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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湿冷湿冷的，“倒春寒”倒了一遍又一遍。这种气候让人觉得江南是令人窒息的，哪里有什么杏花春雨，明明就是无止无休的凄风冷雨，墙壁是冷的，树是冷的，河水是冷的，城市也是冷的。上海便是这一群冰冷都市中的一座。
我很少通过文字提起上海，尽管在中国的城市中，除了自己的家乡，我最熟悉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因为上海是无法把握的。她已经不是张爱玲的那个上海，也不是王安忆的那个上海。张爱玲的那个上海是世故的，世故得让你感到人生是一层无比凉薄的纸，王安忆的那个上海是冷静的，冷静得让你明白世事是一场分外卑微的梦。张爱玲的上海是这座城市丰华正茂的往昔，外面的世界百般旖旎，心底的世界却万般苍凉。王安忆的上海是这座城市在红旗下圆猾的蜕变，一座城就像一个人，革命理想成了共产主义的一管口红，人生很庸常，人情很凶险。就这样，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个女人加在一起，解释清楚了这座精致又通透的时尚之城，还有那些永远年轻又永远苍老着的关于上海的世故人情。
有很多次，我一个人优哉游哉地闲逛在淮海路上，张望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多姿多彩的万国肤色，尤其是打量着那些欧美白人夸张如野兽的长相，无论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高卢人、斯拉夫人、罗马人、希腊人，我心中总是阿Q地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我觉得自己来自世界上最优良的种族——“中国江南水乡族”。我很清醒，这种优越感无聊得近乎无耻。我也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阿 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这些畏琐的国民形象全都是诞生在被无数文人骚客吟咏的江南水乡，但是，只要我一踏上淮海路或者南京西路，我就有了这种无聊而无耻的精神胜利感。我还会幸灾乐祸地端详着那些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神情落泊的洋人，那些往日里在东方商厦一掷千金的白人阔佬曾经多么傲慢多么不可一世，现如今，目睹着他们在淮海路巴黎春天的名品专柜前囊中羞涩的模样，或者透支刷信用卡买港汇广场打折商品的窘迫处境，我就会像那些写《中国不高兴》的那一群不学无术的“愤青”们一样满心快意。
有时在周末，我乘坐D字头列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从江苏来到上海，在淮海中路的 Briccocafe喝茶，抽一支烟，沉浸在午后散漫的阳光里，或者在波特曼到梅龙镇广场的那段马路上缓缓漫步，静安寺金碧辉煌，斜阳洒满路面，春晖降临，大地回暖，每当这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幻觉和沉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试图阐明，人性在总体上具有一种向善的本能，因而历史具有一种自动走向完美的趋势。我经常安慰自己说，我们感同身受的现实终将会被改变，我的祖国和人民终将会被人类普世价值的阳光照耀。
很多年以前，我的朋友孔老师还在上海给德国人的公司工作。有一回我住在她莘庄的家里，她曾经那样斩钉截铁地痛下结论说：“上海70%的外国人是垃圾”。孔老师性情一向偏激，说话也难免偏激，但你能说她就没有道理吗？那些有教养的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如此遵纪守法、恪守宗教原则、热心公益事业，可一到上海的土地上，为什么就如此无法无天。他们乱闯红灯、酗酒、随地吐痰、包二奶、嫖妓。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一旦胡作非为，就要受到制度的严惩，而到上海不必因人性的放纵与行为的出轨而付出任何代价，人性就是这么一种很贱的液态物。于是有了一道道千篇一律的街景，上海滩商业街的每一盏路灯下，总会有一个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柔情蜜意地搀扶着一个鬓发如霜、皮肤松驰的白人老头。那紧挽的胳膊维系着绿卡、美元、奢侈生活和大半生的医疗保障。这是是一种活法，和尊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深深地理解一切生命挣扎的痛苦姿容，就像我理解《圣经·旧约》里说的：“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这样的地方，让女人保守住美好是难的。人情冷暖固化为一种规则和技术，道德立场是瘫软的。珊珊从江苏到上海快五年了，处心积虑想嫁一个体面的欧美男人。变换了许多国家的许多男友，至今仍旧独身。这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珊珊约我在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酒廊见面。她点了两杯南澳葡萄酒，疲惫的我们歪歪倒倒坐在窗前，桌上烛火摇曳，我们俯瞰浦江两岸的灯火，她突然咬牙切齿地笑道：“这些鬼佬，交交朋友、玩玩乐乐都愿意，一到谈婚论嫁了，比谁都精明。我就是要嫁成功。这就是上海，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后，珊珊用英文骂了一句刻薄的脏话，比苏州河的水还脏。
