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林珊珊 特约记者 梁为 发自香港、深圳、广州、海口、高州
日期：2012-03-23
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很多时候，那些权贵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他们想用金钱购买一种玄幻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林元群 图/ 玮玲
麦玲玲 图/ 玮玲
秦翰林 图/ 玮玲
香港黄大仙，一位风水师在档口等待顾客
隐形富豪的无常
在说风水师之前，先讲一名隐形富豪的故事。
1990年，海南文昌。年轻人占雄看到漫山遍野的槟榔，就像发现无人知晓的宝藏。在与政府疏通关系后，他把农民的槟榔低价收购，卖给台湾人，每斤赚一块钱，每天卖一两万斤；他“贩卖”日本汽车，晚上汽车下码头，早上一睡醒，财富就增长几十万。之后进军房地产市场，几年里成了亿万富豪。
暴发之后的占雄，第一件事便是修缮祖屋。完工那天，他放了两卡车鞭炮；他给家乡修路，铺上泥后，让几个朋友每人开着一辆奔驰来回压路；父亲的坟在三亚，清明祭奠时，他不烧纸钱，烧了两万块人民币；他去夜总会，不高兴就拿起钱砸别人的脸；他还放言，要买下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买下广场上的旗杆。
金钱来得那么突然，他以为一辈子有花不完的钱。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1990年代中期，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他突然发现自己破产了，一时间尽是世态炎凉。那是占雄第一次感到，命运并不掌控在自己手里。往后，他几度创业，每次都在高峰处骤然跌落。
4年前，混迹于北京官场的占雄，提前捕捉到海南发展国际旅游岛的信息，再次下海成了一名房地产商。经过在北京的几年历练，他自觉有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坏运气。他不知那些魔鬼什么时候会出来作祟，让他再次跌落。
占雄没有安全感。在中国的市场上，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与无规则叠加在一块，总让他感到无法把握命运的方向盘。2009年，他花7000万买下的300亩经济林用地进入了当地规划发展的总规，被划为旅游休闲用地，这意味可以进行项目开发。一旦转型成功，地皮价值将上涨20倍。然而，他很快听到风声，某些“二代”在盯着他的地。他赶紧去疏通县党委会全部成员，可找到县委书记时，听到的都是套话，他慌张、出汗，准备好的说辞一句都说不出来。
在他的经验中，和官员打交道，往往取决于运气。有时，“遇到领导心情不好，事情可能就谈不成了，这是自己所不能预料与掌控的。”
烦恼接踵而至，他想，背后的较量这样激烈，没有好运气，就错过很多重大机会。有人告诉他，当年他把祖屋修成了凶宅，那正是他失败的根源。后来，他请过十多位风水师，数次调整祖屋，期盼借助玄奥的力量，立竿见影地转变运气。“祖屋的风水是最重要的，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运程，”他坚信这点。
去年3月，我参观了占雄的祖屋。绿树环绕中，这座盖着黑檐木屋顶的房子显得格外安静。棕色藏獒远远便看见主人占雄，扑在门棂上，兴奋地吼叫。阳光下，两只大雁争相朝我们走来。它们伸长着脖子，嘎嘎嘎叫个不停。
“它们不知道自己会飞翔，不知道自己是大雁，以为自己是一只鹅”，占雄笑眯眯的，声音柔和，却透着决断之气。风水师林元群静静跟在旁边，像个谋士。
他拿着罗盘走来走去，对占雄解说如何调整祖屋，甚至为狗笼重新挑选了方位——前段日子，占雄又突然遭遇不顺，他排查各种原因，终于在祖屋新焊的狗笼找到了答案。
占雄在环境变化与自我命运之间建立起紧密而敏感的联系。他指了指围墙说，“自从斩断了藤条，小人小鬼少了很多。”不久前，他和朋友合作开发一个楼盘，开发到一半时，朋友被人绑架了，他才得知朋友拖欠了一亿八千多万工程款，不仅要一次还清，还得交500万赎金。他找到了“社会力量”，恰巧对方的几个小头目被公安逮捕了。占雄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后帮他们摆平问题”，而对方也很快将人救出。合作得干脆利索，“还把我当老大一样。”
他讲起自己结识的一名赌场老大，那人“把死刑犯捞了出来做手下”。亡命之徒跟他说：“我们这些连死都不怕的人，看到老大就怕了。”占雄很推崇这种境界，“就像藏獒，不需要撕咬，吼一声就足以震慑敌人”。在他的世界里，不动声色的魄力与威信，是行走江湖的护身符。他说自己种过两个风水“生基”（生基，风水上指把生人当死人办，运用风水作法，以生人身体发肤或衣物，连同时辰八字埋入生坟，达到转运目的），一个求好运，另一个求的正是霸气。他相信自己正在交上好运，相信气场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从文昌回海口的车上，林元群对我说，他为占雄找了一个风水宝穴。那个穴位在五指山一座种满橄榄的山坡上。“占总说即使花100万，也要把它拿下，”林元群很兴奋。
我望着窗外宽阔的马路，耸立的高楼快速向后退去。想起这一天的见闻，竟有一种恍惚感。想起占雄说，很多人渴望大海，可当你去大海生活3天，你永远都不愿意再见到它。
占雄的财富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缩影么？很多时候，他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与此同时，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的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有时候，风水师的一句话，就能成就或摧毁他们的某个决策。
“生基之王”的崛起
林元群总说自己不会表达，但他的话往往很有意思。
1987年，他从广东高州偷渡去香港。到香港后，给一个练过武术的俞姓裁缝打黑工。一年后，俞裁缝被迫和老婆离婚，伤心绝望之下，割脉自杀。
为了开解他，林元群和另一个朋友对俞裁缝说：“你不要自杀啦，我们教你学风水。”另一个朋友也是玄学师，自号黄山居士。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在今天，风水会这样被推崇，更没想到，他们会成为香港著名的风水师之一。
对林元群来说，当年学风水也是个意外。那年他13岁，语文老师被红卫兵关在牛棚里，他心生怜惜，就天天给他送饭，老师便偷偷传授他风水知识。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在解放前曾经当过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参谋官。
林说：“我对不起他，小时候贪玩，他逼着我学，我才学了他的点滴。刚出来做这行时，我心想我才点滴功夫啊，害怕，但我看很多很有名的师傅，连点滴都没有。”
又过了一些时候，俞向林元群抱怨说：做裁缝既辛苦又赚不了钱。林元群告诉他：我懂风水，很厉害的，你人脉广，看有谁家要做阴宅的，介绍给我，这样赚钱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俞开始相信他的话，但他们的生意来得有点晚。直到1992年，黄道益活络油的一位黄姓股东得了癌症，找上他们，在广东高州鉴江边的山岗上种了第一个生基。这便是两位“生基之王”的开始。
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风水师风生水起的年代。自从1970年由电台节目掀起风水热潮之后，风水观念在香港已根深蒂固。一些风水师进出豪门，每次收费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们在电台、电视上做节目，预测每年运程，指导人们如何投资理财；他们的书摆满了书架，并长踞新书畅销榜。但没有多少人认识俞和林。
不过，通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一个权贵的世界。凭着口才与经营人脉的本领,林声名鹊起。于是，俞接单，林负责找穴位、做法事。至今，他们已经替人种了六百多个生基，其中有明星，如谢霆锋；也有超级富豪，如何鸿燊。
第一次见到林元群时，他穿着朴素，裤子上甚至还打着补丁。他身边站着几个助手。看起来，林很弱势，他的弟子安排着周围的一切。
如今的林元群在香港和内地两边游走。在香港，他不仅有自己的相馆，还开班授课，广收弟子。而在内地，风水行业并未得到相关政策的允许，一直处于半隐秘状态。与其他风水师一样，林元群并没有挂牌营业，都是通过树立一定的口碑，由客户或朋友介绍生意。
另外一些挂牌营业的国内风水师，则是以易经研究会之类的名目经营。在百度上搜索风水师，各式各样的研究院充斥着页面。某国字号周易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邹先生告诉我，在香港注册一个组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都市里的风水圈中，他们相互结成不稳定的小团体。领头的通常人脉宽广、资源丰富，会发起一些风水大师名人录的活动，只要交钱，就能名列其中。
