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走出白色恐怖》
孙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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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在英美汉学界，论治学之严谨、任事之认真，孙教授是公认的模范。她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然而这样的学者风范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近年来，孙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写下了这部《走出白色恐怖》。
（一）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
我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人。20世纪30年代，他们到日本留学，相遇于东京。在天津结婚。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2岁时随父母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过海到了台湾。3岁时（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6岁不到（1950年）父亲蒙冤坐牢10年。那时正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年代。
这几年我父母相继去世，对我们一家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事过境迁后，想起来有千言万语要说：其中有令人难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两岸姻缘，有人性的软弱和刚强，亦有道德情操的升华。
我至今难忘，1965年（21岁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选了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作者一生命运的坎坷，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在与指导教授见面时，我特别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10年的遭遇。可惜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写下自己的经验。
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国。多年后，我游历加州西海岸，登上轮船到了天使岛(Angel Island)上,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对许多移民美国的华人来说，旧金山对岸的天使岛是个充满伤痛的历史印记。在1910—1942年极其漫长的30余年间，美国法律是不准华人移民美国的。所以在那段期间，所有入境美国的华人（总共17万5千人）全都被关在荒废的天使岛上，一律被当成犯人来看守着。可以想见，这些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们在孤独无助时，唯有靠文字来宣泄内心的痛苦。直至今日,天使岛上“移民站”的四周墙壁仍充满了无数中国诗歌的遗迹。那一行一行的题壁诗真实写出了早期华人的辛酸史，也是创伤心灵的文字见证。
天使岛上的文字见证深深地感动了我。那以后不久，我决定要把我从前在台湾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经验写成文字，让悲剧伤痕化为历史的见证。
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的，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于那些曾经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
这本书也叙述了自我追寻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我感谢早期那段艰苦的人生历程，是它让我在成长中提前成熟，也让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就像诗人席慕蓉所说：那时候你就会明白/生命中所有残缺的部分/原是一本完整的自传里/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张我军先生和我们家
张我军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老熟人。
常听我父母说，当年（1946年春季）如果不是张我军先生的帮忙，我们一家人一定很难顺利地从上海黄浦江登上轮船，越洋安抵台湾。据说当时的船票很难买到，要排很多天的队才勉强可能拿到票。即使能买到票，由于所有的船舱都挤满了人，我们一家大小是否能安全地上船还真成问题。特别是，要上船之前，人人还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一个又高又窄的梯子，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海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抱着小孩上那梯子就更加危险了。但张我军先生却毫不犹豫地抱起我那个才3个月大的弟弟康成，奋勇走上了危险的阶梯。接着，我父亲抱着我跟上去。最后，我母亲也上了船。对于这件事，我父母一直牢记在心。
其实和家人离开大陆的那年，我才刚满2岁。按理说，一个2岁的小孩不可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乘船渡过台湾海峡的惊险实况。但奇怪的是，那段渡海经验的某些片段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张伯伯在船上时时刻刻照顾我（我当时年纪太小，还不知道他就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张我军先生），我记得他头上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人长得并不很高，至少没有我爸高。另一个经常出现的镜头是：船上的甲板似乎到处都很破旧，连母亲正盖着的棉被也沾上了不少铁锈。我看见母亲在甲板上不断晕船呕吐，父亲则整天忙着照顾她，还有那个仍在襁褓中的大弟康成。这时，张伯伯就和我在船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还领着我和其他乘客说话。我还隐约地记得，抵达基隆港刚上岸时，张伯伯还买了一根冰棒给我吃。我看着那冰棒直冒气，以为那东西很热，一直想把它吹凉……
小时候我常想想船上的情形，每当我回忆那位可亲的张伯伯时，还以为那人只是萍水相逢的乘客。直到许多年后，有一次母亲才告诉我：那位张我军先生早在北京时就是我们家的至亲好友了。
据母亲说，1943年她和我爸结婚后，一直就住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北新华街。当时父亲24岁，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才开始在北大当讲师。张我军教授则同时在北大教日本明治文学。由于两人对于日本文学的共同兴趣，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张我军先生较我父亲年长17岁）。后来他们发现，两家人有极其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张我军先生来自台湾，他的妻子罗文淑是在北京长大的大陆人。我父亲是天津人，在天津英租界长大，母亲则是一个早年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人。再加上两家人都很迷外国电影，正巧我们家就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对面，所以每回张我军夫妇来看电影，就顺便先来我们家吃晚餐并聊天。当时他们那种神仙似的生活确实令人欣羡。
