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还局限于超载、冥界这样的速度金属和死亡金属，算是最狠的了，这两支乐队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现在超载的吉他手李延亮和冥界的王强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李延亮在我专辑里做了不少的演奏，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的吉他手，最新的《大事》里的吉他也是由他主刀的；王强在1996年前后去了德国，成了一个画家，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中国的音乐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唐朝、黑豹我都听过，也都喜欢。但是九十年代开始我接触了西方的很多音乐，更好的音乐，特别是美国大门乐队的。
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哥们儿，叫方海强。他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那年正好考大学，我不记得他那年考上还是没考上了。我来北京之前去和他告别，他就也偷偷地离开了家，跟我来了北京，想和我在一块儿。他热爱音乐，也很想做音乐，但我感到他这种想法很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练吉他已经好些年了，1985年我就开始学了。可是海强什么也不会，他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没有基础。不错，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但上手去画，也就画出来了，当时我不赞赏这种做法，音乐更不好弄了。因为我还没有任何建树，当然谈不上自信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我也是新手，没有创作出像样的作品，心里是没啥底的。
1993 在东村租的第一个院子里，马六明、方海强和我
我在上海街头混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窦勇的，在北京饭店工作，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到北京后，他在朝阳门内给我弄了一个四合院。当时二环和三环之间还没有建好，二环往外虽然不是郊区，但已经很荒了，明显感觉人少多了。我本来打算不做打口磁带这个生意了，可带来的钱没几天就造光了，所以剩下这点货还是卖卖吧。我当时很少上街，都是我的兄弟海强去卖，我出本他出力，挣了钱一人一半。可谓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啊，没几天发展到一根骨头两个人啃。
有一天，我在米市大街附近，碰见了一个黑黑的家伙，中等个子，眼睛很亮，骑着个破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捆画布。我当时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聊音乐，说着音乐圈里的黑话，什么“黑馒头(Metal)”啊，朋克啊，哥特啊这类玩意儿，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本就听不懂。这时这个黑黑的，瞪着两只闪亮的大眼睛的家伙就问我能不能卖给他两盒磁带。我觉得这个人就像个老农，知道他肯定不懂音乐，但是不懂不代表他没有求知欲。可是你说我卖给他什么好呢？给他好东西吧，他不懂，给他不好的东西吧，觉得有点欺负人，这也不对。所以我想还是培养他一下吧，而且我这小生意还是要做的嘛。当时我们上了很多谁人(TheWho)的货，还有齐柏林飞艇(LedZeppelin)和大门的很多东西，谁人乐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好卖。海强也不懂这些东西，这就很麻烦，因为想要卖好茶叶，就得把茶叶讲得很有文化，不然卖不上价钱。于是我就跟这个老农侃了一阵，要价也提上去了，大概提到50块两盒磁带，因为我知道他是要还价的。最后，我就把两盒谁人乐队的磁带以3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他。
这个人告诉我他叫张洹，说他是个画家，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而且非常崇拜摇滚乐。他说等他把这一批画布都画上东西的时候，就会卖个很好的价钱，然后就来买我的磁带，会买一大堆，这个对我相当有吸引力。虽然我知道这肯定是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人总要活在希望之中。我告诉他我也是个艺术家，搞音乐的。他很兴奋，像看到表弟一样，就留了BP机号给我们，说有空可以到他那里去坐坐。我们也一直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住，因为这个四合院也只是一个过渡，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占着别人的房子。而且，四合院的房子不隔音，卫生条件也不好，哪像现在四合院是文化人住的，当时四合院是给穷人住的。我说我很想到你那里去坐坐，问他住的地方远不远，他说很近；我问他你们那儿的房子便宜吗，他说很便宜，而且是又好又便宜。我说这事儿太好了，因为又好又不吃草的牛儿，实在是天下难找。