看起来，林元群非常厚道，每讲到一个名人时，就会翻那个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些资料和照片来，指着给你看，这个是谁，那个又是谁……生怕人家以为他吹牛。但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有一种非常古老的君臣观念。
例如，一个星期后，当我们在高州一个小饭馆吃饭时，他忽然大声说：不要平等，平等害死人，以前就是说要平等害死很多人！
这吓了周围人一跳。可能他想说的是平均主义不好。但也顺带反映出他的另一面：相信人的命理有高低，并且只讲风水，不问是非。
深圳某银行行长Ｌ先生曾找林元群为他种生基。林元群在深圳周边找了3天，回来后，跟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好穴位，就不知道你敢不敢做？”
对方说：“你带我去。”
两人来到深圳公园。水库边的一座山上，林元群手指地下，Ｌ行长兴奋地说：“你身上有没有银币？”林从身上掏出一枚港币，他接过来，徒手便在地下挖了一个小坑，把银币埋下去，还踩了两脚说：“你择个吉时，干！”
行法事那晚，林元群几个人在掩护下，趁着夜色，在那里种了生基。
之后，Ｌ行长怕别人破坏他的生基，特地从外地找来古墓墓碑，立在上面，并在旁边树一牌匾：文物古迹，请勿毁坏。
富豪们的风水算盘
深圳。
秦翰林望出28楼的窗外。他留着长发，向后拢，露出整个略显沧桑的脸庞。这一天，他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衬衣。像个经历过女人、经历过奢侈后看淡人世的富家公子。室内没有开灯，光线透过玻璃照得人脸色苍白。从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好像一切都是静止而灰暗的，没有人情味。
他看看我，说，我们开始？
声音洪亮，那种镇得住许多场面的洪亮。
从一开始，他就努力主导谈话——这正是他赖以生存的技艺。并且，他对这个谈话早有准备。他先从给荣某看过风水说起，同时不断展示他与荣某的合照、荣付给他的支票存根。展示完，他向后一仰，看着窗外说：“2003年的时候，我就跟荣先生说，你在2007与2008年千万小心，结果2008年，他亏损160亿。”接下来他说起了李兆基。这像是两个例牌的开场白，已经被操练过无数次。
只有进入富豪的圈子，风水师才能说混上了道，才有赚到大钱的可能性，才能让你和几千几百个在庙街、在黄大仙或者在别的街头混迹的风水师区别开来。为了进入富豪圈子，风水师们各显神通。一名风水师的经验是，富豪通常阅风水师无数，“我先捧他，再踩他，再捧一下他，他就没脾气了。”——树立权威感，是一名风水师跻身权贵阶层的必备素质。
第二次见秦翰林是在香港，他向我展示了存折：“才看了20分钟，就赚了15000块，我们收入主要来自大企业。你瞧，深圳那一个下午，五六个客人，累得半死，才赚了9300。”
这收入还得考虑他在深圳的房租、聘请助理的费用以及……广告的投放。在这个混乱的行业，网络搜索引擎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有野心的风水师不可避免地卷入竞价排名的系统当中。秦翰林的助理透露，他们在百度的广告投放金额在百万之上。
在等待采访的时刻，助理的电话和手机不断响起, “那都是来让我们花钱参加各种会议、购买头衔的，根本没用。”她说。
作为一个从内地挤进香港的玄学师，秦翰林也有特别的“头衔”——1988年，秦毕业于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将这一点印在名片上——像他这样有学士学位的风水师很少，这绝对是个好卖点。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一个国企，很快就做到了科长一职。但据他的说法，他算到了，不出几年，企业就会倒闭，所以在1992年提前离开了。
之后，秦翰林只身到了山东威海，在那里给韩国人算命——北方信风水的人少，大多时候也只有韩国人找他。于是，他再次给自己算了一卦，然后听从卦言，南下到了香港。
“港漂”生活并不容易。他先在超市打工，因为不会说粤语，经常将“唔该”说成了“扑街”。顾客挡道时，他就扑街扑街地说个不停，顾客当然生气，都骂他，让他也扑街去。于是离开超市，跑去黄大仙、庙街摆摊算卦，或者给别的师傅当助手。他心气高，总觉得别人比不上他，但他不会说粤语，也不认识什么人，只好暂时屈身。
他梦想着有第一个富豪顾客，由第一个富豪介绍第二个富豪……但第一块敲门砖来得很艰难。并且，来的时候一点迹象都没有。
那一天客人不多，秦翰林像平常一样坐在面相馆里。这时，来了一个穿着、相貌都很普通的中年男子。他走进来，看看秦，又走了几步，然后对秦翰林说：“你看我像不像有钱人？”秦翰林说，你再走两步。那个人又甩着肩膀走了两步。秦翰林见他走路姿势随意，一点不拘束，肯定是有来路的，但他说：“你现在肯定是有钱的，但我要批了你的八字才能知道你最终是否有钱，或者是否终生富有。”那个人对这回答很满意，才透露真相：几天前，这个人的秘书来找过秦翰林，秘书觉得秦有料，给老板介绍了。秦翰林批八字最多收费1800元，但这个老板很豪爽，一下给了他6000元。秦翰林得知，他是做缅甸玉生意的，非常有钱。
后来，这位富豪的太太也来找秦翰林看八字，还介绍朋友过来。从此，他的生活改变了。
如今，他对富豪已经见惯不怪了。然而对于这个圈子，他始终有种难以进入的距离感。毕竟他所见的都是别人的富态，并且大多时候，靠得越近，却感觉越远。
在他的许多客户中，他看到，这个花了100万买一位大师用手掌在头顶轻轻一拍，名曰灌顶；那个花600万买字画来迅速提高文化修养，却发现是假字画，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偷偷拿去烧了；还有的到阿根廷去买琥珀，为的是沾点“在地下吸收了20亿年的天地灵气”……
他有一位山西客户，是个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因为又是台面上的人，在本地不敢胡来，只好到深圳包二奶。也正是因为在本地被压抑了，到了深圳，他将二奶的数量扩充到他能承受的极致。对于包二奶，他有要求，一定要带女孩来给秦翰林看旺不旺夫，秦翰林说哪个好，他就给哪个买房子车子，每个投资500万。秦翰林亲眼看着她们从普通皮革包到LV、到钻戒、到宝马。对富豪来说，这是九牛一毛：“我运气好时，一个月就赚500万，一个二奶就赚回来了。”他先后领过八九个女孩去找秦翰林。
但“二奶”也不闲着，等有钱之后，她们也能包“二爷”。
秦翰林认识一个潮汕老板的“二奶”，有一次就带了4个男的去找秦翰林。她拐着弯问秦翰林：这4个男的哪个和我合作能发展好。秦翰林看着4个男留学生齐刷刷排在眼前，心里明白，聪明的“二奶”是在为自己铺后路。
还有一个富豪，要他算来生。但秦说只能算到九十几岁，算不了来生。富豪就嘀咕：我捐了这么多钱，来生一定能过得好吧——秦心里发毛：这投资，还跨一个轮回呢。还是这个富豪，到处找高僧给他灌顶，终于花到100万买大智慧，秦暗自想：花100万买智慧，却被骗了。
香港，在逼仄的相馆里，秦翰林点燃一根香烟，静静地抽着。烟雾缭绕在他的周围。摄影师看到这里，忽然说：保持这个坐姿，就这样拍一个。
秦翰林的身姿稍稍向前，像个忧愁的沉思者。
可温州女人不是这样坐的。她们坐的时候总是往后仰，斜向下地看你。
有一年，秦翰林应邀到温州一家医院做美容与改运的讲座。他从相学对人的影响讲起，讲体态、讲运程，讲到胸部的玄学理论。“乳房圆润、挺拔，容易多贵人、旺子女，增加自信。”一讲完，三十多个女人立刻围住他，七八个当场报名隆胸。
还有一些温州女人到香港来找他。有一次，她们找他批完八字后，去香港荃湾，5个人买了20套房子。“最低都是500万一套啊。”
最后，他的手在胸前比划着，撕了一张纸，再拿出一支笔，在上面写着画着。他说，你看啊，这个富豪100万买灌顶，但真正的遁世高僧是清心寡欲的，会用自己的功力来换钱吗？这个几千万买字画，你可以买字画，但能买得到修养？还有这个隆胸的，一支胶原蛋白一万块，一个乳房注射60支，两个乳房多少钱，我们算一下，一共是120万，而这个只能维持两年半，减去渐渐下垂的半年，其实只有两年，120万除以720天，那就是每天一千六百多块钱……这是多少钱啊！
香港风水师的内地淘金路
“钱不是问题。”
这是香港风水师麦玲玲刚进入内地市场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中国内地，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急于向别人证明他们现在是多么的成功。最初，麦玲玲听了这句话，既开心又担心：在香港，蛋糕已经被分得很薄，而在内地，到处都在不断上演着财富故事；担心则源自于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她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
