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转载自灿烂的阳光《王东京:关于党校教学改革与管理的几个问题》
这个讲题对我来说有点大，也很难讲。说实话，我之前在经济学部做教员，从综合层面对教学改革与管理研究得不多，而且对全国兄弟党校的教学情况也不太熟悉，所以这里只能结合中央党校的教学谈，也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一、围绕“一流学府”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一)从建设“一流学府”说起
我今天不打算和大家讨论什么是“一流学府”，习近平校长已讲得够明白，再多说是画蛇添足。这里要说的，是中央党校如何建设“一流学府”。在党校任教十数年，现在改做教学管理，身在其中而耳闻目睹，多少有些发言权。
首先一点要确定，中央党校究竟是不是学府?我的回答，当然是。中央党校若不是学府，也就谈不上建设“一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学府，我理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较为完备的学科设置，而且整个运转要以教学为中心。放眼看，不论中国外国，请问有谁见过没有学科设置的学府呢?是的，这正是学府与普通培训机构的区别。培训机构虽也以教学为中心，但却没有学科分类，没有专业师资;而中央党校不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科社、政法、党史、党建、文史、国际战略等学科，而且师资阵容强大。这样看，中央党校是学府是无可置疑的。
事实上，中央党校不仅是学府，而且是党的最高学府。这里说的最高，是指政治地位最高。众所周知，党校是一个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办有党校，而中央党校处在这个系统的最高端，故称最高学府。但应清醒的是，最高学府未必就是“一流学府”。说过了，学府要依托学科方为学府，而“一流学府”，就得靠一流的学科来支撑。否则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一流学府”是空中建塔，无根基，何谈一流?所以建设“一流学府”，我认为重点应放在学科建设上。
远的不说，让我们看看国内的几所著名高校。某高校之所以出名，无一例外，背后必有她相对强势的学科。比如北大，她的理科就在全国首屈一指;清华，工科则独占鳌头;而人大的经济、法律也赫赫有名。相比之下，中央党校的强势学科是什么?不知大家怎么看，扪心自问，我却拿不准。也许有人说，中央党校不是以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见长么?不错，这的确是中央党校的优势，但可惜，这种优势尚未转化成学科优势。应该承认，与一流高校比，我们的学科还不够强，作为党校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差距。
我这样说，并非要妄自菲薄，也绝非说党校在各方面皆技不如人。中央党校的教员政治素质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学术素养与敬业精神，多年来学员也有口皆碑。前年我在党校中青二班做过一年的学员，听过很多教员的课，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一般高校教员肯定不能比;；而论讲课艺术，整体水准也绝不低。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党校有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却为何未打造出强势的学科?这段时间我反复琢磨，想来想去，我认为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
先从客观方面看，中央党校是党中央办的学校，背靠中央，面向高中级干部，因此教学必须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这点上，党校是明显地不同于高校，高校侧重学历教育，而党校侧重干部教育;高校是按专业招生，且按专业系统开课;而党校是组织调训，由于学员需求不同，故只能采取专题式教学。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党校讲的是专题，可专题往往变化快，跨度大，一个教员承担的讲题，上下两个学期可能完全不挨边，这样教员总打“游击”，难以进行学术积累，当然就很难成某领域的专家了。
举我自己的例子。粗略算，进党校任教十八年，迄今讲题至少已在30个以上，并且这些讲题涵盖财政、金融、产业、国企、三农、区域经济、国际贸易、西方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打一枪换个地方，不停地变，久而久之，自己就成了万金油。说起来，似乎无所不能讲，可就是哪个间题也讲不透。当年的同窗学友不少在高校教书，如今有人成了财政专家，有人成了金融专家，可当有人问我的研究方向，我却无言以对。何以如此?我想是党校教学的特殊性，让教员很难固守某个研究领域。
不过这只是问题一方面，若换个角度即从主观方面看，党校的讲题设计是否可以照应学科呢?是的，党校教学要跟着热点走，这样做没有错。但想深一层，研究热点与学科建设其实不矛盾，可并行不悖。这里的关键，是教员要有专业分工。比如经济学部的教员，就可分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而且一旦确定就要相对稳定，改打游击战为打阵地战。如此坚持三、五年，日积月累，教员必有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有了专家，学科建设必大有看头。
请别误会，我主张让教员打阵地战，并非要否定目前的教学模式。党校必须讲专题，而且不能变，要改变的只是具体讲题的设计。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设的讲题就可按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等不同方向来拟定，这样定讲题，既可以发挥每个教员的专长，又有利于把问题讲透彻。现在的问题是讲题设计太泛，大而化之，无论教员研究哪个方向都难以把握。力不从心，课当然讲不好。专家出不来，党校学科也就难有大的作为。
