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巫师（二）：敢不=绀布=绀孛=干布=昆明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驵，侩也，当指今牲畜交易牙行的经纪人。大驵，顾名思义，当系其首领。干木与藏语mkhanpo（师，长，大，可尊敬的）含义密合。可能当时晋国有古羌人后裔在此生活，段干木就是其中之首领。
关键词 段干木 敢不 绀布绀孛 干布 昆明
在《上古先秦歌谣》中，有一首歌谣，其中写道：“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段干木是战国初年魏国名士，为孔子再传弟子，曾为魏文侯师。战国时期，安邑作为魏国都，商业空前繁荣，经商成为风气。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的马匹运不过来，他同朋友做起了马匹生意，后来干脆专门做起了经纪人。由于他精于商道，擅长沟通，在商界大有名气，成为当时一位影响很大的巨商。大约在30多岁时，段干木遇到子夏。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是孔子最著名的72弟子之一，也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和弟子论《诗经》时曾夸子夏：“能够阐明我学问的是卜商啊。”子夏曾对孔子表示，只愿做学问不愿做官，孔子告诫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段干木到了西河后，拜子夏为师，认真学习《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进步非常快，几年下来，他的学识德行大有长进，精通六艺，身怀经邦纬国之才。段干木终身不仕，然而他又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山林隐逸一流，而是隐于市井穷巷，隐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这种经历使他对春秋战国之交连年不断的战火，给人民所带来的疾苦有了极为深切的感受。进而“厌世乱而甘恬退”，不屑与那些乘战乱而俯首奔走于豪门的游士和食客为伍，使倾覆之谋，“浊乱天下”，为战争推波助澜。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是一位很聪明有远见的好君主。魏文侯自国都安邑来到东部别都魏(今河北魏县)，专程拜访子夏，请他做丞相。子夏年纪大了，双目失明，于是推荐了段干木。作为魏文候的老师，段干木尽管没有步入宫廷，却以自己的儒师风范影响文侯，以自己的经世之才匡主裕民。使魏文侯成为战国初年名闻遐迩的贤明国君。
[晋]皇甫谧《高士传》：“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心志不遂，乃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独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之。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闾而轼。又请为相，不肯。后卑已固请，见，与语，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吕氏春秋·慎大览》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史记·魏世家》云：“魏文侯二十五年，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史记·六国年表》云：“魏文侯十八年，文侯受经子夏，过段干木之闾常轼。”据此，段干木是一个隐士，魏文侯月夜登门拜请，他越墙逃避。文侯求贤若渴，每过段干木家门，扶轼致敬，以示其诚，终于感动了段干木，得以相见。魏文侯在位50年，首霸中原，开创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与段干木雄才大略辅政安邦密不可分。
段干木祖籍河东，似可无疑。其故里所在，却众说纷纭。一说安邑(今运城市安邑镇)，一悦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莫知孰是。段干木生卒年代不详，方志仅有“魏文侯时人”，“盖期生晚周之季”的模糊记载。大概生于春秋末抑或战国初。段干木给后人留下诸多不解之谜。
若有人问段干木姓什么？似为一笑话。但只要略一留心，即可获知此人之姓氏，确曾萦绕史学界一代代人的脑际，挥之不去，频繁书辩。《史记·老子列传》：“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这段记载并未提及魏将宗与段干木的任何联系，但集解却把两者强拉在一起，说：“此云封于段干，段干应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宋]罗沁《路史》更是无中生有：“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后邑干，因邑而氏。”[清]梁玉绳《人表考》又作进一步发挥：“按：段氏，段干氏，判然不同。段氏出郑共叔段之后（《广韵注》、《通志》），《国策》韩有段规是也。老子之后，名宗者，为魏将，封于段干（《史记》），因以为氏（《路史》），如《秦策》段干越人，《齐策》段干纶，《魏策》段干崇，《列子·杨朱篇》段干生是也。而段干木之子隐如入关，去干字。亦为段氏（《通志》、《路史》、《三辅决录》），故《广韵注》段姓，又引《风俗通》云：段干木之后也。然则段干，本复姓，段干木自老子。班固《幽通赋》：“木偃息以蕃魏”，是举其名。《路史》引《风俗通》、《氏姓注》谓姓段名干木，盖误。而《风俗通·十反篇》、《三国志·卫臻传》、《水经注》、《高士传》、《文选魏都赋》、《抱补子》、《新论》诸篇，俱称干木。谢灵运《述德》诗称段生，恐皆割截言之，未可为据。”于是“段干”这个复姓似乎坐实了。
