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生
于环生
（一）树荫下的老人
杨树村是因为村后曾经有过一百多棵古杨而得名。“史无前例”暴发之后，有慧眼人立即看出那些古杨属于“四旧”，所以当在被“破”之列，于是立即“破”掉。并且立即给杨树村酝酿了一个相当革命的新村名。但人们叫不习惯，一阵风过后，杨树村依然叫做杨树村。虽然此时的杨树村的那些古杨已经被“破”得无影无踪。
到后来，十年浩劫终于寿终正寝。杨树村的人们终于从一场漫长的噩梦中蓦然醒来。在贫穷荒诞的岁月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杨树村人，隐然看到了前途的光明和生活的希望。农村的生产结构的彻底改变，极大地激发了杨树村人的生产热情，人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家家窗明几净，鸡犬相闻。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融融泄泄的祥和气氛。惟一与这种融融泄泄的祥和气氛不甚协调的是：路边的树荫下经常踞坐着一个赤膊裸背的老人，嘴里自言自语，终日刺刺不休。他究竟在说什么，几乎没有谁能听得明白。杨树村的人都知道，老人已经九十多岁，因为文革时受到的刺激太多，一时承受不了“触及灵魂”，精神有了问题。老人的真实姓名，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几十年来，人们就一直叫他“杨二蔫”。
杨二蔫是个文盲，文盲得比任何文盲都彻底。彻底的标志主要有二：一是他从来就没认识过自己的姓名，据说他也曾经做过努力，但终于认识不了。二是他从来不认识钱，开始时还可以从币面的大小和颜色区别一二，到后来钱币的种类渐多，他便无论如何也不敢独自花钱了。在杨树村人的记忆里，杨二蔫的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尤其口粮定量年月，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不至于像杨二蔫那样几乎年年在青黄不接时揭不开锅。原因是他比别人饭量大。穷困岁月，能吃就是病。那时的穷困的生活，使杨二蔫在杨树村人的头脑中定格下不少特殊的镜头。比如他不论冬夏总是穿着带有不同颜色补丁的衣服。人们那时几乎就没看见他穿过新衣服；比如只要天气暖和，他就一定不穿鞋。人们时常见到他的腋间夹着一双布鞋走路；比如他经常匆匆忙忙地从家里走出来，怀里抱着几个大饼子，一边匆匆地走，一边匆匆地吃……。
杨二蔫的祖籍并不在杨树村，人们只知道他是解放前期从外地迁来的，来时是个单身青年，却没人过问他的原籍究竟是哪里。后来娶了个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却不料就是因为这个女儿使他在文革中祸从天降，厄运连连。现在，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儿都早已先他而逝，抛下了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二）漏化富农
杨二蔫的女儿长大之后。不幸被杨树村的一个名叫侯得贵的人盯上了。侯得贵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痞无赖，獐头鼠目，秽德彰闻，人见人烦。杨二蔫虽然是个文盲，木讷老实，但他对女儿的婚事态度却相当明朗。他斩钉截铁地表态，说自己的女儿无论如何不能嫁给一个地痞无赖。并迅速地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外乡。杨树村人因此对杨二蔫一度刮目相看。只有侯得贵从此对杨二蔫耿耿于怀。俗话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得罪一个小人”，小人心性褊狭，做事阴毒，一饭之德，睚眦之恨，无有不报。小人的共性是阴坏诡诈，心怀叵测，什么屎都屙得出来。
“史无前例”暴发之后，人妖颠倒，是非异变，深文周纳，“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这正是小人逞志之时。侯得贵这个恶棍很快就红得发紫了。小人得志，癞狗长毛，得势之后的侯得贵，首先想到的就是杨二蔫。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理论笼罩之下，家庭成分就是最具杀伤力的整人武器。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一脚把你踢到阶级敌人行列，你就马上变为奴隶，你就百口莫辩，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你就毫无任何人身保障，人为砧板，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了。人们只记得，杨二蔫是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忽然被侯得贵宣布为漏化富农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杨二蔫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当时的最高理论对农村的所谓“阶级敌人”是这样定性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垂死的挣扎。”对待“阶级敌人”的口号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所以哪个炎黄子孙一旦不幸而成了那时的阶级敌人，他就要完全失去做人的尊严，他就是牛鬼蛇神，就要任人凌辱摧残。——画鬼脸，戴高帽，游街批斗，打骂动刑，无所不用其极。当时说是群众运动，而实际的操纵者，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善良的人们很清楚，那些人变着法地折磨人的真实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什么革命，为了什么捍卫这捍卫那，更不是什么反修防修，也不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些全是幌子，他们的实际目的，其实就是想要在对别人的肆意摧残凌辱中寻求一种相当原始的满足感。寻求一种极其猥琐的人生乐趣。但也有想要蹬着别人肩膀进步的人，想用自己的残忍无情向上边昭示自己的无限忠诚，希望获得一点向上钻营的资本。当然这是很可怜的。
然而，老百姓并不糊涂，他们其实心知肚明，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绝大多数也不过就是寻常百姓，世代务农，勤勤恳恳，安分守己，惟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日子曾经过得好了些，比别人有了钱，哪里可能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但阶级理论硬是要在中国的百姓中分裂出一个对立的阶级来。引导人们在和平年代依然斗来斗去，这也许是一种策略，也许是一种“阳谋”，其中微妙，高深莫测，大概实非寻常百姓所能轻易理解得了的。