我不懂其他学科，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我想也一样。至少有一点可肯定，一流的学科，必须有一流的专家。而经验证明，培养专家是要有学术分工的。当今时代知识爆炸，不可能指望每个教员都成为通才。尽管党校更需要“大家”，教员最好贯通文、史、哲、经。但“大家”得首先是某领域的专家，先专而后博;不然博而不专，充其量是个杂家而已。近些年，党校专家出得不多，原因复杂，但我们的讲题设计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二)再谈党校教学新布局
今天党校“一个中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教学新布局，说她“新”，其实也并不新，因为少说已经运行了十年。只不过与从前“老五门”比，目前的布局算是新的。另外一层，虽然党校人对教学布局的变化身临其境，但对为何要坚持这个布局，揖信不少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那些不从事干教的局外人，怕更是难明就里。由此看，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新布局”并非多此一举。兹事体大，事关党校教育定位，说说清楚是必要的。
记得早在十年前，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先生讲，党校所以要坚持“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新布局，理由是现在的高中级干部不少是文革后的大学生，又多为理工科背景，学马列不系统;而中央党校要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而政治家必须具备世界眼光、战略思维与党性修养。这是说，中央党校培训干部，重点不在知识与技能，而是理论与党性，是立足培养能驾驭全局的通才。
郑校长讲得对，我赞成。不过本文将换个角度，即从干部成长规律看党校教育的定位。有两个重点:第一，何为干部成长规律?第二，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显然，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不一回事。关于干部成长规律，学界文献多，我读过一些，略知大概。我的印象，当下许多文章谈的是干部成长的条件，比如“自我成长、组织培养、实践锻炼、社会造就、梯次递进”等。不必怀疑，这些归纳很全面，也具体，但若从党校教育的视角看，我认为研究面可收窄一些，并且还可从另一层面来提炼。
怎样提炼呢?最近手头有一课题，与干部成长规律有关。不久前曾与同事有过切磋，受其启发，我初步想到了三条。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得了同事的提点，故这三条不是我个人的成果，算集体智慧;而且还只是初步思考，能否最后立得住尚未可知。不过这些日子我日思夜想，反复推敲却不见破绽，我想不应该会错。卖瓜的赞瓜甜，对错当然不能由我说，有自卖自夸之嫌。还是公之于众让读者评判吧!这三条规律是:
第一，若干部职级与承担的责任一致，那么职级越高，知识更新就迫切。是这样吗?应该是。一个干部从基层做起，然后拾级而上，经年累月，自然会积累起相应的知识与经验，但随着职位晋升，担负的责任不同，这样原有的知识、经验往往会不够用、甚至不管用。道理明显不过，比如有人能当好村长、乡长，却未必能做好县长、市长。10年前，我到河北某市讲学，住在市宾馆。说是一家宾馆，其实就是间招待所。外边看宾馆又高又大，可房内却没卫生间。细问原因，才知当年主事的市长是乡干部出身，宾馆原本就是按招待所设计。
不要误会，举这个例子不是说乡干部有何不好。我的意思是，乡干部职务晋升后，知识、经验应及时更新。否则，眼界不宽，思路不广，总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工作起来会力不从心，好事办不好。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领导干部要造福一方呢?事实上，职务越高，面对的矛盾就越复杂，需要的本领就越强。若是不补充新知识，穿新鞋走老路迟早会有黔驴技穷的一天。
第二，干部职级越高，履职所需的知识与其原有的专业背景相关性越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普通公务员还是学啥干啥(考公务员还会看你的专业);但到了市、地(厅局)级以上，就很难再专业对口了。我没有现成的数据，其实也不必有准确的数据，看看现在各省的书记、省长，学啥专业的没有?而国家部委的部长中，又有几人是专业对口的?可见中高级干部履职主要不是靠当年大学提供的专业技能，而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第三，如果有外部监督且监督有效，一个干部成长越快则表明自律能力越强。请注意这里的前提，一是要有外部监督，二是监督要有效。假若没这两个前提，一个干部成长快，就不一定是自律能力强，而可能是相反。现在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成克杰官居高位，显然不是因他懂得自律，而是监督的缺失。不过一般而言，干部成长还是与自律有关的。要知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干部若不自我管束，为所欲为，哪怕一时逃避了监督，然而法网恢恢，总有一天要被捉，会受到法律惩处。
回头再说党校教育定位。毫无疑问，中央办党校，归根到底是要为党培训干部。这样看，所谓党校教育规律，其实就是党校教育如何适应干部成长规律。换言之，党校教育的定位，必须以干部成长规律为坐标。由此便可得到三点推论:第一，党校要为党政干部提供终生教育;第二，党校教育的重点不是专业技能，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说，是政治理论、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第三，党性教育应贯穿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近平校长多次强调，党校要重点抓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而党校今天的教学布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定位。说到这里有个问题要澄清一下。近来有一种主张，党校招生要和其他培训机构一起竞争。我研究经济数十年，从不反对竞争。但不明白的是，党校提供的教育产品与别人不同，产品不同怎么竞争?你见过卖蔬菜的与卖服装的竞争么?缺什么补什么是对的，可问题是谁会承认自己缺理想信念与党性呢?经验说，理论要靠灌输。既如此党校学员就得由组织选派，而不是相反让干部自己选，如此浅显的道理无需我多费笔墨吧!
