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版次:RB17 版名:大家访谈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19
摘要：
郭太运在印制年画。
钟馗图凶悍中带可爱，是朱仙镇年画的精品。
植物颜色磨制是朱仙镇年画特有的工艺。
刻版。
印刷
朱仙镇木版年画
制年画、贴年画是我国传统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造就了不同年画流派。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传统年画的一个重要派别，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年画并称中国四大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构图饱满，线条粗扩简练，造型古朴夸张，色彩新鲜艳丽。人物头大身子小，既有喜剧效果又觉得匀称舒适。用色讲究，以矿物、植物作原料，自行手工磨制颜料，磨出的颜料色彩十分纯净，以之印制的年画明快鲜艳，久不褪色，构图饱满匀称，线条简练粗犷，造型古朴夸张，艺术风格独特。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其一，它是研究我国木版年画历史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史证作用；其二，它是传统春节习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传承与发展民族节日文化的基础；其三，它是一种民间美术，在雕刻、构图、风格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艺术收藏和欣赏价值很高。
宋俊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从1938年进入“云记”算起，郭太运与朱仙镇年画结下缘分已经有74年了。从当时的小学徒到今天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亲身经历、目睹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在近代到现代的转变。与郭太运对话，时时可从话语中触摸到这些历史的细节和气息。
旧社会，年画是非常像样的产业
（云记）五套院子把南北两条街中间全占了，店里仅学徒就有二十多人。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木版年画这一行的？
郭太运：我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满88岁，从事这个工作已经74年了。我出身非常苦。1936年我12岁，全家去许昌逃荒，结果父亲就死在了许昌，只活了52岁。我母亲挎着针线篮，卖火柴针线，养活我们。进入年画店，起码能吃饭。
我从13岁开始学徒，老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可想而知做徒弟不是件好活。像当时我学徒的“云记”这样的大店，头一年的徒弟根本不让干正经活，只让你干些扫地、擦桌子、端水、端饭、给老师打洗脸水这样打杂的活。我现在印年画，很多人要我签字。我说你别嫌我的字不好看，我13岁开始学徒，就上过一两年私塾，几乎就是一个文盲！
南都：你当时学徒的“云记”老店是怎样的？
郭太运：当时“云记”前面有五间门面，后面又有五进院子。第一进院子是仓库、厨房、掌柜的和家属，第二进院子是二掌柜的住，第三进是年画作坊。第四进院子是红纸作坊。第五间院子是个空院子。这五套院子把南北两条街中间全占了。店里仅学徒就有二十多人。
我当时被选去印刷，所以就住在门神作坊里。门神作坊有五间北屋、三间东屋，就是用来印年画、住学徒。我们那个北屋，靠墙净是一剁剁是已经做好的年画剁子。中间是作坊案子，我们就靠南墙打地铺。一个地铺上最少睡四个人。
南都：这样说来，这样一家年画店的规模真不小？
郭太运：举个例子，每年阴历二月二开始印年画，头几天只需三四个人。但工序上来以后，每天都得添上三四个人。最后足有几十个人一起印。不算学徒、短工，店内光雇的长工就有四五十人。到年前的时候，最忙的时候得有七八十人一起干活。常年营业的大画店，存的木版有近千套。
当时在“云记”的割纸案子上就得五个人。两个人查数，一个人搭裁板，一个人裁，再有一个人剁剁子（注：将裁好的纸剁成纸剁）。要在印前备好材料，这一开工裁纸，最少也得十几天。你算算这要多少纸，又要多大的量？当时的年画店规模特别大，行销全国。“云记”这样的年画店在旧社会是非常像样的产业。
南都：全是靠年画做起来的？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郭太运：在旧社会干我们这一行，没有钱的、一般的师傅、窝囊废都干不了。开封的画店只批发不做零售。从二月二开始，每天平均三四十个人不停地印，印出来的货整整压大半年。这中间，人工、纸张、存放等费用非常大。直到十一月十五，这才开始有“回头钱”，才能开始卖。卖早了没人要。
南都：现在说起来，这家产就得上亿了。
郭太运：不止上亿。这只是年画作坊。当时的掌柜在开封有六七处房产，有的一处就有八九十间房子，一般也有四五十间。当时又不是股份制，这都是“云记”自本自东（注：自家的本钱，自己做东家）。刚才说了，他家还有地。所以后来划了个地主兼资本家，双料的。这个掌柜的叫刘子云。
南都：做学徒怎么生活？
郭太运：学徒是非常非常苦的。第一年的徒弟根本没工资。二年的徒弟也没工资，不过有掌柜的给送钱。等到过了年，初四的晚上，放在我们那个旧社会，那一天叫“说话”。当天晚上吃饭，有酒有肉。吃完了以后，掌柜挨个跟徒弟们说话。比如说：“张相，今年生意不错”，或者“今年生意不怎么样，送你三十块现洋。家里有什么事儿和我说一声，去柜上拿”（注：家中若有婚葬嫁娶需要借钱时）。
南都：你在云记学了几年？
郭太运：我一共学了七年。后来有个师兄弟叫谢合彬，我叫他师兄。我们两个不想干了，也想发财（笑）。就想出来。掌柜的问我们：“你们想干点啥？”我说，那我们出来了再说吧，怎么着弄点本钱，还不是得干这个。掌柜的说：“那你们也别干别的，我给你们出本钱”。他给我们拿了一百令连丝纸（注：1令为500张全张纸）。他算股东，占60%.我们两个平分剩下的40%.
