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校邠庐抗议》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如何评价冯桂芬和他的改革思想，多年前曾是史学界一个讨论十分热烈的题目，从建国初期起一直到60年代，相继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从这些文章观点来看，引起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如何评价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在评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时认为，冯桂芬对清王朝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看法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一脉相承，他们对当时的民族危机忧心忡忡，主张坚决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和“制洋器”的议论便是这种思想的表现。然而，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主张全力镇压农民起义，虽然在经济上提出了一些限制大地主特权以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改革建议，从他的目的来看，依旧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即使是一些引用新技术的革新，也是为了达到振兴封建经济的目的。他们的的结论是，表现在《校邠庐抗议》中的种种改革主张，就其本质来说，并未跳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框框。（周辅成：《冯桂芬的思想》，见《历史教学》，1953年第9期；赵靖：《论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而石峻等学者在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时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冯桂芬是一个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初步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相比，他在思想显然要比他们前进了一步。他首先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术”，实现自强，来抵御外来的侵略。他们的观点，肯定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关于“采西学”“制洋器”的积极意义，并据此将他从封建营垒中区分了出来。
这个观点很快遭到了王拭的质疑。王拭认为，冯桂芬的思想并不具备改良主义的特点，他只能代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初步发展，也就是说改良派还没有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以前的思想。因此，他把冯桂芬的思想归为地主阶级中“洋务派”的代表。（《冯桂芬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见《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与王拭先生观点相似的还有徐仑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上的《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文章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代表了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政治立场。从他的政治立场来看，他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活动，是与人民对立的；从他的民族立场来看，他是卖国投降的辩解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里提出自强之道，本质上与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施行的自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作者还认为，冯桂芬建议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力量，为了用来镇压农民革命，而并非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和工矿企业。他的主张有利于买办商业资本的发展，而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他引进军事技术的建议是和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上述观点比较强调的是冯桂芬思想上反映地主阶级士大夫立场的一面，包括他当时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持的敌对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反映了五六十时代，我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阶级斗争为轴心，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历史演进主线的理论框架的特点。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经对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有过深入的研究，在60年代的讨论中，他先后撰写了题为《论冯桂芬的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和《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兼论冯桂芬的思想》（《新建设》，1964年第2期）的两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旭麓先生认为，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环节，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从《校邠庐抗议》成书的时间来看，是冯桂芬1860年避地沪上所作，此时不但谈不上洋务派的分化，甚至可以说连洋务派还没有形成。然而冯桂芬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与洋务派的著名人士如李鸿章等人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韬、薛福成等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评价冯桂芬的思想的时候，要看到他思想的倾向性，即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相比，思想上多了些什么，而不应以后来日益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衡量标准，看他比王韬、何启、薛福成等人相比，思想上少了什么。
陈旭麓先生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冯桂芬的思想。首先，我们在《校邠庐抗议》里，可以看到冯桂芬对当时的政治采取的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从吏治、科举等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这正是对龚自珍揭露封建政治矛盾的呼应。其次，在向西方学习这一新课题上，冯桂芬的理解也显得比龚自珍、魏源等人有所提高，从他将“古先”和“蛮鲷”并称来看，似乎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要学一分“蛮鲷”，须破一分“古先”。他一再谈到要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改进中国的生产事业。这些主张，对当时尚未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冯桂芬学习西学的时候，期在自造、自修、自用，将西人的长技变为自己的长技。“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表明19世纪中后期，士大夫中部分先进人士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进入了理性阶段。再者，冯桂芬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更强调恢复“三代圣人之法”，在《重儒官议》、《复陈诗议》等建议中，他希望用古时候圣人悬岹建铎、庶人传语的办法，改变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以乡举里选的形式，改变科举考试不能得人的弊端。他的主张显然是想补弊救偏，在古人的理想中找到一条改变现实的途径。同时，他的主张，从形式上来看是“复古”，其中也包含了“必有验于今”的扬弃的积极意义，并不是纯粹的复古主义。
当然，冯桂芬的认识也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范围，他的思想与后来的洋务派也不能截然分开，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甚至还得到一些洋务派认识的赞赏，但是，我们综合冯桂芬的言论来看，他基本上是沿循四五十年代龚自珍、魏源的改革道路前进，而成为封建顽固派的反对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其最初的表现总不会是那么完整，也必然和某些相似的东西难以区分开，所以，冯桂芬的思想，虽然不是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却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通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初表现。
