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 模式 规则
一
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将制度理论整合到经济学中。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不象早期一些理论那样试图推翻或取代新古典经济理论,而是力图在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通过修正和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使人们能够把握和处理迄今为止还处于其分析范围之外的大量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并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假设,是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它们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包含的选择理论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放弃了机械理性主义(instrumental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与制度无关的理论。
在一个机械理性主义的世界中,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ideasandideologies)也没有用;(经济的和政治的)有效市场成为经济体系的特征。然而,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为了进行结构性交易(structureexchange),人们对彼此的行为都加以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之产生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思想和意识形态对选择以及不完全市场所形成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制度理论是在对机械理性主义理论的修正中起步的,尽管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近些年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距离完全理解人脑如何加工信息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心智模式(mentalmodel)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心智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也就是说它是由知识、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在代际间传递而产生的,而这些知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不同民族和社会中又根本不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具有“本地性(local)”,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而导致人们心智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个人所获得的正规学习也经常是由相互抵触的模式组成的,而我们正是通过矛盾的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世界。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其心智模型。但是用哈恩的话来说,“客观上存在着经济人能够坚守并依其行动的一系列理论,除非遭遇的事件促使他们改变其理论(Hahn,1987))”。由此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一个必然得到的确定的均衡,而是会出现多重均衡。
信息的不完全以及处理信息的有限思维能力决定着交易成本,而这形成了制度的组成基础。目前争论的问题不仅包括理性主义假设问题,还包括交易的具体特征问题,这些具体特征会妨碍行为人以零交易成本模型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thejointmaximization)。由于交易各方所掌握的信息需要成本而且信息不对称,所以产生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代理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1)。
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人们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技术的采用,两者共同决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正是科斯(RonaldCoase,1937and1980)在制度、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理论之间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联系,即使到今天,经济学界仍没有完全理解这种联系。孰我坦陈,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而正是这种交易成本才是制度经济学所要掌握的,而且正因为我们国民收入的相当大部分要专门用于交易,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对市场有效性有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
科斯曾思考而且至今仍然关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资源配置问题,他的远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解开经济绩效这团乱麻的钥匙。这也是我所关注的问题。那么,这种新制度方法是如何适用于新古典理论的呢?它首先从稀缺性,以及由这种稀缺而引致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经济学是一种在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的理论,而价格理论是制度分析的重要部分,相对价格的变化则是引导制度变革的一种主要强制力。
那么,这种分析方法又是怎样修正或扩展新古典理论呢?除了修正理性主义的假设外,它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用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它把观念和思想意识形态引入分析中,并把政治过程的模型作为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作为经济绩效多变的根源,以及“市场失灵”的解释,从而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我将进一步论述无效率市场问题,因为它彰显了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研究所作的重大贡献。1960年,科斯在其论文中首先提出,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有效竞争局面才可能出现。的确如此,在不考虑制度安排的情况下,有效市场的竞争结构将引导交易各方在无交易成本情况下实现收入的最大化。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条件在现实世界能被模拟,它们之所以能被模拟的原因在于通过套利和有效的信息反馈会使竞争强烈到足以接近科斯的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从而使各交易方能够从交易中内生地实现新古典理论所主张的目标。
但是,要达到严格要求的结果,信息和制度是必需的。参与者不仅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必须掌握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但是参与者如何才能了解达到其目标的正确途径呢?机械理性主义认为,即使行为人最初会有各种不同甚至错误的模式,但是信息反馈过程和套利的行为人将会纠正最初不正确的模式、惩罚出轨行为、并引导幸存的交易各方达到正确模式。一个关于竞争市场模型规则的更加严格的隐含要求是,当存在有效的交易成本时,随之产生的市场制度的设计将引导行为人为确立正确的模式而获取必要的信息。