南都：为什么要以纸张入股？
郭太运：因为当时货物价格动荡非常厉害。今天是二十块一令纸，明天它就变成三十。折算成钱的话大概得有几百块现洋。所以纸张入股，别管价格如何变动，我们仍然用纸来还清。我当时还买了二十多套旧版，又自己刻了一部分新版。这是关键！比如《五子登科》、《马上鞭》。这些年画大家都要买，市场大。
南都：做学徒出来，终于自己能开店，这算是非常圆满了。
郭太运：干了两年以后，我们就把股本和钱还他了。我们两个又用赚的钱合伙干。谢合彬现在也没有了，他比我大六七岁，死了很多年了。我们还了掌柜的钱以后，又一起干了一年，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干。这是解放前。我当时的店叫“泰胜”，就一间门面，咱们就印得活儿好一点，价钱比别人便宜一点。当时做年画很赚钱。如果干两三个月，抵成粮食，够全家七口人吃一年。所以干这一行，有许多外行想往里面挤。但其实光这个版他就没办法刻。
武的贴大门，文的贴内屋
朱仙镇年画是从书本印刷演变过来的，所以没有过渡色，都是整块颜色。
南都：当时人们购买的年画都是什么样的？
郭太运：木版年画按照尺寸分六个规格。最大的有一米多长，叫“大毛”，次之的叫“二毛”，按这个顺序依次排列下来，尺寸有“中台”、“二边”、“连头”等。最小的几十厘米。这里面，“连头”是用来贴“断间门”（注：用来在一间大房子里分割房间的门）。“二边”用来贴单扇门，“大毛”、“二毛”用来贴双扇的大门。
南都：年画内容有什么讲究？
郭太运：年画分文武两大类，比如文的有《五子登科》、《福禄寿》，武的年画常出现“秦琼、敬德”，这二人衣着神态各异，威严庄重，形象上有《步下鞭》、《马上鞭》等不下二三十种。
内容为武将的年画只能用来贴大门，而不能用来贴屋门。比如说“大毛”尺寸的秦琼，就是供大户人家张贴在大门上。而凡是文的，都是用来贴内屋的门，比如《五子登科》、《福禄寿》、《莲生贵子》、《麒麟送子》等等。当时就算是穷人家，也可以提前贴上一张年画表示在过年，其实意思是躲债。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
南都：当时全国也有其他年画中心，朱仙镇的特点是什么？
郭太运：天津杨柳青是带有手绘，可以给人物画出红脸蛋，可以在画面上加过渡色。朱仙镇年画是从书本印刷演变过来的，所以没有过渡色，都是整块颜色。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人物不成比例，头大身子小。在绘画上，人物一般是六头身；而在年画上一般是三头身。为什么人们还能接受呢？因为人物的头小了不行。年画那么大，只印个鸡蛋那么大的头，大家不要。在年画上，虽然不成比例，但人们怎么看怎么顺眼。
南都：朱仙镇年画的样子、风格到底是怎么来的？
郭太运：传统年画完全是靠老样传下来的。比如说我这里有套《五子登科》的版，我借给你，你拿回去就可以再刻一套出来。有的时候，大店会对传下来的画面进行一些改动。比如说《五子登科》，袍子上哪块颜色不好看要改什么颜色，这个可以改，而别的不能改。年画起源于北宋，但画面流传的时候是否有改动，我们也不知道。
南都：年画这么普及，那“挂幌子”开卖这一天是什么情形？
郭太运：“挂幌子”这一天非常隆重。后边的作坊放假一天。鞭炮一放，红绣球就挂在了招牌上。年画摆满货架，还要杀猪宰羊宴请全店的人。十一月十五日之前，不管是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人，都来开封早早住下来等着来买年画，当时都叫“打花货”，并不说年画，没有这个词。
南都：为什么各地客商要买年画，还得提前来等着？
郭太运：因为一般头几天刚开始卖的叫“伏货”。所谓“伏货”就是自二月二以来做好长时间压在库房里的货。年画在库房里一压，过了夏天，颜色吃到纸里，看着活灵活现的，非常好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钱比较合理。刚开始卖的时候，老板都是核价钱算出个初始卖价。他把颜料、人工、成本还有钱压了这么久的利息等等，核算出来个大致的卖价那第一天就按这个价钱卖。“打花货”的客商来看货、问价，都是按“刀”论价钱。小客商买十几刀，背着就走了。有的大客户还要装车、用船运，非常气派。
南都：过了这个时间怎样？
郭太运：如果老板晚上算账一看如果今年货卖特别快，第二天就涨价。这都看行情。如果接近年关，缺货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本来一块二毛现洋，转眼就变成两块。朱仙镇年画，当时要供应全国各地的客商，需求这么大，所以要求速度快。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印出来7400张。从大清早印到深夜。现在我们在开封博物馆现场印刷，卖木版年画。这里一整年的印量都没有“云记”两个月的印量多。
南都：当时开封在年画上旺盛到什么地步？