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初，北京人已渐渐感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据说北大也快要停发薪水了。早晨出去上班，时常看到沿街到处都是又穷又饿的乞丐。冬天的北京街头更是惨不忍睹，早晨常会看见冻死了的人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之下，爸妈只得找张我军先生商量，大家终于决定要一伙儿搬去台湾。他们想，以他们杰出的学历，至少能在台湾大学找个教书的工作吧！加上他们在台湾又都有亲戚，于是就更加充满信心了。因此，这就有了他们1946年春共同自黄浦江上船的台湾之旅。
（三）多年前乘船渡海的经验是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
从小我就把张我军先生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我来说，他简直是勇敢之神的化身。后来，母亲还告诉我一个动人的故事：据说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张我军先生就写了一篇题为《孙中山先生吊词》的诗，是准备用在一个秘密的追悼会上的。当时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只敢暗暗地悼念孙中山，不敢公开流泪。这时，日本警察发现了这首悼诗，十分愤怒，立刻严禁台湾人朗读该诗。幸而这首诗并无具名，否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我军先生一定会惨遭迫害。
张我军先生于1955年逝世。他的儿子、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也已过世。
我是1974年初识张光直教授的。地点是普林斯顿校园。记得，才第一次见面，我就忍不住把两家交往的旧事告诉了他，同时也顺便把1946年春那段难忘的船上经历给他描述了一番。他对那船上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段往事是他从来不知道的，而我的描述正好可以补足他资料上的空白。
原来，当时张我军先生带我们去台湾，他并没带他自己的家人一道上船，因为他打算独自一人先去台湾找事，等有了着落之后，再慢慢把妻子和孩子们从北京接到台湾。因此，当时正在北京上中学的张光直并没和我们一道在船上，否则他早就会与我认识了——虽然我当时才只是一个2岁大的女孩。张光直和他的母亲一直到该年12月底才到台湾，他们是从天津上船的，一共坐了3个月的船才抵达基隆码头。
我经常想：我与张光直教授的生平境况有些像两条相近而平行的铁轨，尽管我们的家人曾经有过那般密切的交往，但由于各种时势的运转和政治的因素，我们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直到许多年后各自都移民到了美国，都已在汉学界里做研究，才开始互相认识。但我们终于发现，那段无声无息的历史也暗暗地流逝了。
然而，在我们各自的心中，彼此都深切地体验到，那多年前乘船渡海的经验确是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首先，到了台湾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受到亲戚朋友们的连累，于1950年1月底被冤枉成政治犯，坐牢10年。同时，张我军先生在台湾“始终处在半失业的状态”，后来为了养家，只得在台北开一间茶叶店。还听说，张光直以一个建国中学学生的身份，于1949年被捕。据我父亲说，1949年底，在他被抓进监牢前的几个星期，曾有机会到那茶叶店里去拜访张我军先生。
父亲记得张先生那天满面愁容，言谈中也较平日来得安静得多。当时我父亲以为张我军的忧郁完全是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伤——特别是以张先生早年在北大教授日本文学的显赫地位，今日在台湾却如此潦倒，实在不怪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没去推敲是否还有其它的原因。后来过了许多年，我父亲出了监狱，再回头去想1950年元月初那次见面的情景，才突然悟到：那段时间正是张光直被关在台北监狱的时候，当时还传说有不少学生在狱中遭枪毙。可想而知，张我军当时一定为了儿子的事感到焦虑不堪了。
再过5年，张我军先生病逝，等我父亲于1960年1月出狱，当然也就见不到老朋友了。令人特别感伤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人似乎总是被迫在冷酷的政治面前永远保持沉默，所以即使和老朋友在一起交谈，也不敢私下讨论自己儿子所遭遇的政治受难。
（四）父亲从来不把他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
父亲从来不把他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
必须一提的是，一直到多年后我移民到了美国，才听说原来张光直并非张我军先生的长子。张光直的大哥张光正先生一直留在大陆，并没和家人于1946年迁往台湾。而当时在台湾的张我军一家人都不敢公开提及张光正的名字。所以1955年11月张我军先生去世时，讣告上并没列入这位真正长子的名字。由此事可见，当年人们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期间，因为极度恐惧而养成了凡事沉默的习惯。
关于这种“沉默”，我自己后来也学会了，以至于在我父亲坐牢的10年间——从我6岁到16岁的十分漫长的成长期间——我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除非不得已，绝对不向人说有关父亲被捕的事。动乱时期的冷酷之一就是，连小小年纪的孩童也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但这样的“沉默”对我个人并非没有好处，它使我长期在沉默中培养了观察周围的能力，使我较同龄的人来得早熟。问题是，对整个时代历史来说，许多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真相也都因为这种集体的“沉默”而随之被遗忘了。
记得1979年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再次碰到了张光直教授。当时我还特别和他讨论有关沉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告诉他，经过将近30年的“沉默”，我父亲终于得以离开台湾到了美国，而且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教书了。可惜的是，我父亲已经习惯了“沉默”，从来不把他曾经在新店军人监狱和绿岛的10年经历透露给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涉及1950年代以来的政治问题，他全都闭口不言。幸而我母亲有时还会凭记忆给我透露一点儿信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我知道，父亲的沉默是由于长期受到心灵的伤害所致，所以我从来不强迫他说什么。我对张光直教授说，可惜张我军先生已经不在世了，否则我父亲可能会在老朋友的影响之下，再次恢复他年轻时代对当今现实的关切，或许也能学习从极端的沉默中走出来。
一听到我提起他父亲的名字，张光直教授的一双大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说：“请把令尊在亚利桑那州的地址给我，我回哈佛校园后，一定立刻寄给他一本我父亲的遗著……”
几天之后，我父亲果然收到了那本宝贵的书——《张我军文集》。那些文字是张光直教授从各处失散的报章杂志里收集而来的，该文集于1975年由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序》里，张光直教授写道：“父亲逝世已快20年了。其间我自己一直在国外为生活奔波。父亲的文稿和书籍都留在台北的家，也随着母亲和幼弟一次次的搬家而散失殆尽。所以这里所收的诗文篇幅虽少，却也费了很大的气力……读者如果看到我父亲历年的文章，值得重印而这里没有收入的，盼能告诉我……”这段序文，我的父母将之视为至宝。
爸妈读了都非常伤感。突然间，记忆中的那些往事又一次浮上了心头。他们都曾经是张我军先生的好友兼读者，尤其是我母亲，从10多岁开始就成了张先生的忠实读者，每读一篇张我军的散文，就必定剪下来收藏。但不幸的是，自从1950年代初家中发生政治灾难以来，所有过去的书信、书籍、文稿以及老朋友们的照片全都遗失了。所以，对于张光直教授寄来的这本张我军的遗著，他们都格外珍惜。