在米市大街一带逛悠的时候，我还碰见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口碑不是太好，人称金乌鸦，长得也很黑，很穷，穷人嘛，总是要遭人白眼的，他是那种总是在兜里揣着一两盒磁带卖来卖去的人。我们不一样，好歹有个书包，工作有分工，不但有卖东西的，还有在胡同口望风的，因为当时查得很厉害。可是金乌鸦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很多，他们每次只上50块钱或100块钱的货，就那么几盒，然后拿回去录下来自己听，再把原版卖掉。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对文化资讯、新鲜的东西有一种很高涨的热情，做不成没什么关系，只要在这个圈子里玩着，就感觉很幸福。那时候为了一本书或一盒磁带从东城跑到西城是个很正常的事情，还是骑着个自行车来回跑的那种。
其实当时在米市大街一带混过的大多数娃娃都成了以后中国摇滚乐界很重要的人，后来这些人很多都改了名字，我都不大记得住了。好像郝舫、窦唯、汪峰也老来这一带逛悠，但当时不认识；还有付雄，他是中国卖国外正版CD有名的大户。而当时最有名的人，叫钱大成，此人的名字在中国打口界如雷贯耳，那可是首都打口界的头号人物。我初来北京的时候，见到那些在街头卖货的同行，问他们货是从哪儿弄的，他们都说是从钱大成那儿进的。他是整批整批地包货，甚至整车皮地拉，我们这些打口贩子每个人都想成为钱大成，成为钱大成就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一直没见过他，直到两年前，诱导社的雷霖来找我，说老钱要拍个电影，要请我吃个饭，用我的《征服》做主题歌。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老钱是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你叫钱什么呀？”他说他叫钱大成，我的妈呀，差点吓得我从椅子上跌到地上。当天晚上，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现在他什么音乐都不听了，就听我的，要知道，做打口带的人，耳朵都是顶尖级的，几乎没有他没听过的音乐，就像一个吃过百家饭的人。这让我太爽了。
后来，金乌鸦带我找到了夜千。他告诉我有一个小子琴弹得不错，也想搞乐队。本来我没当回事儿，心想就算找不着乐手也不要紧，多卖两盒磁带也行。结果我们就到了夜千那小子家里，我发现他有一张很稀罕的拼盘，当个宝贝似的供着，里面有好多乐队我都知道，但是没听过，有碎瓜(SmashingPumpkins)之类的。他拿了一套当时很高级的音响放给我听，音响的牌子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健伍还是先锋组合音响什么的。他家里还有一架钢琴，然后又从卧室里拿出一把电吉他，又从床边的什么地方掏出一块效果器，接着就玩儿上了。我觉得这小子不错，挺灵活，于是就告诉他别弹吉他了，弹贝斯，我来弹吉他，再找个鼓手咱们就齐了。我告诉他我有个乐队，名字都想好了，叫NO。在我把自己的音乐观念给他胡说了一通之后，他说成。他可能不大明白我们要搞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大明白哦，其实我和夜千是靠欣赏趣味走到了一块儿，乐队后来的一些成员基本上也是这么找到的。夜千是个天才，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1994 边巴平措、我、卢琦、夜千 荣荣摄
忧伤的老板
1993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大概是五六月的样子。我在上海待了三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把你要听的东西录好，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接着又卖卖打口带，那还不是个CD普及的年代，CD在当时是个很奢侈的玩意儿。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想做自己的音乐。NO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想好的。我一直延续着这个做事的习惯，就是做什么先把名字给想好。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我想做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意儿，和当时很多乐队完全不同的，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形式上还是文化见解上都截然不同的音乐。
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还局限于超载、冥界这样的速度金属和死亡金属，算是最狠的了，这两支乐队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现在超载的吉他手李延亮和冥界的王强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李延亮在我专辑里做了不少的演奏，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的吉他手，最新的《大事》里的吉他也是由他主刀的；王强在1996年前后去了德国，成了一个画家，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中国的音乐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唐朝、黑豹我都听过，也都喜欢。但是九十年代开始我接触了西方的很多音乐，更好的音乐，特别是美国大门乐队的。
