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创新和倡导
——国际博协第23届大会研讨主题管窥
侯春燕（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100006）
提要：国际博协第23届大会研讨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的主旨乃在强调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宗旨和目标——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倡导传统博物馆借鉴新博物馆学的理念和方法，转换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主动融入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新博物馆学；记忆；创造力；社区；社会变革
国际博协第23届大会的研讨主题为“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对于人文社科界而言，如此数学公式化的表达方式及其内蕴逻辑，似乎显得令人费解。它使人不禁要急切追问：在其新颖别致、异乎常规的呈现形式之下，核心诉求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需要通过观察近年来的博物馆发展趋势，尝试对这一公式中的“记忆”、“创造力”和“社会变革”三个要素进行诠释，以期借此抽绎其宗旨。
一、“新博物馆学运动”与“社会变革”
在组委会所做的本次大会主题阐释中，重申了分别发布于智利、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圣地亚哥宣言》（1972年）、《魁北克宣言》（1984年）和《加拉加斯宣言》（1992年）。此举之原因盖有两个：1、作为本次大会承办方的巴西位于拉丁美洲，他们有意强调其所在区域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独特贡献；2、三个宣言的思想主旨一脉传承，而本次大会的主题亦与之紧密关联。《圣地亚哥宣言》倡导博物馆应该与其所在社区加强协作，努力充当社区的“问题解决者”。《魁北克宣言》进一步强调，博物馆不仅是过去文明见证物的保存者，而且还应是社区发展的推进者。《加拉加斯宣言》仍持之前两次大会基调，呼吁博物馆应承担起社会管理者的责任，积极反映社区的利益。实践证明，三次会议和三个宣言直接催生和推进了“第二次博物馆革命”，可以说，“时至今日，圣地亚哥会议和《圣地亚哥宣言》仍被看作是‘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起点，其中心就是把博物馆作为一种直接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1]，而魁北克会议和《魁北克宣言》直接催生了“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联盟”，并要求国际博物馆社会承认这次运动，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等纳入博物馆类型之中[2]。总之，三个宣言无不主张博物馆需要加强与所在社区的联系，承担起社区遗产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社区居民教育等责任。由此可以推知，第23届大会主题中的“社会变革”，应该是指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博物馆应该实现两个方面的转换：一是社会角色转换，即博物馆不仅是社区遗产的保护者，而且也是“文化间的桥梁，微观和宏观层面变革的催化剂”；二是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转换，即博物馆不仅要致力于自身事业的发展，而且也要参与和推进社区的和谐发展。换言之，在充满张力的社会变革中，博物馆应该大有其用武之地。
二、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社区“记忆”博物馆化
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记忆”大抵是指受托保存的历史遗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新文化史”视域下的博物馆“记忆”却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完成，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发生了显著改变。于是，以反思和批判现代理性、倡导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后现代史学也开始挑战启蒙运动以来的大历史、整体史、精英文化的研究传统，而日益注重边缘史学、妇女史和下层民众思想文化的研究。这种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研究的拓展，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重大转向，这一研究取向注重叙事和历史记忆。于是，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和大众文化等课题的研究得到明显的发展[3]。而这一重大转向，无疑引发了博物馆，尤其是社区博物馆对“记忆”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早在1887年，滕尼斯就敏感地觉察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后的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并以“社区”与“社会”两个概念辨而析之。所谓“社区”，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的社会团体；所谓“社会”，则是指以个人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为基础形成的缺乏感情交流和关怀的社会团体。当现代化洪流势不可挡地按照统一模式重塑现在时，那些体现在地理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域多样性便日渐消失，与此同时，人们日渐丧失了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和对历史的同情理解，以致处于同一地域的人们越来越疏于交往，没有或很少拥有文化、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滕尼斯所提出的“社区”概念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关注。为了矫治社区快速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人们有意识地推进“社会社区化”，即通过重塑历史和社会记忆，强化社区的族群认同、伦理价值认同和文化多样性。可见，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理论建树，应为博物馆界重视社区“历史记忆”的理论依据之一。
