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王东京:关于党校教学改革与管理的几个问题

2014-07-04 21:22:17|分类:干部教育培训新视|举报|字号订阅

本文转载自灿烂的阳光《王东京:关于党校教学改革与管理的几个问题》

这个讲题对我来说有点大,也很难讲。说实话,我之前在经济学部做教员,从综合层面对教学改革与管理研究得不多,而且对全国兄弟党校的教学情况也不太熟悉,所以这里只能结合中央党校的教学谈,也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一、围绕“一流学府”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一)从建设“一流学府”说起

我今天不打算和大家讨论什么是“一流学府”,习近平校长已讲得够明白,再多说是画蛇添足。这里要说的,是中央党校如何建设“一流学府”。在党校任教十数年,现在改做教学管理,身在其中而耳闻目睹,多少有些发言权。

首先一点要确定,中央党校究竟是不是学府?我的回答,当然是。中央党校若不是学府,也就谈不上建设“一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学府,我理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较为完备的学科设置,而且整个运转要以教学为中心。放眼看,不论中国外国,请问有谁见过没有学科设置的学府呢?是的,这正是学府与普通培训机构的区别。培训机构虽也以教学为中心,但却没有学科分类,没有专业师资;而中央党校不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科社、政法、党史、党建、文史、国际战略等学科,而且师资阵容强大。这样看,中央党校是学府是无可置疑的。

事实上,中央党校不仅是学府,而且是党的最高学府。这里说的最高,是指政治地位最高。众所周知,党校是一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办有党校,而中央党校处在这个系统的最高端,故称最高学府。但应清醒的是,最高学府未必就是“一流学府”。说过了,学府要依托学科方为学府,而“一流学府”,就得靠一流的学科来支撑。否则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一流学府”是空中建塔,无根基,何谈一流?所以建设“一流学府”,我认为重点应放在学科建设上。

远的不说,让我们看看国内的几所著名高校。某高校之所以出名,无一例外,背后必有她相对强势的学科。比如北大,她的理科就在全国首屈一指;清华,工科则独占鳌头;而人大的经济、法律也赫赫有名。相比之下,中央党校的强势学科是什么?不知大家怎么看,扪心自问,我却拿不准。也许有人说,中央党校不是以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见长么?不错,这的确是中央党校的优势,但可惜,这种优势尚未转化成学科优势。应该承认,与一流高校比,我们的学科还不够强,作为党校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差距。

我这样说,并非要妄自菲薄,也绝非说党校在各方面皆技不如人。中央党校的教员政治素质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学术素养与敬业精神,多年来学员也有口皆碑。前年我在党校中青二班做过一年的学员,听过很多教员的课,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一般高校教员肯定不能比;;而论讲课艺术,整体水准也绝不低。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党校有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却为何未打造出强势的学科?这段时间我反复琢磨,想来想去,我认为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

先从客观方面看,中央党校是党中央办的学校,背靠中央,面向高中级干部,因此教学必须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这点上,党校是明显地不同于高校,高校侧重学历教育,而党校侧重干部教育;高校是按专业招生,且按专业系统开课;而党校是组织调训,由于学员需求不同,故只能采取专题式教学。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党校讲的是专题,可专题往往变化快,跨度大,一个教员承担的讲题,上下两个学期可能完全不挨边,这样教员总打“游击”,难以进行学术积累,当然就很难成某领域的专家了。

举我自己的例子。粗略算,进党校任教十八年,迄今讲题至少已在30个以上,并且这些讲题涵盖财政、金融、产业、国企、三农、区域经济、国际贸易、西方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打一枪换个地方,不停地变,久而久之,自己就成了万金油。说起来,似乎无所不能讲,可就是哪个间题也讲不透。当年的同窗学友不少在高校教书,如今有人成了财政专家,有人成了金融专家,可当有人问我的研究方向,我却无言以对。何以如此?我想是党校教学的特殊性,让教员很难固守某个研究领域。

不过这只是问题一方面,若换个角度即从主观方面看,党校的讲题设计是否可以照应学科呢?是的,党校教学要跟着热点走,这样做没有错。但想深一层,研究热点与学科建设其实不矛盾,可并行不悖。这里的关键,是教员要有专业分工。比如经济学部的教员,就可分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而且一旦确定就要相对稳定,改打游击战为打阵地战。如此坚持三、五年,日积月累,教员必有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有了专家,学科建设必大有看头。

请别误会,我主张让教员打阵地战,并非要否定目前的教学模式。党校必须讲专题,而且不能变,要改变的只是具体讲题的设计。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设的讲题就可按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来拟定,这样定讲题,既可以发挥每个教员的专长,又有利于把问题讲透彻。现在的问题是讲题设计太泛,大而化之,无论教员研究哪个方向都难以把握。力不从心,课当然讲不好。专家出不来,党校学科也就难有大的作为。

我不懂其他学科,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我想也一样。至少有一点可肯定,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的专家。而经验证明,培养专家是要有学术分工的。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不可能指望每个教员都成为通才。尽管党校更需要“大家”,教员最好贯通文、史、哲、经。但“大家”得首先是某领域的专家,先专而后博;不然博而不专,充其量是个杂家而已。近些年,党校专家出得不多,原因复杂,但我们的讲题设计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二)再谈党校教学新布局

今天党校“一个中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教学新布局,说她“新”,其实也并不新,因为少说已经运行了十年。只不过与从前“老五门”比,目前的布局算是新的。另外一层,虽然党校人对教学布局的变化身临其境,但对为何要坚持这个布局,揖信不少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那些不从事干教的局外人,怕更是难明就里。由此看,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新布局”并非多此一举。兹事体大,事关党校教育定位,说说清楚是必要的。