某一天，麦玲玲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请她去温州帮他看办公室风水。麦玲玲不知道温州在哪，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推说自己对中国地理不熟悉，表示拒绝。但对方很热情：“温州就在上海附近，你过来吧，我做很大的生意的。我看过你写的书，觉得很好。”但麦玲玲还是拒绝了。回去后，麦玲玲问她的国语老师，老师说：“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多骗子的。”
不料几天后，那人又来电请她过去，一再强调“钱不是问题”。麦玲玲想着国语老师的话，更害怕了，但一时又没想好怎么拒绝，就随口说：“我要30万。”话一出口，对方就立刻回答：没有问题啊! 这么一说，她心里更怀疑了：“太远了，如果你有公司在香港，就让你的员工或者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没想到，对方再次答应了。
又是几天后，一个在香港做保险的女孩来找麦玲玲，并递来老板名片。最后麦玲玲委托朋友去查，才发现那是一家很大的国企，而他是温州分公司的老总。30万，麦玲玲咬咬牙，接下了这笔生意。
这时她才发现，原来内地存在这么大的风水市场——整个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拆迁、分地圈地、盖新楼。后来她在内地请了助手，把自己的资料做成册子上房产公司宣传推销，大谈讲究风水的好处。当然，如今的她已不用再推销自己了。
麦玲玲会思考，大老远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出那么高的价钱请她过去。她得出的结论是，大陆人更喜欢从香港过去的风水师，因为香港风水师经过包装，显得更专业，更切合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且她是个名人，虽然收费比较高。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那些暴富的人，他们追逐与消费LV、法拉利、劳斯莱斯，当然也要消费最有名的风水师，这是他们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在迅速经历从贫穷到巨富后，这个新兴的权贵阶层，有着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对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本能。
比如，在南京郊区，麦玲玲曾给一个楼盘看风水。她对开发商说，你家后面那条小河的风水不太好。对方就说，那我填平它吧。这话说得稀松平常，就好像买台手机一样。还有在东莞，别墅后面有座小山靠得太近，压了主人运程，那个人问麦玲玲：那我是把这山铲平呢还是移后多少呢？好像他们拥有一种能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现在，同样的事情看太多了，她已经习以为常。
又是温州老板，看完风水后，某位老板安排麦玲玲住酒店。但他认为温州没有好的酒店，直接送她去上海住。晚上吃饭，他带着麦玲玲去了上海郊区一个地方，吃大闸蟹、吃血燕。那地方之宽敞让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转过身去，想找waiter，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很遥远的地方看到，而整层楼就只有几个人：官员、老板，和她。她想，像这样的会所，隐秘而豪华，只有大领导才能来的吧。
实际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一顿奢华大餐、超出招待一位贵宾的含义了，而是对自己权力的一种炫耀。
在香港，麦玲玲的办公室，我坐着等她。麦玲玲急匆匆地走进来，但没有看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直到处理好一些事情后，她才叫我进去，一边化妆一边回答问题。礼貌而克制，没有提前的招呼与寒暄，这与我在内地遇到的受访者有很大不同。在麦玲玲看来，大家出于工作，礼到即止，不需要讲究太多人情。
这是香港的商业文化和规则：非常明确地谈钱，然后为你提供专业的服务，交往在生意之内。
所以当她和内地客户、官员接触的时候，会遭遇许多的不适和惊讶。她发现内地客人都对她很好，总是给她最高的礼遇，但同时也对她有更多额外的要求。
内地的开发商在看风水之外，通常会带她去见当地的政府官员或是银行高管。这时，她俨然就成了一张名片。她偶尔陪酒、面带笑容地应酬。在酒席间，开发商会要求她给市长看手相或八字。麦玲玲对这种额外的、免费的为官员批八字很不喜欢。虽然，在中国这只是一种人情。
更有甚者，有的开发商找她时，负责联系事宜的秘书之类的人还会跟她说：我们老板给你10万，你要给两万我的。这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她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对她那么好。在香港，所有客户付给她钱，买她的服务，除了适当的礼节外已经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她自己也认为那样是对的。
但在进入内地市场8年之后，无论这中间有过多少不适，她还是慢慢地带点折衷地接受了这些，进入了一个她没有预想过的角色。她跟着客户去见官员，面带笑容地拍合照；她有时也会帮着开发商给官员说一些赞美的话，当然客户也学会了付钱，带着官员去找她，一些官员会拿着下属的八字让她批算，以此作为提拔依据之一。
在这些应酬中，她觉得这和她在冯小刚电影里看到的，很像。比如，开发商会说，领导，你很英明神武、很有远见；会说，买房子就是爱国啊。而到国家的重大时节，比如奥运，开发商就问官员：我们的楼盘要不要挂个横幅，庆祝奥运啊？
她渐渐地对这些有了很深的理解。
而当她熟悉了这些奇特的内地规则，那种需要喝酒、寒暄、赞美别人的时候，她开始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更大的生意。有时候，她甚至可以完全撇开风水，仅以她的名字和别人合照就能赚很多钱了。这几年间，她在内地的发展远远超出预期，而她，也应该看到自己身上的改变。
富豪们的恐惧与颤栗
在广州市中心的一个套房里，有一个佛堂。它是这个浮华都市几十平方公里内唯一的佛堂，像是一道奇观，在一些清晨，在这个商业重地竟然会响起一段段清亮的诵经声。
佛堂的隔壁房间，是风水顾问黄女士的办公室。办公室格局清雅、别致。采访当天，黄女士化了个浓妆。摄影师给她拍照时，她不停地摆着各种姿势，像个模特儿。
她是那么漂亮时尚，一点都不像是个玄学师傅。她给人看面相、批八字、改名字、看阳宅风水。正因为她这种阳光而带着知性的形象，很多人都喜欢找她。许多银行、企业请她做常年顾问，商人找她，明星也找她，甚至有电影开拍时也来找她。同时，她为报纸写风水专栏、写书、上电台。
作为年轻一代的风水师，她的包装路线似乎更接近于香港风水师的职业形象。当然，她也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她有着更为神秘的一面。那就是她所拜的几名具有“特异功能”的师父。除此之外，她只说，“这两个师父都是不对外的，更不会接受采访，只为少数人服务”——阳光而又带点神秘，她努力地塑造着这种形象。许多官员、富豪都把她当作生活上的朋友。
“别人看到富豪风光无限，我却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与灰暗，”黄女士说。
让她最为唏嘘的是一名上市公司的主席。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打电话向她哭诉。他身家超过100亿，还是个媒体明星。年轻创业时，他与妻子共度患难，但有钱后，开始出轨找情妇。妻子找私人侦探去调查，发现后，一句话没留，带着半岁的儿子离开了。他回到家，发现整个家都空了，连家具全都搬走了。从此，他再没见过儿子一眼。
儿子生日时，他买了很多礼物，站在妻子楼下等，但儿子站在楼上往他头上砸垃圾。这个人在公众场合幽默、健谈，却在黄女士面前展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让她算，是不是与儿子没有缘分，让她算他刚认识的女人是爱他、还是爱他的钱，让她算身边所有人的八字，保镖、保姆，司机，财务总监。看这些人是真心的，还是想害他。
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黄女士总是抱着同情。来找她的客人多是为情所困。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掌握巨大的财富；在感情世界里，却充满恐惧与不信任。他们待价而沽，又厌恶他人以利益算计爱情。他们渴望纯粹的爱，却缺乏爱的能力，一个个跑到她这里来，寻求命理上的帮助。
她有一名客人，是个“钻石王老五”，追他的女人无数，自己却不知如何挑选，于是“像批发一样”，每次把八九个的资料传给黄女士，让黄做他的情感顾问。后来，他遇上一名高官的女儿，十分重视，小心翼翼和她交往，吵个架都来找黄女士问卦，问哪一天去赔礼道歉，挑哪种礼物。到了情人节和女朋友吃饭，又要问她挑地方挑方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黄女士将这些故事理解为客人对她的信任。事实上，从看女友的八字，到择日结婚，再到为孩子取名字，黄女士觉得，风水师不仅是一个职业，而且是伴随客人一生的朋友，“责任重大”。有时她去出差，房产商打不通电话，在没有咨询她的情况下买了两块地，“可能就买亏了”，另外一些时候，是客人擅自交往了两个不该交往的女人。