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哥们儿，叫方海强。他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那年正好考大学，我不记得他那年考上还是没考上了。我来北京之前去和他告别，他就也偷偷地离开了家，跟我来了北京，想和我在一块儿。他热爱音乐，也很想做音乐，但我感到他这种想法很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练吉他已经好些年了，1985年我就开始学了。可是海强什么也不会，他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没有基础。不错，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但上手去画，也就画出来了，当时我不赞赏这种做法，音乐更不好弄了。因为我还没有任何建树，当然谈不上自信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我也是新手，没有创作出像样的作品，心里是没啥底的。
1993 在东村租的第一个院子里，马六明、方海强和我
我在上海街头混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窦勇的，在北京饭店工作，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到北京后，他在朝阳门内给我弄了一个四合院。当时二环和三环之间还没有建好，二环往外虽然不是郊区，但已经很荒了，明显感觉人少多了。我本来打算不做打口磁带这个生意了，可带来的钱没几天就造光了，所以剩下这点货还是卖卖吧。我当时很少上街，都是我的兄弟海强去卖，我出本他出力，挣了钱一人一半。可谓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啊，没几天发展到一根骨头两个人啃。
有一天，我在米市大街附近，碰见了一个黑黑的家伙，中等个子，眼睛很亮，骑着个破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捆画布。我当时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聊音乐，说着音乐圈里的黑话，什么“黑馒头(Metal)”啊，朋克啊，哥特啊这类玩意儿，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本就听不懂。这时这个黑黑的，瞪着两只闪亮的大眼睛的家伙就问我能不能卖给他两盒磁带。我觉得这个人就像个老农，知道他肯定不懂音乐，但是不懂不代表他没有求知欲。可是你说我卖给他什么好呢？给他好东西吧，他不懂，给他不好的东西吧，觉得有点欺负人，这也不对。所以我想还是培养他一下吧，而且我这小生意还是要做的嘛。当时我们上了很多谁人(TheWho)的货，还有齐柏林飞艇(LedZeppelin)和大门的很多东西，谁人乐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好卖。海强也不懂这些东西，这就很麻烦，因为想要卖好茶叶，就得把茶叶讲得很有文化，不然卖不上价钱。于是我就跟这个老农侃了一阵，要价也提上去了，大概提到50块两盒磁带，因为我知道他是要还价的。最后，我就把两盒谁人乐队的磁带以3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他。
这个人告诉我他叫张洹，说他是个画家，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而且非常崇拜摇滚乐。他说等他把这一批画布都画上东西的时候，就会卖个很好的价钱，然后就来买我的磁带，会买一大堆，这个对我相当有吸引力。虽然我知道这肯定是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人总要活在希望之中。我告诉他我也是个艺术家，搞音乐的。他很兴奋，像看到表弟一样，就留了BP机号给我们，说有空可以到他那里去坐坐。我们也一直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住，因为这个四合院也只是一个过渡，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占着别人的房子。而且，四合院的房子不隔音，卫生条件也不好，哪像现在四合院是文化人住的，当时四合院是给穷人住的。我说我很想到你那里去坐坐，问他住的地方远不远，他说很近；我问他你们那儿的房子便宜吗，他说很便宜，而且是又好又便宜。我说这事儿太好了，因为又好又不吃草的牛儿，实在是天下难找。
在米市大街一带逛悠的时候，我还碰见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口碑不是太好，人称金乌鸦，长得也很黑，很穷，穷人嘛，总是要遭人白眼的，他是那种总是在兜里揣着一两盒磁带卖来卖去的人。我们不一样，好歹有个书包，工作有分工，不但有卖东西的，还有在胡同口望风的，因为当时查得很厉害。可是金乌鸦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很多，他们每次只上50块钱或100块钱的货，就那么几盒，然后拿回去录下来自己听，再把原版卖掉。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对文化资讯、新鲜的东西有一种很高涨的热情，做不成没什么关系，只要在这个圈子里玩着，就感觉很幸福。那时候为了一本书或一盒磁带从东城跑到西城是个很正常的事情，还是骑着个自行车来回跑的那种。