记得早在十年前,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先生讲,党校所以要坚持“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新布局,理由是现在的高中级干部不少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又多为理工科背景,学马列不系统;而中央党校要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而政治家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与党性修养。这是说,中央党校培训干部,重点不在知识与技能,而是理论与党性,是立足培养能驾驭全局的通才。

郑校长讲得对,我赞成。不过本文将换个角度,即从干部成长规律看党校教育的定位。有两个重点:第一,何为干部成长规律?第二,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显然,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一回事。关于干部成长规律,学界文献多,我读过一些,略知大概。我的印象,当下许多文章谈的是干部成长的条件,比如“自我成长、组织培养、实践锻炼、社会造就、梯次递进”等。不必怀疑,这些归纳很全面,也具体,但若从党校教育的视角看,我认为研究面可收窄一些,并且还可从另一层面来提炼。

怎样提炼呢?最近手头有一课题,与干部成长规律有关。不久前曾与同事有过切磋,受其启发,我初步想到了三条。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得了同事的提点,故这三条不是我个人的成果,算集体智慧;而且还只是初步思考,能否最后立得住尚未可知。不过这些日子我日思夜想,反复推敲却不见破绽,我想不应该会错。卖瓜的赞瓜甜,对错当然不能由我说,有自卖自夸之嫌。还是公之于众让读者评判吧!这三条规律是:

第一,若干部职级与承担的责任一致,那么职级越高,知识更新就迫切。是这样吗?应该是。一个干部从基层做起,然后拾级而上,经年累月,自然会积累起相应的知识与经验,但随着职位晋升,担负的责任不同,这样原有的知识、经验往往会不够用、甚至不管用。道理明显不过,比如有人能当好村长、乡长,却未必能做好县长、市长。10年前,我到河北某市讲学,住在市宾馆。说是一家宾馆,其实就是间招待所。外边看宾馆又高又大,可房内却没卫生间。细问原因,才知当年主事的市长是乡干部出身,宾馆原本就是按招待所设计。

不要误会,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乡干部有何不好。我的意思是,乡干部职务晋升后,知识、经验应及时更新。否则,眼界不宽,思路不广,总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工作起来会力不从心,好事办不好。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领导干部要造福一方呢?事实上,职务越高,面对的矛盾就越复杂,需要的本领就越强。若是不补充新知识,穿新鞋走老路迟早会有黔驴技穷的一天。

第二,干部职级越高,履职所需的知识与其原有的专业背景相关性越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普通公务员还是学啥干啥(考公务员还会看你的专业);但到了市、地(厅局)级以上,就很难再专业对口了。我没有现成的数据,其实也不必有准确的数据,看看现在各省的书记、省长,学啥专业的没有?而国家部委的部长中,又有几人是专业对口的?可见中高级干部履职主要不是靠当年大学提供的专业技能,而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第三,如果有外部监督且监督有效,一个干部成长越快则表明自律能力越强。请注意这里的前提,一是要有外部监督,二是监督要有效。假若没这两个前提,一个干部成长快,就不一定是自律能力强,而可能是相反。现在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成克杰官居高位,显然不是因他懂得自律,而是监督的缺失。不过一般而言,干部成长还是与自律有关的。要知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干部若不自我管束,为所欲为,哪怕一时逃避了监督,然而法网恢恢,总有一天要被捉,会受到法律惩处。

回头再说党校教育定位。毫无疑问,中央办党校,归根到底是要为党培训干部。这样看,所谓党校教育规律,其实就是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换言之,党校教育的定位,必须以干部成长规律为坐标。由此便可得到三点推论:第一,党校要为党政干部提供终生教育;第二,党校教育的重点不是专业技能,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说,是政治理论、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第三,党性教育应贯穿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近平校长多次强调,党校要重点抓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而党校今天的教学布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定位。说到这里有个问题要澄清一下。近来有一种主张,党校招生要和其他培训机构一起竞争。我研究经济数十年,从不反对竞争。但不明白的是,党校提供的教育产品与别人不同,产品不同怎么竞争?你见过卖蔬菜的与卖服装的竞争么?缺什么补什么是对的,可问题是谁会承认自己缺理想信念与党性呢?经验说,理论要靠灌输。既如此党校学员就得由组织选派,而不是相反让干部自己选,如此浅显的道理无需我多费笔墨吧!

(三)末位调整与教学改革试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规律,据说达尔文的这一发现,是受到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的启发。是真是假不肯定,我没考证过。但学经济出身,相信竞争能激发活力是真的。早年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就曾做过竞争上岗的尝试,结果立竿见影:不仅教学效果有明界改观.而且一批年轻教员也因此脱颖而出。

不管你信不信,若一般地讨论竞争,党校教员反对的不会多。大千世界,竞争其实无处不在。当年我们参加高考上大学,是竞争;毕业后进党校任教,得竞争;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是竞争;评教学、科研先进奖也是竞争。大浪淘沙,今天我们能站上党校讲坛,可说都是以往竞争的优胜者,受益于竞争,大家怎会调转头来排斥竞争呢?至少反对竞争的理由是摆不上桌面的。

竞争不会有人公开反对,但联系到具体的人与事,人们却未必能坦然面对。关键在于,要竞争,就免不了有优胜劣汰。胜者当然好说,问题在劣汰,一旦被淘汰,摊到谁头上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要专门说说“末位调整”。所谓调整者,即换人也。可有人问,末位换人不就是末位淘汰么?表面看是,但实则不是。换人是换人,换人不等于淘汰,两字之差,含义却大有分别。

说我的思考吧。去年年初,校委决定要在培训类班次引人竞争,并让教务部起草操作办法。中心意思是,对讲课最差的教员要停课。临难受命,说实话,最初我想到的也是“末位淘汰”。但与同事商量,皆认为“淘汰”不妥,而想深一层,停课也的确不是淘汰。停课后教员身份不变,工资照给,这怎算“淘汰”呢?后来有同事建议用“调整”,我认为贴切。因为调整与淘汰不同,调整只暂时下岗,非长期退出,经过准备将来还可上岗。

