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嵇康之死 先谈婚再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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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8年

杂谈

分类: 读书与出版



再谈嵇康之死 先谈婚再说爱




我1998年6月17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一千五百字不到的文史随笔《嵇康为何而死》。同年9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为此发表了两篇不算短的争鸣文章,一篇是蔡仲德的《关于嵇康的死因及其他》,一篇是张峰屹的《也谈嵇康为何而死》。应该说,蔡、张的文章对我多有启发,也确实指出了我的文章中的不准确之处,比如,蔡先生说:“‘正始’(公元240-248年)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立晋朝则是在265年,房文却有‘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后,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的说法,这是前后颠倒,把魏末的事当成晋初的事了。”我查了我所引用的史料,应是这样表达的:“咸熙二年(265)司马昭死,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杀绝。”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二是认为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是从正始元年开始的。由于我的粗心,没有表达准确,特别是在“建立晋朝”后面加了一个“后”字,使意思大不一样了。这让我惭愧。

然而,有一些问题,我却是需要说明的,蔡、张二先生,特别是张先生有的见解,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文史类的杂文。这一类的短小文章,只能回答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而不可能做详尽的考证工作。比如,关于嵇康的死,历史上有种种说法,我的文章不可能谈多种死因,只能选择一种我自以为是的结论。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那便是王蒙的这样一段话:“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

“与世俗对立”同“向黑暗势力抗争”,这大约不是一回事吧?嵇康是同“世俗对立”还是不满于司马氏集团、以致于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们抗争?这是一个问题。换一个角度说,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是一种“世俗”吗?如果司马氏集团的统治代表的是“世俗”,而这“世俗”又是那么残暴!那么,以为这种“世俗”是“污浊”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王蒙常常是这样的,他不去抨击“世俗”的污浊,而老是喋喋不休地要人们远离“以世俗为污浊”的“崇高”者,他要人们“躲避崇高”。如此“躲避”,是不是要和“污浊”者同流合污呢?

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嵇康不是由于王蒙所说的“性格弱点”而掉“脑袋”,根本的,是由于他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他应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所以掉脑袋。《文选》李善注引《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恶焉。”这说明,这件事是嵇康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之一。嵇康对自己为什么招杀身之祸当然是明白的,他明明白白地知道“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就是站在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立场。

关于嵇康的被杀,有人说他恃才傲物,有人说是钟会挟嫌构害……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嵇康不肯站到司马氏这边来。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他“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蔡先生引用的鲁迅的话,我是赞同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谈及嵇康的死,也谈了多条原因。《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关于嵇康的词条中,对于嵇康的死因,也一样谈了几条。一是“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二是“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三是“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

蔡文指出,我文章中关于嵇康的死,是由于他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又引用了钟会的话“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有混乱之处。蔡文认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才是嵇康被杀的“根本原因”和“要害所在”。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矛盾,至少没有大的矛盾。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这是总的,是“纲”,其他是具体的。嵇康在司马氏集团眼里是一个罪人,其致死之罪就在于独立于司马氏集团之外,甚至反对司马氏集团,而他的“罪行”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说得很明白,是有碍于他们的篡位;“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似乎也可说成是另一方面的表现;至于孝不孝的,固然有鲁迅所说,晋朝是要以孝治天下,所以吕安的不孝牵及了嵇康,但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即:你独立于我之外,你反对我,但我却不以这些“政治”上的理由公开“摆平”了你,我要找一条“世俗”更容易接受的理由,这就是“孝”。这一类的政治游戏,是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非洲的某些独裁者和东南亚的个别统治者们要排除异己时,就常说独立于他的反对派贪污或者腐化。

我要强调的是,最大的事实一是嵇康不站在司马氏一边;二是嵇康被司马氏集团杀害了。

其实,说穿了,嵇康以什么理由或什么名义被杀,都是不重要的了,重要的是他被司马氏集团所杀。司马氏集团所杀的自然是它的敌人,而不是它的朋友或是它的走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司马氏集团的统治,是极具“残忍性腐朽性”的,“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我已说过的,“不去谴责统治者的残暴,却在怪罪嵇康自己找死,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如果一定要在嵇康身上找什么教训的话,是不是面对司马氏的残暴,却要与其同流合污呢?或者,来一通“今天天气哈哈哈……”面对残暴却视若无睹呢?这又如鲁迅所说,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

因为以上理由,我还是认为王蒙对嵇康的死的看法是有悖常理的,他责怪嵇康,仿佛是嵇康的所谓“性格弱点”才招致杀身之祸。我不禁要问,嵇康是不是死得活该?我这里有一比,好比一个女子长得漂亮,她被强奸,被杀害了,有人不去谴责凶犯,却在责怪那女子:你也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可吸取的,你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呢?这是你的长相弱点,你要不长得这么漂亮,又怎么会被先奸后杀呢?东施就没有你这样的下场嘛!