其实当时在米市大街一带混过的大多数娃娃都成了以后中国摇滚乐界很重要的人，后来这些人很多都改了名字，我都不大记得住了。好像郝舫、窦唯、汪峰也老来这一带逛悠，但当时不认识；还有付雄，他是中国卖国外正版CD有名的大户。而当时最有名的人，叫钱大成，此人的名字在中国打口界如雷贯耳，那可是首都打口界的头号人物。我初来北京的时候，见到那些在街头卖货的同行，问他们货是从哪儿弄的，他们都说是从钱大成那儿进的。他是整批整批地包货，甚至整车皮地拉，我们这些打口贩子每个人都想成为钱大成，成为钱大成就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一直没见过他，直到两年前，诱导社的雷霖来找我，说老钱要拍个电影，要请我吃个饭，用我的《征服》做主题歌。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老钱是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你叫钱什么呀？”他说他叫钱大成，我的妈呀，差点吓得我从椅子上跌到地上。当天晚上，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现在他什么音乐都不听了，就听我的，要知道，做打口带的人，耳朵都是顶尖级的，几乎没有他没听过的音乐，就像一个吃过百家饭的人。这让我太爽了。
后来，金乌鸦带我找到了夜千。他告诉我有一个小子琴弹得不错，也想搞乐队。本来我没当回事儿，心想就算找不着乐手也不要紧，多卖两盒磁带也行。结果我们就到了夜千那小子家里，我发现他有一张很稀罕的拼盘，当个宝贝似的供着，里面有好多乐队我都知道，但是没听过，有碎瓜(SmashingPumpkins)之类的。他拿了一套当时很高级的音响放给我听，音响的牌子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健伍还是先锋组合音响什么的。他家里还有一架钢琴，然后又从卧室里拿出一把电吉他，又从床边的什么地方掏出一块效果器，接着就玩儿上了。我觉得这小子不错，挺灵活，于是就告诉他别弹吉他了，弹贝斯，我来弹吉他，再找个鼓手咱们就齐了。我告诉他我有个乐队，名字都想好了，叫NO。在我把自己的音乐观念给他胡说了一通之后，他说成。他可能不大明白我们要搞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大明白哦，其实我和夜千是靠欣赏趣味走到了一块儿，乐队后来的一些成员基本上也是这么找到的。夜千是个天才，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1994 边巴平措、我、卢琦、夜千 荣荣摄
他们有利用价值
北京的夏天很热，我们那个四合院有两个厕所，大茅坑，天一热特别臭。加上我又爱发疯，鬼哭狼嚎地喊，四合院隔音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于是我想到了张洹，但是当时闹了个岔子，没记住他的名字，“洹”字不认识。我只记得他是个河南人，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兄弟海强：“我们call河南人吧。”听到我们的电话，河南人那个高兴啊，马上就告诉我们，兄弟们哪，半个小时后，你们到长城饭店那儿，那附近有个口子，我们就在那儿的天桥边上见面，反正我长得啥样你也知道。我就跟海强坐了个公交车过去了，张洹也到了，还是推着那辆破自行车。
他带着我们一直往东走，我们一块儿边走边聊。我四下观察，周围几乎没什么人，又热，一路上我看见小水沟里的死猪、苍蝇，还有垃圾场，心里就犯嘀咕，这地方哪能找到什么好房子啊。虽然我长得也黑黑的，看起来挺糙的，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有些洁癖的人，我的兄弟海强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而且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也没吃过苦，所以比我洁癖还厉害。接着我们走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吧，来到了一个地方，张洹陪我们找了好多家，我们都不满意。张洹的房子我们也去看过，一个破房子，很大，顶也没有吊，也没有做好隔断，都是拿书架和画布隔开的。一进门是一张大画布，什么也没画，涂得黑咕隆咚的，上面挂着个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破娃娃。他告诉我们这附近还有几个画家，都是他中央美院的同学，当时是暑假，回家了。但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但是这些画画的很崇拜搞音乐的。我告诉他我们不想在这块儿待，他就极力挽留我们，想要我们在那块落脚。人是群居的动物，一个人在这么大一个村子里待着，他迫切要求群居，其实我们也要求群居。最后，他费了好大劲，跑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独院。这个院子蛮好，房东在城里上班，白天不怎么在家，大概是200块钱一个月，我和海强就搬了进去。从那以后，张洹和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
