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代：【宋】
【作者小传】
范仲淹（96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宋真宗朝进士。庆历三年（1043）七月，授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改革，因守旧派阻挠而未果。次年罢政，自请外任，历知州、邓州、杭州、青州。卒谥文正。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成就亦杰然可观。散文《岳阳楼记》为千古名篇，词则能突破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有《范文正公集》，词仅存五首。
2．朱熹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又号遁翁、沧州病叟，自称云谷老人。婺源（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福建）之考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主泉州同安簿 。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历江西提刑，召除秘阁修撰、奉外祠。光宗朝，除知漳州。宁宗初，除焕章阁待制、侍讲，旋以本职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落职罢祠。后以守朝奉大夫致仕。庆元六年卒，年七十一 。嘉定初 ，谥“文”。《宋史》有传。事迹另见黄榦所撰行状及《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卷一二、宋本《四朝名臣言行录续集》卷一三等。自宋祝穆、李方子始，后人所撰年谱、传略数十种，以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较为详赡熹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张载、周敦颐之学，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有《朱文公文集》一百卷 ，词有《晦庵词》一卷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引《读书续录》云 ：“晦庵先生词，几于家弦户诵矣。其隐括杜牧之九日齐山登高诗《水调歌头》一阕，气骨豪迈则俯视苏辛，音韵谐和则仆命秦柳，洗尽千古头巾俗套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云 ：“《词综》所录朱晦翁《水调歌头》、真西山《蝶恋花》，虽非高作，却不沉闷，固知不是腐儒。”
3．陆游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后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他是南宋的大诗人，词也很有成就。有《剑南诗稿》、《放翁词》传世。
评述
陆游（一一二五～二二○）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她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於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山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那就是说，字句有“出处”并不等於诗歌有出路，刘克庄赏识的恰恰是陆游认为诗家的穷途末路──“组绣”、“藻绘”、“出处”。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覆。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後开始写的，第一首就是下面选的“山南行”。至於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
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但是诗格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的朋友早已指出他“不嗣江西”这一点。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诗里保留的江西派作风的痕迹都比他的诗里来得多。在唐代诗人里，白居易对他也有极大的启发，当然还有杜甫，一般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常常是他的七言古诗的楷模。
早在元初，闻仲和“於放翁诗注其事甚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许美尊为陆游的一部分诗篇曾作详密的注解；这两个注本当时没有刻出来，现在也无从寻找了。
--钱钟书<宋诗选注>
4．王安石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曾任过地方官。神宗时为宰相，创新法以改革弊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后辞官退居南京。他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成就颇高，影响甚巨。其诗长于说理，精于修辞，内容亦能反映社会现实。词虽不多，却风格高峻豪放，感慨深沉别具一格。有《临川集》。
评述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
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讠永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
--钱钟书<宋诗选注>
5．辛弃疾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ｔｕｏ１）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辞海》１９８９年版）
6．文天祥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文天祥（1236——1282） 字宋瑞，二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佑四年（1256）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于赣、闽、岭等地，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前期受江湖派影响，诗风平庸，后期多表现爱国精神之作。存词不多，笔触有力，感情强烈，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震憾人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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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一字宋瑞，自号文山，吉水人，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後录”、“吟啸集”。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後两期。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纪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钱钟书<宋诗选注>
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文文山词 ，在南宋诸人中，特为富丽。”陈廷焯《云韶集》卷九 ：“气极雄深，语极苍秀。其人绝世，词亦非他人所能到。”刘熙载《艺概》卷四：“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人之上。”
7．范成大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绍兴进士，做过一些地方官，并做了两个月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乾道六年（１１７０）作为使节到金朝去谈判国事，抗争不屈，几乎被杀。淳熙九年（１１８２）退隐到故乡石湖。他怀有报国大志不能实现，同情人民苦难又无能为力，这种思想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的主题。特别是后半生，创作了非常有特色的田园诗，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激情，是宋诗中的优秀篇章。他善写绝句，诗风清丽精致。
评述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县人，有“石湖诗集”。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忽然起了个传说，说宋孝宗原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之艰”，就此作罢，於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那末再多写些“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也不见得有效。因为“石湖诗集”里很早就有像“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那种“忧稼穑”、“怜老农”的作品，而且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
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後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著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
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後、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他是个多病的人，在讲病情的诗里也每每堆塞了许多僻典，我们对他的“奇博”也许增加钦佩，但是对他的痛苦不免减少同情。
清代沈钦韩有“石湖诗集注”，颇为疏略，引证还确凿可靠。
--钱钟书<宋诗选注>
8．李清照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以词著称，有较高的艺术造诣。
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辞海》1989年版）
评述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沈去矜）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四库提要》）
李易安作重阳《醉花阴》词，函致赵明诚云云。明诚自愧勿如。乃忘寝食，三日夜得十五阕，杂易安作以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销魂’三句绝佳。”正易安作也。（《词苑丛谈》）
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白雨斋词话》）
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红藕香残玉簟秋”，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同上书）
9．叶绍翁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叶绍翁，生卒年不详，字嗣宗，号靖逸，处州龙泉人。有《四朝闻见录》、《靖逸小集》。
10．程颢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人。与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其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著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
11．苏轼作品
年代：【宋】
【作者小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评述
【作品评述】
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