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是1986年，甫一出手便折桂而还，风度翩翩的北大学生马朝旭更是一夜功成天下闻。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电视台当年未做任何宣传突然播出那惟一一场决赛录像，竟然发端了“辩论赛”此后10余年热遍大江南北，然而又是毁誉参半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一晃，10多年过去了，大专辩论会何来何往？昔日辩手今又安在？
1986马朝旭：开启梦想1986年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马朝旭刚刚结束国际经济专业4年本科课程，等待着开学成为经济学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就是在这期间，他作为北京大学队的一员，参加了新加坡广播局发起的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并捧得“全场最佳辩手”奖杯。对于这一段经历和它之于自己的意义，而今从事国家外事工作的马朝旭似乎无意多谈。
实际上，那一届辩论赛北大和马朝旭的成功所带来的鼓舞，更多地留存在同龄人的记忆中。“那时各大学兴起了辩论热。不用讲究场地，只要有两张长条桌子摆成八字，再在中间搁把椅子给主席就能辩上一番。班级之间、年级之间、各系之间辩得如火如荼。1986年、1987年也正是社会思潮活跃、文化热兴起之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旧思想的辨疑，对未来的期待和困惑都可融入辩题去明晰。在辩论中我们熟悉了尼采、萨特、黑格尔，在为辩论摘抄卡片中认识了老子、孔子、梁启超。在对语言的组织和驾驭上那时的操练更让我受益至今。”说这话的是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学生，而今的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主持人张泽群，他在这次’99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任主席。
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于1988年举办，同是首次参赛的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队最后在决赛中相遇，复旦最终夺魁，但“最佳辩手”个人奖让台湾选手收入囊中。1990年的第三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冠军是台大，南京大学队获得亚军，关于他们，此次采访中记者所获资料最为有限。
1988年和1990年的大专辩论会，中央电视台没有播出过有关赛事的录像。
1993蒋昌建：再掀高潮
大专辩论赛高潮再起是在1993年。此时，“亚洲大专辩论会”已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由新加坡广播局与中央电视台联手举办。时任中央台青少部编导的潘跃带队前往新加坡，观摩比赛的同时，“把整个比赛过程怎样组织都学到了”。
那是一场事后被誉为“巅峰”的辩论赛，中央台全部播出了7场比赛的实况，最后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的一场对决被奉若“经典”。决赛辩题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金庸先生坐镇评委，复旦大学以反方力主“人性本恶”。很多人至今都还记得“二辩”季翔的一段有关《天龙八部》中“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穷凶极恶”四大恶人的极其巧妙的论辩如何引来满堂彩声，更难忘“最佳辩手”蒋昌建那句极有感染力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看见光明”。
当年复旦这支冠军队成员中，有今天的中央台节目主持人姜丰。当时她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有点胖，没有现在这么漂亮，但是非常可爱，在台下特别文静，话也不多”，这是潘跃当时的印象。这个当年一心想当节目主持人的女孩子最终得偿所愿。因为这一场出色的辩论赛，某种程度上她与同伴们一起成为了公众人物，据说中央电视台人事处的处长还曾为她专程去了趟上海。
当年最出色的辩手当然还是蒋昌建，“他是那种典型的‘雄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那种气势，给人感觉似乎他要比他那瘦小的身体大上好几倍，他尤其善于运用恰到好处而又极具煽动性的比喻”。今年的辩论赛蒋昌建是以耶鲁大学队顾问的身份随行，前天晚上记者采访到他时，他正在看电视上耶鲁大学队的一场最终失利的比赛录像。他告诉记者当年参加辩论赛时，他是政治系硕士三年级的学生，正忙于准备论文，之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辩论及演讲，是系里的老师推荐，把他给推上去的。他把这次经历看得很平淡，他说没有觉得自己成功，只是提到他们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在那种宛如“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他们对推动辩论赛在内地的发展可能是起了一些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说，当社会上公众对辩论赛兴趣已不如当年之时，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的确可称是一针强心剂。“节目播出后，一片沸沸扬扬。我们《12演播室》又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一时间观众来信像雪片一般。其后一本《狮城舌战》更让辩论的台前幕后充分曝光。报纸刊物纷纷登载辩词，一时间辩手独领风骚，辩论会风起云涌。1993年、1994年大小赛事此起彼伏，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连宋丹丹等笑星名流也端坐台上认真辩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但是不能不承认，每次我们都满怀希望看着留不下什么印象的辩论。”