张先生说:“对历史现象发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是容许的,尤其是在史料和评价都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魏晋这段历史,不少事件和人物史料不惟匮乏,且正史与小说家言混杂不清,龃龋难辨,更应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是的,王蒙的观点是一种观点,我批驳他的观点是不是也应算一种观点呢?“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是不是这种观点存在了,就不允许别人批驳呢?其实,敝之无甚高见。我只不过是用鲁迅说法之一种来批驳王蒙。鲁迅认为嵇康之死与他是曹家女婿有关。这只是嵇康多条死因中的一条。这只是众多见解之中的一种见解。这算不算也应该允许存在的一种“观点”呢?这观点怎么就一定是“一知半解”呢?鲁迅研究嵇康十余年,我坚信,鲁迅的推论是有其内在逻辑根据的。况且,持这种见解的,也不只是鲁迅一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当时,在政治上,司马氏和曹氏正在争夺政权。司马氏发动政变,杀了曹爽,初步地夺了政权。王弼、何晏是属于曹爽这一集团的,何晏为司马懿所杀。嵇康是曹氏的亲戚,也为当时执掌政权的司马懿的儿子晋王司昭所杀。”余冠英主编的《汉魏六朝诗选》中,对嵇康的注释写道:“他是魏宗室的女婿,在政治上反对当时权臣、后来篡位的司马氏。年四十岁被司马昭所杀……”显然,他们都提到曹家女婿或曹家亲戚这一条。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推出鲁迅,既不是要借鲁迅以自重,为我自己开脱,也不是说鲁迅的观点就批评不得,这只是因为曹家女婿说确实系鲁迅所言,作为嵇康多条死因之一条,“女婿”这条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不过是以鲁迅为思想武器来反对王蒙的观点,如此而已。

张文以几个曹氏后人在司马氏治下不仅没有被杀,“还增加了封邑”为由,认为“司马氏不杀害曹氏后裔,反而去杀害一个并无实力的曹家女婿,于情理不合。”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范文澜认为,“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司马氏靠杀人而篡位,这与历朝历代的篡位者无大区别。在司马氏篡位的过程中,大批皇室和外戚成员,大批亲曹分子被杀戮、被夷族,这是不争的史实。嘉平三年,曹氏诸王公被集中于邺都,命有司监察,这实际无异于集体囚禁。司马氏杀曹氏,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张文以个别代替一般、代替基本事实,让人仿佛觉得司马氏集团也还是颇讲仁义道德的。其实,曹氏后裔若真是如张文所说“还增加了封邑”的话,这得有两个前提,一是这些曹氏后裔应是俯首贴耳、摇尾乞怜的;二是这种“增加”是对司马氏集团还有益处的,至少能给他们撑门面,可以起“宣传”他的“仁政”的作用。我从司马氏集团的一贯作为认定,他们的不杀个别曹氏后裔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就是让某些人为其开脱罪责时用的。司马氏的这一招也还真灵,到了今天,也还有人为他的“不杀”摆好!

鲁迅及别的一些人,不是说嵇康因为是曹家女婿,所以被杀,而是种种原因里面之一种。此外,鲁迅也还说了别的许多条原因,这在本文也都有引用。因此,张文证明“不是因为曹家女婿被杀”,会不会是白忙累一场呢?也未可知。张文还认为嵇康是“无力”的。嵇康是不是真的“无力”呢?司马氏与张先生的见解却有所不同,他认为嵇康的言论要影响他的篡位,所以非杀不可。什么是“有力”,什么是“无力”,人们的见解也是大相径庭的。

张文认为,“从嵇康的诗文和他最亲近的人对他的评论中,我们都找不到嵇康涉足政事或卷入当时政争的思想依据。”显然,嵇康是“摆脱世俗系累和礼法约束的”。

司马氏集团邀嵇康入伙,嵇康拒绝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政治态度?司马氏集团为了篡位,需要“汤武周孔”为其粉饰,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这算不算“涉足政事”?有的人以思想为武器涉足“政事”,有的人以切实的行动涉足政事,方式不同,都是“涉足”。如此看来,我们怎么能说嵇康不是一种“涉足”呢?蔡先生的一段话,也足以批驳张先生的观点。蔡说:“嵇康……始终与恶势力抗争,写《管蔡论》,为‘淮南三叛’辩护,写《太师箴》抨击司马氏‘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写《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反对司马氏名教之治,号召‘越名教而任自然’,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可谓尚气任性,慷慨激烈。”这一切,都不算“涉足政事”?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司马氏招徕的名士的利禄比作死鼠,称为膻腥,这“旗帜”难道还不够鲜明吗?

