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崛起》
张剑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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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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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年，中国经历了力量快速增长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新兴力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相反地，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人们的"问题意识"之中。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因素"，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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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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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第一节 中国中心与中国复兴２１
１．一个虚构的事实２１
２．复兴与拯救：迷失在"中心论"的森林里２４
第二节 皇权中心约束下的"中兴世界观"２５
１．历史现场：李鸿章对俾斯麦２５
２．李鸿章："只知练兵"２７
３．以甲午战争失败为例２８
第三节 千年未有之变局３０
１．帝国转型：转向公民国家３０
２．欧洲与中国：大分流３２
第四节 "历史三峡"：中国大转型３４
１．"历史三峡"３４
２．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３５
３．旋流和逆流：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３６
４．知识社会转型３９
５．全球化转型４４
６．宪政转型４６
７．文明转型４８
第二章 增长奇迹
第一节 走向市场经济５４
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趋势５４
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纪元的开始５６
第二节 增长奇迹５７
１．确实是奇迹５７
２．排名"大跃进"５８
第三节 中国的前景６１
１．是转轨还是改革？６１
２．可能的两种前景６３
第三章 市场联盟的崛起
第一节 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６５
１．拥抱市场６５
２．必要的警惕：坏的市场经济６６
第二节 市场联盟的崛起６８
１．政治行政化６８
２．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导向６８
３．权力寻租７２
第三节 精英的联盟与冲突７３
１．新社会结构的形成７３
２．精英联盟的局限性７５
第四节 市场联盟的政治取向８０
１．分析中国政治变革的两个范式８０
２．市场支持法治：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路径８２
３．走出立法误区８３
第四章 中国是一个革命者吗？
第一节 财富增长带来扩张：现实主义的定理８８
第二节 对中国的两种判断：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９０
第三节 增长与遏制：仍在争辩的问题９２
第四节 中国崛起的时空维度９３
１．尚未定型的国际体系９３
２．导致不确定的几个因素９３
３．美国的确定并没有带来世界的确定９５
４．重组中的世界秩序９６
第五节 不做修正主义者９７
１．环境对中国崛起总体上是有利的９７
２．维持现状，不是修改现状９８
第五章 身份焦虑
第一节 身份焦虑１００
１．我是谁?芽我们好吗?芽１００
２．为身份而焦虑：市场还是计划１０１
３．为身份而焦虑："被围堵"和"说不"１０３
第二节 他者之镜：中国焦虑意识生成的背景１０７
１．９０年代中期：崛起焦虑１０７
２．认同的三种形式１０８
３．倒退性认同：光荣孤立心态１０９
４．１９９８年：心态开始调整１１１
５．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萨达姆１１１
第三节 中国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１１３
１．"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１１３
２．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吗?芽１１５
３．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芽１１７
４．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抗日英雄"的心理螺旋１１９
５．为什么是日本?芽１２０
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日反向运动１２１
７．日本问题：永远的发酵池１２３
第六章 力量难题
第一节 中国的综合国力１２７
１．黄硕风国力方程１２８
２．胡鞍钢国力方程１３０
３．富克斯、克莱茵国力方程１３０
４．对几个国力方程的评价１３２
第二节 综合的难题１３４
１．软国力难题１３４
２．时间难题１３６
３．突变难题１３６
４．前苏联样本：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１３８
第三节 力量的国内结构１４０
１．力量不是问题的全部１４０
２．力量论：一个悠久的传统１４０
３．国家是力量的容器?芽１４２
４．容器内的结构更为重要１４４
第四节 软力量决定硬力量的方向１４５
１．软实力决定力量的方向１４５
２．软力量是一种体系能力１４６
３．中美关系样本：软实力的定位功能１４８
第七章 北京朝圣?芽
第一节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１５３
１．把赞歌献给中国１５３
２．北京共识：思想市场的供应商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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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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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北京朝圣：重温６０年代１５６
４．中国模式的三个公理１５８
５．到华盛顿订购政策："华盛顿共识"１５９
６．"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１６２
第二节 尚未完成的"中国模式"１６４
１．软实力在上升１６４
２．但是，还不够１６５
３．历史镜鉴：转型从未成功１６７
４．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１６９
５．中国模式的长期表现取决于制度创新１７０
６．规模?选规模?选１７１
第三节 中国如何提升软实力１７３
１．走一条可持续的人与环境、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的
道路１７３
２．避开坏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致力于
建设一个充满关怀的宪政国家１７７
３．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增长，走一条和平、共赢、开放和
自由的发展道路１８３
第八章 霸权兴衰的规律
第一节 霸权提供秩序与和平１９０
１．霸权、战争与文明兴衰１９０
２．一个历史迷雾：霸权等于征战者?芽１９２
３．霸权周期１９４
第二节 霸权与技术--产业创新１９６
１．英国经验：霸权与领先部门１９６
２．霸权取决于关键技术的能力１９８
第三节 制度锁定与创新２００
１．文明兴亡的法则：失败是因为成功２００
２．一个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２０１
３．前苏联精英为何背叛?芽２０３
４．一个成例：制度的生命周期２０５
第九章 地缘大锤
第一节 中国崛起：一个结构性事实２０７
第二节 重思东亚危机２０９
第三节 地缘枢纽２１３
１．中国因素２１３
２．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革命：欧洲统一的意义２１４
３．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２１５
４．这里有原始星云：五大板块的博弈２１８
第四节 世界变革：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含义２２０
１．地缘政治学的复兴２２０
２．冲突之地，荣誉之地２２０
３．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大国之一２２１
４．复杂的镶嵌画２２２
５．牵动所有大国的革命２２３
６．国家利益的扩展２２６
７．需要全球主义维度２２９
第十章 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第一节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２３２
第二节 大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２３３
１．中国面临的战略约束２３３
２．反美轴心不可行２３４
３．三个战略原则２３５
第三节 六国模式：一个理想的解决冲突的模式２３８
１．多极系统和平衡者２３８
２．东亚多极系统２３９
３．朝鲜问题与六国模式２４０
第十一章 稳在亚洲
第一节 东亚秩序：中国将恢复中心地位吗２４４
１．对未来东亚秩序的两种描述２４４
２．２０年机遇期２４６
３．东亚国际体系：平衡多极２４８
４．美国作为平衡者２４９
５．"打破平衡的关键是中国"--米尔斯海默的观点２５０
６．对米尔斯海默预言的质疑２５１
７．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是可能的吗?芽２５３
第二节 东亚共同体：中国不做"驾驶员"２５５
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２５５
２．东亚是否依附中国?芽２５６
３．做一个活跃的乘客：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
领导权问题２５７
４．中国崛起不会带来雁型结构的重建２６０
第三节 "日本问题"：未来之结２６１
１．中日关系的调整２６１
２．"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论争２６２
３．日本问题的由来：脱亚论２６３
４．日本问题的由来：殖民地论２６４
５．日本问题的由来：经济第一主义２６５
６．日本问题的由来：中国的转型崛起２６６
７．日本问题的由来：中日两国都把认同建立
在经济上２６７
８．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看待"日本问题"２６７
第四节 中美关系：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２６８
１．中美日关系：不均衡的三角２６８
２．美国：中国国家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２７０
３．中美关系：大战略上难有大的突破２７３
第十二章 大战略与韬光养晦
第一节 确定国家利益２７９
１．什么是大战略?芽２７９
２．国家利益计算中的误区：不考虑需求的相互性２８０
３．国家内部力量的调整推动国家利益的扩展２８２
４．中国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中国国家利益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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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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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成为世界大国２８５
１．什么是大国?芽２８５
２．中国的国家定位：转型性大国２８６
第三节 战略转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
外交政策２８８
１．十六届三中全会与中国亚洲外交２８８
２．２５年经济成就效应的溢出２９０
３．转型增长道路２９０
４．失衡和均衡２９１
５．外交政策转变的推力：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２９３
第四节 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２９４
１．新形势下的新看法２９４
２．什么是韬光养晦?芽２９５
３．为什么要韬光养晦?芽２９７
４．韬光养晦和国家大战略２９８
第十三章 国际秩序，中国制造
第一节 领导权转移：美国的经验３０３
