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大将中只有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先后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可是就这三位在当时唯一的称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将，竟然在不足十年间先后垮台，而且遭遇一个不如一个。黄克诚在庐山遇难时，他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其后谭政被整，扫地出门继而又被抓了回来，一关就是九年（一说八年），在狱中的谭政已经给搞得似人非人、神经错乱。放出来以后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连完成回忆录都成了难事。至于罗瑞卿，显赫之际可谓兼职之多，重要的就有七八个，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可是付出代价也最大，先是摔断了腿，还被毛泽东骂作“没出息 “，此后断腿得不到修复，1967年3月4日到5日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大型批斗会上，罗瑞卿因为伤口未愈，被用箩筐抬到了台上，残肢戳在筐外，所过处血迹斑斑。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罗瑞卿第三次入院治疗，吴法宪报给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黄永胜、陈伯达都表示同意主席的指示。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不同意罗瑞卿动手术。林彪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 复出后的罗瑞卿为了最终治疗好这个文革遗作不惜年迈时节去海外问医，本来罗的保健医生也可以随之前往，可罗为了给刚刚百废待兴的国家省点外汇就没有同意，谁知道这一成行竟成永诀。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的代价比较黄克诚、谭政还要大。另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并且慷慨解囊给毛泽东称作“救命恩人”的徐海东大将建国后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文革中的中共九大，毛为了拼凑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就提议把徐海东放了出来，列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抱病在身的徐海东感激莫名，未几疏散令下，徐海东转移外地，这位刚刚当选中央委员的大将竟然连常用药都不能正常给予使用，活活的在延误中丢掉性命，临终之际的徐海东把这笔帐算在了林彪的头上，因为在徐海东看来，他实在想不出当年他一次拿出数千大洋救助的中央红军的当家人毛泽东为什么如今见死不救？而当年查抄过林家大湾的旧账很有可能导致林彪的官报私仇。当然，这徐海东最后的思考已经无从在毛、林身上得到具体的答案，不过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徐海东的确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走完了一生的历程。<BR><BR>王树声、张云逸倒是没有被过多的政治风浪冲击得一塌糊涂，可是就在张云逸大将临终时居然对身边人说：“古人说难得枕上死，今天才知道。”不知道这位领导百色起义、风云一时的新四军副军长此刻的心酸是否能用语言形容？当周恩来俯下身去告知神志已经不是很清楚的王树声，是代表毛泽东看望他时，王树声乃如孩子般的呜咽不止。而名满天下、载誉军史的粟裕大将直到病故也没有得到平反的正面通知，陈赓这位被毛曾经在红军时期誉作“陈赓行，能当军长”的将星之星只不过因为和彭德怀有着不俗的历史关系，先是被屏蔽在国防部部长人选之外，继而受到冷遇并因身体缘故终于过早离世。不过，也免了不久就要到来的劫难，以陈赓当年被捕又脱身的遭遇，又以文革大抓叛徒变节的特色，想来陈大将即便活到以后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
开国十大将系列之黄克诚宽以待己
黄克诚在党内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尊称，即“黄老”，党内凡是被称作“某老”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则年高德劭如徐老特立、林老伯渠；一则资格老，如康老生、柯老庆施；一则由于其品行端方而得，应该说黄克诚的“黄老”和第三种可能有着极大关系。
黄克诚的刚直不阿、爱提意见也是党内、军内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说过：“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这里面的“他”就是指黄克诚。从江西到庐山，黄克诚的前半生以严以律人著称，也以耿直犯上闻名。即便在他最为背运的时候还是不忘了提意见，以致于有位领导发了脾气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当个红军战士都不够格。” 黄克诚一生严于律人的同时也严于律己，这点只要看看黄的子女便会清楚。可是，黄克诚也不是一直坚持不懈的严以律己，在某些时候他甚至还有些宽以待己，类似的例子在相关的回忆录中包括黄克诚自己的自述中体现的最为分明。
在厚厚一本的《黄克诚自述》中谈到全军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屈指可数的单薄的几页纸上对于内中黄老本人究竟充当了何等的角色语焉不详，不但黄老自己的不详，连彭德怀的也不详，而全军反教条主义的后果之一，在黄克诚看来居然是“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不过，自述中也说了一句真话，那就是全军反教条主义其实就是庐山会议的预演。然而当我们考诸历史时发现，黄老克诚在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扮演的角色委实不轻、担子委实不弱。
刘伯承对于军事学院出现的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刘伯承的客观看法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可，而且斗争的方向正朝着刘伯承希望的相反路线越滑越远。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秘书长黄克诚同意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而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则持反对意见，萧克尤其不同意称军事学院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萧克不但不同意黄克诚的结论，也和彭德怀有严重的分歧，萧克认为彭德怀在1957年2月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同时也不同意彭德怀批判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