(三)末位调整与教学改革试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规律，据说达尔文的这一发现，是受到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的启发。是真是假不肯定，我没考证过。但学经济出身，相信竞争能激发活力是真的。早年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就曾做过竞争上岗的尝试，结果立竿见影:不仅教学效果有明界改观.而且一批年轻教员也因此脱颖而出。
不管你信不信，若一般地讨论竞争，党校教员反对的不会多。大千世界，竞争其实无处不在。当年我们参加高考上大学，是竞争;毕业后进党校任教，得竞争;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是竞争;评教学、科研先进奖也是竞争。大浪淘沙，今天我们能站上党校讲坛，可说都是以往竞争的优胜者，受益于竞争，大家怎会调转头来排斥竞争呢?至少反对竞争的理由是摆不上桌面的。
竞争不会有人公开反对，但联系到具体的人与事，人们却未必能坦然面对。关键在于，要竞争，就免不了有优胜劣汰。胜者当然好说，问题在劣汰，一旦被淘汰，摊到谁头上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要专门说说“末位调整”。所谓调整者，即换人也。可有人问，末位换人不就是末位淘汰么?表面看是，但实则不是。换人是换人，换人不等于淘汰，两字之差，含义却大有分别。
说我的思考吧。去年年初，校委决定要在培训类班次引人竞争，并让教务部起草操作办法。中心意思是，对讲课最差的教员要停课。临难受命，说实话，最初我想到的也是“末位淘汰”。但与同事商量，皆认为“淘汰”不妥，而想深一层，停课也的确不是淘汰。停课后教员身份不变，工资照给，这怎算“淘汰”呢?后来有同事建议用“调整”，我认为贴切。因为调整与淘汰不同，调整只暂时下岗，非长期退出，经过准备将来还可上岗。
是的，调整确实不是淘汰。但尽管如此，调整也总有人要被停课。要追问的是，既然会有人下岗，校委为何还要这么做?其实;我体会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想想吧，目今干部培训已呈多头竞争格局，不仅有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的参与，而且一大批高校也纷纷跟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兵临城下，若不再拿出点过硬的措施，党校怎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久前推行的干部自主选学风生水起，竞争空前，校委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再看党校教学状况。我参加过几次学员座谈，据反映，现在党校课堂讲课非常好的教员三分之一;讲得比较好的三分之一;而讲课比较差的也有三分之一。这是说，学员对目前党校多数课是肯定的，仅少数课学员不认可。可麻烦就在这里，最近教务部对近三年的教学数据作过分析，发现讲课差的基本是同一批人，若这少数人不改进，势必会拖党校的后腿。问题是对这三分之一较差的课怎么办?思前想后，除了末位调整，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
从经济学角度看，实行末位调整，再一个理由就是教员讲课有“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说某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积极影响为正外部性;消极影响为负外部性。说过多次，党校学员是个特殊群体，皆为官一方，并掌有一定的决策权。教员课讲得好，学员受益则可造福社会;相反若讲得不好，耽误学员时间不说，要是产生误导，后果还会贻害百姓。
由此可见，校委推行末位调整是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调整，而是如何分优劣。这里的关键，是谁来当裁判。就像篮球比赛，没有裁判就难分胜负。同理，评价教员的讲课效果也要有裁判，而现在的裁判，就是学员，即由学员给教员讲课打分。这个办法已在党校用了多年，效果应该说不错，但也有人对此有微词。比如有学员对教员给低分是因为不赞成某个观点，而教员的观点未必错。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也却无碍大局。要知道，教务部在统计学员评分时，不仅去掉了百分之四的最高分，也去掉了百分之四的最低分，经过处理，评分整体还是客观的。
这样讲，并不是说现在的评分办法不需改进，作为管理者，当然知道要改进的地方不少。何况我做教员出身，这些年学员一直在为我打分;而我也做过学员，也为其他教员打分过。凭我的观察，学员评分虽有偏差，但不管怎么说，打分最高的课绝不会差;而学员普遍给低分的也绝不会好。正是基于此，所以我断定末位调整不会伤及无辜。事实上，让最低分暂时停课，让讲课好的教员多上课，这不过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国内早就有高校这么做。别人能做到，作为党校教员我们总不该拒绝吧!
说到这里，还有个观点要回应一下。有人说，党校要后继有人，必须给年努封员机会练兵.若讲不好就停课.年轻教员怎么成长?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不错，年轻教员是要练兵，但练兵不一定非在课堂不可。年轻教员既可在教研部内部练兵，比如集体备课、集体试讲;也可请校外专家开门备课与试讲。这方面，校内不少教研部有很好的经验，榜样就在身边，我们何不仿而效之?若把教员练兵作为反对末位调整的借口，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
(四)研究式教学重在“学术含量”
不久前延安干部学院陈燕楠一行造访，希望一起探讨如何搞“研究式教学”，有人登门送教，机会难得我们当然不能错过。那天成志先介绍了中央党校的做法，燕楠也讲了他们的有关情况。本来我不打算发言，可大家看我做教员出身，一定要让我说点看法。没准备，即兴讲，言出由衷，结果燕楠说对他有启发。不管是真是假，也许是客套话，不过即便那样我也想再说出来与诸位切磋。
昔日的同窗今天不少在高校任教，每每同学聚会，总有人说他们高校是重学术，党校是重政治。幸好我之前也在高校工作过，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的看法，党校姓党，党校教员要重视政治理所必然，没有错，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重学术;而高校重学术，其实也只是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给本科生讲课主要还是重知识。事实上，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并不低，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高校更高。
不是我夸大其词。摆明的一点，党校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干部，非比以往，今天的学员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都有高学历，至少一半以上是硕士，有博士学位的也为数不少。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你应该可以想象党校教员讲课有多难。不信去看看党校每年学员的“两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与一个理论问题)，哪一个问题不尖端?若教员无厚实的学术功底，光重政治怕是难以答疑解惑的。
是的，党校教员不能光重政治，同时也要重学术。于是这就带出了今天的话题，党校如何搞“研究式教学”。这些年，党校的教学改革风生水起，各教研部(所)也各显神通。诸如“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被逐步引人课堂，教学方式别开生面，学员也好评如潮。可问题是这种形式的创新是否就等于“研究式教学”呢?
