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天祥千秋祭
一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西元1236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四十七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西元1279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惶，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10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二
在北地，考验他的人格的，是比杀头更严峻的诱降。诱降决无刀光剑影，却能戕灭一个人的灵魂。但见，各种身份的说客轮番登门，留梦炎，就是元人打出的第一张“王牌”。
留梦炎是谁？此公不是凡人。想当初，他和文天祥，曾同为南宋的状元宰相。然而，两人位同志不同，就是这个留大宰相，早在西元1275年的临安保卫战中，就伙同内奸陈宜中，暗里策划降元。为此，他极力干扰文天祥率军驰卫，而后又弃城、弃职逃跑。待到临安沦陷，他又拿家乡衢州作献礼，摇身变成蒙元的廷臣。
留梦炎一见文天祥，就迫不及待地推销他的不倒翁哲学。他说，“信国公啊，今日大宋已灭，恭帝废，二帝崩，天下已尽归蒙元，你一人苦苦坚持，又顶得了什么用呢？那草木，诚然还是赵家的草木，那日月，却已经是忽必烈大汗的日月了。”
天祥转过身去，只给他一个冷背。真的，你让葵藿如何与狗尾巴草对话？你让铁石如何与秽土论坚？留梦炎之流的后人对乃祖的投降哲学又有发挥，最形象、最直白的是“有奶便是娘”。岂知这种“奶”里缺乏钙质，他们的骨头永远不得发育。此辈精神侏儒，哪里识得文天祥的“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哪里配闻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识相的留梦炎仍然摇唇鼓舌，聒噪不已。天祥不禁怒火中烧，他霍然转身，戟指着留梦炎痛骂：“你今天来，就是给我指这条出路的吗？你这个卖国卖祖卖身的奸贼！你，身为大宋重臣而卖宋，可是卖国？身为衢州百姓而卖衢州，可是卖祖？身为汉人而卖汉节，可是卖身？……”
“你、你、你———，老夫本是一番好意，你不听也罢，凭什么要血口喷人？”留梦炎饶是厚脸昧心，也搁不住文天祥这一番揭底剥皮，当下脸上红白乱窜，低头鼠窜而去。
九岁的赵显，堪称是元人手里那种不带引号的王牌。这位南宋的小恭帝，国隆的日子没有赶上，国破的日子似乎也不觉得太痛苦。同是亡国废帝，南唐后主李煜的依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怕他是既不识梦寻，也不懂悲怀。元人想到了杠杆原理，想着废物利用，比如，现在就让他以旧主子的身份，出面劝说文天祥归顺。古话说一物降一物，你文天祥不是最讲忠君吗！那么你看，这会儿是谁来了？
文天祥料到元人会有这一着。因此，思想上早作好了准备。他没等赵显走上会同馆的台阶，赶紧跨出门槛，来个先发制人。但见他抢前数步，挡住赵显，然后南向而跪，口呼“臣文天祥参见圣驾”，随即放声痛哭。小皇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闹懵了，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天祥这一场大哭，本是策略，旨在让故恭帝无从开口。但他哭着哭着，想到今日幼主为人所制，竟不自知，而自己和千万忠臣义士浴血沙场，抵死搏战，还不就是为了保卫赵宋江山！一时心中涌上万般酸楚，不由动了真情，遂跪地不起，长哭不已，并且一迭声地泣呼：“圣驾请回！”
赵显这边慌了手脚，越听哭声心里越发毛，早把元人教给的言语，忘了个一干二净。少顷，又搁不住文天祥的一再催促，便乐得说声“拜拜”，转身回头，辚辚绝尘而去。
劝降招安活动并没有就此止步。这就要谈到元世祖忽必烈，——也就是那位一代天骄鉄木真的孙子。平心而论，忽必烈也称得上是一代枭雄，他不仅识得弯弓射大雕，还尽懂得治理天下。且说眼前，他就深知接管汉室，光凭蒙古人的力量，是不能畅达无阻的，须得借助汉人，实行“以汉治汉”才行。而在汉人中，最具号召力、影响力，因此也最能帮他巩固统治秩序的，当数文天祥无疑。所以，天祥愈是不屈，他就愈想招安。留梦炎、赵显两番碰壁，这一次，他就转派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上阵。
胜利者多的是淫威。此时不耍威风，更待何时！阿合马在一干僚臣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来到会同馆正厅，着人传文天祥。
一会，文天祥从容步出。他虽然衣单形瘦，眉宇举止仍不失大国之相的雍容。天祥站在厅内，以宋朝官礼向阿合马行一长揖，随后泰然入座。
阿合马眯缝着眼打量文天祥，恶声问：“姓文的，知道是谁在跟你讲话吗？”
天祥微微一笑：“听人说，来的是宰相。”
“既知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
天祥扬得一扬眉：“我是南朝宰相，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彼此彼此，哪有下跪之理？”
“嘿嘿！你既是南朝宰相，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呀！？”阿合马抖抖朝服，晃晃珠冠，戏谑地发出一阵嚎笑。
天祥面如闲云，待阿合马笑够了，笑不下去了，才盯住他的眼：
“老实告诉你，南朝要是早用我为宰相，你们一定打不到南方去，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阿合马先是被天祥盯出一阵寒颤，接着又被他的回答激得恼羞成怒，无奈辞拙，找不出话来反驳。试想，大草原的马背上摔打出来的将军，总共才读过几行书，论说理，哪里是江南士子的对手。何况他今天面临的又是彻底陌生的语言和行为系统！阿合马没了辙，只好抛出撒手锏：
“老子不跟你斗嘴皮。你要晓得，你的性命，可是捏在老子的掌心！”
这又显出了阿合马的浅陋。像文天祥这样的一代奇男，是杀头所能吓趴的吗？！岂不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文天祥固然无法预见，七百年后有个叫毛泽东的，把太史公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箴言，定音为人品人格的最高层次。不过，他在缧绁之中，倒是常拿了这几句诗勉励自己：“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
天祥听罢阿合马的恫吓，果然昂首挺胸，一脸不屑：“要杀便杀，说什么捏在你的掌心不掌心！”
消息反馈给忽必烈。这位蒙元的开山始祖，眼见诱导不成，威逼也无效，但他仍不死心。这就见出了他的目力，一代政治家的战略巨眼，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饶有深意的现象：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权力的高地，往往是那些敌对派别的首领，也就是对峙的双峰，才更为了解，更为识得对方的价值。
忽必烈心生一计，下令将文天祥铐上长枷，送入兵马司囚禁。
为了耗蚀文天祥的锐气，消磨他的精神，还规定不准带一仆一役，日常做饭、烧茶、洗衣，乃至打扫园林，都要他自己动手。
一月后，他们估计文天祥肯定经受不了这番折辱，想必已经回心转意，于是让丞相孛罗亲自出马，伺机渡文天祥投诚。
历史记载这一日天寒地冻，漫空飞雪。文天祥随狱卒来到枢密院，他看到孛罗之外，还有平章张弘范，另有院判、签院多人。天祥往厅堂中央一站，草草行了个长揖。通事（翻译）喝道：
“跪下！”