1958年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毛泽东讲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且把会议范围扩大到师一级。
彭德怀在宣布本次军委扩大会议内容时点了萧克的名，跟着林彪就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彭进行了不露声色的支持。林彪说：“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的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五十年代一度流行在军内的一句口号“要团结在彭总的身边”实际也是出自林彪之口。
毛泽东于6月23日、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公开提到：“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他还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作检讨。毛泽东立刻定性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也不知道毛从何处论证出来这位早年就参加红军扛枪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萧克此刻居然成了”资产阶级队伍的人“，这种随意上纲随意定论随意打倒其他人随意扣帽子的恶习从江西时代一直带到了北京城一直带到了水晶棺材里面去。
萧克、李达被诬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在扩大会议后遭受批判，并且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还把萧克主持编写的、经毛泽东批阅、彭德怀修改的《共同条令》称之为“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萧克因急火攻心、疲惫不堪以致于大口吐血。萧克的检讨送了上去，彭德怀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萧克回答：“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在讨论关于军委对萧克错误的决议时，萧克有些不服气，随口说了一句：“基本上同意。”结果马上招来质问：“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很严厉的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萧克这才默不做声。
军委扩大会议定了调子，所以，此后的批判逐步升温，例如指定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书记郭天民上将领导揭发萧克和李达，等到郭天民“积极表现”后，又把郭天民当作了批斗对象，还给郭天民硬安了一个“萧克、李达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头衔。而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的遭遇更为惨烈，蔡铁根不过说了一句“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毛主席批准的实话，就被打断发言揪出会场，同时撕下领章帽徽，作为右派关押起来，文革中蔡铁根不满诬陷，上书抗辩居然遭到处决！由军委扩大会议引发的批判余波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才告结束。这场运动波及到了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多名将领，其中陈绪英拒绝工作组要求他“揭发”的指示，结果给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
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运动里的表现用钟期光的话说那就是“他（彭德怀）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其实遗憾的本身还在于彭对于毛泽东的执着的敬仰，这种敬仰很快成为毛利用的工具，彭德怀在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充当健将，成为毛整肃军队的快枪。但是，彭对于自己的错误很快有了新的认识，文革结束后，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通过总政治部找到萧克，对萧克转达了彭德怀的遗言：“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而萧克晚年自承早就原谅了“这位老首长”。 然而，作为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另一位健将级的人物黄克诚，他始终没有对自己在运动中伤害过一些同志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表态，甚至在号称严谨的《黄克诚自述》中也懒得提及，是不是黄老已老老到忘了这件事呢？显然不是，那么又是什么东西迷住了黄老记忆的双眼呢？
一部以严谨、不讳过、不媚上著称的《黄克诚自述》并没有因为黄老对于自己身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讳莫如深而失去应有的光泽，它仍旧可以说是一部迄今为止党史性质的回忆录中的上乘之作。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作品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旧有的痕迹，对于历史的真实对于自己的阴晴阳缺不能作公正客观的剖析，书及此处，良可一叹。事实上，党史人物的回忆录几乎已经成了作者夸功或者翻案的工具，近期在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又是一证，作者既不为历史真相负责，也不准备给子孙后代有所客观的交代，徒然以自己的功过是非为历史的功过是非，这样的回忆录读起来虽则不免猎奇的一面，可细想下来究竟价值几何？以律人甚严的黄克诚犹不能免俗，遑论其他？而真正要把历史当作凝固的时空进而成为启迪后来者的黄钟大吕看来还是任重道远。
开国十大将系列之粟裕不能治左右