是的,调整确实不是淘汰。但尽管如此,调整也总有人要被停课。要追问的是,既然会有人下岗,校委为何还要这么做?其实;我体会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想想吧,目今干部培训已呈多头竞争格局,不仅有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的参与,而且一大批高校也纷纷跟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兵临城下,若不再拿出点过硬的措施,党校怎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久前推行的干部自主选学风生水起,竞争空前,校委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再看党校教学状况。我参加过几次学员座谈,据反映,现在党校课堂讲课非常好的教员三分之一;讲得比较好的三分之一;而讲课比较差的也有三分之一。这是说,学员对目前党校多数课是肯定的,仅少数课学员不认可。可麻烦就在这里,最近教务部对近三年的教学数据作过分析,发现讲课差的基本是同一批人,若这少数人不改进,势必会拖党校的后腿。问题是对这三分之一较差的课怎么办?思前想后,除了末位调整,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

从经济学角度看,实行末位调整,再一个理由就是教员讲课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说某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积极影响为正外部性;消极影响为负外部性。说过多次,党校学员是个特殊群体,皆为官一方,并掌有一定的决策权。教员课讲得好,学员受益则可造福社会;相反若讲得不好,耽误学员时间不说,要是产生误导,后果还会贻害百姓。

由此可见,校委推行末位调整是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如何分优劣。这里的关键,是谁来当裁判。就像篮球比赛,没有裁判就难分胜负。同理,评价教员的讲课效果也要有裁判,而现在的裁判,就是学员,即由学员给教员讲课打分。这个办法已在党校用了多年,效果应该说不错,但也有人对此有微词。比如有学员对教员给低分是因为不赞成某个观点,而教员的观点未必错。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也却无碍大局。要知道,教务部在统计学员评分时,不仅去掉了百分之四的最高分,也去掉了百分之四的最低分,经过处理,评分整体还是客观的。

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在的评分办法不需改进,作为管理者,当然知道要改进的地方不少。何况我做教员出身,这些年学员一直在为我打分;而我也做过学员,也为其他教员打分过。凭我的观察,学员评分虽有偏差,但不管怎么说,打分最高的课绝不会差;而学员普遍给低分的也绝不会好。正是基于此,所以我断定末位调整不会伤及无辜。事实上,让最低分暂时停课,让讲课好的教员多上课,这不过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国内早就有高校这么做。别人能做到,作为党校教员我们总不该拒绝吧!

说到这里,还有个观点要回应一下。有人说,党校要后继有人,必须给年努封员机会练兵.若讲不好就停课.年轻教员怎么成长?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不错,年轻教员是要练兵,但练兵不一定非在课堂不可。年轻教员既可在教研部内部练兵,比如集体备课、集体试讲;也可请校外专家开门备课与试讲。这方面,校内不少教研部有很好的经验,榜样就在身边,我们何不仿而效之?若把教员练兵作为反对末位调整的借口,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

(四)研究式教学重在“学术含量”

不久前延安干部学院陈燕楠一行造访,希望一起探讨如何搞“研究式教学”,有人登门送教,机会难得我们当然不能错过。那天成志先介绍了中央党校的做法,燕楠也讲了他们的有关情况。本来我不打算发言,可大家看我做教员出身,一定要让我说点看法。没准备,即兴讲,言出由衷,结果燕楠说对他有启发。不管是真是假,也许是客套话,不过即便那样我也想再说出来与诸位切磋。

昔日的同窗今天不少在高校任教,每每同学聚会,总有人说他们高校是重学术,党校是重政治。幸好我之前也在高校工作过,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的看法,党校姓党,党校教员要重视政治理所必然,没有错,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重学术;而高校重学术,其实也只是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给本科生讲课主要还是重知识。事实上,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并不低,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高校更高。

不是我夸大其词。摆明的一点,党校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干部,非比以往,今天的学员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都有高学历,至少一半以上是硕士,有博士学位的也为数不少。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你应该可以想象党校教员讲课有多难。不信去看看党校每年学员的“两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与一个理论问题),哪一个问题不尖端?若教员无厚实的学术功底,光重政治怕是难以答疑解惑的。

是的,党校教员不能光重政治,同时也要重学术。于是这就带出了今天的话题,党校如何搞“研究式教学”。这些年,党校的教学改革风生水起,各教研部(所)也各显神通。诸如“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被逐步引人课堂,教学方式别开生面,学员也好评如潮。可问题是这种形式的创新是否就等于“研究式教学”呢?

倘若让我说真话,回答是“不一定”。以案例教学为例。几年前本人也曾是案例教学的积极鼓动者,而现在之所以热情不再,是因为当下有些案例课实在缺少“学术”含量,尽管每次学员评分都很高,但我认为那不是对教员的肯定,是学员自己评自己。就好比唱一台戏,教员自己没唱功,当不了演员只报幕,戏唱得再好与报幕人有多大关系?我甚至担心,这样的案例课若是弄多了,长此以往教员讲理论课的武功会废掉。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定案例教学。其实,党校目前有的案例课就很好,不仅学员欢迎,同行专家也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员学术功力深,自己有见地。这是说,一堂课是否是“研究式教学”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要看教员是否有学术框架,是否能将学员带到学理层面对问题作理性分析。另外,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也如此,别看教员与学员有互动,但若无学术含量,就事论事,照样也不算“研究式教学”。

说了这么多,那么到底何为“研究式教学”呢?依我看,恐怕有四个要素不可或缺。一是问题导向;二是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三是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四是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

