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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诺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装睡可以视为多种状态的概括，既包括生理上的伪装睡眠，也可以指精神上对外在的拒绝——否认存在，怀疑一切，并且也不准备改变所嘲讽的事物，这样一种姿态。当下，精神上“装睡”的人可不少，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本书作者周濂的话来说，“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道……第一反应一概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另一个‘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精神上“装睡”，大概都能找到事出之因。但无论如何，发展到目前怀疑一切——对行善举之人说三道四，认为他人挖空心思作秀，非要用自己臆想的不良动机与事主挂钩；对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公民表示不屑，认为其在捞政治资本；对大小明星或喜结良缘或推出新作或参与公益活动，都第一时间在跟帖或微博上，挖出明星过往丑事，从人品上否定他人的一切；如果有人因为帮助他人而遭遇误解乃至伤害，那么很容易招致一连串的冷嘲热讽……周濂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谈到，这样的“装睡”，本质上是失败主义、犬儒主义的表现，即“用昏暗的眼神去审视昏暗的世界”。很显然，在客观事实不能印证恶意揣度的时候，许多人会选择遗忘，然后将注意力聚焦在少部分得到验证的猜测，进而对世界投以更加昏暗的眼神。
我很认同作者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揣度并非议他人及有关事件，如果抹掉理性，又同时拒绝理解、同情、正义、积极等思维，那么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自己所言所指向的层次，等于价值层面的自我放逐。书中《“不就是”与“又怎样”》一文提到了这种自我放逐的典型表现，即以口头禅“不就是”消解一切理论差异及价值意义、以“又怎样”取消所有行动意义。两者叠加在一起，备显懦弱与不堪。
周濂举例指出，有人在读了史论著作后会说，“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谁比谁更具道德优势呢？再者说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但或许不了解真相反倒比了解好——了解又怎样？或者继续这样，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种对人们更好，却也未为可知”。这样的话、这样一套逻辑，我们是不是经常从文章中，包括自己写下的日志、名家转述的随笔中都能看到呢？看似深刻，实则表达出的，是一种戏弄价值的痞气，消融对价值的信仰。
周濂自2005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在这本书中也举出了校园里的“装睡”表现，并就其成因做了分析。有学生曾向他抱怨，称某门考试中同学们大多在作弊，但监考老师却不闻不问，于是这名同学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见为净。周濂说，自己无法预知这名同学下一次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大学生应该拥有的“德性”，是“公平游戏”的精神。但无论是现在的校园文化、学生群体中的亚文化（交往规则），还是校方搭建的制度环境、评价体系，都在为学生背弃上述精神、原则提供空间或动力。休谟曾说，“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现在可说的是，人们乐于做搭便车者，嘲笑仅存不多的呆子们是“大忠似伪，以博直名”，以偷奸耍滑为荣，以诚信守常为耻。可以说，这正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丢弃理想、价值、信念、操守及其他一切需要守护的德行而选择“装睡”的根本原因。
他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书中同名文章提到，“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诺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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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装睡，不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做“替既得利益者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做“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不因“见事太明”而“行事则失其勇”呢？事实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