古往今来成熟、冷静、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在治理天下的同时都很注意约束自己的身边人。治天下与治左右看似不能类比，实则关系甚大。田家英生前就曾经直言犯上的指出毛泽东的缺点包括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可惜的是，田家英的这一震古烁今的意见未能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巨大错误中纵容左右一些佞幸为乱政坛终于成为毛泽东一生的“圣德之累”以致遗玷青史。事实上，延至近现代治左右已经不再是政治家的专利，而是一切握有实权的领导者都需要注意的“大节”，今天，我们党大力提倡廉政、打击腐败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提出领导干部必须约束、管理好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谨防他们利用领导人的旗号四处招摇生事。可是，当我们考诸历史时，发现我们的前辈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坚持把这一点善始善终的毕竟属于少数，其间连开国十大将之首的粟裕也不能免俗，一样在“治左右”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1955年的一天，彭德怀办公室秘书请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立刻去彭总那里一次。彭紧急约见陈赓所为只有一事，那就是在彭德怀审批的公文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失误，而就在这份具有失误的报告上竟然有陈赓的签署。彭德怀认为以陈赓的精敏当不致于出现这类低级错误。彭德怀批评人素来算得上激烈，秘书郑文翰在日记中多次谈及此事，不但下级领导被彭训斥的只有立正的姿态（例如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就立正受训），就是同级乃至上级的领导也经常给彭批评、顶撞，即便是在彭退隐吴家花园时，还因为一些往事和难得来见他的朱德吵了起来，彭后来居然大声的说：“请总司令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以宽容著称的朱德也含愤而去，至死没有再登彭德怀的门。尤其这些工作上的计较，陈赓所受到的批评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陈赓是彭的爱将，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彭因为生活俭朴，所以有人请客多半不给面子，而能给面子的少数人中首推陈赓。但是，即便是爱将者如陈赓，一旦工作上出了纰漏在彭德怀那里一样容不得沙子。
窝了一肚子火的陈赓回到办公室叫来秘书查询，他的三位秘书任金池、徐嘉谷、王勉都予以否认曾经经手办理过这么一件事。陈赓大怒道：“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彭老总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1958年5月27日，林彪曾经专门在会上说过这样一番话：“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林彪话音未落，贺龙即表态说：“林彪讲话我很同意，我们都要团结在彭总的周围。”叶剑英也跟着说：“我同意林彪同志意见，大家要在彭总的周围。”由此可见，彭德怀自从建国后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其人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还被一向善于吹捧毛泽东的林彪摆到了能够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地步，要求军队的同志团结在彭的周围，不论林彪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如何，其内容毕竟反映了部分真实历史的背景。由此可想，陈赓受到彭德怀的“狠狠的一顿批评”，内中的滋味该是如何的了。陈赓后来自称这次发火是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发脾气。
可是，问了一通周围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后还是没有得出这份报告之所以签署陈赓的名义的由来。直到后来事态有些大了，有一位工作人员才站出来承认了错误。这位工作人员就是总参谋长粟裕的秘书。粟裕的这位秘书告诉陈赓，是他擅自盖了陈赓的章子送上去这份报告的。陈赓听后勃然大怒：“这么重大的事，你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你不是在骑着我的脖子上拉屎吗？”粟裕外地疗养，粟裕的几个秘书就到代总长陈赓这里请示工作，内中一位大抵自觉是总长信得过的秘书，所以不报告陈赓就径直盖了陈赓的图章。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未见于任何有关粟裕的文章、书籍和回忆录，那些在互联网上喋喋不休的吹捧粟裕者更没有可能看到这个细节，可是它却实实在在的记载在官修本的《陈赓传》的第803、804页上，透过这件事得以让我们看到粟裕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另一副面孔。
作为秘书，应该知道自己工作的原则范围。作为总长，也应该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工作规避错误的出现。何以一旦粟裕外出疗养，手下人竟然未经请示擅用人家的图章呢？这种私调军令放在战争年代就是军法从事。即便是和平年代也一样不能容许。我们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件事，其目的不是因此来否定粟裕的纪律性、革命性和他赫赫的战功，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历史的真相。我们有些人在研究党史的时候经常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走极端，一俟某人军功显赫或者政绩昭彰便千好万好，总之就是一个好，其他的都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笔带过。网上的“挺粟”之流更加发挥这种极端的做法，把粟裕吹上了天，似乎粟裕已经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拿粟裕蒙冤这件事作为“照妖镜”，似乎粟裕白璧无瑕，从来就没有犯下过错误。这种作法不但毫无益处于勾勒粟裕的本来面目，也无益于客观公正评价粟裕的一生。我感觉倒是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把粟裕的缺点和不足连同他的伟大成就一起摆在人们的面前，让大家做一个公平的裁决，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镜自然是雪亮的，像祥林嫂一样把粟裕的蒙冤用填鸭的方式拼命的塞到读者的嘴巴里的做法委实不妥。