１．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３０３
２．领导权转移：美国经验３０５
３．英国和美国的争吵３０７
第二节 中国准备好了吗？３１０
１．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３１０
２．中国：国际体系的变革力量３１２
３．中国如何改造国际体系?芽３１２
４．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巨大挑战３１３
第三节 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３１４
１．中国作为稳定轴心３１４
２．新秩序３１５
３．从"革命外交"到稳在其中３１６
４．国际体系分享中国转型的不确定性３１９
５．两大外交目标与中国转型３２０
第四节 在联合国的旗帜下３２３
１．联合国危机３２３
２．旧秩序的终结３２５
３．联合国：共有的大屋顶３２７
４．联合国：政治正确３２８
５．一些国家需要联合国的危机３３０
６．联合国体制面临的问题３３０
７．支持改革符合中国国家利益３３１
第十四章 文明与权力
第一节 "中国式方案"３３４
１．"中国世纪"的文化定义３３４
２．亨廷顿的战略清单３３５
第二节 亚洲普世主义是可能的吗？３３７
１．复兴的亚洲３３７
２．亚洲普世主义３３９
３．奇迹的解释：国际体系还是亚洲价值３４０
４．东亚色彩＝威权主义３４１
５．东亚金融危机揭示的问题３４３
第三节 文明与权力３４６
１．暴力是文明失败的产物３４６
２．"萨达姆锁定"３４７
３．文化与权力：硬和软３４８
４．文明总是追随文明而不是追随暴力３５１
５．文明再生的能力３５４
第四节 文明重建与创造３５５
１．西学深深卷入中国进程３５５
２．中国还没有站到世界科学前沿３５９
３．文明重组和创造３６２
注释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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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成长的烦恼/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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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披阅历史，人们发现现代国家的成长正像人作为个体的成长一样，总会碰到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如何克服这种困扰而获得健康的成长，是每个国家需要面对，也是每个负责的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这本书要处理的核心命题，是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的力量增长；它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作者认为，后者更重要一些。对于后面这一重要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国人深思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期中，中国的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造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即不是陶醉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在我看来，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于经历了我国经济最近十来年快速发展后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骄矜浮躁心态提出的忠告。从这方面看，也许还要在作者提出两个问题前面加设一个"如何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估量确定扬长避短、存利去弊的切实办法。前苏联的兴起和落败的经验告诉我们，高速度增长是不足恃的。如果只有数量扩张而不能确保增长质量，如果满足于经济规模的巨大，而没有能够协调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就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并不能说本书中作出的判断和推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由于可以促使人们对这些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它的价值。
吴敬琏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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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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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政论文章，"财富增长与遏制中国"，这篇文章是我为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印关系研讨会撰写的"中国转型性增长与外交革命"一文的摘要。一个秋雨潇潇的下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的师兄汪大海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建议我将这一主题扩展成一本书。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应当说，对这个主题，我是有比较充分准备的。可是，一旦上了路，还是深感路途的遥远和艰辛。中间有几次，我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在大海兄和《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等的督促下，我总算写完了全书。初稿完成时，又到了秋雨潇潇的季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望着窗外的杨柳在秋雨中飘零，不禁感慨系之。之后，我赴香港大学访学，初稿的修改工作停了下来，当我回到北京，正值雪压枯枝的暮冬。这几个月的停顿，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使我获得了批评者的眼光--像通常对待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那样的眼光。本书的校改就这样伴随着春天到来的脚步完成了。
最近２０年，中国经历了力量快速增长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新兴力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相反地，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人们的"问题意识"之中。比如，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中国纺织品引起的贸易争端，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导致的全球价格的上涨，欧盟对华军售在欧美之间造成的裂隙等等，都显示着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次向我谈起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学者，这位学者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他所在的波士顿则成了世界的边缘。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确实道出了当今一个重要的事实，不仅对于社会学是这样，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力量增长最快，同时被西方看来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国家。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革命性变迁，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重组势所难免。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本书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９０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溢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最大的命题，借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就是如何通过"历史三峡"。检讨近代中国的历史，我相信，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世界历史逻辑之手，指挥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命运施加着巨大的影响。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观念形态与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一起涨落，中国各种政治运动和力量与世界几种主要的政治运动共同兴衰，中国最终的选择与世界形势施加于中国的制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丧失了文化先进性和政治领导地位的国家，中国从世界其他主导性国家那里寻求"问题"和"方案"。中国２０世纪的各种思潮、运动、选择，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世界历史深深地镶嵌进中国历史之中，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逻辑力量，影响着中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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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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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受着王朝治乱循环逻辑的支配。每一个朝代，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结构。而这种打破封闭结构的力量，总是内外结合的，但是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闭结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经典思想，这一长期在东亚地区领先的文明，越来越找不到走出封闭循环的出口。中国的思想界和推进历史创新的动力，陷于枯竭，并且危机重重。虽然有些反西方论者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落败是偶然的，可是，对历史只要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强制力量的冲击，实际上是宋代以来中国一再遇到的情景再现罢了。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更为严重，以至于使中国重建封闭结构的机会也完全丧失了。中国历史于是便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型"，他预言这一过程将持续３００余年。