天祥略一摆手：“你们北人讲究下跪，我们南人讲究作揖。我是南人，自然只行南礼。”
孛罗听通事译完，气得乱髭倒竖。他吸取了阿合马的教训，决定先来个下马威。于是喝令将文天祥强行按跪。几名侍卫一拥而上，又拖又拽又按又压，强迫文天祥屈膝。奈何强按不是真跪，天祥仍奋力抬起头，双目射出凛凛的威光。
孛罗冷笑：“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呀？”
“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因国破而遭杀身之祸的，哪一代没有？”天祥亢声说，“我今日忠于大宋王朝，沦为阶下囚，只求速死。”
孛罗追问：“就这些，再没别的了吗？”
天祥正色：“我是宋朝宰相，国破，论职务唯有一死，战败被俘，按法律也唯有一死，还有什么其它可讲的！”
“你说天下事有兴有废，我问你，从盘古到咱今天，一共有过多少帝王呀？”孛罗摇晃脑瓜，摆出一副蛮有学问的样子。
“莫名其妙！”天祥露出无限蔑视，“一部煌煌十七史，你让我从哪里说起呀？我今天又不是来赴博学宏词科，哪有工夫陪你闲扯！”
孛罗这才想到有点文不对题。但他是丞相，且负有劝降重任，所以不得不强自镇定。随后又挖空心思，多方诘难，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文天祥的自尊，以便乘隙诱归。也真是，整个江山都已姓元不姓宋了，你一个文天祥，还倔强个什么？这当口，只要文天祥的膝盖稍微那么一弯，立马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奈何，奈何他的膝盖天生就不会向敌人弯曲。“亦知戛戛楚囚难，无奈天生一寸丹！”“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文天祥打定主意就是誓死不降。孛罗忍受不了这种刺激，终于又归于了阿合马一路。他站起身，一掌扫落案上的杯盏，歇斯底里地狂吼：
“文天祥！你一味想死，我偏不叫你就死！我要囚禁你，让你求死不能，求生不得！”
天祥哈哈一笑，从留梦炎到赵显到阿合马到孛罗，已足以让他看出蒙元统治者的黔驴技穷。他仰得一仰头，运气丹田，声震屋瓦：
“文某取义而死，死且不惧，你囚禁又能把我怎样？”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斜阳照在这万顷碧波上，仿佛洒下了碎金。灿烂的光辉随着波涛荡漾，让人犹如置身梦中。我倚在船边，看着这醉人的美景，心头却凄凉一片。轻轻摇荡的战船轻柔得好像儿时的摇篮，但我却没有那份酣然。
任凭海风吹散我凌乱的长发，打湿我破旧的衣衫，我却毫不在意，只是呆呆的望着水光接天处那淡淡的长线。身后奉命看守我的士兵紧紧的抓着我脚下的铁链，怕我在他们眨眼间葬身在这碧波浪涛中。听着铁链撞击的声响伴着风的怒啸，我只能苦苦一笑。
元朝把我劫持的到崖山，只是想借助我的影响降服宋军。望着张弘范虚伪的笑脸，我真想亲手掐死他。我知道宋室衰微，君昏臣庸。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生我养我的大宋朝。既为大宋子民，生死都应背着这宋的碑石。
张弘范看着我鄙夷的目光幽幽叹息，我知道你瞧我不上，可你知道吗？我在宋为官时也想做一个流芳百世的名臣。可是大宋昏君临朝，奸臣当道，把我的雄心壮志磨得只剩下一捧尘土。我无奈才降元。我恨这个宋朝，恨他的无能，恨他的腐朽。早晚我灭他之后，定摩崖铸字留下我灭送的字迹。即使让千万人唾骂，我也不悔。
我还能说些什么，只留下了满腹的辛酸，但却伴着泪在心中搅成一团泥。
想起年轻时的豪情壮志，此时只化成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刻苦读书，进士及第，只想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只想让这颗腐朽的大树重新焕发出生机。可是这又怎么样？我屡受排挤，只因为我的努力妨碍了奸臣们的贪污享乐。
曾经想过放弃，可一看到百姓们希冀的眼神，我便再次鼓起奋发的勇气。看着境内百姓安乐的面容，我心中充满欢喜。因为我卓越的功绩，我屡次受到褒奖，屡次升官，可是又一次次在这激流当中退了下来，可是我的心中还是充满激情。我要凭我一己之力，让这宋室朝廷重新兴盛。
可是，历史的车轮彻底碾碎了我美好的梦。元朝铁蹄南下，把原本风雨飘摇的宋室王朝推翻，只有那裸露的根还在泥土中挣扎。看着这支离破碎的朝廷，我只能拿起生锈的长剑去奋力厮杀。我召集了几万兵马，带着一份焦急赶往临安。可是朝中怕我掌权的奸臣却把我挡在了城外。看着紧闭的城门，我只能叹息。这样的朝廷在奸臣的把持下怎么能够兴盛。那些卑微的小人们眼中只有权力，把国家的利益当成儿戏。我的梦也只是梦而已。
南宋朝廷最终还是败了，败得凄惨无比。丞相陈宜中弃城逃跑，我临危授命，被朝廷派到元营谈判，可是没想到却被元军拘禁。等我再次见到南宋君臣时，朝廷已经投降。看着降书上的斑斑泪迹，我心酸无比。
在元军防范疏松的时候，我逃了出来。再次走在这片土地上，我感慨万千。即使我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我也不会放弃复国的希望。我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
我再次组织了义军，去寻找逃亡在海上的宋室朝廷。可是我没想到复居丞相之职的陈宜中仍旧刚愎自用，贪图权力。对于我的建议毫不理会，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力。他卑微的行径让我咬牙切齿，可又无能为力。我想过放弃我懦弱衰微的小朝廷，自己去创造一片天地。可是我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最终，我还是兵败被俘，而这最后的小朝廷也彻底灭亡。在张弘范的身边，我亲眼看到那个陆秀夫抱着幼帝跳下这茫茫大海，看着汹涌的波涛吞噬了他们的身体，我的泪浸湿了我破旧的衣衫。大宋亡了，大宋彻底亡了。
心灰意冷的我被元军带到了大都。看着窗户外仍旧明亮的月亮，我一片漠然。元朝为了劝服我，把降元的南宋丞相留梦炎派来。看着他谄媚的笑脸，我只是唾了他一脸。南宋降君也被派来劝降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他柔弱哀伤的眼神让我的心碎成千万块。无奈的元朝政府只好把我投进了监牢，并把在元朝宫中受苦的妻女的家书给了我。看着家书中所描述的苦难，我想哭，可已经没有了泪。
后来元朝大汗忽必烈把我招到朝堂上，亲自问我。他紧紧的盯着我的眼睛，缓缓说道：“你最后还有什么心愿？”
我知道，他这悲悯的眼神给我的是最后的送别。我直视着他，轻轻回道：“文天祥别无所愿，只求速死。”
明媚的阳光直刺我的双眼，仿佛千万根的金针。我向南长跪，深深长拜。生为大宋的忠臣，死是大宋的鬼雄。希望我死后，那缕灵魂能随着轻风飘向南方，重归大宋的土地。
我俯在沾满鲜血的断头台上，闻着刺鼻的血腥，听着周围喧闹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最后只看到那柄鬼头刀闪闪发光。
读屈原
——梁衡
薄暮冥冥，我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读你的《涉江》。心灵的底片便慢慢地烟染上一层层殷红，渐深的暮色也仿佛笼上一层悲戚的色泽。那神奇瑰丽的想象连同汨罗江畔孤独清高的身影，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
这是一篇百读不厌的千古名篇。每次阅读，总有一种感动淹没我的心。你也如横空而过的一颗流星，闪烁着凄凉的美丽，划过我的心空。曾在一个落寞而寂寥的深夜，入梦般的想象一颗孤独的灵魂在汨罗江畔或是高峻蔽日的深山之中伴随着自己高远的理想怎样孤独的漫游。如血般的残阳拉长了你的身影，陪伴你的只是猿猴啼血般的哀鸣。但你只将凝聚着的忧愤的血泪以及自己远大的理想抱负从自己的心灵流出，让一个去国离乡之人苦难生活的点点滴滴颤动于笔尖，化为一篇篇瑰美绮丽的文字，流芳千古……