有关这一类错误粟裕本人也有过一些说法。1958年5月28日，粟裕本人作出公开检讨，具体如下：我（粟裕）到总参工作六年多了，由于身体不好， 1951、1956年各休息了一个时期，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的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联系到历史上 1947年在濮阳整训，军队的军阀主义，自己有责任。”事实上，粟裕多病，聂荣臻早就在1956年的3月21日的军委第十六次会议上提出：总参要成为一个口子，粟裕有病，要由陈赓顶。
这件事之后，粟裕如何批评他的秘书，如何教育他的手下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至少《陈赓传》中没有记载，那么粟裕的左右也就更不会轻易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费神回忆这么一段并不光彩的往事。粟裕在治左右上虽有缺陷，可是左右却十足的对得起粟裕，我们现在从网上就能看到鞠开等人的长篇累牍的如何介绍粟裕蒙冤的全景，还有一些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如何排斥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回忆文章，或许从这里我们倒是能够看到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幕的由来吧。
开国十大将系列之王树声枪杀李彩云
1985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负责人向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杜义德了解有关原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杀事件的原委。在出示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批示、指示后，这位1955年就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终于语焉不详的说道：“李彩云是我和王树声同志错杀的。”其时，距离李彩云烈士牺牲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杜义德中将晚年著有《杜义德文集》，内中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开国中将征战厮杀的一生的回忆。然而，这部厚厚的文集中我们却丝毫也看不到他对红四方面军山头主义横行、军阀作风肆虐，公然用枪杆子审查中央路线的深层次反省，在杜义德的文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随意就把这些个错误扣在了死人张国焘身上。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张国焘当然要负有首要责任，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特别是西路军高级将领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在张国焘横行霸道的历史状态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对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可惜，杜义德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但历史告诉了我们真相。<BR><BR>李彩云，1908年生于甘肃洮南，毕业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以后历任红五军团司令部训练科长、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兼金川独立师师长、甘肃省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彩云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战士，也是百战之余的精锐忠贞之士。据他的老战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李新国在《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中回忆，为了固守倪家营子，西路军总部决定第二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李新国时任骑兵师作战科长）骑兵师配备的马匹十分恶劣，但是李彩云仍旧斗志昂扬的率领全师400 多指战员奋勇杀敌、临难不苟。可包括李彩云在内的所有人应该都不会想到这位被“青马”（青海马步芳军阀集团简称）悬赏2000元大洋的优秀将领躲过了敌人的堵截、追杀却在生路透出一丝曙光的时候遭到了来自王树声、杜义德这些自己人、来自背后的黑枪，永远的长眠在这片他熟悉的土地上了。
王树声简历
这是官方刊载的王树声的简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王宏信。1905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 月，参加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队长、分队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大队党代表、支队长、团长。1931年11月，任第四方面军第11师师长。后任第73师师长。1933年7月任第31军军长。1934年任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35年3月，参与指挥嘉陵江战役后参加长征。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率小部队转入祁连山打游击，部队被冲散，孤身辗转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同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出版有《王树声军事文选》。