不错,一堂课算不算“研究式教学”,首先要看它是否从问题出发,针对的是不是大问题。所谓大问题,就是党和政府关心的大事,而且解决起来有难度。如果教员抓不住问题,或者讲的问题只是自己感兴趣而学员不关心,那么你讲课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孤芳自赏。所以教员选择问题必须有针对性,最好富有一定的挑战性,否则浅而空,你很难将学员带动起来一起思考。

关于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后面我还要专门谈,这里不多说。只强调一点,讲课有学术框架不是简单地用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指有分析问题的逻辑路径。不少人以为讲课有科研含量就是多引经据典,贴标签,其实这想法是错的。引用经典当然必要,我不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经典的分析框架推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这样让学员在接受你观点的同时,也学到分析框架,日后当他们遇到类似问题时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谓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有两个方面,一是讲理论课要针对现实问题;二是讲现实问题要注重学理分析。总之教员无论讲什么课,理论与实际都不能脱节,要双管齐下相互照应。值得特别提点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机地联系,既不可牵强附会,也不能讲成两张皮。而且联系实际也不一定要对具体问题开处方,可把重点摆在对体制、政策、社会思潮等的分析方面。这是我们教员的强项,讲课时应尽量扬长避短。

还有一点,即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党校的定位,则又是立足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得有国际视野。两年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以能从容应对,关键就在政府高层有世界眼光。另外,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教员讲课若能用历史作参照,不仅可鉴古知今,而且会讲得更生动。

(五)“一流学府”与一流名师

一流的学府,得有一流的名师。何谓名师?顾名知义,名师是指那些学富五车而大名鼎鼎的老师。古往今来,写老师的文章多,不计其数,而我最推崇的还是韩愈的《师说》。一句“传道授业解惑”,前无古人,把老师的职责写得淋漓尽致。这里说“名师”,当然不是教人如何出名,而是讨论第一、怎样的老师才算名师;第二、中国当下为何缺名师。这两个问题大,仁者见仁,让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我眼中的名师,最重要的一点,名师首先得有真学问。业精于勤,不勤则不精。这是说,名师一定是勤于业的。俗语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不经寒窗苦读,腹中空空,无论你怎样有名,那也不是名师。当今新闻媒体发达,尤其有了互联网,要出名几近易于反掌。比如有的教师不埋头研究,而整天热衷于上电视,有的甚至不惜在网上靠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来博取眼球。说起来,这些人名气也不小,可我看却算不上名师。投机取巧,不过浪得虚名而已。

作为名师要有真学问,但仅有学问还不够。人们常常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既不盖房子,也不画图纸,怎会如此形容教师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欲治国,先修身。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当然要在品德方面成为标杆。尤其是名师,让人仰望的应不止于学术,更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德,其所求,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如奉献;其所不求又是凡人难以割舍的,如功利。名师的学问也许会被后人追赶,但品德却难以被人跨越。

名师的另一特性,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当然,名师有名师的高度,但名师的高度绝不是飞扬跋启,唯我独尊,而是体现在眼界与境界上。越是名师,就越有谦逊的品行,我读书教书数十年,接触的老师无数,我发现,但凡名师皆有大气度。我自己的导师宋涛教授就是例子。宋老师从教七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可他从不摆学术权威的架子。当年我写博士论文,他提修改意见后总会说,你可以不同意我。有一次我真的对他的意见提出了异议,没想到他思考片刻就立马承认是他错了。试问这不是名师风范是什么?

再有一点,名师所以为名师,就是他(她)与一般老师不同,一般老师主要是授业,而名师除了授业还要传道。当然,授业重要,不授业无以传道,但“业”却又不能代替“道”,“业,’是知识、技能,是为“道”做铺垫的,据说一万公斤玫瑰才能提取一公斤精油,若把一万公斤玫瑰比作“业”,那么精油才是“道”。《说文解字》讲:“道,所行道也。”而师者所传之“道”,应该指道理、道德、道义,这与“道路”何干?拆开想其实也有理。“道”是“首”加上走字边,联想起来,是指头脑走的路径,即思想、思路。所谓传道,直白地说就是教人规律与思维方法。这样看,名师同时也是哲人。

清代有位国学大师,叫王阎运,此人是曾国藩的老师。他把学问分为三等:一为诗文之学;二为功名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诗文之学,纯粹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无病呻吟;而功名之学,则是为了高官厚禄,顶戴花翎,说白了还是为一孔私利;而帝王之学却与前两种不同,为的是天下苍生,江山社翟。是的,真正的名师,传授的学问一定能造福社会。别的学科我不知,比如经济学,上世纪末“厉股份”(厉以宁)、“吴市场”(吴敬琏)在国内家喻户晓而成为名师,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传授的学问推动了改革。

转谈第二个问题吧。上文提到了厉、吴两位教授,不是说国内经济学名师就只他们两位;而且其他学科也有名师。不过有个现象值得研究,近些年,高校教师的学历普遍提高了,没博士学位已进不了高校;而论研究条件,更是昔非今比。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现在名师反而少了呢?就说中央党校,历史上党校也曾是名师辈出。提起杨献珍、艾思奇、郭大力、王学文、何其芳等党校教员,至今学界还如雷贯耳,肃然起敬。而今天的党校名师虽然有,但却凤毛麟角。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想到的答案有两个:第一,是官本位作祟。我认识的不少政府官员,当年其实就是高校的教师,而且是很有潜力成为名师的教师。可惜当他们有点学术成就后便改行从了政,人在官场,不能专心做学问,也不再教书,当然也就成不了名师;第二,利益诱惑。应该说,今天高校教师面临的诱惑实在多,一旦出点名就忙于四处赶场,做独董、当顾问,日进斗金,财源滚滚。但久而久之学问荒疏,低水平输出,这样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与名师无缘。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党校名师少是由于校方推介不力。有这种想法可理解,但我认为这观点是错的。大约十年前,校方就曾有意推名师,而我当时就不赞成。我的看法,名师既不能靠行政认定;也不能靠宣传包装。出名师的关键,是要靠激励机制让教员爱岗敬业,专心学术。前些天王怀超教授动议,说应让党校名师享受副部级待遇。主意虽好,可操作起来难。而我的建议是,只动内部分配,比如不突破工资总额而档位拉开,让骨干教师工资至少再增多五倍。这样避难就易,诸位想想看,其效果是否也与怀超教授的办法异曲同工呢?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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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校教员讲课为什么难

