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显赫家族的沉浮
这是个由一挂朝珠引起的故事。
朝珠是近年来收藏圈中的“新贵”。一个周末的黄昏，一群藏友在一家古玩店聊起关于朝珠的话题，老板无意中提起光绪皇帝曾亲手给北街一个人赐过朝珠，这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在济源，什么人能得到皇帝的亲手赐品？
在济水街道北街居委会几位老人的讲述中，一段尘封的历史和一段家族传奇故事就此拉开序幕。这段历史涉及几辈人的兴衰荣辱，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文借鉴一下戏剧剧本的开篇模式，对主要人物进行简要介绍：
张上达：光绪年间的山东盐运使、泰武临道，曾因堵黄河决口有功而受到光绪皇帝嘉奖，一度掌控山东洋务、河营及黄河河防治理等要务，后因被卷入皇后两派斗争而屡被弹劾。
张卓儒：张上达之子，清末曾任法部员外郎，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拜把子兄弟，参与过河南铁路修筑、煤矿开采事业的发展，是民国时期河南省实业兴国活动中的先驱。
张化南：张卓儒之子，日军占领济源期间曾任伪县长，1945年被镇压。他是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双料毕业生，后赴德国留学，酷爱京剧，擅长表演。
这个大家族的兴衰颇有些电视剧《大宅门》的意味，但是，由于张化南死于非命，济源的老年人对此记忆犹新，张家后人一开始不愿直面这段历史，采访一度进展缓慢，许多细节更是无从了解，因而文章可能会有些干涩。本文记载基本以历史考证为主，兼及片段民间传说。虽然如此，岁月的风沙仍会掩埋一些真相，而文章中所引用的资料及受访者的记忆也难免会有一些偏差，建议读者不妨将此文当作历史故事来读。让我们随着几个主人翁，一起感受近现代中国的世事风云，感受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
一个家族的兴起
这张照片，是张家最后的念想了。照片上，一座被挖开的坟墓露出厚厚的棺椁，里面空空如也。“里面的东西全被人疯抢完了，好多人端着洗脸盆往家抢东西……”张永平听曾经的守墓人说。
这是张永平家的祖坟，在南堰头居委会。以前，这块坟地有三十余亩大，有古牌坊和石人、石马等构建出的神道，内有良泉碑亭，外有森森松柏。这里曾安葬过好几位一品诰命夫人，1992年，最后一座老坟被人挖开，里面的陪葬物品无一幸存。如今，这片家族墓地和张家曾经的大宅院一样，早已没有一点辉煌的印迹了。
提起北街张家，有点年纪的济源人都不陌生。“哪会不知道？解放前半个济源城都是他家的——西街、南街、北街都是他家的宅院，出城往西，走几架山都是他家的产业……济水街道北街居委会的张桂珍说。
和街坊邻居眉飞色舞的讲述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张家的直系后代却对家族历史三缄其口。终于，一本家谱引发了他们对那段历史的共鸣。那么，就让我们先从这本家谱说起吧。
这张家本是明朝从开封迁来的，第一辈到济源的人在家谱中被称为一世祖，到了张上达这里，算是第八代。从家谱来看，这个家族的亮点出现在第四代。为了让这个亮点带给家族的影响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注解，这里插上一条近来被热转的微信，严格来说，是一条带着明显封建迷信色彩的微信。微信内容如下：一个天生会望气的人，特别喜欢去一家玩儿，因为那家里总有祥瑞之气环绕，人呆在那里非常舒服。那家丝毫没有特殊的地方——两位老人工资微薄，却干净、温和，子女工作也平常。几年之后，这家生下了一双儿女，禀赋异常……后来，那家人搬走了，会望气的人再到这家，突然发现这座房子原本是风水缺陷的。微信最后说父母是两大福德海，孝顺父母能解一切匮乏，而一个家庭命运的改变，是从母慈子孝开始的。
而这张家的转机也从这孝义上来。张家第四辈的男丁名叫张显扬，娶了苗店郑氏为妻。这张显扬因为家里贫穷，想外出找些买卖来做，不料一去7年，杳无音讯。显扬的父母这时已经年迈，显扬的哥哥嫂子可怜郑氏一人养孩子不易，决定单独供养老人。不料郑氏坚持轮流供养，自己昼夜纺织，孝敬公婆，对侄女如自己所生一般。郑氏的美德一时被传为佳话，县太爷萧应直特为郑氏送去了一大匾，上书“清淑可风”四个大字。
这一晃就是30多年，郑氏含辛茹苦，省下钱来供养儿子凤翔读书，直至“太学生”。在明朝和清朝，太学是国子监的俗称，是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太学生”也就是最高级别的生员，一般毕业出来以后，很容易能混个一官半职。凤翔成人后娶了妻子赵氏，生子取名六典。不料，六典8岁那年，凤翔突然暴亡。这赵氏和婆婆一样，辛勤劳作，供养婆婆至孝，人送匾额“淑慎遗徽”。可能是孩子们觉得祖母和母亲抚养自己太不容易，所以一个个都勤奋苦读，从凤翔以后，一连三代，每代都有人通过科考当官，代代都有人被封为大夫和诰命夫人的
总之，这张家到了第八代，一下子出了3个聪明能干的孩子。因为三个孩子都非常聪明，加上老大上承和老二上礼分别官至三品、四品，所以老人们决定让老三上达留下来继守家业。
“他两个哥哥都出去当官了，要把他留在家，他不情愿在家，非要出去闯闯。先是在河道里当了个小官，谁知道干一级升一级，一直干到道台。”如今被张家子孙称为“八奶”的杨云仙说。杨云仙已经92岁了，仍记得张家遵礼重孝的规矩：“我们结婚时家已经开始败了，但还是点着大红蜡烛，给老人们磕头，早上晚上都要去问安，规矩可大了。”杨云仙说，他们弟兄三个常住的院子分南院和北院，以贯通南街到西街的为界，南街到西街中间整片地方都是张家的宅院。“南院是家里的老院，北院是后来买段侍郎家的。”
“段侍郎家修过东门桥，老道台家后来修了御驾（居委会）那儿的桥（应为清代县志上记载的太平桥），后来那座桥被毁了。”北街居委会的孙王庆老人说。
以段侍郎为代表的段家是济源近代最显赫的家族，自明末清初段国璋任工部左侍郎起，一直到清末，近300年代代都有人做官，与之相比，很多年中，张家本是段家家境中等的邻居，到了老道台这一辈，张家逐渐替代了段家的辉煌。
张上达篇
张上达的治黄故事
“光绪年间，我们北街出过一个道台，黄河决口了，谁也堵不上，他正在家丁忧，接到圣旨快马赶去，堵上了决口。用他的办法，堵黄河决口又快又省钱，慈禧就把没用完的银两赐给了他，还把他的儿子寄到自己名下当干儿子，人叫‘御儿干殿下’。”夕阳余晖透过行道树的叶子洒了下来，济水街道北街居委会的尹绪森老人在长长的树影下慢慢地讲着，一个传奇家族往事的序幕在这个传说中被一点点拉开。
北街居委会出的这个道台名叫张上达，字愚箴，曾任山东盐运使、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这些官名会让人一头雾水，在下面的篇章中，咱们将会随着对这两个官职的认识而了解张上达在山东省的重要地位。
故事先从他离开家乡开始。
对于他远赴山东任职，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张家“八奶”杨云仙所说的“外出历练说”，第二种是北街居委会民间流传的“避祸说”，第三种是“成就功名说”。
杨云仙说：“他离了家先在河道里干，一天在河道的工地上解手，一阵大风刮过来一本书。他拿起书一看，原来是说治理黄河的。自打那儿来后，黄河决口，他只要一去，肯定能给堵上。”
北街还有极少数人提起过“避祸说”。据说纸坊居委会曾有座小有规模的书院，张上达曾在那个书院做饭。后来，因为伙食经费的账目对不上，怕人追究责任，就躲到了黄河河道排沙工的队伍里。黄河排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去了没多久，听说快到限定日期了沙还没有排完，那当官的干着急没有办法。于是，他就给当官的出了个点子，很快就把沙排完了，从此得到上级的赏识，一步一步得到了提拔。
“成就功名说”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讲述人孙王庆今年已经85岁了，这个故事，他是听老辈人讲的。据说张家曾经开有货铺，而张上达曾负责买卖绸缎。一次去杭州办货的路上，天色已晚，他找到当地唯一的客店想要住下，店家说早已客满。张上达再三请求店家随便给找个地方，店家说，虽然还有间空屋，但不能住人。张上达问何故，店家说，这座房子本是家里的上房，共有三间屋子，二暗一明，因为经常闹鬼，无人敢住。张上达说：“我不怕，你点一盏灯我在里面看书。”过了十二点以后，张上达正在看书，只听中间的屋子里一位老人说：“孩子们今晚不许吵闹，大人住在这里了。”他听了以后想，自己莫非还有功名？回到济源后，他不再贩绸，到了黄河边孟县的野水渡，当了个管十来只船的小头头。后来，花园口被冲开，一下子冲了山东几十个县，光绪派人带了许多银两，却无人能堵住奔腾的黄河水。由于水太大，第一任长官怎么也堵不住，最后死在了工地上；第二任到任以后，一看那个局势自己控制不了，把印住树上一挂，官服一脱，就隐了。张上达听说后，对工友们说：“可惜我没有功名，如果让我去，早就把黄河给堵上了。”这话一级一级传到了上级领导的耳朵里，于是上级就派人把他传了去，给了他个河道头领的差事，不料他果然很快就把决口给堵上了。他排沙、堵决口都是一绝，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
记者查了一些史料，部分证实了民间传说。张上达在治理黄河、堵黄河决口上的表现确实令人侧目。而对于他这一独特的才能，民间也有许多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是阴阳先儿说他家祖上因为积有阴德，所以他治河时，前面有个大王八指引。