此刻，你的足音正姗姗向我走来，走向千年之后的今夜，走向寒露沾襟的今夜，走向我阅读的今夜，走向我审视自己灵魂的今夜！依旧是那阵秋冬的绪风，依旧是那般凄寒，你是否依旧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你的家乡，望着你的祖国？你是否依旧在汨罗江畔执着地守望，守望着能回到祖国，再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那么，又会有谁能彻悟你凝固在深山之中的沉痛？如果说，生命的过程恰好是从激越走向安详；如果说，人生的岁月必定是从绚烂走向平淡；那么，你真的走得一路安详吗？你那伟大的思想及远大的理想都随滔滔不息的汨罗江水一同远逝了吗？或许，我们只能在那空蒙浩瀚的疏星中读到你的消息，只能从那瑰奇绚丽的篇章中读懂你的思想，读懂你那颗忧郁而滚烫的爱国心，读懂你那种长存于尘世间的顶天立地的精神。而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虔读你的一腔热忱，遥想你短暂一生的苦难历程，我一直都相信你是借文章来抒写自己苍凉的人生！文章中那悲愤、抑郁的倾诉，不都寄寓了你深绾于心的血泪，情浓于心的忠贞吗？每回在嘈杂喧嚣的生活中静下心来，汨罗江畔的呼声就萦绕于耳畔，回响于心际，让我不自觉地以此来观照自己。在这个被言情武打以及各种光怪陆离地书籍杂志充斥的社会，是你在时时提醒我，记着仍浮沉于人世的另一种人生。那些我们时不时就可遭遇的人，不都是在以类似于你的方式在日渐冷漠的街巷里蹀躞吗？
你因《离骚》而不朽，这或许是你不幸的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虽然这是千年以后的事。这也让我想起了许许多多同你一样遭际不幸的生命，他们生命中那些闪光的东西却不为人知。现代被言情武打、卡通漫画宠坏了的眼睛是不屑于咀嚼这些倾诉的。由此，我也常常在阅读你之余，掬一捧清泪，为那些无声消逝了的生命。在光影班驳的现代社会，固守住我生命里那些最为本真的东西，真的希望你一直都未曾远离我们。或许，你正踏着滔滔江水，穿越千年尘世的风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远远地注视着我们这群现代人。
梁衡
梁衡：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行文草本有灵，水石有韵。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特别是历史伟人名人的写作，《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等。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1996年在《佛山文艺》发表的散文《忽又重听“走西口”》获《美文》、《文学自由谈》、《佛山文艺》三家联合举办的“心系中华”散文征文优秀奖。有散文三篇《晋词》、《觅渡，觅渡，渡何处》和《夏感》入选中学教材，近年《海思》也被选如鄂教版语文中学教材。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惟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掠，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都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快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老实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像、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惟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他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句生活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本来他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辛酸”、“悲辛”、“辛辣”，真是五内惧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烂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东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可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涨，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那么，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2000年8月）
读韩愈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因为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师说》、《进学解》。课外阅读，各种选本上韩文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警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跨越了一千多年，仍在指导我们的行为。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洞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礼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诚实意见的习惯。这种官职的第一素质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见获死罪都在所不辞。所谓“文死谏，武死战”。韩愈在上书前思想好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大义战胜了私心，终于实现了勇敢的“一递”。谁知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而大祸又引来了一连串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并说，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也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像，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抗拒，争长为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开，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13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边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3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172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度玉门，戈壁绽绿阴。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荒蛮之地视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将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1997年5月有所思于潮州，1998年7月写于北京）
