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任不寐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东北老家了。我对那片土地的记忆随时间的流逝也渐渐支离破碎，就象我对自己的记忆一样。如果一定要说些印象，也不断变幻无常。从“北大荒”到“东北小姐”，就象从“九一八”到“雪白血红”或“暴风骤雨”一样，代表了这种记忆的某种变迁。不过故乡之情永远是一种无法用理性割断的宗教情感，它成为思想走投无路时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又是一年的春夏之交，2001年5月30日我从躁动不安的广州出发，把自己安置上火车，踏上了回乡寂寞的旅途。
华北地区干旱严重。从华北到东北，我的总体印象是：“北方很渴”。这块土地曾诞生过汉字，但汉字已经死了，它对土地的干渴保持沉默，甚至以导向的名义向自己的母亲撒尿。去年南方一份报纸曾经发过一篇“2000年北方大旱”的新闻稿，但就在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她的喉咙被割断了——今天，谁还能为北方发出一声叹息，难道一定要等“石人一只眼”这样的呐喊吗？“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泪流满面”，现在我面对这挣扎的故土，只剩下面对故土的挣扎。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并在地下堆起了干柴？
列车过了山海关，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疲惫不堪地伸腿平躺在眼前，她的下体在流血，浑身长满疮疤。我确信，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之一，但她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土地之一。不过由于政府工业的衰败，这里的污染尚不严重。望着童年的月亮依旧穿在关外的夜空中，我对这种侥幸感慨万千。
一路春小麦和淡黄的蒲公英点燃了我关于童年的很多记忆。这种“感冒似的温柔”在哈尔滨市嘎然中断。为了抓紧时间赶路，在乱糟糟的长途汽车站我被“骗”上了一辆开往齐齐哈尔方向的中巴，车厢里烟雾弥漫，脚臭冲天。之所以说“被骗”，主要不是因为发现“豪华”和“脚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在于逐渐发现实际发车的时间和公布发车的时间竟相差了近一个多小时。为了“满载”（象猪笼一样在车厢里塞满乘客），车主根本不在乎“准时开车”的承诺，更不在乎烈日下闷在车里或已经进入“彀”中的乘客的感受。是的，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不过每次我都感慨，连这样的普通人都如此平常地无视规范并漠视人的尊严，那中国的自由真正的根基在哪里呢？“人民群众”和独裁者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谁坐那把旧椅子的区别罢了。是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没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钟声，这地永远是贫瘠的。
“为什么还不开车呢？”我忍无可忍问道。
“我们正在办手续”，车主一边用手和嗓子拉客人一边补充到，“真的，不骗你，——我骗你干啥呀？！”他脸上还带着某种得意的微笑。
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甚至还沾沾自喜地说谎，丝毫也不觉得脸红，这几乎是一种民族性格了。与谎言平常心相联系的是对暴力的平常心。一路上，看到多起因些须小事发生的殴斗，而司机则用一路脏话陪同我们——您得相信，他除了骂人就不会说话了。
东北人是一族特殊的灾民，长期挣抢有限生存资源培养了原始的敌人意识和以狡猾为智慧的民俗。人们常常说东北人豪爽、大气。这就象说“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善良勇敢”一样是一个流行的谎言。如果说豪爽就是指对拳头的兴趣高于对讲道理的兴趣，那么，非洲的土狼要比东北人“豪爽”多了。事实上，东北人是典型的灾民，自私、贪婪、猥琐，富有暴力倾向，有时又胆小如鼠。根据我在《灾变论》一书中的理论，我认为这种性格和灾害、战乱以及历代饥民流迁这种历史境遇有高度的相关性。灾民性格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但在东北，移民之间的陌生感无意多增加了一些不安全感和敌对情绪，近代以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和战乱则滋生了深刻的恐惧感和暴力精神。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有两个精神家园，黄土地和黑土地，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命期间，两者同时承担了“老区”和“广阔天地”这种政治保姆的角色；如果用梅尼日科夫的尺子量一下这种政治文化的文明高度，得出悲观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仅如此，对于“战斗者团体”而言，无论在部落战争、明清战争、清俄战争、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国共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等等军事事件中，还是在屯兵戍边、土地革命、工业化改造、重构二元社会结构、梯级经济开放等经济事件中，东北地区这块黑土地都成为资源单向输出的火药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东北地区发生“富饶的贫困”这种经济困境的历史真相。
是的，“北大荒”的确被征服了，但贫穷并没有被征服。——当我返回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时，这种问题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几十年来，这里唯一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就是人口，此外一切都沉睡在前清军队的马蹄之下。