北街居委会张桂珍的父亲曾是老道台家的管家，从小没少听父亲讲过老道台的故事。她的父亲说，一次，一条黄蛇爬进了老道台的家，看门的看见了，赶紧喊：“黄爷来了，黄爷来了。”老道台正在屋里吸烟，听到后赶紧跪着出来迎接，那黄蛇竟然爬进了桌子上面的大盘里。一次黄河决口以后，老道台在河边拿不定主意，只见一条黄蛇突然游过，老道台就命令人从黄蛇出现的地方打坝，他带头在河边一跪，河水就调了头，人们趁着这工夫赶紧堵住了决口。
除了祖上积阴德之说以外，这些传说，张家的后代居然没有人听说过。读者完全可以把这些不经之谈当成神话故事来听。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靠得住的历史，讲一讲张上达在河道里的那些辉煌业绩。
清朝河道里的那些规矩
先啰嗦几句题外话。最初听别人讲张道台堵决口的故事，听他们说起“御儿干殿下”怎么又和袁克定成了拜把子兄弟，听得我热血沸腾，当即定下了这个选题。但是，张家的后人开始对此并不热心，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确定，他们对于家族历史的了解，并不比街坊邻居多多少。
采访一时陷入了僵局。
意外的是，《清史稿》和《清实录》中，居然可以找到张上达的名字和任免纪录，而且随着张上达墓志铭的出现，他的经历一点点清晰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张上达在黄河治理方面确实有过几次突出贡献，并因此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嘉奖。那么，出身基层的张上达是如何成就自己的传奇人生的？是不是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是河道里的一个挖沙工或管十来只船的小领班出身？
要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还得“穿越”回晚清的河道中还原真相。
清朝的历史，从来不缺少和黄河战斗篇章。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二年的200多年间，黄河发生大规模的决口有99次，小规模的决口更是数不胜数，河患一直困扰着清朝始终，连康熙老爷子都说：“自古作患，唯河是大。”其实，这和清朝的黄河和利用及管理有很大关系。接下来，会简略地讲一下清代黄河屡起祸患的原因，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北宋以来，黄河改道南行，侵占了淮河的河道，造成淮河入海不畅，连年发生灾害。淮河与黄河的交叉口在清口，这与京杭大运河的河口距离很近，不管是黄河还是淮河，一旦出现汛期，都会影响到京杭大运河和黄河河道的通畅和安全，而黄河排沙也会影响淮河与京杭大运河河道的正常通航。而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必须通过京杭大运河和黄河把南方的米粮向北方转运，所以，明清的统治者为了漕运顺利，不得不改变黄河北流的习性，重金筑堤修坝，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维持黄河河道的畅通。因为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相互牵制，黄河淤塞、决口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清代的人发出了“古之治河也易，今人治河也难”的感叹。
当时的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在漕粮运输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相当于通往京城唯一高速公路，如果黄河河道出现问题，京城的王公贵族们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清朝定都北京后，由于怕汉人谋反，多数岗位都是满汉双岗，除了把守京城的10多万八旗士兵及其数十万八旗家属外，其他为数众多的汉族官员也要从政府那里领取米粮，这一项庞大的消费团体，全指靠河道运来的粮食。所以，在清代，河政、漕运、盐政，一直都是政府的“三大政”。正是因为黄河河道对于清政府的重要性，所以治理河道的专业人才特别容易受到重视、得到提拔。
从明代到清朝，黄河和运河的河道管理分“东河”、“南河”，各有不同的部门管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里面体系、帮派繁多。尤其到了晚清，全国上下贪污腐化，而河政作为“三大政”之首，花费更加浩大。且不说计划内支出，光计划外支出的金额就足以耸人听闻：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东河堵决口支出19471万两；道光二十五年，南河堵决口支出33048万两；道光二十六年，南河堵决口支出29535万两；道光二十七年，东河堵决口支出17989万两……当时有“黄河决口，黄金万斗”的谚语，所以，在河道上捞银子的机会很多，河道被官员看成了“金穴”，如果再有些本领，能在黄河治理中有突出表现，常常会被破格提拔。
虽然如此，肯安心在河道上当官的人却不多——治理黄河历来都是个硬活儿，吃苦受累不说，黄河水一发起脾气来，那得拿着命玩儿。
另外，清政府对于低级河道官员的选用还有一条匪夷所思的规定：河官们除了要熟悉河务之外，还必须是个“富二代”。康熙老爷子曾批谕旨说：“在河务官，酌量才具堪用，及有身家人员方可给帑做工。屡经降旨，如无籍微员轻会领帑，致亏空无追者。”改用现在的话说，才干不是第一，家里有钱才是王道。不然，如果一穷二白的人混到了管理队伍里，冒领多支了国库里的银子，去哪儿找人要钱去！如果换个有钱的主儿，即使他贪污挪用了，还有个还钱的指望。
为了鼓励大家在河道里效力，清代的河官收入要比其他同级官员高一些。所以，肯在又脏又苦又要命的黄河边上做事的“富二代”，一般分为两类人：一是视钱如命的人，一是胸怀治河大志的人。写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张上达是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经心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张上达往上数两辈都是做官的，大哥上承在直隶州做知州，二哥上礼在直隶布政司当官，在济源至少也算是殷实人家，所以他才能通过门第筛选，一步步脱颖而出。如果说出身为他打开了官场大门的话，那么，才干就是他前进的船帆。
而张上达的墓志印证了这一猜想。他的墓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君少负至性，留心经世之学，恒以乡先达清恪公父子为师法，潜心河防，博览群书，兼善岐黄，夙精举子业，顾屡荐不售。”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出来几个意思：一，张上达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非常自负；二，他虽然也很精通四书五经，但更留心治理天下的学问；三，他在参加工作之前就已经拜过老师，认真地学习了河防知识；四，除了博学杂收之外，医术也不错。
是的，张上达早就为自己选好了方向，接下来，是他施展抱负的时候了。
崭露头角
早就准备好的张上达带着大显身手的志向，来到了河道。而清代频频泛滥的黄河以及那些慧眼识珠的伯乐给他提供了驰骋的舞台。
同治丙寅年（公元1866年），年仅20岁的张上达就已经在河道当上了掌管文书的官员。第二年，他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丁宝桢。
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是晚清的中兴名臣，公元1867年，任山东巡抚。到山东任上第三年，丁宝桢就干出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
当年7月初，慈禧太后跟前的大红人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就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为同治皇帝的大婚预备各种物品。清代皇家祖制中有一条，不许太监擅自出宫，但有了太后的支持，毫无顾忌的安德海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率两只太平楼船沿京杭大运河顺流南下，楼船上悬着两面大旗，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八个大字。飞扬跋扈的安德海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不但不敢告发，还争先恐后地逢迎巴结，使得他更加忘乎所以。七月二十日，楼船进入山东德州境内，次日，安德海竟然在船上为自己做寿，带领众人向所带的龙衣罗拜，引得民间议论纷纷，惊动了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就对此如刺在目的丁宝桢按律上奏后，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这件事在当时无异于头号新闻，而“丁青天”的美誉一时也传遍民间。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牛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上头有人比太岁还厉害，二是自己是一块不怕火炼的钢板，经得起考验。按当时的情况，估计没有人比安德海的靠山更厉害了，而不畏权势的丁宝桢此举正应了曾国藩送他的荣誉称号：“豪杰士”。