治乱循环结构的打破，使中华民族在２０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２０世纪，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７０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时，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年轻人在完全没有战争和动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但他们能否在没有内外战争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呢？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参与创造中国崛起过程的人们来说，有责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创造力量以及将力量用于缔造和平，将之视作更为伟大的事业。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家的兴衰正如家族的兴衰。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其生命也存在着一个周期，从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作"国家生命周期"。他这样解释这个观点：在单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发明速度、创新速度和生产率的下降，缘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应，即没有愿意重复新工业或老工业周期的新人来替代第三代人；对承担风险的态度的转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高额利润未被再投资于生产资本；行会、工会、公司、政府实行垄断；工人和投资旧技术的企业家抵制变革，等等。他从技术变革、生产率以及社会能力、价值观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避开了一般周期理论家都提出的周期年限问题，比如康德拉季耶夫４５－５０年周期，乔舒亚·戈尔茨坦的５０－５５年的周期，库茨涅茨２０－２５年周期，莫德尔斯基１００年霸权战争周期等。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历史周期的权威研究。不过，金德尔伯格国家生命周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来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经过短期的动荡，中兴，最后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对兴衰的这个方面，历史上政治家们也有相当多的洞察。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非常自信地宣称，他找到了克服治乱循环铁律的办法："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正确地看到，王朝兴衰的根源乃在于统治阶层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要出现的僵化症候。他开出的药方也确实是正确的，那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让政府时刻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家的兴衰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特定时期，世界总是朝着形成一个等级秩序的方向运动。几个主要的大国彼此角力、联合，从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的国家开始崛起，有的国家则走向了衰落。而该秩序的领导者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总是严重地冲击着现状。主导国家集聚资源应对挑战者，并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相对衰落，伴随其地位的降低，该秩序就可能解体。如果该秩序的领导者是在战争时期遭受重大挑战，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新兴国家是在和平间歇期发展成为领导者，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较慢。最好的情况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像英国与美国那样。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就国际体系而论，即使在面临列强瓜分蚕食、力量严重衰落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半壁江山沦陷后的４０年代，其国际地位甚至还能上升到世界四强，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单独吞下它，大国联合起来干干净净地吞下它，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大国"，一直是体系内部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体系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伴随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国道路，中国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辩论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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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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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期，这个大国面临着对其身份的焦虑。渴望肯定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从而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在笔者看来，理性的反应是不陶醉于力量，不停留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转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
因此，就需要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为中国的崛起定位。根据对世界权力兴衰的回顾，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并且对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提出令人信服并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中国很显然还处在国家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
由于学养、学力的不足，该书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作者希望得到各界方家的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许多学者那里吸取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使我与这个、那个知识谱系建立起了联系，在此我要对所有这些学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有所创见更属不易。我要向本书援引过的所有学者，包括那些我对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更要向那些大师们致敬，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那些大师们所达到的清澈、澄明境界，也许我永难企及。
在这里，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只特别举出我一直奉作精神导师的两位学者，他们是何家栋，吴敬琏。自从９０年代初期来到北京，我就与何家栋先生结为了"忘年交"，在我眼里，他乃是当今圣人。吴敬琏先生的学问人格，素为晚辈敬仰。我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吴先生来港出差，他专就本书约我深夜长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看到先生从书稿中摘出的那些需要修改的段落和句子，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尊敬和感激，还有震惊和汗颜：震惊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文稿中存在如此多的错误而感到羞愧。
一些章节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传阅过。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叶自成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纠正了本书第七章中的一个重要错误，向他表示感谢。我国资深外交官王禺生大使审阅了第十二章，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学识、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黄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就该书的主题进行过多次交流，从他那里我总是能够得到教益和鼓励。本书能够写完，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挚友，《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先生。是他的热情倡导和不断激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庆幸有这样的君子之交，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无私的朋友，也许我走的将是另外的路子。真挚的友谊是我们风雨中的慰籍，激励我们进取，因此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我要向我供职单位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本书导论等个别章节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摘要发表过，这里我要对编发这些章节的编辑，社评部主任柏晶伟和长期负责国际报道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昕晔，表示谢意。
张剑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于北京昌平白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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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精彩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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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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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崛起定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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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中国崛起定位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２０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世界历史及其转型的架构下评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著的历史潮流。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１９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自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次，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１３。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最初１０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该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正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而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第三，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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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崛起定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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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在回应来自内部的挑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角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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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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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中国的一些学者刻意渲染这样一个观点：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他们把１５００年作为欧洲超过亚洲的起点。比如，拜罗克和弗兰克就认为，１８００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２。中国以及亚洲、拉美等国家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剥削的结果。