和李彩云的经历相比，王树声显然“显赫”的多。这点我们从他的官方简历就能看出来。王树声能够迅速跻身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除了他自身的战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红四方面军提拔使用干部的准则－刻意选拔工农干部或者带有浓厚工农色彩的小知识分子。（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回忆说王树声属于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张国焘主政鄂豫皖之后，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提出了一个“四个必然”的定论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引自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92页）而在这个公式的背后实质原因则是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盲从、善于独立思考让张国焘不能随意的为所欲为。例如曾中生、许继慎、舒传贤、徐以新等。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背景的干部，张国焘必杀无疑。是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些东西呢？显然不是，张国焘的这种阴暗的举动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树声、沈泽民、陈昌浩、郑义斋、徐宝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开提倡大力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随着这股妖风的横行，在红四方面军中，戴眼镜的、别钢笔的、会写字的都在必杀的范畴之内。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晚年回忆，他曾经偶然冒出一句“牛顿”的名词险些遭到张国焘的清算，幸亏徐向前机智的予以搪塞才幸免于难。 1938年，毛泽东郑重指出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其错误的行为断送了红军的前途。
而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毛泽东也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当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农干部中也突出涌现了像许世友、徐海东等名将、猛将，也突出涌现了一大批坚定忠贞的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盲目的排斥、滥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张国焘推行的这套办法和后来文革当中鼓吹知识无用实际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在于愚弄下属、摆弄群体，以便于一人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在这样的风气下，工农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对张国焘一体凛尊、绝对服从。也天然的对来自其他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出现本能的排挤、打击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彩云的蒙难实际也是这一政策的应有体现。
除开滥杀知识分子干部这一前提外，还有一个就是红四方面军固有的山头主义在作祟。陈独秀当年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多次引用足以证明党内的山头、宗派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共存。不独红四方面军，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派别也是层出不穷。但是，相比较而言，红四方面军更为严重一些。严重到可以自视最高、目无中央。张国焘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红四方面军土壤的烘托。红四方面军这种派系林立、山头激涌的现象不仅在红军时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还有所流露，例如红二十五军旧部围攻程子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王树声在这些缺点中留下的痕迹算是最重的一个。
关于红四方面军干部普遍素养比较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余天云几欲殴打朱德、谩骂刘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红军公认的创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说且为人宽宏，只是因为在南下问题上同张国焘有所分歧，这就在像余天云这样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心目中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别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给张国焘调教出来的喜欢动辄给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诸如机会主义错误、右倾主义错误、日本特务、国际特务这类的帽子的手段则颇有一套本领。有人不过是给朱德在马匹上提供了一点便利，立刻遭致余天云的唾骂和殴打，有一次甚至准备对朱德老拳相向。（参见《刘伯承军事生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的李特公然给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当李特看到原独立师政委张平凯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时竟然对莫文骅说：“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吗？”（参见《莫文骅将军自述》144、145页）当时红军给养困难，部队首长带头找吃的本来是寻常事，可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看来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岂非咄咄怪事？多年之后，军史研究者刘统在撰写《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中采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资料也在证实这一点即“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作战勇敢，但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引自该书214页）也就是说，简单粗暴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常用的一种手段，王树声何以例外？事实上，王树声、杜义德比这些个“政治素养差、作风粗鲁”的将领比起来走得更远。