一般情况下，在这样的猛人手下工作绝对是件不轻松的事情。因为不太看重权势的人，往往都是希望而且能够办实事、办大事的人，如果没有点真本事，是没办法混日子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丁宝桢是个“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的人，他为政清廉，业绩卓越，而他所取得的政绩，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和对部下严厉的管束。
有一段关于他的用人理念的文字被广泛转载，这里借过来引用一下。他曾写过：“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只有“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深维求治，以任贤为急”。他用人的标准，一是“居心行事”；二是“苟异于人”。也就是说，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阿混”，和张上达关系密切的晚清能臣张荫桓等人才都是经丁宝桢发现提携的。
而“少负至性，留心经世之学”的张上达，正是丁宝桢需要的人才。
光绪初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张上达终于首次登上了河防工程的前台，充分发挥了他早年在家乡学到的河防知识。丁宝桢任用他在东平州戴家庙北十里堡黄河和运河的交汇处修筑大闸。这在当时应该算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一项工程，竣工以后，许多年内漕船都可以畅通无阻。张上达由此在山东省一炮走红，从此以后，历任山东巡抚凡是遇到河道上的事情，都得依靠他来干。
接下来，张上达在河道上大显身手，先后干了几件令人注目的事情。
漕船过黄河，有一段从史家坞到十八里庙的河道十分艰险，这段河道需要船工逆流而上，而且河道难行。在张上达的主张下，重新开挖了一条人工河。在后人编辑的一篇《晚清山东大事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七年，山东疏通运河，改运河口于陶城埠，并开挖新河以达阿城闸。”工程竣工以后，漕船不但可以顺利进出运河，而且避开了二十里的艰险河道，仅每年省下来的挑淤经费就有一万多两黄金。
光绪八年，黄河在历城桃园（今济南）决口，河水改道入海，洪水漫溢，死者不计其数，难以统计。因河水凶猛，没有人敢出面组织人马堵塞决口。张上达临危上任，历时4个月，终于筑坝堵住了决口。
……
就这样，在一次次实践中，张上达凭着自己的才干和业绩，从一个管理文书的官员一路被提拔为山东省的一个运同。这运同是盐司下的一个从四品官职，丁宝桢屡次为他上奏，希望能任命他为知府，由于大清有盐官不能转其他官职的旧例，请求屡次被驳。最后，还是皇帝下了特旨，升任张上达为知府，这在大清也是极个别的例子。此后，凡河道上最险要的工程、技术含量最大的活儿，都是张上达一人督办，被特赏二品顶戴。
治河之能臣
如果说桃园决口不是没有其他人可用，只是因为张上达恰巧在任的话，那么，接下来更惊心动魄的一次抢险工程，足以说明他在河防工程上有不可替代性的能力。
光绪九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因母亲去世，张上达回济源丁忧。按清代法律，当官的遇父母过世，需要回原籍守孝27个月，叫丁忧；因朝廷特别需要，不许官员丁忧守孝的，称夺情；守孝未满而朝廷需要出来任职的，叫起复。张上达动身回济源丁忧之前，新上任的山东巡抚陈士杰就坚决不许，无奈夺情不成，等他回到了济源，仍一封接一封电函催促他起复。刚到山东的陈士杰因不了解河道事务，离了张上达，如失膀臂。当年，山东省黄河决口50多处，43个县被淹，灾民成群结队流落他乡。
光绪十年，有人弹劾陈士杰“督修运河草率从事，土方地价多克扣勒索”。
光绪十一年四月，陈士杰因连年水灾，河防工程险象迭生，托病辞职。清廷不准，赏了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调整状态后继续督办堵塞决口工程。
光绪十二年，山东历城又一次遭受到了大的“黄灾”。这次黄河决口处在骚沟。这是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因地处黄河滩，常年流水冲刷，地表不固定，人称扫沟，后人称骚沟。光绪五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黄河先后5次在这里决口。而这一次，决口险情尤其严重。据张上达的墓志所记载，这次决口“全河夺溜，屡占屡走，耗费万巨，未能合龙”。陈士杰不得已差专人到济源催促张上达起身。结果，张上达到河道上仅用了20天，就堵住了决口。工程完工以后，张上达坚决辞去工资、资金，而与他无缘共事的陈士杰几个月以后被免除了职务。这事情还不算完，不久后，张上达治河的事情一直传到了北京。光绪听说此事后，命张上达进京觐见。见了面以后，询问黄河治理的事情非常详细，赞赏之余，把自己身上的一挂奇楠沉香朝珠亲手摘了下来，挂在了他的脖子上，还把自己的玳瑁边框的水晶眼镜也赏给了他。话说这奇楠被誉为香料中的钻石，是沉香中最高级的香材，绝非常人可用。而玳瑁眼镜越带越有光泽，上面的花斑会慢慢变成血红色，更何况这是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精巧之物。一般情况下，这些东西只会赏赐给那些亲近的重臣。这对于张上达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恩宠。
陈士杰走后，另一个传奇人物走进了张上达的生活中，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这个人叫张曜，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上任山东巡抚。他本是武将出身，虽说是一介武夫，但也颇会运用兵法，在战场上是个常胜将军，做官一直做到河南布政使。这布政使是个文官的职位，在这个位置上还没捂热凳子，就被人以“目不识丁”弹劾了下去。世上无难事，只怕发奋人。张曜一怒之下，决定左手舞刀枪，右手习笔墨，开始学文断字。为了方便随时随地的学习，他很认真的拜了位老师——自己的夫人。张夫人名叫李雪如，是位才女，见他有心学习，又怕日后学业不勤，就决定试试他的决心。李雪如答应下来，却有一个条件：要学可以，必须行拜师之礼，以后要恭恭敬敬地学习。张曜听完满口答应，马上穿起朝服，请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大礼。从此以后，凡是忙完了公事，他就马上回家学习，只要妻子一摆起老师的架子，他就赶紧乖乖站在一边听着，表现堪比低年级的小学生。为了警醒自己，他还刻了一枚“目不识丁”的印章随身佩戴着。等到了山东做巡抚的时候，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请光绪皇帝面试，对四书五经侃侃而谈，使得光绪皇帝和在朝的大臣们都惊奇不已。
跟着老婆，从一个年幼失学的武夫成长为一个饱读诗书之人，这样的牛人，背后应该有无数次面对美酒、美女等等声色犬马的抵制，绝对是一个自我克制能力超强的人。这样的人，也注定是一个不甘平庸、也不喜平庸之辈的人。
到了山东第二年，张曜就趁着郑州十堡决口，山东段黄河断流的机会，对河道进行挑淤疏导，使得随后的黄河凌汛顺利通过山东入海。随后，张曜着手疏通黄河，希望改以往的“防而不治”为“防治结合”。虽然没有文献可以证明这里面有张上达建言献策之功，但不可置疑的是，张曜对张上达越来越信任，几年之后就把他提拔为盐运使，随后，又委托他总管河务。
这个总管河务是个什么概念？河务官职中，曾有个“河道总督”的官职。明朝时由一品大员在发生黄河河患临时兼任，后来，治黄史上有名的潘季驯成为专职河道总督，官位从三品。清朝中期，分设江南河道总督和山东、河南河道总督，官位正二品，人称“南河总督”、“东河总督”。因为南河河务过于腐败，加上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起，江南漕粮全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包，改由海上运输，所以南河基本上被清政府废弃，东河治理成为重中之重。光绪年间，实际上负责黄河治理的任务落到了山东巡抚的肩上，而河道总督一度负责黄河全河治理任务。
到了张上达这里，虽然已经没有河道总督的官职，但他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仍是“东河总督”所做的事情。
“他基本上不在家住，偶尔回来也只是停个一时半晌。听老人们说他身上挂着七颗印，从不离身，听说哪里有事就往哪儿去，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这七个省都得听他的调度。”老道台的后人张耀先说。七颗印是张家后人对他最确切的记忆，由此可以佐证光绪年间山东河道总管全河一说。
张家后人还讲了一个小故事。
“老道台不爱财，别人给他上货他也不要。有一年冬天，他正在济南府，有人提着礼物上门去看他了。来人是河南老乡，船帮里领头儿的。说河南的船工们都恋家，想回家过年，可河道上规定不许请假，想找他走后门。他一听生气了，说‘过啥年呢，漕运可是国家大事’，下令叫人把送来的礼物全部扔出去，把领头儿的拉出去打四十大板，把河南船一率赶出山东河段。其实，他这是变个法儿放河南的船工回去过年了。”
盐运、河务和漕运本是清朝三块大肥肉，张上达怎么又跑去管人家漕船上的事了？
原来，明清的河道总督有十大职责，其中之一就是“协理漕运”：凡船只经过山东河段的，必须由河道总督签字通过；检查漕船是否挟带私盐等物品；催促船只运行；漕船搁浅后调运民船转运等等。