陆家嘴是21世纪新上海的新地标，群群楼宇、摩天大厦和东方明珠交织成一个中国版曼哈顿的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形象工程。春寒的阴雨中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我和晓风等人在浦东这家名为爱晚亭的餐馆的临窗座位用餐，透过这座奢华的景观餐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浦江对岸著名的外滩建筑群。晓风是体制内官员，根正苗红，孝忠党国，时不时情真意切地回忆起共和国的鼎盛岁月。几年前他还跟英国人合作做过一本时尚杂志，杂志一度走红外国人的社交圈。这一刻，晓风多喝了几杯智利干红，脸涨得比五星红旗还红。人喝多了就难勉不去感慨往事，他一手用筷子夹猪头肉，一手指着外滩的海关钟楼说：“当年上海解放，是我爸爸攀爬到海关钟楼顶上，把红旗插上钟楼的。是我爸爸他们，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上海。”我知道自己有失厚道，一边给晓风斟酒，一边取笑他说：“是啊，当年你老爹把帝国主义赶出上海。现在，你又把帝国主义请回上海合作杂志。”晓风哈哈大笑，他的脸更红了，这一回红得像党旗。
是玩笑吗？历史就是玩笑啊，恶毒的玩笑。昨天，霞飞路改成了淮海路，麦琪路改成了乌鲁木齐路，革命的地名覆盖了殖民主义的踪迹，今天，浦江再次融入纽约的元素、巴黎的气质与伦敦的风范。英语再一次成为所谓上等人的语言，1949年以后以讲一口上海话而自豪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再一次被悄然排挤出城市的核心。这就是历史，昨天，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苏北和宁波劳动人民翻身做上海的主人，今天，知识经济和亚洲金融中心的历史需要新一代满口英文的“潮人”来主宰这座转型中的欲望都市。历史就是这样一页页无情地翻过来翻过去，人是裹胁其中的，你惟一能做的就是低调。
上海其实没变，一切如故。衡山路梧桐树影婆娑，有咖啡的热香，也有抽烟的女子，人人都是过客，不奢望天长地久，都只是惊鸿一瞥笑看人间沧桑的。衡山路最美丽的时光不是午夜，而是傍晚。这时候，街上华灯初上，行人稀少，沿着宽宽的梧桐大道轻盈步行，只见西式的洋房、古典的教堂、街头的公园、私人的小院、还有散落各处的酒吧和咖啡馆，全都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华彩，让你仿佛身处静谧的梦境。
桃江路的红房子是暖意融融的，化干戈为玉帛的。陕西南路是活色生香的，每一家店铺都是训练有素的势利笑靥。徐家汇的上海老站永远屹立在那儿，调动着食客的热情，还抚慰着游子的落寞。那些典雅的海派洋房，重要的就成了历史文物，不够重要的就改作餐馆。华山路、东平路的名人寓所和花园洋房都开了特色餐厅，屋里摆设着老唱机、吧台、化装盒、雪茄房和泛黄的老照片，这些公馆和老房子里处处是谈资，谈的是财富、股市、政治联姻、留洋和私情。上海的私情是要有金钱作为支撑的，贫贱夫妻百事哀。钱是这个城市万种风情的源泉，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情义，钱用完了，情义也就到了尽头。世纪大道的白领也好，皇家艾美的舞女也罢，和上海的关系只能是情人关系，不会是夫妻关系。情人是情义，夫妻是恩爱；情义是用来有福共享的，恩爱是用来有难同当的；情人是以纸醉金迷为底色，夫妻是以柴米油盐为基础的；情人的收场是长恨歌，夫妻的结局是生死别。苏州河是见证，十六铺码头也是见证，见证旧时代的荣辱和新世纪的悲欢，陆家嘴的轮渡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此岸渡到彼岸，也不过就是从浦西渡到浦东，从和平饭店渡到金茂大厦，从旧时代的欲望渡到新社会的欲望，黄浦江水想洗尽铅华，却洗也洗不尽，这就是上海的渡。
昆曲和这座城市的品质是暗合的，暗合她的香艳，暗合她的绵软。上海是欧美精致和江南精致的叠加混和，兰心大戏院和逸夫舞台就把这精细一点一点地耕作、一夜夜地上演。昆曲是闷骚的，这很像上海，昆曲也是颓废的，这也像上海。我来到兰心大戏院看上昆的戏，祛除了冬春的寒意，只觉春风满怀，看杜丽娘在幽暗里呜呜咽咽，另有明晃晃灯光照耀下醉酒佯狂的杨妃。为前来剧场观赏昆曲的欧美朋友们翻译剧情是个酷毙了的挑战，80后的“飞青年”首先是把《牡丹亭》译成《一个中国少女在闷骚的春天》，然后将《贵妃醉酒》译作《酗酒的中国皇妃》。这样的翻译是多么上海、多么“雷人”啊，在全球化后殖民主义语境中解读古老的东方文化。昆曲是展示人生的美好，“飞青年” 不是说美好是需要“无菌环境”的么？现在，如果现实中找不到赖以美好的“无菌环境”，这虚拟的舞台就是最恰当的无菌室，在舞台上，艺人们可以极尽生命的纯美。
浦东是浦西的21世纪升级版，不过这种升级是不得要领的。今日的上海其实是没有灵魂统领的，更像一具肉身和躯体的都市。30年代的上海不仅有金融豪赌和商业冒险，还有居于世界前列的文学艺术和新闻报业。今天的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博物馆全不像是从这座城市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花费巨资买来的昂贵珠宝和豪华钻石，生硬地镶嵌在城市的中心广场，来标榜这座城市的人文厚度。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没有可能再属于上海了，文化完全由官方意识形态派生，文化就只能是京城文化，文化就是央视文化，文化就是春晚、张艺谋、赵本山和小沈阳。