有一名富豪，桃花不断，每当遭遇女色引诱，他就把八字拿给黄女士算，是否旺他，如果结局为旺，他就会交往一段时间。有一次富豪找不到黄，便私下交往两个女人。不久他发现做事不顺，赶紧拿女人八字来找黄女士算，霉运是不是和这两个女人有关？黄只好劝他，桃花太多对事业不利。
她结识富豪，也结识了富豪的妻子，见识了千姿百态的不幸福及丰富宽广的人性世界。她掌握着最多的秘密，却永远不能说出，只能积极劝善劝和。一名富豪的老婆曾问她：黄师傅，你算一下，我应该今晚几点和我老公做爱？黄女士感到很别扭，婉言拒绝算不了。“这是一种情感表达，不能拿玄学来算计”，她不愿意纵容失去自我的迷信。
她认为，这些人因为对生活感到失意或者痛苦，在她面前“洗净铅华，还原了最纯粹的一面”，大多时候，她像个心理医生一样静静地听他们讲述。
黄女士说，自己不会受他们影响，会适当调整自己，让自身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明朗和阳光。好像她培养了一种能力，能将自己与接触的东西隔离开来。不难看出，她有着非常自我、理性的一面，表现出一种对自我尊严感的维护姿态。
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顶上有一个摄像头，再看另一侧，也有一个。黄女士说：“我这里都装了摄像头，还有，你看门边坐着的那位助手，他是我的保镖，刚才那位也是，都是会武功的。”
“你们这行也有危险吗？”
“有啊，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
曾经有一个逃犯来找黄女士。逃犯是个高瘦的男人，坐在黄女士面前，手脚不停地颤抖，神色慌张，看看这看看那，因为睡眠不好脸色苍白，眼珠都突出来了，说话时嘴唇也在打颤。他问她自己到底能不能逃脱追捕，到底该往哪个方向逃，黄女士劝他自首。巧合的是，办案的警官也来询问她，让她算一下能不能抓得到。
还有一些买六合彩的人，躺在她办公室门口，赖着不走，让她算下一期买什么。黄女士对这类人非常厌恶，她会让助手将他们撵走。
表达各类厌恶情感的时候，黄女士会向我讲述他们的规矩：不能使用风水纵容作恶，而要用于行善。她说自己曾在师父面前起誓。
在她所表达的自我中，她似乎并不只是名师的弟子，不只是娱乐生产者，还是一名做风水学问的研究者。
“我可是一名教授，”她喜欢这样强调——在这个隐秘的风水市场，活跃在都市里的风水师主要分为嫡传派和学院派，后者通常是易经学者，他们供职于高等学府或是研究机构。他们原本做着冷门的研究，却一跃成了被权贵阶层追捧的对象。王明生就是其中一位。
官场的风水经
“我们这些人像在悬崖上抓着一根藤往上攀爬的猴子，往上爬只有一根藤，每一根藤都有一串人，当你抬头看时，上面是一堆屁股；当你往下看，是一堆笑脸；当你左右看的时候，是一堆耳目。”
当一些官员为了升迁，或面有难色地请王明生看风水的时候，他偶尔会不自觉地想起某个官员向他讲述的这一段话。
事实上，由于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中国的风水市场一直处于半隐秘状态。对官员而言，看风水算命理是与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悖逆的，而偷偷找到一名好的风水师并不容易。王明生观察到，在风水师与官员之间，有一批掮客充当着中介，甚至为领导请风水师，成为了下属表达忠心的时髦方式。
“重要会议”前夕，是这批掮客活动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们“都希望领导高升，好给他们腾出位置，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就会和领导说：书记，你要换一个地方办公啊，你要前进一步啊，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啊，要挑更重大的担子啊。领导很高兴，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对方继而说：我认识一个大师，给你指导下”。
察言观色，是掮客们必备的本领之一，“当领导收到匿名举报信，或者和人关系不好、开会吵架时，他们就会附上去说：领导啊，我上次遇到一个高人，说得很准，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某省办事处的人曾预约王明生，想请他为新上任的上司调理风水。王明生很理解，毕竟那个职位成为多任高官的滑铁卢。但他们又不想让人知道，一切都弄得神神秘秘的。终于来了，却又犹豫不决，王明生只好不做声，等着他们亮牌。直到他下了飞机，车子接近宾馆的时候，他们才说：“我们老板，是想从多方面来考虑问题，既要从行政去解决，也想从佛学方面得到一些帮助……”言语闪烁。王明生心里暗想，不就是叫我不要宣传出去嘛。直到在饭桌上，秘书长才说“你也知道，以前的老板出了很多事”，言语间透出恐惧与不安。
“这是一个政治股票时代，他们随时上升，随时跌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用理性来操纵，只能求助于感性的力量。”王明生这么理解他的客人们。在官场每一串“藤条”上，每一个人的变动都会带来自我及群体的不安。无论位置高低，他们似乎都难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雾蒙蒙的大海里航行，每一个暗礁都有可能让他们人倒船翻。
在另一个场合，我见到了另一名风水师。那时她的办公桌放着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官员自身的调动：往前走，是更低的职位却有更大的权力，停滞不前是身居高位却身处清水衙门，因而求助于她为其预测两种前程；另一份是关于领导的调离：自己从一张大网脱落不知飘向何方。他求卦预测前程，自己失去了大伞，“小人”将从何方进攻。
她曾经扮演一名官员的女朋友，陪他和新来的领导吃饭。整个饭局中，她都在极力观察对方的相貌容颜，和每一个小动作，以此揣测对方的人品风格兴趣爱好。一顿饭下来，她就必须给客人答案，教他如何与之相处，如何讨其欢心，投其所好。
最让她感到神奇的一次经历是，同一个政府部门里，有3个人同时来找她，为了克制其余各方，都求她赐予法宝良方。她只能努力把3个人的关系变得和谐。她不禁感叹，人性真是无比宽广，一名风水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还要有承受人性的秘密的本领，
错综复杂的关系大网中的躁动与不安，身不由己的浮沉之感，是这个隐秘群体消费风水的动因，这名风水师如此总结。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面。在另外一些时候，权力的神话闪出诱人的光芒，官员则寄望于从玄奥的力量寻得抵达的捷径。
有一年，王明生受邀为某市市政工程选址，和市长秘书聊天时随手起了个卦：“你们老板今年有动静啊。”秘书听后，兴致勃勃地向市长作了汇报。不久后开两会，“前市委书记因为婚外情的纠纷，莫名其妙落马，市长果然顶替而上。”
他没想到，这随口一说，竟成了一段传说。甚至有人说，正是他辅佐市长当上了市委书记。此后，客人们纷纷给他送好茶好烟，极力想讨好他。甚至还有人请他施法术打压竞争对手。这样邪恶的要求总让王明生感到很吃惊。这个时候，他会劝导客人学会宽容，并加之利益分析——得罪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背后一个大圈子。
讲述官员故事的时候，王明生语带讥讽，透着一股文人的傲气。他盘坐在红木椅上，当别人求助于他，请他算卦之时，他也喜欢这么坐着，这让他隐约生出一种主宰者的感觉——至少，在客人眼里，他的确是“大爷”。
某市的某商务中心曾连续3年请王明生参加年会。每次去，他都享受“大爷般的伺候”，住豪华的部长房，抽最好的烟，喝最好的酒，老总陪着吃饭后，还带他去洗脚、桑拿。
年会请的VIP嘉宾都是该省商界的风云人物。每年，他们都在会场宣布：今天请了王大师让大家咨询。咨询在另一个房间进行，一对一。房门紧闭，他盘坐在沙发上，看着形形色色的人。
咨询得最多的是无法用商业规则应对的商业事件。至今他仍记得，某企业家一进门，就一脸虔诚地说，“先生帮帮我，我最近遇到一件很难的事，不知怎么办。有个合作项目，对方是很有背景的人，一个是省长的小舅子，另一个在北京有很硬的关系，项目需要很多钱，不知前景怎么样？”当他听了王明生的预测结果，终于一脸释然。
一些女企业家让王明生印象更深刻。她们一进来没说几句就痛哭流涕，“她们的婚姻都非常不幸。一是在商场打拼很沧桑，二是成功要付出很多代价，要不牺牲家庭，要不错过很多男人。性格被扭曲。在公司说一不二，在家里也说一不二，她们很不理解，'我这么优秀，为什么没有男人喜欢我？’她们积压太久，一下被人点中痛处，就哭了。说没两句又哭。”这时，他总会停下来，让她们哭个够。
让他最不以为然的是那些满腹城府的人，这类人喜欢兜圈子，让他猜发生了什么事。王明生感到很可笑，他觉得这类人太容易猜了。“官员就3件事情，一是求升迁，二是官场遇麻烦，三是情场的失意，有小蜜在闹事。企业家的问题也有3种，一是决策有困难，二是生意遇难关，三是发生婚外情。”