在中央党校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做党校教员不易,讲课难,要讲好课更难。二十五年前曾在高校工作过,也是教书,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压力并不像今天这么大。照理说,十/又年教龄已不短,在校内外讲课无数,算得上久经沙场。可到如今,每逢上课却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知别的教员怎样,反正我自己上课的前一晚肯定会睡不好。何以如此?我反复想过,在党校任教虽然也是上课,但却有许多不同于高校的地方。

最明显的不同,在高校做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轻学生,有统编教材,目的是传授知识,上课虽未必照本宣科,但那也是一章一节地教,按图索骥,讲得够清楚,学生好考试,就会大受好评。这样两、三个学期下来,教师对教材就差不多了如指掌,讲起来驾轻就熟,自然不会有何压力了。可在党校任教,教员讲授的是专题,题目总在变,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得自己写。更困难的是,党校学员不仅学历高,而且长期在第一线摸爬滚打,阅历丰富,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怎会没有压力呢?

时常听到有学员抱怨,党校教员讲课容易脱离实际。是的,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党校讲课难的原因。事实上,高校教师也会有脱离实际的现象,他们联系实际的本领未必强过党校教员,可为何学生没有这种反应呢?说起来,这其实不难理解,高校学生没走出过校门,他们关心的是考试,所以老师联系实际的好坏,他们无从判断,也无所谓;而党校学员都是党政官员,带着许多实际问题来,而且都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这样期望越高,失望也往往越大。要指出的是,面对学员的抱怨,我们的教员总以为是自己没在基层工作过。这样想也没有错,可并不仅仅如此。理论脱离实际,既有可能是对实际缺乏了解,但也有可能是对理论掌握不透彻。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党校派了不少教员到地方挂职,补“实践”的课。这些教员返校后,有的教学效果是明显提高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讲课却未见有大的改观。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力不够。别的学科我不知,经济学我清楚,像弗里德曼、科斯这样的大师,也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可他们联系实际的水准绝对一流。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功底。有理论在胸,看现实便入木三分;否则,哪怕你触摸到了实际,也往往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党校讲课难,再一方面,就是文风。最近习近平位长强调要树立优良文风,而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则倡导党校带头。以前我总认为,是领导在台上作报告,需改进文风的是领导,文风改进的重点,是在台上而不是在台下。其实,我们教员平时讲课不也是在台上么?既然在台上,当然也就有改进文风的必要。说我个人的体会,党校教员要改进文风,至少做到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此三点重要,让我展开来说说。

所谓“空对空”,不是一般的讲空话套话,而是特指用文件解释文件。党校教员有没有这种“空对空”的现象?最近翻阅了一些教员的讲稿,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有的讲稿,通篇都是某文件指出,就是看不到教员自己的分析。殊不知,学员对文件也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件到文件地讲授,教员讲起来空空如也;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别误会,我不是说教员不能讲文件,讲文件是没错的,也应该讲;但学员进党校,不仅是要知道文件怎么讲,还要了解文件为何这么讲?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文件本身,浅尝辄止,学员当然会感觉“空”、不止渴。

所谓“就事论事”,我指的是讲现实缺乏理论参照与历史参照,动不动就是“我认为”。这里有个误会,理论联系实际,很多人以为就是对实际开“处方”。有的教员为了急于联系实际,不做理论解析,不做历史比较,一开口就出招。学员说某些教员“情况不明胆子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据我所知,学员并不要求教员直接替他们出招,而是希望学会怎样用理论分析实际。前不久四川一位来党校学习的领导讲,由于公务繁忙,平日很难静下来读经典,来党校是想听教员多讲点经典,充充电。可有的教员呢?却十分热衷看门诊,结果欲速则不达,所出的招不管用,学员反而觉得脱离了实际。

所谓“人云亦云”,是说我们的教员缺乏独立思考,讲课很少有新话。有的讲稿一用就是两三年,一字不改。讲稿内容,不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是别的专家怎么说,自己好像只是个传声筒,一堂课下来,学员摸不着边际,不知教员到底怎么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教员缺乏理论勇气,怕讲错话,不敢担当;二是对问题研究不深不透,没有主见,讲不出新话,也怕讲出来贻笑犬方。古人云,师者,传道解惑。尤其是党校教员,若不下苦功做研究,只是将人家的观点照搬,学员怎会满意呢?设身处地想,假如我们自己去听课,别人尽是陈词旧调,没一点启发,你会怎么想?

(二)教员讲课必须有学术功底

上面说,党校教员讲课需“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话虽好说,然而知易行难,真正做起来不容易。总地讲,党校讲课我以为要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不结合历史与现实讲理论,理论没有针对性,那是无的放矢;而离开理论与历史讲现实,又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学员评价某堂课讲得好,通常是三个维度结合得好,否则顾此失彼,就算你口才再棒,学员也会觉得美中不足。

之所以要强调这三个维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教员讲课的思想性确实要比“口才”重要。10多年前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杨春贵副校长就曾对我说过,教员讲课思想性是第一位的,口才在其次。是的,我也有同感。只要你有研究,哪怕有点口吃也无妨,学员也肯定;若对问题无研究,即使你口若悬河,学员也不会认可。事实上,这些年党校有些课学员评价不高,大多不是教员口才差,也不在教员的表达风格,我曾听过张绪文教授的课,也听过陈雪薇教授的课,论风格,两位教授迥异,可学员即欢迎张绪文,又叫好陈雪薇。为什么?说到底学员注重的还是讲课的科研含量。

