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曹聚仁非国非共，却又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交情，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充当两岸密使的主要原因。
众说纷纭的评价
关于曹聚仁先生，正儿八经的简介是这样的：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浙江兰溪墩头镇蒋畈村（原属浦江）人。作家、编辑、记者、教授。1921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后曾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20世纪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从书斋走向战场，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曾采访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主持《正气日报》编务。1950年以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著有《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1972年7月23日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
不过，曹聚仁又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2004年9月27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刻画”曹聚仁扑朔迷离的形象：
在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颇有争议的人物。“左”派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政客，右派则骂他为共产党的统战分子。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在《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一书中，把曹聚仁描述成反动政府的暗探；杂文家聂绀弩则点名叫曹聚仁“看箭”；学者秦似20世纪80年代的诗作中，还有“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之句。还有人说他曲笔阿世，不讲实话——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数次在国内采访，并写下《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和《北行三语》几本书，当时国内正经历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曲折历程，国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但在曹聚仁笔下，却几乎处处莺歌燕舞，生机勃勃。这种“歌德”式报道，也让不少人对他产生了看法。所以，胡适在给别人的信中，直指曹聚仁为“妄人”。
然而，也有许多人给予曹聚仁以正面的高度评价：
夏衍先生称曹聚仁是“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季羡林先生这样评价曹聚仁：“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柯灵先生说：“曹聚仁先生对中国进步文化贡献甚多，值得后人纪念研究。”
美籍华人传记作家唐德刚则称：“曹聚仁先生是我们作家的前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的遗著。”
这四位老作家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赞扬曹聚仁的贡献。从政治上给予曹聚仁高度评价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曹聚仁去世时，周恩来亲拟曹聚仁墓碑的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一个记者、作家之死，为什么会惊动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为什么称曹聚仁为“爱国人士”？
曹聚仁非国非共
我很早就开始注意具有神秘色彩的作家曹聚仁，原因有三：
一是曹聚仁“两岸密使”的角色理所当然引起我的关注，我向来着力于采访这样敏感又神秘的人物，何况他又是一位作家。
二是我在香港结识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曹景行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来在香港担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现任香港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我也认识曹聚仁之女、上海电影演员、译制片导演曹雷，并有过许多交往。
三是曹聚仁来到中国大陆，是由徐淡庐陪同。徐淡庐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后来长期在国家安全部工作。徐淡庐的女儿与我很熟，是我的长篇小说《黑影》的责任编辑。
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槽。”
我注意到，在曹聚仁的人生经历中，有几段是颇为重要的：
一是自1933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
二是在1939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跟蒋经国过从甚密。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
也就是说，曹聚仁非国非共，却又与国共双方高层都有交情。
尽管曹聚仁跟蒋经国友情深厚，他却不愿留在蒋经国身边做蒋经国的文胆。曹聚仁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内地，于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不过，他后来在《北行三语》一书中，这样公开表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是南来以后，明明白白表示决不‘反共’的；我认为了解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政策，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是‘知共’的。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我们自该‘亲共’。”
1954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成为该报特约记者。
曹聚仁神秘北上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飞抵北京。北京方面已经安排了相关外事部门接待这个考察团。然而，却又专门派出两人，前往机场迎接那位“随团特派记者”。
