的状况，换了谁来整治都要头疼，但惟独难不到袁黄。他以前在嘉善、宝坻等地抵御倭寇，整顿战备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最擅长处理这种烂摊子。

对于驿站系统的一片混乱，袁黄首先拿明军自己开刀。他下达了严令，不允许他们随意打骂驿站工作人员，违者要军法从事。同时，他要要求驿站工作人员不许乱跑，否则也要砍脑袋。

为了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黄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叫做循环簿的管理办法。（《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

所谓循环簿，就是登记簿。按照袁黄的设计，每一处驿站都备有两册循环簿，一册记来，一册记往。盖有关防大印，并派一名差官坐镇驿馆内。来往信使必须要在循环簿上登记名字，一站一站传下去。比如说一个信使从甲驿站出发，他会在甲站的循环簿上写下名字、时间与差遣；到达乙站后，他会在再次登记一次。信使究竟走的哪条路线，走了多长时间，甚至走的速度有多快，都能通过循环簿一目了然。

循环簿每五天就会统一收上去，交由专人进行核对所有信使的传送记录。如果发现哪一位信使的路线与记录对不上，还必须要召见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询。这样一来，对于信使和驿站，都形成了有效监督，与现代理理论里的绩效考核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袁黄的妙手改造，让朝鲜的驿站系统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机能。循环簿管理体系的效果立竿见影，各地的信息反应速度明显提高，关于倭寇与前线部队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明军参谋部里。

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刘黄裳和袁黄正式向朝鲜发出了一道大明钦差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兵部咨文，这份咨文名义上是发给朝鲜朝廷，但实际上等同于向全朝鲜和日本宣谕的战斗檄文，兹录全文如下：

〖尔国素敦文物，世笃忠贞。迩者倭夷不道，长久荐食，致尔君臣越在草莽，琐尾流离，何其困也。我大明皇帝，念尔二百年来恪守臣节，不惜万金之费，命将徂征。尔国中岂无宗戚受重寄而忠愤熏心，岂无县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岂无忠臣怀主忧臣辱之念，岂无义士萌损躯报国之思。宜乘天威震叠，速招集义兵，各提一旅之师，共伸九伐之志。今倭夷逞强，其势必灭；尔国虽微，其势必兴；试相与筹之。先论天道，则朝鲜分野，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来犯。是我得岁而彼侵之，逆天而行，虽强必弱一也。倭性畏寒，今岁厥阴，风木司天，阳明燥金，为初之气。立春后尙有二三十日，寒气未消，天时可乘二也。尔国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气，郁郁葱葱，如练如盖。旺气在我，势必恢复三也。次论人事，则大国雄兵，如虎如熊。而无敌大炮，一发千步，彼不量力，当成歼粉一也。经略宋，沈机蓄谋，鬼神难测。提督李，一腔忠义，百战余勇，有古名将风。二职素仗忠贞，同心协赞，歼灭此贼，以报天子。合两国之师，驱此穷寇，如振落耳二也。关白强暴，上劫制其主，下虐使其众，天欲亡之，假手于我三也。昨日国王擧动安详，丰姿俊伟，势必中兴。而尔国前后所遣诸使，请兵天朝，诚意恳恻，泪下如雨，庶几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岂终沦困。以顺讨逆，何功不成四也。倭奴所恃鸟铳，然三放之后，卽难继矣。其兵虽多，强者无几，但杀其前一二百人，余皆望风遁去。此皆可胜之机，正志士立功之秋也。天朝出令，不论我国尔国，但有人能擒斩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苏者，每名赏银一万两，封伯世袭。擒获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有名诸酋者，赏银五千两，世袭指挥使。以下擒获，各有赏格。尔国臣民，能乘时纠众，共立大功，旣可以复本朝之社稷，又可以徼天朝之厚赏。以衰国之遗黎，为起家之始祖，岂不畅哉。诸道臣民义兵，已起者便为前进，未起者速为招集，或协力挫其势，或徼其惰归，或继其饷道。诸所机宜，皆听自便。〗

这篇咨文可以视为大明对日本正式开战的宣言，全文写得浩然正气，为大明出兵正名分，申大义，从天象、气候、道义、经济、民心、军事装备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日本必败的道理，甚至连日本人最得意的“铁炮三段击”都贬损了一通。

有意思的是，大明以为秀吉是平氏之后，理所当然应该姓平，既然秀吉姓平，那么手底下的人也都该姓平，结果什么平秀嘉、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鎭信等，全冒出来了。正如《西游记》里美猴王姓了孙，于是花果山一山大大小小的猴子，全都姓了孙一样。

朝鲜接到这篇咨文，十分重视，看得热血沸腾。李昖派了十几名宣传官，带着檄文分批去了诸路，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朝鲜八道，让那些还在艰苦抗战的人们知道，我们距离胜利不远了。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看李大提督在平壤城的发挥了。

第十七章我看到了

就在袁黄等人为了铺平前往平壤之路没日没夜地忙碌时，李如松也开始动身了。

他在义州盘桓了三日，二十八日离开，在行军路上过了个春节，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抵达安州，与等候在此的明军先头部队汇合，完成了后续四万三千大军的最后集结。与此同时，朝鲜军也集结了包括大批义军在内的一万多人，在顺安等待着大明军的到来。（《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于是，中朝联军共计五万余人，摆开架势，开始了正式的反攻。在反攻前，针对朝鲜那些投降日本的皇协军和日占区的百姓，李如松还特意作了一面大旗，上书：“朝鲜军民自投此旗下者免死。”（《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示自己无比的自信。

当时柳成龙恰好也在安州，听说李如松来了，连夜前往位于城南的明军军营拜年。李如松对这位朝鲜的中流砥柱还算客气，给他搬过来一把椅子，让柳成龙受宠若惊。

柳如松此行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李如松了解平壤城防的情况，别像上次祖承训来时一样被人伏击。他从袖子里掏一份平壤地图，给李如松介绍起整个平壤周围的构成和地形分布，李如松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拿朱笔在地图上勾画一番。

柳成龙最担心的是日军的铁炮，当他提醒李如松注意铁炮威力时，李大提督一脸不屑地指了指军营里的火器仓库：“日本鬼子不过是用些破枪，咱可是带着大炮来的。一炮能轰出五、六里路，你觉得日本人能够得着？”

临走之前，李如松取来一把扇子说：“你忙活这么久也不容易，送你一首诗吧。”大笔一挥，扇面上墨汁淋漓，竟是一首七律：

〖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

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

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议跨征鞍。〗

平心而论，作为一名武将，李如松这首诗写得相当不错。柳成龙拿着这把扇子回到安州城，反复玩味，面色凝重，不知是被诗里的雄心所感动，还是在担心又碰到一位志大才疏之辈。（《惩毖录》）

且说柳成龙正在那琢磨着李如松的诗才，忽然外头传来急报，说李提督突然离开了安州。柳如龙顿时心头一惊——他本来跟李如松约好了，等到初四的时候一起上路前往肃宁，与都元帅金命元会面。怎么才一会儿功夫，他就变卦了？莫非有紧急军情？

他探头出去一看，明军主力还在啊。再一打听，原来不是明军开拔，而是李如松自己带了弟弟李如柏以及十八名家丁，急匆匆地离开安州，朝着肃宁方向而去，至于干嘛去了，谁也不清楚。（《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李如松离开的原因很简单，鱼咬钩了。

早在辽东时，李如松用李应试的计谋寄下了沈惟敬一条狗命，打算用在朝鲜战场上对付小西行长。现在大军抵近平壤，是时候亮出胜负手了。

早在自己抵达安州之前，李如松就派了先锋副总兵查大受前往顺安，与日本人接触。查大受到了顺安以后，让手下一位叫金子贵的小校打扮成信使模样，直奔平壤城下。日本守军问金子贵来干什么的，金子贵神气十足地回答：“天朝已经答应了你们的和谈条件，沈游击和李提督马上就带着册封文书抵达，我是打前站的。”

上次沈惟敬离开平壤的时候，对小西行长说的是一月七日李如松会来册封，现在时间刚好。小西行长一点都没怀疑，乐得嘴都合不拢。他的助手玄苏和尚也高兴得满地转圈，文思泉涌，非要写一首汉诗献给敬爱的沈游击，诗云：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

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这诗写得不如李如松，但比朝鲜人写得好。诗人通过四句近乎大白话的赞美，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与对战争的厌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实在是一首好打油。

整个平壤城欢天喜地，仿佛刚刚过去的春节又回来了。在欢庆期间，金子贵趁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把好匕首，跟附近的日本人说想换点油盐酱醋啥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跟他换。金子贵由此得知，平壤城的粮草供应已经窘迫到了一定程度。（《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庆祝完以后，小西行长想起正事，忙问金子贵：“沈游击何时可到？”金子贵回答：“沈游击年纪大了，骑马不慎摔伤了腿，是坐着轿子过来的，所以走的有些慢。”

小西行长一听，着急了，这可太委屈沈大人了！不行，这哪是待客之道，咱们得去接接。他当即点出一个小头目，带上二十三名士兵，还有上次接待沈惟敬的翻译张大膳，组织了一支迎宾队，外出迎接。（《再造藩邦志》；《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八日）

这支迎宾队来到顺安，查大受和另外一名辽东将领李宁早就恭候多时了。张大膳问沈游击在哪儿呢？查大受笑眯眯地说他还有段路，现在天气冷，坐下来一起喝酒吧。

小头目不知是计，带着二十多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酒至酣处，李宁突然面色一边，掷杯为号，帐外登时冲进大批明军。

要说倭寇的单兵格斗能力，那是真强悍。这批人喝的面红耳赤，又猝然遇袭，到了这份儿上仍旧不肯束手就擒，反而拔刀反抗。明军只道这些小鬼子手到擒来，没料到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反抗，一时间也有点懵了。

结果经过一番激烈而短暂的格斗，十五名鬼子被杀死，生擒日本小队长竹内吉兵卫、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和另外一个鬼子兵，剩下的五个鬼子趁乱逃走了。

废物！得知这个结果的李如松勃然大怒：在如此优势兵力和完美圈套之下，居然还让敌人跑了五个，实在是太无能了！这些逃跑的倭寇回到平壤，势必要把这事告诉小西行长，岂不是让他苦心孤诣设计的赚城计划破产么！

他一腔怒火发泄到李宁身上，若不是他弟弟李如柏苦苦相劝，李宁的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

李如松不甘心这个诱敌的任务就此失败，他一面让后方安州的大军尽快赶到顺安，一面把沈惟敬叫过来，让他亲自去平壤城里给小西行长解释一下。

沈惟敬听了李如松的要求，吓得一哆嗦：大人您砍了人家十五个脑袋，都闹出这么大事了，您还让我进平壤城？这跟送死也差不多了。但当他看到李如松阴沉的双眼时，非常明智地把嘴闭上了。

沈惟敬之前就已经十分清楚自己是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有用就留在棋盘上，没用便会立刻被扫地出门。如果他这时候不答应去平壤，李如松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砍死。沈惟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勉为其难、义无返顾地上了路。

他一步三挪地到了平壤城，小西行长看见他以后，当然不可能有好脸色，厉声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沈惟敬在面对李如松时束手束脚，可面对日本人，却马上恢复了骗子本色，牙尖嘴利。

沈惟敬的解释，把责任都推给了汉奸翻译官张大膳，一口咬定都是翻译惹的祸。在两军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大家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会因为翻译一句误译而导致兵戎相见，这事太常见了。

反正那五个逃回来的鬼子不懂中文，那晚又喝的稀里糊涂，对明军怎么翻脸的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情况，还不是沈惟敬两片嘴唇一碰的事。

小西听完沈游击的辩解，当时充满歉疚地说了一句话：“此必是通事两误也。”（《明末纪事本末》）

沈惟敬听完这句，这才舒了一口气，估计那时候他在心里想，老子又撑过了一关，多活了一天。

误会消除了，小西行长又提起册封的事。沈惟敬现在更镇定了，说他生怕出事，为了澄清误会，所以只身紧急赶来来平壤，册封用的仪仗都在后头呢，你派人跟我去接一下吧。

这次小西行长派了内藤如安——就是在朝鲜民间传说里被桂月香杀死的那位仁兄——跟随沈惟敬去迎接。沈惟敬把内藤如安带到顺安，谒见了李如松。李如松没想到沈惟敬能把事办得这么漂亮，在自己砍了十五个鬼子之后还依然能把日本人哄得团团转，心想这个机会可绝对不能放过。

于是李如松对内藤如安大加安慰，什么中日亲善、什么封王封爵，总之怎么好听怎么说，把内藤如安说得五迷三道。最后李如松说册封使者初六即到，让内藤如安回去转告小西行长，把脖子洗洗干净等着授封。内藤如安连连点头，屁颠儿屁颠儿地回平壤城报喜去了。

沈惟敬在一边见了，心中大叹：李提督真神人也，无师自通，竟比我还能忽悠。当下拜服不提。

话说这边厢鬼子被李如松和沈惟敬两人联手忽悠得只等着招安，那边厢明军也已经全部准备停当。

朝鲜军本来集结了一万多人，可是李如松对他们的战斗力并不放心，加上粮草也不够，所以只挑选出了三千人跟随明军前进。

正月初六，李如松大军与朝鲜军三千人齐聚顺安，近五万人虎视眈眈地望着平壤城。而此时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部队，已从巅峰期的一万八千人锐减至一万五千人，还有一部分是朝鲜伪军。其他驻守在中和、黄州等东边的部队，约有一千人。

此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不知道数倍于己的敌人已经大兵压境，还兀自作着美梦。

小西行长这一天很早就起床了，昨天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不由得想起杜甫的那两句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一大早，他把最华丽的日式礼服从箱底翻了出来，披在身上，登上风月楼，伸着脖子往外望去——对了，这栋楼就是传说中桂月香与小西飞“同归于尽”的地点。

领导如此重视，一干手下自然也不能落后，一群大大小小的倭寇也纷纷换上最绚丽的和服，涌上平壤街头，手执花束，准备夹道欢迎大明天使。日本人的品味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崇尚素雅，一方面又特别喜欢花哨，觉得花越多才越正式，所以这一片欢迎队伍放眼望去，个个穿的都象是解放前的农村小媳妇，花红柳绿，粉团锦簇，让人目不暇接。

对于如何“招安”及“册封”日本人，李如松也作了精心地准备。他把明军骑兵部队分成数营，在城外转悠。一旦伪装的册封队伍赚开了普通门，他们就立刻飞速迫近，占领城门。大军随即掩杀入城，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平壤。

这个主意是好的，可是却漏算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日军对李如松的到来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但作为日本百年战国打下来的强军，他们也并非碌碌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日军不辞辛苦地把朝鲜外城外围土地耕作了个遍，全部种上了鹿角，重要地带还搁了不少拒马，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骑兵直接突击到城下。

这下导致明军的骑兵部队无法靠得太近，但他们又不能也不敢离得太远，只好围着城墙不远不近地兜圈子。

这一转，转出了大问题。

小西行长在风月楼上朝西眺望，远远看到一支队伍靠近平壤，看队伍中的仪仗，应该就是沈游击和李提督说的天子敕封使，不由大喜，准备下楼去迎接。

可等他再定睛一看，有点不对劲了！在敕封使队伍的附近，似乎游弋着其他几支骑兵部队，数了数人数，显然远远超过了护送部队数量。再一看，发现那些骑兵队不象是护卫，而且也没有紧紧跟着敕封使，反而围着城墙转悠来，转悠去。队伍里的人个个目露凶光，乱七八糟的长枪大刀倒挎了不少，好像屁股后头还拖着好多门大炮……

“我草，上当了！”

小西行长一拍栏杆，大声吼道。

到了这时候，再傻的人也反应过来了，明军根本不是来册封的，而是来攻城的。小西行长恼羞成怒，立刻传令平壤各处，别搞欢迎仪式了，都给我上城头守城去！

一时之间，锣鼓喧天，不过不再是欢迎的鼓点，而是警报。军令一传到平壤街头，日军原本负责迎接的队伍都有点乱，大家原本都是一副“热烈欢迎”的心态，突然要切换到“拼死抵抗”，这界面不怎么好操作。

好在日军士兵的优点，就是听话程度比较高。经过短暂的混乱以后，大家纷纷把花衣服脱掉，手忙脚乱地爬上城头，拿盾的拿盾，提刀的提刀，架起铁炮和弓箭。当明军的敕封使靠近城门的时候，他们刚刚来得及放出第一枪。

枪声一响，冒牌的敕封使慌忙后退。远处的李如松看到城头上一群人乱哄哄地提刀弄枪，还架起了数扇简易的防箭枪木栅，腮帮子不由得一抽，知道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被人识破了。

要说这个计策，真是个好计策，前期铺垫得也非常到位。如今功亏一篑，要怪的话，只能怪自己的部下演技太差了。

李如松很快就从挫败感中恢复过来。用兵本来就是奇正相合，奇计用不了，那就正攻呗。四万多打两万，数量上明军并不吃亏。

他传令诸军，开始执行B计划。

围城攻坚，是件很有学问的事情。城市的形状、附近的地势水文、城中兵力多寡、军粮储备、指挥官性格，乃至气候变化、周边局势等等，都会影响到攻城策略。每一座城，都有它独特的进攻办法。

明军动作迅速，甫一展开，首先便攻占了平壤西部的药山、大兴山和东部的木觅山。李如松移营药山之上，居中指挥，其他部队缓缓伸展开来，把整个平壤城包围起来。

关于如何正面攻打平壤城，袁黄作为军中赞画，已经拟定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在安州又得到了柳成龙的补充，趋于完备。而李如松本人，刚从宁夏围城战里打完出来，在这方面的资历更有发言权。

袁黄、柳成龙和李如松这三个人，虽然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学历不同，但他们在制定计划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欲攻平壤城，先占牡丹峰。

牡丹峰位于平壤城的北部顶端，海拔九十五米，有一个独立的北城环绕四周。这里是整个平壤城的制高点，上有乙密台、最胜台等数个石质要塞，用条石垒成，十分坚固，能扛住当时最有威力的火炮轰击。要塞三面设有雉堞，堞上有射击孔，射手可以很轻松地躲在要塞里，向仰攻而上的敌人射击，地势易守难攻。

牡丹峰就象是一个俯瞰整个平壤城区的守护神，如果要进攻平壤城，无论如何也要先将这里拿下来。这个教训，是用一千多名明军士兵的血换来的——当初祖承训在平壤城内遭遇伏击，包括史儒在内的许多明军就是被日军在牡丹峰上居高临下射死的。

此时在牡丹峰上大约有两千多人的守军，隶属于第一军团松浦镇信。松浦家是九州出了名的强藩，士兵精于铁炮射技，战斗力十分强悍。这一次侵朝战役中，松浦家担当了第一军团主要的火力输出，是小西行长手里的一张王牌。

松浦家的士兵看到敌人来袭的讯号，立刻打起青白旌旗，竖起大纛，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很快便架起枪炮，冲城外的明军嗷嗷直叫，还挑衅地射上几枪，气焰十分嚣张。

看着牡丹峰上敌人的嚣张嘴脸，李如松麾下诸将都跃跃欲试，表示愿第一个出阵去教训一下小日本。可没想到的是，李如松扫视了一圈，点中的却不是辽东系将领，而是一个外人——吴惟忠。

吴惟忠，字汝诚，是浙江金华府义乌人。在嘉靖三十八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前往义乌招兵，把吴惟忠和其他四千义乌青壮挑中，成为戚家军的最初班底。从此他跟随戚继光鞍前马后，历经无数剿倭血战，亲身见证着戚家军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铁血军团，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后来戚继光去蓟州修长城，又远调广东，吴惟忠都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左右。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病逝以后，吴惟忠接过了戚家军的衣钵，把这支军队的血脉传承下去。这次援朝之战，宋应昌唯恐辽东骑兵不足以应付局势，听了黄应阳等浙兵系的劝说，特意把拥有丰富抗倭经验的吴惟忠调了过来。