段干木始见《孟子》、《战国策·齐策》。《孟子·滕文公》记载，公孙丑怪孟子每辄应诸侯之聘，不肯见之，因问孟子：士不见诸侯是什么义理呢？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意思是，古者为士的人，不做这国的臣子，就不当去见这国的诸侯。例如段干木，他不肯做魏文侯的臣子，所以文侯来见他，他跳出墙垣躲避了；又如泄柳，他不愿做鲁穆公的臣子，所以穆公来见他，他关上门不让穆公进来。这样做都太过分了。依我说，若是诸侯来意诚实，卑已固请，也是可以相见的。《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燕坐》有“臣愿以足下之府库财物，收天下之士，能为君决疑应猝，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为君取矣”的说法。但看这两处记载，似乎难以说他姓段，也难以说他姓段干。
王充《论衡》：“段干木阖门不出，魏文式之，却强秦之兵，全魏国之境，济三军之众，功莫大焉，赏莫先焉。”《三国志》魏诏曰：“昔干木偃息，义压强秦。”《抱朴子》：“干木之隐，犹退践境之敌。”谢灵运《述德》诗：“段生蕃魏国，展布救鲁人。”左思《咏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左思《魏都赋》：“闲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职竟弗罗，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晋书·隐逸传》：宋纤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可见汉晋人大多将“段”理解为姓，“干木”理解为名。对“段干”为复姓说，是对《史记》的误读；至于《秦策》段干越人，《齐策》段干纶，《魏策》段干崇，《列子·杨朱篇》段干生等，皆可视为因段干木而来。
四川有的段氏家谱记载为共叔段后裔，共叔段到段干木之间的世系表:第一世：共叔段（东周时期），为段姓始祖；第二世：公孙滑（东周时期）；第三世：定叔（东周时期）；第四世：段规（春秋时期），因为崇高的声誉而被韩康子礼聘为承相；第五世：段干木，生子段復环；第三十四世:大理国第一世王段思平。其子段思英等等，父子名字中都为“思”字。这并不是“段思”氏，而是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姓名中的习俗。段玉明《大理国段氏为云南土著说质疑》中说：大理国段氏实行父子重名与连名制。所谓重名制,指其命名世代以一字相重,“思”、“素”、“正”、“智”即在其王室命名中反复被用。有时有重，有时没有重。重名习俗,渊源于我国古代西北的氐羌。同样，段干木的一些后代，也受这种习俗的影响。中原汉人的学者，以为是“段干氏”。
笔者对“干木”含义提出一个解释，认为与藏语mkhanpo（师，长，大，可尊敬的）有关。这个词本用来指巫师或部族首领。近代藏族称喇嘛寺庙的主持人、原达赖、班禅的高级侍从为“勘布”，就是这个词。《吕氏春秋·尊师》云：“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驵，侩也，当指今牲畜交易牙行的经纪人。大驵，顾名思义，当系其首领。这与藏语mkhanpo（师，长，大，可尊敬的）含义密合。可能当时晋国有古羌人后裔在此生活，段干木就是其中之首领。《吕氏春秋·尊师》虽在阐尊师、为学之道，却也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原来段干木早期社会地位低下，是与小人、大盗、千夫所指、巨狡并列的。古代重农抑末（商），市侩受人岐视，似在必然之中，但后来终于靠高超的个人智慧取得了明君的赏识，成为开创历史的重量级人物。段干木的命运似乎是周初姜太公命运的翻版。
后来在宋代，西夏政权中，也有“敢不”、“绀布”这个头衔，是从吐蕃方言中借用来的。与蒙古有特殊关系的克烈部首领王罕弟弟札合敢不（札阿绀孛），他有4个女儿，长女嫁成吉思汗，后又被成吉思汗赐给怯台那颜；次女嫁成吉思汗长子；三女嫁成吉思汗幼子；四女长得最美，嫁给了汪古惕汗，成吉思汗为了得到她，杀死其汗，但此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这个名字，拉施特《史集》两次作了解释，一次说：“札阿绀孛（ĵākambū）原名客列亦台（karāīdāī）。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札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札阿’意为‘国家’，‘绀孛’意为‘大’”（第1卷第1分册）；脚注引贝勒津的译文说：“当唐兀惕人擒获他时，见他是个相当敏捷的人，便称他为札阿绀孛，即国公和可尊敬的王公。‘札阿’意为‘国’，‘绀孛’为‘可尊敬的’。”另一次说：“客列亦台幼年曾为唐兀惕部俘去。他在他们那里住了一些时候，成为他们中间的有实力者，受到尊敬。由于他聪明、能干，获得了札阿绀孛的称号。‘札阿’是‘地区’之意，‘绀孛’意为‘大异密’，合起来意即‘一地区的大异密’”（第1卷第2分册）。脚注：这个人名的语源，显然与藏语“札”（rgyal,“大国”）+“绀孛”（mkhanpo“师，长”）相当。法人E.Quatremere刊波斯文《旭烈兀传》云：“札阿绀孛之名为Kek-bedai，当其居留唐兀之地时，获得地位，唐兀主赐以札阿绀孛（Jakambu）之号，意即尊荣异密，伟大领袖。”乌力吉·图亚说：“札阿绀孛这一名称，当初只是唐兀惕人对一个来自异域他乡者的称谓而已，按照前面的说法，其藏文应当拼写为rgyalchen po‘大国’，似不成人名。所以，正确的叫法应是rgyal kha mkhanpo‘国家的堪布’”（《蒙古秘史中的印藏文化痕迹》）。