言归正传,还是谈“学术功底”吧。所谓“学术功底”,通俗地讲,就是“书底子”。不读大量的书,没有书垫底,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党校任教,大家肯定要读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党校教员应该读哪些书?我个人的体会,最该读的是经典与历史。为何要读经典与历史?因为经典是前人浓缩了的智慧,至少已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打磨,颠扑不破。这样,读了经典,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理论参照。读历史也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历史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教员若不懂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深山里找不见路标,没人给带路,迟早要迷失方向。

这样看,一个教员学术功底如何,其实就取决于是否熟读了经典与历史。也许有人问,为何一定要用经典与历史来构筑“学术功底”呢?读当代人的书不也很有用么?我的回答是,当代人的书当然要读,但却不是构成“功底”的要素,读今天的论著,虽然可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但这类著作多是一家之言,未经时间考验,日后极有可能被推翻。由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具权威性,所以不能作为观察现实的坐标。而经典与历史不同,经典已经固化了,历史也是死的,无论将来过去多少年多少代,经典不能改写,历史也不会改变。它们是结晶了的智慧与知识,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功底。

另一方面,对党校教员来说,唯有读经典与历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在讲台上你才能举重若轻。设想一下,假若讲解某个现实问题,你既有经典理论的指引,又有历史经验的佐证,讲起来你是不是会很自信、很潇洒?所谓胸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读得多了,你更加自信,气质也会跟着提升,若再加上必要的讲课技巧,深人浅出、娓娓道来,你的课一定是满堂彩。我留心过,有的教员讲课学员不爱听,其重要原因就是既缺乏经典武装,讲不透;又缺乏历史参照,讲不活。这就好比盖房子,若无好的设计图纸,又无砖瓦灰石,怎能把房子盖漂亮呢?换句话说,如果教员理论上不占优势,与学员在同一平面上说事,你的课是很难博得掌声的。

再说“理论联系实际”。上面讲到,教员上课要把握三个维度,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借助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来研究现实维度的间题。如果把理论维度作为纵坐标,历史维度作为横坐标,有了这两个坐标,那么我们就可大致确定现实维度的方位。有个问题需要提点一下,不少人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开药方,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日新月异,总在变化,比如去年房价大跌,今年房价又大涨,若上学期你给学员讲怎么救房市,这学期又给学员讲如何打压房价,如此联系实际,你疲于奔命,学员也无所适从,到头来怕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授人笑柄。

那么究竟该怎样联系实际呢?让我先举个例子吧。比如用枪打鸟,鸟就是我们要联系的那个“实际”,经典就是枪与子弹,而历史经验,就是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才能击中鸟。现在我们有了枪和子弹(经典),瞄准方法(历史经验)也有了,可就是那个鸟(自标)不好把握,因为鸟是飞动的,活靶难打,怎么办?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等那个鸟停下来,只要它停住,我们就可在固定的位置打固定的目标。问题在于,鸟何时会停下来?会停在什么地方?懂点历史的人知道,鸟通常会在夜里归巢,这样,我们就直接打鸟巢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想说的是,联系实际不必直接联系某件具体的事,而是要联系背后的政策与机制。政策与机制就是那个鸟巢,具体的事会不断变动,可政策与机制相对稳定,只要抓住政策与机制,咬住青山,讲课的针对性照样有,而理论分析的命中率则可大大提高。

(三)学术框架是教员的看家本领

谈过“学术功底”,这里再说“学术框架”,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我自己的体会,当好一个党校教员,讲课必须要有学术框架,否则信口开河,满嘴跑马,别人怕是难以拿你当专家的。尤其在中央党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很特殊,不仅见多识广,而且也都能说会道。他们进党校学习,不是对问题没思考,而是想听听教员的理论讲解,当教员的若无学术框架,就事论事,怎可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时常听学员讲,党校教员的优势是懂理论。何为懂理论?说白了就是有学术框架。不错,这正是我们教员讲课与领导干部作报告不同的地方。比如同样讲中央文件,领导干部重点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落实;而教员则侧重学理分析,不仅要讲中央精神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即重点在分析中央精神背后的学理根据。换句话说,党校教员讲课区别于领导干部讲话,关键在教员有专家视角,不是简单地用文件解释文件,而是力求从学理上讲深讲透。

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学术框架呢?我理解的学术框架,一句话,就是学者观察世界的理论坐标。不过她不是指某个点,而是一个参照体系。举个例,历史上有“疙丁解牛”的故事,疙丁解牛何以能得心应手?绝对不是因为他肯用蛮力,而是熟知牛的生理结构。再比如画画,一个画家要把人画好,了解人体结构比例便是基本功。教员讲课也如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若不先找到学术框架,讲起来就会没章法,学员听起来当然也就借惜懂懂不得要领了。

还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吧。当年读大学,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图书馆读期刊,那时候有件事让我很困惑,就是读张三的论文觉得张三对,读李四的论文觉得李四对,而张三与李四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却无从判断对错。为此,我曾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做学问。到了大二,斗胆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那是你没读经典,没有学术框架。一语点醒,从此我改弦易辙,埋头读经典。几年寒窗,果然自己对许多问题渐渐有了判断。

是的,无论我们做研究还是讲课,都得有学术框架。没有学术框架,看问题就如老虎吃天,往往无处下口。说得再形象点,学术框架就好比一张交通图。你要去天安门,从颐和园出发怎么走?假如你手里有交通图一看便知。这是说,若有学术框架在胸,分析问题也就有了逻辑路径,这样我们不仅不会迷失方向,而且可以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即便不小心走错了,也能按学术框架随时校正,至少不会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来。