吴惟忠和戚家军另外一位将领骆尚志各带了一千五百人，都是正宗的戚家军底子，所用的装备是标准的鸳鸯阵配置：藤牌、狼箲、长枪、叉、刀一样不缺。这个沉默寡言的义乌男子继承了戚继光的治军之道，少说多做，与趾高气扬的辽东诸将格格不入。

李如松派遣吴惟忠的南兵去攻打牡丹峰，有三个理由：第一，牡丹峰是高山，骑兵难以仰攻，只能依靠步兵强攻。吴惟忠的部队是明军步兵序列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二，进攻牡丹峰，可以试探一下日军的虚实。从他们防守的强度，能够大致判断出来他们是打算死守平壤，还是打算撤退。

还有第三个理由，只是李如松难以宣诸于口。他想借牡丹峰这块硬骨头，削弱一下南兵实力——吴惟忠擅自行动那笔账，可还挂在李如松心里，至今还惦记着呢。

对于李如松这个命令，吴惟忠没有作出任何疑问，沉默地接过将令，回去准备。

戚家军挑选任务，从来不问最轻松的，只挑最困难的。他可以战死沙场，但戚家军这块招牌不能丢。

吴惟忠回到自己的营地，吩咐士兵们带好武器，作好打一场血战的心理准备。当他们走出营地的时候，忽然营地外来了一群人。

这群人的装束很古怪，个个留着光头，脖子上还带着佛珠，手里却提着长枪大刀，充满了违和感。为首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僧人，穿着百衲衣，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明军士兵很奇怪：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会有和尚上门乞讨？

吴惟忠慌忙迎了出来，这支部队他可不敢怠慢。带头的那位高僧他认识，法号休静，也叫清虚禅师，是朝鲜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手底下有八千人的特殊军团，号称“僧兵”。

僧兵在中朝日三国都不算新鲜。中国有少林寺，日本有本愿寺，里面的和尚都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朝鲜的僧兵当然也不例外，不但不例外，他们还是朝鲜军里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支。

朝鲜尽管尊奉儒教，可佛教也相当盛行，国内寺院很多。壬辰战争爆发之后，朝鲜各地都有义军涌现，这些释门修行的僧侣们，也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毅然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当时在释门影响力最大、身份最高的，便是这位休静大师。老和尚看日本人实在太过分了，便作金刚怒，果断地站出来号召广大僧人反抗侵略者。他的号召震动整个朝鲜，数天时间里就聚集了八千人，被朝鲜国王封为八道十六宗总都摄，成为了僧兵总司令。

休静大师的僧兵军团别看都是和尚，打起仗来可不是吃素的。在壬辰年的七八月份，休静的弟子灵圭配合着朝鲜义兵赵宪发动了清州战役，硬生生把第五军团的名将蜂须贺家政赶出了清州城，在敌后钉下了一枚牢固的楔子。在随后的第二次锦山战役里，虽然赵宪、灵圭相继战死，但他们强悍的战斗力也把小早川隆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次听说明军要进攻平壤，休静大师亲自率领一千五百名僧兵赶往顺安的法兴寺，与大军会合，要为攻克平壤出一份力。现在吴惟忠受命要攻打牡丹峰，休静大师对大明南兵仰慕已久，主动请缨配合作战。对这个请求，李如松无可无不可，反正是朝鲜人的军队。

吴惟忠与休静大师都是外柔内刚、不擅言辞之人。两个人没有太多言语，就这么平静地并肩站在一起，一起仰望牡丹峰上良久，然后同时说道：开始吧。

他们的军队继承了指挥官的特质，没有呐喊，没有鼓噪，在向牡丹峰的冲锋中保持着出奇的沉默。吴惟忠部与僧兵混编在一起，数人为一组，尽量分散开朝山顶冲去。

牡丹峰上的日军毫不示弱，用火枪、弓箭和滚石拼命反击，一时间山腰一片喊杀。牡丹峰很陡峭，仰攻起来十分吃力。中朝联军向上冲了二十几米，便被峰顶乙密台与最胜台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只能依靠树林掩护，战局一下子僵持住了。

日军除了乙密台以外，还在山腰各处挖了许多土窟。土窟是一种简易工事，在平地挖出一条很浅的战壕，上面用土或者石头筑成一道柧壁，前后涂上泥土，再挖出摆放铳筒用的孔穴。里面藏多少兵，在远处根本看不出来，靠近了便会被火器轰击。

除了牡丹峰以外，日军在平壤城各处都建了无数土窟，放眼望去就象是一丛一丛的蜂窝。

吴惟忠部久经沙场，对倭寇的战术十分了解。他们经过短暂的停留，把手里的藤牌高举起来，悍不畏死地朝上冲去。藤牌可以挡住弓箭，但挡不住铁炮的弹丸。日军纠集优势火力使劲射击，很快明军便在居高临下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纷纷朝山脚下撤去。他们退的十分狼狈，甚至顾不上拿武器，把藤牌丢得满地都是。

日军见状大喜，许多士兵觉得藤牌这东西很好用，追上去想捡个洋落。不料正在他们俯身争抢战利品的时候，四周树林骤然杀声四起，竟是明军和僧兵杀了一个回马枪。猝不及防的日军大为慌张，与中、朝联军绞杀在一起，变成了白刃战。山顶的同伴不敢擅自开枪，火力登时稀薄了不少。

没有了火枪火炮的威胁，这些浙江兵勇近身对付日本人驾轻就熟。很快局面变成了一边倒，这些捡便宜的日军被一一被砍杀，斩去了头颅。

原来这是吴惟忠与休静在进攻前就定下的计策，故意丢下藤牌，是为了利用日军的贪婪进行近身混战，以最大限度削弱山顶日军的火力。

日军遭遇了强力反击后，不敢再靠近了，全都龟缩在两个要塞与一些简易的防御工事里。山顶的火炮不停地喷发，漫无目标地砸在山麓上。

吴惟忠和休静大师正在商议下一步该如何进攻，远处忽然传来鸣金的声音，这是李如松要求撤退的信号。

这一次攻击，目的只是试探敌人虚实。现在牡丹峰的敌人数量摸得差不多了，还额外斩了几十个首级，见好就收。吴惟忠虽然憨直，但还没傻到以为，在没有友军大规模配合的情况下能攻拔牡丹峰。

除了吴惟忠、休静在牡丹峰以外，在平壤城附近各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战斗。李如松不急不躁地在药山上注视着城里的动静，就象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故意四处乱放子，试图从敌人的反应中看出些许端倪。

其中他最关注的，是位于平壤城南的含毬门。负责这个方向的是朝鲜军左防御使郑希贤、右防御使金景瑞，《关西邑志平壤续一古志》里说他们有八千人，但这个数字不大可信。他们的真实兵力，最多就是一千五百人。

八千人这个数字，是朝鲜军集结在前线的总人数，可这里大部分士兵都是临时征募来的，能上战场的并不多。《宣祖实录》里记载：李如松觉得这些人素质实在太差，就在一月五日叮特意嘱柳成龙，让他挑选出三千名稍微懂得打仗的，前往斧山院集结，参与围城战，其他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工作。

这三千人里，一千五百人属于休静大师的僧兵，另外一千五百人，便是郑希贤、金景瑞的朝鲜正规军。后者虽然战斗意志差，但毕竟是行伍出身，比临时抓来的壮丁部队强那么一点。

这两位朝鲜将领的任务是佯攻，但李如松还是高估了朝鲜正规军的战斗力。日军看到是朝鲜军的旗号，居然大着胆子主动出击，从东侧中城的大同门瓮城绕出去，突然出现在朝鲜军的身后。结果朝鲜军大溃崩散，死伤惨重，直到辽东军赶过来支援，这才勉强站住阵脚。

正月初六这一天的攻击没有任何实质成果，除了牡丹峰之战有一次漂亮的反击以外，其他地方都被日军击退。诸将回到大营，心中无不揣揣。尤其是郑义贤、金景瑞两位朝军将领，更是忐忑不安，其他部队只是没取胜，自己可是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败仗。若是李提督嫌他们没讨到彩头，岂不是死定了？

但他们玩玩没想到的是，李如松居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淡淡批评了几句，就宣布解散了。

李如松其实此时心里正高兴着呢。日本人虽然凶悍，但心眼比较实在，有一句说一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从来不藏着掖着。他去年在宁夏打哱拜时，围城数月才摸清敌人的心理，可今天略微那么一攻，日军便竹筒倒豆子把所有战略意图都暴露出来了。

李如松是个骄横的将领，但也是个目光如炬的名将。今日的试探性攻击，让他发现了日军的致命破绽。

而且不是一处，是五处。

第十八章我赢了

李如松回到中军大营以后，吩咐亲兵叫来七个人，他要依次密谈。

第一批来的，是除了李如松之外的明军三巨头：李如柏、杨元和张世爵。李如松要求他们回营之后，让士兵们不要休息，铠甲不脱，火器不封，火绳火药弹丸什么的，都别忙着收起来。

三将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主帅怕劫营啊。李如松说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也没多加解释。

第二波来了一个人，是吴惟忠。李如松把平壤地图摊开来，点了点其中一处，说过两天正式开打的时候，我不要求你攻克牡丹峰，但你跟休静和尚无论如何得把这里拿下来。吴惟忠没明白他的意思，但军令如山，他也没反驳，领命回去了。

第三波是两个朝鲜人，郑希贤、金景瑞一对难兄难弟。俩人以为李如松要秋后算账，谁知李提督和颜悦色，拍着肩膀让他们明天好好打。郑希贤、金景瑞赶紧表示一定比今天打的好，李提督说不用，就照今天的水平打就行。

见完这六个人，李如松把最后一个人叫了进来。

这个人是祖承训。

平壤城是祖承训的伤心地。自从那次失败之后，祖承训在辽东军中的威望大跌，尽管靠着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威望，他没有被一捋到底，但一个军人打了败仗的耻辱，是无法洗刷的。返回辽东后，祖承训被发配到凤凰城里埋头修理盔甲，可在他心里，复仇的火苗一直不曾熄灭。

李如松入朝时，没有忘记这位老部下。他以祖承训有与日军交手经验为由，让他随军出征，官职仍是副总兵。他问祖承训：想报仇吗？祖承训点点头。李如松说好，附耳过去面授机宜，你要如此这般。

祖承训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两眼放着绿光，有如一头饿坏了的出笼猛虎，浑身都散发出要吃人的杀气。

做完这些安排，李如松安心睡觉去了。

主帅睡了，下面的人却不敢睡。他们有将令在身，只得强睁睡眼，伏在帐篷旁、战车底下与营寨栅栏内，望着明晃晃的旗灯打瞌睡。说不定还有人在心里暗骂主帅无事生非。

这一夜都很平静，可到了凌晨三点，异状出现了。

熬过夜的人都有经验，最难熬的时候不是午夜十二点，而是凌晨三点到四点。那时候人最容易疲惫，精神也最涣散。小西行长特意挑选了这个时刻，派了三千人来劫营！

这三千人大着胆子摸到营寨外围，正待动手，却不防营寨里喊杀四起。等候一晚上的明军士兵已经不耐烦了，盼着小鬼子们早点来，打完了好睡觉。现在鬼子们来了，士兵们把一腔缺觉的怒火一古脑全喷射了出来。一时间火焰冲天，万枪齐射，照得天空红彤彤一片。

日军劫惯了朝鲜人的军营，没料到明军的攻击如此强硬，有点不适应。要知道，缺乏睡眠的人脾气特别容易暴躁，何况又是数万脾气暴躁的东北汉子……

这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一个破绽：自大。

从壬辰年四月开战至今，日本人在陆地上还从来没遭遇过大的挫折，过于顺利的战局养出了一伙骄兵悍将。李如松在初六的攻城战中，感受到了日军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尤其是当他看到日军大将高举旗牌，吹着螺号在城内四处大摇大摆地督战时，更确信自己的判断。

李如松也是个骄横的人，对别人的骄横心态十分敏感。他知道，明军在第一天攻城失败之后，耀武扬威的日军一定不会放过夜袭的机会。他对症下药，果然一击即中。

日军丢了大批尸体，仓皇逃回，这时候天也差不多蒙蒙亮了。李如松吩咐各部埋锅造饭，草草吃了顿早饭之后，吹起号角，然后集合出发。

城内的日军如临大敌，初六没打，今天初七明军肯定是要正式开始攻城了，少不得要有一场血战。可他们光听见号角声响成一片，却不见动静。

过了半晌，日本人看到远处一支小部队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平壤西侧的普通门，再仔细一看，乐了。

原来这支军队，正是昨天在含毬门外被杀得溃不成军的郑希贤、金景瑞部。

他们今天也不知吃了什么药，居然鼓起勇气孤军深入。日军在普通门的守军耐不住性子，明军咱们要谨慎对待，对付朝鲜人那还不是跟撵草鸡差不多嘛。

于是当郑希贤、金景瑞部靠近普通门的时候，日军突然大开城门，一群士兵趾高气扬地杀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向朝鲜人奔去。

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开始溃退，他们熟练地丢弃武器与旗帜，转身飞快地奔跑。郑希贤往西逃，金景瑞往北窜。日本人更兴奋了，追着朝鲜军屁股后头猛追。

追着追着，他们发觉情况不太对。一回头，看到两支大明骑兵已经悄无声息地迂回到了日本人身后，把他们与平壤城隔开。旋即朝鲜人也不跑了，和后继跟上来的明军步兵合流，围成一个大圈子。这些追击的日本人傻了眼，直接被包了饺子，死了三十多个。

日军守军在城墙上看得目眦欲裂，却是无能为力。消息传到城内，小西行长有点发愁，看来明军数量不少，战力也很不差啊，心想不如求和吧。他派了个使者去李如松营中，说了一通我国只是想朝贡大明何必刀枪相见的屁话，不如大家先各退开几步，从容商量一下。

没想到，李如松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把撒出去的人马都收拢起来，回营休息去了。这让已经准备好死战的日军有些惊讶。

小西行长一看明军答应的这么痛快，心思又变了，以为这些明军一定是外强中干，迫不及待等着日军谈判。他的小算盘又活动开了：今天晚上再劫一次营看看。于是一月初七晚，小西性长又派了一支部队，去夜袭李如柏的营地。

小西行长的逻辑是：我第一次袭营被你们蒙中了，你们一定想不到我第二天还会来。

李如松的逻辑是：你第一次袭营被我猜中了，你一定会以为我想不到你第二天还会来。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逻辑问题，反正谁猜到的步数多，谁就有胜算。

遗憾的是，这次的剪刀石头布，李如松又赢了。他又猜中了小西行长背在身后的那只手是什么。

于是袭营日军的下场，比昨天那拨还凄惨，被李如柏迎头一通乱打，连哭带喊跑了回去。

李提督早就知道这是小西行长的缓兵之计，之所以假装答应和谈，是他根本没打算在初七那天动手，因为还有一样东西没到。

他在等大炮。

明军这次带来了三百多门大炮和火战车，大大小小什么口径都有。这些火炮以及配套的炮弹、火药、毒药等辎重十分笨重，需要用牛车慢慢地拖着走。明军主力抵达平壤时，大炮还扔在后头拖了一路。袁黄正心急火燎地抽着运输队，催促他们连夜赶路。

一直到了初七晚上，抵达平壤的明军火炮也没到齐，但数量勉强够打一场大仗了。

李如松之所以坚持等到火炮到齐了再打，是因为他在初六发现了日军第二个破绽：弹药匮乏。

他注意到，包括牡丹峰之战在内，日军的铁炮射击密度远远不如之前战报那么大。很多地方的战斗中，日军明明可以铁炮射击，却选择了白刃战。城头上很多地方，甚至使用的是朝鲜伪军的弓手。

这一切迹象表明，日军的弹药储备已经低到了一定程度，除了牡丹峰那种要害地方之外，他们已不敢尽情使用铁炮。没了铁炮的日军，等于是拔掉了一半爪牙。对付这种敌人，用大炮在远处把他们燎成熏兔子是最好的选择。

在火炮辎重队抵达不久，李如松召集了中、朝联军所有将领到中军帐内，说了四个字：“初八，攻城。”

随即他给出了一个十分详细的进攻计划表：

杨元所部进攻位于平壤西侧的普通门。

张世爵所部进攻平壤城东北部的七星门。这一路集中了明军现有火炮数量的一半以上，为明军主攻方向，李如松的中军也设置在这个方向。

在他的左翼，吴惟忠、休静大师与辽东军查大受部组成一个突击箭头，他们的目标是进攻位于北城的牡丹峰。

李如柏所部负责进攻正南方的含毬门、车避门。他的麾下还包括骆尚志的一千五百名浙兵与李镒、金景瑞等一千五百名朝鲜正规军。

明军分成了三个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把半个平壤外围团团包住。

所有人看到这个计划，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疑问：东边呢？平壤的东城出了大同门，直接面向大同江。此时正值冬季，大同江的江面已经结冻，人马皆可通行。如果一点兵都不放，岂不是放任日本人逃走么？

李如松的表情很轻松，逃就逃吧。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事实上，这就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三个破绽。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谈判，李如松已经了解到了详细内容。他注意到，小西行长在谈判中一直在强调，要划大同江而治。这个条件一方面表明日军对东部朝鲜志在必得；另外一方面也表明日军的扩张已到极限，平壤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鸡肋一样的存在，不再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可以拿来谈条件的筹码。

李如松在接下来两天的攻城战里真实了自己的判断，日军是色厉内荏。别看他们摆开一副与城共存亡的架势，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守卫平壤城会带来的损失要大于收益时，小西行长便会弃城东遁。

既然这样，那与其让日军在平壤城里困兽犹斗，不如索性围三阙一更符合明军利益。要知道，李如松的主力是辽东骑兵，攻城战不是他们的强项，追击才是。当日军承受不了三面的强大压力而选择从东边撤退以后，铁骑将尾随着他们一路追杀，这效率可要比强攻城墙要高多了。

有人也许要奇怪，李如松之前打宁夏城，可是围得死死的不留一点缝隙，耐着心思打了几个月。现在到了平壤，怎么改性子了？

这是因为李如松的心里还有另一本帐。宁夏不留一点缝隙围城数月，那是因为在国内，哱拜属于胆大妄为的帝国叛徒，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人都必须要死，双方不死不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而眼下的明军，说白了是在替朝鲜人卖命，因此完全没必要非拼个你死我活，只要能拿下平壤城，那就是皆大欢喜。

不同的敌人，决定了攻城的不同方式。兵法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大概就是如此。

李如松的判断的一点都没错。小西行长现在正缩在平壤城里，一把一把地吃着后悔药。

关于平壤守城事，在日军高层中早就有争议。早在日本占领军接到大明可能会出兵的消息时，宇喜多秀家专门召集了包括小西、黑田长政、福岛正则、毛利吉成等军团长来汉城开会，讨论接下来的用兵方略。

会议开始时，诸将发现，黑田长政毕恭毕敬地坐在一个人身后。这个人叫做黑田官兵卫，是长政的父亲，也是秀吉曾经的军师，他在日本还有个称号，叫做“稀世的名军师”。

黑田官兵卫之前一直跟随宇喜多秀家当参谋，但他对于侵朝战争丝毫不看好，秀吉一怒之下把他赶回国去。现在听说大明要出兵了，秀吉不得不借重他的智慧，又让官兵卫来朝鲜帮忙。

对于接下来的作战计划，黑田官兵卫面对一群小辈丝毫没客气。他的意见是，以汉城作为防守重心，汉城以西沿途大路两侧修建堡垒，节次抵抗。这样可以缩短补给线，从釜山－汉城一线及时出兵援救。至于朝鲜西部，现在夺取的时机尚不成熟。