拉施特所说的“异密”，为阿拉伯语Emir、Amir音译，现译“埃米尔”，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原为阿拉伯统帅的称谓，现为某些君主世袭制国家元首的称谓。其意义比较笼统和广泛：从其军事统帅意译为总督；亦从其功能意译为国王、酋长、头人、头目、首领、长官等；亦见有人以其作为贵族最高爵位之功能意译为亲王、大公等等。拉施特认为，“绀孛”（mkhanpo）这个词的含义，与阿拉伯语Emir、Amir相当，所以，“绀孛”（mkhanpo）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国王、酋长、头人、头目、首领、长官、亲王、大公等等，这里对应的词是吐蕃语“干布”（sgam-po）和汉语“干部”。在现代藏语中，该词译为“堪布”，指藏传佛教各个寺院中各个扎仓（学院）的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扎仓中最有学问、最有修行的、德高望重的高僧，大都获得过格西学位。
汉语“干部”借自日语，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由于时过境迁，这个词又使用频繁，人们也就不大注意它的词源了。该词可能是日本翻译法文CADRE（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等）用中文创造的新词，指军队官员、社会团体和企事业首脑。由于日语有阿尔泰语背景，所以“干部”的第二个音节明显受到mkhanpo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广泛应用了“干部”一词。其狭义是指党的骨干和指挥人员；广义则指为党从事政治、文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军队排以上的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继续沿用、强化和扩大了这一历史概念，各级各类领导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一般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记者、编辑、教师、医生、警察、法官、税务员、工商人员、银行职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均属于干部范围。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具有干部身份，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大奇特景象。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军人，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中国的干部体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种干部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膨胀。
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校补》谓：“堪布，唐古特语：住持。”韩儒林说，藏文堪布（mkhanpo）与甘普（sgam-po）音近，张氏以中文字面相同，遂以“住持”释之，不可从。韩氏接着说：“今请先言甘普之号，此号虽为唐代吐蕃所原有，宋元时代西夏人亦采用之。《元朝秘史》256节西夏大臣有阿沙敢不（Asagambu），《元史·色目人传》中，有唐兀昔里钤部，其子称小钤部（卷122），有也蒲甘卜（卷123）。敢不、钤部、甘卜，皆sgam-po译音也。克烈部（Kereit）部长王罕弟Ke-bedai亡命唐兀时，夏主亦以甘普之号予之，即元宪宗世祖之外祖父札阿绀孛（Ja´akambu），足证此号在西夏必甚通行。唐兀与吐蕃境地相接，喇嘛教且甚流行，夏人取其赞普徽号而用之，固极自然之事也”（《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
如果此说成立，则作为宗教领袖的堪布（mkhan po）一词就隐藏在吐蕃赞普名号中。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吐蕃第33任王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617-650），又译双赞甘普、双赞思甘普。原称khri-srongbtsan（唐代汉文史籍作弃宗弄赞、器宗弄赞、器宋弄赞、弃苏农赞、尺松赞、赤松赞、墀松赞、弃苏弄赞）。khri意为高座，舆，王位；关于srong btsan，其父囊日松赞gnam-ri-srong-btsan名中也有这个词。元代布思端（Buston）《宗教史》释云“最圆满完成”。元代吐蕃史家福幢《帝系明鉴》第9品释为“端庄沈毅”。Schmidt云：“失都儿忽（sidurghu）为蒙古字，义为‘纯正，公平’，即西藏字Srong，在蒙古书籍中，常见用berkesidurghu（端庄正直）译Srong-btsan之徽号也”（OstMongolen）。为什么“弃宗弄赞”又称“松赞干布”？有人认为是死后追谥为Sgam-po（干布），意为深沉莫测，心胸甚为深邃。笔者发现，这是来自突厥语的称号，去掉无意义的上加字s，去掉表人的词尾po，剩下的gam就是突厥语“巫师”的意思。远古的神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巫师就是首领，所以拉施特说“绀孛”相当于阿拉伯语Emir、Amir（“受命的人”、“掌权者”），这是引申意义；“松赞干布”的“干布”亦如此。该词与“赞普”同义，但却是一个新玩艺儿，吐蕃王族来源于北方，所以乐意采用它。