陈旭麓先生还就《校邠庐抗议》对19世纪后期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叙述了它的作用和意义。“戊戌维新”前后，除了封建顽固派以外，资产阶级改良派、侵向维新的官员和帝党，以及洋务思想的因袭者，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校邠庐抗议》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王韬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校印《抗议》时，撰跋文称其“……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敝，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拘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治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主张维新的帝党的翁同和等甚至在光绪十五年便将《抗议》的若干篇章进呈给光绪皇帝，用意在启发光绪的变法意向。唐才常在《时文流毒中国论》中写道：“余往者读《校邠庐抗议》，见其摹绘明祖愚民狡计，以谓言之过当，既而历验吾身受病之源，周见切著，讳之无可讳，饰之无可饰。”
显然，正因为冯桂芬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如果仅就一个侧面来看，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各家才会不约而同地对它产生了看似一致的兴趣，实际上却是相去甚远的见解。如《湘学报》说《校邠庐抗议》“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或认为“此今时有用之书”，是说出了该书与时代的关系；而翁同龢等人以为《抗议》一书“最切时宜”，则因为冯桂芬的主张并没有“侧重民权、君权之偏见”，更加适合这些“帝党”的胃口；而王韬等人的兴趣，则是书中涉及西学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故而有了一种脉络相通的赞许。
冯桂芬《抗议》中的论点与后来洋务派的主张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冯桂芬本人是立足于中国封建土壤之上的士大夫，和后来王韬、薛福成等人一样，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开始把一只脚徐徐伸向资本主义彼岸的人。从时间上来看，《抗议》成书之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引起的地主阶级内部分化的过程才开始，所以在他的思想上强调遵循“圣人之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近代思想史上，《抗议》真正产生较大政治影响的时候，是在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的维新变法时期，也就是说在变法维新时期所产生的现实的作用。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张，在19世纪60年代正经历着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过渡，从抗议的内容中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善奴夷”这些命题看，恰是魏源早年提出的“师夷”主张的发展，而“采西学”的命题，后来也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许多政治论著的共同命题。这些看来，把《抗议》视作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萌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一部较早的著作，应该说是完全符合历史的。
陈旭麓先生还就部分学者以冯桂芬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持的反对态度为由，断定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论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不管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都有反对侵略、要求改革政治的一面，也都有着反对农民战争的一面。从林则徐、魏源到后来的薛福成、康有为，或直接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或对于农民起义引起的社会动乱表示了自己的极大忧虑。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政治态度，却不足以说明他们是否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抑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陈旭麓先生的学术结论，是在将冯桂芬的思想置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对冯桂芬的《抗议》作了客观的、深入的分析之后的结果，因而也是比较平允而令人信服的，是正确领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表现。直到今天，学术界依然认为陈先生的学术结论可以代表我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权威见解。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许多学者对近代社会发展脉络、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等作了新的探索，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放在民族冲突与阶级对抗的背景之下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意识等因素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所表现的思想重新进行研究和评价，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与五六十年代的那场讨论相比，学术界对冯桂芬思想的探究较过去更为深入，在摆脱了一些旧的理论上的束缚之后，人们在冯桂芬思想的评价问题上，不再拘泥于过去以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作为衡量是否属于地主阶级等偏重于政治上的分析方法，而注重把他是思想置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来加以认识，故而在结论上出现分歧明显缩小，认识的角度和焦点比较集中的现象。这表明大家在解决了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认识渐趋一致，是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的表现。
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冯桂芬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对冯桂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如李永协认为冯桂芬的思想中，“自强”的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明确地提出了通过“自强”的方法来解决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矛盾，这正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冯桂芬最有价值的成就是他关于“西学”的思想，他明确提出了把西方的学习当作自强的道路。此外，他在对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上，也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地看到了自己的弱处，建议立即培养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机器，这些观点都超过了他的前辈达到的水平，所以，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位居于历史潮流之先的人物。（《自强与西学——论冯桂芬的革命思想》，见《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李祖龙则就冯桂芬的人才观和历史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冯桂芬看待历史的观点，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而是一种进化的、较为客观的观点。他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改除弊政，重视人才。应该看到，这些观点的形成，与他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等思想和人本主义观点的影响不无关系。不过，在他的思想上，虽然有着受进化论影响的痕迹，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论冯桂芬的人才学》，见《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历史观》，见《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