（五）父亲的“二二八”
2002年6月，我又去旧金山探望当时年纪已达82岁高龄的父亲。自从我母亲于1997年9月去世之后，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生活了。我父亲晚年的生活内容十分丰富，每天除了祷告读《圣经》以外，就是广泛地阅读世界新闻和书籍。那次我顺便带了一本张光直教授于1998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番薯人的故事》给他。父亲一看见书皮上登有张光直中学时代的相片，就显然十分激动，手直发抖。我说：“幸亏张光直教授在过世之前有机会写这本早年的自传，给历史作了见证。但与其说它是给历史作见证，还不如说它是在给生命作见证。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所以，他真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学家……”
想不到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话。自己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时我在椅子上坐定了，便开始注视父亲的表情。
“嗯，我看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父亲突然开口说道，“你将来是否也考虑写一部类似的自传？……”
父亲这句话令我感到非常意外。原来，他已不再像从前一般地沉默了。显然，他也不希望我继续再沉默下去了，他要我也能开始提起笔来，为生命做出有意义的见证。想到此，我微笑地看着他，点点头。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窗前，这时发现院子里有棵树叶极其浓密的大树，正悠闲地矗立在那儿。除了正在飞翔的鸟儿以外，四面一片空寂，好像这世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人。我觉得这个境界真是美极了。
那天在离开父亲的公寓之前，我又一次在他的书架上找到了张光直教授于1979年所赠的那本《张我军文集》。我摸摸那书皮，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友谊的温暖。
父亲说，在我们抵达台湾的第二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发了。那年我刚3岁，父亲28岁不到，当时任职基隆港务局总务科长。
那年2月27日，台北发生了一个缉烟冲突事件，政府缉烟人员因故打伤了一台湾烟贩，又打死一个路人。次日，也就是2月28日，台湾各地群众发起暴动，焚烧了烟酒公卖局，又攻占了警察局。愤怒的台湾民众与政府军警对峙，事态蔓延，很快就演变成台湾人攻击“外省人”的局面了。因此大陆人都不敢出门，也有四处逃难的。（据1947年3月1日美国驻台总领事馆信函文件记载，当时有不少大陆人逃到美领事馆避难）。其实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人们就已经预感到“大灾难随时会爆发”，因为“早在1946年末，失望和不平已经在台湾，尤其在城市中十分普遍，紧张的局面不断升温”。
我父亲身为大陆人，又是政府公务员，当时处境极其危险。因为有些台湾人为了要出气，只要看见外省人（不会说台语的）就出手打杀。那时我们家住在基隆大沙湾港务局宿舍，职员上班必须乘港局小渡轮。事变发生后，这里的职员都不敢出去上班了，一因港内枪弹乱飞，二因渡轮上的工人全是台湾人。只有我父亲每天照常乘船上班，因他平素同情体恤属下的台湾员工，与他们交了朋友，这时就受了保护，来往平安无事。
（六）“二二八”事件也是外省人的“恐怖时期”
到了3月8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由福建乘登陆艇蜂拥而至，一举控制了基隆、高雄两大港及要塞。士兵一上岸立刻向台湾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扫射。于是，忽然之间，局势一变而成了“外省人”屠杀台湾民众的惨剧。军队遇到台湾人，凡不会说普通话的，马上就地处决，血染基隆港，遍地是血腥。据父亲当年的同事汤麟武先生（后任职成功大学水利系教授，现定居美国）回忆，“二二八”事件刚平息后，他回到港务局工作，“看见制造防波堤沉箱的渠道中，一具尸首已经发黑，不知是生前落海或打死后抛弃的……”汤先生对那个情景，至今难忘。
没想到这么一来，我家又紧张了，因我母亲是台湾人。她曾在北京住过，故学会了普通话；可是，万一有人听出她的台湾口音来，那怎么办？一时全家忧心忡忡，如坐针毡。
部队登陆那天，枪林弹雨，父亲被困在港务局的大楼里，不能回家。傍晚，母亲开始紧急应变。那时我和大弟还小（小弟尚未出生），完全帮不上忙。母亲一个人挪开榻榻米下面的垫板，弯着腰爬到水泥地上，清理地上的泥沙，然后把一床厚棉被铺在地上。那些日子里，只要一有枪声，或巷子里有嘈杂声，母亲就急忙掀开板子，带着我和大弟钻进地下去，日夜都如惊弓之鸟。
那时我才3岁，然而在往后成长的岁月中，那可怕的情景还时而在脑海里浮现。
但今天许多人不明真相，对“二二八”事件有所误解。一般人总以为在暴乱中，只有台湾同胞受难，以为当时所有台湾人和外省人都是对立的。但事实上，“二二八”事件也是外省人的“恐怖时期”。在那段时期，听到有许多台湾民众保护外省人的事；同样，国军登陆乱杀台湾民众的时候，也有不少大陆人以悲悯的心怀，同情保护台湾同胞的。我父亲就是一例。
我们宿舍附近有一家邻居，是打渔为生的台湾人。国军登陆后不久，有一天渔夫的妻子来找我母亲，哭哭啼啼地说，她丈夫失踪好几天了，不知下落……父亲一听，立刻换上制服，带着证件，出门直奔基隆要塞司令部。到了那里，父亲被领进去，等候消息。半晌，才有一个军官过来，看看父亲，一面摆手一面说：“别想了，人早已丢进港里去了。”说着就转身而去。
父亲呆了半天，在回家路上，心里一直盘算如何把这悲惨的消息告诉那个渔夫的家人。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到了他们家里。面对面看着他的妻子儿女，父亲只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猜想，那时看父亲的表情，渔妇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待父亲吞吞吐吐说出实情，她一家大小相抱大哭，父亲只能站在那里陪他们掉眼泪。
那时，我父母想到的是那个渔妇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后如何活下去？所以，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经常以物资及金钱帮助他们。
这件事，直到2002年6月父亲才告诉我。他说：“快60年过去了，许多‘二二八’的细节，我都记不得了，唯独这件事一生难忘。”
想来，那真是个苦难的时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当时有许多人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然而，当善良的人遇到可怜的人，至少能给那悲剧的时代，加添一点人间的温暖。
（七）6岁那年，父亲入狱
6岁可是个可爱的年龄。我女儿6岁那年的母亲节，老师要她们班上每人抄一首诗献给母亲，那诗的末尾还按上了自己的小手印。诗曰：
Sometimes you get discouraged
Because I am so small
And always leave my fingerprints
On furniture and walls
But everyday I’m growing—
I’ll be grown someday
And all those tiny handprints
Will surely fade away
So here’s a final handprint
Just so you can recall,
Exactly how my fingers looked
When I was very small
我才这么小，
老是把手印
弄到家具和墙上，
常惹得你有些沮丧。
但我天天都在成长，
有一天就会长大，
而那些小小的手印
终归磨灭消失光，
现在我把这手印留在这儿，
正好使你想起
我那么小的时候
十个指头的模样。
我把这首女儿的赠诗和手印当作图画挂在墙上，多年来时常欣赏，百看不厌。然而每看到这“图画”中的小手，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6岁时遭遇的事情……