跨越百年的美丽
今年是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100周年。
100年前的1898年12月26日，法国科学院人声鼎沸，一位年轻漂亮、神色庄重又略显疲倦的妇人走上讲台，全场立即肃然无声。她叫玛丽·居里，就是后来名扬于世的居里夫人。她今天要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在这里宣布一项惊人发现，他们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元素镭。本来这场报告，她想让丈夫来作，但皮埃尔·居里坚持让她来讲。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女子登上过法国科学院的讲台。玛丽·居里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略带淡泊的神情，而那双微微内陷的大眼睛，则让你觉得能看透一切，看透未来。她的报告使全场震惊，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她那美丽而庄重的形象也就从此定格在历史上，定格在每个人的心里。
居里夫人一直是我崇拜的少数名人中的一个。如果说到女性的名人她就更是非第一莫属了，余后大概还有一个中国的李清照。我大约是在上中学时读到介绍居里夫人的小册子，从此她坚毅的形象便在脑海里永难拂去。以后我几乎搜读了所有关于她的传记。一个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对居里夫人来说，这两方面她都具备，而且超群绝伦，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和学习。
关于放射性的发现，居里夫人并不是第一人，但她是关键的一人。在她之前，1896年1月，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光，这是人工放射性；1896年5月，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盐可以使胶片感光，这是天然放射性。这都还是偶然的发现，居里夫人却立即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其他物质有没有放射性？物质世界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块全新的领域？别人在海滩上捡到一块贝壳，她却要研究一下这贝壳是怎样生、怎样长，怎样冲到海滩上来的。别人摸瓜她寻藤，别人摘叶她问根。是她提出了放射性这个词。两年后，她发现了钋，接着发现了镭，冰山露出了一角。为了提炼出纯净的镭，居里夫妇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废渣。他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一锅一锅地进行冶炼。然后再送到化验室溶解、沉淀、分析。而所谓化验室是一个废弃的、曾停放解剖尸体用的破棚子。玛丽终日在烟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留下了酸碱的点点烧痕。一天，疲劳之极，玛丽揉着酸痛的后腰，隔着满桌试管、量杯问皮埃尔：“你说这镭会是什么样子？”皮埃尔说：“我只是希望它有美丽的颜色。”终于经过三年又九个月，他们在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镭。它真的有极美丽的颜色，在幽暗的破木棚里发出略带蓝色的荧光。还会自动放热，一小时放出的热能溶化等重的冰块。
旧木棚里这点美丽的淡蓝色荧光，是用一个美丽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换来的。这项开辟科学新纪元的伟大发现好像不该落在一个女子的头上。千百年来，漂亮就是一个女人的最高荣誉，最大资本，只要有幸得到这一点，其余便不必再求了。莫泊桑在他的名著《项链》中说：“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门庭的标志。”居里夫人是属于那一类很漂亮的女子，她的肖像如今挂遍世界各国的科研教学机构，我们仍可看到她昔日的风采。但是她偏偏没有利用这一点资本，她的战胜自我也恰恰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当她还是个小学生时就显示出上帝给她的优宠，漂亮的外貌已足以使她讨得周围所有人的喜欢。但她的性格里天生还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这就是人们经常加于男子汉身上的骨气。她坚定、刚毅，有远大、执着的追求。为了不被漂亮所干扰，她故意把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她对哥哥说：“毫无疑问，我们家里的人有天赋，必须使这种天赋由我们中的一个表现出来！”她不但懂得个人的自尊更懂得民族的自尊。当时的波兰为沙皇所统治，她每天上学的路上有一座沙皇走狗的雕像，玛丽路过此地，总要狠狠唾上一口，如果哪一天和女伴说话忘记了，就是已走到校门口也要返回来补上。她中学毕业后在城里和乡下当了7年家庭教师，积攒了一点学费便到巴黎来读书。当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这个高额头，蓝眼睛，身材修长的漂亮的异国女子，很快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男学生们为了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或有幸凑上去说几句话，常常挤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她的女友甚至不得不用伞柄赶走这些追慕者。但她对这种热闹不屑一顾，她每天到得最早，坐在前排，给那些追寻的目光一个无情的后脑勺。她身上永远裹着一层冰霜的盔甲，凛然使那些“追星族”不敢靠近。她本来是住在姐姐家中，为了求得安静，便一人租了间小阁楼，一天只吃一顿饭，日夜苦读。晚上冷得睡不着，就拉把椅子压在身上，以取得一点感觉上的温暖。这种心无旁骛，悬梁刺股，卧薪尝胆的进取精神，就是一般男子也是很难做到的啊。宋玉说有美女在墙头看他三年而不动心；范仲淹考进士前在一间破庙里读书，晨起煮粥一碗，冷后划作四块，是为一天的口粮。而在地球那一边的法国，一个波兰女子也这样心静，这样执着，这样地耐得苦寒。她以25岁青春难再的妙龄，面对追者如潮而不心动。她只要稍微松一下手，回一下头，就会跌回温软的怀抱和赞美的泡沫中。但是她有大志，有大求。她知道只有发现创造之花才有永开不败的美丽。所以她甘愿让酸碱啃蚀柔美的双手，让呛人的烟气吹皱她秀美的额头。
本来玛丽·居里完全可以换另外一个活法。她可以乘着年轻貌美如现代女孩吃青春饭那样，在钦羡和礼赞中活个轻松，活个痛快。但是她没有，她知道自己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更远一些的目标。成语言“浅尝辄止”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殊不知有多少人对自己也常是浅知辄止，见宠即喜。你看有多少女孩子王婆“赏”瓜，顾影自怜而不知前路。数年前一位母亲对我说她刚上初中的女儿成绩下降。为什么？答曰：“知道爱美了，上课总用铅笔杆做她的卷卷头。”美对人来说是一种附加，就像格律对诗词也是一种附加。律诗难作，美人难为，做得好惊天动地，做不好就黄花委地。玛丽·居里让全世界的女子都知道，她们除了“身世”和“门庭”之外，还有更值钱、更重要的东西。