松赞干布出生时，吐蕃王朝的都城还在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当他3岁的时候，其父率兵灭掉了苏毗部落，统一了西藏高原，由一个山南地方的小邦首领一跃成为吐蕃各部的君主。囊日松赞对独生子的培养和教育极为关怀，使松赞干布精通骑射、角力、击剑，武艺出众，又爱好民歌、善于吟诗。松赞干布成长以后，南征北战，统一了高原上的各个部落，并建新都拉萨，带领雅隆部落走向更为辽阔的天地，开辟了藏族历史的新纪元。由于他对藏族历史的巨大贡献，被后人尊称为松赞干布，意为深沉宽厚杰出能干的男子。西夏政权曾使用过“敢不”、“绀布”称号，指一种中等官衔。据记载，成吉思汗进攻驻扎在阿拉善的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击败了他。他逃避在雪山之中，被生擒并沦为奴隶。蒙古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的弟弟叫札阿绀布（札合敢不），这个头衔是从松赞干布头衔中转贩而来的。但《新元史》卷118列传第15却说：“王罕弟札合敢不，幼时尝为唐古特所虏，唐古特语谓雄强曰赞，丈夫曰普，故称君为赞普，语讹为札合敢不。札合敢不受唐古特封，而有是称，人遂呼以为名。”将“绀布”与吐蕃王号“赞普”（btsanpo/tsẽ:po）混淆起来，则是错误的。
“昆明”早期并非城市名称，而是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日的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在唐代。武德二年，在今四川盐源彝族自治县定笮镇境置昆明县，此处昆明县，非今之昆明。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名为“昆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系它接近古昆明族之地故。
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应是“昆明”的物质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昆明之属或昆明诸种，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的一个夷人集团。昆明族起源于怒江、澜沧江以及金沙江上游河谷的游牧民族，根据季节的变化，经常更换他们的放牧场地。
“昆明”一词的含义，有多种说法。地方志记载：“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更就字形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日相比之意，言其文明将日比一日进步也；明为日月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将如日月之升恒也。”此说不可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据有，昆明族才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昆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又写作“昆弥”。《云南志略》：“陈太建中，有昆弥人张志诚，入成都学王羲之之草书，学成而归教国人。”昆弥就是昆明，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其名号与乌孙的王号“昆弥”全同。
徐杰舜认为，昆明族的来源有二，一出自氐羌集团的一支，一是在滇西土著的哀牢部落。他认为，当氐羌中的一支迁徙到滇西时，正好是战国时代的中期，同原有的哀牢土著部落联合起来，连个成一个部族——昆明族（《中国民族史新探》）。有的认为与西北地区乌孙统治者称“昆莫”有关。如果“昆明”确实与“昆莫”有关系的话，那么，昆明族将有第三个来源：塞种。《史记》和《后汉书》均有“巂､昆明”的记载,说明“巂”的地域与“昆明”相近。其中巂又称徙、斯榆，是塞种南迁的一支。汉代分布在今云南保山至洱海广大地区，四川西部和云南西部亦有分布。从《史记》将“巂､昆明”均归入同类来看,也说明二者的关系较近或相同的迁徙路线｡塞种的一支沿着横断山民族走廊，南迁至滇西不是不可能。滇文化青铜器中出现的北方草原动物搏斗纹，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牛虎铜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是战国时期铸造的祭祀时用于陈放牛羊等物品的器具。造型是一只老虎咬着一头牛的后背，而在那头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头安然无恙的小牛。它传达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兴盛，无私的母爱与残酷的竞争、弱肉强食交织在一起。透过牛虎铜案，我们不难看到与西北草原斯基泰动物纹文化的历史渊源。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而朱希祖的看法则颇有保留，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很难肯定。尽管“外来说”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一种“海外奇谈”，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国人接受，但笔者认为，这却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想法。特别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国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们再次见到这种神兽，它们是与不少带草原风格的器物共出，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应放开眼界，对习惯的想法做重新思考。