他这么一说，小西忍不住跳出来了。平壤现在是他的主基地，黑田官兵卫主张放弃朝鲜西部，分明就是要拆他的台嘛。小西行长不顾尊老，直接表示，朝鲜军不足为畏，大明的军队要渡过鸭绿江也不容易。你们想缩回去随便你们，老子是要从平壤打到鸭绿江，在鸭绿江畔与明军对磕。

官兵卫叹了口气，说你跑那么远，万一明军打过来，后方支援不及，你岂不是要孤军奋战？小早川隆景也劝小西行长三思。

面对一位名军师和一位智将的劝解，小西行长听不进去。他和石田三成是一伙，而石田三成跟黑田官兵卫一直关系不睦，所以小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官兵卫给他穿小鞋呢。

会议结束以后，官兵卫给秀吉写了封信，说小西行长这死孩子不听话，早晚要打败仗——结果这封信差点给自己惹出杀身之祸，几乎被秀吉逼着剖腹。小西回到平壤以后，依然我行我素，把官兵卫的话当成耳旁风。

可随着明军进入朝鲜，小西行长发现战略环境不断恶化，缺衣少食，日子越过越紧张。这时他才想起黑田老头子的忠言逆耳，可这时候已经晚了。

他的第一军团，被平壤死死地拴住，附近唯一的友军，只有驻在凤山城的第三军团大友义统、牛峰的六军团立花宗茂和平山的小早川秀包。这三路人马数量不多，大友麾下两千人，立花麾下两千五百多人，秀包的兵力也差不多两千。

这种程度的兵力，最多也只能是接应一下平壤出来的败兵，指望他们解围是难。

现在平壤城成了小西行长烫手的山芋：撤退不甘心，死守呢，不是有困难，是肯定守不住。

李如松摆出围三阙一的态势，正是比着小西行长的心思，给他量身定做的。

且说明军诸部得了将令，分头要去准备。李如松却叫住他们：“兵贵神速，别吃早饭了，灭了倭寇再说！”诸将只得同意。

临开站前，李如松焚起了一柱香，在随军带来的关公像前占了一卦，结果是吉。于是他转过身去，又向全军发布了两道命令。

不许斩首。先登者赏银三百两。

不许斩首，是因为明军习惯于以斩首来计功，士兵们经常为了抢夺敌人首级而耽误了正事。李如松知道这次攻城干系重大，特意叮嘱明军诸部，不要忙着抢功劳，先把城拿下来是正经。

在不同的史料里，李如松提出的赏格很是不同，从最少的三百两到最多的五千两都有。五千两的奖赏显然有点离谱，小西行长的脑袋才值一万两银子；三百两是南军将领在战后向李如松讨要的数量，最符合事实。

这一正一反两道将令，表明李如松对于平壤攻坚战并不乐观，他需要全军都重视起来，专心干活。

一月初八清晨，在经历了两天的试探之后，明军对平壤城的总攻正式开始。

首先发出怒吼的，是明军的炮兵。他们昨天晚上已经进入了阵位，把各种火炮远近摆正，调校好射击角度。随着一声令下，无数炮弹飞过城墙，普通门、七星门、含毬门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日本守军全都懵了。日本虽也有类似的大筒、石火筒，但数量极少，在战场上不占主导地位。象大明这种一次万炮齐鸣的场面，他们从未经历过。

第一阵火炮打击结束后，日军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明军又飞快地把一辆一辆架火战车往前推去。

这种战车的造型，与后世的多管火箭炮非常类似。它的底座是一辆人力木车，车上放着两排共六个长方形的箱子，里面装有一百六十支火龙箭或者毒火箭。这些火箭的引线都被铰在了一起，置于箱尾。操作者只需要把引线点燃，这一百多支火箭便可一起呼啸而出。战车的前方还设有棉帘，可以防御箭矢与铅丸。

几十辆战车被明军推进到至城墙数百步的地方，车头仰起，对准城头一起发射。数千枚火龙窜上半空，划出耀眼的轨迹，蔚为壮观。

日军发现，这些火箭落到城中以后，不但会引燃房屋，而且还冒出一种烟雾。只要接触了烟雾的人，便会头晕目眩，站立不稳。这是大明特制的化学武器，药物暗藏在火箭箭头，遇热燃烧挥发。

架火战车发射完毕以后，飞快地退回阵地。阵地前方埋有铁蒺藜，可以有效地防止敌人步兵与骑兵突进。

与此同时，明军主力开始向城前突击。

在进攻的队伍中，有许多火器小组。他们怀抱着虎蹲炮，身手矫健，旁边还有护卫紧紧跟随。

虎蹲是一种两尺多长的炮筒，筒身用七道铁箍，炮口还伸出两个铁爪。他们冲到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将炮筒放下，铁爪牢牢抓住地面，与城墙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仰角。随着一声声沉闷的轰鸣声，虎蹲炮向城头喷射出无数高速运动的铅子与石块，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砸得血肉模糊。

明军的火器攻势远近交替，一波接着一波，声势极其惊人。日军这一天见到的五花八门的火器，比他们前半辈子见到的都多。整个平壤城都在隆隆的炮声中摇动。

旁观的朝鲜人，看得那叫一个爽啊——开眼了，值回那么多粮草的票价了。在回顾这一天时，他们用沉醉的语调这样描述道：“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响振天地，山岳皆动。大野晦冥。烟焰涨天，旁弥数十里。火箭布空如织，火烈风猛。直冲城里，林木皆焚。”

就在平壤城北、西、南三面同时陷入混乱的时候，吴惟忠、休静大师与查大受的部队不动声色地接近了牡丹峰。

牡丹峰在平壤城的东北角，它四周修有一圈城墙，构成了独立的北城，通过北城南门与平壤城连接。李如松在初六的晚上，对吴惟忠下了一个命令：占领这道城门，切断北城与平壤城之间的一切联络与通道。

吴惟忠不太明白这道命令的用意。因为牡丹峰上的敌人能够独立作战，封锁城门并不能阻止他们用火力支援平壤城。不过他没有提出疑问。

这一天总攻开始后，吴惟忠吩咐休静与查大受分别率部属围攻牡丹峰，自己则率领浙兵精锐直入北城南部。

开始的进攻很顺利，明军铺天盖地的火炮攻击让日军一阵犯晕，防守为之一懈。浙兵很快就突破了外围防线，攻陷了北城南门。

在控制了北城南门之后，吴惟忠还没来得及喘息，就突然发觉自己似乎捅了个巨大的马蜂窝——日本人全疯了。平壤内城一下子冲出了无数武士和足轻，嗷嗷叫着不要命地开始猛攻北城南门。

面对日本人疯狂的攻击，浙兵的压力陡然变大。北城南门的城楼规模很小，他们打下来很容易，现在守起来当然也很难。吴惟忠有点糊涂，不知道日本人吃错了什么药，这地方有这么重要么？至于么？

他不知道，此时日军主帅小西行长正在牡丹峰上督军。明军占领北城南楼，等于是切断了日军半拉脖子，日军司令官和司令部都给孤立在平壤外了，你说日本人能不急么？

这正是李如松发现的日军第四个破绽。

在古代，战场上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所以碰到大规模的战斗，主帅都会选择一处高地，登高望远，便于掌控全局。尤其是守城战，及时看到敌军的一举一动至关重要。

李如松知道，只要明军四面一围，小西行长肯定会往最高处爬。李如松也是作指挥官的，对这种主将爱爬高心态知之甚熟，以己度人，料想不差。

平壤城最好的瞭望地点是在牡丹峰，坐镇此处，四面一目了然。明军一攻城，小西行长一定会选择这里——可问题是，牡丹峰不象别的制高点是在城内某处，而是孤悬平壤主城之外，只靠一个城门连接。这便是日军的致命破绽之一，明军的绝佳机会。

初六的那一次攻击，与其说是试探，倒不如说是李如松在给小西行长作心理暗示。果然在初八这一天，小西行长登上牡丹峰，俯瞰整个战局。

吴惟忠把北城南门一掐断，在主城指挥战斗的宗义智几乎急疯了。牡丹峰上一共才两千多人，如果明军死守南门，同时派大军死力进攻，小西行长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平壤守军也必群龙无首，李如松这是要实施斩首行动啊。

宗义智立刻发动了数次突袭，企图打通通道，接回小西行长，但都失败了。浙兵在吴惟忠的带领下，拼死不退，牢牢地守在南门。宗义智在为难之际，一个粗豪汉子站了出来，大声说我愿意去闯关！

这人叫做国分隼人，乃是宗家的一员猛将。宗义智闻言大喜，挑选了一批精兵，跟在国分后头，再次发动攻击。依仗着日军铁炮的密集火力，国分隼人硬生生从明军阵内杀出一条血路，一骑绝尘，闯入北城，登上牡丹峰。

小西行长正脸色阴沉地盯着明军火炮轰击，忽然接到隼人的报告，当即吓出一身冷汗。他连忙率领扈从离开牡丹峰顶，来到山脚下的南门。

一看见小西行长，吴惟忠顿时意识到了日军疯狂的原因。此时主城日军与牡丹峰日军一南一北，从两个方向发起犀利的攻势，吴惟忠率浙兵死战不退，双方陷入了混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颗子弹十分凑巧地射穿了吴惟忠的胸口，鲜血喷出来沾满了他的小腹。吴惟忠虽然身负重伤，被部下抢了下去，但犹然须发皆张，大声下达着各种战斗指令。一股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我是戚家军出来的人，绝不能玷污了这三个字。

只是主将的受伤，依然影响到了本就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最后在主将重伤、两边受敌的局面下，他们终于难以支撑，只能簇拥着负伤的吴惟忠缓缓退去。

小西行长没敢追击。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只想尽快回到城中。

吴惟忠的奋战，虽然没有达成斩首局面，但并非全无意义。小西行长吃了他这一吓，返回城里以后再也不敢爬高了，而是把登高瞭望的任务交给了宗义智手下一个叫大石荒河助的家伙。这哥们有点混不吝，铠甲也不穿，披了件短衫就蹭蹭爬上风月楼顶。他看到什么，转告给小西行长，小西再做出决定。

这种间接报告的办法，最终害了日军自己。

从战斗开始到吴惟忠退去以后这段时间，其他地方的日军经过适应，抵抗逐渐有了章法。此时不独北城南门，在平壤主城的各处战场，两军都进入了僵持阶段。日军的顽强程度超出了李如松的意料，他们趴在土窟与城墙上，冒着猛烈的炮火与明军展开对攻。明军靠近，他们就往城下浇滚油投掷巨石，明军后退，他们就拼命放箭，用铁炮不要命地疯狂射击。

自战斗开始，李如松就骑马带着护卫们往来于三门之间的阵地指挥战斗。此刻眼见明军久攻不下，李如松大怒，突然之间率着他的百多名扈从，直逼城下，亲自加入了登城攻击的队伍。

张世爵见状大惊，急忙命明军火炮部队迎着日军枪弹向前推进，抵近射击压制日军火力，以保护李如松，避免主帅被日军所伤。主帅如此悍不畏死冲锋在前，明军士兵顿时不要命一般地发起了进攻。

其实城中的日军，此刻也差不多到了极限，他们的人数毕竟不及明军多，各门吃紧，根本无法抽调机动兵力。小西行长皱着眉头看了半天，忽然注意到，七星门与普通门的攻势都异常强烈，可南边含毬门的压力却相对轻松，远没有其他两门那么惨烈。

大石荒河助很快向小西报告了一个情况，说看军装服饰，似乎含毬门那边的攻城主力是朝鲜人。小西顿时松了一口气。朝鲜军的战斗力他太清楚了，别说攻城了，只怕日军只要一开城门，他们便会大溃而走。

于是小西作了一个决定，他把含毬门附近的守军抽调了一部分，补充到七星门和普通门去。

含毬门部分守军调离以后，门前的朝鲜军又开始发动新一轮攻击。在明军火炮齐射过后，他们依仗着遮挡视线的硝烟前进，战战兢兢。城头的日本兵轻松地望着下面的手下败将，计算着这次能干掉几个人，他们连铁炮都不屑使用——朝鲜那些废物，就算靠近城墙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可当朝鲜军队抵近城下以后，意外发生了。

其中数百名朝鲜士兵作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把身上的衣服撕扯了下来。

里面，露出的是明晃晃的明军铠甲。日本人看到为首的一个人，一脸狰狞、面部全是愤怒和无比强烈的复仇欲望。

这人就是得令而去却一直没露面的祖承训。

在初六的战斗中，李如松发现日军对朝鲜军有强烈的优越感，郑希贤、金景瑞攻城的时候，日军甚至敢出城反击。李如松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安排这两位朝鲜将领在初七又进行了一次试探攻击，果然日军又一次开城出击，再次证明了他“日军极端蔑视朝鲜军”的猜想。

这种对朝鲜军极度轻视的态度，是平壤日军的第五个致命破绽。

李如松叫来了祖承训，他知道这个人对平壤日军拥有心结。有时候心理阴影会让人颓废，有时候却可以让人战力倍增。李如松相信祖承训是后者。

祖承训和他的部下换上朝军军装，混在李镒、金景瑞的攻城部队里，此前一直没动，这是李如松埋在南城的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

现在这颗炸弹终于爆炸。祖承训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他自从去年七月以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只有在平壤才能得到洗刷。

祖承训甩掉朝鲜军服，如同一头出笼的猛虎，怒吼着扑向含毬门。在他身后，数百名明军精锐如疾风烈火般席卷而来。倦怠的日军一时间无法适应突然加快的攻击节奏，兵力又不足，含毬门前险象环生。

如果是小西行长自己亲眼观察，说不定会注意到那些“伪朝鲜军”的破绽。可惜他已经被吴惟忠吓破了胆，只敢借助大石荒河助的眼睛来观察——后者是个粗豪武者，视力可能很好，但观察力就不行了。

南方面军主帅李如柏一直在远处观战，他看到祖承训的突然攻击让守军陷入混乱，立刻挥动将旗，命令明军主力紧随其后，千万不可让这个宝贵的战机白白错过。

冲在最前头的，是属于浙兵系统的骆尚志。骆尚志是一员猛将，也是名武林高手，据说他擅用八十八斤大戟，能举八百斤石锁，因此号称“骆千斤”。他带头冲锋，手持长戟挥舞如风，极有声威。李如柏在出发前建议说在城下堆起沙桥，谁知骆尚志大手一摆，说不用，你看着吧。

骆尚志率部冲到含毬门下，正赶上城头的日军被祖承训的突然猛攻折腾得灰头土脸。随即又见从明军阵里腾起数十个黑影，蹭蹭跃至到半空，越过了城墙直朝城里飞去，犹如神兵天降。日军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骇然惊绝、肝胆欲裂，叽里哇啦一阵乱喊，心说这仗没法打了……

慢着，这情景不是武侠小说里头的么？普通人哪有这种本事？

确实，一般普通人真没这种飞入城中的本事，但有一种普通人是有的——死人。

骆尚志在进攻之前，耍了个花招。他事先弄来了不少尸首，套上明军衣服，然后绑到投车上，扔过城头去。那时候爆炸的祖承训已经杀过去了，日军正慌乱之间，又看到空中有无数明军越过城墙飞进城里，心神大震，哪里还能分辨半空飞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浙兵利用这段千载难逢的空窗期，抬来钩梯贴上城墙，下方有人死死固定住。骆尚志一马当先，窜上梯子直朝城头冲去，他身手矫健，眼看只再几下就能登上城头。

谁知快到城头时，一块飞石突然砸来，正中骆尚志的小腹。若换了别人，恐怕这一下便直接被砸下城去；但骆尚志体格极强，硬是生生扛住了这一下。

骆尚志强忍剧痛，翻身登上城头，砍翻周围日军，大呼前进。浙兵见主将如此给力，全都红了眼，嗷嗷地一窝蜂往城楼上冲。上去的明军一脚踹翻日军旗帜，把大明龙旗插上了含毬门高高的城楼。日军被这股势头压倒，惊慌地向后退去。

日军防守这一段城墙的将领是五岛纯玄，他在祖承训、骆尚志的狠狠打击之下，短时间内损失了太田弾正、江十郎、青方新等数位五岛家重臣和数百名士兵——更危险的是，含毬门已不复为日军所控制。固若金汤的平壤城防，终于露出了第一道裂纹。

李如柏大喜，催军前进。骆尚志等人在前头浴血奋战，他们的辽东军在后头忙着砍人脑袋争功——李如松开战前的嘱咐他们全抛到脑后了。

五岛的心在滴血，他的封地不过一万五千石，此次带到朝鲜七百多人，已经是倾家而出，可就这么一会儿，便损失了几乎一半。五岛悲哀地发现，刚才小西行长几乎调光了南城所有的预备队，现在他已经无兵可用了。

南城含毬门的失陷，已经被日军指挥部察觉——没办法，登上城头的明军都开始学骆尚志，把日军旗帜丢下来，换成大明龙旗，一时间含毬门上旌旗飘飘，只要不是色盲都能分清楚怎么回事。

小西行长大惊失色，立刻从七星门的守备部队抽调一部，前往南城支援。

再说七星门攻击的明军，为了保护加入登城部队的大帅李如松，在张世爵指挥下，火炮部队一口气向前推进到距离七星门不到两百步的地方。这个距离非常危险，稍不留意就会被日军从高处打击到，造成大炮和操作人员的损失。可这个节骨眼上，张世爵顾不得了。

明军冒着城头巨石滚油弓箭铁炮的猛烈打击，一面跟着李如松攻城，一面把佛郎机炮和灭虏炮等等全都推了上去。好在这两种火炮都有自己的专属车辆，只需要把炮身抬到车上，再蒙上数层浸湿的棉被，就能构成一个简易的攻城车。

“开炮！”

随着这些大炮近距离的一声怒吼，巨大的炮弹呼啸着砸向城门。随即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传来，七星门的城门楼子竟然硬生生被这种不要命的抵近射击轰碎了。

日本人吓呆了，明军趁机蜂拥而入。张世爵还未来得及高兴一下，就见前方一道影子闪过，他定睛一看，却是主帅李如松又已一马当先，直接突进城去了。

李如松刚冲进平壤城，迎面就是一阵日军铁炮袭来，密集的枪声中李如松翻身落马，生死不明。

他的扈从们大惊，赶紧冲上前去把他抢了回来。大家仔细一看，所幸大帅没有受伤，只是坐骑被打死了。不过由于之前明军曾向城里发射了大量毒火箭，附近弥漫着明军发射过来的毒气，十分危险。李如松被熏得晕晕乎乎的，部下取来毒烟解药让他含住，心说这下大人您该安稳点了吧？

谁知李如松起身换了匹马，一点磕巴都没打，噌一下又窜了出去，继续向城中突进。

随后跟进的张世爵见状，把个李如松恨得牙痒痒的。心道你都落了一次马了，还不老实，这万一哪里再来一阵暗枪把主帅伤了，玩笑可就开大了。他再顾不上指挥，急忙带人去追李如松，谁知道才跑了没几步，又找不到李如松了。

张世爵正要急眼，不远处的地下猛地冒出一个人来。此人灰头土脸一脸是血，犹自大呼前进。听见声音，再一看盔甲的造型，张世爵确认此人正是前一刻凭空消失的李如松李大提督。

原来日本人在平壤城里挖了不少沟堑，李如松冲锋的时候充满激情，结果连人带马绊落进了大沟里，和他一起冲锋的步兵因为速度慢，倒是一个没事，蹭蹭蹭越过壕沟直扑向前。

这是李如松在这场战斗中的第二次落马了。

张世爵一看主帅鼻子都磕出血了，连忙劝他在后头指挥。谁知李如松眼睛一瞪脖子一梗：不退！

不得不说，李如松平时脾气不好很骄横，但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也一样骄横，从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第一次落马是就因冲得太靠前坐骑中弹，这次又是如此——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是好的，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平壤之战因为冲锋在前，他两次落马，死了两匹坐骑，在以后的朝鲜战场上，他这种冲锋在前的落马还会继续下去，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