1852年斯佗夫人写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说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放黑奴的大革命。比斯佗夫人约晚50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也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科学革命。它直接导致了后来卢瑟夫对原子结构的探秘，导致了原子弹的爆炸，导致了原子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项发现的哲学意义。哲学家说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西方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公元1082年东方哲人苏东坡在赤壁望月长叹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在，居里夫人证明镭便是这样“不能以一瞬”而存在的物质，它会自己不停地发光、放热、放出射线。能灼伤人的皮肤、能穿透黑纸使胶片感光，能使空气导电，它刹那间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哲理就渗透在每个原子的毛孔里。玛丽·居里几乎在完成这项伟大自然发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发现。她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当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镭射线也在无声地侵蚀着她的肌体。她美丽健康的容貌在悄悄地隐退，她逐渐变得眼花耳鸣，苍白乏力。而皮埃尔不幸早逝，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更加重了她生活和思想上的沉重负担。但她什么也不管，只是默默地工作。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它得到了永恒。“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就像化学的置换反应一样，她的青春美丽已换位到了科学教科书里，换位到了人类文化的史册里。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百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衔，特别是两次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去当玩具。上帝给的美形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凭谁论短长，漫将浮名换了精修细研。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了她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中，玛丽·居里是惟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她行事处世，超形脱俗，知道自己的目标，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一般人要做到这两个自知，排除干扰并终生如一，是很难很难的，但居里夫人做到了。她让我们明白，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开发的。有的人止于形，以售其貌；有的人止于勇，而呈其力；有的人止于心，只用其技；有的人达于理，而用其智。诸葛亮戎马一生，气吞曹吴，却不披一甲，不佩一刃；毛泽东指挥军民万众，在战火中打出一个新中国，却从不受军衔，不挎一枪。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他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着地进取，直进到智慧高地，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挺立在智慧高地的伟人。
（1998年9月25日）
读韩愈
——梁衡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在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了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人人都该享有爱。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我在祠内仔细看着题刻碑文和有关资料。韩愈的确是个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来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留下了如日记一样珍贵的史料。比如，除鳄之前，他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这简直就是一篇讨鳄檄文。他说我受天子之命来守此土，而鳄鱼悍然在这里争食民畜，“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他限鳄鱼三日内远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尽杀乃止”！阴雨连绵不断，他连写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请求天晴。他说天啊，老这么下雨，稻不得熟，蚕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无辜的，请降福给他们。（“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韩愈在潮州任上共有十三篇文章，除三篇短信，两篇上表外，余皆是驱鳄祭天，请设乡校，为民请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当其获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时，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宰相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两次犯上直言，被贬后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所以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愚生佯狂说屈原
——谢宗玉
一
四月二十三日，天降异象。先是气温陡然升至三十余度，艳阳暴烈，午后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如注大雨夹杂着弹珠似的冰雹袭击了整座城市。黄昏从办公室出来，全城交通堵塞，每一辆汽车哀哀其鸣，无法动弹。我骑着摩托车，见缝插针，回旋于小街陋巷之中，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家。上楼之时，居然见楼梯口伏三尺绿蛇一条，心顿时骇然大乱，不由竟有了贾谊乍见鵩鸟之胡思。
