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维特根斯坦，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哲学的传奇故事。他和苏格拉底、斯宾诺莎、萨特的一生一样，本身就构成了哲学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奥地利的钢铁大王，但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慷慨资助过不少文化艺术事业。维特根斯坦后来也资助过不少文化人，其中包括诗人里尔克和特拉克。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他的家里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许多维也纳和奥地利的文化名流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包括音乐家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作家穆齐尔、毛特纳和科学家赫茨和波茨曼等人。1903年他被送到林茨（Linz）的一所中学学习。1906年毕业。中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到柏林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读书。1908年毕业。毕业后，他便转到曼彻斯特大学就读，专业是空气动力学。1911年暑假期间维特根斯坦到耶拿拜访弗雷格。后者建议他到剑桥跟罗素学习。于是，这年秋天他来到剑桥，很快便得到了罗素的高度赏识，是罗素的学生兼好朋友。1913年秋-1914年春他写出了一些重要哲学笔记。1914年8月维特根斯坦报名参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他写了4－7本笔记。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农村教了几年小学。1929年，他又回到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次年成为三一学院研究员，1939年继承G.E.摩尔在剑桥的教授职位。1947年辞去教授职务，在爱尔兰乡村专门从事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为逻辑分析哲学、核心是图式说，它对逻辑实证主义具有决定性影响；后期基本上抛弃了前期的哲学观点，即以语言游戏说代替了图式说，以语言分析代替了逻辑分析，以日常语言代替了理想语言。他这一时期的哲学对日常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有较大影响。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他想揭示当人们交流时，表达自己的时候到发生了什么。他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他的主要着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一生两个阶段的哲学体系。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后者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维特根斯坦作品的源泉来自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与怀海特写的《数学原理》。著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
1951年4月29日，维特根斯坦与世长辞。他的临终遗言是：“告诉他们我这一生过得很好！”。
附录：
《超越的魅力———访200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说黑格尔只讲了一半，我要补充另一半：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必须要超越这个时代！”见到200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怡，免不了要和这位哲学研究领域的名家谈谈“什么是哲学”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他的回答，不仅对我们如何理解哲学有着深刻的启发，也提醒我们用“超越”解读他的品格，领略“超越”赋予他的魅力……锤炼真正的学者刚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调入我校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江怡，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笑称自己从小就是“孩子王”：小学当大队长，中学时整日扑在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工作上，高一的他便开始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一路走来，他总比别人忙碌得多。1978年恢复高考，他从全校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四川师范学院。很多人奇怪他为什么能在组织各种会议、辅导，出海报，乃至要完成各项杂事的同时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事实上，即便每天忙到再晚，他也从没有放松过学习，这其中付出的努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打小就与老师有着较多接触的江怡，很早就感受到了从事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乐趣。走进四川师范学院自然成了他教师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他先是攻读政教专业，接着又考上了为大学培养哲学教师的哲学师资班。提到最初想做教师，大学读师范，到今天走进北师大，江怡笑谈这有如冥冥中的注定———回想起自己求学与从教经历，似乎都与师范有着不解之缘，更为戏剧性的是，前两年偶然一次回到家乡，他竟然发现多年前曾经就读的成都市第二中学，已悄然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如今的江怡时刻感念每一位培养过他的恩师。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师，总是被他最先挂在嘴边，这就是骆天银老师。他说，是骆老师赋予他哲学的启蒙，给予他正确的导引。正是在骆老师的鼓励和推荐下，大学毕业时江怡报考了南开大学哲学系，并成为知名教授车铭州的门下弟子。走进南开这个全新的世界，江怡形容有点“鲤鱼跳龙门”的感觉，但豁然开朗之余他体会到的是自身的渺小，于是三年高强度的刻苦学习，就成为了他研究生生活的注脚。1985年，硕士毕业的江怡踏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名真正的为人师者。