那时这个地方叫大山庄，还不叫东村，其实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以及朝阳公园东边的一块，四路居一带，大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成了朝阳公园。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三个点儿，一个是大山庄；一个是往北一点的酒仙桥，也就是现在的798那儿，因为那儿的饭很便宜；再就是北京画院，就是团结湖那里，那儿有个邮局，我们经常到那儿寄东西，打长途电话。
这段时间又来了几个人，一个叫马六明，人长得很帅，和我差不多大；一个叫王世华，是马六明的同学，比我大个十多岁；还有一个姑娘，叫段英梅；还有张炀。这几个人没事就跑到我住的院子里玩。我当时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厢房里，天天练胡喊，把整座院子弄得震天响。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才是我要练的秘笈。
1997 在 Keep in touch 酒吧演出 陈旭人人 摄
画家们经常跑到我家要营养，排解孤独，他们很希望了解西方的音乐，我那儿没有中文的东西，全是英文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那些乐队的名字我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呦，我得把自己的磁带卖给他们，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于是就开始和他们讲摇滚。我住的地方也没有凳子，大家就坐在床上听，有时候干脆垫张报纸，坐地上听。我有一个很强壮的单卡收录机，声音开得惨不忍睹，放的都是涅、枪花、邦·乔维还有披头士之类的东西，要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呀。后来他们就一人买一些回去听，因为都是朋友，我卖得很便宜，都是论堆卖，一人一小堆，跟卖黄瓜韭菜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怎么懂，听来听去还是喜欢平克·弗洛依德，认为平克·弗洛依德很伟大，说他们的音乐很有画面感，因为平克音乐里有飞机、人声之类很具体的东西。当时我还有录像带，这对他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因为听不懂的话你还可以看，很利于授课。后来他们做行为艺术，经常会找我给他们放点背景音乐——我觉得当时的行为艺术搞得乱七八糟，很多都是瞎搞，没多大意思。但所有的傻画家都喜欢平克·弗洛依德，东村以外的也是，全国的画家都是，我深感绝望。我的学生小的有张洹、马六明，老的有栗宪庭，可谓桃李满天下啊，后来我不理他们了，发现他们没救。
过了一阵子，大约十天后吧，大山庄就变成了北京东村。那天，马六明、王世华、张洹、我和海强，还有张炀，成立东村的这几个人全在，张洹告诉我说：“老吴，我们一起做点事情吧。”我当时还没有改名字，我不大喜欢我的原名，因为时代痕迹太重了，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想到了祖咒这样一个名字。我比他们年龄小，但是我脾气大，老是发火，而且打扮得像个酷爷，穿着一双大靴子，戴副墨镜，半夜都戴着，这帮人好久了都没有看见过我的眼睛长什么样，所以他们都叫我老吴。当下江湖上流传着一个段子，是马六明传出去的，这个段子是真的。有一天早晨，这一堆人看到我都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脸上长期被眼镜遮盖的部位是白的，本来我的脸挺黑的，就像沙滩上的美女脱掉比基尼。画家们说他们是搞美术的，而我是搞音乐的（其实没有一个是不搞女人的），而且我们走的又都不是传统路线，所以认为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搞点什么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他们是被我忽悠住了，或者我是被他们忽悠了。
当时我写过一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十五岁那天夜里，我爬进了你家墙内”，其实你说我写的是什么呀？我是想说他们爬到了我家的墙内，因为他们一堆人老是在墙外听我的鬼哭狼嚎。画家们也不画什么画，都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下，就是一件作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比较像的，都是一堆不学无术的人嘛。再加上我们经常扯西方艺术史，我跟他们扯扯大门，他们跟我扯扯安迪·沃霍尔，这些人音乐和美术都是一块儿搞的，于是画家们就告诉我这两块可以结合起来。纽约有一个格林威治村，也叫纽约东村，住着一群艺术家，大山庄在北京东边，所以张洹就说，我们这儿叫北京东村怎么样，我说：“中。”
1998 陈旭人人 摄
