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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目录
词语释义孔子仁道圣人修养剖析（1）何谓“复礼”
（2）“克己”的对象是谁
（3）“克己”之意
（4）“克己”的内容“自戒”
（5）“克己”的关键是克什么
社会心理解析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人生目标词语释义孔子仁道圣人修养剖析（1）何谓“复礼”
（2）“克己”的对象是谁
（3）“克己”之意
（4）“克己”的内容“自戒”
（5）“克己”的关键是克什么
社会心理解析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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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
词语释义 【名称】克己复礼
【拼音】kèjǐfùlǐ
【解释】克：克制。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
【出处】《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近义词】严于律己
【示例】小官公谨忠信，～，奉公守法，正直无私。（明·无名氏《紫泥宣》第一折）
编辑本段
孔子仁道 这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出自《论语·颜渊》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由此看来，“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方法。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孔门传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种紧要的、切实的修养方法，然而对于“克己复礼”的含义却有不同的阐释——这里的“克”字，在古代汉语中有“克制”的意思，也有“战胜”的意思。宋代学者朱熹认为：“克己”的真正含义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在这里，“礼”不仅仅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复礼”就是应当遵循天理，这就把“克己复礼”的内涵大大扩展了。朱熹指出，“仁”就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其实也无非天理，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编辑本段
圣人修养 朱熹以及其他理学家的阐释，把“克己复礼”上升为某种普遍的哲理。然而从《论语》中的记载看来，孔子说的“克己复礼”只是在说一种具体的学习和修养方法；这里说的“礼”，就是指当时社会生活中实行的各种礼仪规范，而学习各种礼仪，正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应当按礼仪规范去待人接物，而是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做。也就是说，学习礼，不仅仅是要依礼而行，更重要的，是要随时警惕自己不要去做失礼的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做到这“四勿”，就必须“克己”，也就是要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这其实也正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战胜自我”。
当然，孔子强调随时注意不失礼，不是希望弟子都变得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孔子认为：礼的本质是仁爱。如果人们都能够依礼行事、非礼不行，那么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为一个“仁者”。也就是说，克己复礼是“为仁”。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所以颜回对孔子说：我虽然不大聪明，但会依照先生说的去做。
孔子能够在晚年走出一生所追求恢复周礼的主张，是因为孔子心中的仁道不依附于周礼而存在。孔子解释自己推行周礼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样的礼仪，仅仅是这样。而不是把周礼搁置在所有行为规范之上。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说明自己不学夏礼，也不学殷商之礼，而单单学周礼，是因为现在人使用。
解读“克己复礼”
金羊网2005-06-3011:46:52
□余仁杰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曰。’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据1979年版《辞海》“克己复礼”条目引用皇侃《义疏》：“克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则为仁也。”
尽管《辞海》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一语引用古人的流行说法进行释义，已经是一种拨乱反正，但读者对其中的“礼”仍会误读成“周礼”———这不仅在“文革”中，而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大家，都作如此解读———把它作为政治命题。
现今有多位专家研究指出：孔子的“克己复礼”说，是在颜渊问“仁”的情况下提出的，完全是讲的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问题，是“修身之学”，而决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与所谓“复辟周礼”毫无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那么只要弄清楚什么是孔子要求的“仁”，“礼”也就在其中了。孔子对不同的学生，对“仁”的不同诠释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仁者，其言也讯”；“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可见这些都是个人品德修养内容，无涉“周礼”。专家们指出，孔子生活在礼普遍被人们破坏而得不到遵循、履行的年代，因而呼吁人们要实践礼的要求，践履礼的规范，从而创造和谐、秩序的理想社会。
因此对“克己复礼”的正确解读应该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实践礼的要求；惟有这样去增强自己道德修养，才能达到仁者的境界，成就一个真正的仁人君子。笔者以为，“克己复礼”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克己复礼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智慧
转自山爷wzs07...
孔子的一句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人性和真理光辉，为越来越多人们所接受。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议会”，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提出的全球伦理构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格言，与《圣经》的“四不可”（即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一起，成为最基本的道德戒律。但孔子的另一句格言：“克己复礼”，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孔子留给后人的最宝贵遗产之一。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到礼。在《八佾篇》中，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希望国君要以礼节对待臣，不要傲慢，要尊重臣的人格，不要随意，注意保持君主的尊严。在《为政篇》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指出统治者用“德”与“礼”相结合，才能建立起一个良善的社会。在《泰伯篇》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指出一个读书人，既要学诗，又要学礼，还要认真学习音乐，这样才算是合格的读书人。在《阳货篇》中，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提醒人们，礼与乐，不仅仅是外在仪式，而且有其深刻的内涵，如果忘记这些内涵，就是舍本逐末了。在《卫灵篇》中，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指出一个人，虽然有学问、有仁德、有庄重恭敬的涵养，但如果他对礼仪的遵守不够，仍然是不好的，甚至会前功尽弃，完全的人格，应是学知、仁、庄、礼四方面的统一。
而最能体现孔子“礼”的思想的，是论《论语.颜渊篇》的一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在这段话中，孔子给“仁”给了一个定义：克己复礼。孔子在不同场合，给“仁”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子贡问仁，孔子说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称“仁”是指推己及人、帮助别人。子张问仁。孔子说道：“恭、宽、信、敏、惠”，说“仁”是实行五种品德：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樊迟问仁，孔子说道：“爱人”，说“仁”就是指对别人慈爱、友善。
而“克己复礼”，显然是给“仁”下一个新的涵义。“克己”，就是约束自己。有私心，有贪求，有欲望。这些东西，如果任其发展，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在孔子看来，“仁”，很重要的是“克己”，约束自己，利己利人的事，才去做，不利己不利人的事，就不要去做。而“复礼”，就是给人的“克己”一个外在的标准，凡是符合“礼”的，人们才去做，凡是不符合“礼”的，人们就不去做。当人们较为地做到“礼”时，他就离仁者不远了，这样的社会，就离道德良好、秩序井然的社会不远了。
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是宝贵的。
一，先讲“克己”。人追求自由，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这种要求无可非议。但是，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谓资源是无限的说法，纯粹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克己，保护自然资源。许多情况下，这个人的需要，与另一个人的需要，这一群人的需要，与另一群人的需要，这一国家的需要，与另一国家的需要，是互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克己，既保障自己的需要，也保障别人的需要。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别人的需要，是对别人的不公道，最终也使自己的需要得不到保障。克己，还包括反省自己、知错就改。人往往骄傲自大，知错不改，意气用事；甚至最优秀的人，也是如此。这使自己的缺点得不到克服，并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应有的损害。对每一个人而言，反省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只有勇于反省自己，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羞愧之心，江努力改正，人们的人格才会不断得到完善，人们才能少干错事，活得问心无愧。