记忆中，那是1950年初，我们才从台中搬到台北不久。有一天半夜正在熟睡，突然有军警多人敲门闯入，他们铐了父亲的双手，把他押走，给母亲和我们孩子留下了一片惊惶。父亲出事那天，大弟不满4岁，我尚未满6岁，小弟才1岁零8个月。
父亲被捕后不久，警方又来家里拿走很多东西，包括现钞以及父亲全部的衣物、书籍等。母亲当时才28岁，在台北举目无亲，遭此突变，她唯有垂泪。幸好趁混乱之机，她把一些金子藏在小弟的尿布中。此后不久，她就带着3个小孩乘火车南下，一直逃到高雄县一个叫做港嘴的乡下，暂时投靠在我大姨家。其后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几如失踪。家里收不到他的任何消息，母亲开始以为他有遇害的可能，甚或像“二二八”事变时许多人被打死在南港桥下那样……
6个月之后，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从台北新店军人监狱寄来的一封信，说已被判刑10年。信中并没说为何被判刑，仅说一切尚好，勿虑。母亲知道父亲受了别人的连累，但在1950年代初台湾那种动乱的情况下，她也无可奈何。
得知父亲还在世，母亲不再像以前那么悲观。这以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在林园小镇开裁缝补习班，赖此维生。此后10年，我们都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那时母亲常常鼓励我：“你小小年纪就受这苦，我实在心疼……但一个人幼年受苦总比中年受苦好，你再苦也得努力用功啊……”后来我读到初中，曾多次想放弃保送高中的机会，去读师范学校，好早些毕业帮母亲赚钱。但我的想法受到母亲严厉否决。她说：“我宁可牺牲儿子的教育，也要成全女儿。男孩子长大了在社会上出路很广，女孩只有好好上学才会更有出息……”
（八）母亲一再强调，是我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母亲一再强调，是我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母亲自己再苦也尽量不要她的儿女受苦。在那个年头，母亲等于是我们的温室，而我从6岁起就在这“温室”里成长，从来没有受寒冻的侵袭之苦。
1950年代初，台湾人的生活还很贫穷；一般乡村村民三餐多以甘薯果腹，以凤梨汁、咸萝卜干佐膳，在农历初一、十五祭拜时才能吃到纯白米干饭、鱼和猪肉。那时多数学童赤脚上学，以买菜用的旧袋子当书包，下雨天戴斗笠、穿蓑衣。而我们三人穿的却是台湾有钱也买不到的羊毛毛衣，那些毛线都是从前母亲从天津带来的。
母亲于困境中始终坚持自立，凡事都首先为她的儿女着想。为了养活我们，她成为一个裁缝师。她任劳任怨，每天都倾注全力要把每件事做好，于是几个月下来就培育了不少杰出的裁缝学生。可想而知，她很快就赢得了乡里人的信任。她的裁缝班自然变得越来越大，收入也逐渐稳定。
但由于精神紧张，压力过重，母亲在我8岁那年开始身患重病，不但有严重的肠疾，长期便血，而且逐渐地心脏衰弱，每次病发，连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有位医生只好劝她随便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意思是她活不久了。当时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活不到我爸爸出狱的时候，怕没人能照顾她的3个孩子。她原来不信宗教，但有一次在病中无助，只好跪地向主耶稣呼求祷告，结果很奇妙地痊愈了。从此以后她就成了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一直到1997年过世，她一生热心传扬福音，领人归主。
我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得到许多灵感。母亲刚开裁缝班时，我正好6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看到她每天专心地在一针一线中过日子，我也养成了努力工作的习惯，有时陪她“开夜车”到深夜。当时家中没有书桌，我就在排列整齐的裁缝桌上放满了报纸，在上头练习书法，之后自己又用针线把写完的书法缝成册子，交给老师。7岁那年我终于获得了全高雄县书法比赛第一名。得奖的当天，我迫不及待地写信告诉爸爸，听说爸爸收到信之后整夜失眠。我想，对他来说，儿女的成就乃是他在监狱里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了。
我最喜欢用手指来回地数算，看看还有几年爸爸就会回来。妈妈经常告诉我，我的手完全遗传了爸爸那双强韧的手，既粗大又有力气，不像她的那样生来细润修长。和父亲一样，我喜欢写字，6岁不到就能写50多个字了。从小我就不喜欢玩具，却喜欢各种各样的纸和铅笔。在遭家变以前，父亲每天下了班几乎都带我去逛文具店。
母亲说，我很小就颇为勇敢。当年保密局的谷先生来抓我父亲，本来连我妈妈也要一起抓去。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拿起一根很长的棍子朝着他猛打过去。据说谷先生因被我这么一个6岁孩子的孝心感动而作罢，否则我们姐弟三人可真要成了孤儿了。多年后母亲还一再强调，是我的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在林园乡下上小学时，从三年级起，我就当起学校里每天升旗典礼的乐队指挥，所以直到如今我仍记得小时候指挥时那种挥动手臂的感觉。
（九）母亲的热情与生命力常使我联想到那终日不断结网的蜘蛛
父亲不在家的那10年间，尽管政治迫害不断给我们带来许多生活上的困境，但自小我的心里却是乐观而平静的。我以为自己虽然活在不幸的时代里，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想这是因为母亲不断给我们一种爱的启蒙的缘故吧。
首先，母亲很爱父亲。她天天自己省吃省穿，全为了我们姐弟三人，但若遇到父亲喜欢的东西，哪怕再贵的价格也要把它买下来寄给远方的他——虽然母亲知道，东西一旦寄到监狱里，父亲不一定能自己全部享用到。此外，母亲也经常为父亲制作新的内衣和被褥，总是边缝边落泪。遇到这种时刻，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爱，心想母亲虽然孤独寂寞，但她的内心十分充实，因为她对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她是为了爱才生存下去的。
许多年后，我读到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的《寄衣曲》，仍忍不住要想起母亲来。席佩兰的诗中描写自己要给远离在外的丈夫做衣服，谁知却突然发现剪裁甚不容易：“欲制寒衣下剪难。”这是因为丈夫已离家很久，人不在身边，无法量身体的尺寸，只有等夜里梦见郎君时再说了：“去肘宽窄难凭准，梦里寻君作样看。”母亲也和席佩兰一样，天天都想为自己的另一半剪裁衣服，但不同的是，母亲的爱充满了现实的焦虑——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狱中的苦难生活，想象他在拘禁中一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甚至还时常梦见他那面黄肌瘦的样子。可以说，父亲的健康就是母亲日夜萦绕心头的忧虑。后来不久，父亲果然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真的变得消瘦无比，于是母亲便开始为他四处求医。有一段日子母亲还临时请假，自己赶去台北，天天送药和营养品给狱中的父亲。
母亲的热情与生命力常使我联想到那终日不断结网的蜘蛛。女诗人席佩兰另有一首《暮春》诗，写的正是蜘蛛“宛转抽丝网落红”的执著情怀。诗中那蜘蛛忙着专心结网，就像母亲努力做裁缝一样。唯其执著，所以能在艰难中体现出生命的顽强与美丽。从小我就常常想，母亲那种毅力还代表了一种持续努力的生命态度。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是那不断持续的习惯塑造了我们每个人。凡是杰出的表现都不是偶然一次做出来的，那是习惯成性的结果。”亚里士多德这一段话的英译是：“We are what we repeatedly do Excellence,then,is not an act,but a habit ”关于这一段引文与蜘蛛的关系，我得自一张海报的灵感。
后来我就把母亲的“习”的家训教给了我的女儿，要她努力用功。但女儿对读书写字缺乏兴趣，起初令我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她在音乐方面颇有天分，才渐渐地转忧为喜。从小女儿就喜欢学各种不同的乐器，不论是拉小提琴、中提琴或是弹钢琴，她都有如鱼得水的乐趣。我从前对音乐毫无知识，现在却因为必须陪女儿到处参加演奏，才终于体会到美丽的音乐也是在不断持续的努力“练习”中产生出来的。
