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chihuahua投稿2012-7-27 14:37 浏览(2336)|评价(1)
在沙俄和苏联时代，有句俗语是：“讨厌他就流放他去西伯利亚。”
当时，流放西伯利亚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惩罚。那里荒无人烟，极端严寒，这里的流放者还要忍受野兽土匪的袭扰，以及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想跑吗？从西伯利亚回到欧洲的难度，比越狱还凶险，比登天还艰难，最好老老实实呆着。
在清代，流放也是一种非人的折磨。于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群体产生了，这就是——流人。
流人，顾名思义，流放之人也，是犯人的一种。流放是古代刑罚的一种类型。而拨民，通常是朝廷为了充实边疆蛮荒之地的人力资源，有组织地迁移或招徕民众。由于迁徙之处环境和物质条件恶劣，故通常设置一些优裕条件加以吸引，而不是以犯罪及强制性为前提，比如清初在东北实行“徙民编旗”。显而易见，流人，远比拔民地位低下，且相对不自由。
流人，筚路蓝缕，或许是第一批闯关东者，不过他们来到东北的最初是被动的。一旦确定必须来，就成为主动。主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比如饥饿、严寒、酷暑、野兽，等等。因此，他们是闯关东人，是最初的探险者。
流放的人中，有挟仇诬告者，有反抗满清压迫而起义的回教徒，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有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也有因科场案、文字狱而获罪的文人雅士。
为防止叛乱，《大清律例》把异姓拜把子也作为谋叛罪：“异姓歃血订盟结拜兄弟，均照谋叛未行律，为首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20人以上，为首绞决，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
《大清律例》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刑之外还有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随时所加之刑。对连坐者有斩立决、为奴、徙流等。所谓流刑，为“流者谓人犯重罪，不忍刑杀，流去远方”，从中可见，流放的刑罚程度仅次于死刑。而在西方，流放被视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民间研究者黄明超调查得知，迁徙，“应迁徙者迁离乡土一千里外”。
流，比迁徙为重，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个等次。
充军，较流为重，分“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五个等次。
发遣，较充军等均为重，认为罪不至死，而充军等又不能尽其罪，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满族人犯罪可以免发遣：“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
东北大地，荒凉偏僻、原始未凿、人烟稀少，被流放的区域，不是整个东北，而是局限在几个地方。《清史稿》卷一百十八载：“司谳者每苦其纷歧，而又有发遣名目。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比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以及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区的吉林乌拉、打牲乌拉、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拉林、阿勒楚喀（黑龙江省阿城县）、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席北（锡伯族人居住地）、珲春、宁古塔等地，不编入户籍。宁古塔，是最大的流放地。
有个流放地叫尚阳堡，就是现在的辽宁开原，赵本山小沈阳的老家，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如同天堂，宁古塔如同地狱。途中必经之地，肯定有笔者王锦思的家乡吉林德惠。
著名作家余秋雨写了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就介绍明清两朝流放到宁古塔的艰苦的文化人的生活。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流人如此，没有犯罪的拔民同样面对艰难险阻，只是政治地位不同而已。
朱义翁，原名朱议滃，明太祖朱元璋十一世孙，皇十七子宁王朱权（1378-1448）十世孙。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朱义滃起兵在山中抗清。怎奈势单力孤，寡不敌众投诚。清政府提倡关内闲散平民赴东三省开垦土地，朱义滃率族迁移宁古塔，并出家守庙。