倘若让我说真话，回答是“不一定”。以案例教学为例。几年前本人也曾是案例教学的积极鼓动者，而现在之所以热情不再，是因为当下有些案例课实在缺少“学术”含量，尽管每次学员评分都很高，但我认为那不是对教员的肯定，是学员自己评自己。就好比唱一台戏，教员自己没唱功，当不了演员只报幕，戏唱得再好与报幕人有多大关系?我甚至担心，这样的案例课若是弄多了，长此以往教员讲理论课的武功会废掉。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定案例教学。其实，党校目前有的案例课就很好，不仅学员欢迎，同行专家也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员学术功力深，自己有见地。这是说，一堂课是否是“研究式教学”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要看教员是否有学术框架，是否能将学员带到学理层面对问题作理性分析。另外，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也如此，别看教员与学员有互动，但若无学术含量，就事论事，照样也不算“研究式教学”。
说了这么多，那么到底何为“研究式教学”呢?依我看，恐怕有四个要素不可或缺。一是问题导向;二是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三是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四是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
不错，一堂课算不算“研究式教学”，首先要看它是否从问题出发，针对的是不是大问题。所谓大问题，就是党和政府关心的大事，而且解决起来有难度。如果教员抓不住问题，或者讲的问题只是自己感兴趣而学员不关心，那么你讲课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孤芳自赏。所以教员选择问题必须有针对性，最好富有一定的挑战性，否则浅而空，你很难将学员带动起来一起思考。
关于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后面我还要专门谈，这里不多说。只强调一点，讲课有学术框架不是简单地用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指有分析问题的逻辑路径。不少人以为讲课有科研含量就是多引经据典，贴标签，其实这想法是错的。引用经典当然必要，我不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经典的分析框架推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这样让学员在接受你观点的同时，也学到分析框架，日后当他们遇到类似问题时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谓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有两个方面，一是讲理论课要针对现实问题;二是讲现实问题要注重学理分析。总之教员无论讲什么课，理论与实际都不能脱节，要双管齐下相互照应。值得特别提点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机地联系，既不可牵强附会，也不能讲成两张皮。而且联系实际也不一定要对具体问题开处方，可把重点摆在对体制、政策、社会思潮等的分析方面。这是我们教员的强项，讲课时应尽量扬长避短。
还有一点，即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党校的定位，则又是立足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得有国际视野。两年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以能从容应对，关键就在政府高层有世界眼光。另外，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教员讲课若能用历史作参照，不仅可鉴古知今，而且会讲得更生动。
(五)“一流学府”与一流名师
一流的学府，得有一流的名师。何谓名师?顾名知义，名师是指那些学富五车而大名鼎鼎的老师。古往今来，写老师的文章多，不计其数，而我最推崇的还是韩愈的《师说》。一句“传道授业解惑”，前无古人，把老师的职责写得淋漓尽致。这里说“名师”，当然不是教人如何出名，而是讨论第一、怎样的老师才算名师;第二、中国当下为何缺名师。这两个问题大，仁者见仁，让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我眼中的名师，最重要的一点，名师首先得有真学问。业精于勤，不勤则不精。这是说，名师一定是勤于业的。俗语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不经寒窗苦读，腹中空空，无论你怎样有名，那也不是名师。当今新闻媒体发达，尤其有了互联网，要出名几近易于反掌。比如有的教师不埋头研究，而整天热衷于上电视，有的甚至不惜在网上靠发表骇人听闻的言论来博取眼球。说起来，这些人名气也不小，可我看却算不上名师。投机取巧，不过浪得虚名而已。
作为名师要有真学问，但仅有学问还不够。人们常常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既不盖房子，也不画图纸，怎会如此形容教师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是说，欲治国，先修身。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当然要在品德方面成为标杆。尤其是名师，让人仰望的应不止于学术，更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品德，其所求，是凡人难以企及的，如奉献;其所不求又是凡人难以割舍的，如功利。名师的学问也许会被后人追赶，但品德却难以被人跨越。
名师的另一特性，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当然，名师有名师的高度，但名师的高度绝不是飞扬跋启，唯我独尊，而是体现在眼界与境界上。越是名师，就越有谦逊的品行，我读书教书数十年，接触的老师无数，我发现，但凡名师皆有大气度。我自己的导师宋涛教授就是例子。宋老师从教七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可他从不摆学术权威的架子。当年我写博士论文，他提修改意见后总会说，你可以不同意我。有一次我真的对他的意见提出了异议，没想到他思考片刻就立马承认是他错了。试问这不是名师风范是什么?
再有一点，名师所以为名师，就是他(她)与一般老师不同，一般老师主要是授业，而名师除了授业还要传道。当然，授业重要，不授业无以传道，但“业”却又不能代替“道”，“业，’是知识、技能，是为“道”做铺垫的，据说一万公斤玫瑰才能提取一公斤精油，若把一万公斤玫瑰比作“业”，那么精油才是“道”。《说文解字》讲:“道，所行道也。”而师者所传之“道”，应该指道理、道德、道义，这与“道路”何干?拆开想其实也有理。“道”是“首”加上走字边，联想起来，是指头脑走的路径，即思想、思路。所谓传道，直白地说就是教人规律与思维方法。这样看，名师同时也是哲人。
清代有位国学大师，叫王阎运，此人是曾国藩的老师。他把学问分为三等:一为诗文之学;二为功名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诗文之学，纯粹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无病呻吟;而功名之学，则是为了高官厚禄，顶戴花翎，说白了还是为一孔私利;而帝王之学却与前两种不同，为的是天下苍生，江山社翟。是的，真正的名师，传授的学问一定能造福社会。别的学科我不知，比如经济学，上世纪末“厉股份”(厉以宁)、“吴市场”(吴敬琏)在国内家喻户晓而成为名师，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传授的学问推动了改革。
转谈第二个问题吧。上文提到了厉、吴两位教授，不是说国内经济学名师就只他们两位;而且其他学科也有名师。不过有个现象值得研究，近些年，高校教师的学历普遍提高了，没博士学位已进不了高校;而论研究条件，更是昔非今比。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现在名师反而少了呢?就说中央党校，历史上党校也曾是名师辈出。提起杨献珍、艾思奇、郭大力、王学文、何其芳等党校教员，至今学界还如雷贯耳，肃然起敬。而今天的党校名师虽然有，但却凤毛麟角。对此怎么解释呢?