今天陆家嘴的白领金领就是旧时上海滩洋买办的现代化翻版。他们过得辛苦又舒适，体面而国际化，浮华而迷乱，在中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欧风美雨一番再海归，供职于陆家嘴的投资银行，在联阳社区买套复式公寓房，开辆霸气的日本车，到汤臣中心打高尔夫球，晚上还经常逛到碧云社区附近的红公鸡酒吧喝两杯，一进门，见到老熟客，寒喧的话就是“Jackson， 好久不见啦。我三天前刚从纽约回来。碧云社区真的非常非常纽约啊，光临此地如同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纽约。兄弟我在美国的时候……”上海白领金领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多么抒情、多么“话剧腔”啊，仿佛纽约真的是他们的故乡。
白领金领们虽然留洋欧美，但毕竟生在当代。比起老克勒那一代，他们是粗糙的。老克勒们整天叹息，上海真是江河日下啊，三十年代有周旋、阮玲玉，四十年代有白杨和秦怡，五十年代有孙道临和上官云珠，八十年代有陈冲和张瑜，可现在，上海滩连娱乐明星也没有了。老克勒是边缘的上海遗老，在百乐门舞厅跳国标舞，他们总爱指着舞厅的某个角落说：“和当年一样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这里滑过一跤。”这份肆无忌惮蔓延着的怀旧氛围，催生了老克勒回忆中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昏黄的灯光，浓重的阴影，黑暗中闪烁的眼神，老式的座钟，飘逸的旗袍，也将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征放大开来，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勒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讲究。他们戒不了吃西餐、喝红茶、打英文信件的习惯，他们仍然听二三十代的爵士音乐，戴他们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劳力士、欧米茄，跳那个年代的国标。这些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将此等同于高贵、上流。他们不能忍受时下流行的音乐、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样是国标，他们也严格区分开来。他们生活在光阴的深处，全然不顾世上的戏已经唱到哪一出了。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著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一生的热诚。
老克勒群体更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孤岛，杵在大上海，他们在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国泰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德大西餐社、华侨大厦流连忘返，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们忽视的角落。新生代喜欢的是衡山路、新天地、茂名南路、香樟花园、田子坊、金茂大厦87层的九重天、肇家浜路的真汉、陕西南路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新生代去星巴克和哈根达斯约会，去钱柜唱歌。老克勒又感慨这些新生代上海白领，比起他们那个时候，真是江河日下啊，这些已经读到硕士博士、留洋哈佛耶鲁的白领们品味大不如前了。
老克勒总是评点来评点去，说这样不好，那样才叫好，那样的人生多好啊，那样的年代多好啊。还是城隍庙弄堂里的阿姨更富有人生的智慧，虽然每天只读一点《新民晚报》，可毕竟是识世相、明事理的，她们笑盈盈地对老克勒们说，“别总是觉得从前好，也别老觉得未来就会好。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好啊，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等到了龙华殡葬馆，一了百了了，也就万事都好了啊。”弄堂里的阿姨们一边用豆浆机打着新鲜的豆浆，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独角戏，或者哼着越剧小调，大口嚼着快过期的苹果，一天比一天伶牙利齿，又一天比一天手脚麻利。
虹口弄堂里的阿姨道出的是真理啊，别总是赞美从前好，也别老是期盼未来就会好，这世上哪里有什么好啊。因此，要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不好是正常，好是意外，是中了大奖。你总是好，只能说明你碰到的意外多，说明你运气好。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哲学精神。康德、海德格尔们皓首穷经的繁琐命题，被上海里弄市井三言两语解读完毕了。冬去春来，斗转星移，日月更替，年华老去。不神秘，不抽象，不宏大叙事，讲现世，讲实惠，讲快乐，这就是上海，一个精明、世故而苍凉的上海，用万劫不复的人性丈量世间万物的上海，以历久弥坚的悲情穿透天下众生的上海，一个不必通过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在俗世红尘中就完成渡人渡己历程的自我陶醉、自我开脱、自我救赎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