也有一些学者依然坚持把冯桂芬归属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的观点，即将冯桂芬归为与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同列的历史人物。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十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收录了他1956年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的论文《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研究》，在文章中有关冯桂芬的思想部分，特意加了一条注文，阐明自己坚持50年代观点的基本理由，即“说冯代表改良派是太早了，改良派当时远未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甚至洋务派本身也刚在形成中，说他代表洋务派很不准确，洋务派不真正要求改革内政。至于说冯在镇压农民革命中与外国侵略者合作，这并不奇怪，正是地主阶级的特征。”
然而，李泽厚先生亦十分重视将冯桂芬的思想置于19世纪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并认为冯桂芬遵循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的改革内政的思想，看到了中国的“不如人”，而要求“知其不如之所在”。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鲷吾师之”的方针，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物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由于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了在外交、军事、内政等方面进行的改革的主张，体现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的观点，不但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一无二的，也高于七八十年代洋务派首领的思想水平，所以，在近代思想史上，冯桂芬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因为他的思想史沟通从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酝酿着改革的思想历史中的一座桥梁。
同时，李泽厚先生也看到了在龚自珍、魏源和冯桂芬等人的思想上，由于他们注意研究先生问题，这使得他们的思想里常常孕藏着新鲜观念的芽子，他们对社会内部经济发展趋势的敏感，使得他们的一些思想，常常作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观点的媒蘖而出现了。所以，他认为从龚自珍到冯桂芬这些地主阶级的开明思想家，正是70至90年代地主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前驱先锋”，他们是改良派思想家的真正血缘亲属，为改良派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开辟和指引着走向资本主义思想的新方向。有趣的是，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尽管在有关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归属问题上与陈旭麓先生相去甚远，对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两人的看法却是十分相似的。
也有的研究者则根据冯桂芬的身世、所从事的政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以及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等等表现为相互错综矛盾的内容，对过去的争论作了总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引起人们看法不一的症结在于，冯桂芬的思想和他是政治实践活动，多处呈现出爱国与妥协、革新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的矛盾内容，致使大家的理解不能统一，结论相左。因而根据冯桂芬的著作和生平活动，作出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本色，洋务派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蒙师”的评价。（颉之：《冯桂芬思想评述》，见《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冯桂芬的《抗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丁伟志先生发表的《<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丁伟志先生的文章认为，冯桂芬从“制洋器”起步，进一步提出了“采西学”的观点，意味着他的思想迈上了一个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新阶段。与稍早于他的魏源、林则徐等人相比，他的思想认识，大大突破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窄范围，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他对“西学”内涵的认识，还是在思想上的肯定程度，都可以说标志着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个阶段性的进展。“采西学”的前提，是由于冯桂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除去宗教类书籍不足看，“此外如算学、重学、光学、视学、化学等，皆格物至理。”他还观察到了“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而先进的西学，正是产生先进的技术和机器的基础。所以，相对原来意义上的“师长”之说来说，已经从“器”、“技”进展到了自然科学的认识层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丁伟志先生认为，作为一种思潮来看的话，在近代史上，真正对于自强主张最早作出充分论说的，应该说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丁伟志先生还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分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的出现，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西学教育启动的作用和影响。就在《校邠庐抗议》完稿后不久，清廷决定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同治五年（1866年），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人的建议下，提出了在同文馆中增设专门学校西方天文算学馆的新方案，此事立即在当时引出了一场为朝野舆论关注的重大争论。我们只要翻看一下《采西学议论》，便可得知，这就是冯桂芬当年设计的“翻译公所”，以及他积极主张采用的西方所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得以在同文馆里付诸推行的一次实践。这种推进多学科的西学学校的尝试，作为一种文化革新的措施，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一种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得以加深了对冯桂芬“采西学”思想的认识。
戊戌变法的高潮中，由光绪皇帝批准孙家鼐重印“最为精良”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以及在赶印一千部之后，立即颁发各衙门，敕令“逐条签出，各注明简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合进呈，以备采择”这一情况来看，《校邠庐抗议》一书确实对戊戌变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曾将这批官员的签注和评论加以整理，在对这批材料研究的基础上，著名学者李侃、龚书铎先生曾撰写过《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一文，（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孔祥吉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剧——从陈鼎和他的<校邠庐抗议别论>谈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也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之一。选择《校邠庐抗议》的实际社会影响，作为研究其书其人的切入点，是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点，这表明，学术界在研究的视野和手段上，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如何评价冯桂芬思想的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短时期里，某些分歧也不大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见解，但是，就人们的认识来看，整体研究水平无疑较6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学术视野也得以较大的拓展。随着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我们祖国实现现代化过程的加速进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重新屹立与世界强国之林，实现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之浴血奋斗的强国之梦的时候，学术界对我们的先人曾为之奋发自强的历史进程，也必将会有一个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