主帅如此凶猛，部下谁还敢贪生怕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一窝蜂地杀入了平壤。

张世爵刚才为掩护李如松而使出的大炮抵近射击战法，很快被传到了普通门前线。杨元毫不犹豫地如法炮制，几下子把普通门的城门楼子也给轰成了齑粉，门户大开。

于是，平壤城的日军连一个上午都没坚持住，含毬门、普通门与七星门就相继失守。平壤环城防线在李如松一个又一个的狠辣招数和他悍不畏死的带头冲锋下，很短时间内就彻底宣告崩溃。

主城防线既溃，防守牡丹峰也失去了意义。牡丹峰守军纷纷通过北城南门向城内溃退，休静、查大受和失去了吴惟忠的浙兵一鼓作气，登上了峰顶。指挥官松浦镇信狼狈逃窜，他的侄子松浦源次郎——在第一次平壤城攻防战里侥幸生还的那位青年才俊——这次运气没那么好，走晚了一步，看到明军与朝军四面围上来，被迫剖腹自尽。

只不过明军虽然杀入城内，距离大获全胜还很远。

日本人自从上次大败祖承训之后，尝到了街垒战的甜头，在城内各处都造起了沙窟掩体，把好好一个平壤城变成了一个大蚂蚁窝。现在城墙既失，日军便龟缩在这些掩体里，层层抵抗。

明军大部队在狭窄的街道里不易展开，大炮一时半会又拉不进来，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伤亡数字直线上升。南部方面军的李如柏副将李芳春，在巷战中被射中了左脖子，又被毒气侵染，不得不退出了战斗。

李如松看在眼里，有些心疼。这些部队虽说名义上归属皇帝陛下的，可实际上算是他们李家的私兵。这些兵可都是他们多年经营培养出来的，用起来如臂使指，十分珍贵。

“不能让他们在这里白白送死。”李如松心想。

为了迅速占领平壤，同时减少明军士兵伤亡，李如松立刻调整了战术，放出了又一个狠招：火攻。

平壤城的房屋一间接一间地焚烧了起来。这是座充斥着大量木建筑的城池，时值冬季风高物燥，一烧就是一片，顿时把里面的日本人和朝鲜平民都烧成了黑炭。整个平壤城笼罩在一片烈焰之下——事实上，这场大火才是整个战役里造成日军和平民最大伤亡的原因。

李如松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是国内战场，只要自己的部队不再伤亡就好，至于朝鲜的建筑和平民损失，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面对这种呈一面倒的战局态势，各门明军将士无不士气如虹，一片欢腾。可李如松却没显出一点高兴的样子，看神色，他甚至还有些焦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人试图从大同门离开平壤。这说明他制定围三阙一的计划还没实现，这不符合他预先设计的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的作战计划。

李如松认为这是日本人承受的压力还不够之故，他决定再添一把火。于是在李提督的指示下，一股明军精锐迅速形成一个精锐箭头，一口气直插到了平壤城的日军指挥中枢——风月楼。

小西行长当然不知道李如松在打什么算盘。他见全城都飘起了明军旗号，连自己的指挥中枢都已开始遭到明军冲击，心知局势极度恶劣，赶紧逃入了内城的练光亭。他前脚刚走，后脚明军就杀到了。在风月楼殿后的日军还试图抵抗，明军当然不会客气，七手八脚在楼的四面堆上柴草之类易燃品，然后丢了一把火。小西行长的兄弟小西与七郎、从兄弟小西安东尼奥和亲戚日比谷奥古斯特三人，顿时被活活烧死在风月楼上，成了孤魂野鬼（小西行长信仰天主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有教名）。

风月楼一失，小西行长彻底绝望了，大概连剖腹的心都有了。如今整个平壤城三分之二已落入敌手，日军伤亡惨重，逃在内城的不过是数千人的疲敝之师。

就在这时候，一个探子气喘吁吁地跌了进来，报告说明军撤退了！

小西行长、宗义智等人根本不信，明军已经占尽优势，只要再多几轮攻击，必然全城陷落，现在撤退，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哪知道他们涌出去一看，发现明军真的撤了！

原本喊杀声四起的平壤城，突然变得安静起来。远远可以看到明军从北、西、南三门徐徐退出去。日军诸将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

很快，为他们带来解释的人到了。

这人大家都熟，是沈惟敬入城时的日方翻译，前不久在顺安被俘的汉奸翻译官张大膳。

张大膳给小西行长带来了李如松的口信：“我这个人最善良了。今天的仗打得太惨，所以我决定放你们一条生路：要么你们来我的大本营投降，要么赶紧退兵走人。”

小西行长被这突然从天而降的幸福砸晕了，回答道：“我愿意撤退，请别追击。”

李如松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兵，原因其实和他烧城是一样的。

平壤内城非常狭窄，又聚集了数千敌军，密度太大。如果明军要进行强攻，势必变成逐屋逐路的血拼，损失会极惨烈。李如松绝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强攻小西，报的是朝鲜人的仇，死的却是他自己的部下，这笔买卖不划算。如果日本人情愿撤兵，他只要把平壤城拿下，便是两全其美。

他根本就没考虑过日本人会不答应。风月楼是明军施加给日军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如松非常自信，小西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即使他不想或者不敢跑，但只要自己一开口说放他走，他就一定会选择逃跑。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

就算你小西知道我李如松想围三阙一，我就是不想增加自己的伤亡，就是想等你逃跑的时候再来追击杀伤，你也还是得乖乖走上这条我给你规定走的这条路。哪怕明知道是死路，你也只能自己主动走上去。

李如松到了这会，已经把小西算得死死的，一点余地都没给他留。

退一万步，如果日军真的视死如归，回绝了他的要求，那也无所谓。反正平壤的普通、七星两道大门已破，城防也一塌糊涂，日本人根本没时间修复。大不了明军再打一次，再烧一次，就不信那些吓破胆的日本鬼子还能有今日这么顽强。

一月初八的攻城战就这么突然结束了。入夜之后，明军诸部带甲枕戈，安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而平壤城里的日本人却根本睡不着。

小西行长把所有的一军团将领都叫过来，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小西行长告诉诸将，之前有斥候报告，北、西、南三面全是明军营寨，密不透风，只有东边无兵。而且大同江已经冰冻，船开不走，只能步行渡江。

他还苦笑着告诉他们，斥候一直朝东边走了几十里，一个援军的影子都看不着，别指望固守待援了。

有马晴信在白天的战斗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士兵，两眼冒火，气势汹汹地说明军明天肯定攻城，咱们趁着晚上把城防好好修缮一下，利用内城狭窄的优势跟他们好好周旋一下，坚持个几天，说不定援军就来了。

这时候松浦镇信站出来，说有马同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松浦家和有马家的出身差不多，都是从秀吉那里领过朱印通商证的海上豪商，彼此有点竞争关系。

松浦镇信说大同江以东既然没看到援军，肯定是明军把前头的路给截住了。咱们就算等破了天，援军也到不了，白白做炮下亡魂。小西问他该怎么办，松浦拿出地图，指着其中一处道：在凉山的中川，和龙川的南条，都有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驻扎。咱们不如兵分两路，一路去凉山，一路去龙川，明军要是追击，咱们回头左右夹击。到了这两处，我军与黑田的大军合流，回过头再夺平壤不迟。

松浦镇信兜着圈子说了这么多场面话，中心思想其实就两个字：“逃吧。”今天一天，松浦家的精锐全都扔在了牡丹峰上，他已经无法坚持了。

大家觉得松浦的意见最靠谱，有没有余力回头夹击明军再说，反正能逃出平壤城就行——神马都是浮云，活命最重要了。

小西行长扪胸长叹，当初我不听黑田老爹的话，以致有今日一败，到头来还得去求他儿子。

当夜，小西行长打开大同门和长庆门，带着数千残余日军与十日份的粮草渡江而走，告别了这座伤心的城市。他们把冻在江上的渡船全都烧掉了，当做路灯指示。熊熊燃烧的船火照亮了半边大同江，火光映衬下的日军个个面色凄凉，神情惶然。

小西行长还给凤山城的大友义统、牛峰的立花宗茂、平山的小早川秀包都发了求援信，希望他们能来半路接应一下。

日军过了大同江，走了没一阵，忽听一声炮响，路左右杀出三彪人马。左边是祖承训、右边是李宁，中路是葛逢夏。原来李如松料定日军入夜必定遁走，早在此伏下三千兵马。

明军肆无忌惮地杀入日军队列，和他们纠缠成一团。日军已是疲惫之师，可毕竟人数众多，一时间祖、李、葛三将虽杀伤许多日军，却无法阻挡日军主力的退却。只不过李如松伏下这路兵马的目的，本就不是想全歼敌军，他的目的就是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明军只要一路掩在日军身后追杀，就能以最小的伤亡尽可能多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

按照计划，平壤南侧的朝军李镒所部，还有沿途的朝鲜守军应该与他们会合，从各个方面一起截杀日军，谁知道明军已经打了半晌，原本早就应该出现的李镒却毫无动静，不知道去了哪里。

小西行长无心恋战，被三路明军斩首三百五十九级后，仓皇东顾。

李如松这一夜也没睡，他一听到前方传来敌人逃遁的消息，就一方面组织入城，另一方面派出部队从后陆续追击，一股股明军不断地撒了出去。

当李如松听到李镒等人放任敌人逃跑，既不汇报，也不配合明军，顿时怒了，把李朝的陪同使韩应寅喊来，狠狠道：你们的部队不听我指挥，耽误军机，这事没完。

韩应寅吓得赶紧说这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回头上报尹斗寿，撤了李镒的职务。而后来接替李镒的人选，则是柳成龙一直反对的那位李薲……

关于李镒这路人马，朝鲜方面的记载和我们这里说的情况，完全不同。

朝鲜方面记载说，由于李如松下令把原本埋伏的李镒人马给撤了回来，这个错误决定直接导致小西得以全身而退，以至于明军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已撤出平壤，这才赶紧派部队去追击，李如松还因此无理指责朝鲜军不配合、不出战。

也就是说，朝鲜方面不但不承认李镒没按照李如松布置出战的指控，反而倒过来指控因为李如松的错误指挥，将李镒部队撤掉，才导致了小西行长的顺利逃跑。

这些记录的态度，非常成问题。

首先是在第二天早上，小西已经跑到了龙泉城，如果明军这个时候才追，哪怕是长了飞毛腿都追不上了，双方绝无可能发生战斗。但龙泉城的黑田所部早上却和追击小西的明军干了一仗，这说明追击明军一直跟着小西行长在打追击战。朝鲜方面所谓的明军到早上才发现小西跑了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另外，由于小西部队撤走是得到了李如松同意的，根本不需要悄悄地走，所以他走时放火焚烧了被冻住的船只来当路标，大同江上火光熊熊，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明军怎么可能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日军遁走？朝鲜方面所有的这些说法，显然是文过饰非，无非想为朝方的失职开脱而已，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就是从事后朝鲜罢免并且要将李镒进行审判这一情况看，显然朝鲜是承认李镒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朝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但李如松在天黑前撤掉李镒这一路人马，这应该是真的。从上面这些情况判断，我们猜想他撤掉这路埋伏的朝鲜军队，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即使放着李镒这路人马，以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和一贯表现，拦不住小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所以这支部队的去留对战斗本身没什么意义。但要命的是，朝鲜军队极可能又搞一次全线败退，光这样倒不怕，就怕他们夜里溃败冲乱明军阵地，或者是日军因此把士气又给提起来了，那就麻烦大了。

二是在城外放着这路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人马，战局凭空多了无数变数。万一朝鲜军队出击时机不对，导致小西受惊改变方向，甚至于干脆又缩回平壤城去不走了，李如松可就冤到家了，到时候能活活气死。朝鲜军队甚至有可能故意这样做，这点是李如松必须要防范的。

三，李镒部队出现了异动——也就是说，李如松并没有让李镒去埋伏，李镒部队的埋伏是朝鲜军的自主行动，不符合李如松的战略，因此必须将他们撤掉。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最大的。

因为无论朝鲜还是明朝的记录，都只有李如松撤掉李镒这路的记录，而没有他指派李镒的记录。李如松自己的行为虽然经常有点愣头青，但他的战场指挥风格却很细腻，在这种事上他绝不会漏算什么。

小西所部已经破胆，且对李如松放他们走的动机必定非常疑惑，撤退时会十分警惕。只要在准备或者刚出平壤的时候，前方有什么迹象显示异常，小西非常可能缩回去，李如松接下去就会被迫和小西死磕。而李镒和柳成龙这几位，是坚定的主战分子，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搞出什么小动作来，十分正常。

不要说不可能。要知道，朝鲜君臣从头到尾可都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才能让明军和日军早点死磕、决战，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从来就没断过这念头。至于明军死伤多少，他们才不在乎。这从朝鲜方面的各种记载上都可以看见极明确地表述。像这次平壤之战结束后，朝鲜君臣对李如松最大的意见，就是他放跑了小西，在可以包饺子的情况下，没有把小西给包饺子——死磕小西，死的又不是朝鲜君臣，甚至都不是他们的士兵，他们当然乐意了。

所以一旦出现可能让明军和日军死磕的机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李如松这一路杀奔平壤，要不是宋应昌事先防着朝鲜人，自己屯了一批粮草，袁黄那老儿又在大军后边一路逮谁抽谁，朝鲜人真能干出只准备到平壤的单程粮草这事来，到时候李如松就是个有进无退的局面，只要一退，非饿死在半道不可。

事实上，在平壤战役后，明军向后方输送伤员时，就真出现了伤员沿途吃不到饭喝不上水的状况，可见这绝非李如松多疑。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缺粮局面，李如松后来才急于向前推进，因为他要攻占龙山粮仓解决吃饭问题。

无论上面那一点，都是李如松绝不允许发生的，所以最好的安排就是干脆撤掉这路军马，等日本人完全撤出平壤后，由明军发动追击战，再让朝鲜军队跟着明军打打顺风仗，确保自己的战略意图能百分百实施，不会有妖蛾子出现。哪知道朝鲜军队居然很干脆地彻底退出了战斗，不知去向。

李大提督看似威风八面，肚子里其实辛苦得很。他不但要算敌人，还得算自己人，时刻提防友军使阴招逼迫自己和日军死磕。这一仗下来，身上固然带了不少伤，心神更是劳顿不堪，所谓身心俱疲。而几位朝鲜大帅，个个囫囵滚圆完好无损，打下平壤后更加红光满面不说，居然还企图搞小动作，被自己阻止后更以拒不执行自己命令的行为来抗议，李如松当然勃然大怒。

也因此这种怒火之盛，才会达到即使朝鲜国王出面还依然摆不平，最后只能把李镒撤掉并押送后方进行审判的程度。我认为这种小题大做，恰好说明这是李如松在借题发挥，不然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为了这点事连人家国王的面子都不卖。
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3 最后的荣耀1944

再说小西行长连夜狂奔，比来时更快，再次上演了一出生死时速。小西途经中和、黄州，可这两处的日本守军听到平壤隆隆炮声，早已逃散，还被当地的朝鲜义军追着捅了几刀。当下他不敢有丝毫停留，直奔凤山而去。这里有大友义统驻扎的数千人，可以为他们抵挡明军的追击。

凤山距平壤有五十里，小西跑了半夜才跑到地方。到了凤山城以后，他本以为能喘口气，结果一看城头，差点没气死。

大友义统这个没义气的混蛋，居然收拾东西自己先跑回汉城去了！

大友没法不跑，他手底下一共才两千人，万一明军倾巢出动追击小西部队，他这点兵根本抵挡不住。

后来小西行长才知道，就在大友义统逃跑的同时，六军团在附近的两员将领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平山的小早川秀包听说平壤城溃，也是二话没说就撤退了；只有立花宗茂还算讲义气，主动西迎，他的好哥们岛津义弘还特意派了有马重纯等数百人从金化城赶来支援。立花带着这三千多人勇敢地跟追击明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直到听说小西行长去了白川，才撤回来。

战后大友义统因怯战而被没收封地，下场凄凉；小早川秀包却因为养父是小早川隆景，关系硬，得以幸免。

凤山已经空无一人，小西行长也不敢久留，强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夜奔。一直到了九号早上，才赶到龙泉城。这里距离开城已经不远，守卫龙泉城的是黑田长政部下小河传卫门，他接下小西行长，派遣生力军截住了因一路追击已经同样疲惫不堪的明军。

至此，平壤攻防战这才算告一段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从初六开始，历经三天鏖战，终于以小西行长东遁、李如松入城而告终。

是役的伤亡人数，历来众说纷纭。

首先是日本人的记录最不可信。居然声称第一军团在平壤守军只有五千人，而明、朝联军的总兵力是二十万……要是真有这么多兵，一人吐口口水就可以把平壤城淹了，还用得着李如松这么费劲？

中方的记录也有问题。宋应昌向朝廷报捷的杀敌数是两万日军。这个数字相当于平壤城以及和州等地的部分守军之和，显然是夸大的，应该是为了哄皇帝开心编造的。

实际上，平壤之战的官方奏功记录里，日军被斩的首级为一千两百八十五颗，夺马两千九百八十五匹，倭器四百五十二件——要注意的是，这一千两百八十五只是阵斩的首级，并非日军全部阵亡人数。

整个平壤城战斗中，真正的近身白刃战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牡丹峰战场附近。日军大部分战斗伤亡，是由明军的火炮轰击、毒火箭攻击造成的，不少日军士兵死无全尸——尤其是在入城巷战之时，明军为了反制日军的土窟战术，在城内大肆纵火。

平壤多木屋，相距又近，经常一焚即连绵数十间。《宣庙宝鉴》里说“悉烧房屋，众贼逃窜被烧者约一万余名，臭闻一十余里”，足见火势之大。根据事后朝鲜官员描述，平壤城被烧的状况相当凄惨，城里的民居官舍全都烧成灰烬，大同馆、清华馆等处衙门全数破毁，永崇殿干脆被烧得只剩个台基，大同门楼、练光亭、镇西阁、风月楼等名胜也被烧成了断垣残壁（《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后来明军入城之后，甚至因为没有地方住而露宿街头，冻得苦不堪言。《宣庙宝鉴》此处，透露出了朝鲜方面认为平壤战役的杀敌数：约一万余名。

《两朝平攘录》里的记录，和明官方奏功记录里获得日军首级数差不多，是一千六百四十七级，略多一点，这应该是把大同江以东追击战的那三百五十九个首级也算进来了，不过和其他不少中朝记录一样，这里也特意提及了此战中敌人被“熏、溺死者十倍之”；而《皇明实录》里则说“余死放火反从城东跳溺者无算”、“焚溺死者万记”，等等。

无论中、朝哪种记载，都暗示日军的伤亡在一万以上。那么，到底日军的伤亡有没有这么大呢？

日方记录在正面描述平壤之战的时候，刻意夸大敌人数字，降低己方损失，其程度近于笑话。但在《秀吉谱》、《黑田家记》和《征伐记》等史料中，对小西军团返回汉城后一段时间里的具体记载，却透露出第一军团伤亡相当惨重的真相。

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

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第十九章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

“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勒令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照顾明军伤员。大明方面的后勤官们也全都急了眼——前方武官拿下了平壤，朝中接了大捷报告，这个时候如果后方文官连伤员都保不住，真是后患无穷。一旦辽东军团随便哪位将领因此发难，文官们就全完了。因此户部主事艾自薪甚至不顾会引发外交问题，以联军司令部的身份连续杖责了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和义州牧使黄进三名朝鲜高级官员……（《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如松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他不得不进。

后方没粮，那么就只能去前方找，前方有开城与汉城。汉城附近的龙山仓里就储积着大量粮草，只要占领汉城，补给危机迎刃而解。

更何况，李如松也不太想留在平壤，整日面对着南军将领怨愤的眼神。

就在平壤城陷落的第二天，他的弟弟李如柏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做了试探进攻。初九日李如柏进占黄州，初十抵达人去城空的凤山。随即李如柏又带了一百多名家丁，前往查探釰水，结果没找到敌人，只得回到凤山，旋即进据平山等地。