我想到的答案有两个:第一，是官本位作祟。我认识的不少政府官员，当年其实就是高校的教师，而且是很有潜力成为名师的教师。可惜当他们有点学术成就后便改行从了政，人在官场，不能专心做学问，也不再教书，当然也就成不了名师;第二，利益诱惑。应该说，今天高校教师面临的诱惑实在多，一旦出点名就忙于四处赶场，做独董、当顾问，日进斗金，财源滚滚。但久而久之学问荒疏，低水平输出，这样终究只能昙花一现，与名师无缘。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党校名师少是由于校方推介不力。有这种想法可理解，但我认为这观点是错的。大约十年前，校方就曾有意推名师，而我当时就不赞成。我的看法，名师既不能靠行政认定;也不能靠宣传包装。出名师的关键，是要靠激励机制让教员爱岗敬业，专心学术。前些天王怀超教授动议，说应让党校名师享受副部级待遇。主意虽好，可操作起来难。而我的建议是，只动内部分配，比如不突破工资总额而档位拉开，让骨干教师工资至少再增多五倍。这样避难就易，诸位想想看，其效果是否也与怀超教授的办法异曲同工呢?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员
(一)党校教员讲课为什么难
在中央党校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做党校教员不易，讲课难，要讲好课更难。二十五年前曾在高校工作过，也是教书，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压力并不像今天这么大。照理说，十/又年教龄已不短，在校内外讲课无数，算得上久经沙场。可到如今，每逢上课却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知别的教员怎样，反正我自己上课的前一晚肯定会睡不好。何以如此?我反复想过，在党校任教虽然也是上课，但却有许多不同于高校的地方。
最明显的不同，在高校做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轻学生，有统编教材，目的是传授知识，上课虽未必照本宣科，但那也是一章一节地教，按图索骥，讲得够清楚，学生好考试，就会大受好评。这样两、三个学期下来，教师对教材就差不多了如指掌，讲起来驾轻就熟，自然不会有何压力了。可在党校任教，教员讲授的是专题，题目总在变，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得自己写。更困难的是，党校学员不仅学历高，而且长期在第一线摸爬滚打，阅历丰富，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怎会没有压力呢?
时常听到有学员抱怨，党校教员讲课容易脱离实际。是的，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党校讲课难的原因。事实上，高校教师也会有脱离实际的现象，他们联系实际的本领未必强过党校教员，可为何学生没有这种反应呢?说起来，这其实不难理解，高校学生没走出过校门，他们关心的是考试，所以老师联系实际的好坏，他们无从判断，也无所谓;而党校学员都是党政官员，带着许多实际问题来，而且都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这样期望越高，失望也往往越大。要指出的是，面对学员的抱怨，我们的教员总以为是自己没在基层工作过。这样想也没有错，可并不仅仅如此。理论脱离实际，既有可能是对实际缺乏了解，但也有可能是对理论掌握不透彻。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党校派了不少教员到地方挂职，补“实践”的课。这些教员返校后，有的教学效果是明显提高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讲课却未见有大的改观。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力不够。别的学科我不知，经济学我清楚，像弗里德曼、科斯这样的大师，也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可他们联系实际的水准绝对一流。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功底。有理论在胸，看现实便入木三分;否则，哪怕你触摸到了实际，也往往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党校讲课难，再一方面，就是文风。最近习近平位长强调要树立优良文风，而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则倡导党校带头。以前我总认为，是领导在台上作报告，需改进文风的是领导，文风改进的重点，是在台上而不是在台下。其实，我们教员平时讲课不也是在台上么?既然在台上，当然也就有改进文风的必要。说我个人的体会，党校教员要改进文风，至少做到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此三点重要，让我展开来说说。
所谓“空对空”，不是一般的讲空话套话，而是特指用文件解释文件。党校教员有没有这种“空对空”的现象?最近翻阅了一些教员的讲稿，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有的讲稿，通篇都是某文件指出，就是看不到教员自己的分析。殊不知，学员对文件也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件到文件地讲授，教员讲起来空空如也;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别误会，我不是说教员不能讲文件，讲文件是没错的，也应该讲;但学员进党校，不仅是要知道文件怎么讲，还要了解文件为何这么讲?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文件本身，浅尝辄止，学员当然会感觉“空”、不止渴。
所谓“就事论事”，我指的是讲现实缺乏理论参照与历史参照，动不动就是“我认为”。这里有个误会，理论联系实际，很多人以为就是对实际开“处方”。有的教员为了急于联系实际，不做理论解析，不做历史比较，一开口就出招。学员说某些教员“情况不明胆子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据我所知，学员并不要求教员直接替他们出招，而是希望学会怎样用理论分析实际。前不久四川一位来党校学习的领导讲，由于公务繁忙，平日很难静下来读经典，来党校是想听教员多讲点经典，充充电。可有的教员呢?却十分热衷看门诊，结果欲速则不达，所出的招不管用，学员反而觉得脱离了实际。
所谓“人云亦云”，是说我们的教员缺乏独立思考，讲课很少有新话。有的讲稿一用就是两三年，一字不改。讲稿内容，不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是别的专家怎么说，自己好像只是个传声筒，一堂课下来，学员摸不着边际，不知教员到底怎么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教员缺乏理论勇气，怕讲错话，不敢担当;二是对问题研究不深不透，没有主见，讲不出新话，也怕讲出来贻笑犬方。古人云，师者，传道解惑。尤其是党校教员，若不下苦功做研究，只是将人家的观点照搬，学员怎会满意呢?设身处地想，假如我们自己去听课，别人尽是陈词旧调，没一点启发，你会怎么想?