一派热闹景象中，有专家指出：赛事过滥，缺少精品。而大专辩论赛程序和规则上十几年不变的弊端，此时也开始显现。
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
林正疆（台湾辅仁大学四辩）
1997王慰卿：体会低谷
接下来的1995年、1997年两届大专辩论会，虽然中央台依旧全场转播比赛实况，但大专辩论赛的影响却似乎在不可逆转地渐渐趋冷。
199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在北京举行，参赛队员中第一次出现了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等非华裔辩手，掀开了本世纪华语交流史上新的一页。这次比赛最后的决赛在南京大学的四个女孩子和台湾辅仁大学的四员男将间展开，最后南大获胜。但此次比赛后引来种种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批评，冠军队邬健敏、韩露、钟婳婳、杨蔚4个女队员也很快“淡出江湖”，沉寂下去，杨蔚甚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我以后再也不参加辩论会”的话，一时间，用担任这一次比赛导演的潘跃的话来说，“辩坛一片萧瑟”。
在这之后出版的一本《唇枪舌剑》中，潘跃开始写反思文章，指出大专辩论赛规则上的种种弊端，比如节奏慢，每个辩手发言的时间过长等等。这个时候很多辩论技巧和套路，诸如“对方辩友刚才的阐述恰恰说明了我方的观点，在此我表示感谢”、“对方的问题刚才我们实际已经回答了，现在我想反问对方”、“下面我方将从逻辑、事实、价值层面对我方观点做进一步说明”等也被运用得近似“八股”，有“背”而来、过于注重词藻华丽、“掉书袋”、“辩论像诗朗诵”等越来越严重，辩论越来越偏离正面交锋、逻辑严密等基本要义。
所以一提起1995年的大专辩论会，比起内地那些明显“准备的东西太多”的辩手来，获得“最佳辩手”之称的台湾选手林正疆获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推崇，“他那种严谨的思维逻辑，出口成章的口才，而且辩论起来直接针对对手，表达起来那么清晰、准确、简直没有废话，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说这话的是1997年大专辩论赛的“最佳辩手”、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王慰卿。
1997年，王慰卿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从新加坡铩羽而归。那是一次准备时间不足两月的仓促上阵，一个很不理想的结局，电视台的人们感觉在电视观众中“没有任何的反响，完全跌入低谷”，但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关键是一种模式太成型之后，必然就有弊病显露出来，这时候就有修改它的必。”
1999路一鸣：彰显希望
8月29日，西安交通大学队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走上了’99国际大专辩论会华裔选手组的冠军席。而西安交大的一年级博士生路一鸣，则在捧起“最佳辩手”奖杯的一刻，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喝彩。
此次辩论会导演潘跃在评点这一届的最佳辩手时说：“路一鸣有两点给我印象最深刻，首先他的逻辑性超乎常人，非常让人吃惊，很多时候他能用自己的话现场把对方的很多辩误进行逻辑化的归纳，而不同于以往的仅仅简单罗列。这是这次辩论规则修改带来的变化之一，即辩手的现场反应和现场驾驭语言能力大大提高。这次辩题故意很晚才告诉参赛者，有意不给他们充分的准备辩题的时间。以往都是提前3个月告诉他们，而现在决赛的辩题仅提前一个星期，非决赛的辩题提前两个星期告诉他们。这样做使得他们在赛前准备中不得不在提高辩论技巧、锻炼现场反应方面下功夫。路一鸣这方面特别突出。另外，路一鸣有很强的正面狙击能力，对方的进攻他都是非常正面而直接地打过去，比起以往辩手中比较普遍的自说自话、背稿子，很有进步。”
潘跃坦言这次辩论赛最让他惊喜之处，是看到了好几种新辩手类型，路一鸣之外，还有西安交通大学二辩郭宇宽，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的辩手，非常能够在现场把对方的谬误推到调侃的境地；另外还有马来亚大学的“自由人”胡渐彪，非常好地完成了“自由人”被赋予的使命；当然还有新南威尔士大学队那些把加菲猫带上辩论席、在场上给对方队员亮红、黄牌，甚至贴大字报的小女孩儿，“对于她们的出现，我先是惊呆了，然后有点不适应，但马上就开始反思。为什么她们能赢得掌声和喝彩(当然也有人不能接受，甚至愤而退场)？很多人的反应跟我是一样的：哦，原来辩论赛还能这样搞？！她们带来的至少是一点新东西”。
“我期望通过规则创造一种新的辩风，也许以后最理想的辩论赛应该是各种不同的辩论模式和不同辩论风格辩手共存的局面。”在采访的最后，潘跃如是说，我一直在想辩论究竟是以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我们要通过辩论告诉观众什么，胜负不是主要的，辩手们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个性和才华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通过辩论不断推出个性熠熠闪光的辩手，我认为，这才是辩论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