郭太运：当时开封这样规模的年画店大概有三四家，比如说“天福利”、“汇川”等，小家小户的作坊就太多了。不过小家小户的质量比不上大户，大作坊的木版好，调的颜色好，“领作”（注：即主要师傅，负责监制）在手艺上都是拔尖的。这只要印出来东西拿出来一看就不一样。
旧社会就没有存版这一说
在旧时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当柴火烧了，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旧社会没有存版这一说。
南都：当年在作坊里，一张年画是怎样做出来的？
郭太运：我先和你说刻版。老话说“会推磨的就会推碾”，但在年画上不是那么回事。就算你会刻字，也不会刻这个年画的木版。
就说制备木板，要准备好三厘米厚双面刨光的梨木板子，涂上一层植物油，然后拿到火上烘烤，让油吸入版内。烘烤的时候要凭经验掌握好火候，然后用滚开水把浮油烫掉，再用刮刀将板面刮平。然后，用浆子把画稿反贴在板子上。贴好画稿的板子，晾干后搓去背面纸毛、线条就显现清晰，就可以按样雕刻了。
而我们这个刀法有几种：“窝刀”、“丁刀”、“跟刀”等等。紧贴线条边沿垂直下刀叫“伐”，靠外斜刻一刀叫“支”、顺势向上起刀叫“挑”，这时再沿着第一刀补刻一次叫“跟刀”。“丁刀”是敲着钉着，比较深。“窝刀”是圆弧形的刀。
刻年画的版，最重要的是脸部。如果脸刻得不出神采，这个版就不行。刻的眼必须有神，让它像活的一样，这才行。一张年画有几个颜色，刻板要刻几张版。比如说要九色，那就是刻九张版。其中黑色有两块版，一个线版，一个刻胡子、眼珠、帽子。红的是三个，丹红、木红、水红。另外有绿、青、金等颜色。“大毛”尺寸最大，很讲究，就得另外添一样胡墨色，专门用来印人物的胡子。
南都：现在有些艺人宣称自己的版是明清时的版，你怎么看？
郭太运：实际上我们这一行，版都没有太老的。天天印，版会消耗，越印越不行。版一老，就没法用，比如说木头会塌陷，人物印出来不清晰，就不能用，很快就扔了。现在有人为了招徕生意，说自己是明朝、清朝的版。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我完全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在旧时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当柴火烧了，没有存在的价值。旧社会就没有存版这一说。这是在愚弄人，故弄玄虚。版是消耗品，留着也没用。单就版的实用价值来说，只能说版刻得好不好、人物刻得是否传神，细节是否和老样对得上。只要这些对了，就可以。所以，年画也没有真假这一说。
我有资历和技术，赶上了好时候
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门神匠，只是我有这个资历和技术，又赶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南都：1949年之后年画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郭太运：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53年之间，年画一直是压制着的。当时我们这一行都不行了。政府仍然让你开作坊，但是只要你的作坊裁纸，政府不管卖不卖，都要你把税先交了。你卖不掉，税又报了，这怎么办，哪有那么多钱？所以几乎都做不下去了。
南都：你自己的年画店如何？(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郭太运：解放以后只能慢慢不干了啊。挣的钱慢慢都花在家里费用了，我结婚、生孩子，都花在家里的费用上了。我的版后来也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车拉走，全毁完了。1961年政府出头组织了一个年画生产合作社，我就入了这个。当时政府的意图是完全创新，旧的一律不要。开会就是这样说的：“以新年画代替旧年画。”当时创作了一批所谓新年画，比如《大丰收》、《夫妻学习》、《支援前线》、《参军光荣》。这是当时河南大学一个美术系的教授创作的。结果版也刻出来了，也印出来了，没人要。
南都：为什么卖不出去？
郭太运：群众不认可！都说：“这能像门神爷吗？这能像灶爷吗？”没办法，不到三年，年画生产合作社不干了。当时连我在内，合作社里大概有一二十个人。我们这些人分流了。
1979年，开封又申请成立了一个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当时我已经分到了科技印刷厂，又把我调回了这个年画出版社，这已经是又一年之后了。文化部当时亲自批准成立这个出版社。上面给了个指导，说要“以胶印年画养木版年画”。也就是说以机械印刷，由新华书店发行。