两人之一，是七十五岁的长者邵力子。邵力子先生在海峡两岸都是名人。他早年乃清末举人，曾经在国共两方都涉入颇深：1906年10月他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之后，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邵力子跟曹聚仁是老朋友。1921年，曹聚仁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有过许多交往。曹聚仁称邵力子为老师。
虽说作为老朋友，邵力子到机场迎接曹聚仁在情理之中，然而，邵力子当时还身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这一敏感身份跟迎接曹聚仁，有着外人莫知的关系。
至于两人之中的另一人，显得颇为神秘。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在媒体前曝光。他的名字在当时几乎不为人们所知，除非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机关关注着他。他便是从事中共秘密工作多年的徐淡庐。
徐淡庐是重庆江北县沙坪乡(现重庆渝北区沙坪镇)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冬，他在重庆见到周恩来、邓颖超。考虑到徐淡庐是重庆本地人，便于在重庆活动，邓颖超安排他在重庆长期埋伏，做情报工作。就这样，他奉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从事特殊的工作。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他又奉命从重庆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徐淡庐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那里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了诸多幕后的工作。
1956年夏，有着“红色特工王”之称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找徐淡庐谈话，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厅副主任。
中共中央调查部最初的名称叫“中共中央社会部”，建立于延安时代。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专门负责从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以及美国、苏联等国家收集、整理情报，是中共当时级别最高的情报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共中央调查部，简称中调部。1983年，中共中央调查部撤消，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此，中调部可以说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当时，李克农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淡庐同时也担任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副主任。
李克农通知徐淡庐组织上已决定让徐淡庐主要从事对台情报工作，并兼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么一来，徐淡庐一下子担任三个副主任。李克农笑着告诉他，还有第四项任命，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这项任命便于徐淡庐以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公开名义，接待港台来客。就这样，接待曹聚仁的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
徐淡庐跟曹聚仁不相识。在机场，徐淡庐对曹聚仁自我介绍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从此，曹聚仁一直称他为“徐主任”。从在北京机场认识之后，他成了曹聚仁与北京当局联络的秘密通道。后来曹聚仁前往北京，或者到中国内地各地，常由徐淡庐陪同。
邵力子和徐淡庐出现在北京机场，表明北京方面对曹聚仁的破格重视。北京方面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曹聚仁的特派记者的身份，是他们曾经详细研究了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密切关系……
与蒋经国的莫逆之交
曹聚仁与蒋经国原本素昧平生。作为记者，曹聚仁是在一次采访中结识蒋经国的。
那是在1938年8月16日，曹聚仁作为中央社的特派员，在江西南昌采访蒋经国。
在苏俄经历了“冰天雪地十三年”之后，蒋经国在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挈雏回国。他在回国之后的翌年——193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为了使儿子得到政治历练，让他“下基层”。这样，二十八岁的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曹聚仁年长蒋经国十岁，在采访这位蒋公子时发现他并无新贵派头，而是坦率真诚，平民作风，两人一见如故。曹聚仁在采访之后，写了一篇访问记，题为《一个政治新人》。曹聚仁在文章中写及他对蒋经国的良好印象：
记者细细地、静静地看他的行止，他和劳苦民众相接近并非矫情而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劳力的价值。他自然而然亲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挣饭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着一群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觉得头痛……
次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赣南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红军长征之后，这里成了“真空地带”，土匪、强盗、地痞、流氓猖獗。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派往那里主政，以培养他的统治能力。而当时的蒋经国正雄心勃勃，一心想干出一番政绩，在中国“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因为他深知，将来要接父亲的班，没有政绩难以服众。
蒋经国到了赣南，每天走八十公里，大量接触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他曾说：“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二千八百五十里路，经过了九百七十四座桥，其中有七百一十四条需要修理，八十四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一百八十九个茶亭，只有二十一个是最近修理的，有四十二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蒋经国宣布，要在三年内，把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蒋经国称之为“赣南模式”。当时美国的《科利尔》杂志评论道：“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中国未来的范例。”一时间，蒋经国有了“蒋青天”之誉。
