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距离试映会不到2个月时间，范立欣带着《归途列车》再次重归故里，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举行正式的首映会。
在首映会的前夜，范立欣来到汉街文华书城，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演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消息的影迷们蜂拥而至，看片的人一直排到了走廊深处，一些没有座位的人干脆就坐在地板看完了影片。三月的武汉依然笼罩着冬日的阴霾，但影迷的热情让范导大呼“武汉的朋友们太给力了”。
黑色外套，黑白条纹的T恤衫，简单的牛仔裤，再普通不过的行头；生于70年代的武汉，来自书香门第，五官白净清秀。从范立欣的谈吐中，旁人总是能从一种谦和的亲切感里，感受到来自他的独特气场。
回家的绿皮火车
影片的海报上有一列向前行使的绿皮火车，窗口露出一位大眼睛女孩远眺的侧影，眼神幽怨而不满，稚嫩而迷茫，这个女孩就是张琴，张昌华和陈秀琴的大女儿。
张昌华夫妇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从广州回家，需要先坐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之后转坐船，最后再坐汽车才能达到，这里是景色迷人的小乡村，有翠绿的稻田，烟雾笼罩的江面，美丽却让人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十分贫困。1990年，夫妇俩为了生存，扔下8个月大的女儿，到广州打工，成为了城市里的农民工。在镜头里，父亲张昌华大多沉默不语，眼神流露的情绪展现了他矛盾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母亲陈素琴的话语稍多，恰当的充当了旁白的角色。
这是一家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在寻寻觅觅的一个月碰壁中，范立欣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拍摄对象。摄制组跟随这个家庭拍摄了3年时间，1095个日夜，同吃同住，由陌生到熟悉，由抗拒到对摄影机的视而不见，在不断的磨合中，范立欣将这种关系调和到了最佳状态。
范立欣称张昌华为“张哥”，在三年的拍摄时间里，从2007年到2009年，他见证了这个家庭的裂变。由于缺少父母的照顾，初中毕业后的张琴叛逆不羁，和父母关系紧张而敏感，16岁的她跟着外婆干些农活，装满玉米的背篓把她衬得过于矮小，她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田里全部的玉米运回家。张琴跪在最爱的外公坟前，哭诉着对现实生活和父母关系的不满。这一年，张琴决定辍学，南下打工。走前一天的夜幕时分，张琴对弟弟说：“如果我走了，以后给外公烧纸这些事就得你去做，我也不可能经常回来，我也不想经常回来，怎么说呢，这里始终都是一个伤心的地方。”说完便沉默不语，久久的望着远方。范立欣说：“张琴曾跟我说，她想追求自由，对她而言，自由就是快乐。”张洋则是张昌华的小儿子，正在读高中，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外婆。
在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群像：拥挤不堪的广州站，黑压压的一片蠕动的人头看不到边际，人们拿着、背着、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的翘首以盼，广播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中，警察组成的人墙能在瞬间内被挤崩溃掉。当闸门打开放行，人流如潮水般涌入，冲散了上一刻还在身边的亲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春运，每年都要上演一次。
2008年是张琴第一次参与春运，也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深陷在春运拥挤的人流里，张琴觉得新鲜而好笑。恰逢全国遭遇雪灾，火车停运，60万旅客滞留在广州火车站。焦急的人流几度导致场面的失控，未知的复车时间表让归家的人们陷入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不停有人高喊着“不要挤，不要挤”，却于事无补。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等了4天4夜，在经过层层突围之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归家的绿皮火车。陈素琴叹息着对张琴说道：“不好赶车只觉得很可悲，不好笑了，哪一个人觉得很好笑的，没有一个觉得很好笑的，只觉得很可悲，很遗憾不能回家过春节。”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有个女孩因为虚脱，被急救人员抬出了人群，嘴里虚弱的喊着“帮忙救我妹妹！”，接着妹妹也被搀扶着出来，两个女孩一边跺着脚一边坐在板凳上抱头痛哭；面对警察的阻拦，一位农民工父亲彻底崩溃了，他的两个孩子被困在外围：“我们等了几天了，饭也没的吃……我要进去，我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办……”，他在激动的绝望中对着警察陈述，尽管没有人回答他。
影片的每个镜头都很稳，即使是在人流如织的广州站也如此。范立欣说：“这都要归功于摄影师孙少光，他对构图和光线十分讲究，在人多的时候，也要严格要求拿稳。有时我会劝他，不稳也没关系，但他还是苛求既要确保真实性，图片和画面也要好看。”
农民工的归途
在每个城市的火车站，总会有这样的标语：****祝您旅途顺利。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那些为城市建设打拼了半辈子的农民工们，连最基本的诉求：一列能够将他们安全送达到家，春节与家人团聚的绿皮火车，都显得难于登天。范立欣说：“每年我在广州站看到成千上万为‘振兴中华’付出了努力与牺牲的农民工，如蝼蚁般滞拥在这块大号牌下时都觉得特别讽刺，他们为国家付出得太多，我们给他们的回报太少。”