搞清了这些，就知道张曜对张上达是何等的赏识。张上达任新职以后，又会用什么出人意外的表现答谢张曜的知遇之恩？且听下回分解。
建功高家套
且说张曜上任之前，黄河每年都四处泛滥，治河成了山东省的头等大事。他上任以后，听从下属建议，采用西方国家的方式，一边用机动船一点点疏通河道，一边带人现场勘查，让人在重要的河段建分泄河水的闸门，一年中呆在河上的时间几乎有300天。而且他还不耻下问，只要对河务有看法的，即使平民百姓，他也会请到现场咨询。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就在张曜对黄河进行系统治理的时候，正在修建中的齐河县高家套堤埝突然遭受河水冲刷，塌方30余丈。高家套在黄河治理工程中，是最险峻的工程，施工难度大，危险性也高，仅这次决口的宽度就有“百余丈”。现场勘测估算的人大致算了一下，堵住这个决口得需要用黄金30万两，至少半年才能堵合。
危难的时候，也是最能体现一个人价值的时候。张曜这时找到张上达，与他商讨此事。张上达二话没说，“慨然前往督理”，不到一个月，大功告成，用金还不到2万两。
此事之后，张上达被任命为山东盐运使。晚清时期，省一级的一把手是从二品的巡抚，然后就是从二品的布政使、正三品的按察使、从三品的盐运使等职，当上了山东盐运使的张上达正式进入了省领导班子。
盐运和河政、漕运一起并为“三大政”之一，而河政又在许多领域协理漕运，肥缺岗位全让张上达给占全了。
《和珅传》中说：“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盐政和河务历来都是最容易聚财的地方，随着清代吏治的不断腐败，这里的猫腻越来越多）。乾隆盛世尚且这样，到了晚清，盐官更是成了“天下第一肥缺”。盐政本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结果层层克扣，下面苦了百姓，上面坑了政府。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出了个清廉的盐官叫郭嵩。他六月十五日接任两淮盐运使时，库存不到4万两，八月初九离任时，除了清缴欠饷10多万以外，移交时库内还存有黄金20多万两。由此可知，中间有多少都流入了盐商和官员的腰包。有了当官的庇护，盐商们的日子过得无比滋润，据说别的奢华玩意儿都玩腻了，他们就把刻着自己名字的金箔从金山的宝塔上仍到镇江里，看谁的金箔第一个漂到扬州。而一位盐商吃一碗蛋炒饭需要50两银子，里面的每粒米都得保证是完整的，而且必须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粒粒分开、外面金黄，内心雪白。这下蛋的鸡必须是吃人参等药物养大的。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
他们当然知道，谁才是他们的财神爷，所以，对历任盐官都伺候得非常周到。可以说，坐在盐运使这个位置上，不需要刻意贪污，仅下属和盐商孝敬的各种礼钱，就可以在济南或两淮之地维持奢华的生活。
所以，张家的后代虽然不知道祖上干过什么，却从小都听老人说过河道很腐败。“清朝的河道是最腐败的地方，国家的钱，能有一半用在工程上就不错了，道台不爱钱。”张永平说。因为道台不爱财，家里一直没有大富大贵起来。
这还不算，此后张曜不停地给上司和皇帝写请示，要求提拔重用张上达，赞誉他是山东河官潘骏文之后第一人。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做了个从三品的副省级干部。就在张上达跟着张曜着手给不断作乱的黄河“做手术”的时候，张曜在河上突然发病，没过几天就过世了。
套用一句古话：有不世之臣必用不世之人，用不世之人必能立不世之功。张曜和张上达等干将成就了山东的地方事业，也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张曜死后，山东百姓自发举哀，许多人沿街痛哭，光绪御赐号“勤果”，并赐在济南大明湖边为他建“张公祠”。祠堂前就挂着张上达写的对联：“河水安流，海水不波，保齐鲁巌疆，独擎一柱；铁公大节，佛公异政，合古今名宦，并峙三祠。”生前能鞍前马后，死后能留墨常伴，这也是张上达人生一大安慰。
对于上任济东泰武临道以后的事情，在戊戌变法中山东籍的重要人物王锡蕃写道：“莅任后，兴利除弊，整顿捕务，屡擒巨盗，平反冤狱，赈济饥民，善政不可枚举。”由此可见，张上达在处理地方事务上也非常有才干。最主要的是，在他任职期间，因为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所以他负责的河段没有出过大的灾害，所以被光绪皇帝特赏头品顶戴，并将他的名字列入了“后备干部”的考查行列。
这头品顶戴也就是一品大员帽子上才能用的珠宝。清朝官场等级观念森严，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只要看到帽子上的顶子就可以知道官位的大小，顶子上用什么珠宝绝对不许滥用：一品用红宝石顶，二品用珊瑚顶，三品用蓝宝石顶，四品用青金石顶，五品用水晶石顶，六品用砗磲顶，后来用玻璃料珠代替了宝石，但颜色是不能出错的。虽然这只是一种荣誉和品级待遇，但由于只有极少数有特殊贡献的官员才能得到皇帝的特赐，所以许多官员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实职还要重，而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这也是千古犹荣的恩宠。
张曜离世之后，他的新领导福润对他也赞赏有加。在晚清政府考察干部存档的奏折中，福润称他“君心精力果有守有为，为盐司中不可多得之员”，光绪皇帝专门在这个奏折上批语存档。
张上达把在山东治理黄河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治河要略》，分好几卷，可惜书稿遗失。但是，关于他筑堤拦河的故事，却在济源辈辈相传。
尹绪森还记得老人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张上达在家里接到命令后，快马加鞭，一路来到孟津，让人发布告，大量收购高粱秆，到了约定的时间一起往黄河里抛，自己又拍马来到决口的地方，沉船打桩，让人们等高粱秆漂到时一起往桩口抛土石。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尽快参与工程，他让人把银库里的钱换成铜钱，用笸箩堆放在河岸边，凡是往河里推一车土石或挑一担土石的，就可以尽自己手大小在笸箩里抓一大把钱。许多人拼了命的往河岸运送土石，竟有人累死在河岸上。
“打桩筑坝时，黄河边的沙土一踩就陷里面了，人进不去。他就坐在河边看，看见一个水鸟。然后就起身让人用许多高粱秆铺在河滩上，人穿着老大大底子的木头鞋，两人一组往河坝边抬土石，就这样堵住了决口。”孙王庆说。
“光他去那一次，拔帑银也花不完，加上前两任去堵决口时，帑银还多着类。堵上决口以后，他进京去见光绪，没进城就开始放炮。因为他的级别不够，不能进宫，就在正阳门外接见。张上达也不敢往前去，跪在了甬道的一角。光绪说‘打起帘来’，他人长得也好，光绪和他说话说得高兴，就把奇楠朝珠和水晶眼镜从自己身上取下来戴在他身上，说从宫内拔出的银不往回收，把治河没用完的银子赐给他，让他回家修房子。回来以后，他就把段侍郎家的北院买了下来。”孙王庆说，这全是听上一辈老人们说的。在讲述中，他把“拔帑银”说成了“八趟银”，把“正阳门”说成了“正要门”，我问他“帑银”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推断出，他这些讲述应该是从知道详情的人口中流传下来的，至少部分内容应该是可靠的。
后来，山东清代治河档案上的一段话完全印证了他的说法：“光绪十一年，黄河在历城、长清、齐河、济阳、章丘、邹平、高青、利津等县决口20余处，全省有35州县受洪灾。清廷发内帑银5万两，拨京饷银5万两，又由北海工程项下拨银5万两赈济。山东巡抚陈士杰降三级留任。次年初，以骚沟决口合龙，撤销对陈士杰处分。”清朝的官员除了分文官、武官外，又分京官和外官。当时张上达只是个知府，属于从四品的外官，按例是不允许进入皇宫的。综合判断，孙王庆所描述的应该是骚沟决口抢险前后的事。
上级举荐重用，皇帝也青眼相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可以像在山东盐运使上的前辈张荫桓那样，步步高升。大好的前程似乎就在眼前招手，但是，一场预料之中的国难和预料不到的官场风云却黑沉沉地向他压了过来。
甲午风云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年，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山东巡抚福润和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安徽巡抚李秉衡对调。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上文中写到的原山东巡抚张曜。
公元1891年，张曜在工地上操劳，背上生了毒疮却不肯休假医治，等到回城时大夫已无力回天，没几天辞世了。病危的时候，他还给李鸿章写信，说山东作为北洋的门户，应该马上建筑炮台，以防不测。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掀起的洋务运动已经初见成效，列强也放慢了侵略的准备。松了一口气的清政府马上又自大起来，认为西方各国来中国只是想从贸易上占点便宜而已，这使得洋务运动从本来的“自救运动”变为了“富国运动”。就在日本不断加大军事装备的同时，清政府的北洋海军却从1888年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战舰。