二，再讲“礼”。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大家都遵守规矩，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才能建立。礼与法，都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矩。由于法律具有惩罚的性质，如果滥用，就会挫伤民心。人与人的关系，大量的是日常生活的范畴，这时起调节作用的，是“礼”，而不是“法”。“礼”同时又是仪式。作为仪式，礼包含着在别人面前的谦逊，对别人人格的尊重。这种谦逊的态度，对别人人格的尊重，是一个人有涵养的表现，体现出对别人价值的重视，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礼”，同时也是一种感化，它在使一个人外表更优雅的同时，也使一个人的内心变得更加优雅。如果说彬彬有礼，是西方绅士的标志，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对人礼貌，注重礼节，是中国古代君子的标志。
三，“克己”与“复礼”，是相辅相成的。“克己”是内容，“复礼”是形式。如果一个人，有“克己”的意愿，但不愿“复礼”，没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那么他的“克己”，最终就要落空。如果“复礼”没有“克己”的内涵，“复礼”也就失去意义。无论“克己”，还是“复礼”，最终的落脚点，是“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这就体现了道德修养中，道德目标、道德内容、道德形式三个方面的统一，体现出孔子对人性的洞察入微，对道德规律的深思熟虑。
四，孔子的“克己复礼”，固然是对平民百姓的要求，但更是对统治者的要求。统治者手中拥有各种权力。他们如果不“克己”，贪图享受，苛捐杂税，对待民众残暴成性，必然使民众的生活陷入火深火热之中。他们如果不“复礼”，不尊重别人，言行举止失节，必然使更多的人不把纲纪伦常当回事，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陷入混乱。一方面是民众生活陷入水火，一方面是社会社会纲纪伦常败坏，这个的社会岂能持久？最终难免社会危机四起，民众生灵涂炭，而统治者也难免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由此看来，统治者“克己”、“复礼”，既是对亿万民众生命、财产和幸福的爱护，何尝不是对统治者子孙生命、财产和幸福的爱护呢？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把孔子的思想，说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人们把古代社会的礼教，说成了吃人的东西。人们把克己复礼，说成复辟倒退，是维护落后的奴隶社会秩序。这些观点，只能表明上一世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正常。孔子的思想是不朽的，不但是中国的财富，而且也是人类的财富。礼教虽然有其局限性，但礼教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同样，克己复礼，不是什么倒退，相反，是目光深邃的，既是对那个时代“礼崩乐坏”的批判，对以后时代人类的道德伦理建设，也有普遍的借鉴价值。
当前中国，官僚贪污腐败，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出现这些问题，有体制、法律等原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过于自私、贪婪，过于追求自己的享受，不克制自己的利益与追求，肯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让每一个人懂得约束自己，不放任自己的欲望，让我们的官员们懂得约束自己，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对我们民族当今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对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智慧。同样，克己复礼，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智慧。对于这些智慧，我们应该充满敬意，并虚心学习。这样，每一个人的人格，才会变得更加健康。而我们这个民族，也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傅佩荣:“克己复礼”是《论语》最受误解章节之一
华夏经纬网 2010-01-28 09:15:51字号:小大
儒家与现代人生
人们把孔子称作“至圣先师”，缅怀孔子最具体的方法就是“温故而知新”，认识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启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赓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成了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是：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锋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卷标，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深入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这是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
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
三、儒家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
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且让我们略说大概。
个体与群体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为侧重于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于“吾”的选择。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为他接着谈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复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这种真诚而主动的个体将会表现让人惊讶赞叹的力量，在《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就是谈到三种勇敢时，最高层次的示范是底下这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通常我们会因为这句话出于《孟子》而以为那是孟子之语。事实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转述的孔子之语：我若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那么就算面对平凡百姓，我不觉得害怕吗？然后，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直，那么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启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羞耻心与罪恶感
罪恶感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羞耻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许多人因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于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于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联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准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为何不能为所欲为？”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命与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标。真正的羞耻心应该带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这种志节。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 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槪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善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还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兼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忧患是双方面的：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往往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启示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今天我们纪念孔子，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
演讲人：傅佩荣
傅佩荣，祖籍上海，1950年6月12日出生,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曾任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所教授。2009年6月，他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并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开展了一系列国学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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