但是这些严格要求只有在预期中才能实现,个人通常采取的典型做法是依据不完全信息及主观推导的模式去行动,而这种主观模式经常是错误的,而且信息的反馈通常不足以纠正这些主观模式。制度并非必然或经常地创造社会效益,制度或者正式规则被创造出来就是要为那些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人创建新规则服务的。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讨价还价的实力不会影响到结果的有效性,但在一个交易成本确定的世界里,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则会产生影响——而且它也因此对经济变革的长远方向产生影响。
要找到与实现效率必须的条件近似的经济市场是罕见的,而要找到这样的政治市场则完全不可能。因为正是政治体制对产权的界定以及保证产权的执行,有效经济市场是少见的也就不足为奇。而且由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一旦一种经济走上了一条会产生停滞的“无效”路径,它就会坚持走下去(并且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已经出现过)。
由于社会网络的外部性、规模经济的存在以及既定的制度机制(institutionalmatrix)中存在的互补性以及制度的路径依赖,通俗的说,作为制度结构的产物,具有交易实力的个人和组织在维系体制稳定中具有关键的支柱作用。路径的确会发生逆转,阿根廷近半个世纪从增长变为停滞,以及西班牙从18世纪50年代步入倒退的实例可以证明,但倒退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而我们却对它知之甚少——我们正在目睹中东欧国家在这样的逆转中艰难探索。个中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有关制度变迁的动力,尤其是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了解甚少。
二
在经济变革的长期趋势中,制度或认知模式的变化往往起源于不同个人群体面临的初始条件的改变。正如不同群落(tribes)因其所处物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不同语言,并用不同思维模式来解释周围世界。语言和心智模式形成非正式约束力,它们限制了该群体的制度框架,并且被当作习俗、禁忌或是神话,世代传承下去,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文明,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关键部分。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群落演化出不同政治与经济形式。随着在解决稀缺性这一根本经济问题上取得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经验和学习的多样化逐渐产生出差异日益扩大的社会和文明。
成效的不同有很明确的原因。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这种发展要求社会形成一种制度,从而为跨时空进行不具名、非个人交易提供条件,而且随着对合作收益的尊重,以及为了从更复杂的契约交易中获得利益而建立必要制度的可能性,促使“地域性经验(localexperience)”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思维认知模式和制度结构。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组织为了生存采取何种学习方式。如果制度框架给了组织侵权行为以最高报酬,那么,幸存的、成功的组织就会在学习方式上采取更好掠夺的方式,而如果生产力提高的行为能获得最高报酬,那么经济就会增长。
客观上没有任何保障能使可看得见的报酬偏爱后者而不是前者,而且经济史的确也产生了诸多罕见的经济增长的事例。西方世界从10世纪相对落后到18世纪取得飞速的增长、崛起并成为世界霸权,不仅仅是与世界其他大国如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的相对衰败比较而言,而且同样也是对西方国家自身不同程度成功来说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大国的衰败,或更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扭转这一衰败如此之难呢?一种解释是必须要对制度进行一些分析,而这些制度是掌握现代技术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经济革命把现代科学原则系统地应用于技术,并更广泛地用来解决经济稀缺性。前人无法想象那些能充分认识其潜力的经济体所取得的结果。但是,要认识到这种技术优势,就必须有经济活动的基础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在演化过程中能够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1970年代,钱德勒(Chandler,1977)就认识到了单个企业的转型、以及经济协调和整合的总成本的某些关键要素——需要广泛重组经济范畴,包括政府的改进,政府将规定并执行对整合十分必要的游戏规则。
为什么形成这种政府那么困难呢?博弈论中的一个简单故事揭示了此种两难处境。当游戏重复进行,参与人对其它参与人过去的行为有完全信息,并且参与人数量较少时,在博弈中达到合作的结果是最有可能的。但当我们将这一个过程反转过来,当不重复博奕或者是有限博弈,参与人对其它参与人过去的行为不了解,并且参与人数量较多时,合作则很难达到。因为在那种环境中,不合作的收益通常要大于合作的收益。
第二次经济革命产生了一个以非个人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世界,并且它还有后一种博弈情况所伴随的所有特征。而要克服它们就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结构中修改报酬规则和执行报酬规则都是为了引致合作。这种分析并不新颖。卡尔.马克思很早就已指出,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存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发生冲突和变革的基本源泉之一。
但是关于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制度调整的观点还有更多。其调整需要一个全社会的变革。非个人交易、细化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信息成本的根本减少和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都需要社会组织在各方面发生完全的转变。城市化无所不在的外部性问题,相互依赖而引起的不安全性,以及所有当前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家庭的传统功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已经产生并且将继续产生大量现代社会问题。而且正是西方经济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灵活性,不完全地提供了家庭的传统功能的替代品,防止新的不安全性对个人的影响,并处理了伴随这种经济转变而产生的问题,比如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外部性。
三
可以确定,这种经济和社会环境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现代问题。其基本观点可以简述如下:如果所采取的政策为了要达到要求的结果,成功的发展政策就需要理解经济变迁的动力。经济变迁的动态模型需要把对政府的分析作为模型整体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正是政府具体规定并执行了正式规则。
要想获得这样一个模型的话,我们还有一段路可走,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正在演进的(即使是不完全的)结构,显示出了与传统发展经济学家或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发展政策。发展经济学家通常将政府看作是外生的或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宽厚角色。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有隐含假设,他们认为制度(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起作用,配置效率模型包括的静态分析应该被作为政策指导,也就是通过减少对交易和价格的控制来达到适宜的价格。事实上,政府从来就不能被当作发展政策的一个外生角色,只有恰当地安排一系列产权并执行(这些将会产生竞争的市场条件)时,适宜价格的产生才能实现所要的结果。