想起张曜的遗言，估计李鸿章此时也只能一声长叹：北洋海军的战舰老化，武器低劣，自张曜死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了购买，而这些军费被用来修建颐和园，以庆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不料，张大人只走了3年，他的判断就应验了。心知肚明的李鸿章明知战不过日寇，只能暂时与慈禧站在了一起，形成了主和派，而李秉衡则和光绪皇帝及翁同龢站到了一起，形成了主战派。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这点上来说，李鸿章应该是务实的理性人物，而李秉衡却恰恰相反。
李秉衡在晚清历史上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争议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说他是“误国罪人”。在这里，我们只肯定两点：他的爱国情怀是不可置疑的，他的才干是万万不行的。
李大人到来承载着晚清政府的无限希望，也让张上达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到任不久，李秉衡就把洋务、河营、河防等大权全部交给了张上达。当时，山东的洋务是全国的重点，承载的是全国复兴的希望，而河营则把持着全河军队的指挥管理权，河防是“三大政”之一，重要性自不必说。可以说，张上达这时在山东绝对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可是，近一年之后，他收获的不仅仅是失望、悲愤和屈辱，在军力薄弱的情况下，北洋水师大败。
这一年，张上达和旧中国的命运一起走上了下坡路。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前，张上达突然提出了要回老家修墓的请求，李秉衡挽留不住，准其回济源。
对于张上达此时请假回家的原因，其后人揣测过多次，但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原因。当笔者顺着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寻找线索时，一件事情跳了出来。
1895年1月交火的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就在丁汝昌所率的海军被围困威海港等待救援的时候，李秉衡却把精锐部队藏在了登州一带，只派出了5营河防军让副将阎德胜着支援，而这些河防军除了鸟枪、抬枪外再无其他武器，大批的武器弹药被李秉衡封在黄县的军械库内。当河防军败给日军后，阎德胜被斩立决。
当时，阎德胜统领的是河防军，而主管河防军的，正是张上达。河防军归河营管制，清代是按军事编制的，但实际上的主要任务却是防治筑堤，真正参与战争的情况很少。虽然直接参战的人是阎德胜，但这对河防军主管领导张上达来说，也是一次打击。
在此之前，威海守将戴宗骞在布置威海南、北两帮炮台的防务时，李秉衡提议由山东省派出援军“助守”南、北帮炮台，戴宗骞随即下令防守北帮炮台的部队除少数留守之外全数调往南帮，可是，当戴宗骞的三营绥军老营在南帮炮台与日军血战，几乎拼光的时候，李秉衡许诺派出的“援军”却没有进驻北帮炮台，致使最后退守北帮炮台的防守力量连戴宗骞在内也不过18人，随即，戴宗骞吞金自杀。
也许，李秉衡也有难言的苦衷，因为他到济南上任后发现，这里的兵力严重不足，又没有资金增加武器，而且北京和辽沈军情吃紧时接连从山东抽调部队，使得山东这个偌大的门户军力部署顾此失彼。
虽然李秉衡是一个清官，虽然军力不足是事实，但是，他在战事指挥中的一些做法无法服众却是千真万确。光绪二十六年，极力主战的李秉衡再次受到慈禧的重用时，曾当面上奏“山东现存军火，尚有坚利远后膛抬枪四百杆，坚利远枪子十七万颗；马蹄尼枪子两种，共三十万颗，后膛克鲁卜车炮十尊，炮子一千颗，均为该省所不用”等等，这说明，在威海卫之战中，李秉衡确实没有将全部兵力和火力投入到战事当中。随后，李秉衡的种种做为都表现出了他偏执的一面：反对西洋科学、反对修建铁路、阻碍设邮局、封禁煤矿等等。前两任山东巡抚陈士杰、张曜处心积虑发展起来的洋务兴国的进程，到了他这里被迫停滞或倒退，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
只说窝了一肚子火的张上达凭着一时义愤，上递了辞职信。正是这次辞职，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穷烦恼。
莫名其妙的弹劾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曾经对张上达赞赏有加的光绪皇帝突然批谕，同意罢免张上达官职。一时间，许多亲友纷纷拍电报、写信询问此事，大家都觉得此事有些莫名其妙。
这时的张上达，在济源停有将近2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很快就要回济南任上复职去了。
为了搞清情况，他找来了弹劾他的奏章。这份奏章的作者，正是他的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为了还原真相，我尽可能的按原文翻译，把这场笔墨官司的细节全部搬出来给各位读者评判。
先说李秉衡弹劾他的奏章。上面写道：再回籍修墓（注意这个“再”字，其实请假修墓对张上达来说，只是第一次）的张上达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就任的，我见了他不久，就去海边防守了。他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回老家，我当年七月回到济南。这两年中，我把河道跑了个遍，访问利弊，都说山东河工风气是从张上达开始坏掉的。这个张上达有些小才干，历任的巡抚都委托他办理河务，所以他马上就混到了中下游总办的位置。他凭借权势在河道上横行霸道，公开受贿，下属想找点事情做，必须都得花许多银子。他结党营私（拜认师生），同党得到差事以后，凡有购买桩料等事项，都随便克扣，上级下属私分。我两年来严加整顿，但积习太久，不能彻底挽回这样的坏风气，张上达就是罪魁祸首。现在他已经开缺回籍了，庆幸当时能够宽容地准他假让他回家。只因为他很有治理河道的名声，我一旦离开山东，他必定会马上回到山东，倘若那时下任巡抚再因为听到他盗来的虚名，将他委以重任，必然会重蹈覆辙，引用他的党朋在河道上作乱。我请圣上下旨，对张上达严加处理，让那些办事的人知道厉害，或许这河道就可以杜绝腐败了。我是因为山东河道管理的事情太过于重要，为了杜绝用人失误才请旨严加处理张上达的，不知道是否妥当。
看完李秉衡写的奏章以后，张上达也一头雾水。他拿出来了请假之时李秉衡挽留他的信件仔细看了看。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李秉衡刚接到张上达的请假要求，就马上拍电报回复：“你写的请假条我知道了，你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兄台老哥你的‘忠愤之诚，明哲之见’，我佩服不已。我对挽回国家的艰难局势没能做出贡献，也想回归故里，本来是不应该勉强挽留兄台的，但老弟我的处境和兄台不一样。现在时势艰难，还依赖有共同志向的人帮我支撑局面。咱们各自把事情办好，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似亦无伤）。希望兄台能努力报国，以补救之前的遗憾为庆幸。”
四月十三日，李秉衡又给张上达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兄台大人阁下来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你因忠而愤，写下的激越文字，我读了以后感慨万端，欷歔不能自已。兄台忠爱成性，而才力足可以让国家托付。几个月以来，你任劳任怨，日夜不懈，老弟我深受感动，这些都不能言表。昨天专门去电协商，想为国家留下一任能够做事的人，这完全是为了国家考虑，并不是出于我的私利。我正想再写一封信，把以前的事情解释清楚，但马上就接到了你的回电。看你的文字意志坚决，有士大夫进污浊之地的意思。《周易》说，君子懂得抓住时机及时采取行动，而不是终日等待，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您希望像像大雁一样飞向远空，全身而退（鸿飞冥冥，弋人何慕），弟听后不敢再以事来羁留你，使得你违背自己高尚的志向。这次签订《马关条约》，凡是有点血气的人，没有不痛心疾首的。那些当权的奸贼，不知道是什么用心，真是猪狗不食的家伙。老弟于时局没有一点贡献，身体也日增病痛，也想全身而退，给有才能的人让路，但我的家乡已经被倭寇占领，东望家乡，黯然神伤。吴中是我小时候游玩过的地方，将来去南方到深山野林中架一座木屋养老也好。你身怀大才，暂时在家小住一下，等墓修好之后，应当根据时局需要，到时必定会有所作为。如果有幸不沉溺于隐居之乐，这就是我日月所盼望的事情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回乡修墓不过是个托词，心中不痛快才是张上达请假回家真正的原因。因为没有张上达写给李秉衡的原信，所以无法得知张上达为什么觉得留在位上有被污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张上达这时对山东的局面相当不满意，而且自己无用武之力，才会毅然离职的。
对于这点，李秉衡也是心知肚明，但看张上达去意已决，四月十四日，李秉衡把张上达的请假条转到了北京，而且在假条上作了如下批示：“张上达在泰武临道上莅任几年，于地方、河务、民教交涉等事情，都处理得游刃有余。今年军务戒严，我又委托他办理机械局和设厂制造枪支弹药，更能竭尽全力，不辞劳怨，正想委托他做更大的事情，却听说他家的祖墓年久失修，请求回家修理，言词恳切，不能违背他的一片孝心。”