整部片中，张琴的际遇和命运让人心痛又不忍，直到现在和张昌华夫妇的关系依旧不好。她是留守儿童，在一个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正值青春期，性格叛逆，无论是面对家人还是外来者，她的眉头从未舒展开来。
2008年春节回家之后，父女的矛盾到达顶点。因为张琴上学的问题，父女俩展开了激烈的争吵，而张琴脱口而出的“老子”一词，彻底惹火了张昌华，两人大打出手，这位话不多的瘦弱男人在这场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几次将张琴掀翻在地。范立欣和摄制组对这一突发事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记录者，以职业道德而言，不应该干涉拍摄对象和事态的发展，但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应施以援手。最后，范立欣还是忍不住冲进房间，扯开了扭打在一起的父女。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范立欣是心痛的，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他和这一家人共同生活了2年。
第二次南下，在滚滚向前的火车上，张琴面对镜头说到：“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我去深圳嘛，也没什么目标，开始是玩，然后再工作吧，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她青涩稚嫩的脸上，看到了对于未来的迷茫。范立欣说：“张琴的问题反映出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巨大的伤痛，这样的伤痛几乎是不可愈合的。”之后，张琴选择在一家娱乐场所打工，她拎着两打啤酒，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嘈杂的音乐声和五光十色的炫目灯光之中，她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一样的路。
在范立欣看来，张昌华所带代表的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赚钱养家，背负起家庭的责任，拥有强烈的自尊，不轻易接受帮助，隐忍自爱；而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们更渴望飞出贫穷的桎梏，在城市开垦一席立足之地，融入城市的生活。
女儿张琴的叛逆让夫妇俩伤透了脑筋，他们把希望放在儿子张洋身上。为此，万般无奈之下，陈素琴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照顾儿子。范立欣说，张扬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明年就能参加高考。
范立欣在记录一个时代，用微小的个体，映射出了所有人的影子。农民工父母一辈子的诉求，仅仅是赚钱养家，供子女读书，希望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世界，不再重复自身的悲剧，这样的爱太沉重了，以至于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懂得，就已经偏离了轨道。
3年的拍摄中，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和对未来的茫然无奈是对范立欣冲击最大的部分，“下一部纪录片我会关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和父辈不同，他们成长在信息化的时代，对权利和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我非常感兴趣探求他们未来的路会在哪？”
纪录片的春天
导演范立欣是武汉人，住在万松园一带，长大后虽然回武汉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变化特别大。当然，他会先到三镇民生甜食馆解解馋，点上糊米酒、豆皮、热干面和生煎包，摆成一排，然后统统吃光；再到武汉关坐一坐轮渡，最后带着浑身的武汉味回家。
首映会在万松园西园商业街的银兴乐天影城举行，截止开场半小时后，总共卖出43张电影票。
43张电影票不多，但对于《归途列车》这样的纪录片而言，却不少。《归途列车》总共花费了100万美元的制作费，投资商来自世界各地，唯独没有中国，在这点上，范立欣直言不讳，觉得“很悲哀”。影片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城市都进行了公映，并取得了45万美金的票房，获奖无数。
去年7月，《归途列车》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放映，每场的上座率能达到80%，这让范立欣大感意外。范立欣认为：“市场的偏好其实就是消费者的偏好，在中国，纪录电影市场小，那说明观众不喜欢看纪录片。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看的纪录片，也可能是因为大众太浮躁，对纪录片没胃口。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各方的努力。”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影片，来关注社会底层的这么一群人。目前，中国的纪录电影走向市场化还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体系。“观众基数要足够；影片宣传要精确针对小众观众；艺术院线如果还不能存在，至少应该有艺术影厅联盟，否则市场不够大，无法支持一部影片全国发行的最低成本，也就无法持续；还要注重开发电影衍生品。”
对于武汉本土纪录片人张以庆的作品，范立欣有赞赏也有遗憾：“张老师的静观式创作我很喜欢，如果当年有更多国际交流和制片的机会，能让这样的中国故事更多走向世界观众和市场就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