实际上，被学者们一再援引为权威作家的麦迪逊对于上述说法，是持批评立场的。他把上述说法称之为"有时被当做事实的离谱的想象"，而他则认为，真正的事实是：１１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他援引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融资方面。似乎显然的是，从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而拜罗克则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观点--"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而"捏造了数据"。
麦迪逊指出，中国从１４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到１９世纪，超过１／４的ＧＤＰ仍然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这些产业在１５００年时的相对重要性与在１８２０年时完全一样。中国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标准方面较温和的改进发生在宋朝，在此之后的６个世纪内，中国人均ＧＤＰ一直停滞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缓慢和经济体制的缺乏改进，农村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对此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从唐朝到１９世纪之间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国学者在使用麦迪逊提供的数据，即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时，"忘记"了麦迪逊指出的另一个事实，即中国自１１世纪已经陷于停滞。这种故意的忘记，原因之一是为了来论证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挨打的结果，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给中国带来了贫困化。这是西方的左派历史学家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最爱使用的论述方式。为了使这一论证看起来符合历史，就要把历史的起点定在西方扩张到东方的时期，也就是１９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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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场：李鸿章对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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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文明，"成为未来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更有甚者，将意味着中国以参透了的西方达尔文主义态度回敬西方。这就是西方一些观察家感到担心的"中国的仇恨心结"。
但是，"制夷"世界观是狭隘的。这种世界观总是无法全面检讨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在政策上，总是无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再顿挫，在希望之中总是失望，其中的症结，就是顺利时沉醉于成就，困顿时沉陷于愤怒。对于失败，总是无法得到深入的检讨。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６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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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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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感到奇怪，以４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不过数千或万余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４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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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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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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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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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固然揭示了国家的限度，但同时也是国家生长的条件。因为，全球主义，是因应全球问题而产生的。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谋求解决本国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也就是，任何想在一个国家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试图脱离全球进程解决问题的集团或领导者，都应当汲取阿富汗的教训。这个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０１年，一直与全球进程相脱离，结果是退化为孤岛一样的国度。阿富汗甚至没有国家，而是相互战争的不同组织。塔利班政权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者，由于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塔利班的经济支柱只能是鸦片种植和走私。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在塔利班瓦解前，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报告称，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鸦片产量的３倍。
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伊斯兰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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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宪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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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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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名"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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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增长奇迹
中国排名"大跃进"
中国连续二十多年的转轨性增长改变了同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尤其是同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财富数量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已经位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二位。１９８５年，中国的ＧＤＰ为２６６４４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排名在加拿大、巴西之后，到了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０８００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和巴西上升到第六位。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１１７６８亿美元，接近法国２０００年的水平。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正在不断缩小与其他经济大国的距离。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０年，用ＧＤＰ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９个经济大国的变化分别为：美国由６５９％上升到１０８％，日本由１６６％上升到２２７％，德国由３５９％上升到５７６％，英国由５１６％上升到７６２％，法国由４２８％上升到８３７％，意大利由５５１％上升到１００５％，巴西由１１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４％，印度由１２３．６％上升到２４２６％。
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测量方法，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相对位置的变化。麦迪逊按照１９９０年ＰＰＰ国际美元计算，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比重由５０％提升到１０９％，由相当于美国ＧＤＰ的２３０％提高到５２０％。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２０００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研究，按照ＰＰＰ国际美元计算，１９９９年全球前１０位的国家排序以及相对美国的ＧＤＰ水平是：美国１００，中国５１２，日本３４７，德国２１４，印度２０８，法国１５０，英国１４５，意大利１４４，巴西１２３，俄罗斯１１０。根据上述计算，中国用ＰＰＰ国际美元衡量的ＧＤＰ，相当于全球总量的１／１０以上，相当于美国ＧＤＰ总量的１／２。中国ＧＤＰ总量１９９８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在美国，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政府，接受了ＰＰＰ的评价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美国政府计算的结果是：中国２００１年国民生产总值是６万亿美元，美国是１０万亿，日本是３５万亿，德国是２２万亿，英国是１５万亿。根据这个数字，中国是美国的６０％，位居世界第二位，是日本的１７倍，是德国的２７倍，是英国的４倍。