在风水师看来，这些自以为复杂的官员和富豪，其实是最简单的人，因为他们人生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几组利益关系来还原、来估量。
深谙富豪和官员心理的王明生本可以借此赚更多的钱，但当他为他们解决难题时，他越发感到荒诞。那时，他会突然审视自我，发现自己竟像极他所讨厌的江湖术士。
后来，他再也没参加那个年会了。那些呼风唤雨的人，曾在他面前展示了脆弱与茫然，他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可这并不能唤起他的同情。他看到他们爬向生物链的顶端，占据了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之后，则想用金钱购买一种被称为玄学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我问王明生，当你坐在那条豪华沙发，看着他们或哭或笑或说谎，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笑笑，平静地说，就像看着一群演员尽情地入戏，自己是唯一的观众。“生活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和复杂呢？”他想，痛苦与挣扎仍然只是欲望的表达与延续，正如更多的时候，他们沉浸于对世界的征服。
“只有大灾难来临，人才知道自己活得多么孤独和荒诞”，他盯着电视，不断切换画面——适逢日本地震，海啸卷裹带走一切。
我们陷入了沉默。
（应受访者要求，占雄、王明生为化名，实习生梁爽、 麦静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链接：近年来与风水相关的新闻
《风水师指点镇院避祸 深圳法院改风水转运》
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年初重整“门面”，西门口竖立起一对威严壮观的石狮，法院东边的台阶级数也由11级减少到9级（“吉数”）。据称，2006年6月至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有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该法院专程从香港请来“风水大师”，对法院的风水进行整治。不仅对法院门口进行了改建，也重新调整了法院领导办公室的布局。
《八卦图装点办公楼》
河南宜阳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出口处的地板上镶嵌有一幅硕大的黑色瓷砖八卦图，该图不但在整个平台的正中央，而且恰好还处在办公楼内大厅的中轴线上。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幅八卦图仅仅是一个图形而已，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不过当地农民却认为，这是为了辟邪。
《河南贫困县建豪华“风水楼” 修喷泉镇河怪》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桐柏县县委、县政府建起高约10层的豪华办公大楼，大楼前3层楼高的牌坊上，镌刻蕴含着禅意的“太白在望”几个红色大字。一街之隔，则是放眼望不到尽头的盘古广场。“聚宝盆”、“牌坊”、“龙眼”、“怪兽”等与办公环境无关的风水建筑，全部出现在这栋豪华办公楼上。
《高官追逐风水 斥400万元改建花圃》
重庆万州区政府大楼2006年已经竣工，但是大楼前面的一个花台却花了整整3年才修好，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的财政资金。最初是圆形，领导认为像花圈，不吉利，就改成半圆形，领导又认为像坟墓，仍不满意，最后改成了长方形。
《高邑县领导打造史上最牛丁字路》
一架花钱买来的战斗机（寓意飞黄腾达）放在河北高邑县新城大街路中心，令40米宽的新城大街变成了一条“断头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老干部说：这是高邑某负责人认为新城大街直冲县委县政府大楼，风水不好，所以才修建此雕塑。当地官方的回应则是：这是规划好的。
《通江官员偏爱“风水桥”堵断民心路》
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县，被称作“史上最牛烂尾桥”的沙溪大桥在导致多人坠亡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得到维修。当地政府却投资120万建“风水桥”（为恢复“龙脉”），只种草种树，不能走车行人。
《奇闻！曝某贫困县耗资千万搬运一块大石头》
国家级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9月12日花500万元（另有说1300万元），将重369吨的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据说是寓意“时（石）来运转”，当地宣传部有关人士则回应称，搬运巨石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州石”。
《政府要求拆价值3000万关公像 公文称其俯视不妥》
半年之内，广东肇庆市政管理局在两下通知拆移投资三千多万的关公像，原因是“关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甚为不妥”。一来，“关公是英雄，应进庙受网民膜拜，不宜暴露于室外”；二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
《山东梁山县政府大造“风水工程”遭百姓质疑》
山东济宁市梁山县县长程国华花费220余万元修建寿翔廊桥，原因是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算命先生解梦说要他在当地的凤山与龟山之间修建一座桥将这两座山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县的“龙筋”才能相通，他才会转运，官才会越做越大。
大陆官场风水政治史
2012年03月28日 20:52:41 胡佳恒的个人空间
官场与风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若离若近。但中共建政以来，从将风水轰轰烈烈的推翻在地，再到近年来基层“风水腐败”案渐次曝光，昔日的封建残留，反倒成为一些官员叩问仕途的秘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超过三十年。
当遍地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破四旧”的方式，地方领导干部闻风而动，希望能将包括风水文化在内的封建残余一网打尽，以此获取上一级领导的赏识；当改革开放之后，尽管风水一说，在官场的主席台上依然还带有贬义，但一些官员已经有了私下邀约风水师给自己看风水的习惯。而看风水的主要内容，即是仕途前程。
破立之间，官员对于风水产生兴趣的出发点，惊人的一致。
风水曾是官场控制网
唯恐与风水有所勾连的态度，并不只是当下的特殊现象。大陆学者认为，即使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在处理与风水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的。
赣南师范学院讲师李晓方透过研究赣南地方史志的记载发现，当地的风水信仰不仅影响到民众生活起居，也一直牵系着地方官员的神经。明清地方政府对赣南客家地区风水信仰的姿态，既有否定与打压，又有默认与倡导。
当时的赣南地区，地方官员禁革风水信仰中逾越正统礼教的表达方式，不仅将民间的风水信仰拿捏到位，也十分注重运用柔性控制手段，用正统的儒家文化取代风水术对民众实施教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风水文化与当时的正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悖离，另一方面，因风水引起的争田夺地纠纷，也令当地诉讼成风，影响社会稳定。
李晓方认为，民众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否定，这影响了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风水师因其特殊的身份，又是民间结社的秘密媒介。因此，尽管明清历代皇帝在皇家陵寝选址中，毫不掩饰其对风水术的信仰，但官方对风水信仰适时打压，也同样是必然之事。
但这种微妙态度，反射在当时的风水物，如风水塔上时，又会呈现出超越风水学说的地方政治生态。
大量由地方长官所作的风水塔记的文本显示，地方官员与捐资建塔的当地乡绅，作为在朝与在野的两股势力，共同掌握着风水信仰的话语权——地方官员为风水塔作记，表达对乡绅的尊重，以此争取其对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支持；而乡绅既然征得官方同意修建风水塔，个人影响力也随着工程落成而日益加大。