博物馆学主要是关于文化遗产博物馆化的学问，而许多专业机构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人类的记忆”。因此，也可以说，博物馆学主要是关于“人类记忆”博物馆化的学问。毫无疑问，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已经辐射到了博物馆领域，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等新概念博物馆的兴起，可谓博物馆界对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积极回应。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实践的表现形式之一，“新博物馆学一直在关注‘历史记忆’的内涵、意义的成因以及这种成因由谁掌控的问题”[4]。正如雷内·里瓦德在谈及魁北克地区生态博物馆时所说的那样：“人们对过去往事的共同回忆是生态博物馆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5]。由此可以推测，大会主题中的“记忆”不仅仅是指受托保存的历史遗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同样蕴有社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内涵，其新博物馆学的指向是十分明确的。
三、“创造力”激发：“新博物馆学”实践的意义所在
如果在上述语境下解读本次大会的研讨主题，那么其中的“创造力”当指博物馆在身与社会变革的诉求下，其从业人员和社区公众创造力的激发和提升。主题各异的社区博物馆的组建和运转过程，既充分显示了筹建博物馆不同主体的内驱动力和创造能力，也大大激发了社区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创新精神。
以《魁北克宣言》的诞生地魁北克为例，1970年以前，魁北克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博物馆，也没有研究博物馆学的传统。由于该地区使用法语，1974年前后，法国生态博物馆的信息开始在该地区迅速传播，并于1982年前，先后建起了6个生态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博物馆几乎全部由民众自发且由单位赞助和个人捐款兴建起来的。上比沃斯生态博物馆是为防止一位私人收藏的地方遗物外流而兴建；“全社会之家”生态博物馆是因工人住宅区的房屋合作社需要文化设施和防护措施而兴建；“岛上居民之家”生态博物馆是由一个从事遗产文化研究的学生为阻止自然文化区因盲目开发旅游业被破坏而倡导兴建；洛格山谷生态博物馆则由一个与讲解活动有关的历史遗产研究会发起建立；圣康斯坦特生态博物馆是根据一个生态学教育中心提供的计划兴建，等等。虽然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馆理念来源于法国，但其创建和运行模式却与欧洲同类博物馆不尽相同。最为值得称道的成就即是，社区之内各界公众的参与热情超出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预料，他们不仅提供义务服务，而且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面对公众的参与热情，上述生态博物馆还不失时机地开设了大众博物馆学课程，其社会效益不可小觑。如，魁北克地区的生态博物馆通过大众博物馆学课程，加强了博物馆与社区的联系，提高了公众对地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提升了公众对社区未来发展的期待。所有这些努力，使生活于生态博物馆所在区域的公众增强了对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的认同感，他们不是以“他者”身份旁观社区建设，而是逐渐关心国家、乡村和城镇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希望这些项目能够符合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诉求[6]。
新博物馆运动中所激发的公众对社区的亲和力、认同感、归属感和社会参与热情，是生发社区公众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而这种创造力又将不断推动社会的变革。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组委会主题阐释中才认为，普通大众“正在充当着社会变革运动的‘发动机’”。有鉴于此，本人以为，大会主题中的所谓“创造力”，应当是指博物馆通过帮助公众深入全面地“理解过去”，来激发其社会参与热情，从而培养其“塑造现在和规划未来”的创造力。易而言之，博物馆的职责不仅在于搜集、保存和展示历史遗物，而且还要积极参与到新博物馆学运动中来，通过自身的文化和思想力量影响社区居民，帮助和引导公众更充分地理解过去、更热情地关注现在、更科学地规划未来。这与国际博协2008—2010年战略规划中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四、大会主题宗旨阐要
综上所述，国际博协第23届大会研讨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的主旨乃在强调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宗旨和目标——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呼吁传统博物馆能借鉴新博物馆学的理念和方法，主动融入社区，加强与社区对话，积极参与社区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首先是要进一步推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展。