也许有人问,学术框架既然如此了得,那么框架从何而来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天赋足够高,又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你可以自己建框架。但若非如此,则另有一条捷径,去借用经典著作的框架。我们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首先是她结晶了前人的智慧,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考验,颠扑不破;同时经典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古往今来,没有学术框架的论著,哪怕曾经轰动一时,但大浪淘沙,最终很少有立得住的。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有学术框架的著述就一定能成经典。我的意思是,被传承的经典,一般都有学术框架。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研究分工与贸易,用的就是绝对成本的框架;而李嘉图用的则是比较成本的框架;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用的是“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框架;而庇古研究社会福利,用的则是收人均等化的框架;再有,马歇尔研究价格,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框架;而凯恩斯研究就业,用的则又是宏观总量平衡的框架。

不用再举例,经济学是这样,其他学科的经典我想也如此。所以要想掌握学术框架,只有多读经典,舍此无他。经典读得多了,日积月累,你知道的学术框架才会慢慢多起来,碰到问题,你才能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想想看,当下党校真正叫得响的教员,有谁是不重视读经典的?最近我们正在选编中央党校“老讲稿”,我发现,建国初期党校的那些名师不仅个个熟读经典,而且讲课的学术框架也都非常清晰。他们讲课受欢迎,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本不必说,但细想还是说说好。上面提到,但凡经典皆有学术框架,可经典著作很多,教员讲课如何选择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则:首先,要先选本学科经典。对一个间题,不同学科经典的分析框架往往不同,教员备课最好选本学科的经典。不是别的学科经典不能用,而是隔行如隔山,用起来未必顺手;其次,要找准问题对应。即是说,你分析的问题要与经典所分析的问题类同,不然张冠李戴,反而容易弄巧成拙。

(四)向经典学什么与怎样导读经典

原本只想讲“怎样导读经典”,可前几天却忽然改了主意,决定还是从听课者的角度谈,说说向经典学什么。所以这么做,一是自己虽从教近二十年,资历不算浅,但党校藏龙卧虎,谈“怎样导读”有说教之嫌,不妥,也不敢;二是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与学员朝夕相处,知道当时同学对讲经典有何期待,而这些并非所有教员都了解;三是先说向经典学什么再谈怎样讲,这样也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关于怎样学经典,当下有个流行说法,就是要学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读大学起我就听到这样的教诲,但在今天看,这说法虽不全错,但也不全对。比如以“学立场”为例,立场是指人们的利益站位,即代表谁说话。这样看,马恩经典作家的立场无疑是站在工农大众这边,学习他们的立场当然没问题,不仅应该学,而且必须学。可问题是除了马恩经典外,学界还有许多其他经典,这些经典我们要不要学?如果要学,是否也包括学习他们的立场呢?

这样提间,并非刻意吹毛求疵。举我知道的例子。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学界公认的经典,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人说,凯恩斯写此书是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服务的,对此我不怀疑。可是《通论》不仅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而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时,我们中国也借鉴了。这怎么解释?看来,学经典未必一定要赞同作者的立场,只要她提供的分析工具有用,我们也可以学。

再说“学观点”。学经典当然要重视学观点,但要指出的是,经典的观点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按一定的逻辑框架提炼的,如果今天的条件仍与历史相若,经典的“观点”就得坚持;但若不是这样,那么就得结合实际加以修正,不可照搬。近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说,某部经典的某个观点错了。其实,如果你再去细读文本,并从作者的分析前提出发,依照经典的学术框架,会发现作者的推理并没有错。你所以认为错,不过是约束前提变了。

比如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可当前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是否证明马克思的观点错了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前提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而中国现阶段却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不同,推论当然不同。毛泽东曾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陈云也讲“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我体会,他们绝不是反对学经典,而是强调要立足实际,不要固守经典的某个具体观点与词句。

至于“学方法”,原则上我赞成,但需要分层次。一般地讲,方法有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世界观。比如学马恩经典,重点要学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而对其他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东西,就不能学;二是学理层面,即经典的学术框架与推理的逻辑路径;三是技术层面,这主要是指具体的分析手段,比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定量分析等。个人以为,领导干部学方法,关键是学前两个,那是“论”与“道”;技术方法属“技”和“巧”,也可以学,但不能喧宾夺主。

以上说的是怎样学经典,若转从教员的角度看,那么经典该怎样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情况要先明确:第一,党校学员不同于高校学生,学生以读书为天职,而党校学员主要职责是工作而非读书;第二,党校的学制短,教学时间有限。高校讲一部经典通常会用上一学期、甚至一学年,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文本;而党校不同,讲一部经典通.常只用两小时,学员也不可能通读文本。由此决定,党校讲经典就不可能象高校那样一章一节地讲,那样既不必要,也不现实。

然而困难在于,讲经典必须贴近文本,不贴近文本,教员很容易把经典讲成概论;可要完完全全照文本讲,教学时间又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思来想去,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重点,即既贴近文本,而又不面面俱到。这几年我在党校听过不少课,很多老师过去其实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研究重点该怎样抓,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三个方面我认为重要,让我分点说:

其一,要先交代经典针对的问题与背景。一部经典得以传承,一定有她的针对性,不可能是无病呻吟。既如此,那么教员讲经典就得先告诉学员作者针对的间题是什么,为何要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怎样。这么做不是要故弄玄虚,而且有助于集中学员的注意力,让学员带着问题听课。但要注意的是,背景介绍的话语不能太多,要反复锤炼,引人人胜;不然泛泛而谈,头开不好,学员没了兴趣后面就难以驾驭了。

其二,要讲清经典的核心观点与学术框架。党校授课时间有限,在课堂上只能讲核心观点。为把学员带人文本,教员一方面要依托经典本身的学术框架(推理路径)讲,同时,整个推理过程也要紧贴文本,要善在关键处引“原文”。这样才能把推理过程变为导读过程,让学员不仅明白经典的“观点”从何而来;而且能学到经典的分析框架。

其三,要联系实际并有自己的观点。学理论要管用,理论不管用,你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爱听,所以讲经典必须联系实际。不过联系实际不能强行对接,既可联系工作实际,也可联系思想实际;另外,教员讲经典还得有自己的观点,评论经典不要说套话,要重点指明经典的前提与今天的实际有何异同,哪些结论应坚持,哪些结论应发展、怎么发展。

教员若能把握这三条,经典就应该算讲清楚了。当然,讲经典仅仅只是清楚并不够,还得有适当的讲课艺术,语言要尽量通俗,难懂的地方要举例子。总之,经典不仅要讲清,而且要讲活,唯有这样经典课才可能成为党校品牌而大放异彩!