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存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虽然不能成立，但是，中国产品在世界主要市场上的快速增长确是事实。根据"长城战略咨询"的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０２年底，中国共有１７３种产品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世界第一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１８种产品）、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１６种）、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１４种）、纺织业（９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１年，中国工业增加值５９１１亿美元，超过德国的５１６９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制造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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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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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市场联盟的崛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样的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体制）。
——张五常
分析中国政治变革的两个范式：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
目前形成的精英联盟是以权力为轴心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结构的适应性。这一联盟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它的稳定形成了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但是，这个联盟，并不是一个均衡的和横向平等的联盟，而是以权力为中轴的垂直体系，这种不均衡不断地撞击体系的边界，结构适应中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同时，这个联盟体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虽然带有总体性，可以说是"总体性资本"，但由于政治权力的垂直性，这个联盟，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负有整合全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封闭的，它需要从中间层和下层汲取政治资源，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因此，这个联盟体系并不是绝对稳定的。在稳定中，具有进一步变革的动机和动力。即使是维持联盟的需要，也迫使这个体系进行政治变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政治变革的方式和目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呈现出渐进演进的形态。对于这一形态，有多个描述，有人把９０年代的政治改革称为"外围"改革（王贵秀），有人则用"波浪式"的渐进模式描述这个进程（徐湘林），有人把这一演进称做"增量政治改革"或"增量民主"（俞可平）。
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体现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就是所谓的外围式改革。所谓外围式改革，指的是为"一个中心"创造条件。其基本策略是：市场化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些问题构成对市场化的严重障碍时，才会被提到解决日程上来。这一方式决定了政治变革不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而是个案式的。政治问题往往被作为行政问题和管理问题对待。对于这一转向，人们很晚才意识到。
造成这种滞后的原因在于，当政治向行政化转变的时候，旧的意识形态模式还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从而影响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实际上，政治行政化对应着的完全是新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大前后地方国有经济的改革。当时爆发了一场姓"公"姓"私"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是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改革中各种利益如何进入决策过程、参与改革过程的问题，也就是权利问题、民主问题、政治问题。这场争论最后以"解放思想"、"冲破姓'公'姓'私'"为结论，而政治行政化中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则变成了一个行政问题，一个分配问题。与人们期望的相反，政府的地位得到了强化。政府摆脱了政治问题的缠绕，获得了公司化、技术化的特征。经济增长，财富，成为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
政府公司化无疑加强了政府的垄断地位，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公共领域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市场化造成了一个迅速生长的私人领域。增量政治改革的判断就是据此做出的。
俞可平写道："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他认为增量民主包含以下三层基本的意义：首先，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没，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尤其是，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而无需完全地重新培植，必须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次，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Ｌｅｇａｉｔｉｍａｃｙ），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所自觉认同。其三，这种改革与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虽然这种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１０。从这个定义来看，增量政治改革的概念，内在地镶嵌着一个假设，即市场化私域的增量通过渐进的路径，最终能够实现存量突破，走上善治。这个结论，以及外围式改革、波浪式改革等等，都可以表述为：市场支持民主。
"市场支持集权"和"市场支持民主"是分析中国政治演进的两个基本范式。这两个范式虽然结论殊异，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市场作了抽象的理解。"市场支持集权"论注意到了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这一事实，与自发演进的秩序不同，中国特色的市场特殊就特殊在这个市场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支持集权"论把"市场"抽象掉了，只留下了"中国特色"，它用政府主导下的精英联盟代替了具体的市场，也就是把市场中最强大的力量，把驱动市场的威权政府视做市场本身。而"市场支持民主"论则把"中国特色"抽象掉了，被抽象掉中国特色之后的市场，获得了"市场善意"的属性，这一理论对于市场在政府主导下发育所产生的精英联盟视而不见，得出了市场似乎是力量均衡的、善意的体系这一虚假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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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路径：市场支持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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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支持法治：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路径
现实中，中国政治演进却走了与上述两种设想不同的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法治化，与上述两种范式并列，我把这条路径称作"市场支持法治"。
进入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演进出现了向法治化转向的明确趋势。这一取向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那些在很多问题上存有分歧的不同阶层、集团，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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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的中国还是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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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是一个革命者吗？
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
对中国的两种判断：修正主义还是维持现状
根据这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国财富的增长，对于不愿意臣服的强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福音。因此，其他强国起而遏制中国，似乎就是自然的选择。依据这个逻辑行事的国家出于本能，要采取个别的或联合的行动对付中国的崛起。
目前国际战略界有两派明确对立的关于中国走向的判断。一个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指出："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依据这一基本判断，他认为，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将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战略家那里，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类似近代德国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一位观察家说："我们是否应该让中国富裕起来？对现实主义者而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将打破均势"。
另一派则以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为代表。他持一种与米尔斯海默相反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表现说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这派学者在分析了中国２０多年来的行为后得出结论说：在一系列关于国际准则的问题上，中国似乎比过去更遵守现存的国际社会准则。目前的证据显示，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
关于中国实力增强后是否将选择修正主义战略，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述两种对立的评估，各有其理论框架，比较而言，主张中国将奉行修正主义政策的现实主义者，更侧重于理论推论，而主张中国将奉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学者，则主要依据中国过去的历史记录。