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年仅25岁便成为一流大学的教师，已经“风光”足矣。但江怡并未止步于此。工作中，他更多感到的是自己学业上的不足，是在大学里从教的一种与日俱增的危机感。再次提升自己的渴望促使他放弃了人民大学的教职，于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为著名学者涂纪亮先生的博士生。在哲学所这片他称之为单纯、安静和纯粹的地方，江怡一如既往地用踏实刻苦汲取着营养。从此，他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一待就是22年；从此，他窥透了哲学思维的堂奥，真正意义上获得了质的飞跃；从此，他成果不断，成就斐然……22年，锤炼出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断的自我超越让如今的他自信从容地走进北师大。
“痛并快乐着”
江怡说，上他的课，做他的学生，比较累，也比较苦。他的学生说，像他这般对研究生如此严格的老师，不多。
上他的课的硕士生每周必须交一份论文，而且必须写成标准论文——也就是说，包括注释、参考文献甚至标点符号等在内的细节一个都不能含糊。江怡认为，学术素养必须从这些细节开始培养。每篇作业他都要认认真真阅读、修改、打分，并写下意见。他的博士生每个月必须上交一篇读书报告。通过读书报告，可以检查学生的读书内容、理解能力及行文规范等综合情况。江怡说，学生是要“挤压”的，必须通过这样严格要求，学生才能有更多更快的提高，也才能有不断的超越。刚开始，不少学生觉得难以适应，但当他们拿回经江怡批改的论文时，所受到的启发却远远大于自己的文章本身。“在江老师的课上收获最多”，学生们由衷地说。
江怡自称经过多年的自我提升与磨炼，教学有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提升。如果说在人民大学“初执教鞭”的他还略显青涩的话，如今授课显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他不需要任何教材，不需要任何提纲，只需带着深刻入心的思想，便能将反复探索、不断钻研的多年积累，与当下的所经、所历、所闻、所见融会贯通于课堂之中。他的学生，时时要“竖起耳朵”听他的课，因为在他逻辑严密、紧凑连贯的讲义中，每一句话都可能暗含“杀机”，稍不留神就可能与一份精彩、一份收获擦肩而过。所以要是你做江怡的学生，还会在高密度的信息量、高速度的思维、快节奏的传达中体验到听课的“累”。但正如被迫做作业一样，当初叫苦，后来却受益无穷。最终体验到的，几乎都是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收获与喜悦。
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
“作为学者，我有义务向西方宣传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让中国人在西方话语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几年来，江怡先后赴欧美多所知名大学做学术访问。2007年，他在牛津大学哲学系做了关于“哲学拓扑学”问题的专场报告。当时牛津大学著名的物理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都听了他的讲座。他们都对这种在不同哲学观念中寻求思想流变里的永恒问题的探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是一种全新的研究，很有启发性。藉此，江怡也成为在牛津大学哲学系做学术报告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同年，江怡又在剑桥大学做了题为“走出西方语境的中国哲学”的报告，以此告诉西方人，什么叫中国哲学。“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胜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种不对等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态。中国要国际化，就要与国际交流，正如他在著作《思想的镜像：从哲学拓扑学的观点看》中表达的一个核心观念：“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只有具备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声音才能真正被他人听见，才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话语系统，已经身处世界大家庭之中了，唯有此时，中国的地位才会被突显出来。
在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的同时，也让国内学者洞悉世界的旋律，这是江怡的另一番心愿。以他为中方委员会主席的“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采用每年夏天邀请国外著名哲学家来华讲学的方式，让中国的年轻学者在国内就可以近距离地了解世界哲学的最新发展，直接聆听西方哲学家的思想阐发，互动地展开与西方哲学家的交流对话。暑期学院自1988年创办以来，对推进中国的哲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外国哲学研究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众多国内学者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起点，也成为他们与国外哲学家开展交流的重要纽带。对此，江怡说，“我会永远做一个桥梁”。言简意赅的话语，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份使命的厚重，也是一种思想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