杨二蔫成为漏划富家以后，当然转眼变做牛鬼蛇神，胸前戴上白布名签。上面赫然写着四个黑字：富农分子。昔时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庄稼人，糊里糊涂地就变成了“必然要和我们作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从此，在侯得贵的淫威之下，无条件地承受着各种花样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杨树村的人们不禁暗暗疑惑：像杨二蔫这样的人，充其量能有多大罪过？他根本就不懂得何谓阶级？何谓反动？何谓封资修？说他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简直比天方夜谭还天方夜谭。可是，人要整人，就如狼要吃羊，总是会找到充足的理由。帽子可以随意编织，只要有权嘴就大。只要指定你是阶级敌人，就怎么摧残都不为过。
“史无前例”年代里，手里举着“红宝书”，高声背诵语录，胸前带着语录牌和伟人像章，张口革命，闭口斗争，是时尚，是象征，是标志。语录句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得人人会背。
那时的杨树村的人和全国一样，上工之前和下工之后都必须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对着主席挂像端端正正地站好队伍，恭恭敬敬地做“四件事”。第一件事，齐呼，“忠心祝愿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第二件事，也是齐呼，“最高指示，——坚决照办；最新指示，——全面落实。”；第三件事，齐声背诵一则语录。多半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之类具有鼓舞性的语录；第四件事，引吭高歌一首红色歌曲。多半是“北京有个金太阳”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时的生产队社员，岁数大点的多是文盲，不会背语录，也不会唱红歌。其他人不会背不会唱可以忽略。杨二蔫不会背不会唱，就是犯罪。因此，只要侯得贵在场，就一定要把杨二蔫单独提出来背语录唱红歌，随心所欲地把他凌辱一顿，寻求到一点开心，然后扬长而去。人们见到被羞辱的杨二蔫常常有大颗的泪珠簌簌地滚落下来，暗暗同情，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杨二蔫毕竟也是人，也有他的人格尊严，他曾经下过大决心背语录，唱红歌，但终于不能成功。
(三)大逆不道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放之四海而皆准，纶音佛语，句句是真理。必须“全面落实”，“坚决照办”。号召和鼓励八亿人民坚持不懈地相互争斗，也许是某种深层的政治需要，也许是某种高深的阳谋策略。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百发百中，屡用不爽。人们在想，所谓“一抓就灵”，大概就是说想要打倒谁，只要一抓阶级斗争，几乎无不应声落马。文革时期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斗争策略，大同小异。简而言之，就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断章取义，小题大作，上纲上线。不管你是谁，上至中央大员下到平民百姓，只要被谁琢磨出一个或多个大帽子扣上，你就得百口莫辩，引颈受戮。
杨二蔫自从被扣上漏划富农的大帽子之后，整天仗马寒蝉，履薄临渊。生怕一不小心，招惹是非，引火烧身。然而，非常时期，厄运哪里会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就可以避免？
文革时期的主席语录，在报头、刊头、文章开头和中间，家家户户内外墙壁，路侧田边，到处都有，举目可见。语录句句都是最高指示，当然神圣不可侵犯。一个人对待语录的态度，往往就是一个人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有人因为语录而飞黄腾达，也有人因为语录而获罪愆。杨二蔫就是这后者之一。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杨树村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看电影《决裂》，那时的农村的惟一的文化娱乐就是偶尔看一场电影，所以几乎人人都看。杨二蔫也在其中。他捡了半张破报纸垫坐到腚下，坐之前，他是用心检查过的，在确认没有主席头像时才放心坐下。因为曾经有人不慎坐了有主席头像的报纸而遭了大殃。所以他才分外谨慎。然而叫他始料不及的是，这半张报纸虽然没有主席头像，却有主席语录。非常岁月，总是有非常的目光。有人及时打了小报告。“阶级敌人”对主席语录大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侯得贵当然要正气凛然地当场将杨二蔫拳打脚踢一顿，又激昂地呼喊了一阵口号。然而这次，鼻青眼肿的杨二蔫并不觉得委屈，他悲愤地引咎自责了，他深知自己的的确确是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神圣的语录岂是可以随便坐的吗？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了。他终于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
杨树村的人一边暗暗同情杨二蔫，一边内心也颇有惊悚。——半张报纸，竟然如此严重，人们隐隐地竟有些毛骨悚然了。
（四）祸从口出
大概头脑比较活泛，思维比较敏锐的人。总是惯于窥视他人的细枝末节，明察秋毫之末。又擅长分析推理，联想也相当丰富。“史无前例”时，世事非常。大案小案多如牛毛。几乎都是聪明觉悟之士通过观察、分析、推理、想象、酝酿而成的。开始时如烟似雾，扑朔迷离，到后来就言之凿凿，千真万确。一句话，一篇文章，甚至一个表情都可以定罪。而罪名之“昭彰”，令人瞠目结舌。
按照那时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敌人已经磨刀霍霍，似乎“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然而其实，纯粹是危言耸听。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取消成分，淡化阶级斗争以来，几十年的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恰恰并非是当年那些钦定的阶级敌人。就可知阶级斗争之论并非真理。