就在这时，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怀孕，而在战乱之中的江西，唯有赣南比较安定，便与妻前往赣州住了下来。
曹聚仁有过两次婚姻。他的原配夫人是王春翠女士，曹聚仁的同乡，都是浙江浦江人，两家只一桥之隔，这座桥叫做通洲桥。1921年春，十八岁的王春翠与曹聚仁结婚。1926年生女曹雯，六岁时夭折，之后未能再生育，又加上种种客观原因，最后导致与曹聚仁分手。王春翠的文笔不错，她的散文集《竹叶集》曾得到鲁迅的称赞。虽然王春翠与曹聚仁分离了，但是一直住在浦江曹家，并与曹聚仁时有通信。1959年，还与曹聚仁相会于北京。1987年5月1日，王春翠病逝于浙江萧山长孙女曹璨家中。后来从王春翠遗物中，找到1950年至1972年二十多年间曹聚仁写给胞弟曹艺以及王春翠的信件达二百二十封之多。
邓珂云原本是曹聚仁兼职任教的上海务本女中的学生。1933年在曹聚仁准备写鲁迅传记时，邓珂云在课余帮曹老师收集相关资料，产生师生恋，经过四年的爱情长跑，结为夫妇。
当曹聚仁夫妇在赣州住下，地方长官蒋经国对他十分看重。1940年7月，曹聚仁的女儿曹雷在赣州出生。曹雷曾说：“我出生后，蒋经国和蒋方良专门找了一个士兵挑了鸡蛋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说，蒋方良还抱过我。”蒋经国对曹聚仁非常尊敬，总是口称“老师”。其实，他们之间可谓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邓珂云后来又生两子：长子曹景仲（清华大学毕业，1970年因公殉职），次子曹景行。
蒋经国深知舆论的重要，打算创办专员公署机关报《新赣南报》。蒋经国上门拜访曹聚仁，力邀曹聚仁出任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专员公署参议。对于办报，曹聚仁是行家里手，欣然答应，并以为《新赣南报》这名字不响亮，带有浓重的地方性，建议改名为《正气日报》，蒋经国当即赞同。
1941年10月1日，《正气日报》在赣州创刊。这时候，曹聚仁跟蒋经国有了密切的接触，经常在一起切磋时局，谈论政见，成了莫逆之交。正因为这样，蒋经国才会说：“知我者，曹公也！”
《正气日报》在曹聚仁的主持下，影响日益扩大，跟《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并列为当时中国东南的三大报纸。
1943年元旦，曹聚仁还创办了《正气周刊》，蒋经国任发行人。蒋经国亲自为《正气周刊》创刊号写下《鲜红的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相当激进，文笔也不错：
鲜红的血是崇高的，热烈的，正义的，勇敢的！血，是伟大的，史可法的血，文天祥的血，岳飞的血，烈士的血，写成了一部壮烈的史诗。在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寻得人生的价值。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当出来斗争，出来抵抗，为了正义，为了公道，为了良心的驱策，我们应当拼命，应当流血。谁不肯将自己的热血，来为国家流尽，谁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胜利始终是属于肯流血的人的。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我爱血，我爱鲜红的血，因为血是自由的灯塔，血是解放的曙光！
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去重庆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也颇为看重曹聚仁，打算把曹聚仁留在身边作为笔杆子。曹聚仁未肯允诺。回到赣南之后，曹聚仁因不愿卷入蒋经国身边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遂辞去《正气日报》总编辑等一切职务，告别蒋经国，离开赣南。
1943年12月，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仍兼任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蒋经国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但是仍兼任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不时回赣南。1945年2月，日军进攻赣州。在日军进城前一刻，蒋经国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结束了他的六年赣南执政生涯。
1945年，曹聚仁回到上海，在大学任教，并任《前线日报》编辑。在离开蒋经国之后，他仍与蒋经国保持联系。曹聚仁作为蒋经国的知己，回忆与蒋经国的多年交往，开始着手写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他一边写，一边在自己主编的《前线日报》上连载。这是关于蒋经国的第一本传记。当时，作为传主的蒋经国不过三十多岁而已。
《蒋经国论》连载毕，曹聚仁经过修改，于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1953年，《蒋经国论》经过再度修改，在香港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蒋经国论》共分三部分：一代传奇人物蒋经国；留学苏俄深悟民主政治；抗战胜利带来的内战危机。
曹聚仁笔下的蒋经国，是这样的人：
说起来，经国也正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质，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他时常为大自然所迷醉，愿意过隐居的生活，却又是爱在扰攘的红尘中打滚，以斗争为快意。这是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
经国这个人是不会居敬存诚，却也不善于玩弄权术的。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经国为人，聪明则有之，平淡则未也。
曹聚仁写及蒋氏父子之比较：
经国回国以后，蒋先生要他孤立着过活，养成一种不可测的神情。其实，蒋先生自己的神秘就是有限得很，他处处在玩弄自己的左右，事实上，倒是他的左右在玩弄他、包围他。
经国是吃过（洋）面包的人，比之蒋先生没吃过（洋）面包、喝过海水，自然高明得多。蒋先生不会演说，不会招待新闻记者，使人畏而不能使人敬，要做民主国家的领袖就差那么一大截。
对于蒋经国，曹聚仁秉笔直书：
熊式辉治江西十年，还是乌烟瘴气，什么事都办不通。这位专员，倒在半年中树立了规模，挂出新赣南的招牌。那时候的专员，就是没有官僚作风，敢作敢为，谁都刮目相看。
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要赢就是谁行！”原来新赣南的政治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
曹聚仁以为：“在赣南那一段时期的经国，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几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地方官。”“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