(二)教员讲课必须有学术功底
上面说，党校教员讲课需“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话虽好说，然而知易行难，真正做起来不容易。总地讲，党校讲课我以为要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不结合历史与现实讲理论，理论没有针对性，那是无的放矢;而离开理论与历史讲现实，又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学员评价某堂课讲得好，通常是三个维度结合得好，否则顾此失彼，就算你口才再棒，学员也会觉得美中不足。
之所以要强调这三个维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教员讲课的思想性确实要比“口才”重要。10多年前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杨春贵副校长就曾对我说过，教员讲课思想性是第一位的，口才在其次。是的，我也有同感。只要你有研究，哪怕有点口吃也无妨，学员也肯定;若对问题无研究，即使你口若悬河，学员也不会认可。事实上，这些年党校有些课学员评价不高，大多不是教员口才差，也不在教员的表达风格，我曾听过张绪文教授的课，也听过陈雪薇教授的课，论风格，两位教授迥异，可学员即欢迎张绪文，又叫好陈雪薇。为什么?说到底学员注重的还是讲课的科研含量。
言归正传，还是谈“学术功底”吧。所谓“学术功底”，通俗地讲，就是“书底子”。不读大量的书，没有书垫底，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党校任教，大家肯定要读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党校教员应该读哪些书?我个人的体会，最该读的是经典与历史。为何要读经典与历史?因为经典是前人浓缩了的智慧，至少已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打磨，颠扑不破。这样，读了经典，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理论参照。读历史也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历史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教员若不懂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深山里找不见路标，没人给带路，迟早要迷失方向。
这样看，一个教员学术功底如何，其实就取决于是否熟读了经典与历史。也许有人问，为何一定要用经典与历史来构筑“学术功底”呢?读当代人的书不也很有用么?我的回答是，当代人的书当然要读，但却不是构成“功底”的要素，读今天的论著，虽然可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但这类著作多是一家之言，未经时间考验，日后极有可能被推翻。由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具权威性，所以不能作为观察现实的坐标。而经典与历史不同，经典已经固化了，历史也是死的，无论将来过去多少年多少代，经典不能改写，历史也不会改变。它们是结晶了的智慧与知识，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功底。
另一方面，对党校教员来说，唯有读经典与历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在讲台上你才能举重若轻。设想一下，假若讲解某个现实问题，你既有经典理论的指引，又有历史经验的佐证，讲起来你是不是会很自信、很潇洒?所谓胸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读得多了，你更加自信，气质也会跟着提升，若再加上必要的讲课技巧，深人浅出、娓娓道来，你的课一定是满堂彩。我留心过，有的教员讲课学员不爱听，其重要原因就是既缺乏经典武装，讲不透;又缺乏历史参照，讲不活。这就好比盖房子，若无好的设计图纸，又无砖瓦灰石，怎能把房子盖漂亮呢?换句话说，如果教员理论上不占优势，与学员在同一平面上说事，你的课是很难博得掌声的。
再说“理论联系实际”。上面讲到，教员上课要把握三个维度，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借助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来研究现实维度的间题。如果把理论维度作为纵坐标，历史维度作为横坐标，有了这两个坐标，那么我们就可大致确定现实维度的方位。有个问题需要提点一下，不少人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开药方，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日新月异，总在变化，比如去年房价大跌，今年房价又大涨，若上学期你给学员讲怎么救房市，这学期又给学员讲如何打压房价，如此联系实际，你疲于奔命，学员也无所适从，到头来怕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授人笑柄。
那么究竟该怎样联系实际呢?让我先举个例子吧。比如用枪打鸟，鸟就是我们要联系的那个“实际”，经典就是枪与子弹，而历史经验，就是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才能击中鸟。现在我们有了枪和子弹(经典)，瞄准方法(历史经验)也有了，可就是那个鸟(自标)不好把握，因为鸟是飞动的，活靶难打，怎么办?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等那个鸟停下来，只要它停住，我们就可在固定的位置打固定的目标。问题在于，鸟何时会停下来?会停在什么地方?懂点历史的人知道，鸟通常会在夜里归巢，这样，我们就直接打鸟巢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想说的是，联系实际不必直接联系某件具体的事，而是要联系背后的政策与机制。政策与机制就是那个鸟巢，具体的事会不断变动，可政策与机制相对稳定，只要抓住政策与机制，咬住青山，讲课的针对性照样有，而理论分析的命中率则可大大提高。
(三)学术框架是教员的看家本领
谈过“学术功底”，这里再说“学术框架”，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我自己的体会，当好一个党校教员，讲课必须要有学术框架，否则信口开河，满嘴跑马，别人怕是难以拿你当专家的。尤其在中央党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很特殊，不仅见多识广，而且也都能说会道。他们进党校学习，不是对问题没思考，而是想听听教员的理论讲解，当教员的若无学术框架，就事论事，怎可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时常听学员讲，党校教员的优势是懂理论。何为懂理论?说白了就是有学术框架。不错，这正是我们教员讲课与领导干部作报告不同的地方。比如同样讲中央文件，领导干部重点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落实;而教员则侧重学理分析，不仅要讲中央精神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即重点在分析中央精神背后的学理根据。换句话说，党校教员讲课区别于领导干部讲话，关键在教员有专家视角，不是简单地用文件解释文件，而是力求从学理上讲深讲透。
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学术框架呢?我理解的学术框架，一句话，就是学者观察世界的理论坐标。不过她不是指某个点，而是一个参照体系。举个例，历史上有“疙丁解牛”的故事，疙丁解牛何以能得心应手?绝对不是因为他肯用蛮力，而是熟知牛的生理结构。再比如画画，一个画家要把人画好，了解人体结构比例便是基本功。教员讲课也如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若不先找到学术框架，讲起来就会没章法，学员听起来当然也就借惜懂懂不得要领了。
还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吧。当年读大学，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图书馆读期刊，那时候有件事让我很困惑，就是读张三的论文觉得张三对，读李四的论文觉得李四对，而张三与李四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却无从判断对错。为此，我曾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做学问。到了大二，斗胆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那是你没读经典，没有学术框架。一语点醒，从此我改弦易辙，埋头读经典。几年寒窗，果然自己对许多问题渐渐有了判断。
是的，无论我们做研究还是讲课，都得有学术框架。没有学术框架，看问题就如老虎吃天，往往无处下口。说得再形象点，学术框架就好比一张交通图。你要去天安门，从颐和园出发怎么走?假如你手里有交通图一看便知。这是说，若有学术框架在胸，分析问题也就有了逻辑路径，这样我们不仅不会迷失方向，而且可以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即便不小心走错了，也能按学术框架随时校正，至少不会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来。