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母亲过世之前，她居然有机会欣赏到我女儿的音乐表演。每次看到Edie和她的同学们在台上演奏提琴，看到她们细腻美妙的手指游动自如，且能拨动观众的心弦，母亲就会说：“这些活动的小手指多么灵活可爱呀，她们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你……”
（十）雪中送炭恩难忘
1950年代执教于林园国校的蓝顺仕老师，来自澎湖，幼时因家贫，穿着破烂，常被师长藐视甚至挨打，故发誓有一天若当老师，必定要爱护贫穷子弟和家有变故的学生。他到林园国校教书那年才24岁，但一年下来已做了不少好事。例如，将自己配给的米送给贫穷的学生，替他们交学费，背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学生上学和回家等。
那年我的大弟康成才七岁，上二年级，他的导师就是蓝顺仕老师。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上课的地方正巧在康成他们教室的隔壁。我的级任导师是来自山东的女老师曹志维，她很喜欢我，推举我做班长。因为曹老师和蓝老师处得很好，总在一起聊天，所以两人时常提起我来。
有一天课后，一向与同学玩得很开心的我，却反常地作忧郁状，正独自靠着墙壁站着，好像有什么心事的样子。于是蓝老师就立刻问曹老师，想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原来，前一天在上作文课时，曹老师定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我却边写边流泪。曹老师料想我家一定有了什么变故，就摸摸我的头，以示安慰。当天下午曹老师就到我家专程拜访。她一走进我们家，就看见我妈妈满头汗珠，正在教裁缝课。妈妈一见老师来了，立刻把工作放下，请她到安静的后院交谈。母亲本来不愿提起父亲正在监牢里受迫害的事，但沉默片刻之后，就勉强流着泪告诉了曹老师。经过这次拜访，曹老师才知道我母亲是个“女中丈夫”，独自一人撑起了养育3个小孩的重任。因此，曹老师对蓝老师说，她很同情也很佩服我妈妈，认为她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女性。
这次以后，蓝老师更加了解到我们一家确实已处在一种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当时，蓝老师是林园大信医院张简医师家的家庭教师，而张简医师又曾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对我们家的遭遇十分清楚，故也时常向蓝老师提起我们。
据后来蓝老师说，在他班上，大弟康成几乎从来没有言笑，又常被班上的其他学生“拳揍脚踢”，而康成既不反击，也不哭，十分坚强。在这种情况下，蓝老师总是非常同情康成，并且做了适当的公平处理。
弟康成一直就是个好学生，从来没迟到过，但学期中突然连续三天迟到。于是蓝老师就详细查问。后来才听说，我母亲因重病，由当地教会长老陪同，已前往左营的二姨家，将要接受治疗。我被寄放在林园的表姐家，而大弟小弟两人则寄住在远处的港嘴大姨家。这样一来，康成每天早晨就得独自走路到林园国小上学，每趟需费时一小时以上。蓝老师知道这事之后，就开始用自行车早晚载康成上学、回家。后来他就干脆让康成跟他一起住在学校宿舍里，每天照顾康成吃住，还帮他洗澡。同时每天也带他到张简医师家中补习（不久，我也加入了这个补习的阵营）。几个月后，母亲终于病愈回林园，才和我们团圆。但蓝老师还是每天下午到我们家接我和康成去补习。下了课，他总是带我们到前市场喝杏仁茶、吃油条。
有一次康成哭着去上学，因为临时发现书包丢了，以为给贼偷走了。但蓝老师立刻安慰他，还答应买新书和全新的书包给他。没想到下课时，康成愕然发现五岁的小弟观圻（当时还没上学）正背着那书包坐在校园里的一棵树下，左右翻看哥哥的书本。这事使得蓝老师甚为感动，认为小弟生来好学，因而也开始把小弟带到他家里去读书了。
（十一）探监途中
1953年，我9岁，那一年父亲从台湾东岸的绿岛（通称火烧岛）集中营转至台北新店军人监狱继续服刑。此后每年寒暑假，母亲必带我们姐弟三人去监狱探望父亲。
我们家住在高雄乡下，每次去探监的往返行程都十分辛苦，特别是挤公共汽车和赶火车，一路上颠簸嘈杂，我们这弱小的妇幼四人，几乎总是在人堆里受尽拥挤推搡之苦。出发的当天，母亲一大早就带我们从林园乡下乘汽车到凤山，再由凤山搭“高雄客运”往高雄市，到了高雄之后，又得转乘市内汽车到高雄火车站。在挤满了旅客的火车站匆匆买了票，又得长时间地等车，而好容易上了车，每一次车厢内都是爆满。那些抢先上车的，急着占位子的，全都横冲直撞，母亲只得护住两个弟弟，一只手拉一个，边走还要边回顾落在后边的我，而我身背大书包，想赶上去却总是走不快。等赶上车，浑身无力地往车上一坐，在火车摇晃中一歪头就靠在椅背上入睡。直到几小时后抵达彰化或台中车站，停车的时间较长，母亲买了水果零食和便当，这才叫醒我，我揉揉眼睛，掏出我那把小刀，把母亲递过来的香瓜切成片，与弟弟们分食。那火车也真慢，到达台北，总要拖到次日清晨。这时候母亲又要招呼我们这些喊饿的孩子吃了早点，再搭汽车前往新店。
从新店往军人监狱，要乘三轮车，那段路最令我难忘。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沿途十分荒凉。我们四人总是同坐一辆车，母亲和我坐在座位上，两个弟弟蹲在我们的脚边。听说我们去军人监狱探监，三轮车夫的脸上多流露出同情的表情，都不愿多收我们的钱。记得有一回，一个三轮车夫边踩车边说道：“孩子还这么小，爸爸就被抓去关了监狱，真可怜啊！你这位太太也真不容易呀，是远道来的吧？唉，我知道那里头关的不少人都是冤枉的……”他一边说着，向监狱的方向指了一下。
妈妈唉声叹气：“你真是好心人，我们是从高雄乡下赶来的，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呢。我丈夫已在牢里关了三年，还有七年刑期才满。到时候，会不会出来，还说不定呢……”“唉！你的命真苦……”车夫只顾叹气，口中不断在说：“命啊，命啊，这都是命啊。”
终于我们抵达监狱墙外。远望阴森森的，到处有宪兵站岗。母亲向车夫说：“多少钱？让我先付这一趟的钱给你。”“不用，不用，我在门口等你们，等回去时再付钱吧。”“也好，那就多谢你了。”母亲笑脸向他致谢，脸上却掩盖不住深重的忧虑。
我们进了监狱，母亲和管门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带着我们站在面会室里等候。面会室中隔一道玻璃窗，把两边分成隔绝的空间，里外虽看得分明，伸手却不能互相触摸。家属在外，犯人在内，所谓“面会”就是徒然地面面相对，谁也不得逾越冷酷的界线。狱卒领着我爸爸从玻璃的那头走来了。他满脸憔悴，浑身消瘦，穿着没系腰带的囚服，我一下愣住了，不住望着母亲说：“爸爸来了……”
面会开始了，母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把小弟大弟高高抱起，好让爸爸看个清楚。我则努力踮起脚尖，在一旁观望。旁边一直有人站着监视，面无表情，一面在计时，一面似乎还在录音。最后父亲先开口：“我一切很好，你们不要担心……”
（十二）好心的三轮车夫
隔一道玻璃窗，妈妈对爸爸说：“你看，3个孩子都长大了。”又低头嘱咐我们：“快叫爸爸……”
我隐约记得那天爸妈的对话大约如此:“我给你寄来的药都收到了吗？还需要我寄什么东西？”“不需要了。你太忙，不必每封信都回。”“这学期孩子的功课都很好，小红还是考第一，康成第二名，观圻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会继续寄他们的相片给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这时管门的人早已在催促了，因为每次面会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但听说那次狱卒特别同情我们，看见我们母子四人好不容易从老远的高雄跑来面会，破例给我们延长了5分钟。
走出监狱，我们都忍不住流泪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我仿佛长大了许多。
远远地，我看见监狱的墙外空荡荡的，只有那个三轮车夫很耐心地在那儿等候我们。在回程中，三轮车夫一直安慰我母亲，说：“你们还算幸运的，这年头能保一条命已经不错了……”
三轮车夫拉着我们走了几十分钟，我们又回到了新店的汽车站。
三轮车刚要停下来，母亲已伸手掏出钱来。下了车，母亲一面向车夫道谢，一面要把钱递过去。谁料，车夫一下子竟跳上车去，向我们摆摆手，喊了一声：“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呐……”母亲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车夫头也不回，飞奔而去……