章士钊、曹聚仁：两岸精心挑选出的密使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海峡两岸剑拔弩张。蒋介石在海峡彼岸高喊“反攻大陆”，而海峡此岸到处可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幅标语。
中国内地经过三年恢复经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再加上朝鲜战争结束，海峡两岸的冷战气氛逐步缓和。
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虽然还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采用的是“和平解放”的方式。这意味着要从“武力攻台”改为“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台湾”，意味着要打开对台的和平谈判之门。那时候台湾海峡结满坚冰，派谁去破冰？
得知中共中央有意要和蒋介石展开和平谈判，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在北京主动请缨。此人便是章士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在和谈破裂之后留在了北平。章士钊是资深国民党人，派他去沟通蒋介石，显然非常合适。
就这样，1956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飞往香港。章士钊在香港会晤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把来自北京的信交给他。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把北京方面的信当面交给蒋介石。
北京方面的信中，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条意见，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当时，某些香港报纸曾发表不实报道，称蒋介石的故居和家里的祖坟已经在大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铲平，这些消息使蒋介石寝食难安。北京来信末尾，转达了来自蒋介石故乡的真实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对许孝炎表态。
蒋介石经过考虑，想试探北京方面的虚实。蒋经国得知此事，当即向父亲建议，可以让曹聚仁前往北京。
很多关于曹聚仁的报道，把曹聚仁担当“国共密使”说成是北京方面的意思。当年的美国《时代周刊》便以透露内幕消息的口吻写道：“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其实，“点将”曹聚仁者，乃蒋经国也，而非北京方面。曹雷回忆说，母亲邓珂云在去世前告诉家人，“两岸建立联系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
蒋经国跟曹聚仁交谊甚笃，所以提议曹聚仁作为“国共密使”，势必是蒋经国，而不可能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曹聚仁自己主动跟北京方面联络，然后报告蒋经国“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台湾派人到香港，转告了蒋经国的意图之后，要曹聚仁“去一趟大陆，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于是，在1956年夏天，曹聚仁给邵力子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之意。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曹聚仁的这封信夹在写给妻子邓珂云的家信中，请邓珂云收到之后转寄邵力子。邓珂云当时带着子女住在上海南京西路润康邨。
邵力子接到曹聚仁的信，不敢怠慢，立即向上作了汇报。周恩来了解情况后，迅速安排曹聚仁进京面谈。
邓珂云曾回忆说：“1956年，曹聚仁寄我一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倘若北京直接召曹聚仁进京，这未免太显眼了。因为，曹聚仁到香港已经六年了，从未回中国内地。他动身回内地，理所当然会引起香港各方注意。北京方面通过费彝民跟曹聚仁联络。费彝民是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的社长。其实，费彝民似乎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方面在香港的“统战部部长”。华罗庚、侯宝璋、马师曾、红线女、马连良、俞振飞、容国团、姜永宁等著名人士从海外回归中国内地，在经过香港时都是由费彝民接待照顾的。就连北京方面派出的“密使”章士钊，在香港期间也是由费彝民精心照料。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那我们就好办多了。”从周恩来此言中，足以看出对费彝民的倚重。
经过费彝民的联络，安排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前往北京。因为曹聚仁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跟随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可谓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此后，费彝民一直成为北京方面指定的在香港经常与曹聚仁沟通的联络人。
周恩来三次接见密使曹聚仁
也正因北京方面事先得知曹聚仁肩负不平常的使命，除了派出邵力子、徐淡庐前往机场接机之外，周恩来总理分别在1956年7月的13、16、19日三次接见曹聚仁，足见对于这位“密使”的高度重视。据《周恩来年谱》，“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内中，特别是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他，陈毅副总理作陪。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与陈毅相识，旧友重逢，分外欣喜。宴毕，周恩来、陈毅还与曹聚仁一起泛舟昆明湖。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周恩来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指出：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那天，曹聚仁称赞周恩来是“政治外交上的隆美尔”。隆美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敢于力排众议，果断发起进攻。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曹聚仁还推崇陈毅是“了不起的人物，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已经六年未同丈夫见面的夫人邓珂云，带着小儿子曹景行赶往北京，与曹聚仁一起住在新侨饭店。曹景行后来回忆说：“那年我才十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 曹景行还说，大人们在谈话，邵力子陪着曹景行母子游览颐和园。在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请曹聚仁吃饭时，大家谦让着，都不肯坐主座，十岁的曹景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个位置。