也许有人问，学术框架既然如此了得，那么框架从何而来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天赋足够高，又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你可以自己建框架。但若非如此，则另有一条捷径，去借用经典著作的框架。我们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首先是她结晶了前人的智慧，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考验，颠扑不破;同时经典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古往今来，没有学术框架的论著，哪怕曾经轰动一时，但大浪淘沙，最终很少有立得住的。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有学术框架的著述就一定能成经典。我的意思是，被传承的经典，一般都有学术框架。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研究分工与贸易，用的就是绝对成本的框架;而李嘉图用的则是比较成本的框架;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用的是“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框架;而庇古研究社会福利，用的则是收人均等化的框架;再有，马歇尔研究价格，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框架;而凯恩斯研究就业，用的则又是宏观总量平衡的框架。
不用再举例，经济学是这样，其他学科的经典我想也如此。所以要想掌握学术框架，只有多读经典，舍此无他。经典读得多了，日积月累，你知道的学术框架才会慢慢多起来，碰到问题，你才能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想想看，当下党校真正叫得响的教员，有谁是不重视读经典的?最近我们正在选编中央党校“老讲稿”，我发现，建国初期党校的那些名师不仅个个熟读经典，而且讲课的学术框架也都非常清晰。他们讲课受欢迎，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本不必说，但细想还是说说好。上面提到，但凡经典皆有学术框架，可经典著作很多，教员讲课如何选择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则:首先，要先选本学科经典。对一个间题，不同学科经典的分析框架往往不同，教员备课最好选本学科的经典。不是别的学科经典不能用，而是隔行如隔山，用起来未必顺手;其次，要找准问题对应。即是说，你分析的问题要与经典所分析的问题类同，不然张冠李戴，反而容易弄巧成拙。
(四)向经典学什么与怎样导读经典
原本只想讲“怎样导读经典”，可前几天却忽然改了主意，决定还是从听课者的角度谈，说说向经典学什么。所以这么做，一是自己虽从教近二十年，资历不算浅，但党校藏龙卧虎，谈“怎样导读”有说教之嫌，不妥，也不敢;二是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与学员朝夕相处，知道当时同学对讲经典有何期待，而这些并非所有教员都了解;三是先说向经典学什么再谈怎样讲，这样也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关于怎样学经典，当下有个流行说法，就是要学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读大学起我就听到这样的教诲，但在今天看，这说法虽不全错，但也不全对。比如以“学立场”为例，立场是指人们的利益站位，即代表谁说话。这样看，马恩经典作家的立场无疑是站在工农大众这边，学习他们的立场当然没问题，不仅应该学，而且必须学。可问题是除了马恩经典外，学界还有许多其他经典，这些经典我们要不要学?如果要学，是否也包括学习他们的立场呢?
这样提间，并非刻意吹毛求疵。举我知道的例子。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学界公认的经典，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人说，凯恩斯写此书是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服务的，对此我不怀疑。可是《通论》不仅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而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时，我们中国也借鉴了。这怎么解释?看来，学经典未必一定要赞同作者的立场，只要她提供的分析工具有用，我们也可以学。
再说“学观点”。学经典当然要重视学观点，但要指出的是，经典的观点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按一定的逻辑框架提炼的，如果今天的条件仍与历史相若，经典的“观点”就得坚持;但若不是这样，那么就得结合实际加以修正，不可照搬。近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说，某部经典的某个观点错了。其实，如果你再去细读文本，并从作者的分析前提出发，依照经典的学术框架，会发现作者的推理并没有错。你所以认为错，不过是约束前提变了。
比如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可当前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是否证明马克思的观点错了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前提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而中国现阶段却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不同，推论当然不同。毛泽东曾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陈云也讲“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我体会，他们绝不是反对学经典，而是强调要立足实际，不要固守经典的某个具体观点与词句。
至于“学方法”，原则上我赞成，但需要分层次。一般地讲，方法有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世界观。比如学马恩经典，重点要学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而对其他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东西，就不能学;二是学理层面，即经典的学术框架与推理的逻辑路径;三是技术层面，这主要是指具体的分析手段，比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定量分析等。个人以为，领导干部学方法，关键是学前两个，那是“论”与“道”;技术方法属“技”和“巧”，也可以学，但不能喧宾夺主。
以上说的是怎样学经典，若转从教员的角度看，那么经典该怎样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情况要先明确:第一，党校学员不同于高校学生，学生以读书为天职，而党校学员主要职责是工作而非读书;第二，党校的学制短，教学时间有限。高校讲一部经典通常会用上一学期、甚至一学年，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文本;而党校不同，讲一部经典通.常只用两小时，学员也不可能通读文本。由此决定，党校讲经典就不可能象高校那样一章一节地讲，那样既不必要，也不现实。
然而困难在于，讲经典必须贴近文本，不贴近文本，教员很容易把经典讲成概论;可要完完全全照文本讲，教学时间又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思来想去，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重点，即既贴近文本，而又不面面俱到。这几年我在党校听过不少课，很多老师过去其实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研究重点该怎样抓，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三个方面我认为重要，让我分点说:
其一，要先交代经典针对的问题与背景。一部经典得以传承，一定有她的针对性，不可能是无病呻吟。既如此，那么教员讲经典就得先告诉学员作者针对的间题是什么，为何要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怎样。这么做不是要故弄玄虚，而且有助于集中学员的注意力，让学员带着问题听课。但要注意的是，背景介绍的话语不能太多，要反复锤炼，引人人胜;不然泛泛而谈，头开不好，学员没了兴趣后面就难以驾驭了。
其二，要讲清经典的核心观点与学术框架。党校授课时间有限，在课堂上只能讲核心观点。为把学员带人文本，教员一方面要依托经典本身的学术框架(推理路径)讲，同时，整个推理过程也要紧贴文本，要善在关键处引“原文”。这样才能把推理过程变为导读过程，让学员不仅明白经典的“观点”从何而来;而且能学到经典的分析框架。
其三，要联系实际并有自己的观点。学理论要管用，理论不管用，你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爱听，所以讲经典必须联系实际。不过联系实际不能强行对接，既可联系工作实际，也可联系思想实际;另外，教员讲经典还得有自己的观点，评论经典不要说套话，要重点指明经典的前提与今天的实际有何异同，哪些结论应坚持，哪些结论应发展、怎么发展。
教员若能把握这三条，经典就应该算讲清楚了。当然，讲经典仅仅只是清楚并不够，还得有适当的讲课艺术，语言要尽量通俗，难懂的地方要举例子。总之，经典不仅要讲清，而且要讲活，唯有这样经典课才可能成为党校品牌而大放异彩!