发展到了直接枪杀同志，目无组织、目无中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李彩云为什么遭到枪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李彩云在路上发泄了对张国焘的不满。李彩云身属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对于张国焘在草地会师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枪的行径有所了解，他认为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针，后面的有些情况完全可以更好一些。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早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决定，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更不是什么秘密，连陈昌浩都开始松动，逐渐向中央靠拢，张国焘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消息日渐传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李彩云背后议论张国焘就算是犯了作风散漫的错误，也不到论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国、李彩云休息的时候，王树声、杜义德的枪口指向了李彩云的背后，几声枪响之后，李彩云这位红军骑兵部队早期组建者之一、英勇的战将倒在血泊中，慌做一团的李新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据《西路军沉浮录》作者、西路军史研究者董汉河说，当时王树声、杜义德都平静无事的告诉李新国，这是枪支走火所致。（参见该书424页）一名红军将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在逃难途中给“枪支走火”杀掉了，杀人者用鲁迅的话说：“都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李彩云被杀的时间，《西路军沉浮录》中记载是1937年春天以后，而根据甘肃省党史研究者提供的时间则确定为1937年6月。《西路军沉浮录》中认为当时剩余人数为11人时李彩云遇害，而甘肃党史研究者认为是9人。但是，这些纤毫的差异都无关宏旨，李彩云遇害且死于同志手中则是确认无疑。<BR><BR>朱德这样评价过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朱德说：“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指张国焘），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杀掉了，或者被赶走了。···”（引自《朱德传》352页）张国焘用“肃反”这一极端工具和手段压服党内、军内不同意见者，用保卫局刺探人心由来已久。但是，这并不是张国焘的专利，在张国焘之前，毛泽东也使用过，以至于酿就了“富田事变”，在张国焘之后，更有毛泽东把“肃反”直接上升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浩劫。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给批臭了，就单独的把这种现象的发明权、使用权都按在张国焘的名下。这种全身散发着封建思想的臭气的“肃反”恶习让党内蒙冤者数以万千记，多年以来累及的冤假错案不知凡几。就王树声自己而言，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就和徐向前的妻子一道给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掉了。但是，王树声同样也是张国焘在肃反运动中的受益者，没有许继慎、周维炯这些能征惯战的名将的倒下，也不会有他王树声在1934年便坐上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资历。这么说不过是在陈述一段历史，而无意贬低王树声本人的军事成就和战功。因为就是战功和军事能力也需要机会的等待和来临。张国焘一方面用杀伐的手段遏制了反对者的前行，一方面又用委以重任的办法笼络了人心。他利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的质朴、听话、没有文化等特点在红四方面军中不断强化个人威望，让崇拜张国焘的风气日益蔓延。王树声等人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掏出了他们的手枪指向了李彩云的。然而，这不过是大的背景，还有一个小的背景，也许这就是牵扯到具体的个人修为的问题或者个人品质的长短问题了。
这里我们举一个徐以新的例子出来，徐以新算是“28个半”中的一员，可是在红四方面军中，徐以新却对张国焘不大买帐。用陈昌浩批判徐以新的话说就是：“你（徐以新）是仅次于曾中生在红军中反对张主席（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徐以新最后没有落到许继慎、曾中生的下场不是他命大，而是张国焘碍于此人的来头有些复杂再加上陈昌浩和徐以新本来就是同学，也不主张极端处理徐以新。陈昌浩逼着徐以新向张琴秋学习写悔过书，可徐以新转而写了一封劝告信给张国焘、陈昌浩，气得张国焘把徐以新原有的一点可怜的自由都给剥夺了。在红四方面军中能够坚决和张国焘的错误坚持斗争的人当中，恰恰是那些个被张国焘诬蔑为“地主富农出身的动摇分子”的知识分子干部居多，诸如曾中生、许继慎、徐以新、廖承志、舒传贤等，而那些个“大老粗”自称对革命最忠诚的工农干部多数则匍匐在张国焘的脚下，甚至在张国焘落败之际还要给张国焘唱上那么一曲挽歌。前者如王树声枪杀李彩云，后者如红大拖枪叛逃事件。所以，古人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不妨在远追历史，像南宋末年有几个武装将领能像文天祥那样？而在南明朝野正牌的武将队伍中又有谁可以和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这三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三忠”并列“忠烈”呢？老百姓俗话说：“出水才见两腿泥”，这句话用在王树声等人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李彩云被杀还有一层因素裹在里面，那就是李彩云是红五军团的人。红五军团脱胎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对于这支队伍的起义，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器重，但是，董振堂作为军团长却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遇。红四方面军谩骂红五军是“戴眼镜说漂亮话的反革命、假革命”，因为反对张国焘而受到非人待遇的我党地下工作“前三杰”之一的胡底（另外二人是钱壮飞、李克农）来到红五军寻求保护，董振堂、欧阳毅同意接收，引起张国焘的不满，随后先行抓走胡底以后秘密杀害。