初十一日，李如柏所部开始进攻驻守白川的黑田长政军团。小西行长在此前劝黑田长政一起走，黑田长政说你们先走吧，我一枪不放就撤退，实在说不过去。小西行长只能先自己撤退。

日方资料《黑田家记》里说一月十一日进攻白川的明军共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除去之前的损失和平壤附近诸城的驻留部队，明军此时能动员的兵力总数，大概也就是三万多人，不可能在十日全扑向白川。按宋应昌在《报石司马书》，也就是给石星的信中所说，明军此刻有三部未到朝鲜，既后来播州叛乱的杨应龙带的五千人，刘綎的川军五千人，而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人又留驻防虏，因此明军在朝鲜的数量为“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所以满打满算，能够给李如柏的进攻兵力理论上最多能有一万人，但鉴于当时平壤的粮草储备及明军状况，我认为很可能有七、八千就不错了。

此时黑田长政在白川只有六千多人，只及李如柏兵力的一半多，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仗。

在江阴寨，明军首先遭遇了黑田所部粟山四郎右卫门的殊死抵抗，互有伤亡。当李如柏的先锋部队突入到白川城下的时候，黑田长政集中了优势铁炮兵力，猛烈还击。明军唯恐伤亡过大，遂后退结营，双方转入相持。

但是这种相持肯定不能长久。明军的主力军团已经在路上，当大明的火炮部队赶到，以白川这种小城的城防，恐怕比平壤还惨，连一个上午都支撑不住。

但黑田长政也是个牛脾气，就是不走。

不肯走的不只是他，还有第六军团的军团长小早川隆景。这个老头子驻屯在白川以东的开城，可战之兵有一万人，自忖也能与明军掰掰腕子。

他自诩为智将，却屡屡在朝鲜吃瘪，老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决定在开城跟明军打一仗，挽回自己的声誉。

他们不走，自然有人叫他们走。

平壤失陷之后，日军汉城总部相当震动。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商议之后，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命令平壤以北的日军全部集结到汉城。

可如今黑田长政和小早川隆景这两个犟种不走，会严重影响日军的行动计划。秀家没办法，只能请安国寺惠琼前往游说。

安国寺惠琼是个和尚外交家，口舌灵便。一月十四日，他先去找黑田长政，劝他早日退回汉城在宽阔地域与敌人进行决战。长政脑袋摇的像是个拨浪鼓，说看到敌人就跑，别说个人名誉了，国家都会因此而遭遇耻辱。安国寺惠琼在长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开城找老上级小早川隆景。

想不到隆景的回答是：我自从渡海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与明军交战而死，也算老兵死得其所！

安国寺惠琼无功而返，秀家只得又请出了大谷吉继前去游说。

大谷吉继是三奉行之一，身份尊贵，朝鲜战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他与石田、增田两位奉行与秀家的认可，才能执行。对待大谷，隆景不可能像对待自己老部下那么不客气，不能拂了人家面子。

经过一番劝说，隆景最终同意退回汉城，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吾见其进可进，子等指挥令诸将为后继。”意思就是，我如果觉得能打，就掉头来打，你们还得帮我。对于这个要求，大谷自然是满口答应。

小早川既然要退，黑田长政在白川坚持也没有意义，也随即退去。李如柏见敌人主动撤退，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白川城，并在一月二十日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开城。

李如柏还想一鼓作气渡过临津江，结果到了江边看到对岸有三、四千日军。日军也看到李如柏了，很快派来一个朝鲜妇女，对翻译官说这些日本人急着回汉城，因为明军追得紧，才在此驻营。如果你们追击能稍微慢一点，日军会自行退去，这样两家就皆大欢喜。

李如柏此时正气势如虹，压根没听这一套，下令杀过江去。但他忽然发现日军动向诡异，又担心临津江冰面不牢固，为求谨慎，他马上又取消了渡江的命令。李如柏派了几个斥候，去看看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斥候很快回报，日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一万六千人，恰好是小早川隆景和黑田长政当时的合兵之数。他们刚刚撤离开城，正在一肚子不情愿地朝汉城走去。恰好明军追将过来。隆景偷偷摆了个示弱的阵势，只要明军冲过来，便有借口回军一战。可惜李如柏不上当，隆景只得悻悻离开，心头愤恨不已。

李如柏暗自庆幸，他派了李宁、张应种两员大将带了六千多人，尾随日军渡过临津江。在距离临津不远的坡州，明军与日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斩杀数十人，其他日军逃回汉城。李如柏建立起一个前进基地，然后火速派使者通知平壤的李如松。

消息传到后方，朝鲜一片欢腾。坡州的进驻，标志着敌我的军事分界线已经南移到了临津江。至此，朝鲜的黄海、平安、京畿、忠清四道、平壤、开城两终于全部光复，回归李朝治下。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所有人都认为彻底赶走侵略者计日可待。可真实情况是，日军是主动放弃这一片统治不稳固的区域，除了平壤之战以外并未损失太多有生力量。而且随着日军退却和明军的追击，两者之间的补给优势悄然发生了转换——可在这个时间点，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隐忧。

黑田、小早川他们两个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汉城，发现其他人早就在等他们了。除了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的一万三千人仍旧留在咸镜道以外，日军在此地的总兵力约为四万，与明军总兵力大体相当。

小早川隆景想打仗没打成，带着一肚子情绪到了汉城，死活不肯进城。秀家派人来劝，老头子瞪起眼睛，说明军马上就打来了，我在外头准备迎战还方便点，进城干嘛。诸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城里，讨论如何守城。隆景拼命唱反调，说咱们这么多人这么点粮食，死守就是个死！明军从平壤出发，路上需要花十天时间，士气肯定大不如前。现在不痛痛快快进行决战，还守城干毛啊！

他的意见得到了少壮派的赞同。比如号称西国第一勇将的立花宗茂，就举双手赞同隆景的意见，他认为一旦汉城被围，釜山的补给线就会被掐断，不是良策。敌人刚攻下平壤，肯定对我们极端轻视，应该出其不意出兵决战，肯定能赢。

秀家一听，行啊，那就麻烦你出去巡逻吧。于是立花宗茂担任汉城外围巡逻，率领部下随时监视明军动静。同时，其他部队还在东大门、南大门的沙汉里、汉江等处演习，汉城周围遍插鹿角。为了防止汉城内有间谍向朝鲜通风报信，日本人竟然还残忍地对汉城百姓进行了一轮屠杀。一时间汉城内外腥风血雨，人头滚滚。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地备战时，李如松在平壤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局势。他希望在汉城的日军，也能像在平壤和开城一样主动撤退，这样明军不必付出太大代价便可完成此行任务。

这时候，一个姓张的日军通事——很可能又是那个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对李如松说：“日军的精锐，都在平壤。平壤一败，其他日军根本就不足为惧。”

人一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内心希望的言论，李如松也未能免俗。他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当即传令，派了高升、孙守廉、祖承训两万人先行出发，他自领中军在后，只留下了高策、梁心的三千人守卫平壤。

李如松的主力部队在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开城。在前一天，他在路上接到朝鲜哨探传来的消息，说前方汉城已经空了。这次李如松没有轻举妄动，兹事体大，他得谨慎从事。此前他已经指派查大受作为前锋，前往汉城进行侦查。

查大受是个傻大胆，在二十四号他带了数百骑兵渡过临津江，随行的还有朝鲜军高彦伯所部，实际就是向导和翻译。他们一口气跑了八十里路，途经原平、碧蹄馆、成均馆，在二十五日清晨摸到了慕华馆。

在朝鲜，所谓的“馆”，特指明朝使者沿途歇息的驿馆。官道每隔几十里，都会设有一处专馆。比如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接待明朝往来使臣的地方便是在义顺馆。在定州有林畔馆；在顺安有安定馆。而平壤的规格比较高，叫做大同馆。在许多朝鲜史书的时候，作者有时候干脆就把这些馆的名字当作地名来使用。

慕华馆属于汉城的迎宾馆，查大受走到慕华馆，等于是摸到了汉城的城墙。

在这里他遭遇了日军的巡逻队。这支一百左右的巡逻队不属于立花宗茂的外围巡逻兵，而是秀家的直属城防部队，隶属于秀家的军事高参前野长康、加藤光泰。

他们看到明军身影，十分震惊，难道说明军主力这么快就抵近汉城了？为何外围巡逻部队毫无警报？

两军发生了短暂的交锋，事出突然，兵力又处于劣势的日军完全不是对手，被杀得一败涂地。查大受怕孤军深入，并未认真追赶，连夜返回开城。

查大受向李如松汇报说，日军并没放弃汉城，不过守军战斗力很弱，估计都作好了弃城的准备。此时正是进兵的大好时机。钱世桢在《东征实纪》里认为查大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贪图功劳，所以说了假话让李如松尽快进兵，以致由此大败。

这个评价有点事后诸葛亮，更何况钱世桢对辽东军一直存有偏见，在他看来，贪婪的辽东将领作事都是为了贪功。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查大受只是误报了敌情，没有存心贪功——他只是根据那一场遭遇战的战果，得出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结论。

李如松得到查大受的确认之后，终于相信汉城守敌不堪一击。李氏血液里的冒险因子在这时候开始发作，内心掀起了巨大波澜。再加上当时明军以及平壤、开城各处的综合状况实在太差，已经发展到李如松觉得无法再拖延进军汉城的地步，他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钱世桢和其他明军将领发现，李宁、孙守廉、祖承训三名辽东将领带着李如松及各将的三千嫡系精锐急匆匆出了开城，李如松的五弟李如梅也在军中。

这支部队一路向西疾驰。沿途包括钱世桢守军迎上去询问，三员将领支支吾吾不肯回答，一抖缰绳离开了。

钱世桢还没回过神来，又看到李如松带着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两千人也离开了开城。钱世桢问他去干嘛，李如松回答说去侦查敌情，还叮嘱其他人好生守住开城。钱世桢在心里大骂：你骗鬼呀！

在这里解释一下。家丁是明代中、晚期出现的一种特殊军事编制，是将领通过隐占、私役、招募等手段控制在手里的武装集团。这些家丁名义上属于官军编制，从朝廷开饷，却只听命于将领本人。当将领转任其他地区的时候，家丁也被允许跟随，实际上等同于将领的私人部队。家丁的多寡，被视为该将领的实力体现——李如松之所以在平壤网开一面，不想与小西行长硬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家实力受到损伤。

这两波人马共计五千人，将领全部都是辽东将领，士兵也都是诸将的家丁，抢功的意图昭然若揭。

此时已有早春迹象，温度回升，道路上的冰雪融化，雨水又多，泥泞一片十分难走。李如松所部涉水趟过临津江，晚上到了汶山，第二天早上抵达坡州。算上之前在此驻扎的六千人，明军在临津江以西一共聚集了一万一千人。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刺激到了这位提督的功利心。既然敌人如此不堪一击，那还等什么呢！他如此急匆匆地上路，为的就是早日把收复三都的功劳拿到手。

日军巡逻队的败战，在汉城内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被明军斥候轻而易举地摸到了汉城城下，这对于日军诸将的刺激非常之大。石田三成等人认为应该立刻加强城防，但小早川隆景找到秀家，拽着大谷吉继说咱们可是约好了的。现在敌人已经逼近，我得出去迎敌。

秀家被小早川隆景逼得没办法了，只得答应。在讨论谁当先锋时，诸将都争先踊跃，小早川隆景眼睛一扫，淡淡道：“我虽老，颇有所思，今日之事请许我。”他的资格在这里一摆，没人敢争，于是先锋就这么定了下来。

汉城日军在出击之前，把四万部队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除立花宗茂外，麾下还有小早川秀包，共一万五千七百人；第二部分是宇喜多秀家率领的主力，其中包括黑田长政和加藤光泰等人，共计一万五千人（黑田军团总兵力为一万一千人，但黑田长政此次只带了五千人）；第三部分为守城部队，由小西行长、大友义统这两条丧家之犬负责。日军此次出战兵力高达三万余人，可谓倾巢而出。

之所以动员了这么大规模的阵容，是因为秀家认为明军主力即将前来，必须要全力一战，才能取得胜利。所有的日军将领都没想到，此时渡过临津江的明军部队，只有区区一万人而已，而且还没携带大型火炮。

立花宗茂本来负责外围巡逻，结果被明军钻了空子杀到城下，他十分羞愧，主动要求打头阵。有人质疑说他孤军深入，是否不够稳妥，小早川隆景拍拍立花肩膀，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立花家的三千人，能顶其他家一万人用。”

有了老大作背书，再没人质疑。于是立花宗茂带着三千人两百人担任先锋位置，先行出发；小早川隆景带领第六军团的一万两千多人尾随列阵，主将宇喜多秀家为最后一阵。

于是，明、日双方不约而同地在一月二十七日采取了主动攻势，双方从坡州与汉城同时向对方进发。坡州距离汉城一共八十里路，碧蹄馆恰好位于在这条路的中点。

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日军还是明军，都不知道对方出动的兵力，和自己意料的大不一样……

第二十章碧蹄馆

碧蹄馆位于汉城以北四十里处，靠近恭顺永陵，位于惠阴岭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

这里的地理环境以碧蹄馆和附近的高阳城为分界线，碧蹄、高阳以北是惠阴岭山区，峰峦起伏，只有中间一条小路；以南地势则趋于平坦，道路两侧有一些海拔不算太高的山丘，把大道夹在中间，是汉城以北的最后一片山区的出口。

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开城至汉城的必经之路，又因为是山地过渡到平原的地形，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美军25师第35团第2营曾试图在碧蹄里、高阳一线的开阔地带利用机械化部队阻击东进志愿军，在这里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被志愿军149师占领了高阳，打开了通向汉城的大门。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深夜，李如松抵达坡州，他立刻又把查大受与高彦伯撒了出去，带兵前进侦查，李宁、孙守廉、祖承训三人尾随其后，总兵力为三千人。

不少记载说碧蹄馆之战中，查大受的前锋有五百人，加上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的三千人，明军总兵力为三千五百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把发生于二十四号的查大受汉城侦察遭遇战，和二十七号的碧蹄馆之战混为一谈了。二十七号碧蹄馆之战的三千明军，包含了于二十四号晚上已返回坡州的查大受部五百人。

与此同时，立花宗茂的三千两百人也从汉城出发，气势汹汹地朝着碧蹄馆开去。负责侦查的立花家重臣十时连久很快发现明军查大受部的动向。立花宗茂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一振，下令部队加速行军，很快运动了位于碧蹄馆南六里处的砺石岘。

砺石岘是汉城以北最后一道防线，穿过这里，南边便是一马平川。因此立花必须要先控制此处，才能把明军关在碧蹄馆附近山地，无法进入汉城范围折腾。

此时夜雾弥漫，立花宗茂觉得反正敌人不可能通过山口，索性先不着急进攻，吃饱了再说。于是日军开始坐下来吃早饭。当天色快蒙蒙亮的时候，查大受所部逼近砺石岘的情报传来，立花宗茂连忙通知全军迎敌。

应十时连久的强烈要求，立花让他担任先锋，与内田统续一起带兵五百突前；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两员大将率七百人次之；他和高桥统增两千人在后。

十时连久的五百人沿着大路向北搜索前进，凌晨七点左右，在弥勒院附近与明军前锋查大受的数百骑迎面遭遇。双方兵力相当，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

很快十时连久支持不住，在付出了一百三十人阵亡的代价后，被迫后撤。查大受大为得意，立刻吩咐部下向李如松回报消息：“敌多，人傻，速来。”

查大受看信使走远了，决定全队继续前进，扩大战果，如果运气足够好，说不定可以直接占领汉城。

可很快他便后悔了。十时连久后撤以后，与后阵的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合在一处，转头杀了回来。面对着两倍于己一千余日军的凶猛反扑，查大受抵挡不住，连连后退。就在这时，忽听背后一阵马蹄声响，大批明军涌了过来，正是在查大受身后的李宁、孙守廉、祖承训、李如梅所部明军。

战场上多了这股生力军，合计达三千骑兵的明军又一次占据了优势，第二次反扑过来，把日军压得再次向后退却。

此刻立花宗茂也率本队的两千人赶到了战场。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立花宗茂数了数明军的人数，发现己方总兵力与明军差距不大，但对方全是骑兵，意识到不能硬拼，便命令十时连久和小野镇幸先死缠住敌军。具体是由十时连久近身纠缠，小野镇幸隔着小河发射铁炮，他则率领本队两千人紧贴着位于明军西侧的小丸山山麓潜伏前进，偷偷绕至明军的右翼方向。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可雾气仍旧弥漫四周，所以立花本队的迂回动作不快，相当花时间。这可苦了在前线御敌的十时连久，他一直英勇奋战在最前沿，但终究兵力太少，寡不敌众，只剩下三百人的部队被三千明军轮流冲击，岌岌可危。小野镇幸试图冲进去把他救出重围，可他也只有七百人，被明军优势兵力堵截住，不得寸进。

差不多就在立花宗茂的本队运动到小丸山以西的时候，十时连久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明军阵中的李如梅远远地射来一支淬了毒的箭，正中十时连久的身体，他当场阵亡。

在开战之前，十时连久本来被安排在第二阵，他找到立花宗茂，说小野和米多比都是立花家的中流砥柱，不能出事，毅然以苍老之身担任先锋。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战死在此次战事中吧。

立花宗茂没有时间惋惜老将的死，他率军趁大雾杀出小丸山，突然出现在明军侧后。明军被这股从雾中杀出来的日军吓了一大跳，一时间陷入混乱。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和正面的小野镇幸趁机大声鼓噪，挥军猛攻，把明军的阵型冲乱了。

上午十时许，明军在日军两面强力压迫下被迫北移，三千人退到大路东侧的望客岘北，重整队形。日军虽然依靠立花宗茂的奇兵突袭迫退了敌人，可敌我双方兵力相当，立花凭着手里这点兵力，无论如何也吃不下这块肥肉。

奇袭的效果很快就消失了。明军迅速整理好了队形，恢复镇定，与日军又形成了对峙局面。

双方的牌都打完了，剩下的便是实打实的正面肉搏战。明军和日军都打出了脾气，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立花家大将池边永晟战死，连主将立花宗茂的铠甲上都插满了箭支，看起来象是一只刺猬。这位闻名西国的武者，只能暂时从前线退下来，在小丸山上喘息。

战斗持续到中午十一点左右，排在第二阵的黑田长政所部的五千人匆匆赶到，替下差不多精疲力尽的立花宗茂，展开了优势兵力。这才迫使明军开始后退。

至此，碧蹄馆之役第一阶段的前哨战结束，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有日本学者声称这一战是立花宗茂精心策划的一场诱敌战，具体的战略是：十时连久孤军示弱，以五百人先击溃了三千敌军，又把六、七千名敌人主力吸引过来，然后本队在侧翼发动奇袭，最后杀死明军两千多人，敌人仓皇而逃，是场大胜利。

这个推论的基础首先就不存在的。明军在这场遭遇战里的参战人数，最多只有三千人，立花宗茂所部是三千二百人，日军兵力比明军还多一点。日军所谓的“六七千明军”，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

且从战斗过程具体分析。在开战之前，立花宗茂确知的情报，只有“查大受五百骑袭来”的消息。对付这点明军，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实施示弱战略，正确的做法是迅速移动本队支援前锋，构成局部兵力优势——立花宗茂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等到十时所部和小野所部合流之后，总兵力为一千二百人，但之前阵亡了一百三十多人，因此这时兵力大约是一千出头，开始反击查大受。这个阶段日军占有优势，宗茂也不可能采取示弱战略。

等到明军后续的两千多骑兵赶来支援的时候，十时连久立刻在前线陷入苦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宗茂已没时间策划也不需要策划所谓“示弱诱敌”，因为十时连久加上小野部，早就已经“弱势”得一塌糊涂，根本不用演。