我到了出版社，社里什么都没有。河南大学不知怎么存有一些旧版，我们借了出来，整理了一下，但是仍然不管用。我又去上海、南京、北京、朱仙镇，只要知道哪个地方有年画，我就过去把样弄回来，然后拍照、重新雕刻。
南都：可是这中间一下跨了十几年，中间是什么情况？
郭太运：空白。年画生产合作社结束没多久，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全开封的木版都拉到一起，在北书店街上摞得跟小山一样，倒上汽油全部点火烧了。整个开封的版都烧完了。烧的时间可不短。木板都是梨木，很结实！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烧的。
南都：其他时间、地点被毁的版有没有办法估计？
郭太运：那就更不知道了。要这么说，“云记”的版更多，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很可能他们自己在家就毁掉了。这让人翻出来不行啊，这在当时算迷信品，谁也不敢藏。
南都：“云记”的老板刘子云后来怎样？
郭太运：1949年解放以后，大概是把他弄到了哪个乡里。他的版下落就不知道了，估计都毁了。他是地主兼资本家，更不敢存。房子、店面、地肯定都充公了，具体我也不清楚了。不过他受罪倒不是很大，因为他的罪名就是“剥削”“财产大”。虽然有点地，但没什么大罪恶，不像恶霸地主什么的。
南都：你本人受冲击了没有？
郭太运：第一次从年画生产合作社分流的时候，我分去抓街道的织袋厂。后来被打倒了，就不能当厂长了。厂里有两三个职工家里困难，我给他们涨了点工资，这就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虽然是被打倒对象，但受冲击倒不很大。反正也不拘留什么的。当时连我有三个批斗对象，一到批斗的时候，居委会就通知一声：“今天开你的会啊。”牌子就在区政府会议室放着，到时候你自己拿着牌子往脖子上一挂，往前面一站。有时候另外两个陪我挨斗，有时候我陪他们。那个时代就那样，我心里说你们随便斗吧，无所谓了。
这都是时代，我就赶上“文革”这个时候了。现在别人说我“年画专家”、“国家级传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给我认可，但其实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门神匠，只是我有这个资历和技术，又赶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南都：1983年成立年画出版社后，你做什么？
郭太运：在年画出版社，我是古版研究室的主任。我收集了七八十套版，都是1982年之后刻的版。我们从全国征稿，社里的人审批样品。如果用了就给人稿费，我只参加评样。当时在河北、开封、洛阳三个地方印刷胶印年画，走新华书店发行渠道，发行量非常大。在这个出版社一共干了11年，然后因为河南有五个出版社，我们当时非常赚钱。但是因为和郑州美术出版社业务冲突，竞争得厉害，我们被撤掉了。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具体上面为什么又开始重视年画，以及为什么申请、批准成立的。同样，“以胶版年画养木版年画”这个方针也不知道是谁确定的。
南都：看介绍说你在开封大众电影院退休，这是怎么回事？
郭太运：这事都没法提。1983年批下来开办年画出版社，他们让我过去。而我当时已经被分配在科技印刷厂，厂里死活不放人，于是只能借调到年画出版社，结果这一借调就是十多年，等我该退休了，科技印刷厂已经早就倒闭了。年画出版社撤掉了，我的原单位科技印刷厂也不存在了，文化局就把我们再分流，分流到电影院五个人，本来我应该调去电影院就退休，但电影院的经理不同意我退，还要让我干活。我也不愿意，就又领了几个其他地方来的闲人刷红纸。结果一直到69岁我才退休。
年画最终会自己默默消失
我认为它只能最终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录像、实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
南都：什么时候你的年画手艺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郭太运：2002年是冯骥才来开封，在东京大饭店开了好几天的会。他说我是年画泰斗，说我们现在要起步，把民间的艺术发扬保存下来，年画在群众中影响非常大，是重头戏。在这之前，没有人重视。当时的年画出版社已经几乎不再印木版年画。其实群众都是跟着国家的，以前说它是迷信品、四旧，现在说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它就又起来了。后来我评上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国家也给我发钱。但其实我对这个无所谓，本来我就是穷人出身，只要有饭吃就行。