我的祖辈来到这个小村子安家落户时村里只有三户人家。六、七十年的“历史进步”在这里体现为三户人家发展为二百多户人家。不过这次回来一个特别的印象是，全村象坟墓一样安静，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原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里、南方或什么工地去打工去了，其中大部人宁可在城市的水泥管子里过春节，也不愿花钱返回来，因此这几年春节也冷冷清清。有人被当作盲流“收容遣送”回来，但他们很快又重新踏上征途。
现在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了。我在一家屋檐下看见一些老人蹲坐在那里聊天、吸烟，有的在忙自己手里的活计。他们轻松又无奈地和我谈论起这些年村里的新闻和变故。远处一些脏兮兮的猪、鸭在我童年“游泳”的泥坑里悠闲地寻食——不过那个“大坑”如今已经被岁月的风沙填平，长满了斑剥的青草。
最令我吃惊的“新闻”是：这十来年，全村有60多位我熟悉的父辈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大多死于贫困、劳累和疾病。而全村只有360多口人，他们过世时的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在这些早逝的乡亲中，还有我两位小学的同学，他们刚刚过三十岁。死因很简单，生病却无钱可医。
这种悲惨的遭遇目前正折磨着我的一位堂哥。这是一个五口之家，伯父摔伤了腿，伯母患了风湿，堂哥和侄儿得了肝炎，而大嫂则刚刚做过癌症手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几乎是灭顶之灾。这种境遇离新闻联播有多远呢？谈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时，我看见堂哥正从自己家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仿佛已经风烛残年……谁来帮他们一下呢？我透过农房的屋顶凝视着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在那里舒卷自如。这世界的苦难和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想起诗人海子的诗句：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我内心低呼天父，只有他为这苦难死在我们的前面了。
他们不勤劳吗？不，他们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了，但最勤劳的人最贫困，这就是这地上苦难的核心问题。不仅如此，这种贫困还滋生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就是对巫术的迷信和对偶象的崇拜（如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恋）。所谓巫术迷信在农村已经流行了几百年，民间叫“跳大神”。“跳大神”这种“邪教”不仅仅源于无知，更可能是源于贫困——无钱治病的人显然更乐于接受巫医神汉的廉价处方。人们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女孩患了心肌炎，家人认为这是“鬼上身”了，就用各种巫医的法子治疗。孩子受到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后还是我的母亲坚持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否则结果真不堪设想。我从小生长在这里，实际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村外野地里有一些小坟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至今风从野地里吹来，仿佛是孩子的哭声……
谈到时下无以复加的腐败，从村级政权到县级政权，老人们几乎争先恐后了。他们的结论是，还是毛主席那时候好啊。事实上我在城市里也经常听见类似的牢骚。但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有更深切的无奈和忧虑。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老人们纷纷向我“朗诵”着当地广为传诵的一些民谣，我记得其中有两首是这样的：
一、四大虚
领导的肾
会议的稿
小姐的感情
统计局的表
二、领导
说得象孔繁森
做得象王保森
为人象和珅
喝酒象鲁智森
农民有自己的幽默。他们说，千万不要再给村里换新领导来——为什么呢？旧的已经吃饱了，新的岂不更难填？！当我问到村选举时，他们则哄堂大笑了，我便觉得脸上发烧，就好象乡村选举是我的主意似的。
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确感到中国已经进入了“笑话时代”或“民谣时代”，政治笑话和黄色笑话几乎成了第二汉语或一种真正的公共话语。我没有做过统计学上的分析，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民谣取代意识形态、所有的人都成为“夜间人”，肯定昭示着一种社会危机，或者说，这个社会系统自我矫正机制严重失灵了。孟德斯鸠说：“专制是人反讽”，“路人以目”的状态憋久了，互相演戏演累了，会突然有一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向村头走去。几个满脸汗水的孩子正从田地里回来，她们手臂里挎着和她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柳条筐，筐里盛满了在当地叫“芩麻菜”的野菜。这种有苦味的野菜是这里的农民春天里主要的菜肴。十多年了，或者几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春天里挖野菜，夏天割猪草，秋天起土豆，冬天打柴禾，拉着杷犁一大清早去捡粪……现代国家权力已经成功地延伸到每一个偏远的村落，但是，“现代文明”离这里仍然非常遥远。从孩子的穿带上我就知道，她们今天的生活并不比我的童年好多少。我的童年有多苦呢？我讲一个例子罢。