地方官员与乡绅借风水做文章，交织出一张配合默契的社会控制网。这种情况也不仅存在于赣南地区。
事实上，当下一些地区出现的风水物，即便其建造主导者是地方官员，但真正的资助者并不全是公款支出，很多都是当地老板，或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外地商人。甚至一些官员因私邀请风水师为自己看风水、卜官运时，也会带上老板买单。故意让老板出现在这种很容易透露出官场风吹草动的场合，官员的用意，并不只是需要一个付账者那么简单。
这种政治生态，与历史上地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风水关系，显得极为相似。
直到“五四”运动，文化界转向全力学习“赛先生”，举凡与西方科技观念抵触的传统文化，都被打成封建迷信，风水才与中医一样，正式成为“文化糟粕”。
1949年之后，一方面，地方治理陆续被中共政权接管，地方官员多由党员出任；再经历次运动，乡绅这一群体也逐渐失势，传统基层政权的风水政治关系，也就灰飞烟灭。
风水式微的内在逻辑
中共建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风水都是不容于市面的“封建残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这种消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风水完全转入地下，往往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风水先生点着油灯、抱着罗盘、拉着鲁班尺，在一块即将开工的宅基地上，与几个黑影小声交谈。
风水文化就在这样的秘密状态下流传。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敦授于希贤曾对大陆媒体说，他所知道的一位兰州民间风水师,文革期间去世时,上千人自发前往送葬,声望很高。
但由于此时的社会结构，较194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所潜藏的风水认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需要，也无法公开露面，更无能量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
不过，对于风水一词，毛泽东的形容似乎并不全是贬义。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至少两次出现过毛泽东谈及风水的细节。一次是说到李自成，一次是提到湖南老家祖屋的来历。
红墙作家顾保孜在《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一书中写到，毛泽东在与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聊天时，得知杜是陕北米脂人，毛泽东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作者系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在书中记录称，1966年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居住时，曾对他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毛接着自问自答，“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墓地曾经是风水文化极为浓厚的地方。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又第一个主动要求平掉祖坟，以推动当时的“平坟还田”运动。
大陆媒体报道称，这种不同以往，又极具魄力的举动，恐怕与周恩来自身的家世有关。周的生母万冬儿年少病故，周的外婆坚持要按知县大老爷千金早故的规格安葬，此时周家日衰，万般无奈，周恩来的父亲能只能将万氏灵柩暂厝于一座庵中，直到28年后，才攒够钱风光大葬。
这件事对周恩来的触动是难以磨灭的。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话中提到，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刻薄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中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是活人要紧？”
当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无论是从领导人的个人主张，还是以中共所坚持的唯物论来看，风水都已位于政治的下风。
而地方执政官员在文革期间的大换血，也间接加速了风水的式微。
海外学者薄智跃表示，文革前50%的省级领导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这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在统一战线作用下投诚的原国民党官员或进步人士。文革开始后，这些人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两类人——军队干部和造反派。
军队干部历来坚守“党指挥枪”的理念。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造反派当权后，也将“破四旧”的“最高指示”最终发展成为政绩工程。
尽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说明“破四旧”的方式，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中嗅到了特殊味道，并各自发挥，好让自己的成色“又红又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官员的升迁与其经济工作手腕并无太大关系，政治正确才会引人注目。“砸烂”风水，就是官员获得政治正确的评价，进而得到提拔的途径之一。
政商两界的不同需求
风水再次浮出水面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除了民间潜藏的风水文化反弹以外，实际上风水在大陆的再度出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香港、台湾等中国传统保存完好地区的文化输入。透过招商引资，台商与港商的风水常识，也伴随着宴会席上的推杯换盏，在大陆官员的头脑中重新普及。
时至今日，当下的政商两界，依然是爆出风水丑闻最多的圈子。但为什么要信风水？关于这个问题，官员与商人的考量，又不在同一起点上。
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专业的何晓昕博士，是联合国环境问题顾问，她从1985年开始研究风水。2003年5月初，她接到一个来自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的电话。何被告知该事务所的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事务所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还需要寻找一位风水专家帮助进行风水咨询。理由是T3位于北京，建筑必须尊重当地的环境与地域文化。
何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后来在《中国风水史》一书中写道，应国内一些评委与业主要求，方案做了些改动，但有一片树林按照风水规则布置，希望能发生“风水林”效应。
无独有偶，英国酒店品牌洲际酒店集团也曾经总结过，在中国建造与设计酒店，拟定开业日期之前要咨询风水师。在美国或欧洲，IHG总是尽早开业，但在中国，他们会等到吉利日子才剪彩。
所以，外商看起来比中国人更热衷风水，这似乎是一个文化尊重问题。
但在商言商。香港迪斯尼就曾非常小心的咨询风水师，比如将大门座向微调12度，这都有赖于香港风水师的建议。
而香港迪斯尼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多年前巴黎迪斯尼开业时，就因为不尊重法国人的文化理念，一直亏损。出于生意的考虑，香港迪斯尼考虑入乡随俗。
现在，这种由商业利益考虑传导出来的文化认同感，似乎也从老外，传递到了中国人自己身上。这也成为大陆风水重新兴盛起来的原因之一。当风水这个话题，在当代被逐步去政治化后，中国人也就对此趋于坦然。
而在政界，讨论风水的动机也是相似的——因为以大陆官员的身份，尽管悄悄的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还并不适合公开的说。不过讨论的结果却很清晰，无论是看个人官运，还是建立风水物，都是谋求政治利益。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稍一偏差，怪态丛生也就不再稀奇。