当时的杨树村人，对于阶级斗争学说听觉已经相当疲倦，他们虽然也跟着喊过口号，但他们并不信以为真。人们心里清楚，自己与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几十年朝夕相处，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反倒觉得他们之中的多数人的人格品质极好，做人正派。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忽然变成了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了呢？尤其像杨二蔫这样的一向懵懵懂懂的人，说他反这反那，复辟这复辟那，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可是，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就在于他可以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偶语弃世”是历史的荒唐。然而，非常时候，因不“慎于言”而获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时的农村的冬天，主要活计是打场。杨树村的场院里，终日响着石头滚子的吱吱声。有一天，天气骤变。北风呼啸，彤云密布，一场大雪即将降临。下雪是打场最忌讳的事。因为粮食一旦掺了雪就很麻烦。也许合当出事，情急之下，一向寡言少语的杨二蔫竟然脱口喊了声“快收拾粮食，要变天！”这本是农家的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话语了。但一经敏感神经的过滤，就顿然变得狰狞可怖。喊了反动口号,当然罪不容诛。侯得贵等又一次有幸搜寻到了革命使命。——照例是开会、声讨、呼口号，拳打脚踢。从此，本不愿说话的杨二蔫更加三缄其口了，整天沉默不语。然而，也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忽然发现，杨二蔫竟然自言自语起来，终日叨叨咕咕，究竟说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五)终于成为过去
按照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斗争得“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得抓“五代到十代”。呜呼！五代到十代！简直就是慢镜头的满门抄斩！当然，这其中蕴涵的深奥的道理和高深的韬略，自非杨树村人所能理解。
文革十年，几乎天天都喊斗争。与天得斗，与地得斗，与人得斗，当然其中主要是与人斗。理论上说这种永无休止的斗争“其乐无穷”。然而，杨树村人对“其乐无穷”似乎从来没有感觉到。十年岁月，人们的心路早已疲惫，神经早已麻木。社会上的许多事情，朝三暮四，离奇荒诞。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叫人莫衷一是。——一向兢兢业业的国家主席忽然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一向忠心耿耿的中央领导大面积被打倒；下面的各级领导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变成了走资派，成为专政对象；顾盼自雄不可一世的造反派，转眼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遭人利用蜂拥而起的红卫兵，忽然被大手一挥全部上山下乡；“九大”写入党章，被最高统帅认为是最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忽然飞到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接着又听说党内出了个大儒，却指桑骂槐地批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孔丘；后来忽然又评起了水浒，含沙射影地批起了投降派，投降派所指何人，杨树村人当时并不清楚。只是后来听说，周总理临终时曾高喊“我不是投降派”；再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四五”事件，说“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言何意，杨树村人也不甚了然。只是听说因此抓了不少人，随之而来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多事之秋，真是苍狗白衣，目不暇接。
乱极思治。直到忽然有一天，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喜从天降。——“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是何许人也？他们在文革十年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最高统帅一手提拔重用的重量级人物，权尊势重，灸手可热。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造谣中伤，无中生有。得到他们被打倒的喜讯,杨树村人无比惊喜，欢腾雀跃，额手相庆,奔走相告。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漫漫长夜，满天阴霾，终于成为过去。杨树村人终于可以从互斗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开始走向人类的正常的生活轨道。被十年浩劫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杨树村人，终于可以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了。
后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提出和家庭成分的取消，使全国几千万的所谓的“阶级敌人”成为了正常公民，“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是炎黄子孙真正意义的获得解放。杨树村人和全国人民一样，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轻松愉快。第一次呼吸到了没有火药味的空气的清新，感受到了没有阴云遮蔽的阳光的和煦。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杨二蔫这个当年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如阶级斗争理论所分析鼓动的那样去作什么垂死挣扎，如今已经九十多岁，他依然目不识丁，依然安分守己。只是依旧终日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堪叹他曾经当了十多年的阶级敌人，却终于不明白阶级这东西究为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