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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叫骈文？其中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恰当的是骈体文和四六文。骈文是骈体文或骈俪文的简称，四六文可简化为“四六”。
有不少人把“丽辞”、“丽语”、“偶语”、“俳语”当作骈文的代词。准确地讲，它们是指对仗、对偶，属于句式和修辞方法，并非专指骈文。有人认为，《文心雕龙•丽辞》篇是讨论骈文的。其实该篇主要从修辞角度立论，所举对偶句例，有诗，有赋，有文，并不属于文体论。有人称骈文为“美文”、“贵族文学”、“庙堂文学”，那是对其性质的评估，而非科学的定义。
骈文在梁陈时叫做“今文”，唐宋时叫做“时文”，皆相对于古文而言，意思是时下流行的文体。有的古人称之为“六朝文”，未免以偏盖全，无视当时还有非骈体文存在。
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这句话包括三点：一、以对偶句为主，这是骈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为骈文；二、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三、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为骈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 ，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
人亦将其所作骈文列为专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专论骈文的著作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六朝前期，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骈文以四六为正宗，宋骈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骈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骈文别集而无总集。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多为公私应酬文字。以王志坚《四六法海》较有学术价值，该书起魏晋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汇编之意，但并不限于四六对偶之文。清代骈文总集有：李兆洛《骈体文钞》（起李斯止隋陈，编者主骈散合一，故所选并不都是骈体）、许梿《六朝文絜》（专收南北朝短篇骈文）、王先谦《骈文类纂》（起屈原止清末，历代皆选，是目前收文最系统的选本）。此外有：陈均《唐骈体文钞》、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轲《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骈文专著，如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四六丛话》、李渔《四六初徵》、陈云程《四六清丽集》等。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骈文。
有人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盛于魏晋，绵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它对骈文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西晋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是当时文人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若比之现代文体，颇接近散文诗。至于真正代表骈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界定
清代骈文号称中兴。骈文家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骈文自古有之，一些骈文选本把入选范围搞得很宽，以壮大骈文声势。有的现代学者承袭清人，竟主张，“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篱者，皆不得不归之骈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骈文当包括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骈非骈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必须加以厘清。
1、骈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骈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骈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为句子不等于文章。
某些清代学者（如阮元）从《尚书》 、 《周易 》 、 《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为那即是骈文了。他们是混淆了文体与句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当代研究者有时也没有区别清楚。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相当一批以散句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范仲俺《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李纲《议国是》，岳飞《五岳祠盟记》，皆当成骈文。这些作品，不但当代选家视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种骈文选本亦未见收录。于先生也许是看中里面有少量对偶句子。倘若有对偶即为骈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骈文了。
骈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对偶句的多少，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骈文通义》）台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这些见解相当精辟。张氏又说：“散文得之于阳刚之美，即今世所谓壮美者也；而骈文得之于阴柔之美，即今世所谓优美者也。”“散文家认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盖以文章为经世致用之工具也。……骈文家之见解则以文章本身之美即为文章之价值，故其态度是淡泊的，超然的，盖以文章为抒写性灵之工具也。”如此概括恐未必尽然。骈文中并不乏阳刚柔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骈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贽，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2、骈文与辞赋
研究者大致有三种意见：一、骈文包括辞赋，二、不包括，三、包括骈赋而不包括其他赋体文学。
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于骈文，骈文亦不被视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骈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辞赋以排比为主，也不乏对偶句；骈文以对偶句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书阁《骈文史论》认为“汉赋尚未成为骈体，只是骈之初始而已。”这是对的。但又主张律赋应归骈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散体赋（即文赋）的代表作《秋声赋》、《赤壁赋》等当作骈文，未免过宽。不但当代各家骈文选本没有先例，古代骈文选本亦罕见。