这几天，我饮食出行，与平时无异。稍有异动的，是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这篇文章乃应酬之作，我本想随便拿一些大话道话搪塞一下。众口铄金，屈原早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魂之所在。我无论怎么夸赞他，都不为过。而且凭借对古人天花乱坠的褒扬和推崇，还可以像别人那样成就了自己的德名和才名，把自己打扮成这个社会的道德典范。孰料举笔半晌，竟是难置一词。我知道，这实在有违自己的心性。
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并不是要我们把历史人物粉饰成一具金光闪闪的菩萨。而是要借对历史的批判和感悟，呈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喜好，甚至偏执，浅薄、愚陋、虚妄来。那样的散文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基于这种原因，我只想写出我自己对屈原生平一点感悟。如果今日天降异象，是老天因洞悉我即将的胡说八道而大发雷霆之怒，我也将去而不顾。言为心声，谁能阻挡我说真心话的权力呢？最多是让世人骂我无知狂生罢了！
二
窃以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成名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归功于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之前，其余没有任何史书有过关于屈原的介绍。就连厚厚的一本《战国策》，屈原的名字都没提一下。可见屈原在他那个社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说作为不大的人。在时代的大风云中，他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在史书上留一笔。晚他二百余年的司马迁尽管在列传中写到了他，但马上觉得他的事迹与其余诸子相比，太过薄弱，便只好把贾谊拉进来与他共列一传。这在《史记》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屈原贾生列传》来看，屈原生平的事迹只有二三件是清楚的。一是与上官大夫争宠，被楚怀王疏远。上官大夫对怀王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每每法令一出，屈原就在外面自吹自擂，说这件事不是我就再没有人能够完成了。怀王大怒，就这样疏远了屈原。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屈原的确曾给楚国制订过法令。至于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之事，就多属道听途说，没有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只好含糊其词，一笔带过了。
二是秦昭王打着联姻的幌子，想把楚怀王扣押作为人质。屈原一眼识破秦昭王的阴谋，力劝怀王不可入秦。可怀王听了他小儿子子兰相反的建议，仓促之间就去与秦昭王相聚，结果真的被扣押了，秦昭王要求他割让土地作为交换。怀王不肯，最后落得个客死秦国的下场。
三是屈原到处散布怀王忠奸不辨的传言，使得令尹子兰火冒三丈，便找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告了一状，顷襄王一听，就把屈原远远发配去了汩罗。屈原披头散发来到汩罗江畔，被一个渔夫认出来了，就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了？这句话触发了屈原一腔悲愤之情，于是对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到了这里。渔夫诘问他何不同流合污，屈原一连用了几个比喻，表达了自己的高洁之心，并临江赋《怀沙》一曲，然后抱着石头投江而死。
曾经以自己的言行干预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长河中可谓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屈原的那点事迹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司马迁最后为什么就把屈原归于七十二列传之一呢？这应该跟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不无关系。司马迁在作《史记》之前，因替降将李陵开脱罪责而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想着自己的一腔报国报君的热血竟落得如此下场，左思右想，不得其明。恰好看了屈原一系列忠君爱国、幽怨悲愤的文章，感同身受，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就有了替他立传的心思。替屈原立传，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隐性地替他自己申张冤屈。不知各位读者有没发现，整篇《史记》中，司马迁都是以局外人的姿态介入到历史人物和事物之中，只在文章的最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唯独《屈原贾生列传》不同，屈原的事迹还没叙述多少，司马迁就忍不住大段大段对屈原的遭遇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屈原的为人为文夸上天了。“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溢美之词，与其说是在夸屈原，不如说是在夸他自己。“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这些话，用来评价《史记》算得上恰如其分。而用来概括屈原的文章，却不相符。屈原的文章直抒胸臆，饱含激情，以絢丽浪漫见长，长篇累牍表达的仅仅是自己的高洁之心高远之志和忠君爱国的抱负，让人读之颇嫌其繁，其文并不约，其辞也不微。
相对屈原政治作为的平庸来说，屈原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种独树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建设上，吸取《诗经》和《古乐府》的精华，屈原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骚体，为绚烂多姿的楚辞拉开了划时代的序幕。这种骚体好就好在能借物咏怀，直抒胸意、摧肝裂胆，反复吟咏，把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丝毫不显得造作。给人在阅读上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却又九曲回肠的气势，将读者的情感一下子就俘获了。特别是与他遭遇相近的人，更容易感同身受。可以说，司马迁先是从屈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种震撼人的力量，才决定替他立传的。屈原的文章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之名。
三
