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雅昌艺术网《拍岸观澜》纪念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邀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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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先生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进士,当时启功的祖父,作为雍正皇帝第七代孙的毓隆是阅卷大臣。登科之后,傅增湘与毓隆相结识,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民国初,启功的家族慢慢破落了,启功与他母亲、姑姑一起生活,处境十分艰难。1933年的一天,同榜科举的一位朋友对傅增湘提起:毓隆的孙子现在过的很差,大家给他捐款也不要,你能不能设法帮一帮他?傅增湘于是就找到了启功,并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呢”?启功回答:“我在学画”。傅增湘随即说道:“那你就给我画两把扇子吧!”
傅增湘
启功回去马上画了两把扇子交给了傅增湘。
一天,傅增湘去当时北京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家做客。陈垣在史学、版本目录学、书画鉴定方面都有着很深造诣。傅增湘临走时故意将随身使用的扇子落在了陈垣家里。陈垣发现后立即打电话来告知。傅增湘笑着反问道:“您觉得启功这扇子画得怎么样?”陈垣回答:“画得不错啊”!傅增湘又问:“他的诗写得如何?”回答:“很好啊!”于是傅增湘谈到主题:“那你看看能不能在你那给启功安排个工作?”陈垣回答:“好的,我想一下!”
于是,启功进入了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谁知,一年后他就被别人给排挤走了。启功不好意思找陈垣,只好找到傅增湘想办法。傅增湘将此事转告了陈垣,陈垣随即将启功安排到了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从此以后,启功对陈垣视如恩师,加上自己的勤奋,一直认真在辅仁大学教书。他从陈垣身上学到了很多版本目录学、书画鉴定学的知识。陈垣后来还将自己收藏的许多书籍都送给了启功。
启功
那段时间,启功还拜吴镜汀为师学习绘画,向傅增湘学习古籍善本知识,他一直称呼傅增湘为“小爷”。1938年后,启功改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陈垣又推荐启功去故宫博物院兼职做了评审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同时一起做评审委员的还有马衡、张葱玉、吴湖帆、张伯驹、王世杰。启功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知识结构、鉴别眼力也都是在那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代书画收藏家、鉴定家张葱玉被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聘请到文物处任副处长。1955年,张葱玉做了这样一个规定:每周在北海团城举办古代书画鉴定研讨会,邀请启功、韩慎先等共5人参加。当时傅增湘的长孙傅熹年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古代建筑,还是在校生,而由于他父亲傅忠谟与张葱玉是文物处的同事,傅忠谟负责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鉴定,于是张葱玉也邀请了对古代书画很感兴趣的傅熹年参加每周团城的研讨会,傅熹年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书画鉴定。
傅熹年
傅熹年四岁起就跟爷爷傅增湘学习古籍校书,每天早起都会被爷爷叫起来协助校书。傅熹年1950-1955年在清华大学学习古代建筑时,老师是梁思成。他还曾拜吴冠中先生学习过绘画素描,后来还曾举办过个人画展。傅熹年也是启功先生的私淑弟子,即启功把傅熹年作为未亲自经过自己授业的学生。
启功先生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逐渐升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后来又兼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多项社会职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写信给当时分管文化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建议成立书画鉴定小组。1984年,在谷牧的直接关注下,负责全国博物馆巡回鉴定工作的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成立,谢稚柳任组长。谢稚柳曾在1963年与张葱玉、刘九庵一起成为三人书画鉴定小组。书画鉴定资历最老的启功任副组长,启功还力荐傅熹年进入了七人小组。傅熹年在这个小组中年龄最小,比大家都小十多岁以上。小组成员中还有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谢辰生负责协调组织。
在五年多的全国博物馆巡回鉴定过程中,鉴定小组过眼了10万余件古代书画作品,七人小组最终将鉴定结果编写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巡回鉴定中有争议的作品1090件,将这些有争议的作品一件件看过来,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有傅熹年先生的鉴定意见。据说,傅先生在鉴定中把关很严。为了防止老先生先说话别人不好意思再提意见,谢辰生每次都让最年轻的傅熹年先发言。尤其到了巡回鉴定后期,由于老先生们年事已高等原因,许多书画都是以刘九庵和傅熹年为主来完成鉴定工作的。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于1997年出版,共计24卷,共收录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图版,每件作品均附时代、作者、形式、质地、创作年代、尺寸等,多数作品附题跋、钤印等。
2000年,傅熹年和刘久庵受七人书画鉴定小组委托继续编写出版了《中国绘画全集》30卷,《中国绘画全集》刊载战国-清代中国绘画精品6600余图,囊括“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巡回鉴定中遴选的全部绘画精品和大陆以外博物馆所藏重要遗珍。每件作品均附图版说明,介绍作品的形制、尺寸、收藏处,以及题材内容、创作时间、艺术特色、款印、著录等情况。
曾有人质疑专业学习古代建筑的傅熹年鉴定古代文人画的能力,于是,傅熹年先生撰写了一篇鉴定上海博物馆馆藏《百尺梧桐轩图》的论文《百尺梧桐轩图考——赵孟頫》。在这篇论文里,虽然画作上有很多界画建筑,但傅先生完全不提建筑,仅仅从文人画角度来进行考证。这篇文章在鉴定界引起很大轰动,至此,大家对傅先生的书画鉴定能力口服心服。
傅熹年先生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他所参与编写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和《中国绘画全集》,都立足于建立古代书画的完整体系,上至秦皇汉武,下到明清,都能有系统有条理地汇集进来,成为古代书画鉴定的标准。
近二十年以来,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进行了多次古代书画和古籍的收购,傅熹年先生基本上都参加了购买前的鉴定工作。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因病逝世。傅熹年先生十分悲痛,他在自己的悼念文章中这样评价启功先生:
我家和启功先生家有四世交谊,近五十余年来我一直以师礼事之,对于他的逝世,极感悲痛。
一般世人都以书画大师和大鉴定家目之,但如果详读先生撰述,他学术之渊深、涉猎之广博、鉴定之精审,特别是研究的旨趣、目标,实远非“书画大师”和“大鉴定家”的称号所能概括的。
“书画鉴定”对一般收藏家而言,主要是判定真伪问题,但如从学术角度而言,则是解决书法史、绘画史的基本素材,以便形成正确的艺术史的问题。所以同是“书画鉴定”,从学术研究角度或从实用角度出发,在性质、深度和水平上是大不相同的。启功先生对古文字学、经学、史学、古典文学、哲学、宗教诸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且熟悉历代典章制度、礼仪民俗、戏曲小说,本人又是书法、绘画大师,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鉴赏眼光。
和其他鉴定家不同之处是他兼有对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研究的学者和当代书画大师的双重身分。他那些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他能透过外表,深入内容,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别人所不能发的卓见,独树一帜,居当代鉴定大师的前列,为同辈所推重,为后学所景仰。把书画鉴定由一般的辨别真伪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学术高深的学科,是启功先生在这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
2005年,作为中国古代书画和古代玉器的鉴定家,作为中国古籍版本和古代建筑方面的权威学者,傅熹年接替启功,当之无愧地任职新一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