那天，夜千后来也被我们叫来了，大家一块儿到附近最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说是最好的馆子，也就是卖卖水饺、宫爆鸡丁什么的。在饭桌上，我们确定了名字、计划，还有几条纲领性的东西。大致有这么几条，“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诸如此类。北京东村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圆明园也有个艺术村，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们都太老土了，都是画画的，而且还有什么晚间新闻之类的乐队，看这名儿就感觉没劲。我们也不大懂，那时候就是以貌取人，以名取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靠谱。还有什么“忧伤”、“彷徨”、“迷茫”、“远方”啊之类的词，我们都觉得太文艺，看不上。但后来，圆明园的很多人，像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刘炜、杨卫，还有老郭啊，等等，都成了我的朋友，经常在一块儿玩儿。
2010 万事如意演唱会 闵梓 摄
我不爱写日记，所以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我怕哪天被人给抓了，让人逮到把柄。那时候警察经常来找我们，一天也不休息。马六明、朱冥都被抓过，说他们搞淫秽活动什么的，画家们搞行为艺术老是光腚。警察也抓过我，我听到风声，躲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人死如灯灭，过去拉倒，记下来也没多大意思。马六明好像一直在写，我想他会记得更清楚。当时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意识到我们是一群真正凶猛的暴徒。
由于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力量有限，也很难上个报纸什么的。可是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口径都很一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出门儿了。这儿也确实有一些艺术家，有的并不住在这儿，但是常过来，像栗宪庭、艾未未，尤其是未未，都常过来玩儿，也都听过我唱歌，《走失的主人》里的歌九成是在东村写的。
慢慢地，乐队的人也找齐了。通过夜千，我们找到了边巴平措，他父亲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干部，平措住在西藏驻京办事处，因为夜千的哥哥在西藏，干一些运输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认识平措。平措当时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手，乐感超级好。鼓手卢琦当时和中央戏剧学院里面的一帮人搞了个I★M乐队，夜千把他给挖过来了。1994年，老哥找到了我，我们几个人花了两天时间录了一首《无解》，收在一张拼盘里。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录音棚，鼓手卢琦告诉我他很紧张，我让他喝了点酒，以为这样就不紧张了，结果喝高了，第一天干脆就废掉了。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张，其实我自己也很紧张。这首作品我并不满意，但它也体现了中国摇滚乐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当时画家们都不让我录单曲，他们认为我是大师，要做就做专辑啊。
画家们搞的主要是行为艺术，也有一些装置。1994年张洹搞了个《十二平方米》，在一个公厕里，抹了一身又脏又臭的东西，苍蝇爬了一身，这个作品还不错吧，现在有些名气。张洹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自虐，还有把自己吊起来，放点血什么的。他和中央美院的一些同学自己凑钱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联展，我是给他们放背景音乐的，结果展览刚开始，张洹就在门口把一罐红颜料倒在头上，穿着个短裤就冲进了中国美术馆，这下可好，展览马上就被封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张洹出了风头。张洹也冻得够呛啊，那时已是北京的深秋了。
次年，东村来了好多人，有苍鑫、孔布、高炀，还有马终仁。朱冥来得要比他们早，当时他和段英梅住一个院儿，由于我们乐队需要拍照，段英梅又介绍我认识了荣荣，他是搞摄影的，记录了东村的很多事儿。
我很少参与画家们的行为艺术，但1995年5月11日，我们几个人搞了最著名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品，后来卖了很多钱，从总量上说，可能已经超过了梵高的《向日葵》。不过关于这个作品的故事却成了罗生门，作品中出现的有十个人，加上策划人孔布，共十一个人，但关于这个作品的前前后后，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二千多个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件事说丢人也称不上，而我把它说出来，可能又是个罗生门，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找艾未未，因为当时艾未未做了一套名叫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东西，其中的白皮书记录了这个事件。这个作品的主创是孔布、张洹和我三个人，马六明呢，补充了一点点儿，其他人只是掏钱脱裤子。