换句话说，从立花宗茂出兵开始，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来实行“示弱战略”。所以结论是，这个“示弱”的说法，是为了美化立花宗茂能征善战的形象附会而来的。他确实作出了迂回奇袭的决定，是一招好棋，但这只是一名优秀将领对战场情况的一种活用，是临时起意，而非处心积虑的策划。

从战斗的结果来说，日方的记录也颇值得商榷。《征伐记》、《黑田家记》、《毛利家记》、《安西军策》、《立花朝鲜记》等第一手史料众口一词，认为立花宗茂在这一阶段取得了大胜利，杀敌数从两千到六百不等。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研究现象。当我们阅读史料时，经常能发现记录者出于某种目的，极力渲染战争中某一方的英雄事迹，但他们又经常顾头不顾腚，一不留神就在别处记录里留下些许矛盾的细节，最后泄了自己的老底。

对于这场遭遇战，我们无须去深究在战斗中立花诸臣到底有多么骁勇善战，上述史料在吹嘘完以后，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细节，如《征伐记》说“长政疾驰来援，遂以统茂归”；而《黑田家记》则说“宗茂铠上矢如猬毛，登小丘而休，长政代奋战，明军退”。

日方的记录光顾着吹嘘立花宗茂的武勇，却忘记把结局改一改。

从《黑田家记》里“长政代奋战，明军退”的描写，可以反推回去证明，明军在与立花宗茂的战斗中，根本就没有落荒逃跑，反而是步步紧逼，所谓的“登小丘而休”，分明是立花宗茂本人反被明军压迫到了小丸山山上。直到黑田长政赶来支援，接过立花部投入战斗，明军才退去，黑田才有机会“遂以统茂归”，把他救出来。一个“代”字和一个“归”字，让之前的吹嘘泻了底，这么窘迫的遭遇，实在不是胜利者所为。

事实上，在这场战斗里，明军的兵将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了极强悍的近战能力和极高军事素养——当然，这是因为这些部队是李如松等人的家丁，战斗力比普通明军要强——与日军先后数次交锋，并未呈现出弱势。甚至在遭遇侧后袭击的时候，明军也无一部溃败，而是回撤一段距离后迅速重整队形，硬生生地挽回了局面。众所周知，在白刃战中接战不利，整队回撤而不引发溃败，反而立刻重整好阵型进入反攻，这对士兵和将领的素质要求有多高。

而且，这些明军并未携带大量轻重火器，手里只有少量神机箭还有三眼铳，再就是标准的马战武器——佩刀、弓箭了，在这种情况下与日军进行的是一场实打实的白刃战。在这个日军最引以为豪的科目里，明军丝毫没落下风。

号称西国第一名将的立花宗茂，面对与自己兵力相当的明军，除了靠奇袭暂时迫退了明军以外，再没占到半点便宜，反而赔上了十时连久和池边永晟两员大将的性命，最后连他自己都被迫退到了小丸山，靠长政的救援才缓过气来。

因此这一场碧蹄馆的前哨战，双方最多只能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客观地说，明军还略占优势。

战斗结束以后，明、日两军都停止了继续前进。明军发现日军越打越多，开始对“汉城无兵”的情报产生了疑惑，不敢轻举妄动。

而日军此时的战场最高指挥官是黑田长政，他用兵极稳，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他看到前面的明军居然把立花宗茂都呛回来了，便打消了追击的念头，用麾下五千人摆出防御的姿态，等待着小早川隆景的到来。

双方进入了第一次对峙。

这个时候的李如松，已经在赶往碧蹄馆的路上。

查大受在击退了十时连久的第一次进攻以后，便在反击前给他送来一份情报，说敌人弱势，宜快速前进。李如松在二十七日早间带着十来个家丁匆匆离开，临走前只顾得上给其他人传个话，叮嘱他们随后跟进。

要说这位将军也实在不像话，你性子再急，也实在不该只带十几个人就上路，好歹等部队集结一下再说吧。六年以后在蒙古战场上，李如松轻军深入，再次因这样的冲锋在前，于抚顺浑河附近中伏不幸阵亡，终年五十岁。这实在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最好典范——死得有点诨。

李如柏、张世爵接到李如松离开的消息，也都纷纷上马追赶。他们仓促间也未集结部队，只带着几十个亲兵前往，其他部队没了统一号令，只得陆陆续续三五成群地前进，跑得一路都是。只有杨元留在坡州镇守，没有随他们前往。

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李如松在半路又接到了朝鲜信使带回的查大受第二封信。这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完全相反，说日军数量很多，与明军正在激战，要求后方尽快来支援。

李如松虽然对辽东军的野战能力十分有信心，以至他压根就没想过退却和暂缓前进，但身为一名战术素养极好的指挥官，查大受的这份报告还是使他想到，前方情况有可能出现了变化，很可能是汉城的日军数量有变。

只是但他受之前查大受两份侦查报告的影响，并不认为日军数量能大到需要他动用明军主力。因此他没有退却，只是让那名朝鲜信使尽快赶到坡州，命令杨元率全军压向汉城，以应付万一的情况。自己则继续快马加鞭，加快了赶路的步伐。

李如松赶路赶得实在太投入了，以至在跨越惠阴岭的时候，一不留神摔到了地上，把左脸给戗破了。

这是李如松入朝以来的第三次因突进落马了。

按说这似乎算不祥之兆。好比去年忠州之战时，申砬就是出征前把帽子碰到了地上，才导致大败。不过李大提督却不管这套，前几天的平壤战役，他落了两次马，照样大获全胜。他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把脸，拍拍身上的土，上马继续赶路。

大约在上午十一点，李如松终于赶到了碧蹄馆现场。

明、日两军这会正彼此谨慎地隔着一段大路对望。李宁、孙守廉、祖承训、李如梅、查大受五员大将心情有些复杂。刚才的那场仗虽然打得一波三折，不过没吃亏，也没占到便宜。可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多，却叫他们暗暗心惊。

小早川隆景和宇喜多秀家的各主力军团正陆续抵达，和黑田长政所部、立花残部汇集在一起，在小丸山和望客岘一带聚成黑压压地一片，声势惊人，光是战场上的日军总兵力已高达三万之巨。辽东五将的兵力加一起也只有三千出头，再能打，眼前的局面也没法应付。

正在这时，李如松赶到了。这可真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一不小心，主将就要陷进去了。于是大家连忙请示李如松：对面日军最少有三万多，咱一共就三千出头的兵力，那现在咱们是撤退呢，还是撤退呢，还是撤退呢？

李如松听了，看了他们一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撤什么撤，给我打！

辽东军得了主帅的号令，虽然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但却毫不畏惧，纷纷开始对日军鼓噪起来。他们被人骂过贪婪，被人骂过残暴，可从来没被人骂过怯懦。跟鞑子们在辽阔原野上拼杀出来的血性与杀气，不会因为区区数万日军而消退。

只是李如松说得威风，心里其实在打鼓。他又不是傻子，之所以宣布不撤，不是因为血性、尊严什么的，而是身为一个拥有良好军事素养的指挥官，他很清楚无论怎么，现在都绝不能退后一步。

在自己对面，光是战场上就有足足三万人的日本主力军团，还没算上汉城的日军。自己手上就三千多人，连人家的一个零头都不够。日本人明显是不知明军虚实，才心存忌惮没有进攻，所以明军绝不能后撤，一旦后撤一步，日本人大军就会毫不犹豫地掩杀过来，到那时候明军就完了，没有可能幸免。

所以李大提督一到战场就下了令——接着打。那么，兵力已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人这时在做什么呢？

他们正在开会……

日本人特别喜欢开会，动辄就要把大家叫到一起，小马扎一支，唧唧喳喳议论纷纷。面对三千多大明骑兵，宇喜多秀家把诸将召集在一块，发话了：“刚才斥候报告，说明军主帅李如松也到了，诸位看该怎么办呐？”

日本人谁都没想到李如松居然会大着胆子只带十几个人跑来，他们认为主帅所在的位置，必然是明军主力。此时在这三千人后面的，肯定是四万带着各种大炮的明军。

四万对四万，从人数看，胜负在五五之间。可问题在于明军主力有大量火炮，再加上主战兵种是骑兵，一旦野战起来，大炮远轰再骑兵冲击，肯定比长筱之战中的织田军厉害。要知道那一仗，织田可是靠铁炮队灭了号称战国第一骑军的武田军团的，因此也不能怪秀家郑重其事地要召集大家讨论。

诸将当下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暂时退兵，避敌锋芒；另外一派则坚持继续进兵，跟明军死磕一场。前者的代表是三奉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与增田长盛，黑田长政是慎重用兵派，也主张观望一阵再说；后者的代表不用说，自然是老而弥坚的小早川隆景。

最终隆景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开打。小早川的第六军团当仁不让地充当先阵主力，至于那些主张慎重的家伙，就乖乖地等在后面看吧！

日军最大的压力，是那个不存在的明军主力军团，因此小早川决定速战速决。他派遣粟屋景雄带领三千人从大路西侧绕过去，和大路东侧的井上景贞三千人形成钳形攻势，左右夹击明军。

仅仅只是这个出阵，日军战力就已经达到全部明军的两倍。

李如松知道，此时万万不可示弱，一旦露怯，马上便是万劫不复的局面。他咬咬牙，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希望能坚持到后续明军赶到。

于是日军一动，明军也立刻动了。在李如松的指挥下，明军全体南移，趁井上景贞没靠拢的时候，先突击打垮粟屋景雄再说。

两军甫一交手，粟屋景雄所部便支持不住，纷纷溃退而走。明军大喜，他们经过与立花宗茂一战，对和日军进行白刃战的信心十足，现在正愁无处发泄，于是纷纷扑将上去。

可当明军开始追击粟屋时，忽然发现自己上当了。

朝鲜的一月份是初春，阴雨绵绵，雨水、雪水和泥土混在一起，让路面和田野都变得极其难走。明军从开城赶路时，就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在小丸山以西这个区域，是朝鲜难得的平原地带，因此种有许多水田。这些水田地势低洼，被融化的冰雪变成一片一片的泥淖，不但极为泥泞，水田里还有密密麻麻的水稻茬子，是天然的绊马桩，骑兵在这种地形上，只要跑动就极容易被陷住或者绊落马下，甚至连快速机动都做不了，更别说冲锋了。

粟屋部以步兵为主，他们对这种地形的适应能力远优于明军的骑兵。不知是计的明军为了追赶他们，误入了这一大滩泥沼之中，前锋许多人纷纷被绊落马下，后续部队则陷在水田里行动迟缓。

粟屋景雄调转头来，趁机掩杀，不少明军在泥中被杀死。在路北的井上景贞发现有便宜可占，也加速开始移动。

李如松大怒，一声令下，进入水田的明军纷纷跳下马来步战接敌。粟屋景雄没料到明军转换得如此之快，猝不及防，顿时被杀得大败而逃——这一次他可是真逃了——干掉南侧威胁以后，李如松迅速调转队伍，部队又变成骑兵迎头对上井上景贞。景贞三千步兵当然抵挡不住这些杀红了眼的恶鬼骑兵，也只好狼狈后退整军。

小早川隆景一看两路军马出战不利，索性也不耍手段了，军扇一挥，亲自带着第六军团全线压上。隆景自己为中间进攻的核心，大将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和刚喘过气来的立花宗茂则分成两路，从侧翼烈火疾风般地朝着明军阵势攻去。

接下来，是一场场面极其混乱的恶战。

明军以三千多人的兵力，要抵挡从三个方向攻来的日军，形势十分严峻。李如松将部队分为两路应对小早川及从山侧向明军后方运动的部队。明军士兵舍生忘死，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后方陆续赶到的李如柏、张世爵，因为之前学习李提督的缘故，随行都只有几十人，兵力过少，对战局的缓解没有丝毫帮助。只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一点犹豫，一到战场便纷纷义无反顾地杀入了阵中。

不过这时的日军状况，并没好到哪里去，这让人很奇怪。

可能是面临绝境的明军瞬间爆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战斗力，这场混战也让日军险象环生。战斗中，明军见日军试图从侧翼包抄，遂分出一股明军部队脱离主力战团，突然朝侧翼日军厚实的阵势猛插过去，方向正是在包抄明军的小早川秀包本阵。秀包没料到明军到了这时候还有勇气和力量进行战场突击，一时间手忙脚乱，还没来得及调整，明军已一口气连斩他手下将领横山景义及家臣桂五左卫门、伽罗间弥兵卫、波罗间乡左卫门、内海鬼之丞、汤浅新右卫门、吉田太左卫门等多名武士，杀到了他面前。

小早川秀包转身想要逃跑，却被明军士兵拽下马来，挥刀便砍，秀包好歹也是武将，仓促间拔出短刀格了一下，抢得一线生机，随即被身边的家臣们七手八脚救了出去。秀包虽然幸免，但这一论冲锋却让他所部的武士死伤惨重，迟滞了他的包抄行动。

这段记载一直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认为是日本人虚构的。不过即便是虚构，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当时战事之激烈，给日军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可怖印象，才会在战后着力渲染。

两军这一战，算起来从巳时足足打到了午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明军终于开始支撑不住，明军的所有将领——无论高中低级——此时都掣刀挥剑，全体上阵投入了与日军的肉搏。全军缓缓向西方边打边撤，意图进入高阳城坚守。明军的境况，已经极其窘迫。

关于这阶段的状况，朝鲜人在记载中说，战斗到要紧处，李如松亲率数十家突驰阵前，反复骑射，十分骁勇。之后李如松又亲率诸将，为撤退的明军士兵殿后。而日方记录如《黑田家记》则说，此次战斗到秀包军下山直冲李如松中军，隆景纵横两翼奋击时，“如松兵有节制，进退自在。两雄相会，战甚苦，自巳至午。”

明军即使已力不能支，阵型却丝毫不乱。在如此不利的绝境下，以李如松为首的将领们没有扔在部属先行逃离，反而亲身断后，辽东军团将领们强悍的素质，让人惊叹不已。

俗话说将为军之胆，将领如此，士兵们焉能落后。三千明军士兵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激战两个时辰，依然还是听号令而动，进退自如丝毫不乱，连敌人都不得不赞，堪称一流强军。明军将领和士兵们异常出色的素质，无疑是这次战斗中日军空有绝对优势兵力却两个时辰都没拿下三千明军的主要原因。

到了这个地步，日军自然不会再容明军撤退的如意算盘打响。

仗着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在智将小早川隆景的指挥下，日军诸将一面轮番上阵，死死咬住明军不松口，以阻止明军西移。另外分出的两部兵力，则继续从从两侧山上快速迂回，企图彻底封死明军后退的通道。

高阳城是一个极小的城砦，其实并不适宜防守。拼杀到了现在，李如松也终于有些绝望了，眼前的日军漫天遍野，怎么杀都杀不完。即便他的辽东铁骑们以一当十，可数量毕竟太少了。这些明军士兵已经持续作战两个时辰，早已是精疲力尽，全靠一口气撑着才战斗不止。眼看侧翼日军的迂回部队就要进占碧蹄馆，如果这最后的逃生通道被日军关闭，那么“主帅被擒杀”这条耻辱记录，就即将诞生。

正在危机时刻，只听一声炮响，从惠阴山中杀出一彪人马来，直入敌阵，杀退了负责封口的日军，把已经筋疲力尽的明军接应进了阵内。

看着那旗号上大大的“杨”字，李如松如释重负，一直紧绷着的肌肉突然松了下来。

来人正是他手下的大将杨元。原来杨元接到李如松的命令以后，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带了本部士兵朝着汉城赶来，沿途还收拢了些陆续往前赶路的明军士兵，抵达高阳城下时大约有五千多人。

这可真是无比宝贵的生力军。

更难得的是，杨元居然还带来了一个炮营。炮声一响，明军的士气立刻回升了。日本人却吓得变了脸色，马上放缓了攻击。连杨元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炮营，虽然没有正式接战，却是后来明军能顺利脱险的关键。

会合以后，杨元等人建议李如松赶快撤退，由他们来断后，李如松却摇了摇头，再次否决了撤退的建议。

李如松很清楚，明军在临津江东侧的总兵力才一万上下，而日军兵力却有三、四万之多。如果此时他们撤退，一旦被日军从后追击掩杀，恐怕一口气能杀到开城的城下。到了那时候，局面便糜烂到不可收拾了。

诸将当下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李如松眼皮都没抬，只吐出俩字：“反攻。”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就是李如松在碧蹄馆前的抉择——即便身陷绝境，李如松也依然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他犀利的军事眼光，能瞬间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选出唯一的一条正确道路。

此刻，他已经彻底算出了日军主将们的心思。

日军最怕的，是他身后那个并不存在的明军的主力，因此小早川才会不要命地发动快速攻势，把剩余的全部一万四千人一次压上，希望早一步打败李如松的三千多人。

杨元的援军才五、六千人，这事李如松知道，可宇喜多秀家和小早川隆景不知道。他们一定在猜测，杨元这支军队，是不是明军大部队的前哨；明军以及可怕的火炮部队是不是已经进入惠阴山，正阴沉沉地透过山上的树叶朝这里望过来。

五多千援军和大炮的吼声，已经让日军内心开始嘀咕。如果明军在此时发动反击，日军指挥官的猜疑就会变成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没有大军在后，这支疲惫不堪的孤军怎么敢有恃无恐地反咬一口？明军主力肯定快到了，他们想拖住我们，好等主力赶到逼迫我们进行决战。

这会对日军造成多大的恐慌，可想而知——既然之前已经唱了一次空城计，李如松决心再唱一次，把这出空城计坚决演到底。

日军的攻势这时已经趋缓，他们发现明军有新的援军赶到，心中正升起一股不安。而在两侧高山上的日军将领们忽然发现，原本穷途末路的明军和新到的明军合流后，调转了马头，排列好队形，居然……居然开始反击了！

日军诸部一时骇然，纷纷后撤。明军骑兵压上了一段距离，见日军退后到足够的安全距离后，才开始停了下来。这时，李如松才吩咐由杨元的五千生力军分几路交替掩护断后，让全军退入惠阴山中。

先前吃了大亏的日军先锋井上景贞和侧翼的立花宗茂，见压上的明军只是虚晃一枪，不进反退，顿时又想来占点便宜，当下嗷嗷叫着又追了上来。

只是明军的撤退，依然维持了之前的规范：士兵先退，将官跟着李如松为全军断后。

李如松见日军居然还想追击，顿时大怒，再次率诸将和家丁往返骑射，与追击的井上景贞和立花宗茂部混战起来。激战中李如松的战马突然被近处的日军铁炮所惊，将他掀落马下，这是他第四次落马了——李如松的战马阵亡率实在是太高了，估计这次替换上来的战马也不怎么好使。

正在附近的井上景贞看见明军主帅落马，欣喜若狂，率军拍马上前，想取李如松的首级。

千钧一发之际，李如松的家将李有升挺身杀出，敌住了井上景贞。李如松被随后赶到的亲兵拼死从地上拉起，脱离了险境。一心护主的李有升大展神勇，一个人不但敌住了井上景贞，还手刃数名日军。正鏖战间，李有升突然中钩落马——这事多半是忍者干的，因为日本武士和足轻都不用“钩”这种武器，只有忍者才用这种古怪兵器。一边的井上景贞觎了个破绽，乘机杀死了李有升。

李有升是个悍将，当年因为喜欢一个妓女，失期犯了军规，要被处死。李如松惜其勇猛，不但把他救下，还帮他娶了媳妇，又送了许多家当，前后耗费不下千金。现在李有升终于偿还了这份恩情，把这条命还给了李如松。

然而，李如松的危机并未因此解除，附近杀过来想乘机取他首级的不止井上景贞一支部队。他才闪开几步，斜刺里又突然冲出一员金甲金盔的倭将，却是小野镇幸之弟小野成幸。只见他顶着一个桃子型头盔，连声怪叫直取李如松而来。哪知跑到半路，小野成幸突然顿了一下，然后直挺挺地倒向地上，死了。