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所以《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都在老师的引导下有过系统阅读。那时年纪小，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或者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免人云亦云，被书本和老师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唬得一愣一愣。这几日重读这些篇章，才发现除了在文本上具有开创意义外，屈原的思想境界并不显得如何高远。内容和主题也非常重复，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重复写作。屈原所有文章的主题无非是说明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得不到重用，希望贤明的君主能将他重新召回，让自己的才能为国所用，为民所用。而他就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一边怨天尤人，一边梳理自己受伤的羽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中无法自拔。以致沅湘之人邀他作祭祀之礼、歌舞之乐，他一写一写，就把自己的忧愁焦虑全写进去了。《九歌》十一篇，写得几乎全是等待君王召他回都的主题。好在愚蛮之地的人们识字断义的并不多，不然谁有兴致拿《九歌》在祭祀上歌之舞之呀？
屈原无疑是一个语言大师。且看他的《湘夫人》开篇几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我相信只要稍通文墨的人，读了他的这几句话，内心都会像被针尖尖给挑了一下。那个绝美绝伦、超凡脱俗的美人，只稍微几笔，就勾勒得栩栩如生。这样的美人，就算是山高水长，道险路崎，我们也想目睹其芳容一回。
可惜的是，有如此神韵之笔的屈原，在刻划这个美人时，心里想到的却是皇帝那个糟老头子。在他的绝大多数篇章中，他都把皇帝老儿当美人对待。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怨又不敢怨、恨又不敢恨的等待垂青之人。知道了这一点，屈原文章中那些再绝美的意象也不能使我迷醉了。我不喜欢那些爱政治像爱美人的人。美人是人世间的珍宝，而政治只是垃圾。美人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敬爱呵护，而政治只需要像清理垃圾一样去搬弄就可以了。把政治当美人对待的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器，所以屈原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像屈原这样心无城府、不懂权谋之人，纵然有盖世之才，也不会得以施展。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那些杂耍演员能把十几个乒乓球在手中耍得七上八下、眼花缭乱，可给他一张乒乓球台，一副乒乓球拍，让他对付一个乒乓球，他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对手。屈原的悲剧就在于他狷狂的个性不适合在口蜜腹剑的政治舞台上呆。水至清而无鱼。就是这个道理。晚他几百年的诸葛亮就做得比他好多了。从品格、德行和人文关怀上讲，诸葛亮丝毫不比屈原差，两人都是处在乱世之中，诸葛亮却能从中脱颖而出，成就了自己的盖世霸业。原因就是诸葛亮比屈原多一颗兼收并蓄之心，懂得择主而事。
在《屈原贾生列传》之尾，司马迁就曾经叹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确，我也有类似的感叹，真正的大情怀，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学得屠龙术，不是“货与帝王家”，而是要“左右帝王家”，这才是大气魄、大襟怀。春秋时候的孔子、孟子、荀子及苏秦、张仪等人在这方面就开了个很好的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有真本事，走到哪里不能“为自己服务，为人民服务”啊？现在看来，春秋战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思想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帝王好多都只是些傀儡罢了。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可以树立文人和思想家独立的心性、人格和价值观。可惜屈原不懂这些，把个楚怀王当作他“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先秦诸子大多以思想闻名于后世，独独屈原是以他自我标榜的道德或者说“牢骚”立于后世。连与他共列一传的贾谊都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充满理性之光的政论文流传下来。可屈原的思想竟见不到一鳞半爪。屈原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有治乱之才吗？这恐怕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屈原有三句话流传得最广。一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再一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句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仅这三句话就可以确立屈原高标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性。我在《一日洞庭》中就曾经说过，笔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没用的，而要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没多少用，得要自己的能力担得起“忧天下人之先忧”。不幸的是，屈原并没有给后人显示出他为生民造福的能力和实例。楚国的法令就算是他修制的，在当时也并不显得优于其他诸国。至于“路漫漫”一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它背叛了，他没有像文天祥那样去不屈不挠地求索，而是一听都城失陷，就自毁而亡。至于“浊清醉醒”之句，完全是梦呓之语，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才会发出那种感叹。中学时，包括我在内的少年，都喜欢把这句话抄录在语文课本的封面，以明其志，居然一点也不脸红。到了大学，就再没有人敢这样做了。举世皆浊，唯有自己清；众人都醉，唯有自己醒。天啊，六十余岁的屈原还敢喊出这样的口号，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种“磕了脑壳”的气魄。事实上，当时楚国为国而死的仁人志士多不胜数，在各种史书中流传下来的侠肝义胆之人也比比皆是，何独只有他屈原是清醒的呢。从这句话中，倒可以看出屈原偏执的个性来。宦海沉浮，乃人生常理。为什么他屈原一旦含冤受挤，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与他为敌呢？
四