宁古塔其实没有塔，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人”，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有了基本的兵力，近乎与世隔绝的地理空间，危机四伏的自然气象，流人纷至沓来。
1655年1月12日，吏科给事中陈嘉猷因受广西巡抚王一品贿赂，陈嘉猷可以算作被流徙宁古塔地区的第一人。
1657年5月17日顺治十四年，南明降将郑芝龙缘其子郑成功抗清，全家手足枷铐，严加看管，是流徙宁古塔第二拨。四年后，郑芝龙及其子世恩、世荫、世默等于宁古塔处斩。
1658年5月27日，恭顺侯吴维华等人因贿赂结交内监吴良辅，是流徙宁古塔第三拨。
1658年12月22日，江南“科场案”发。正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被杀，吴兆骞、钱威等人举家流徙宁古塔。——这些人是被流徙宁古塔的第四拨。
1661年5月11日，工部侍郎张缙彦以大学士刘正宗革职被牵连，是被流宁古塔第五拨。
以后较有影响的流放事件还有：
1707年，陕西反清起义首领朱玺、魏学吾等15人被捕后处斩，随从孔易兄弟等9人流徙宁古塔。从西北到东北，长达数月时间，多么巨大的时空跨越。
1708年，明朝皇子朱慈焕（朱三太子）隐姓埋名在山东李方远家中任教。是月，朱慈焕及其二子三女一媳处斩，朱妻及李方远流徙宁古塔。
1726年，因文字狱案，汪景祺被处斩。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兄弟子侄发往宁古塔。1733年，吕留良文字狱案结案。吕留良及其学生严鸿逵戮尸，其孙辈一律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这是雍正年间第二个明确因为“文字狱”发来宁古塔的。
明宣德八年，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那时家族式迁徙，从北京走到宁古塔的时间，通常是四、五个月的时间，如1659年被流放的吴兆骞、方拱乾全家闰三月初三日自京出发，七月十七日到达宁古塔，走了4个月零8天。1662年因浙江东部“通海案”而被流放的杨越等100余人，走了5个多月就到达了宁古塔。考虑到冬季严寒，致死者甚多，1679年（康熙九年），规定流徙宁古塔人犯不得于11月至下年7月间寒冷季节遣往，以避免人犯衣絮单薄，冻死途中。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到了宁古塔之后，“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美貌的女性可能被糟蹋，丈夫被杀，可谓九死一生。
吴兆骞（1631～1684），恐怕是最有名的流放者，他的经历十分典型。清初诗人。字汉槎，号季子，江苏苏州人。诗作慷慨悲凉，独奏边音，因有“边塞诗人”之誉，著有《秋笳集》。
他是怎么来的宁古塔呢？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吴兆骞参加江南闱乡试，考中举人。十一月南闱科场案起，无辜遭累，以仇家诬陷，奉旨入京参加复试。第二年四月复试于京师瀛台，武士林立，持刀挟两旁，吴兆骞担心害怕，双腿战栗未能终卷，遭除名，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天下文人雅士无不叹惋。
名人来历有据可查，有人为他们喊冤，争取皇帝开恩回到故土，不过有许多普通流人没人为他们伸张正义，甚至身份成谜，难以破解，可是他们的后代无法忘记。
《穿越300载时空的情愫，向宁古塔地区寻亲》，这是而今宁古塔居民黄林福、黄林书发出的一封寻亲启事。
黄林福、黄林书是在黑龙江省宁古塔生活了近300年的黄氏族人，祖传的《谱书》记载他们的祖居地在福建台湾，高祖黄阿季与杨、赖、刘、谢、吴、张、林等姓氏之人，一同从福建（台湾）被发遣而来。原因是“身等系福建台湾，台湾叛案连坐，幸蒙林阿五、黄阿季呈为宽恩，忽发遗宁古塔”。
1721年，康熙六十年，台湾的朱一贵发动起义，黄氏族人参与其中，主犯被处以死刑，其“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二千里安置”。至宁古塔的时间是雍正三年。
黄氏后人黄明超深情地说道，遥想我被发遣之高祖，怀着巨大的悲愤与仇恨，走到了“地至严寒，至其地者，九死一生”的宁古塔，面对着原野上铺张的霜雪，耳听着豺狼虎熊的长啸，“生非生兮死非死”，在精神和肉体上承受着非人的折磨，但是，他们的头颅是高高举起的，他们的思想之光未被湮灭。
但是高祖黄阿季究竟是哪里人存在分歧。黄氏后人黄斌认为黄家是从福建台湾直接迁来的。黄明超认为“原籍”在山东省青州府诸城县，更早的祖先在福建台湾。史书上有“除身在台湾者依律正法，其在內地者從寬免死，解部給與功臣之家為奴”的记载。而黄家的谱书上又有“今奉圣主鸿恩、准令入籍、身与例相符”的字样。由此可见，黄家受这次起义牵连，只得背井离乡离开山东，“判案连坐”。雍正三年（1725年），黄阿季杨氏夫妇在75岁左右高龄的时候，带领两个儿子儿媳，至少三个孙子，来到宁古塔。
黄氏家人说，寻我们的祖先之根，闻一闻祖先居住那片土地的余味芳香；找出真相，追寻祖先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传承家族历史，让我们再续300年前异姓同经艰辛的情缘，是我们每个人魂牵梦萦的心愿。
余秋雨认为，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