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张公权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冯耿光为总裁，而实际主持业务的是张公权。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张公权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他曾专程到上海招股，向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募集股份近600万元。1923年，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将500万元官股出售，使中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说，这样已经达到了摆脱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办商业银行了，然而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也来打中国银行的主意了。并使用各种手法，把张公权绑上官府的“战车”。
1927年，当北伐军正积极向北推进时，宋子文负责为北伐军筹款。他已向香港中国银行先借了50万元，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贻（凇荪）当即将北伐军的动态电告两位总裁。蒋介石则通过在天津的黄郛，又开口向张公权要求援助。冯耿光和张公权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深知内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们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于是决定，由冯耿光去广州探查情况，在他判断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才决定给予经济上支持。张公权则坐镇上海，指挥一切。
最终，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他们还是把“宝”押在老蒋身上了。北伐军打到江西的时候，他安排向北伐军运款，一次就送去30万。谁知老蒋的胃口大得很，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会儿要100万，一会儿要500万，甚至提出要借1000万。那时中国银行的股份总共才3000万。江浙财团的头脑们顿时感到头皮发麻。张公权说：“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并在日记中写道：“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后来还是张静江和陈光甫出来调解，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才答应为之垫款，事情方算解决。
这期间，正逢张公权母亲去世，蒋介石为拉拢张公权，事先从未与张见过面，就突然出现在张家的灵堂里，来到之后纳头就拜，叫张公权好生感动。张家本来就非常看重礼节和规格，蒋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点子上了。这可能也是张后来入幕蒋氏内阁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迫实行改组，加入官股500万元，又恢复了官商合办。时冯耿光、宋 汉章、李铭、陈光甫、张公权为常务董事，从常务董事中推选张为总经理。在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不久，张公权就到欧美、日本去考察银行制度，并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同时改进内部组织管理，健全会计制度，延用专门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职工福利，使中国银行向现代化发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达5.4亿元，放款4亿，而且大力开展外汇业务，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此后中行的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公权早在日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过政治活动。他与梁启超过从甚密，从日本回国后，曾在 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上海光复，他曾参加组织“国民协进会”，还参与创办民主党和进步党，还担任过北京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任职，为的是弃官从商。可知他不喜欢政治，政治却非常喜欢他。政治与他关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处处不舒服。蒋介石过分地把中国银行当作自己的“钱袋”，向北洋政府一样，无休止地向中国银行要钱，无休止的内战消耗，他内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时，成立财政顾问委员会，拉他当副主席，以此联络江浙财阀。他向孔祥熙提出，国家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反对把银行当国库。这下就得罪了老蒋。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开始翻脸不认人，从他手中夺取了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派宋子文担任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使官股达到2000万元。把张公权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夺了张的权，仅给他一个空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公权竟一无所闻，他愤怒之下，拒绝就任。后来老蒋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内阁成员之中，任命他为铁道部长。张公权深感中国铁路之急需，就接受下来。从此离开了中国银行。
1938年初，国民政府将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张又任交通部长，这时已经迁都重庆了。抗战八年，张公权拟定了修筑铁路的五年计划，拟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务。为此，先后发行了1亿多万元公债，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贵阳一线，以及浙赣路南昌至萍乡段。后来又引进外资，先后借外资3000万英镑。只可惜抗战爆发，整个计划无法全部落实。在战争的环境下，既然铁路无法修筑下去，他这个交通部长也就无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交通部长职务，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金融盘子又发生问题了，与宋子文也闹僵了，于是又厚着脸皮，要派他的用场，屡次电催要他回国。最初准备委任他中央银行总裁，仍叫他发挥金融方面的作用，张公权坚决不就。不久，蒋介石急于抢夺东北的胜利果实，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两个委员会。在未经张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张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同时急电张公权立即返国。张公权本不想再出山，无奈蒋介石拉他共进午餐，对他大加劝慰，张经不住蒋介石的“蘑菇战”，仅答应以接收完毕为度，遂与熊式辉一同飞往长春。
可是接收东北谈何容易，那时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苏联红军根本不想把东北交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认为，张公权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对付”得不错，而东北，眼看共产党也要去占领，那就必须用张公权这个中间人物的“牌”。然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张公权一位金融专家所能决定得了的事，所以尽管他努力奔走，到头来还是没能完成使命。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东北已成为内战主要战场，张公权在东北已无所作为，而内地的金融通货膨胀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请他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次他仅干了半年时间，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时已到了“金圆券”时代的前夕，国民党很快就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