远处，李如梅冷冷地放下了弓箭。这已经是他今天狙杀掉的第二名日军将领了，他简直就是第六军团将领们的死神。这次战役里，立花宗茂所部战死的除之前的十时连久、池边永晟，以及刚被射杀的小野成幸外，小野镇幸的部将小川成重、安东常久、安东幸贞等人也先后被明军杀死，可谓损失惨重。

而此刻担负断后的杨元部队已掩上接应住了李如松等人。日军突前诸将还想继续追击，但这个举动被老成持重的隆景所阻拦，生怕中了埋伏，只允许他们最多追到惠阴山的山口大路，便不得前进。明军主力的阴影，一直萦绕在这些将领心头。当看到明军退入惠阴山中后，他们如释重负，既然大敌已走，实在犯不上再拿自己藩内宝贵的士兵生命去冒险了。

等明军彻底消失在视野里后，小早川隆景才下令收拢部队，和秀家等部一起退回汉城。

细心一点的人，也许会发现此战中除受命与查大受一起做前锋探察及向导的高彦伯外，没有出现任何朝鲜军队。那么，跟随明军渡过临津江进驻坡州的朝鲜军在做什么呢？

朝鲜方面的记载是这样说的：朝鲜都元帅金命元等人，认为李如松贸然轻率进军，不妥，于是虽然进兵，但只是率部队跟在其后——应该是跟在杨元所部的明军后面。因为在李如松发出要杨元进兵增援的命令后，杨元才率领坡州明军奔赴汉城的，坡州朝鲜军自然是随杨元进军，而不是李如松。但当他们看见前方明军败退后，金命元等人“案兵还阵，故我军得全”。

也就是说，金命元等人在杨元所部明军投入战斗后，他们连在后方连作壁上观都没有，而是直接案兵还阵，回坡州去了。

这则记载中，那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沾沾自喜之意，跃然纸上。眼见明军战败，即便怕死不敢去增援，至少也可以接应一下吧？不接应，站在那里不动给明军壮下声威也好吧？可惜都没有。有的只是“案兵还阵”，然后沾沾自喜地暗自庆幸——还好还好，我军没折损人手得以保全。

他们似乎全然没想到，在他们面前抛头颅洒热血的明军将士是客军，正在为他们复国而战。他们才是主场作战的主军。

不但如此，金命元甚至还指控说因为明军在碧蹄馆战败，导致运送上去的粮草全部在碧蹄馆损失殆尽，所以后来前线才缺粮。这条，我们实在不想再费口舌驳斥了，因为编得太离谱了。

难怪明军认为朝鲜陆军中真正的将领，仅只权栗一人，非常有理。

在历史上如迷雾般众说纷纭的碧蹄馆之战，至此结束。

逃出生天的李如松，在碧蹄馆前的绝境里，一直显得异常强势，但此刻却没有一点高兴的迹象，反而显得失魂落魄。当他看到中军大旗时，终于忍不住悲痛，把李有升的女婿王审叫过来，大哭了一场。

然后他就一直哭，彻夜不停地痛哭，哭得那么大声，一直哭到第二天早晨。

我想，他是在为牺牲在碧蹄馆的那些多年跟随他及他父亲的家丁们而哭，为牺牲的明军将士而哭，也为自己的愚蠢而哭。因为李如松的轻率举动，几乎把三千明军全体都置于极危险的境地，尽管他依靠辽东军的顽强和自己过人的指挥能力逃过一劫，可这挽救不了那些战死的将士们，那些全是随侍在他左右朝夕共处的好兄弟。

对于一个骄傲的将军，没有什么比这种任性的失败更令他痛苦的了。

我相信李如松这一次是真正地痛彻心腑，一半是为了李有升和其他战死同僚，一半是因为无比沉重的自责。

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那个意气风发的李如松不见了，变成了一个颓丧失意的萎靡之人。之后他率军从坡州回渡临津江，驻扎在东坡馆。开城他也不想呆了，打算直接后撤回平壤。

柳成龙等朝鲜大臣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他们与辽东军没什么感情，无法体会李如松折伤肱骨般的悲痛。在他们看来，碧蹄馆不过是一场小挫折，损失也不是特别惨重，为何因一小败而毁掉反攻的大好局面呢！

他们轮番去劝说李如松，结果李如松回答他们的，是一封正在起草的奏折。

这是写给万历皇帝的，里面说汉城日军实力强大，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加上朝鲜天寒地冻，旧伤复发，乞求朝廷另外选拔能征善战之将来接替他这个没用的人吧。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满满的失意。

李如松从这时开始，从最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最坚定的主和派，再没有向东迈过一步。朝鲜人认为他是被碧蹄馆之战吓破了胆，包括柳成龙这样的亲明派在内都作如此想。很多史料及后世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认为。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后面我们会对此做详细讨论。

说完这位失意的提督，关于碧蹄馆之战，又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无须讳言，这是一场败仗，是一场轻率的失败。因为战斗是以明军撤退结束的。

其次，碧蹄馆的失败，100％要归咎为李如松的轻率。

他轻率地带领明军主力抵达开城，轻率地相信张大膳与朝军关于汉城兵力的虚假情报，又轻率地从开城、坡州儿戏般地甩下主力孤身上路，让明军的兵力优势在这一次又一次不告而走中被削弱。四万明军，最后只有八千人与敌接战，其他都被留在了从平壤到坡州漫长的大路上。

对此，李如松要负全责。

同时，这也是一场光荣的失败。

失败归罪于李如松个人，光荣属于明军全体。

明军在碧蹄馆之役中，表现出了极顽强的斗志和优异的战术素养。不算杨元后援五千人的话，明军是以三千人与一万六千日军直接对抗，附近还有一万五千左右的日军虎视眈眈。他们面对的敌人也不是废物点心，而是拥有战国三大智将之一小早川隆景和西国第一名将立花宗茂的日本精锐军团。

而且他们不是据险而守，是堂堂正正地在平原与丘陵的开阔地带，在号称敌军最强科目的白刃战中，与敌人正面交火。

结果呢？日军拥有十倍于明军的总兵力，以近五倍的兵力直接投入战斗，围攻了明军一中午加半个下午，仅仅是将领级的伤亡，便包括十时连久、池辺永晟、小川成重、安东常久、小野成幸、横山景义等数十人。而且与平壤不同的是，这些伤亡几乎全发生在日军最为得意的白刃战中。

也不知道是明军确实个个强悍如超人，还是日本人实在外强中干。

而两军在战后的伤亡数字对比，更是叫人觉得匪夷所思。

明军在这一战的伤亡数字，李如松在报告里称是阵亡二百六十四，伤者四十九，这与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里的数字差不多；朝鲜君臣的说法是三百人；南军有个叫吴惟珊的将领——可能是吴惟忠的弟弟——声称阵亡是一千五百名。这是所有史料里记载明军伤亡数字最高的。可惜吴惟珊身在平壤，又对北军怀有怨恨，他的证词很可能掺杂着个人好恶，数字未必可信。

至于日本人说的杀死明军一万人，败敌十余万云云，大家听完只要笑笑就好。

碧蹄馆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由三千明军与日军接战，主要的伤亡皆出自这支队伍。这支军队与日军持续纠缠作战，一直坚持到了杨元来援，始终保持着建制未曾崩溃。

从常理来看，一支军队如果一线部队伤亡超过30％，就会丧失战斗力——当然这个比例并非绝对，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的标尺——换句话说，在杨元抵达之前，参与碧蹄馆之战的明军部队伤亡率，理论上不太会超过30％～40％，否则他们撑不到最后。

再把明军撤退时损失的人数考虑进去，是役明军伤亡当在一千余人左右，皆是李如松以下诸将的亲信家丁，辽东军的精华。

李如松说的阵亡二百六十四人，很可能是故意打了个马虎眼，汇报的是自己直属部队的伤亡情况，其他人如李如柏、张世爵、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等人的家丁损失未计在内。

而日军的伤亡情况又是如何？

明军的记录是斩得日军首级一百六十七级。这显然不是全部数字，因为明军最后仓促后退，清理战场的是日本人，这些斩取的首级大多产生于查大受突袭战初期，之后明军就再没时间去割取首级了；朝鲜人说日军损失三百人，日军自己的记录是损失数百，听起来与明军的伤亡数字持平，甚至略低。这些直接的记录似乎都表示日军伤亡很小。

但是，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比较方式。

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三月下旬，宇喜多秀家在汉城清算了一下手里掌握的全部兵力，数字流传至今。我们可以拿参与碧蹄馆直接作战的日军部队与万历二十年七月末进行比较。

万历二十年七月末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末

黑田长政　80005269

小早川隆景（含秀包）

100009552

立花宗茂、高桥统增　32001132

筑紫广门　900327

从列表里可以看出，黑田长政减少了两千七百三十一人，小早川本队减少了四百四十八人，立花和筑紫这两支一线部队分别减少了两千零六十八人和五百七十三人。三、六两军团合计减员五千八百二十人，将近六千。

其他先不说，只从这几个数字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立花部是最早与明军接战的部队，减员最严重，达70％；随后赶到的黑田部百分比要好看点，减员30％，但绝对数却与立花部很接近……最后投入战斗的隆景损失最少，只减员5％。当然，这个小百分比与他本钱厚有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这些部队的减员比例，是随着在碧蹄馆投入战斗的先后顺序而递减。筑紫是和小早川一起投入的战斗，两人减员的绝对数也极其接近。

另外，如果从绝对人数上看，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的立花、筑紫两部，已经被彻底打残，丧失了战斗力。

而从万历二十年七月至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期间，除去碧蹄馆以外，第三军团、第六军团参与的大规模战事，只有延安之战和幸州山城之战。这两场战役里日军总兵力损失大约为两千人左右，如果平均分摊到三、六军团头上，约为一千。立花宗茂的部队，更是未见于随后的幸州战斗，因此他的部队伤亡，基本就是碧蹄馆的伤亡数。

加上其他零星战斗的损失以及伤病减员等等，三、六军团在碧蹄馆以外的减员，至多不会多于一千五到两千这个数。其实如果没有大规模战斗，对日本这种采取很特殊的军制的部队来说，两万人上下的军团最多出现两、三百人的浮动才是正常的，不可能出现上千的变更。

但即使按这样的数字进行计算，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碧蹄馆一战中，三、六军团的伤亡，至少达到了三千人之多。

以寡敌众，还让敌人付出两倍以上的伤亡。能够打出这样的战绩，只能感叹明军实在是太强悍了。只可惜李如松个人的失败太过明显，反而掩盖了明军善战的光芒。

这种“失败”如果再多几次，日本人很快就能“胜利”归国了。

其实碧蹄馆这种比例的伤亡，不算夸张。在整个朝鲜战役中，明军与日军的大规模野战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城池攻防战，这是明军与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没有构筑复杂工事的真正意义上的野战，对此的反思和比较就很有意义了。

当时的入朝明军，一线作战部队的骑兵比例极高，四万明军里有六成多是骑兵，尤其是辽东军，比例更高。从兵力配备看，明军主力是以骑兵和炮兵为主，辅以擅长近战、武艺高强的南军步兵。这样的部队，在野战中由炮兵担负远程攻击来打击对方阵型，占六成的主力骑兵自侧翼冲锋或正面进攻任务，步兵负责炮兵阵地防御及近身搏斗。另外，明军骑兵也是配备了大量那种放完枪子还可以砸人的三眼铳的。这种配置和打法的部队，对使用铁炮又缺少骑兵的日军来说，显然先进很多。

另外，朝鲜战场上的日军骑兵比例极低，事实上哪怕是日本国内，骑兵军团也是极珍贵而少之又少，日方记载的几家参战大名的部队构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五岛家出兵七百零五人，战斗人员中自侍大将以下的骑马武士才十一人，步战武士四十人，其余都是侍从和足轻。岛津家出兵一万人，武士仅六百，铁炮兵、弓手、枪兵、旗手合计三千六百人，即使那六百武士全是骑兵，也不过百分之六。

碧蹄馆之战中的三千明军，全是骑兵且是军中精锐。在日方及明方记载里，虽然都有提及日军的铁炮部队，但根据记载及战场地理看，这些铁炮部队基本都部署在树林及高地，明军也曾试图对其冲锋但被打退。从记录上判断，这应该是查大受与立花部的战斗中发生的，因为立花本人曾被明军打退到了小丸山的山上。最多还有小早川秀包被突袭那次。在其余的战斗中，明军并没有向山地发起冲锋的举动及必要。可见在这次没有时间构筑复杂工事的野战中，日军的铁炮部队主要进行的是阵地防御，也就是守护本阵，参与近战的相当少——两军混战中，铁炮兵本就无法参加肉搏。

所以碧蹄馆之战，几乎是一场纯粹白刃战，由明军以三千骑兵对日军步、骑武士和枪兵。哪怕按百分之六的比例算，当时战场上的三万日军中，也只有一千八百名骑兵。但问题在于这些骑马武士隶属于各家大名，无法集中使用，只能一波波投入进攻。这使得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骑士被分批投入战斗，去与总数三千多的明骑兵军团肉搏。所以他们即使有枪兵及弓手的配合，也会处于下风。日军这种战法，正是大规模战斗中极为犯忌的添油战术，也因此日军才久攻不下、伤亡巨大，使这次战斗持续了两个时辰之久。

从日军各大名部队的伤亡总数及阵亡将领数看，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最早投入战斗的立花家伤亡最为惨重，后来赶到的黑田家也损失不小，日军有名有姓的将领战死达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大多是大名家族的家臣及旗本。而与小早川一起的筑紫广门部队，由于绝对数少，更是近于团灭，家底几乎彻底打光。

碧蹄馆之战在战略上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日军的补给线在汉城达到极限，他们即使继续西进，也无法寻求到稳固的立足点；明军的补给线在开城达到极限，斥候兵锋可及汉城，但主力军团却很难衣食无忧地越过惠阴岭。结果开城到汉城之间的区域，日、明双方谁也没办法彻底控制在手里，变成了一个军事缓冲区，碧蹄馆恰好位于两军极限攻击距离的交汇点。

在战略上，即便没有碧蹄馆之战，双方的态势也不会有大的变动。碧蹄馆之战的意义，只不过是让这种战略态势变得更加醒目。

而李如松在碧蹄馆一役后，之所以对东进失去兴趣，一方面是他本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心灰意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军的活动能力达到了极限，在彻底解决补给危机之前，无法再继续突进。同时，糟糕的天气又给了明军重重一击，使得占入朝明军三分之二强的辽东骑兵军团，瞬间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

于是朝鲜战局陷入了一个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僵局，双方都打不动对方。

当牙齿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舌头登场了。

又是该谈判的时候了。

丁酉再乱

丁酉再乱

第一章史笔如刀——“胆怯”的李提督

碧蹄馆之战结束了。

无论这场战役的内情有多复杂，双方损失究竟是多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明军在碧蹄馆战败。这个战败的结论，是建立在双方事前的战略目标及最后两军的进退基础上的。明军战前攻占汉城的战略目标最终没有达成，并退回了临津江一线，所以我们判定明军战败。

在朝鲜战场上，明军和日军本质上都是客军，真正的主军是占据主场的朝鲜军。无论明军和日军表现有多强势，他们都无法避免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战争三要素的天时、地利、人和，从头到尾他们都始终缺乏地利、人和这两点。两者之间的具体差异也有，譬如日军占领时间长，对地形及城池建设都比明军好，明军虽然有朝鲜军队担任向导和翻译，但日军也有朝奸部队，因此在地利上日军占优。人和上，明军占优，因为有朝鲜政府的支持，不过遗憾的是，这只表现在后勤及战役协助上，具体到在每个战场上，并无多少体现。

碧蹄馆一战，由于身为客军，缺乏必要的情报手段和基础，明军和日军都对方的真实态势和实力两眼一抹黑。而相对明军身为进攻方的远道奔袭，日军作为防守方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手段进行部署，兵力上明军也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战场上明军的三千人对日军三万主力兵团，战败是没太大悬念的结果。

但身为主军的朝鲜军，居然也和明、日两军一样，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语言和人缘都占绝对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却完全无法给明军提供最基本的必要情报，也完全没给明军提供军事上的支援，甚至在明军和日军经过两个时辰激战，力不能支向后撤退的情况下，不掩护不增援，直接转身就跑，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有什么变数，很可能明军大帅和全部部队都会被日军所灭。这种状况，让我简直无法评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日军来说，之前的平壤惨败，使得小西几位军团长必须夸大碧蹄馆之役的成果，以掩盖此前的损失，好让秀吉不对他们进行处罚和追究。而对明军来说，此战则无足轻重，根本不影响任何决策，因此明方无论在记载还是当事人的疏奏上，都没有对此有过多关注，只是将其作为一次普通的遭遇战进行了报告和记录。

但对朝鲜整个国家来说，此一战后明军从战略进攻转为对峙，并开始重启和谈，彻底延缓了朝鲜的复国进程，朝鲜将再多受几年日本人的蹂躏，所以他们把这次战役归结为此后明军战略转变的根源，并认为这是由于李如松被日军打破了胆，所以才一力主张转攻为守，也因此朝鲜人开始浓墨重彩地对这一战大加渲染，直接把李如松定义为此后几年朝鲜继续被日本人践踏的这一结果的罪人。

而以后无数史家对此战的关心，又大多专注于战役的伤亡和胜负上，并为此纠缠不清，以至完全忽略了这一战本身对整个战争的意义。

事实上这一战对明军来说，除非李如松等明军主将大出现规模伤亡，不然这就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一次遭遇战，而已。

明、朝、日三方对这次战役最终评估的分歧，实质上表现出了三方在壬辰战争中根本性的立场分歧。

明军的战略目的，是把日军打出朝鲜，但他们始终是远来客军，兵力十分有限，如这次入朝总兵力才四万八千人，除去联军本部驻军和沿途据点的防守兵力后，真正进入一线战斗序列的最多只有四万，因此在可以避免损失的情况下，一定会避免损失。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占领朝鲜为进攻明朝打好基础，但面对强势的明军，他们心里完全没底，且自己和明军一样，也是远道而来兵力有限，兵员补充和后勤全靠海上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也在努力避免损失。所以日军的心态和和明军差不多，两者无论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比较客观，甚至可以说谨慎。

这三方中，朝鲜李朝的心态是最不好的。一方面他们自己没实力抵抗和打退日军，完全依赖入朝明军，一方面又时时不忘记去指责明军作战不力，这种矛盾的态度，究其根本，是他们恨不得明天就光复朝鲜全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完全不考虑明军的伤亡和损失，且非常顽固地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把一切问题及错误都完全归结为明方无能。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不但当时如此，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在写这部书时，不但查阅了当时的三方史料，也查阅了不少当代朝韩学者的论文，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说到壬辰战争中的明军，不管论文主题是什么，最后都会跑偏，都会讲到明军的军纪是怎么怎么差，怎么怎么祸害朝鲜人民，怎么对朝鲜官员无理等等，乃至刻意放大和歪曲明军的战略战术上的一些举措，譬如碧蹄馆之役的作用和性质。这种明面上不太能说什么，但却可以让你感受他们骨子里是什么意思的那股味道，让我非常不喜。

碧蹄馆之战的胜负，虽然对三方战略没影响，但对李如松和几位明军将领个人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影响不小。

李如松在这一场轻佻的战斗中损失了包括李有升在内的近千名弟兄。这一千人不是普通的明军，他们都是追随李家多年的精兵，大多是他们几位辽东大将的家丁，能征惯战，是辽东军精锐中的精锐。这样的损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因此李如松才会伤心欲绝，才会战后整整一夜都对着李有升的女婿痛哭。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疲惫的明军徐徐退出惠荫岭山区，回到出发地坡州。一到坡州，李如松立刻宣布，明军主力将在坡州修整数日，然后回师开城驻屯。