鲍鹏山先生在《屈原，无路可走》中认为屈原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业绩，而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这句话的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屈原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失败。历史的天平已向秦国倾斜，屈原就算不被排挤，让他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也不一定能挽救楚国灭亡的结局。那样的话，屈原在历史的黄卷中根本不可能发出如此强劲的光芒。屈原的成功得归于他那些自我标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正是他在被疏被贬之后才完成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屈原似乎忘记有注书立说这回事了。他每天写的都是官样文章，就是现在所说的汇报材料。并且为这些材料的出语不凡而沾沾自喜（我想上官大夫也不会空穴来风，从屈原后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自视甚高，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高贵的姓氏；在《涉江》中又说自己喜欢穿奇装异服，标新立异。后来的国画家们一画到屈原，就让他的头仰得高高的，云帽崔嵬，宽袖阔袍，一副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架势）。
有了屈原的被贬，才有屈原的文章，才有司马迁的感动。如果说给屈原立传是司马迁用木头给屈原雕塑了一座神像，那么司马迁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就是撒向那个神像的第一层金粉。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他自己，司马迁以为他们三个人所受的冤枉，在中国的知识界定是空前绝后的。可他没想到的是，在君权至上、毫无人权的中国社会里，历代以来“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太多。而他们一旦失势，每每就自比屈原，下笔千言，抒情明志，将七分给予屈原，三分留给自己。这样一来，屈原身上的金粉就越撒越多，越涂越厚，那神的面貌就越来越清晰，那神的光芒就越来越辉煌。已故作家江堤在他的《绝途》中认为，“屈原的痛苦是高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失意，其主题是失宠于帝王，落魄于官场。屈原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是他们用来抗拒堕落、战胜自我的一种话语武器。”他说得太好了。屈原正是一个失败的神祗。“恨天低，大鹏有志愁难展。”屈原成了天下失意知识分子心灵的慰藉，而他的文章就像一杯暖暖的烈酒，让千古以来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在凄风冷雨的夜里，伴着青灯，痛饮不休。到后来，几乎发展到每个少年在“强说愁”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屈原情节”。他们都是高呼“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口号长大的！
当然，“蛋糕”之所以能够越做越大，是因为历代帝王都允许这个“蛋糕”做大，没有人为地去破坏。屈原的确有一定的反骨，但他再怎么反，都没有反到皇帝老儿头上。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屈原根本就没想到要跳出怀王的“怀抱”。而屈原提倡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正是历代统治阶级最为需要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不懂权变的知识分子，皇帝老子喜欢了就召回，动怒了就贬去，只希望他们一个个都成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屈原模式”的人。屈原的精神力量塑造得越强大，那些失意文人聚众谋反的几率就越小，皇帝老儿的江山就越稳固。从这方面来说，屈原的文章思想就带有了某种精神鸦片的意味了。“秀才谋反，三年不成。”那三年秀才们干什么去了？去和唱《离骚》，抒发情怀去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笑话。我想说的是，屈原看似悲愤交加的文章，其实却有一种软化功效，能把后人的失意情怀梳理循导进入某种渠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屈原的文章就有这样的催化作用。
如果偏执一点，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几乎都出自先秦。先秦之后，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几乎寥若晨星。为什么？除了体制问题，我看“屈原精神”在其中的影响力也不算小。有着贵族血统的屈原一直以王朝为正统。所以一旦被逐，就觉得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分崩离析。当时楚国的郢都是现在湖北省的江陵市，离汩罗其实并不太远。物产地貌也没多大区别。可屈原就是觉得“郢都的月亮比汩罗圆”，被逐之后，就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简直还不如他笔下一枝“杜衡薜荔”什么的。杜衡薜荔无论遗失在多远多深的江湖，都能长出自己一份独特的精彩来。叶绿枝肥，花发幽香。而不管有没有人赏识。屈原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自屈原之后，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之所以少之又少，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王化正统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自由的个性，从而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群星灿烂的西方哲学家们就很少有几个是以离统治阶级的远和近来判断自己价值的大和小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政治仕途半点关系都没有。
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劝这个民族还是不要把屈原当作民族的神魂为好。事实上，在时光的淘洗磨砺下，屈原也不再是历史中的那个屈原了，而成了一件符合公众需求的伟大艺术品，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屈原形象。就像“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一样，“屈原精神”也成了历代知识份子集体幽怨的结晶。就像把一粒沙子塞入蚌壳之中，若干年后掏出来的是一粒珍珠。这就是历史中的屈原与人们心中的屈原的区别。从这一点来说，屈原精神倒可以代代传下去了。
办公室里的屈原 李敬泽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螺蛳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本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