据评估：１９９６年中国参与各种类型的（全球的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７０％，是印度的８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８０％。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３７个组织中的３０个，美国参加了其中的３３个，中国的参与度是美国的９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政府间组织的数量近于零，到９０年代中期，该数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他通过评估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得出结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中国已经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也从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来回答中国是不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他的评估相对而言不如江忆恩那样明确，他首先承认，"中国在加入国际机构以及遵守现有制度方面所做的努力应当说是非常惊人的"。１９７７年，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中国参加了２１个国际政府组织和７１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到了１９９４年，中国参加了５０个国际政府组织（比俄罗斯多２个）和９５５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期间，中国签署了１２５个多边条约，而在此之前的２７年中，它只签署了２３个条约。１９９２年，中国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１９９６年，中国同意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中国参与制定规则以及国际社会能按中国的过渡要求提供有形经济援助的组织中，中国遵守规则的情况最好。但是，他同时指出，在中国不是其成员，或者没有参与制定或解释其规则，国际社会没有向它提供经济援助，以及遵守其规则将会有损于中国国内重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组织机构中，"北京表现出来的'成员品德'就不那么令人称颂了"。他描述说，指导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原则是：从国际机构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让资源流向中国；承担最少的义务；利用中国的地位来阻止遵守对华盛顿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以确保美国遵守对北京具有重要价值的协议；积极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基本上不受约束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并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它的问题是：虽然加入了国际组织，却并不准备承担与其增长的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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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现状，不是修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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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对于中国崛起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是利还是弊呢？我认为，应当积极评价美国目前的这种地位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中国对美政策，应当采取"老九不能走"的劝留手段。
上述两个方面，对中国崛起而言，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只要中国不愚蠢到主动发起整顿不确定的世界秩序的运动，只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只要中国与和平竞争中的其他大国不相互为敌，那么，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就将持续下去。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
修改现状的政策，并不适合于中国。首先，中国不可能组织起来一个大国联盟，在与俄国、印度、日本、欧洲的关系上，中国不可能"当头"，他们中其他的国家也同样不可能当头。其次，改变中国美国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所谓"中国修正主义"，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将试图向美国发动挑战，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我们已经指出过，单方面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的收益，也改变不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现状。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中国单方面地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使其他竞争中的大国得利。
在修正了的中美关系下，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更容易形成。避免这种噩梦般的联盟形成的惟一办法，就是维持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并不断强化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维持时间越长，程度越深，针对中国的联盟越难以形成。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战略，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维持现状。"新左派"提出的反美构想和修改现状的主张，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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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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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身份焦虑
在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日本"历史问题"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一座永处在搅拌中的发酵池。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毫不例外地要到这座发酵池%%%为中国焦虑："被围堵"和"说不"海外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们据此采取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塑造外部世界形象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句俗话说得好：当你需要一个敌人时，就会有一个敌人。当你看到自己在别人那里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把别人也描述为是邪恶的。曾经流行一时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尽管该书标榜是实证地描述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但是，以新闻记者的名义写的这部书，实际上是非常不客观的。应当说，美国新闻制度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对这一制度的批判，即使在美国国内，有时也十分严厉。
但是，真正的批判应当显示出批判者要摆脱批判对象的那些弊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的批判充其量不过是对骂而已。这部书虽然引起了广泛的阅读，但是，作者传播的观点以及引起的轰动，只不过映射了或者说强化了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罢了。作者没有增进读者对世界的了解，没有拓展人们的境界，没有指出中国这一焦虑情绪的出口。
应当说，在中国已经做出走市场经济道路抉择的背景下，在围绕身份问题的争论十分尖锐的背景下，中国"被围堵"，确实会引起十分强烈的焦虑情绪。甚至可以说，被围堵主要是一项心理事实。在谈论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仇美"舆论时，考虑到９０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７年亚洲经济危机这一段时间的国内形势是很必要的。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转型还刚刚开始，究竟如何转，大家都心中没底，各个阶层都还没有获得不久就将拥有的那种自信：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摆自己的位置，私人企业家总在担惊受怕，国有企业工人对自己的身份究竟如何处置，以及处置之后的后果，不是很清楚，学者们对于如何判定改革的性质，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因此，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弥漫在全社会。
在这样的氛围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成为十分敏感的问题。
一些人把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市场的"仇美情绪"，看做是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作者们把一切不接受中国主张的行为，都看成是"欺负中国，破坏中国"。作者表现出来的"中国中心"意识，或许是对这一时期中国人脆弱的情感世界的写照。
由此而激起来的反美情绪，不过反映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心态：中国受挫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外部世界的阻挠所致。这种情绪有以下三个特点：１、反美主要是因为不被承认，因此，这种反美情绪，实则是反映了要求承认的焦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的一边拼着命考托福，一边扯着嗓子骂美国就是这种承认的焦虑的典型写照；２、这种情绪并不只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他们还没有拥有反求诸己的自我反思能力，仅仅把责任都推给外部；３、"说不"为我们刻画出来的是一个本钱不大因此不大能输得起的形象，迫切希望得到承认的焦急心情。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身份所包含的与国际接轨、西方化等价值取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刚刚选择了这一价值的一些中国人，急切地希望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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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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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的崛起是２００３年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这些活动都是针对日本的：２００３年６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７月２９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１０万网络签名；８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８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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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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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这些原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够格的。即使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言论、行为，大多也是不够格的。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有"排外"的外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类似于一种草根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不只是指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年龄上是青年或者其参与者的主体是青年，而且，还指他们在情绪上处在国家成长时期个体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一种属于青年期才有的那种焦虑情感。