张国焘为了控制红五军，调任亲信黄超来担任红五军政委，架空董振堂。在分裂会议上，董振堂、欧阳毅始终拒绝出席，从而激怒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些人，这些人对红五军的痛恨由此形成。1937年1月，高台战役吃紧，董振堂准备突围，报告临泽的政委黄超，黄超却写来意见说：“高台是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这种意见等于直接陷董振堂于死地，董振堂战死后，头颅被马步芳等人砍下，这个消息后来传到延安，不少干部战士了解董振堂的都难过不已、痛哭流涕，以至于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原红五军团旧部还有人动手去打张国焘。所以，以红五军团中反张的情绪很容易激起王树声、杜义德的恶感。此外，像董振堂这些起义将领虽然已经跟定共产党，但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眼里，他们还是“苗性未退”，时刻都加以戒备。类似的情况就是旷继勋在川陕根据地的遇害，杜义德在交代枪杀李彩云时还满不在乎的胡说什么“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可见董振堂五军团这些人的出身在红四方面军这种极力鼓吹“工农至上”的环境中受到暗算几乎是一定的。
李彩云遇害一事，李新国作为目击者曾经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过，却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影响了王树声、杜义德和他的关系。这点在董汉河的《西路军沉浮录》中说的很清楚。李新国的回忆西路军的文章关键部分始终不提这段往事，直到1980年在和董汉河说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还心有余悸的告诉董说：“不要公开发表，更不要外传。”王树声、杜义德两人对随意枪杀李彩云更是三缄其口，而一向以所谓的公正示人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人也是一律不谈，李彩云这位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烈士的家属在解放后居然长期不知道烈士的去向。据《甘肃经济日报》记载：“李彩云将军沉冤半个世纪后，１９８５年中共甘肃省党史委的同志在征集研究西路军史料时被发现。甘肃省委、省军区、张掖地委、临洮县委党史部门十分重视，把李彩云作为甘肃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并积极调查核实后，向中央提交了为李彩云平反的报告。李彩云的亲属也多次向中央领导呈诉。中央军委十分重视这起冤案，立即组织调查，先后找了１７位老红军了解情况，查阅西路军史资料，终于拨开了历史的浓雾，弄清了事实真相。李彩云当年的战友、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李新国将军等为平反提供了珍贵的材料。１９９２年５月初，李先念主席亲自作了批示后，５月１３日和７月１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并向李彩云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通知书》和《革命烈士证书》。新华社、《人民日报》、《共产党员》、《党的建设》等报刊都刊登了追认李彩云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和他的革命业绩，秦基伟、伍修权、黄火青等十六位中央、省委领导同志题词，对李彩云烈士光辉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怀念。李彩云烈士的传略被编入《中华著名烈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红军长征大典》等书。２００１年６月，中共临洮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就在这份报纸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内容：“１９９６年９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时，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征》，按照拍摄内容的需要，中央电视台军事部长征摄制组、编导郭岭梅女士?著名诗人郭小川女儿 邀请李彩云烈士的嗣子李景春、侄儿李瑞麟、临洮县委副书记于彦鹏去北京与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会面。杜义德深有感触的说，李彩云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是热爱共产党的。李彩云同志的冤案迟迟没有平反澄清，这是我一生惟一做错的一件事，今天我写了“怀念李彩云同志，实事求是”，就是为李彩云同志平反。座谈后，杜老为原县委副书记于彦鹏题写了“长征万岁”，在李彩云亲属带的书上题写了“李彩云同志永垂不朽”，并合影留念。”这说明杜义德本人也侧面的对他多年前犯下的这个错误（实际上远不止错误）已经有了些许认识，这种认识或许有悔罪性质的，或许也是敷衍性质的，这也难以深究了。用一位西路军老战士的话说：“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帐。”可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杀李彩云主谋王树声及其家属的只言片语的关于李彩云事件的回顾以及忏悔，不知道王树声临死之际是否意识到在他枪下也同样倒着一位革命烈士的身躯？<BR><BR>王树声诚然不失为我国的一位军事家，也不失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更不失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将。但是，这些都无助于他历史上这个极大的污点。他在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来源的情况下只不过凭借个人的好恶动用极端手段将革命同志立毙枪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不经审判、不经定性甚至连张国焘的肃反走走过场都不如直接就背后打黑枪的做法居然出自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之手，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现在有些人喋喋不休的记忆着王树声的战功，动不动就把这些东西排列上来做一展览，成就固然要提，那么错误呢？罪恶呢？如果用他的成就来掩盖他的黑暗，我们怎么坦然面对李彩云烈士和类似烈士一样遭遇的人们呢？怎么坦然面对历史的真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