于是风水在很大程度上，在官场被扭曲成一种带有神秘力量的政治工具。于希贤透露，近年来大陆各地在建设过程中会邀请风水师，这其中县级城市占多数，省会城市也有。
“风水腐败”向基层蔓延
事实上，在所谓的“风水腐败”群体中，基层容易成为高危群体。
从2010年年初到2011年末，就有4起在大陆引发广泛讨论的官场风水风波，其发生地都在县城。
这其中包括河北省高邑县用报废战斗机堵路，寓意飞黄腾达，形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丁字路口”；安徽省望江县一座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建成后，因当地领导觉得风水不好，强卖给当地医院；四川省通江县不修危桥，却修风水桥；甘肃古浪县用警车鸣笛开道，放鞭炮、烧纸钱，将一块近400吨重的巨石安置在广场，希望可以时（石）来运转。
再纵观近年的官场风水事件，无论是山西省原交口县委书记领导其他官员一起参与风水活动，祈求高升；还是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下令拆掉县政府的门楼，确保不被县政府压住县委的风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闹剧，也是由县级官员一手包办。
有评论指，从一些基层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因提拔干部而落马的事件便能看出，由于官员的提拔权掌握在更高一级主管官员手中，提拔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当事官员对于仕途升迁缺乏稳定的心理建设，于是就会出现祈求于风水先生的荒诞场景。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那些笃信风水的县级官员，特别是县委书记，是如何轻易的跨过一道道门槛，将风水物树立起来？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大陆的《城乡规划法》，以及基层的公共财务制度，对于城市公共建筑的各种指标都有原则规定。但一涉及到细节，只要握有权力的官员主动为之，原则也可以被轻易突破。
特别是作为被称作“中国权力最大的官”的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几乎都具备。这一级别的官员权力高度集中，一旦介入城市公共建筑的建造，想要改变公共建筑的设计风格,内部与外观形象，则更像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也是县级官员“风水腐败”的成因——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近年来，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地方也一再发生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原因之一，或多或少都与县一级官员由于权力缺乏监管，在当地造成行政失当，执法过失有关系。
由此观之，官场风水正在演化成为基层官员“权力自我规范”的晴雨表。
部分官员崇拜风水透视：官场前途高度不确定性
2012年11月14日09:35 法治周末
河南省宜阳县国土局大楼地板上镶嵌巨大八卦图。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汲东野
11月8日，本报报道的《石膏山改名未能挡住县委书记落马》，再次掀起关于贪官沉迷风水的热议。一时间，“仕高山”成了贪官为满足晋升私欲、滥用公权力，以及一把手“一言堂”现象的“羞耻柱”。
灵石县原县委书记杨洪为了保佑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将当地的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寓意“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为了此山改名，他还不惜编造历史，将宋太祖赵匡胤都搬了出来。有网友说，想来是极大的讽刺，可回味起来却让人有些悲哀，悲哀他为了将假“风水”变成真，的确“用心良苦”。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被媒体爆出的地方官员信奉风水，且因为贪腐落马的案例并不少见。
据记者了解，其中，发生最早也是最常被提及的是1995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案”。曾有“大师”预测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他因此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不过，他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看风水：公开的秘密
早在2007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博士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报告》中显示，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和周公解梦4种迷信的情况，另外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2007年6月《民主与法制时报》)。
现在公务员相信风水的程度如何呢？法治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山东省某市的一位正科级干部严先生。这位并不相信风水的官员告诉记者，官员升迁，更换办公室，让风水先生来看一看，是官场一个公开的秘密。
“风水师，一般都是下级推荐给上级的。风水师帮官员看(风水)一般都是隐蔽进行。虽然不会大张旗鼓，但是事实上，人人都知道。大家不会说，但是大家都这么办。”严先生告诉记者，小到办公室的布置，石头、字画、金鱼、盆栽、桌子沙发的摆放，大到广场的设计，办公楼的朝向等城市项目建设规划，风水师都会涉足其中，“这些设计都是有讲究的”。
据严先生自己的观察，近些年来，官员请风水师来看风水的现象，有以下4个方面的趋势：
从南往北。以前南方比较流行，像广州、香港等地，现在北方也开始注意这些。
从下往上。一方面是上面所讲的，由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推荐风水大师。另一方面是，以前是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比较注重。例如现在还能见到的“泰山石敢当”，就是为了风水。现在延伸到部分官员，比较看重风水。
从隐蔽到公开。以前看风水还是比较注意身份问题，现在已经有些公开化了。
从企业到党政。在企业上看风水是公开的，在党政上并不公开，还有很多企业向官员介绍风水师。“不过，在党政机关，这是很普遍的问题了。”严先生说。
严先生告诉记者，风水先生与官员的交易大多是隐性交易。“一般看完办公室的风水，高级干部一般都不会给风水先生钱，可能是给他一些烟、酒。如果给了钱，就像是有了把柄似的，所以官员通常不通过公开付费的形式请风水先生看风水。而风水先生，则为了通过给官员看风水，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身价。领导绝对不会给风水先生钱，如果风水先生提不是很过分的要求，就会帮他办了。”
官员为何相信风水
针对官员看风水的现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大心理学博士分析认为：“官员普遍都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外界符号化的象征，来给自己一种类似神灵信仰方面的寄托。从心理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
严先生也提到：“现在官员的考核系统越来越完善，官员的压力都比较大。看风水是为寻求一种心理安慰，也是一种对仕途的期待。”大多数人的心理是“我这样做不一定起作用，但是不这样做，可能会起反作用”。
这和大多普通老百姓对待风水的态度相似。记者随机对百姓对风水的态度做了调查，多数人的态度是介于完全相信与完全不相信之间，“不能说信，也不能说不信”。
“有一些所处职位流动性比较大的，会更相信风水，为求平安、晋升、官运亨通。”严先生说。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厅级)官员李会刚，因为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拿了149万元奔京城去购买官位。长沙市中院以贪污、受贿罪判处李会刚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官员官场前途的高度不确定性，才借助于风水。”