组委会所作的主题阐述中明确指出：“正是以《圣地亚哥宣言》为基础，生态博物馆、领地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以及所谓‘新博物馆学’，或是其最年轻的兄弟——社会博物馆学的一些模式已经得以建立，但为了使‘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这一等式变成现实，我们仍需继续努力”。此外还宣称：“美洲大陆博物馆界关于博物馆参与社会变革的探讨已有数十年历史”，而且“巴西境内的领地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尤其是‘贫民窟（区）博物馆’的数量已出现指数级的增长”，“巴西的博物馆面临着国际博物馆界共同的问题与挑战”。显然，在他们看来，新博物馆学运动正以十分强劲的势头发展，并已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积极面对和回应问题与挑战，继续致力于新博物馆运动发展，不仅是巴西和美洲大陆而且也是国际博物馆界共同致力的目标。
其次是要进一步加强博物馆与社区对话。
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机构，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固然在于保存和展示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但其若要焕发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还必须充分利用所保存的社会遗产，努力促进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协调发展。每个个体生命的“记忆”逐渐累积为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历史，进而汇集为地域和国家的历史。社区是最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社区历史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博物馆不仅要将展览带到社区向大众传播精英文化，而且还要摈弃大众文化可能降低博物馆格调和艺术水准的固有观念，“牢记此区域居民是社会遗产”[7]，关注和搜集展示所在社区居民的情感、生活方式、文化、思想及其对世界的看法，尊重文化多样性。这样，一方面可从微观文化的角度阐释和丰富历史，另一方面，可用重构集体记忆的方式，以观众易于理解和接近的藏品将居民吸引到社区大家庭中来，把疏远的人际关系拉近，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
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博物馆学还是新博物馆学，都在积极探索博物馆与社区对话的新模式。如，为使城区贫困居民利用知识改善其生活条件，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在华盛顿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开办了安娜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印度博物馆深入社区，利用专业特长促进社会融合和环境保护。伦敦博物馆曾做过一个“伦敦人”的展览项目，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人。该项目的实施，也对移民属于战后现象的观点提出挑战。该项目的实施者认为，伦敦的博物馆并不能代表伦敦的历史，伦敦的历史其实是伦敦中社区的发展史，社区才是伦敦历史最好的见证。为此，他们鼓励工作人员打破陈规、勇于创新，从多个不同社区收集资料，包括口述历史资料、规划中的社区群体，还用流动展车在市场、广场和超市的停车场上进行流动展览，让伦敦人听到了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声音。无论是在展览方面还是在公众化传播方面，都使用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方法。[8]博物馆对社区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它的藏品内容及其呈现社区的方式。这也可以从2014年博物馆日的主题阐释中得到印证：作为社区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讲述者，博物馆要反思传统的藏品管理模式，利用不同类型的藏品与观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更强有力地服务于社会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与社区对话的方式不断推陈出新，举凡藏品搜集和展示、开展教育活动、构建历史记忆、共同探讨社会问题等互动和对话方式，都在被一些颇具社会使命感的博物馆积极尝试。所有这些基于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创新和探索，目的皆在于搭建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国家宏观与社区微观之间的桥梁，从文化的角度启蒙大众、提升大众、关注大众、凝聚大众，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用本次大会主题阐释中的一句话表达，即“创新启动了博物馆保存的人类记忆，二者共同震撼着社会并推动着社会变革”。
[1] [丹麦]帕特里克J·波依兰著、贾兰等译：《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五十年》，《四川文物》1997年4期。
[2] 于鸣放译：《魁北克宣言》，《中国博物馆》1995年2期。
[3]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1期。
[4]彼得·冯·门施著、侯春燕译：《注解环境——遗产与新技术》，《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4期。
[5][加]雷内·里瓦德著、苑克健译：《魁北克生态博物馆的兴起及其发展》，《中国博物馆》1987年1期。
[6]参见[加]雷内·里瓦德著、苑克健译：《魁北克生态博物馆的兴起及其发展》，《中国博物馆》1987年1期。
[7]特丽莎·克莉斯汀娜·摩丽塔·席奈尔著、张晋平译：《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和反博物馆:解决遗产、社会和发展的思路》，《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8]参见[美]乔治E·海因著、李中、隋荷译：《学在博物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