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存枣庄中兴煤矿资料记载了黎元洪参与中兴公司活动的有关情况，有参加股东会议的亲笔签字和推荐信以及其他事项。
一九一九年，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第九次股东会议，黎元洪以三万零二百零三权的股份当选为董事，并被董事会推选为董事会长。其时，黎元洪刚刚从总统的位置上下野，不耐寂寞，对中兴事务较为关注，但又无法分身，就给公司写了一封推荐董事任振彩作为他在中兴的代表，在信中写道“迳启者洪，承诸股东选举董事，经诸同仁推为会长，谬荷公推，敢不勉力担任，惟俗务羁身，不能常川到会，兹举主任董事任君振彩为代表，即希查照是荷，惴布顺颂。公馁黎元洪启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十七日。
一九二二年五月，黎元洪在度当选为中兴公司董事会长，同年六月，他又复受任民国大总统，因惦念中兴事务，而又无暇兼顾，只好写信致董事会，委托董事庄乐峰代行会长一职，信中写道:“迳启者，鄙人羁身国政难脱无由，公司事势难兼顾。会长一席特委托董事庄君乐峰代表一切。惟关于振兴事务，庄君理宜回避，业已属员专函告知庄君乐峰。用特函达，即清查照为荷此致中兴公司董事会。黎宋卿启七月十三日
一九二五年，黎元洪在中兴公司第十五次股东会议上再次当选董事会长。此时，他已抛却“元首梦”，放下“总统肩”，而“无意于政权势位之角逐也”，从此避居天津，过起寓公生活。这次当选董事会长后，他没有再委托他人代理会长，领导公司议决大政方针，中兴公司在民国十四年后的董事会议纪录，都留有黎元洪出席会议的纪录和亲笔签名。
黎元洪首度担任中兴公司董事会长时年已五十有五，但从他在董事会议纪录那工整的签名，以及他向董事会推荐代表人那静若芷兰的书法笔迹，可以感受到他对兴办中兴公司执着和认真，还有他性格中的隐忍和淡泊。
那么，黎元洪是怎样度过一生最后的几年时光呢？
一九二三年五月，黎元洪复任中华民国总统不到一年，直系军阀集团开始发难，逼其尽快让位。六月初，他们唆使内阁总辞呈，逼走总理张绍曾，使政府运作陷于瘫痪，阻挠黎元洪推荐的人选组阁，随即指使“军警代表团”向黎元洪索要欠薪，雇用闲杂人员组成“公民代表团”，在北京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声讨黎元洪，又使军警罢岗、罢哨，致全城治安秩序混乱恶化，并派人割断黎元洪住宅的电话线，又停水、停电逼其退位。黎元洪无奈急电曹锟、吴佩孚，声言“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谓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分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佐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有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以法而来，今日可以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有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曹锟、吴佩孚接电后，装聋作哑，一字不复，形势更加动荡，黎元洪手中没有军权，无法左右政局，只好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宣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随后与部分侍从乘专车离京赴津。因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氏收藏，半途又遭直隶省长王承斌劫车夺印，军阀乱政，可见一般。曹锟又通过贿选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总统，黎元洪见大势已去，无奈东度扶桑别府养疴，退出政坛。此去经年，返国即隐居天津张园做一名骑马、钓鱼、写字的寓公。此外，经营房地产与金融实业，主要是担起中兴煤矿董事会长职责，参加股东会议，决策重大事项。尽管他想尽心尽力把煤矿办好，奈何军阀连年征战，时局动荡不安，枣庄又远在千里之外，无力现场督察，虽有委托，却始终不能安心，但也无能为力。国家衰败，山河易色，草木凋零，人民饿莩遍野，城镇满目疮痍，对于曾接受西式文化教育、有着民本思想的总统黎元洪来说，个中的滋味是难以言表的，他在权力的漩涡中浮沉，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虽从军扬名，但绝不是穷兵黩武的军阀，也算不上玩弄权术的政客。民国要人叶楚伧这样评价黎元洪“诚朴得诸天下，福运过于人，小人所引为傀儡，君子能凉其苦衷。虽非揆乱之才，不失自好之士。器度有余，聪明不足”，所言较合黎的秉性。由于他的优柔寡断，早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时，黎元洪害怕战乱会让商民恐慌，没有支持二次革命，致使商人的元气一丧再丧，经济复苏无从谈起。他想挥戈疆场，征讨军阀，手中却无一兵一卒，他想创造一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奈何政局动荡，力不从心。面对军阀蚕食中兴，自己却无力制止，他不会不痛苦，尤其是一个人从权力的颠峰跌落到低谷的时候，心里的不平衡常陷入烦燥之中，这也是他晚年罹患脑疼症的来由。特别是他人生的后期担任中兴公司董事会长一职时，时常接到军阀骚扰中兴的来电，生产不能正常进行，销售渠道受阻，资金来源中断，终至债台高筑，心里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枣庄后，又要没收资产，又要征收军饷，又派出整委会，他更是一度非常紧张，心中惦念中兴的资产和生产情况，便派出长子黎重光到上海打听讯息，疏通关系。各种各样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整委会派员接收矿厂、接管经营权、降价销售存煤，这对身为中兴董事会长的黎元洪在精神上刺激很大。