这位北大心理学博士为记者分析，很多官员，也都是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理由。“我认为，很多人信风水，求签保平安，就是为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找一个弥补的方式，或者是合理的理由。这就是认知失调。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行为和认知发生了冲突，我要么改变行为，要么改变认知。当我做错了一件事，我的行为已经不能去弥补了，那就只有从认知上弥补。相信风水的作用，就是一种弥补行为。”
不少官员因为内心空虚，缺乏精神信念，一味痴迷风水，反受迷信所控。河北省国税局前局长李真就是个典型。刚当局长没多久，李真就找到一位风水“大师”，让他给自己算算多长时间能当封疆大吏。“大师”说：“你长不过5年，短不过3年。”他一听高兴极了，从口袋里马上拿出5000元，甩给了这个“大师”。“大师”说你再加1000吧，我图个顺，没想到李真又拿了3000元给他，说我就图个发。最后不但封疆大吏没有当成，反而成了一名死刑犯。
李真在《悔过书》中这样写道：“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会毁灭一生。”
李真是因为缺乏信念才会盲目的迷信，任意妄为，触犯法律。他的悔过是对沉迷于风水，不问苍生问鬼神，心中无信念的官员的最好的警示。这个年轻干部的腐化留给我们的是血的教训。
更有甚者，病入膏肓。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原总经理、正厅级干部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预测”他在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他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当然，对风水沉迷如斯，后触犯法律的案子虽常见于媒体报端，但仍是个案。大多官员请风水先生来看一看，也只是从众行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王博士说：“也不能排除有些干部，本来就相信风水。”
官员从接触风水，到相信风水，从不同角度分析会有不同的原因。如上文所示，从心理学来讲，主要是源于压力过大，需要通过风水寻找寄托来排解焦虑；从个人愿望来讲，主要是为了求晋升，避惩罚；从社会现实来讲，是因为官场前途的高度不确定性；从精神信念来讲，是因为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
然而，为何官员相信风水，会引起百姓舆论轩然大波？官员究竟能不能相信风水？王博士分析：官员既是公民，还是一个行政人员，是有公权力的人员。具有公权力的人相信风水，将风水用于私欲的满足，无论是在纪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是被质疑的。这种行为本身也会使公职人员的形象受损。
灰色“行业”
究竟，风水是什么？
江苏省委党校的一位老师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学问，风水之所以流传至今，其中一定有其合理的东西，例如我们运用到建筑中的建筑风水学。当然也不乏一些糟粕，那就是迷信。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企业界、政府，包括一些高校的校园设计也与风水设计息息相关。例如，北京某高校将新闻传播学院设址在学校某大门附近，目的就是为了阻挡来自校外的“煞气”。
“你仔细观察一下每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基本上每个市委，或者县委，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公安局，还有一个广播电视局，银行也在附近，基本上都有这个现象。”严先生告诉记者。
就建筑风水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周曙教授，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化，风水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套路。风水有两大依据，是易经和五行。如果在建筑方面讲究风水，科学性比较高。”
一位对易经、风水有研究的孙先生告诉记者，现在风水行业中有很多风水师并不是真的懂风水，还有一些没有职业道德，完全按照求助对象想要的结果来说。“据我所知，行业内有一个内部规则：对不孝、无德的人不说。但很多风水师是有钱就接。”孙先生说，“我认为不能迷恋于风水，不能只想着求助于风水先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人的行为。”
有些官员听信风水先生所言，将道符垫于办公室桌角下为求高升。周曙教授分析说：“道符是纯迷信，没有任何科学性，但有心理上相当强烈的暗示作用。一个有想法的人有了暗示会天天提醒自己，在这方面会做得更认真，更小心。”
在众多官员迷信风水，犯下弥天大错的案例中，风水行业的乱象也引人注目。有许多不懂《周易》的风水骗子在招摇撞骗，还有行业内一些专为赚钱的人号称“风水大师”，不讲职业道德，专门投其所好，进行高级行骗，承担勾结的纽带。
孙先生说，由于风水行业本身并不公开，多数通过中华传统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来进行研究。风水行业进行工商注册时，基本不会以风水的名义注册，简单用起名馆，还有咨询公司，规模大一点例如生命科学探源之类。所以，这个“行业”很难监管，但是此“行业”也非完全隐蔽，雍和宫附近此行的生意就很红火，算命、测字、看风水的店铺一家接着一家。
风水位于传统文化与迷信之间的尴尬位置，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它。逃避，并非问题解决的方法。有效的引导、管理，才能去其糟粕，使中华传统智慧万古流传后世。
官商勾结的纽带
在官员迷信风水的案例中，常见的就是各种挡煞祝运的“风水楼”、“风水塔”、“风水景观”。
从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的“升官桥”，到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高志信的“粮神殿”，再到前不久的山西省灵石县杨洪的“仕高山”。部分官员对风水学的痴迷崇拜，让人叹为观止。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王博士分析说：“我认为，这种事情和风水师关系不大，关键是官员个人权力太大了。按理说应该有听证会、专家意见、项目评审等的监督，但是，风水建筑的频频出现，是‘一言堂’、‘一把手’现象，他们的权力不受制衡。”
缺乏监督、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就难保官员不利用公权力谋私利，侵犯到公共利益，产生浪费公共资源的后果。
联想山西省灵石县“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后，县委书记杨洪因贪腐落马的案例，杨洪在任时并非毫无作为，据报道，他上任后，就开始大力推进项目建设。真正使其落马的原因，是在项目建设中，监督的缺失，为贪腐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此前有媒体报道，风水逐渐成为官员与商人之间交往和沟通的一种媒介。在风水的遮掩下，隐藏着许多潜规则。潜规则之一：官员看风水，商人来埋单；潜规则之二：风水当媒介，官商相勾结；潜规则之三：利用风水顾问，插手工程招标。
一些时候，风水师就成为了官商相互勾结的纽带。
王博士分析说：“官员、商人、风水师三者之间会涉及隐性交换，很多风水师都是投其所好。因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在于批或者不批，倘若官员相信风水，风水师就会投其所好。商人若想投官员所好的话，就可以用风水师的方式。商人为了获得项目批准，可能就会按照风水师所说的帮官员把所需要的风水物品等准备好。这就是‘寻租’的一种形式。”
这些隐性规则有没有触犯法律呢？“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说，“但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很难界定。”
这种隐性规则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个人权力太大，监督不到位，从而滋生腐败。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