几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好心的三轮车夫。
有关父亲1950年在台北被捕的详细情况，我一直到半世纪之后才偶尔从父亲自己的口中得知片段。那个隐藏多年的政治迫害景象才慢慢在我的眼前又一次展开了。
原来我父亲坐牢10年乃是受我大舅陈本江先生的连累。因为保密局的人抓不到陈本江本人，故把目标转向陈的亲戚和朋友们。由于我父亲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较为显著，而且又是陈的妹夫，还是大舅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所以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好像有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人强迫带走，以后就没回来了。但后来我才知道，那记忆并不全对。事实上，保密局的人前后一共抓了父亲两次。1950年1月23日深夜父亲第一次被逮捕，当晚受了强烈灯光下连续不停的拷问，在拂晓前被推入阴森森的囚房，该囚房仅三个榻榻米大，门一打开，父亲就看见早已有一堆人躺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因灯光颇暗，父亲自己挣扎了老半天，才找到一个小空位，勉强坐了下来，不久即和衣（大衣）昏昏睡去。晚间在吉普车刹车声和人们凄惨的哭喊声中，不时惊醒。当时父亲想到家里的妻儿，心乱如麻。据说他心里最惦着我，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昨日掌上珠，今朝成孤雏。”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1950年代，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
但父亲被捕一个月左右，突然被释放。那时家中的东西已全遭没收，且被迫搬进另一间被没收的民宅中，整天都有特务在家里监视。日间则有保密局的人带父亲到各个城市，他们要他说出某某亲友现在躲在哪儿等等（当时有亲友参加了民主革命联盟），但父亲却丝毫说不出什么，态度也不合作，故5月5日那天又被抓。
（十三）父亲的故事
父亲第二次被捕那天，大弟康成正在发高烧。故上了军车后，父亲一直心如刀割。首先，他被关在保密局另一个临时看守所里，所内地板尚未干，整天不得盐吃，身体浮肿，几乎支撑不住，且时时活在黑暗中。每天早晨，倒马桶是唯一得见天日的机会，但后面总有刺刀和冲锋枪跟着，十分恐怖。当时，父亲天天被施加各种各样的体刑。
数月之后，父亲被移送至军法处看守所。在那儿很久都没判刑，只得到一个号码。刚进去时，半夜经常听见有人陆续叫喊某某号、某某人，接着只见一个个年轻人被推出去枪毙，他们大多是优秀的台湾青年，几乎全是台大学生。
那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就被判刑十年，随即关入军人监狱。这时监狱刚建成，连墙壁都还是湿淋淋的。每天那儿的政治犯等于睡在“水上”，因为被褥底下都渗透着来自浴室和厕所的水。但这时总算准许犯人给家人写信了。此时在妻儿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父亲只得写信给住在南部的大姨父。后来信通了，母亲带着两岁的小弟观圻，飞快地赶往台北的监狱看望父亲。那回父亲隔着窗，只见母亲抱着观圻，观圻拿着半根香蕉在嘴上啃，夫妻两人，一时泪眼相对无言。
但母亲第二次去时，父亲已被送到绿岛劳动营去了。
据父亲后来回忆，有一天半夜，上头突然命令牢里的政治犯立刻打好行李，然后大伙儿就上了大卡车。车在大路上行驶，父亲却看不见外头，因为车上的窗帘全部拉下，四面一片黑暗。后来才发现自己已被押到基隆港码头，又被逼上船，船上每两人一副手铐。一到绿岛，解下手铐，先走五公里路到营区，当时天已傍晚，但未开饭，立即又集合，当下给每人发下绳子和杆子，列队再走到码头，每人须抬运米粮回营，黄豆一包两百斤，压在肩头，人勉强能站得起来。因为打着赤脚，而路上又都是沙石，步步都是在极端的痛苦中走过的。
据父亲回忆，在那段强迫劳役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起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所描写的集中营的情景。当时他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加上早已在监牢里得了肺病，这一下就更严重了。父亲从来不会游泳，有一次看见绿岛有一个很深的池塘，他故意跳下去，心想一定会立刻就死了。没想到他的身体竟浮在水上，沉不下去。那次父亲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死在绿岛了。
大约两年后，父亲终于被押运回台，关入新店军人监狱。在那里几年之间，父亲看见难友们死的死，疯的疯。同时，他仍照常受罚，每日戴着脚镣出去做工。后来身体不支，就开始吐血，心想此生是绝对无法生还了。但终究还是写信通知了母亲，让她寄药到监狱里。
坐牢的经验使得父亲渐渐看透了人性，从此勤读《圣经》。他发现，《圣经》乃是反映人性的一面镜子。在经历过诸种人生境遇之后，父亲终于找到了他的信仰。在坐牢的最后三年间，父亲似乎能静下心了。他不但自愿在牢里教英文，也从事各种翻译工作。例如，他译自日文的《论科学的思考》一文曾发表于《科学教育》第三卷第三期（原著者为汤川秀树）。后来父亲把他那篇译文从牢里寄来，献给我妈，作为他们结婚第十四周年纪念。母亲深受感动，因为没有什么礼物比那篇文章更珍贵的了。
（十四）母亲的固守
我的母亲有一种固守的性情，凡事都能心志坚定，不受外在的诱惑。这种性格也使她在患难中变得十分坚强，成为一个刚烈的女人。
父亲坐牢十年，自始至终都独立自强，即使遇到了经济上的困境，也从不接受亲友们的资助，只是自己昼夜不停地做工，勉强糊口。在那些日子里，她有流不完的眼泪，泪水经常湿透枕边。同时她还得了重病，但仍然不顾一切拼命做苦工。因此，在林园的小城中，她很早就赢得了“贤德妇女”的名声。后来，父亲出狱时，各处亲友纷纷来慰问，知道母亲所经历的事，无不称赞她的美德懿行。
记得我们刚搬进炼油厂教员宿舍不久，有一天，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远道来访，听了妈妈的故事，又感叹又赞美，临走向我父亲说：“这是现代的王宝钏啊。”因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许多人出狱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困境：其一是就业问题；其二就是家庭破碎，自己的妻子早已离去。当然，那是残酷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悲剧，是人人都能体谅的。
当时许多政治犯一旦被判刑，知道自己出狱无期（即使被判有期徒刑，也不一定能按期出狱），就劝他们的妻子再婚，主要怕她们耽误了青春，也怕她们和孩子们无法生存下去。我记得，妈妈刚开始在林园乡下开办洋裁班时，有一天忽收到爸爸寄来的这么一封信，信中提到既然他已被判十年刑期，生还无望，要妈妈赶快改嫁云云。
妈妈读完了信，气冲牛斗，嘟囔着说：“胡说些什么呀……”说着，立刻买火车票，出发北上。那次妈妈一个人匆匆赶去台北，我完全不知道爸妈是如何进行对话的。只知道从此之后，爸爸再也不敢提这事了。
每次有人在我面前称赞我妈妈，说她很美，我总是感到很骄傲。但我认为母亲的美是她的内在美的真情流露，她那种凡事固守的性情使她特别有魅力。对我来说，母亲的美是一种人格美，珍贵有如玉石。
我记得，爸爸不在家的那段期间，妈妈最发愁的就是我们的经济问题。每当我们快要交学费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筹钱。有一天，一位与妈妈娘家有世交的朋友忽然来信，说他近来发了大财，想带妈妈到凤山去做一笔很好赚的投资生意，说只需几个钟头的时间就能把事情办好。母亲听了很高兴，于是就约好某天早上一同去凤山。出发的当天，那位朋友还特地请了专车来接，也算彬彬有礼了。
当车子驶到半途中时，妈妈开始起了疑心。似乎车愈来愈近郊外，不像去城里的样子，而且已快到海边了。这时妈妈才猛然发觉自己受骗了，于是神色惊惶起来。那朋友知道难以再隐瞒了，就温和地向妈妈一五一十据实说了：原来那天不是出来谈生意，而是想找个机会向妈妈求婚，希望妈妈能嫁他做妾！妈妈一听，大吃一惊，又气又怕，立刻就喝令司机停车，自己开了车门，飞快地往海边跑去，好像要去投水自杀的样子。车里连司机带那个朋友吓得赶紧追上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我妈带回车里。一路上，那位老朋友面红耳赤，连连向妈妈赔罪不止。就这样，妈妈才得脱险。