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专门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为张上达开脱：“据张上达禀报，他在山东久离家乡，光绪九年，为母亲丁忧不到期，因为骚沟决口，不能堵合，经前任陈士杰要求来到山东，继续办理重要工程，同时总管河务全部事务。越得到上级的重用，肩上的担子就越重。今年正月，他接到家信，说先人的坟墓年久失修。但当时军务正急，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没有敢因为家事请假。议和以后，防务稍微松散，想起祖墓，日夜难安，决定请假回乡修理祖墓。我考查他历来在山东河务上的工作，成绩显著，自光绪十七前张曜委任他当了泰武临道一职以后，仍然全权管理河防事务，于地方上的工作和河防上的事情都能办理得游刃有余。这次筹办海防事务，我就委托他全权办理机器局，并设厂制造枪炮，尤其能够尽责尽力……”
……
张上达把李秉衡给他的电文和前后给皇帝写的奏章拿在手里看来看去，始终搞不清楚这个上司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席的大转弯。他回来时，正是万人悲愤的时候，国将不国，正所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本想调整一下状态，不料却突然被人扣了一个大屎盆子。为了洗去不白之冤，张上达写了一篇《思过录》，并把李秉衡写给他的所有电文抄录了下来。托国家图书馆精心保存之福，我们终于从这场笔墨官司中了解到了一些细节。
《思过录》写道：“我曾经读《鲁论》，看到‘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那样分明，而小人的过错必然会掩饰’这两章，不禁仰慕君子，提醒自己不要当个小人。我自前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请假回家修墓，当时李大人驻守在莱州，写信安慰挽留，又在准假条上写了许多褒奖的话，可见当时没有任何的闲言碎语。等到五月交任回乡，快有两年了，突然于今年三月上奏我的种种劣迹，令人十分意外。我反复自省，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自从光绪十七年补授泰武临道以后，我在地方和河道各个岗位干了5年，如果真有这些劣迹，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李大人到任距我请假回家已经有9个月了，如果稍微听到一点不好的传言，也一定不会来电挽留，并在奏折内写那么多褒奖之词。这是我想不通的第一个地方。
“李大人的奏章中说他到位接见我不久就去了海防，于第二年七月回到济南，两年中走遍河道才了解我的劣迹，可是李到任半年之内，在登州海防弹劾候补道黄玑、叶润含，候补知府严福保，直隶州范一双，知县黄华等那么多人，不都是接见不久吗？候补人员的劣迹他都能考查得到，而我是当时现任的道台首领，如果公开受贿，克扣料价，和下属私分，这么明白的劣迹怎么反而不知道？必定要到河道上走访两年才能得知。这是我想不通的第二个地方。
“我所管的中下两游，河防上每年采买材料的人员不下几十个人，我作为现任主管，和候补人员扣手舞弊，共分钱财，哪有不怕人多口杂偶然暴露的，而且泰武临道本来统管51个地方，每年进款有黄金二万多两，我虽然十分愚蠢，却也不会不顾国家的考查，和那么多的候补人员一起串通作弊，与他们分钱受他们的挟制。这是我想不通的第三个地方。
“李大人素来以忠正不阿著名，好像不至于听信谗言，涉嫌诬告。只是我回乡二年，忽然被人弹劾，而且说的是三年以前毫无根据的事情，认真反思，实在莫名其妙。因为亲朋好友纷纷来信询问，所以把李大人原来的信件和奏章都一一抄写下来，并不敢为自己掩饰，借此当作给大家的回信，希望能有人告诉我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李秉衡为什么会突然对张上达如此憎恶，必定让皇帝下旨让他永不回济南呢？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但是，没有更多的资料给我们确切的答案。我们可以考证的，是关于清廷内暗流涌动的帝后之争及其党派之争。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改革政治和教育制度。这项改革遭到了以慈禧太后的守旧派的激烈反对，结果，光绪被囚，维新派主要人物被处死，史称戊戌变法。其实，在此之前，光绪和慈禧就已经剑拔弩张，张上达因于光绪所重用的革新派人物张荫桓等交好，而且与山东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丁宝桢、张曜等关系密切，有可能已经被列为了革新派或洋务派党系，而李秉衡则是慈禧这边守旧派的骨干成员，所以，张上达可能是两党斗争的牺牲品。而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出一贯工作不讲价钱的张上达却在李秉衡掌权之后，坚决回乡的理由——道不同，不相为谋。
最后的复起
李秉衡的担心非常有道理，不久，就有人站出来保举张上达。
这个人叫张荫桓，在当时正是光绪皇帝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他和张上达一样，都是在山东经丁宝桢、张曜一手提携起来的“经世之才”。张荫桓多次出使外国，比较了解欧美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每次从国外回来，都会给光绪讲外国的富国安邦的政策和理念，戊戌变法前的农历三月，光绪连续7次召见张荫桓。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诏令，宣布变法，起用维新派人士，而张荫桓也因此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肉中刺。
恰巧这时，山东一连串地发生了几件事情。先是河堤连续决口，虽人命关天，但对于下面这件事来说，还不至于撼动大清朝的利益。
更确切地说，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系列：1894年，泰安教案；1895年，新泰教案；1895年，兖州教案；1895年，兰山教案；1897年，巨野教案……
所谓教案，其实是外国的传教士与中国民众发生的冲突。为什么几年内山东教案频发？这和李秉衡不无关系。
其实，早在明代末期，就已经有外国的传教士到山东传教，而且不少群众加入教会，甚至有些村庄成了“教民村”。本来，这只是正常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信奉什么宗教是民众自愿的事情，你信你的耶稣，我敬我的观音，各不相干，但到了晚清，由于各个教会及反教会组织背后都有庞大的社会力量在操纵，这就使得事情变得复杂而难以掌控。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增多及不同宗教的发展，有些外国教会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壮大教民队伍，有意干涉民众的官司，使得一些不法之徒以加入教会的名义祸乱地方，欺压百姓。更有一些传教士成了外国列强“文化入侵”的帮手，插手许多宗教以外的事情。
同时，一些本土宗教打着“兴华灭洋”、“扶清灭洋”等旗号，广收门徒，不断发展壮大成“大刀会”、“义和团”等地方武装组织。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来看到任何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就如同仇敌，所以，以他为首的山东官员则暗地里扶持这些地方武装，以打击外国传教士，阻止修建教堂。（还有历史资料认为，义和团是在李秉衡和慈禧的唆使下，屠杀传教士、教徒。）
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小事越酿越大——许多教案事情的导火索，都是普通的民间纠纷，而百姓对教会也没有绝对的仇恨，矛盾双方本来只是利益纠葛，但一些入教目的不纯的教民借教会力量屡惹事端，另一部分人借助“大刀会”或“义和团”的力量对抗教民，最后，两小撮人的较量变成了两股力量的对抗。
本来，这些和被免职在家的张上达没什么关系，但最终一件事，又把他推到了前台。这就是梨园屯教案。
梨园屯又名李阎屯，在原直隶府威县境内，但却归山东冠县管辖，人们把这种地叫“飞地”。这块“飞地”一共有18个村，梨园屯位于这18个村的中央，设有大集，建有书院。在这18村周围，还有几块“飞地”，因为管理不便，这些地方自然山高皇帝远，比较难管，梨园屯因而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小镇。
梨园屯有不少村民信教，于是有教民提出要修建教堂。恰好村里还有一所义学，因为战乱，义学荒废，房子也破败不堪，20多户教民提出分一小块地修建天主教堂。教民请来神父看中这个地方后，同意买庙盖教堂，但这些钱却被信奉天主教人的给私分了，其他村民认为这些钱应该大家有份，于是，由村民阎立业带头，以教民“拆毁义学庙宇”为由，把教民告到了县衙。随后的几十年中，双方就在此地扩建教堂还是重建玉皇庙多次发生争端，这本来是教民和村民的经济纠纷，但因为教民背后有法国传教士撑腰，村民和教民在争执中一直处于下风，最后双方把法国公使和山东巡抚也卷了进来，而义和团的参与，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梨园屯教民王太和等从外国传教士处领到修建教堂的200两银子，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动工。庄民阎书勤为了阻止教民在庙基上建教堂，请来了义和团的成员赵三多带着3000多徒弟到梨园屯“亮拳”。教民害怕盖不成教堂，就到县衙诬告义和团“阻工谋叛”。随后，阎书勤率领义和拳团成员2000多人，手持刀械，袭击了守护建堂工地的10多名教民，村民还利用教民所置买的建筑材料，重新建起了玉皇庙。当地的主教马天恩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一、重办罪犯；二、地基并所偷物料还给教堂；三、赔偿教堂银两。