批评网络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对于他们的草根性注意不够。对于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实际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包含着公民权认同的成分。而批评他们的人，反而带有国家主义的内在视角。其次，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他们标新立异，他们活跃于大众沉睡后的深夜，象"地下群体"一样挥起语言利刃，对他们不满的一切"乱刀砍去"，他们不讲大道理，不使用温文尔雅的词汇，他们用这些鲜明的色彩，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在网络社区里，"我们"获得了新的含义。
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是，这种焦虑由于从认同受挫或自我矛盾而起，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导致他们经常面临荒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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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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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珠海买春事件："抗日英雄"的心理螺旋
２００３年，对于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一个让他们陷于荒谬境地的事件，是日本人"珠海买春"。这件事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的珠海。日本一家公司的职员在下榻的珠海国际大酒店集体召妓，为数达５００名。这一丑行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公司的这些人的行为是荒唐的、丑陋的，道德上是需要谴责的，其行为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但是，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放大了。有些人的反应是把这一事件视作"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新侵略"。在对这一事件样的评论中，存在着几种螺旋运动。
其一是简化的螺旋：首先，日本某株式会社的职员，被简化成了"日本人"；其次，中国珠海的妓女被简化成了"中国人"。
其二是错位想象的螺旋：首先，日本某公司的职员被想象为日本侵略者；其次，嫖妓行为被想象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攻击和侵犯，是一种文化强暴、心理强暴；第三，珠海的妓女被想象为中国"姑娘"，一位主持人就此事采访时干脆就把买春事件说成是"为了玩中国姑娘"。
其三是时空倒错螺旋：首先，９月１６日与９月１８日"国耻日"等同了，不少新闻都把"国耻日"放到了标题中；其次，把发生在当下的事件与发生在７０多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联系起来，买春行为变成了"对其侵略历史的公然炫耀"。
经由这样的螺旋运动，一件嫖娼事件就与身份认同连接起来了：这次珠海买春事件，就获得了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相等的意义；抨击买春的行为就与当年的"抗日"建立起了联系。抨击日本某公司职员珠海买春就因此成为捍卫"中国人"身份、捍卫"中华民族"身份的"英雄"壮举，这一切，当然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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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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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假如说９月１６日在珠海买春的人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欧洲人或俄罗斯人，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反应大概不会如此激烈。而恰恰是日本人的买春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情绪波动，成为情绪发泄的对象，自然不是偶然的。
日本在２００３年中，一直处于中国舆论纷争旋涡的中心。其间的原因，自然与日本国内不断出现的右翼言行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一再引来中国舆论做出反击。但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日本问题上中国的舆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和理性？为什么越来越急躁和经不起风浪？近年来，两国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互动性。日本民间或官方批评中国的言论或行为，都会在中国引起反应，中国国内任何针对日本的言论或行为，也同样引起日本方面的反弹。舆论螺旋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势头的回落似乎只是靠时间的自然磨损，然后是下一个高潮的来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舆论越来越经不住事儿。而如果分析一下导致批评螺旋上升的事件，便发现，这些事情基本上都与"历史问题"相关。
解答这些问题，应当考虑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因崛起在中日两国国民中引起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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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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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力量难题
前苏联样本：综合国力无法反映结构锁定
受时间和非线性等因素的制约，综合国力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加总或函数，也就是说，并不是国力的综合。与加总或函数比起来，结构同样重要。力量的不同排列、布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前苏联和美国，从力量综合来看，并不相上下，前苏联甚至还要强于美国，但是，竞争中却败于美国，原因何在呢？我想是出在结构差别上了。前苏联的力量布局是严重不平衡的，其结构特征是党－国体制。力量的不同配置，造成了系统的巨大差异，而综合的办法所反映的只是系统的平均状态，却不能反映这种结构差异。前苏联的力量完全是依据党－国体制所指定的方向进行综合的。一般认为，这一方向就是与美国竞争全球霸权，这一方向被赋予了与敌视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斗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制度全部的优越性、合法性，最后都建立在前苏联军事力量之上。前苏联的综合国力，都向着拥有多少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和多少个师方面综合。最终要消灭敌人的斗争意识形态强化了这种综合，以至于使冷静的、理性的计算以及严肃的反思变得不可能。前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回顾前苏联外交时，指出了前苏联的这种向着军事力量综合本国国力的倾向。他说，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沉浸在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不要认为，这些神话和意识形态只是用来喂老百姓的，而'高级神父'吃的完全是另一种食品，以为他们是在只有他看得到的一些更高利益的基础上冷静和理性地估量政策的。""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前苏联领导阶层对军事力量的迷信成为主导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神话，他们相信可以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政治问题。
前苏联解体后，阿尔巴托夫在总结教训时说："最后，我们已开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能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去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去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福利。"８阿尔巴托夫这段话精辟地描述了前苏联力量结构的失衡。前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前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前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２∶２∶６。到前苏联解体前的１９９０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４０％，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前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前苏联差不多把全国７０％～８０％的工业能力都用于了军事生产。
阿尔巴托夫从外交角度对前苏联力量结构失衡的反思说明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力量结构的僵化。一旦力量朝着一个方向形成结构，各种要素便形成相互支持的系统，要素之间彼此强化，使结构锁定在特定的方向上。
有一条著名的箴言告诫政治家：人类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考虑的，不应只是力量的积累，更应当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了瓦解或长期萧条，其间的缘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性。前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前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力的综合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在于系统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前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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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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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北京朝圣?
