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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佛有个人类发展学教授，叫做William Damon.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Path to Purpose》，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美国作为一个善于找捷径的国家，不断地在向青少年和孩子传递如何寻找捷径的方法和犬儒主义的思想；却从来不去告诉他们，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做出一些对世界有影响的事情来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即使他并不因此获得公共认可和物质财富。
以上两个观点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强调信仰与理想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或理想，那么唯一能够驱动他的就只有利益，世人无不钟爱的两种利益，就是公共认可和个人财富。
没有信仰的痛苦，几乎人尽皆知；可是我们出生成长在这世界，不是我们想要有信仰就可以有信仰的。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以及有着什么样的信仰，往往是由他的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直接决定的。如果在我成长的经历中，从来不曾见到过平等自由博爱等高大上的东西，我又如何去相信这些的东西的存在或者坚信他们是可以靠努力争取而来？如果过往的经历告诉我，只有那些符合体制与系统规则的行为和表现，才会获得赞美或利益，那么智商正常的人，怎么会不形成一种惯性与迎合这个规则。
在我有限的经历与视野里，能看见的只是，越是在高处的人，越是懂得规则的难以撼动；越是智商与背景都优越的人，越是犬儒，也越有机会拥有个人成功。可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果人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国家岂不是非常繁荣富强么。可是担忧在于，如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损人利己主义者，那么会存在一个点，使得健康的社会结构被这种进化趋势所破坏，最坏的结果是，民族会因此而消亡。
很多人以为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在这一点上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之所以引用两位学者互为对应的观点，也正是想暗示，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的年轻人缺乏信仰利己主义的病症更严重，那么也只能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从绝对值上横向比较，中国年轻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没有美国年轻人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所谓越是贫穷越想致富，所以也越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利己主义者。第二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中国人没有；尽管中国作为历史上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国度，现代中国人对佛教的信赖，部分上是赶潮流，部分上是自我安抚被无情现实重击的年轻心灵，完全算不上是信仰。
我非常好奇，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断地在信仰的有和无之间挣扎徘徊，究竟什么因素会使得他最终定性。我更好奇，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一个有利于利己主义者的时代与社会，会最终有一个怎样的人生。所以我很想做一个实验，把一组有明确信仰的年轻人和另一组没有明确信仰但是其他特点完全一致的年轻人放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持久性地测量他们幸福指数。但是这个实验是不可能可行的，因为我找不到两组人，在其他方面都有着完全一样的特征，却唯独在有无信仰这一点上有着本质的差别。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世界非黑即白，除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那么世界也会较为美好。可是残酷的事实在于，还有着太多想做利己主义者而不能精致的人；他们或是由于智商不够，或是由于社会技巧与情商不足。他们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社会，无信仰，无智商，无情商，会被利己主义者奴役呢，还是会被规则玩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