其实,嵇康身处魏晋之际,表现狂放,倡导虚无,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钱穆说:“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国史大纲》)在嵇康身上,入世与出世,愤激与超脱,有着深刻的矛盾。在他仿屈原《卜居》而写的《卜疑》中,这种种矛盾表现得很具体。如文中问道:

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将卑懦委随,承旨倚靡,为面从乎?……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否臧乎?将傲倪滑稽,挟智任术,为智囊乎?……宁如伯奋、仲堪,二八为偶,排摈共、鲧,令失所乎?将如箕山之夫,颍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乎?……

从这些问句看来,嵇康又何尝忘情于世事?揣摩句意也隐然若有所指。这里丝毫也看不出一个高蹈遁世者的形象。

在《答二郭三首》诗中,他写道:“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对于庄子保全自身的混世思想,他也是不赞成的。应该说,嵇康是有抱负的,他曾受过儒学的熏陶,只是因为身处乱世,又看到野心家们利用名教干出种种卑劣的勾当,出于愤激,才要以“真”来揭穿“伪”,以自然来对抗名教。嵇康的诗中,一再提到环境的险恶:“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他还常以鸾凤自比而悲叹:“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因此他才向往于“逍遥游太清”,幻想远远地离开险恶的环境,离开层层的罗网。可是嵇康又是一位感情激越的人,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所以在他的诗文中多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对伪善者的讽刺,这些地方和他“游心太玄”的愿望,可说是背道而驰。

对于嵇康,我以为,他不像张先生所言,是那样的超然。至少,如蔡先生所说,“屈原重在忧国,嵇康重在忧民(人)”。既是“忧民”,便不超然。这里的“忧国忧民”是并列的。

许多名垂史册的人物,都有其自身矛盾的地方。嵇康的矛盾也多,如他对教育儿子的态度,就是很入世的,以致鲁迅都觉得“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只用自己的理解而不顾史实地解释历史人物,这是对他们的“私有化”。

至于嵇康与屈原“同列”问题,似乎有其随意性,但若是细加探究,我以为,也无甚不可。屈原“忧国”,多有“忧君”的意思,所谓“专惟君而无他”;嵇康“忧民”,所谓“刚肠疾恶,遭事便发”,公然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境界还在嵇康之下,屈原由于时代使然,他的“忧国”似有愚忠的因素羼杂其间;而嵇康,他并非特别忠于曹魏政权,但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幌子巧取豪夺感到深恶痛绝,则是确定无疑的。嵇康这样拒不与统治者合作而遭杀害的名士算不算“烈士”?屈原报国无门自杀、嵇康不与当道者合作被杀,屈原若不自杀是不是也要被杀呢?假若屈原被杀,是不是就没有自杀的屈原“忧国”以致于“爱国”呢?嵇康是不是也要像屈那样也去自杀,才可以成为“忧国”者或是“爱国”者呢?时代发展了,魏晋时代的嵇康在对“君”的问题上,甚至要比屈原高出一着,我以为。因而,二者在个别时候偶尔并列,也并不辱没了屈原。再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嵇康怎么就不比当时的“众人”清醒呢?“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几个文字符号,怎么就只配屈原独享呢?屈原什么时候享受了这个专利?

我在文章中认为“王蒙对嵇康之死缺乏历史常识的胡扯”,通过以上进一步的分析,我并没有改变这一看法。是的,是胡扯。王蒙贬损嵇康,事实上是胡扯,我讲他是胡扯,只不过是以我的表达方式讲出了一种事实。也许,“胡扯”二字过于生活化,过于随便,甚至还有一点火气,以致在张先生看来,“这似乎就涉及到学风问题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行文方式,如果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要精确到不用“胡扯”之类的程度,那天下文章都成了“学术论文”了,这似乎就涉及到修炼问题了,所有文章若是都修炼到心无波纹的程度,那天下文章却要先于社会制度而趋于“大同”了。再者,王蒙对嵇康信口开河,妄自“粪土”,他说得嵇康,别人就说不得他?一说了,就有“学风问题”?莫非因为嵇康是死人,王蒙是活人,死人说得,活人说不得?倘真是这样,“这似乎就涉及到学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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