这件事是事后我们房东太太告诉我的。那年我虽然才11岁，但已开始懂得这种事的严重性。我后来问妈妈，但她说不要紧：“小孩子不要乱想。”从那时起，我开始特别注意妈妈的安全，很怕有人随时会来害她。
（十五）父亲出狱后每隔两三天就被查一次户口
1960年1月23日是父亲出狱的日子。整个1月我们都非常兴奋。我想：终于等到有一天，母亲不必急忙地撕日历了。
父亲不在家的十年间，母亲每天等不到黄昏的时刻，就已先撕掉了当天的日历。既然日历是时间过渡的指标，它也是希望的象征。每次撕过日历，母亲总要说：“你看，明天就快要到了，你爸爸又能早一天回来了。”
为了预备父亲出狱那天的到来，母亲早已于一个星期前到台北去了。那时学校还正在上课，所以我们姐弟三人没跟着去。我们暂时住在左营高雄炼油厂的二姨家，以等待父亲的归来。
终于见到父亲了。那天父亲穿着深蓝色的西装，配上深红色的领带。站在他身旁的母亲显得特别年轻，她穿了一身淡紫色的旗袍，一直很开心地和亲戚们说笑。那天晚上，二姨家为了庆祝我爸平安归来，特地开了一个家庭庆祝会。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才回来几天，我们又开始尝到“政治迫害”的滋味了。那时我们暂时住在二姨父他们乡下的老家。有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外头有人大声敲门。敲得很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床上跳起。父亲马上开灯，穿上衣服，飞快地跑去开门。我因为临时太紧张，就抓住妈妈的手不放。看见墙上的挂钟，知道是半夜3点。心想，难道他们又来逮捕父亲不成？
接着只见一个警察走了进来：“怎么不快开门？你不是姓孙吗？快快快，我是来查户口的！”
一听是来查户口的，我突然放下心了。母亲这才爬到卧室里那榻榻米上，小心翼翼地把户口誊本从柜子里拿出来。
那警察故意提高声调说：“家里怎么只剩三个人？还有两个男孩呢？”
我抢先说：“两个弟弟在高雄炼油厂上课，现在寄宿在我二姨家。我二姨的地址是……”说着就要提笔写给他看。“好啦，好啦，我知道就是啦。”他翻一翻户口誊本，又朝父亲仔细端详了一下，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们三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那天一直到天明，我们都没再合过眼。
此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查户口”。其实我们并不怕这种干扰，怕的是邻居们的反应。因为每次那警察到我们家查户口，都大声嚷着说话，好像故意要让所有邻居左右都知道这事。所有邻居都看在眼里，渐渐不敢和我们说话了。还有人七嘴八舌，趁机制造谣言。那段日子我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我上高中一年级，功课开始繁重，每天都读书至深夜，如果半夜又有警察来查户口，那只得通夜不眠了——因为我从小就神经过敏，一旦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这期间，父亲开始到处找工作，但我们发现附近没有任何人敢聘用他。当时台湾仍在“戒严”时期，到处草木皆兵，而且每个学校和机关都有“安全组”或保防秘书，要按时把所有员工的情况向上级治安单位报告，凡有前科者，均不敢录用。后来爸妈决定先到林园的好友石贤美长老的家中住一段日子，顺便由她帮忙找工作机会。但几个星期下来，走遍了高雄台南，却处处碰壁。当时林园附近有一家中学本来准备聘用父亲，但后来校长知道了父亲的背景，就立刻送来通知：“碍难聘用”。最后，父亲只得在林园的一家补习班里暂时教英文。然而，当地的警察不断到石贤美长老的家中查询，三两天就来一次吓人的“查户口”，弄得大家鸡犬不宁。
（十六）父亲工作稳定后，我第一次拥有了“家”的感觉
后来，通过二姨父几个月的努力，父亲终于得到消息，说高雄炼油厂国光中学校长要找他面谈。该校校长颇为同情我爸，也很欣赏他的英文造诣，故很想立刻聘用他，但苦于“安全组”那边难以通过。况且高雄炼油厂又是国防要地，眼看这一关是绝对过不去了。后来有位亲戚找到从前逮捕父亲的那位谷先生，请他在此紧要关头为我父亲写信，证明我爸爸当年被捕实为无辜受累等情，这才勉强过了关。
几年后，我和两个弟弟要出国留学，再次因父亲的背景而无法通过警备总部一关，也通过同样的方法才得以顺利出国。此外，1977年谷先生曾当面告诉我，他一直知道我父亲是无辜受累的，只是我父亲“脾气太坏”，当年被捕后，曾当面顶撞他，才被判十年的。
总之，出狱后的十七年间，父亲一直在国光中学里任教。父亲早年读书一向名列前茅，从前曾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但后来因其不幸的政治遭遇，无法施展其才华，殊为可惜。但他终于有机会教育炼油厂员工的子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本来父亲兄妹三人自幼都得祖父亲自教授英文，已有了根基，后来父亲又在天津英租界从一位英国教师专修英文，故会说一口British English（英式英语）。到国光中学后，父亲在家夜以继日地用功，一面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同时又得花时间矫正他从小习惯的英国腔，重学美国口音。因此，常常清晨4时就起身，一个人到后院走廊上改学生考卷（那时他的病尚未痊愈）。任教第二年，高雄市政府抽查全市“国中”英语，结果国光竟得了冠军，比亚军高出了三十多分。当时高雄附近的报纸争先登出有关父亲教学优良的消息，还有记者专程来家里拜访。自此父亲的工作博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甚至后来炼油厂招考职员的英文命题也常由他一人负责了。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保警队员仍每周两三次到家里来“查户口”。经常是三更半夜就来敲门，手里还拿着手电筒不断地照，又到处翻箱倒柜地搜查，有时还大喊大叫，自然也吵醒了邻居左右。在这种时候，我们面对那撞门进来“查户口”的警察，心里虽然感到怨恨，却也无可奈何。
在这种“查户口”的疲劳轰炸之下，母亲最担心父亲又会旧病复发。后来父亲果然开始吐血，幸而得名医诊治，才渡过了难关。
至于我，每天早晚都在忙着赶交通车到高雄市区上学。在返途中，每次看见那座美丽的半屏山高高耸立，我就知道快到家了。真的，尽管生活的境况仍未能如人意，但这些年来，我第一次拥有了“家”的感觉。
因为即便是我的大表姐，我大姨的大女儿，也曾经大哭大嚷，朝着我妈妈大叫：“你别得意，你以为你丈夫会活着回来？哼，我告诉你，他连骨灰都回不来……”
当时听见那句话，我立刻哭了起来。我母亲则早已气得整个人倒在榻榻米上，她的学生正在用热毛巾给她擦脸。那时妈妈已经开始有了心脏的毛病，只要一生气就会全身发冷发抖。我看妈妈好像不行了，就掉头跑下楼去，直奔附近的大信医院，不久张简医师就来给妈妈打针。这样，母亲才终于脱离了危险。
（十七）在语言的夹缝中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曾经是台湾“省籍矛盾”的受害者，当时我一直活在语言的夹缝中。在那个年代里，语言变成了族群的、政治的表现方式，而我那不寻常的背景（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台湾人）又更加把我推向了两难的语言困境。
话说，我父亲是天津人，早年长住北京。身为老北京，父亲总是一口京腔。1944年我出生于北京，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其他家人讲北京话。所以，北京话是我的第一母语（母亲是台湾人，曾在东京受日本教育，但她后来努力学习北京话，尽管她的口音不甚标准）。1946年我们搬到台湾以后，全家人还是继续讲北京话。按当时台湾的标准，我的口语是最纯正的北京话“国语”。
然而，1950年父亲被抓去坐牢，不久情况就大大地不同了。首先，家遭惨变之后，母亲就带我们姐弟三人逃到高雄县的林园乡下。印象中，到了林园之后不久，或许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我很快就把北京话全忘了。此后一年间，我整天只说台语。一直到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强制推行“国语”，我的台湾老师才开始教给我们带有“台湾腔”的国语。所以，我现在说的“台湾国语”是我8岁那年在林园乡下学的；严格地说来，它应当是我的第三母语。