(五)教员应当重视讲课艺术

讲课有没有艺术这回事?我的看法当然有。虽然我曾说过,一堂课讲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教员是否有思想,能否对学员有启发,口才在其次。但这并非说口才就无关轻重,相对思想性,口才的确在第二位,不过,一个教员要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两全其美岂不善哉?

我们都曾做过学生,撇开大学不说,从小学到中学,为何有些老师讲课我们爱听,有些老师讲课我们却不爱听?照理中小学老师讲的都是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彼此思想性不应有太大差别,可受欢迎的程度为何会不同?说到底,是教师讲课的艺术有高下。其实不止老师,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比如领导作报告,同样讲经济形势,有人讲得妙趣横生;而有的却让人昏昏人睡。我曾听过朱铭基总理的报告,观点对错见仁见智,单论讲话艺术,我认为无可挑剔。最近《朱铭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在热销,不信你再读读看。

实不相瞒,年轻时我十分留意别人的演讲技巧。大学期间,曾读过不少名人的演讲录,不是我追星,而是他们的演讲实在有感染力。也曾试图寻找规律,苦思冥想,可直到毕业仍不得要领。所幸的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时杰教授口才好,操四川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听起来很有韵味。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讲问题总能化繁就简抓住要害,并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也是巧得很,那时我正好看到卡耐基的一本小册子《语言的突破》,一夜间大彻大悟,有如醒酬灌顶。我今天的讲课风格,自认为是得益于《语言的突破》的提点,当然更多是王时杰教授的真传。

其实说起来,讲课艺术并不神秘,不过由于人们审美情趣不同,对何为讲课艺术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写文章,文无定法,我们很难说得清一篇文章要按什么标准写,但一篇好文章,却往往又能得到读者的公认。讲课亦如此,虽无一致的标准,但依我多年做教员的经验,有三条我认为最要紧:1、三个清楚:即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2、深处求新,浅处求胜,通俗地讲就是深人浅出;3、掌握节奏,推动互动。字面看,这三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要做到出神人化却非一日之功,需反复操练。为表达方便,下面让我分点谈吧:

第一,三个清楚。我认为这是对教员讲课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想象,教员自己没想清楚的问题,会给学员讲清楚;退一步,即便教员想清楚了,那也未必能讲明白。因为从想清楚到说清楚,中间有个环节就是写。今天学校为何要求教员写讲义,我想这不单是为了方便学员预习;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教员把问题想透彻。诸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某个问题自以为是想清楚了,可一旦落实到纸上,却发现写不清。写不清怎能说得清呢?

有个现象这里要说一下。当下我们有的教员讲课只注重PPT(课件),却不重视写讲稿。事实上,讲稿比PPT重要得多,写讲稿的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过程,不下功夫写讲稿,研究做得不扎实,PPT再花哨有何用?徒有其表,课不可能讲得好。经验说,教员即使能把问题百分百讲清楚,学员也只能理解90%;教员若只讲清90%,学员则只能理解70%;教员要是一知半解,那么学员一定是不知所云。由此看,教员要讲好课,写讲稿绝不可敷衍,只要讲稿真写得好,哪怕你在台上念,学员我想也不会给低分。

第二,深处求新,浅处求胜。这是说,在备课写讲稿前,研究要深人,要勇于求新;但在写讲稿或讲课时,语言要浅白,要通俗易懂。牛顿说过,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发现新定律。是的,研究问题应从简单到复杂,想得愈深人愈好,但讲课相反,表达则是愈通俗愈好。真佛只说家常话。大家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看看《邓小平文选》,是不是一读就懂?其实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虽朴实无华,但道理却博大精深。

关于讲课艺术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就是要把讲理论与讲事件结合起来。一堂课两小时,假若从头至尾光说理论,课堂会显得太沉闷;但若通堂都讲事件而不讲理论,学员又会感觉肤浅。而且还有个技巧,就是要善于用小事件来讲大道理,比如亚当·斯密讲分工理论,用的就是工厂制针的例子;科斯讲产权理论,用的是工厂排污的例子。别看这些例子很平常,但你若能用好这些例子,讲起课来将有如神助。

第三,掌握节奏,推动互动。教员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有两个要点:一是讲解的节奏;二是课堂互动。记得卡耐基说过,成年人集中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单元。意思是说,超过十五分钟,人的注意力会分散。既如此,那么教员讲课就得把握这个节奏,每过一刻钟,就不妨放松一下,或讲个笑话,或插人一个小故事。不过笑话与故事要紧扣讲题,不得游离太远;至于推动互动,办法很多,既可向学员发问,也可让学员提问。不过这并不是最好的互动形式,想当年,朱铬基总理来党校讲课,就不曾让学员提过问,可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会意的笑声,这其实也是互动,而且是最高境界的互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得去仿效朱总理,他的演讲极富个人魅力,别人想学也未必学得来。本来,教员讲课就是为了传道,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学员爱听,一切管用的讲课方式都应该是艺术。这样看,东施效颦大可不必,同时我们也用不着把讲课艺术看得太神秘而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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