尤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的军队打到天津后便派遣一个叫阮齐的亲信到黎元洪的住宅，胁迫他报效军饷一百万元，购买公债八十万元。使黎元洪又气又恼，心情更加郁闷，独自一人到马场观看赛马，孰料脑病复发，昏厥倒地，待其家人送至医院抢救，却是数日昏迷不醒，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在津门英租界寓所去世。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蒋介石胁迫黎元洪交纳军饷一百万元，应该就是逼迫中兴公司一次交清的那一百万元，因为黎元洪是中兴公司的董事会长。下面是蒋介石亲自签名的有关黎元洪交纳军饷与黎绍基写的呈件的批示为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批，原具呈人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代表黎绍基等呈一件，呈交款洋一百万元恳请发还全部矿产并咨行财矿两部及山东省政府分别备案保护”。“由呈悉查，该公司前因认交军饷一百万元背约不交，经本总司令宣布充公，并组委员会接受整理，各在案。现据该代表等将前已措缴整委会核收，姑仍照整委会原定办法逆股充公，商股维持，将矿厂发还该公司自办。除函财政农矿两部及山东省政府分别备案保护，并令整委会遵照结束外，仰即派员前往接受至审查逆股事务，应归何项机关办理，以及充公逆股应为何措置候，呈请国民政府核夺，示遵此批。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十四日总司令蒋介石。
从此批给黎绍基的函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派人胁迫黎元洪交纳军饷一百万元，与整委会强令中兴交纳的一百万元军饷是同一件事情。批件中所称逆股，实际上就是北洋军阀的股份，而徐世昌与黎元洪也是北洋政府的大总统，老蒋含沙射影，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眼人一望便知，老蒋是想没收中兴全部资产，无怪中兴总经理朱启钤当时曾公开指出，中国同类实业有许多个，缘何要对要对中兴公司苦苦相逼呢？这个问题，蒋介石自己心里最清楚，是否树大招风，一个民族企业，既然吸收那么多的军政要员，而且还有两位前大总统做董事会长。大总统虽然下野，但经济实力不减当年，蒋介石北伐未果，根基不稳，财力不厚，中兴公司如此招摇、显摆、抗上，让蒋介石多多少少有些不自在，借题发挥，杀一儆百，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很宽的肚量和胸襟，黎元洪去世尽享哀荣，可见一般。南京政府以他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拥戴出的领袖的名义，为其举办过两次葬礼。一次是送葬，一次是迁葬，葬礼之隆重，享受待遇之高，在民国时期天津的丧事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黎元洪去世一周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出优恤令，由内政部牵头，给黎元洪按元帅典礼规范治丧，并举行国葬。黎元洪去世次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黎宅吊唁，天津各机关团体降半旗志哀，社会各界人士向黎大总统告别。不日，天津举行隆重的送葬仪式。送殡行列由军乐队开路，接着是陆海军。因为当时总统就是陆海军大元帅，步兵由刚刚进驻天津的傅作义的部队派人担任，海军由沈鸿烈派人担任，空军那时还没有组建，然后是灵车。灵车用黑绒包扎，镶着白纸花。车前用几匹黑布拴成两条长带，由他生前的好友及旧属用手指着前进，是为执绋。灵车上的灵柩覆盖两面旗帜。一面是在武昌起义时使用的旗帜。旗是红地，中有大黑星，旗周边镶九个星，每角内外有两颗小黑星，象征着当时的十八省，黑红二色象征着铁血主义。这旗后来不用了，这是特制的一幅，以纪念他参加了“武昌起义”；另一面就是青天白日旗，但这里也不仅做国旗解释，因黎元洪出身于海军，海军军旗一度就是青天白日旗。而他的两度大总统都是打五色国旗的，可谓用心良苦了。灵车后面就是送葬女眷的马车，送葬的行列在租界地里绕了个大圈，最后停在他的客安别墅。他的灵柩便暂停在那里，随即在停灵的地方建了一座弧形的圆柱廊，同年十月中旬，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名通电告全国书，决定于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北海公园天王殿为前大总统黎元洪举行追悼会，届时各省府代表、在津故旧、各界人士及驻津各国公使分批致祭。当其时人流、车流络绎不绝，场面浩大，情形感人，观看群众数万人。再二年，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其家人将墓地最后定在武昌近郊的土宫山。其实他父亲的坟墓就在北塘。他之所以葬到武昌，仍然是与武昌起义有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政府为黎元洪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此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天津隆重举行了起灵送殡仪式。上午十时许，仪式开始，拜祭、上香、默哀、扶灵上车，送殡仪仗共分八列，一列为骑兵在前开道；二列为步兵；三列为海军；四列为警察；五列为政要与各省代表；六列为中央委员会各院部及外国代表；七列为乐队；八列为黎元洪旧部属。绵延数里的队伍，绕城内要道一周，围观者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空前盛况，无人能比。当日，参加公祭者达五万余人。
黎元洪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