这个决定让朝鲜人大吃一惊。在坡州修整这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返回开城呢？开城以东是临津江，不利于大部队泅渡，把主力放在开城，明摆着是一副不打算进击的姿态。

在李如松进击碧蹄馆的同时，朝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金命元、柳成龙等军、政大臣齐聚坡州附近，摩拳擦掌打算配合明军大干一场。后方的朝鲜国王李昖甚至派人去给李如松立好了生祠，一俟汉城光复，就开张营业。

现在明军突然宣布要退守开城，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把朝鲜人的踌躇满志打得烟消云散。

柳成龙、金命元、李德馨等朝鲜大臣得知噩耗，全都急忙赶到了坡州，要当面问李如松个明白。谁知道李如松根本不承认有战败退兵这回事，他对这些大臣的解释是：“我不是退兵，是暂时后退。坡州这地方没粮没草，后头还背靠临津江，不利于防守，再说我军的步兵主力与火炮都还没运来呢。我回开城等他们去。”

柳成龙等人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什么叫不利于防守，我们是希望李提督您进攻进攻再进攻啊！

朝鲜为了配合李如松的攻势，调集了大批官军、义军和民夫朝着汉城前线汇聚，倘若明军一撤，这些人也得赶紧撤回来。不过这还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眼看就打到汉城了，这个时候明军一撤，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进攻了，朝鲜光复全国更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去，这才是柳成龙他们急眼的根本原因。

李如松一看朝鲜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突然咄咄逼人，于是随手甩出一份兵部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有二十万，我军只有四万疲惫之师，这仗没法打。然后他又指指自己胸口，说我旧伤复发，打算修养一下。

柳成龙拿手指头点着文告说汉城的倭寇才一万人，怎么可能有二十万，提督你是在瞎说！柳成龙一向说话谨慎，对明将都特别恭敬，今天他居然对李如松说出如此尖锐的话，可见是真急了。

李如松有点不耐烦了，冷笑一声：二十万是你们情报是这么写的，至于一万……我们在碧蹄馆碰到的那几万人都是鬼啊（这句是我加的，柳成龙书上没写，不过我认为小李将军必然说了，但被柳成龙故意无视了）？柳成龙哑火了，朝鲜情报不准是一贯问题，他憋了一会只好梗着脖子说我们从来没这么写过。李如松说肯定有！柳成龙说肯定没有！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车轱辘话说个不停，眼看就要吵起来了。

这时候从营帐里冲进一人，进了帐子跪倒在地，声泪俱下，恳求李如松不要后退。辽东诸将一看，原来是一位老熟人——李薲。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薲这个人的底细十分可疑，有与日军勾结的嫌疑，在平壤城下把祖承训和朝鲜军阴得死去活来。这人又擅长钻营，很会把握时机。现在出来苦苦劝谏李如松，一是会让明军有逆反心理，偏要撤兵，遂了日本人的愿；二是向朝鲜朝廷表了忠心，把自己打扮成不畏强权苦心忠谏的形象，是个大大的忠臣。

祖承训看见仇人，在一旁没露出什么表情，反倒惹恼了他的同僚张世爵。张世爵是辽东军中最坚定的退兵主张者，又是祖承训的好哥们儿，看到这个小子，新仇旧恨加到一起，气便不打一处来。他连句话都说，先冲过去一脚把李薲踹翻在地，嘴里才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这一下子朝鲜人脸上可挂不住了。明军在朝鲜一贯强势，一个宋应昌手底下的主事，就敢把朝鲜的督粮大臣捆起来打——但一个副总兵当着几位大臣的面去踹一位节度使，这实在有点过分了。

李薲躺在地上一抽一抽的，十分凄惨可怜。一起来的朝鲜大臣们，登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李如松见状，当下象征性地骂了张世爵几句，然后直接宣布散会，有关部队进退等事宜，择日再议。

柳成龙有些不太甘愿，不过转念一想，能把李提督逼到不再提退兵的事情，也算是一大胜利，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扶起李薲，离开了明军驻地。

散会以后，李如松回到自己大帐，先后叫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是负责翻译的朝鲜通事。李如松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柳大人，我真不是存心退兵。只不过是今年正月我流年不利，犯冲，得避一避太岁。你看，我从马上都摔下来好几回啦。等到下个月一到，我立刻就进攻。”还掏出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让通事带回去给朝鲜大臣们看，让他们放心。

这话倒也没错，李如松自从来朝鲜以后，先后从马上摔下来四回，都快摔成习惯了……

朝鲜通事离开以后，紧接着李如松又召来一个人，杨元。

杨元在碧蹄馆立了大功，自身实力损失也比较小。李如松吩咐他率一部分明军拔营先走。杨元心领神会，连夜开拔。

过了几天，朝鲜大臣们又来纠缠。李如松告诉他们，碧蹄馆一战后，连续一段时间伤病交加，明军的战马损失很大，对于辽东军人来说，战马如同兄弟一般，所以要搞个祭祀活动。柳成龙他们自然满口答应，只要李如松不走，干什么都行。

李如松把手底下一大半部队都带离坡州营地，找了一片开阔地，装模作样地设下祭台，焚香吊唁。忽然李如松抬起头来看看天，派人跟柳成龙说：“哎呀，天有点阴呐，可能要下雨了。坡州这鬼地方地势低洼，又没房子，恐怕会被淹没，住不得。”

柳成龙等闻讯大惊，再赶过去时已经晚了。明军早已收拾好了营帐，朝着开城退去。柳成龙等人一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一边通知朝鲜军民也后退，一边去追赶李如松。

二月五日，明军渡过临津江，抵达东坡驿。在这里，李如松留下了査大受、毋承宣两千明军，自己大摇大摆进了开城。他在开城盘桓了半个多月，又留下王必迪等五千步兵，大军撤回了平壤。

在这个时候，杨元已经远远地跑去了大后方。他肩负着李如松的使命，给后方的朝鲜国王以及经略宋应昌解释退兵原因，告诉他们前方具体情形。其实最主要的，是李如松要和宋应昌达成此后步调一致的战略部署，对朝鲜人，他才不在乎呢。

朝鲜国王李昖在二月八日见到了杨元。后者侃侃而谈为何退兵，譬如粮草不继，汉城日军兵力远多于明军等等，把李昖说了个头晕脑涨，因为所有的问题他都解决不掉。但即使这样，李昖还是担心害怕宋应昌被杨元说服，到时候可就真的大势已去。总之，不管怎么都不能让明军退回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李昖在杨元抵达义州的当天，先派了尹根寿去找宋应昌理论。

尹根寿日夜兼程，总算在二月十日先于杨元抵达凤凰城，见到了宋应昌。宋应昌给尹根寿吃了粒定心丸，承诺说平壤是明军的底线，不会再继续后撤了。他还告诉尹根寿，后续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带了大量火器，大约在二月底就能全部就位。反攻大计，就在眼前！

得了宋应昌的承诺，朝鲜君臣松了一口气，反过来对李如松更加不满。在他们眼里，李如松的名将形象完全坍塌。碧蹄馆之败，把这位提督的胆量全都打没了，像是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整天只想着撤退、撤退和撤退。

于是李如松的平壤大功，也变得可疑起来。朝鲜朝廷里纷纷传言，说李提督攻城全靠南军，抢功全是北军。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分析，说李如松这个人一贯只会以众凌寡，打一场胜仗便见好就收，毫无进取之心。

就连李如松找朝鲜国王要马，也成了一条罪过。

在平壤之战中，李如松率先冲入城内，坐骑被日军铁炮击中毙命，之后换了匹马继续冲锋，结果却栽进了沟里。战后他向朝鲜方面提出，希望能帮他找一匹好马。朝鲜朝廷当时正陷入狂喜，二话没说，连滚带爬地挑选了一匹黑骏马送去平壤——不过后来的碧蹄馆，李如松又连摔两跤，这样看来，他换上的那匹朝鲜马也很有点不济。

现在李如松形象破灭，这件事也成了一个罪证。有人告诉李昖，说李提督很喜欢那匹马，李昖酸溜溜地回答：“我看这个李如松，人倒是很有气魄，用兵比起古人来可差远了。才打下平壤，就急忙讨要马匹，至于么？李如松自称他的坐骑中弹丸而死，就他那胆小如鼠的德性，我看纯属扯淡。”——他倒忘了当初是谁一力主张给敬爱的李大提督立生祠了。

那么，李如松真的是吓破了胆子，不敢再与日本人交锋么？

在考察李如松撤退的理由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朝鲜人认为该继续进攻的理由。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记录，当李如松要从临津江撤退回开城时，他拦在马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五条不可撤退的理由：

一，朝鲜王室陵寝尚在倭寇手里，必须要夺回；二，沦陷区的人民都等着王师光复，贸然撤退，会让他们失望；三，朝鲜国土一寸都不容舍弃；四，朝鲜军队要依靠明军，明军一撤，朝军恐怕会有哗变离散的危险；五，明军后撤，日军便会追尾进攻，到时候连开城、平壤也未必守得住。

这五条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仔细一琢磨，便会发现都是些混账话，除了洒狗血、唱高调就是推卸责任，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理由。

柳成龙是一代名臣，最注重实务，怎么会写出如此空泛的废话来呢？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正经理由，只好说些政治正确的大空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的明军，别说根本不具备保持攻势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能否守住坡州和开城都严重成问题。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宋应昌、袁黄等人玩命地从辽东运粮草过去，前后多达十三万石。可因为朝鲜方面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运输力量，这些战略物资都被滞留在义州、中和、黄州之间，无论如何也跟不上明军主力的步伐。

在这种状况下，明军在李如松的指挥下，依然义无返顾地一路冲杀快速推进，光复了平壤，并把日军打回到了汉城，将战线稳固在临津江一线。

而大后方的柳成龙等人拼了命搜刮，士子、庶民都被征发去运粮，甚至把休静大师的僧兵都解散了，编入到民夫队中，还是不足敷用。若不是义军首领金千镒占领了江华岛，能够走海路解决一部分补给问题，恐怕前线的明军早就被饿死了。

在碧蹄馆结束之后的二月份，平壤的存粮一共只剩下三千多石，喂马用的黄豆只剩一千多石。开城更是一点粮食都没有，全仗后方运输。换句话说，从开城到临津江两岸防线的明军部队，只能靠每天后方运到的粮草来维持，明军至少曾被结结实实地饿了两天肚子。其实别说临津江了，当时朝鲜人的运输能力连平壤都保证不了，因此如果三万多明军真的进入汉城又没能完整地拿下龙山大仓的话，估计会饿死一大半。

曾经有朝鲜大臣为了投诉明军不作为，给李昖的报告里称开城存粮尚有四万多石。李昖拿着报告直接扔了回去：“你编数字也编得靠谱儿点，别说天将，就连我都他妈不信！”

那么，前线明军的处境，究竟惨到了什么程度呢？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没有说“窘迫”，也不说“糟糕”，而是使用了“惨”字。下面，我会尽可能地用客观平和的语调来叙述他们的景况。

吏曹判书李元翼曾经去平壤考察过，还没到平壤，他就在顺安附近看到横七竖八躺着许多送下来的明军伤病号，已经两天没吃过饭，奄奄一息。这些大明士兵为了朝鲜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竟沦为饿孚，李元翼心中非常惶恐，说这番场景若让天将看到，岂不是要大大地责怪我们。之前我们说过，李如松知道这个情况后大怒，命人拿着他的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要他们优先保障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不然和他们没完，这才改善了明军伤员的处境。

保障不了明军伤员的吃饭问题，这是在平壤之前的情况，那么平壤又如何呢？李朝工曹正郞徐渻的描述，让我们知道那里更凄惨：我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但见各处驻屯的明军都饿的极瘦，虽然他们已经修养了十几天，但仍旧无法重上战场。许多人就这么倒下死去。因为缺乏吃食，明军不得不杀掉一部分战马来充饥，剩下的战马也都处于粮秣接济不上的窘境，因为平壤周边草木全被日军焚毁，所以明军不得不出城深入附近深山里去寻找野草喂马，所见极为凄恻。

过了平壤再向前，则是前面提到的李恒福的报告，说李如松“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

明经略宋应昌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则道，连日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粮草不继，日军撤退前大肆烧杀，以至在开城连根马草都找不到，使得明军马匹大量倒毙。明军士兵因为没吃的，只能以死马肉充饥，再加睡在冰雪中而“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赢”，同时探知汉城日军不断增兵，但入朝明军目前仅实到三万多，所以李如松连连“请借辽兵，急如救焚。”

此类散碎记载比比皆是，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知人无粮马无草、士兵饿得死去活来、战马病亡过半，明军尤其是主力辽东骑军丧失绝大部分战斗力的状况下，朝鲜人仍旧要求李如松继续向前保持攻势，这我就绝不认为是单纯地缺心眼了。他们的心态，就完完全全地是只要能尽快光复朝鲜，死多少别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不心疼。

在我写到这里之前，至少有两次难以为继，迟迟无法下笔，很长时间里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心绪实在太乱，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说，才能表达清楚心里的感受。

看着一页页史料上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平壤恶战后的景象——冰天雪地中遍地是明军伤兵，大雪和雨水落在他们冰冷的铠甲上，他们没有吃的，奄奄一息地横卧道旁的泥浆水中，靠意志维持着生命。这些远离家乡的大好男儿铁血汉子们，眼中满是挣扎求生的光亮。这一幕是那么的真实，我好象就身处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他们瘦骨嶙峋、伤病饥饿的身躯。

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一是因朝鲜方面提供的日军数量情报完全失实，与汉城日军实际兵力的差异几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客观上导致了他没做太多准备就轻率突进。不过，这依然不是他突进的主要原因。李如松突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因明军没吃的了，他迫切地需要拿下汉城来解决明军的吃饭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他看上了龙山仓的粮食，这才是他不顾明军伤病交加缺吃少穿也要冒险，试图以少数兵力快速拿下汉城的真正原因。

同时，来自侧翼已抵达咸兴的加藤清正二军团的威胁，及明军粮草严重不足和马匹大量病疫的严峻现实，也使得李如松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带着当时战斗力最强、机动力最高的亲兵团突进，快速抢夺汉城。李如松无法带着没吃饱饭甚至连路都走不动的庞大军团去抢汉城，一是根本不可能，仅到临津明军就被足足饿了两天，在如此糟糕的后勤状况下，三万多明军根本用不着到汉城，在半路就得饿死一大批；二是即使以大兵团抢下了汉城，只要龙山仓没拿下，大伙也还是得饿死在那里。

同时，我们从碧蹄馆之战的记录中也可以发现，明军的攻城重火力远没有运送到位，而前锋清一色的骑兵，也从侧面说明了李如松能做的，只能是以骑兵快速突袭拿下汉城和龙山仓，他没有能力也没可能进行耗时日久的攻城战。明军既没有那么多的给养，朝鲜也没这个运输能力把那么多火炮快速运上去，更无可能聚集起足够的攻城兵力。

因此以少量兵力带口粮前进，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汉城和龙山仓，解决了后继军团的吃饭问题以后，临津江以东的李如柏军团再进驻汉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指挥官的正确选择。

遗憾的是，李如松抢夺汉城，尤其是夺取龙山仓的这个希望破灭了。我想，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这是一次冒险，但却又是一场他不得不冒的险。碧蹄馆一战后，李如松知道，前面那个朝鲜人说没几个日军的汉城，驻扎着至少五、六万日军主力兵团，这绝不是目前三万多没吃没喝的明军能拿下的。而明军的辎重补状况给显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因此他只能无奈地转入了战略防守，被迫彻底放弃以武力攻占汉城的计划。

不过，李如松对龙山仓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减少哪怕一丁点，反而因此更加炽热起来。犹如一个失恋的少年，他原本迫切想得到龙山仓的那股渴望，变成了求之不得后的怨念。不久之后这股怨念终于爆发出来，遂了李如松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的心愿，还意外地解救了一位此后将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光彩的朝鲜名将。

有意思的是，宋应昌在给明使沈思贤的信中，也直接问到了汉城的龙山粮仓可烧否，和李如松打起了一样的念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下解除汉城日军威胁的最好战术——让他们和明军一样，断粮。

我想，不管李如松自己在当时、此后做何想和有什么表现，他都肯定没想到以后的史家们会对碧蹄馆这次遭遇战如此关注，并把此战的结果给拔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把这战的结果和他本人的态度，以及明军此后的战略变更给联系到了一起，并最后给他扣上了一顶怯弱的帽子，认为此战摧破了李大提督的心志，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就是李如松以及当时的明军参战将领们，包括当时的明朝文官们都没对碧蹄馆之役留下太多笔墨，也不怎么在意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进攻都是勇敢的；同样，并不是所有的退却都是怯懦的。

但又为什么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在退兵问题上李如松对朝鲜人不着重提粮草问题，不公开说这一系列困难呢？

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的。无论是杨元还是李如松，抑或宋应昌都在不断地向朝鲜人提这一问题。这关系到明军数万将士的性命，焉能不提。然而，朝鲜方面力主明军和日军决战的中坚分子们，因为异口同声地把李如松退回开城一线的原因，归结为是他在碧蹄馆被日本人打怕了，所以在他们的记载里，大多绝口不提这个原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脏水泼到李如松身上去。

譬如柳成龙和李如松在退兵前发生的争吵中，李如松就绝无可能不谈这个要命的问题，他又不是傻子。可在柳成龙笔记里，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之前所说的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柳成龙本人正是朝鲜方面负责运输和提供粮草的，他也不傻，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工作没做好，主动露自己的短板。于是在他笔下的李如松，就只能是一付全然理亏而又怯懦的模样。这无疑是他对李如松退兵异常不满的怨念在作怪，因此极力把李如松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好显得他正义凛然。

不过即使这样，在其它那么多私人笔记甚至朝鲜正史中，还是留下了我们前面挖出来的那些零碎资料，能让我们替李如松一洗蒙了几百年的冤。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怎么样都掩盖不住的。

比如《宣祖实录》曾经记录下一段朝鲜君臣对话，很具代表性：

〖上曰：“贼情则然矣，天将之欲和者，何意耶？”元翼曰：“碧蹄一败之后，畏缩如是。”上曰：“自古，兵家胜败，不可常也。岂以一跌而如是也？”

……

上曰：“天朝粮饷，不用故耶？”元翼曰：“天朝粮饷亦用，亦留兵粍食者，几一万六七千，往来之数不在此中。所以难继也。”上曰：“予意提督虽进，似无可为。其军不满三万，虽进何能为也？”元翼曰：“天将亦言其如此，谓曰：'兵少而能有济耶？不量而请战，眞是痴朝鲜也。’”〗

可见朝鲜人自己对于补给问题的短板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还是坚决认为李如松是“畏缩”，这其中心态，可堪捉摸。

二则是无论是对李如松以及宋应昌来说，没粮草最多就是在临津江一线呆着，等粮草补给上来，战马补充完了再开战就是。宋应昌和李如松又不是朝鲜君臣，他们是明军的大帅和经略，完全不介意朝鲜晚几年解放，他们两人最介意的是明军的伤亡。不过这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对朝鲜人说的。

所以粮草问题提过就可以了，反正大家心里明白，用不着多说。至于其它的，恐怕李如松根本不在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成。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态，很可能是老子给你个理由就不错了，哪怕不给理由都没什么，你们能怎么样。因此张世爵当着他面殴打李薲，除了明军将士们因为缺吃少吃病困交加而普遍满腹怨愤之外，很可能也是李如松暗示的。以他那骄横的性格，在国内就敢殴打同僚文官，何况是朝鲜官吏。柳成龙自己工作没做好，居然还敢和他当面叫板，那么让手下给对方点教训这事，他完全干得出来。反正打了也是白打，还可以不再和朝鲜人扯皮，打得好。

抗倭援朝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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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3 最后的荣耀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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