(五)教员应当重视讲课艺术
讲课有没有艺术这回事?我的看法当然有。虽然我曾说过，一堂课讲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教员是否有思想，能否对学员有启发，口才在其次。但这并非说口才就无关轻重，相对思想性，口才的确在第二位，不过，一个教员要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两全其美岂不善哉?
我们都曾做过学生，撇开大学不说，从小学到中学，为何有些老师讲课我们爱听，有些老师讲课我们却不爱听?照理中小学老师讲的都是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彼此思想性不应有太大差别，可受欢迎的程度为何会不同?说到底，是教师讲课的艺术有高下。其实不止老师，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比如领导作报告，同样讲经济形势，有人讲得妙趣横生;而有的却让人昏昏人睡。我曾听过朱铭基总理的报告，观点对错见仁见智，单论讲话艺术，我认为无可挑剔。最近《朱铭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在热销，不信你再读读看。
实不相瞒，年轻时我十分留意别人的演讲技巧。大学期间，曾读过不少名人的演讲录，不是我追星，而是他们的演讲实在有感染力。也曾试图寻找规律，苦思冥想，可直到毕业仍不得要领。所幸的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时杰教授口才好，操四川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听起来很有韵味。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讲问题总能化繁就简抓住要害，并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也是巧得很，那时我正好看到卡耐基的一本小册子《语言的突破》，一夜间大彻大悟，有如醒酬灌顶。我今天的讲课风格，自认为是得益于《语言的突破》的提点，当然更多是王时杰教授的真传。
其实说起来，讲课艺术并不神秘，不过由于人们审美情趣不同，对何为讲课艺术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写文章，文无定法，我们很难说得清一篇文章要按什么标准写，但一篇好文章，却往往又能得到读者的公认。讲课亦如此，虽无一致的标准，但依我多年做教员的经验，有三条我认为最要紧:1、三个清楚:即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2、深处求新，浅处求胜，通俗地讲就是深人浅出;3、掌握节奏，推动互动。字面看，这三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要做到出神人化却非一日之功，需反复操练。为表达方便，下面让我分点谈吧:
第一，三个清楚。我认为这是对教员讲课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想象，教员自己没想清楚的问题，会给学员讲清楚;退一步，即便教员想清楚了，那也未必能讲明白。因为从想清楚到说清楚，中间有个环节就是写。今天学校为何要求教员写讲义，我想这不单是为了方便学员预习;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教员把问题想透彻。诸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某个问题自以为是想清楚了，可一旦落实到纸上，却发现写不清。写不清怎能说得清呢?
有个现象这里要说一下。当下我们有的教员讲课只注重PPT(课件)，却不重视写讲稿。事实上，讲稿比PPT重要得多，写讲稿的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过程，不下功夫写讲稿，研究做得不扎实，PPT再花哨有何用?徒有其表，课不可能讲得好。经验说，教员即使能把问题百分百讲清楚，学员也只能理解90%;教员若只讲清90%，学员则只能理解70%;教员要是一知半解，那么学员一定是不知所云。由此看，教员要讲好课，写讲稿绝不可敷衍，只要讲稿真写得好，哪怕你在台上念，学员我想也不会给低分。
第二，深处求新，浅处求胜。这是说，在备课写讲稿前，研究要深人，要勇于求新;但在写讲稿或讲课时，语言要浅白，要通俗易懂。牛顿说过，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发现新定律。是的，研究问题应从简单到复杂，想得愈深人愈好，但讲课相反，表达则是愈通俗愈好。真佛只说家常话。大家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看看《邓小平文选》，是不是一读就懂?其实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虽朴实无华，但道理却博大精深。
关于讲课艺术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就是要把讲理论与讲事件结合起来。一堂课两小时，假若从头至尾光说理论，课堂会显得太沉闷;但若通堂都讲事件而不讲理论，学员又会感觉肤浅。而且还有个技巧，就是要善于用小事件来讲大道理，比如亚当·斯密讲分工理论，用的就是工厂制针的例子;科斯讲产权理论，用的是工厂排污的例子。别看这些例子很平常，但你若能用好这些例子，讲起课来将有如神助。
第三，掌握节奏，推动互动。教员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有两个要点:一是讲解的节奏;二是课堂互动。记得卡耐基说过，成年人集中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单元。意思是说，超过十五分钟，人的注意力会分散。既如此，那么教员讲课就得把握这个节奏，每过一刻钟，就不妨放松一下，或讲个笑话，或插人一个小故事。不过笑话与故事要紧扣讲题，不得游离太远;至于推动互动，办法很多，既可向学员发问，也可让学员提问。不过这并不是最好的互动形式，想当年，朱铬基总理来党校讲课，就不曾让学员提过问，可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会意的笑声，这其实也是互动，而且是最高境界的互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得去仿效朱总理，他的演讲极富个人魅力，别人想学也未必学得来。本来，教员讲课就是为了传道，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学员爱听，一切管用的讲课方式都应该是艺术。这样看，东施效颦大可不必，同时我们也用不着把讲课艺术看得太神秘而作茧自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