同年，山东还发生了巨野教案，德国传教士神父被杀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怒反乐，随后给驻华外交大臣发电称：“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被杀的官方报告。这样，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
当时，英、法、美、德、日等国家正对中国的国土虎视眈眈，意欲瓜分，只是缺少合适的理由，而清政府也专门给主战派的李秉衡发文称：“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
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在石头没有投向巢穴之前，最好寻找求生的机会，而不是招惹手拿石头的人。可惜没能认清形势的李秉衡一味强硬，最终引火烧身，清政府迫于压力，只好将李秉衡免职。
面对一系列教案，洋务派的态度要缓和一些。虽然洋务派的大臣反对和抵制外国教会，但这些人由于常年和外国使臣交往，许多人亲身到过外国，更加清楚外国列强当时的意图及清政府和列强在国力方面的悬殊，所以坚决反对暴力对待教会和传教士，主张“非攻教”。
李秉衡过激和强硬的做法虽然为他赢得了爱国志士的美名，却正中列强的下怀。这一系列教案事件虽然不是直接导致外国列强入侵中华的直接原因，却由此引发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结果。把这些事推到李秉衡身上，的确有失公允——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强在中国分一杯羹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如果没有李秉衡，他们可能也会找出其他借口，只是，李秉衡盲目的激进使得事态更加恶化。
面对列强的强硬，在主战的保守派和主和的维新派之中左右摇摆的清政府暂时选择了维新派。以李秉衡为首的山东省保守派官员纷纷被免职或处罚之后，洋务派又暂时取得了上风。1898年5月30日，清政府命张上达复职。
这一年，山东黄河段多处接连决口，许多人甚至“巢居”在树上。因主张维新而赋闲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黄河的河防。张上达刚一到任，李鸿章就叫他到海口现场勘测。回到济南后，张上达写了《治河三策》，提出要全面治理黄河，而不应仅仅被动防御，并提了一整套治理方案。李鸿章看后称赞不已。
一切都好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的诸多事物都在顺着历史规律向前发展。谁也没有料到，清朝再次面临着一场举国震惊的变动，而张上达也在这场风波中彻底沉没。
在党争中牺牲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国曾有一次转变历史的机会。
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这些政策无疑都是为了缩短清朝与列强的距离，为了中国的再次复兴。但是，对于几辈子习惯了由清政府供养的旗人来说，这相当于彻底铲除了他们的“铁秆庄稼”。这些达官显贵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官僚，以及那些对洋务有抵触情绪的守旧派成员马上结成了一个联盟，一起抵抗新政。
于是，守旧派官员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
然而，与此同时，康有为却又成为了一种榜样。因为不断上书变法，康有为从一个六品的主事，一跃成了四品的章京，而且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专宠专信，这使得那些希望靠揣摩君心坐火箭提拔的大臣们看到了升官的捷径，京城内外的官员和读书人纷纷效仿，一时间，给皇帝上书“变法”成了一种时尚。
当时，最成功的一个追随者，名叫王照。
这个王照是光绪二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对汉字注音很感兴趣，一直在研究可以拼写汉字的“官话合声字母”，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清代进士，如果不出意外，总可以熬到一个职位不会太低的官职。但他眼看比他还要年轻的康有为如此风光无限，决定也来个“一鸣惊人”。
王照做到了，他走的，也是“上书”的路子。六月下旬，王照写了一道折子，共分三部分：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法的紧迫性；第二部分谈教育；第三部分是“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前两部分有先见之明，也有迂腐之见，但问题出在第三部分。当时，他只是个六品官，没有资格直接上书，折子须由尚书“代递”。但皇上、皇太后出访外国不但有悖大清祖制，而且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如果“巡幸中外”时出了安全问题，礼部尚书是要掉脑袋的。权衡再三，他们压下了王照的奏折。王照一不作二不休，继续告上司对皇上要求督抚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阳奉阴违，“因循玩懈”，而且面诘礼部尚书许应马癸阻挠新政。
中国有句俗语：“不与小人一般见识。”这句话非常有内涵：和比自己弱小的人一般见识，如果赢了，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输了，占便宜的是对方；无论输赢，都显得不够大度，有失体面。但是，许应马癸却为此恼羞成怒，也写了一道折子弹劾王照。
不知道许应马癸记不记得，两个月前，就有人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参过他一本，这一回，光绪皇帝新账旧账一起算，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及左右侍郎等6人即行革职。此外，还专门下谕旨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
这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后党”的中坚，王照得罪了他，也就得罪了“后党”。而王照和主张废掉慈禧以推进变法的康有为不同，他主张调和两宫，逐渐推进变法。可能是不想把自己置于“帝党”的行列，急于洗刷自己的王照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帝党”中的红人。
这个人是康有为的恩师张荫桓，被人称为光绪皇帝股肱之臣。他除了向光绪皇帝推介康有为外，还主持创办了铁路矿务总局，并引领前日本首相和光绪皇帝见面。除了这些让慈禧糟心的事外，他还因为藐视李莲英等当红太监和无能庸臣，使得李莲英等人常常在慈禧跟前给他下药，最终成了慈禧的眼中钉。
王照弹劾张荫桓的理由，就是保举张上达。估计王照也不认识张上达，所以在奏折中所引用的仍是李秉衡弹劾张上达的内容。他怒责张荫桓“乘皇上日不暇给之时，蒙混保此劣迹昭著之员”，埋怨皇上不辨贤奸，所用非人。
让王照失望的是，这道折子递上去以后，如石沉大海，张荫桓毫发未损。当时，奏保被革职的官员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而王照没有料到的是，12天后，慈禧亲政，光绪被囚，康有为逃走，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结束，慈禧把大清国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送上了覆灭之路。
虽然王照急于把自己从“帝党”中撇清，但仍然没能挽救自己的命运。在怀塔布、许应马癸加官晋爵的同时，慈禧连下四道谕旨缉拿王照。
王照逃走了，光绪被囚了，而张荫桓被流放新疆，最终被处死。再次被莫名其妙弹劾回家的张上达还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而他命中的克星李秉衡再次粉墨登场。
维新失败后，李秉衡屡次受慈禧召见，随后被委以重任。而他到北京以前，由他在山东一手扶持起来的义和团就先行而至，山东教案在北京再次上演。一时间，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惶惶不安，强烈要求“禁拳”（义和团也称义和拳），在清政府继续保护义和团的情况下，各国纷纷往北京加派兵力。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和慈禧的犹豫，李秉衡把义和团说成了抵抗列寇的神奇军队，给慈禧指了一条死路——向十一国宣战。清军和义和团一起进攻使馆，杀死各国公使。