战国时期有翼兽造型很多，如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并饰双翼于器腹，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错银双翼神兽4四件，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中山王方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的“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巴蜀兵器上的纹饰中的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宁夏一带；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这些都暗示出，从内蒙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渠道。
“昆莫”又作“昆弥”，“昆明”亦作“昆弥”，说明二者确有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知道，“昆莫”一词为突厥语qam的对音，用来指巫师或首领；显然它就是云南和四川一带的原始崇拜中的“格姆”或“干木”。这个词是随着昆明人南迁带来的。
宋宝佑二年(1254)，元灭大理，在滇池附近鄯阐设“昆明千户所”，“昆明”始作为云南地名出现，延续至今。但历史上昆明也可单称“昆”。公元750年以后，爨氏统治滇池地区400多年，称滇池地区为昆川、昆州。[晋]常琚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这句话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是昆明族，人口不多的是叟族，并非解释“昆”的本义。这个“昆”如果真的追溯词源的话，则最佳选择是突厥语qum(巫师)的对音。
唐宋两代汉文史籍对分布于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乌蛮及两爨的首领往往称“鬼主”，有都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的区别，各鬼主间没有固定的隶属关系。他们利用巫术进行统治，辖区大小不等。《新唐书·南蛮传》载：“开成元年（836）鬼主阿佩内附。”又说：“乌蛮与南诏世婚姻，…俗尚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宋史·蛮夷传》也说：“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宋代开宝年间（968-975），彝族酋长普贵纳土归附，被封为罗殿国王，首领号大鬼主罗殿王。《安顺府志·普里本末》载：“柏墨之长子居普里者，累传至于唐世内附，唐为之置普宁州。今安顺府南七十里羊武大寨，有土司故城，即其地也。天宝中（741—756），南诏叛唐，…于是罗殿、普里诸部皆属南诏，文宗开成元年（836），昆明鬼主阿佩内附，即罗殿部也。”罗氏鬼国之称，形成于宋代。《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载：“额归、普色，盖当宋之末造，其时复侵有贵州，乃分其地为水东、水西二部，鬼主仍居水西，号为罗氏鬼国。”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水东阿榨先附元，诏其地为安抚使，佩虎符。十七年初又反元。元朝动用了三万六千人的兵力压境，遣张孝思促罗氏鬼国投降。同年九月，水西阿里和水东阿榨，同时遣人入京，乃改鬼国之贵州为顺元路。乌蛮乃是彝族先民，因其尚鬼，并有鬼主之说，所以古书中常称乌蛮为“鬼蛮”，有时也称之为“罗鬼”，称其政权为“鬼国”。这些都是“昆明”为qum(巫师)对音的最有力旁证。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mail:shilantang@163.com
《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内容简介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经作者二十年努力，《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终于横空出世。即便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对象，若是拉近距离在显微镜下观看，都会发现它那难以置信的美丽。作者选取近千个语言化石作研究对象，将语言学知识放在民族学、民俗学中审视，抛开汉字书写形式，以音求义，把一般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一书在手，远古大东亚历史，洞若观火。本书提出的结论不必是唯一答案，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全新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