"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把"华盛顿共识"视为美国政治强权的全球化扩张，是一股国际思潮。姑且把这股思潮或运动称做"反全球化国际"。在经济学家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也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好名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历时８个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１９９０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这些看法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世界性组织，是二战后国际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作为强势的经济体，它们在思想市场中处在垄断地位。对这一体制不满的人，总是设想用新的体制代替这一体制，打破它们的垄断。但历史不免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在世界体制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并不好。拉美曾经尝试过一些体制，前苏联集团也尝试过一些体制，印度、中国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东亚那些曾经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后，这些体制纷纷崩溃或陷于危机。但是，反"华盛顿共识"的人不是把陷于危机的体制视做是本国试验的失败，而是视做华盛顿的失败，本来，这些实验都是为了探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道路的。他们不是把失败视做自己的制度的失败，而是看做别人制度的失败。他们不去检讨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贪婪、颟顸一再延误改革进程，而是责怪某个"共识"。正如在１９９８年印尼危机期间，一些集团不去谴责苏哈托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愚蠢，而是对前来救助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姿势"愤愤不平（当苏哈托与ＩＭＦ签署文件时，康德苏两条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俯身看着正在签字的苏哈托，这一姿势成了ＩＭＦ傲慢的标志。），并把印尼危机的原因，全算在这个组织身上。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评论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一再出现危机时也指出，在拉美，一场危机引发改革从而立即带来了成效，但是这些成效不久便导致人们自鸣得意，最终再次引发危机。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
在这里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识"提出的"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着中国集结的倾向。"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这是需要警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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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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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帝国转型失败后，中国尝试着建立了一套宪政体制，开始了宪政转型。但是，当３００多个政党弄得"国无宁日"的时候，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建立了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府。这在当时是受到很多人，包括自由主义者的欢迎的。
现代人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非常认可袁世凯权威主义的这套逻辑。萧功秦写道：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多元化，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整合关系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它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
萧功秦的这条逻辑道路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无法走通？根本的原因是，在每一个逻辑层面上，需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层面的历史任务，然后进入下一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之间，需要足够长的过渡时间，而且，对于向着另一逻辑层面的转型，需要形成广泛的共识，需要形成强大的支持力量或社会集团。那么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这条路？原因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描述的这种逻辑演进，是纸面上才存在的一种理想。那么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是因为大清帝国把时间都消耗完了。帝国的"自改革"运动，一直无法顺利展开，一直被利欲熏心、贪婪颟邗的当政者死死地扼着脖颈，他们缺乏远见，没有为帝国转型主动铺路架桥，准备条件。本来，权威主义应当在帝国的框架下为新的契约型关系的生长创造条件。袁世凯的权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大清皇帝的权威。在大清帝国的权威都无法解决的社会冲突面前，却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新权威，岂不荒唐？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已经存在孙中山"新火车头"即民主政治的解决纲领，而且，这个纲领拥有众多的拥护者，袁世凯的权威主义几乎可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反而孙中山的纲领却未必会失败。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包括制度知识）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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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体系内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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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一种公益。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意味着这个体系为大多数成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益，否则它行之不远。比如"华盛顿共识"，抛开对华盛顿三个字的反感，就不能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中国是这一制度基础的创始成员国。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与这一制度框架有关。那些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选择加入战后经济体系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虽然在绝对差距上，似乎仍然在扩大，但是，在增长率上，后者明显要高于前者。６０年代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等发展中国家是战后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增长率的差距得以持续，在未来５０年内，两类国家间的绝对人均收入差距将根本不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诺指出，只要在今后７０年中继续坚持战后自由经济体制，６０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将会得以消除。１７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９０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增长，即使增长也只有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从购买力评价计算，甚至还有下降。其中的原因，在亨利·诺看来，是这些国家拒不加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的崛起是发生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事件。中国２０多年来的总体战略原则，是进入而不是走出这一体系。拒斥这一体系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从１．５％下降到０６％；而进入这一体系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由第３２位上升到第６位，２００１年进出口总额为５０９８亿美元，已经接近英国。加入这一体系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日本为例：中国的出口１９５０年相当于日本的６７％，１９７８年相当于９９％，２００１年相当于６５７％。中国显然是这一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
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没有理由拒斥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的体系。只有失败者才选择另外的体系。中国需要对维护这一体系作出明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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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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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霸权兴衰的规律
一个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其曾经成功的证据。即使其失败的经历，也被纳入到最终胜利的总体模式下被理解。因此之故，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而一个衰落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历史至上主义者。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强行把历史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体系中以证明自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辉煌成就的标志，实际上不过是衰退的征兆而已。这些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应战所取得的对人、对环境的控制，被胜利者不断予以强化，控制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严密，以至于这个国家在国内建立起来了极权统治，并且形成了对周围的霸权。胜利变成了永久性的纪念碑，成了压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重负。
于是僵化就出现了。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这种僵化，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开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