1956年7月下旬，曹聚仁从北京来到上海，全家六年来第一次真正团聚了。
8月初，曹聚仁乘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密使”之行。
曹聚仁回到香港，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这篇报道也引起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
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引用《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里的对联答复：“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毛泽东与曹聚仁在中南海长谈
曹聚仁回到香港，蒋经国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探望曹聚仁。曹聚仁详细地向来人转达了周恩来几次谈话的内容。来人也转达了蒋经国对于国共进一步谈判的意见。
这个台北信使，便是曾经担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王济慈。王济慈与曹聚仁都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在赣南的时候，王济慈就已经成为蒋经国亲信，跟曹聚仁也有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蒋经国从台湾派遣王济慈跟曹聚仁联络。
曹聚仁回香港不到一个月，第二次前往北京。这次北京之行的启程日子，不得而知，不过9月1日他已经到了北京，这是确定无疑的。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中写道：“9月1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齐白石老人的和平奖金授奖典礼，会场上碰到了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典礼，在那里曹聚仁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是在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9月30日访华。10月3日下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出席了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哪里去了呢？他在中南海居仁堂与曹聚仁长谈。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笔者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查到。曹聚仁本人对此也口风甚紧。事隔多年，只从曹聚仁家人的回忆中，谈及曹聚仁偶然在跟家人的谈话中所透露的片言只语。
毛泽东曾问他：“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感。曹聚仁对家人说：“我没有顾虑，想到的全讲了。”
曹聚仁还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 ’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
毛泽东知道曹聚仁相当了解蒋经国，便请曹聚仁详谈蒋经国。曹聚仁便回忆起当年与蒋经国在赣南共事的情形，充分肯定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还说，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后来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毛泽东当即要曹聚仁回香港之后，寄一本《蒋经国论》给他，他说想看这本书。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一年之后，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中才略加透露。他写道：
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就在毛泽东接见曹聚仁之后，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关于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有翔实的记载：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周恩来说：“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来。”
周恩来还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蒋介石前天对外国记者说还要我们缴械投降。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他们收买周驹搞的，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其实倒并不是哪个人怕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我还是去了印尼，以后又到了新加坡，那里还不是有他们的特务吗?蒋先生和经国爱搞这一套，可能是受了英士(陈其美)先生和‘格柏乌’(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缩写字母的译音，通常译作“克格勃”)的影响，其实历史证明这一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
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诚）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10月12日，曹聚仁返回香港。
关于曹聚仁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据曹聚仁夫人邓珂云的笔记记载：“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10月1日上午，我们被邀请参加国庆典礼。我们登上了来宾观礼台。”
12月9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来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了，而且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他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周恩来虽然没有说出这个记者的名字，当是指曹聚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