而率队出兵的李秉衡却在出征当天，上演了一幕滑稽戏：参拜义和团的大师兄，请了3000名义和团成员，每个人手拿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等“八宝”，以其“神功”向列强叫板。当时的人们普遍对“神功”抱有迷信思想，加上民众的爱国之心，一时间聚到队伍里的竟有几十万人。这让李秉衡非常得意。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大跌眼镜：李秉衡率军一万五千人在通州西岸对抗联军，联军列阵逼来，他马上换上衣服逃跑，一时军士哗散。联军于一小时内不发一枪即占通州。随后，李秉衡自杀。
听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出逃，张上达在家“痛愤不已”，直到慈禧与光绪皇帝回到北京，他才放下心来，但是面对即将覆灭的清朝，他仍时刻放心不下。
戊戌变法以后，李鸿章也进宫辞职，被慈禧挽留了下来，随后，李鸿章结合根据张上达的治黄方案，上书《山东黄河大加修治方法》。清政府当即批复给李鸿章治河经费300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了《辛丑条约》，在万人唾骂中郁郁而终，而清政府再也无暇顾及黄河。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带着对中国的忧虑和满腔的遗憾，张上达在济源辞世，他的四位夫人都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因戊戌变法而被罢官的山东籍革新派人物代表王锡蕃在给张上达写的墓志上写道：“天即予之以才能，胡为乎颠倒其运，啬促其龄，俾不能多造福于苍生。吁嗟乎！公之英灵，岂忍视沧海横流而遽返玉京。长空中夜陨大星，宣防巨任畴能膺我？铭斯石寿而贞，丰功伟烈，后代称峨峨。王屋济渎横高原，片石长峥嵘！”
张上达，如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之星，划过了济源的上空。他从参与治理黄河，到参与山东的洋务发展，再到亲自领导制造枪炮，一直到被卷入党争，才遗憾地撒手人间。他在晚清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上奋力划桨，却丝毫不能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张卓儒篇
在北街居委会的民间传说中，慈禧曾收张上达的儿子为义子，而其子张卓儒则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拜把子兄弟，曾与袁克定一起参与修建洛潼铁路，在新安开办煤矿。
就张家后人的记忆和历史考证来看，如果非要说张上达和慈禧有什么瓜葛的话，答案只有一个——张上达是慈禧反感的维新派官员之一。而关于张卓儒的故事，大多都是有据可查的。
张卓儒，本名张文瀚，在可以找到的历史资料中用的都是他的字号（常写作张卓如），因为在父辈兄弟三人的子侄中排行第八，所以北街人称“张老八”。据张家后人说，由于他常年在外奔波，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人大多不知道他的事情，而由于民国历史资料的匮乏，所能找到的史料有限，我们这里先从袁世凯的幕僚王锡彤所写的《抑斋自述》的相关内容入手。
河南实业救国的先驱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的闰二月十六日，河南禹州乍暖还寒。
这里的禹州三峰煤矿公司是河南最早开办的企业之一，目的是为了避免列强瓜分河南的矿产，同时通过创办实业为国家创造财富，也为百姓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自从意大利牧师罗沙第勘测到河南、山西、陕西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以后，欧洲人马上出资成立公司，到北京设立办事处，拿到了“专办怀庆府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60年的开采权。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6月，罗沙第代理的英国福公司在焦作开办“泽煤盛矿厂”，两年之间开采煤炭67万吨，产量居全国第三位。禹州三峰煤矿紧跟其后，于当年8月开办。看到中国的资源被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河南官员决定在豫南“筹资集本自行开采”，其他煤矿也先后创办起来。
这次，张卓儒是作为三峰煤矿公司的京城股东代表前来开股东会的。分股息时，详细了解了情况的张卓儒对公司的运行情况有些不满：全权负责煤矿经营的王锡彤每年在禹州不过4个月，而且还兼管着禹州的蚕桑学堂，煤矿经营上有一些问题。河北股东李寅叔、耿荟山、赵挹芬见气氛有些僵硬，在旁边也收了声。王锡彤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精力顾及煤矿上的事情，而张卓儒又动摇了他在煤矿上的全权管理地位，更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就吵着要把自己招募的股份全都退掉，自己主动辞职。
当时，张卓儒和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一起在由刑部改设不久的法部任了个员外郎的闲职，在北京等着候选地方知府，上年8月份，恰巧王锡彤到北京送儿子、儿媳考大学。张卓儒专门去会见王锡彤，谈起铁路公所的筹建、洛潼铁路的修建和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情，两个人还相谈甚欢。但现在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两人都非常不愉快。
这正是三峰煤矿兴盛的时候，王锡彤提出退股也不会影响到煤矿的经营，因此其他股东并没有太大的异议。
其实，王锡彤这也是就坡下驴，虽然此前并没有明确考虑过退出三峰煤矿的事情，但他早就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峰煤矿成立没有多久，河南籍的乡绅和在外的做官的人就开始讨论起兴建铁路的事情。《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在中国取得了修建铁路权，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都处于被动地位，全国各省都兴起了民间办矿厂和铁路的风潮，提倡“实业救国”的人们甚至提出了“路存国存，路亡国亡”的口号。而潼关作为中原的门户，军事地位对于河南来说至关重要。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袁克定回河南参与筹办洛潼铁路，成立了商办洛潼铁路公司，以争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动，打破比利时人向西延伸汴洛铁路的计划。但就当时的施工水平而言，洛阳到潼关的铁路修建难度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沿线不光有崎岖险峻的大山，还有奔腾的黄河，需要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大量资金，但这两个条件都不太成熟。于是，河南乡绅及官员、留学生都聚在一起反复讨论，决定在成立铁路公司筹款修路之前，先设立一个铁路公所，集众人之力，把修铁路的事情共同往前推进。而张卓儒和王锡彤也是铁路公所成员之一。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王锡彤自从跟随他筹办铁路公所以后，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铁路的事务上。在王锡彤看来，做事轰轰烈烈的袁世凯才是接替中国大权最合适的人选，只恨自己人微言轻，无缘结识，难得能和他的长子一起做事，王锡彤自然顾不上三峰煤矿的经营了。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4日到15日，别扭了一辈子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去世，年幼的宣统皇帝继位，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任摄政王。载沣因为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当政后马上罢免了袁世凯。袁世凯早就留了一手，看到形势不对，提前委托自己的老部下何兰芬在卫辉府为自己买了宅院，暂时过起了隐居生活。
卫辉府的何兰芬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不甘于在军部采办粮饷，于是就找到袁世凯，提出要回老家办实业。袁世凯平常就特别喜欢务实真干的人，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帮他弄了顶候补知县的官帽。回到老家后，何兰芬贩卖粮食布匹，后来又做了盐商，没几年就成了卫辉府有名的富绅。
这何家和张家本是亲上加亲的姻亲——张卓儒的弟弟娶的是何兰芬的妹妹何榕，张卓儒的儿子张祖式又娶了何兰芬的侄女何嘉英。而何兰芬和王锡彤又是多年的朋友，所以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国事家事。
听说袁世凯委托何兰芬在卫辉安置了新家，王锡彤马上就坐不住了。不等过年，他就找到了何兰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