骈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骈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为骈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如果说序是骈文，赋也是骈文，无视二者的界限，无论解释古代作品或是面对今天的读者恐怕都讲不清楚。
清代及台湾有些骈文选本往往兼收骈赋，那属于“从宽处理”。如同清代古文选本以散文为主也往往收少量骈文及散体赋一样。这表明古今选家文体概念有时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拘泥，并不能证明骈文、散文和赋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张“从严处理”，骈文亦可不收赋，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陈均《唐骈体文钞》等是。
3、骈文和八股文
有些研究者认为，八股文隶属于骈文，或称之为骈文的余绪，这是不确切的。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又叫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它起源于宋代，题目出自《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或几句话，内容以阐释儒家经典为宗旨，性质属于议论文，但不得发表与正统注解不同的个人意见，不能抒情叙事。其文体属于散文，句子长短不齐，不用四六，不讲藻饰，不用典故，不许巧设比喻，不许引用战国以后史实。因为是“代圣贤立言”，故尽量模拟先秦人说话口气。这样的文章，往往空洞无物，枯燥无味，矫揉造作，与极力追求辞章之美的骈文旨趣大相迳庭。
人们之所以把八股文与骈文相联系，主要因为它也讲究排比。八股文的文章结构要求有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前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其中前中后束四股每股由两段（又称两扇或两股）互相对偶的文字组成，合起来八小股组成四大股，于是俗称八股文或八比文。比者，排比也。这两扇对偶文字，既不是四四对句，也不是四六对句，往往比宋四六中常见的三四句长对还要长，一般有五六句至十来句之多。即使偶尔用两三句短对，也不是四六对，而是散句对，虚词连词都要求相对。两扇之间虽然也讲究气势韵味，却不要求平仄和押韵。至于破题、承题、起讲、大结，则纯用散句，勿需对仗排比。从文章学来看，八股文最重视的是章法，结构程式化，而不重视句法。它不是以句与句相对偶为特色，而是以段与段相对称为基本规范。
明清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主要进身之阶。入门的童生试，只考八股文和试帖诗，以致许多人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学八股。八股会了，再练古文，因为乡试会试除八股外还用散文写表判策论，殿试更不用八股。骈文通常被认为与考试关系不大，虽然有时也流行于官场和社交应酬，如书启、庆贺、祭吊之类。这种文章，当官的并不自己动手，而由师爷（幕僚）代笔。所以，凡科举出身的官僚，没有人不会八股，却有人不会骈文。故尔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凡例”说：“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声偶”即指骈文。今人认为八股与骈文有渊源关系，乃是轻信阮元重骈轻散以八股为“文之正统”之故。
历史演进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文体，骈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富于变化的历程。伴随着骈文的发展，中国骈文理论的发展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汉魏六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期、宋代的兴起发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兴盛期这么几个阶段，即使到了新中国，骈文理论也依然在发展，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地方。
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残丛小语式的理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发展时期，文学理论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骈文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形态，主要集中在一些文学理论著作的片段中，具有残丛小语的特点，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理论的萌芽时期。由于骈文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一代之文学，为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骈文理论也开始了它的历程。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二是对骈文历史的追溯，三是对骈文价值的评定，四是骈文选本的出现。
反复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骈文与古文的发展都受到了诗歌的冲击，虽然说在文坛上也出现过初唐四杰和燕许大手笔、陆贽以及晚唐三十六体等骈文的兴盛时代，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但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光芒却压住了所有其他文体。但这并不是说唐代文学理论就没有成就。
隋唐五代的骈文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骈文的批评上，说是骈散相争，其实倒是批判的多，争的成分相对少了一些，整个唐代，听到的几乎都是批判的声音——尽管许多人都在作骈文。一直到晚唐时期，李商隐才出来对骈文作了新的阐释。从初唐到晚唐，刚好是一个反复。
兴起发展期：宋代评点式四六话形式的形成和骈文理论专著的出现
如果说唐代还是一个情感胜于理智的时代，则宋代刚好倒过来，人们更多了一些理性。于是，在这一时代，也就出现了文学理论兴盛的局面，而对于骈文理论来说，四六话的出现无疑是骈文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演进。
宋代的骈文理论的成就，一是骈文的作法理论上，一是骈文史上，既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也包括对文学现象的描述。把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称为兴起发展期，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骈文理论著作，如王铚的《四六话》 、谢伋的《四六谈麈》 ，同时，在许多诗话、随笔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四六话，如洪迈的《容斋随笔》 、杨万里的《诚斋诗话》等。
形成期：清代体系完备的骈文理论的初步形成与日趋成熟
当时代发展到清代，文学成为了一个总结时期，很多文学样式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清代的骈文，不仅出现了骈文八大家，而且骈文理论也日趋成熟，出现了诸如孙梅《四六丛话》这样的理论专著。
把这一阶段称为形成期，其原因也正在于骈文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系统完备的理论著作，同时，也出现了“骈文”这一概念。