在做进一步的讨论前,我们有必要清晰地区分制度和组织。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
组织是指一些参与者:以一个共同目的去实现目标的个人群体。它们包括政治主体(政党、参议院、城镇议会、受规章约束的代理人)、经济主体(企业、贸易联盟、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主体(教堂、俱乐部、体育协会)和教育主体(学校、学院、职业培训中心)。这些定义构成了以下五个观点的基础,它们包括了制度变迁必不可少的特征:
1.在稀缺性和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制度和组织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
2.竞争迫使组织为了生存不断投资于技能和知识。个体和他们的组织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种类将形成对机会和选择的不断发展的认识,这些机会和选择又将会不断地改变制度。
3.制度框架限定了被认为能够获得最大报酬的技能和知识的种类。
4.认知起源于参与者的心智模式。
5.一种制度机制的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得制度变迁不可抗拒地具有不断累积和路径依赖的特性。
让我详细说明这些观点。经济变迁是一个无所不在、前进、累积的过程。它是个体和组织的企业家每天作出选择的结果,虽然这些决策绝大多数是日常的(NelsonandWinter,1982),但有一些也包括改变个体和组织间现存的“契约”。有时候,契约的重订能够在现有产权结构和政治规则中完成,但有些时候新的契约形式要求改变规则。通常,现有的非正式行为规则将会引导交易,但有些时候,这些规则会逐渐被修改或抛弃。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逐渐被修改。由于个体认识到他们可以通过重构交易(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而做得更好,因此,制度就会被修改。认知改变的源泉可能外生于这种经济,例如在另一种经济(即改变给定经济中企业家对获利机会的认识)中,价格和竞争产品数量的改变。但是变迁的基本源泉是组织中企业家的学习。
学习是好奇的结果,同时学习的速度将会反映组织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是稀缺性产生的结果,因此在一种经济中,组织会致力于学习以求生存。但是努力程度则可能并且的确存在不同。如果由于垄断力量的作用,竞争减弱了,那么,学习动机也会减少。
学习速度决定经济变迁速度,学习种类决定经济变迁的方向。学习种类是不同种类知识的预期报酬的函数,因此它将反映参与者的心智模式,并以最快速度反映内含于制度机制中的激励结构的边际变动。正如前面所言,如果对制度机制中的侵权行为(或者更一般的再分配行为)支付的报酬多于生产行为,那么,学习就将会采用如何学到更好的侵权行为的形式。
变迁通常是在一种制度机制不断累积的过程,它伴随着组织中企业家领悟力普遍地不断发展,而这种制度机制就是以现有组织之间网络外部性、技术互补性和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并且由于组织的存在应归功于制度机制,所以,他们会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利益集团以确保制度结构的永久性——这样也确保了路径依赖。然而,当出现代表利益不同的组织(通常是对现有组织绩效不满意的结果),且不能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调解组织间对于制度变迁的基本冲突时,变革就会发生。
四
描述经济变迁的特点是一回事,而开出药方改善经济绩效则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并不知道怎样把病态的经济转变为成功的经济,但是制度的一些特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1.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的强制性所组成,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虽然正式规则可以一夜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由于非正式规则给任何一套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因此,激进的革命从来不会象它的支持者所要求的那样,而绩效也与预期不同。并且,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他们的非正式准则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这就表明,把西方成功市场经济的正式政治与经济规则转移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经济上,并不是达到良好经济绩效的有效条件。私有化对于解决贫困的经济也并不是灵丹妙药。
2.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政府,因为他们限定并执行经济的游戏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核心必须是建立一个会制定和执行有效产权的政府。然而不幸的是,对新政治经济(即应用于政府方面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我们很了解第三世界政府的特征,但是关于这种政府的理论却很少。我们甚至对中欧和东欧社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制度框架的结果也了解不多。但是,本文上述几个部分所描述的制度特征体现了以下内容:
a.如果政治制度得到具有同一经济利益的永久性组织的支持,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将会稳固不变。因此,政治或经济改革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建立这样的组织。
b.对于成功的改革来说,改变制度和信念体系(thebeliefsystems)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出选择的正是参与者的心智模式。
c.不断发展的行为准则会支持并使新规则合法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当缺乏这种不断强化的准则时,政府会倾向于不稳定。
d.虽然经济增长在独裁政体下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则需要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和政治自由保护的发展。
e.非正式规则——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之一。在一个具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准则的社会,繁荣有时候可能会伴随着不稳定或者多变的政治规则,这关键在于对多变政治规则的执行程度。尽管信仰显然已经成为信念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对信念体系和随之产生的非正式规则的发展却了解很少。
3.就政策的导向性而言,制度(创设)比配置效率更为合适。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而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则是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它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来进行调整。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一些补充准则的建立是制度必不可少的特征。成功的政治或经济体系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了此种特征。关于如何在短期内建立这样的体系,或者真正意义上说,甚至对于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建立这种体系的问题,我们还了解得非常少。然而,能够产生配置效率的政策是否总会是治愈病态经济的良药,这一点也值得怀疑。而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有效政策则会产生政治反应,它会阻碍或颠覆有效的变革。
今天,摆在社会学家面前的最大挑战,就是对社会变革的动态理论加以发展,它将会填补以往的研究空白,并使我们理解适应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