在我上镇里读初一的时候，我过生日妈妈给了我两毛钱。我约好和我同龄并同学的堂哥一起到饭馆去买了两个白面馒头（那时候只有到过年才有细粮吃），花了一角钱。我们选了一张桌子坐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也许吃得太急了吧，一位女服务员一定看见我们被噎着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两碗有几块肥肉的热汤。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担心她要我们为这汤付钱。也许这位好心的阿姨以为我们不好意思吃呢，就转过了身去，这时我们急忙喝了一口汤，然后把半个馒头塞在怀里“机智”地跑了出去，甚至跑了很远还回头看是否有人追上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好心的阿姨，就象我至今还记得喝那口汤时嘴里被灼烫的痛楚，以及那肉汤的香味。即使到了高中，我仍然很馋，我常在食堂里看着有的同学挑到桌上的白肉，——我多想捡起来放到自己的碗里啊……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想，对一个一个拥有这样的童年的孩子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要帮助天下受苦的人民，这种宣传的效果的确是很有限的。遗憾的是，我的童年接受的正是这种教育。今天呢？当老师对那个挎着野菜的孩子讲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时，她会怎么想呢？
我当天趁着夜色驱车返回了县城。我自己的一家人已经离开了农村，而我出生的那间老屋也以600元的价格迈给了邻居，并且已经装修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我在自己的家乡孤独一人”，“我已无家可归”，一路上，这种伤感再一次袭击了我。我又强烈地思念起远在海外的女儿，现在我连探望她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我也想起鲁迅的《故乡》来，我突然感到他写得并不真实，我甚至怀疑他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毒害”了，以至真以为自己离开了故乡，并以为真有一个英俊的少年闰土呢。
在县里听到的信息同样是灰暗的。
下岗折磨着很多家庭。县政府大院里有两位天天主动为政府擦洗房屋玻璃下岗女工，她们的要求是擦洗一遍所有的现政府办公楼房的玻璃要50元钱。据说目前政府已经答应接受了她们。据说这种工作让更多的下岗工人羡慕不已。一位离了婚的女工更悲惨，她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全部积蓄是“下岗”时单位一次“赎买”全部工龄发放的500元钱，此后她和单位再无任何关系，她必须自谋出路。什么出路呢？她四十多了，没有文化，当鞋匠竞争太激烈，买三轮出租车又不会开，开饭店嘛，几乎整个县城的街道都是饭店，每家都惨淡地经营着……很多年轻一点的下岗女工选择了南下当“小姐”这条出路，于是东北小姐几乎成了全国“扫黄”的主要工作对象——但这些道貌岸然者在盘剥和侮辱这些女孩的的时候，多少想过她们背后的辛酸吗？想过她们是从工业基础最发达并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地方来的吗？想过她们如何瞒着自己的发不出工资父母在等着她们往家里寄生活费和买药的钱吗？不，他们不记得，尽管他们本身很多就是嫖客，尽管他们比谁都要无耻，尽管他们也有年迈的父母和下岗的姐妹，当他们仍然打算吓唬这些女孩子，甚至把“东北小姐”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项目”……
县里这些年的治安情况也不断恶化，抢劫和杀人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有些案件多年没有侦破。政府部门也很不容易，治安经费的短缺也许也是制约破案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亲戚告诉我走在街上脚步要快，并捂住自己的钱包。事实上夜里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躺在路边，而月亮则板着千古不变的面孔，高高地挂在树梢的后面。
现代化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代价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做这样的选择：让社会的某些部门为此付出代价。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社会的弱势群体永远是代价的承担者。我的故乡，就“沦陷”在这些理论中最极端的一种理论的实践之中了。大约400多年前，英国的农民为蒸气工业付出的惨重的代价，不过客观地说，那场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骗局，曼彻斯特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吸收了部分流离失所的农民就业，并为欧洲带来了“双元革命”的黎明。我祈祷市场化在中国不要再象工业化一样仅仅是一个政治神话，中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100多年前，中国的农民持续几十年以古典革命的方式表达过他们对民国伪现代化的绝望，拥有故乡的人们应该长点记性。
我即将告别故乡了。漫天柳絮杨花下起了“六月雪”。我和一大批民工挤上火车，在咒骂和殴打中我在想：也许，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还从未诞生过，因为那些学者们从来没有在这里拥挤过。“暴风骤雨”已经烟消云散，“小岗村”的血手印也已经被漂白。黑土地被革命和改革两次“内卷”耙梳，然而仍然套着种性制的政治笼头和井田制的历史锁链。
自从去年妻子和孩子移民海外以后，我一直面对这样的问候而不知所措：任不寐先生，您是哪里人啊？是的，我是哪里人呢？我想现在我有答案了，我是一个东北人。这种回答和一位政治家说“我是一名伯林人”所持的理由应该是相似的。
再见了，故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我起飞的刹那，这首歌在万里云空轰然响起……
2001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