宋代四六话的出现，将李商隐所谓的“四六”当作一种真正的文体来看待，此后，四六即成了骈文的一个名称，清代也延续了这一称谓。陈维崧《四六金针》是清代较早出现的骈文理论著作，这是一部探讨骈文作法的理论著作，作者将四六作法分为“唐人四六之故规”与“宋人四六之新规”，并对所谓的“约事”、“分章”、“明意”、“属辞”和“熟”、“剪”、“截”、“融”、“化”、“串”进行了叙述，同时，对唐宋作家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而且还对各种骈文文体的作法进行描述。
清代骈文理论的发展还表现为骈文选本的大量出现，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王先谦《骈文类篡》、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这部选本表现出清乾嘉以来骈散合流的趋势：“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彤与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自序）李兆洛认为在唐前尚无古文与骈文的区分，而分出古文与骈文，是不符合散文发展的规律的。这种观点在清代中叶后是很普遍的，因为文学的发展在清代乾嘉后确实就是这样的骈散合流的发展态势。
兴盛发展期：民国以来骈文理论著作的大量涌现和骈文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民国初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学来说，过去那种以文言为主导的发展被以白话为主导的新文化所替代，但是，即使是这样，骈文依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骈文理论在这一时期也走上了成熟兴盛的道路，出现了许多成熟的骈文理论著作，如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 、钱基博的《骈文通义》 、瞿兑之的《骈文概论》以及孙德谦的《六朝丽指》等。
我们把从民国开始的时期称为中国骈文理论的兴盛期，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骈文理论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骈文理论著作，既有对骈文产生的社会根源、文化心理的探索，也有对骈文的历史演变作探讨，而且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四六话传统，在评点上，在文学掌故上也依然保持了发展的趋势，真正成为兴盛的时期。
对于骈文产生的根源，论者不断地从中华民族自身上寻找根源——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即使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些一味讨好西方的现象，视中国文学为落后之文学。于是，以刘麟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刘麟生以为，“骈文为吾国独具之美文，有其光荣之历史”，“骈文之在吾国，与文化生活，有一种密切与特殊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对骈文的历史作一个全面地描述，因此，刘麟生说：“骈文之在昔日，亦曾有其光明独立之史迹，时至今日，不可不为之作一综合的叙述。”
民国初期的骈文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总结式的骈文理论，也是一种体系完备、论述详细的理论。其后，骈文理论在民国后期仍有所发展，如蒋伯潜、蒋祖怡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骈文与散文》，王瑶的论文《徐庾与骈体》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进入到新中国后，在最初的30年里，骈文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骈文理论没有得到发展。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骈文研究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骈文理论也出现了新的转机，出现了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莫道才的《骈文通论》、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美及其文化意蕴》以及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中国骈文通史》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从骈文的产生、骈文的历史演变、骈文的美学特征、骈文的文化学意义等方面对骈文进行了全方位地研究，真正形成了现代骈文学。
文化内涵
1、骈文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讲究均衡对称的传统美学心理，也体现了同中求异的创新追求。
均衡对称的传统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八卦所代表的事物都是对称的。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以及扩而大之的阴阳、上下、君臣、男女、夫妇……由之而滋生出无数系列的成双作对的概念，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习惯心理。不但上升到政治和哲学领域，也不及于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处处事事时时都有表现。例如门前放石狮必须成对，门上贴神像左右各一，案头置烛台必用双数……。有的外国人不理解，每每发问：为什么中国人送礼往往是两件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
均衡对称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本原则。从半坡村陶器上的花纹图案，殷周青铜器上的雕刻，到汉墓出土的画像砖石，无不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如宫殿、官衙、寺观、民居，无不崇尚均衡对称之美。骈文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之花。
2、骈文重视用典，反映了作为古代士大夫的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追求古雅，崇尚历史知识的共同文化心态。
用典来源于举例引证，后来发展为带有比拟隐喻性质，以达到含蓄、委婉、典雅的修辞目的。早期用典以历史故事即事典为主，宋以后用经典成句即语典渐多。从明用到暗用，从正用到反用，从借用到化用，脱胎换骨，点石成金……，总之是挖空心思从古代书籍中寻找适当的语言资料来表达自己要说而不愿直说的思想。用典是否妥贴、精巧、繁富，乃是古人衡量骈文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显示作家知识学问的主要手段。南北朝时，贵族文人之间流行用典比赛，多者有奖。如王铚与何宪，陆澄与王俭，沈约与刘显之间都有过此类赛事。梁武帝因为比不过刘峻而醋意大发不再引见他，因为比不过沈约而恼羞成怒竟要杀沈。典故的妙用，的确可以在极精炼的语词中，隐括一系列的人物故事，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避免平板的叙述，使作品具有象征性、趣味性，从而唤起读者连翩的浮想与无穷的回味。让有限的文学符号包容更多的信息，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参与再创作。这样的作品就能发挥出最大的艺术感应。
3、骈文讲究句调音节之美，充分发挥了汉字汉语的文化特质，具有与古代诗歌不同的韵味追求。
汉字是单音节字，一字一音，有声调变化，有双声、叠韵、重言等音韵上的特点，容易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感。汉字是方块字，不仅字音字义可以整齐对称，而且字形排列也是整齐对称的，给人以视觉美、建筑美。汉语不像其他语言文字那样因为格位、时间、数目、人称、性别等范畴的不同而有语尾变化，汉语主要以逻辑次序表示格位及词品，并用副词、连词、语气词、助词表示时间、动态及感情色彩，这样就容易组成工整相对的骈偶，呈现出精致简洁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