当年在林园国校，我的老师经常是夹杂着“国语”、台语和日语来讲课的。在1950年代初的台湾，这种混杂着三种语言的情况是极其自然的。因为从前台湾人被日本统治50年，学校和机关所用的官方语言一直是日语，而我的台湾老师也大多是在日本的教育中长大的。后来，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从此北京话变成了“国语”，台湾人为了求职，只好硬着头皮从头开始学中文，但一时仍无法把它学好。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位二年级老师在课上大声对我们说道：“下课后，不要拿椅子的拐子打酸子，你们只要好好勉强。”我因为已经熟悉台语，晓得“拐子”是指椅子的腿，“酸子”就是杧果，所以立刻明白老师那一句话的大意：“你们下课之后不要顽皮，不要拿椅子的腿来打树上的杧果。”然而，对于老师的话的下半句（“你们只要好好勉强”），我却莫名其妙。后来回家问了母亲，才知道那是日语的说法。原来在日语中，“勉强”是努力用功的意思！它完全没有“不甘愿”或“勉强为之”的含义。
当时林园的人都待我十分友善。在学校里，我和他们说“台湾国语”；在家里，我也和大家一样，一律说台语。不久来了几个新转来的大陆军人子弟，班上同学开始骂他们“山猪”，时常欺负他们，我这才知道原来台湾人很恨“外省人”。其实按理说，我父亲是大陆人，他们也可以喊我做“山猪”，但因为我说一口“台湾国语”，说起台语来又那么流利，所以他们也就把我看成台湾人了。然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的族群，也没有把语言当成什么文化认同。我不但亲近台湾学生（当时我最要好的台湾同学叫张简满里，是当地有名的一位医师的女儿），也和外省同学做朋友。记得我很喜欢一个来自山东的同学，我经常到她家去玩，也向她学了几句山东土话。我发现，她也不太会说北京话的国语，而她的“国语”也渐渐有了台湾腔。
（十八）台湾口音成了我的阴影
对我来说，语言的运用就如同呼吸空气一般。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从忘了北京话，到熟悉台语，再到学习“台湾国语”，乃至于后来到了美国成天说英语，这过程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我11岁那年开始遇到了语言的困境。那是一个新的挑战，一个使我逐渐对自己的“母语”失去信心的挑战。
1956年，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我转到左营的高雄炼油厂代用国校读书。那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学校，每年考中学的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还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我遇到了一个没想到的问题。在课堂中，老师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是外省人，怎么说一口台湾国语？”口气带着嘲讽的味道。
我一时答不上话来，只摇摇头，红着脸，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一直滴到了书本上。
下了课，我的心情一直很坏，也不跟同学们玩。我独自一人走到防空洞的旁边，站在那儿发呆。我看看天空，到处还是一片灿烂的阳光。我开始怀念林园，想起自己一向在那儿被公认为标准的模范生，今天却在这里受到排斥，实在很不甘心。正想着，突然飞来一块小石头，差一点打在我头上。
“台湾人，乡下人，不要脸。”我回头一看，是个外省籍的男生，他躲在防空洞的后头，手上拿着橡皮筋，正准备发射第二块石头。我一声不响地跑开了，静静走回教室。我并没哭，我阿Q似地安慰自己：“我的台湾国语关你何事？我要让你们看看，一个带有台湾腔的人也能考第一！”
后来，我日夜埋头苦读，不到一个月，已经成了班上数一数二的高才生。老师为了鼓励我，还时常让我到黑板上给同学们讲数学，俨然当起“小老师”来了。渐渐地，大家已习惯了我的台湾腔。3个月之后，我顺利地从油厂小学毕业。在离校之前，我还交了几个要好的外省朋友。连那个先前用石头打我的男同学也终于和我说话了。
然而，那段有关台湾口音的尴尬经验，对我一直是个可怕的阴影。它使我害怕自己的“母语”，也混淆了我的文化认同，一时令我无所适从。我发现，在那个充满了权力意识的社区中，即使是台湾人也会说一口标准的“国语”。以我的表兄妹为例，他们是道地的台湾人，但从小就在炼油厂的“国语”环境中长大，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外省人。而我本来是个大陆人，却因口音的缘故被看成“番薯人”。事实上，我应当既是外省人，也是台湾人，我本来就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然而，当时在台湾的一般学校和机关里，正确的北京话“国语”代表着高位文化对低位文化的排斥。
后来，我考取了城里有名的高雄女中。那个中学的学生来自远近各个不同的社区，所以学生的语言背景也较为混杂。但那段时期，我尽量不说话，随时保持安静，以免出错。尽管我是班上最不爱出风头的学生，老师最后还是选我做班长，大概因为我的学业成绩优异的缘故。当时我赢得了一个绰号：“沉默的班长”。每次我一开口说话，班上有些同学就会讥笑我。当时在班上，我最喜欢和本省籍的同学们来往，其中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孙美惠（她后来进医学院读药剂系）。方瑜（现为台大中文系教授）则算是比较同情我的外省籍同学之一。另外还有几位不同班的外省籍同学——如钟玲（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孙曼丽（多年后成为许倬云夫人）等——都待我不错，只是当时彼此尚未深交。
（十九）终于摆脱语言的焦虑
有一天，一个与我争分数的同学，一大清早就递给我一个纸条：“希望你有一天能把那台湾口音改好。”为了那纸条，我哭了一下午。但有一位浙江籍的同学蒋玛丽好心安慰我：“台湾腔没什么不好，你不要听她胡说。‘蒋总统’不也有很重的浙江口音！”
蒋玛丽的话听来似乎十分有理，却与实际情况不甚相符。在那个充满语音霸权的时代，所有外省的口音——哪怕是带有严重腔调的湖南口音或四川口音——都可以被接受，唯独不可以有台湾口音。一般说来，台湾口音被看成是土气的、落后的，甚至是殖民的。
因此，我变得愈来愈沉默了，也渐渐对自己的说话能力失去了信心，我害怕再面对任何不愉快的场面。此后在学校里，除了课上老师发问我必须答话以外，我尽量不开口说话。用现代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我当时简直得了“失语症”。
我发现自己在逃避母语，而远离母语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始日夜啃读英文。在读高雄女中的6年间，我几乎每天放学后、回家前，都往对面的天主教堂里跑，因为那儿有修女免费教我英语和法语。同时，在学校的所有课程中，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英语课上。后来，我渐渐进入了英语的语境中，晚上甚至经常梦见自己和人进行英语对话。就这样，我的脑子里开始有了学语言的乐趣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被保送东海大学，开始专攻英国文学。
当时东海大学英文系里的教师全是美国人，所以在班上一律讲英语。1968年我移民到美国之后，更是整天都在说英语，这才完全摆脱了从前的语言焦虑，也才享受到随意表达思想的自由。在美国，我发现到处人人都说着不同腔调的英语。不论在东岸还是西岸，或是在中西部，我说的一直是那带有特殊腔调的英语，但从来也没人责怪我。在这期间，我曾一度跟着我丈夫钦次搬去南达科他州，当地的大学居然聘我在英文系里教起美国学生英文文法来，完全对我的英语口音没有一点偏见。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人人喜欢强调语言背景的“不同”。“不同”并非什么可耻的事，它其实代表一种文化的魅力。
从前我总是尽可能跟华人说英语，从此我不再害怕用“台湾国语”和其他华人朋友讲话了。1979年我去南京大学访问，作了5场有关比较文学的演讲，会后居然有人称赞我的普通话说得很道地，说我的中国话讲得比许多南京人要好，一时令我惊奇万分。我想这是因为一般大陆人并不存在对方言歧视的缘故吧。
后来又有西安人对我说同样的话。这些不断的鼓励终于启发了我的寻根欲望，使我从1993年以来，一直努力练习汉语写作，不再以英文为唯一的书写语言了。这一来，我才真正体验到了自由运用双语的乐趣，从此也不再感到自己是语言的囚徒了。（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