南都：近几年，你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出访，有什么感想吗？
郭太运：最近几年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还有美国。但是美国人不喜欢，只有在美国的台湾人很欢迎。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哪儿都不去了。
南都：你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郭太运：2011年1月份我去北京开会，向文化部副部长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说：“现在木版年画是受到人们关注了，根据现在目前的情况，无论送礼、纪念品、收藏，人们都很欢迎。而若干年以后———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而是更久的将来之后，人们喜欢的年画都有了，就连送礼都觉得太俗了，那么年画的最后归宿是什么？”这是我现在作为国家级传承人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以后怎么办？
南都：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郭太运：我想了又想。过去几百年里，年画能生存下来那是因为人人都需要，年年都得换，老话说“年画三日新”就是这个意思，过了三天，风刮雨淋，印得再好的年画也不行了。而现在人们都以收藏为主，买回去锁在箱子里。这个味道已经变了。在将来，这个市场只会越来越小。
有人说那你们创新吧。有人建议我创作一幅福娃，而我觉得这就不伦不类。我也考虑过做一套《红楼梦》的木版年画出来。但这不就和当年的连环画一样吗？谁会要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它再也等不来像以往那样热火，一个作坊里几十上百人的那一天。
另外，就算人们真的重新开始贴年画，木版印刷也比不上德国海德堡的四色胶印机，那又快又好看。技术始终是在发展的，它只会继续向前走。
南都：有媒体对现在朱仙镇年画的衰落做了报道，主要问题有画面错误、技法错误，制作粗劣，名声和售价齐跌等等。现在朱仙镇的年画水平如何？
郭太运：我现在轻易不去朱仙镇，去了就不受欢迎“。有一次我陪冯骥才去朱仙镇，对方说你怎么成天不来朱仙镇。我说：”来了就不受欢迎“，他说你来这儿怎么可能不受欢迎，我说：”我一看你们都是毛病，没有对的。“所以我不受欢迎。
南都：但你自己也有传人，这能不能解决问题？
郭太运：是的，我现在有三个关门弟子，都是大学生。收徒时还举行了政府主持的收徒仪式。但是年画的归宿不是这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事。这个问题考虑到最后，我认为它只能最终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录像、实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开封年画在历史上的盛况，它再也等不来了。
●源流：
开封朱仙镇年画旧称“门神”。《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据此推断，朱仙镇年画在宋时已流行于民间，故有中国木版年画鼻祖之称。
至明、清时期，朱仙镇年画的制作与销售规模达到鼎盛。每逢春节时，全国各地到开封和朱仙镇购买年画的客商络绎不绝，为中国木版年画的中心。
朱仙镇年画色彩明快鲜艳，人物形象饱满夸张，喜气洋洋。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传说，种类极为繁多，仅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形象的，就有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等不下20种。以尺寸而言，最大的年画可达一米多长。
清末朱仙镇逐渐衰落，年画制作中心迁移至开封。朱仙镇年画在“文革”期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受到国家重视，2007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B16-17版采写/摄影：南都记者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