做作品是要花钱的，我们十个人，每个人出了200块钱，总共凑了2000块。刚做完这个作品，裤子还没穿上，张洹就说我们再做一个作品吧。他的建议就是每个人都裸体趴在山上。我当时就很恼火，因为我知道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不能五分钟后就把这个作品给毁了。试想连个场地都没换，又搞出这么龌龊的一个东西来，等于是一帮白痴。我就说，那两个女的怎么办啊，她们有什么可操的？最好不要做!这两个女的，一个是我的女友段英梅，另一个是张洹的女友张彬彬。在东村，由于我的强势，说话大家都怕，只要我坚持这个事情不好，大家是不会做的。张洹把我拉到旁边说：“兄弟，其他事情你比我懂，可是这件事你就听听我的吧。”我怕他们鸡鸡冻坏，就说算了，你们玩儿就玩儿吧，快点儿结束吧，但我知道，这件事儿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作品到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他们管这个作品叫《九个洞》，实际上真名叫《狼牙山九壮士》。
1995 《狼牙山九壮士》 吕楠 摄
作品完成后，我提议按体重排名，大家全部表示赞赏，可是没多久，就有人变卦了。1999年的时候，马六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们交往很少，因为我不太喜欢和他们扯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他找我肯定是有事儿，他说：“祖咒，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呢？在此之前，张洹在美国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他个人的作品，其他九个人都是他雇来的，当时就登在《今天》杂志上，其实这个杂志我早就看到了。而1999年有一个威尼斯双年展，马六明又把这个作品交了上去，结果人家说这个作品不是你的，是张洹的，他已经提交给我们了。所以马六明就给我打电话，我想这个作品是我们大家的，事先说得很明白啊，不是某一个人的，后来我才知道马六明也想把这个作品说成是他自己的。当时艾未未跟我说，张洹还给马六明发了传真，要他小心自己的狗命，够戏剧呦。
北京东村主要是靠《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扬名世界的，事情的偶然性使东村变成了神话。东村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我们这帮人当时都是亡命之徒，够狠。但是一时的狠劲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想要有大的建树，你必须是一个智者，而智慧是需要你的人格来支撑的，人格则需要智慧来放大。
1998 陈旭人人 摄
在此，我代表我个人，向拥有伟大人格的艺术家、摄影师吕楠致敬。他无偿拍摄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也深知这个作品的商业价值，在1998年把底片分给了这十个作者，当众销毁了剩余的底片，而且从不主动地在媒体上提这个作品的摄影师是他。我为那些因为这个作品争斗得你不死我不活的人深感羞愧，这种类似于贪功争权的腐败行为要予以严厉的打击，阿门！并在此问候孔布。
2005 李卫 摄
他们有利用价值
北京的夏天很热，我们那个四合院有两个厕所，大茅坑，天一热特别臭。加上我又爱发疯，鬼哭狼嚎地喊，四合院隔音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于是我想到了张洹，但是当时闹了个岔子，没记住他的名字，“洹”字不认识。我只记得他是个河南人，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兄弟海强：“我们call河南人吧。”听到我们的电话，河南人那个高兴啊，马上就告诉我们，兄弟们哪，半个小时后，你们到长城饭店那儿，那附近有个口子，我们就在那儿的天桥边上见面，反正我长得啥样你也知道。我就跟海强坐了个公交车过去了，张洹也到了，还是推着那辆破自行车。
他带着我们一直往东走，我们一块儿边走边聊。我四下观察，周围几乎没什么人，又热，一路上我看见小水沟里的死猪、苍蝇，还有垃圾场，心里就犯嘀咕，这地方哪能找到什么好房子啊。虽然我长得也黑黑的，看起来挺糙的，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有些洁癖的人，我的兄弟海强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而且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也没吃过苦，所以比我洁癖还厉害。接着我们走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吧，来到了一个地方，张洹陪我们找了好多家，我们都不满意。张洹的房子我们也去看过，一个破房子，很大，顶也没有吊，也没有做好隔断，都是拿书架和画布隔开的。一进门是一张大画布，什么也没画，涂得黑咕隆咚的，上面挂着个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破娃娃。他告诉我们这附近还有几个画家，都是他中央美院的同学，当时是暑假，回家了。但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但是这些画画的很崇拜搞音乐的。我告诉他我们不想在这块儿待，他就极力挽留我们，想要我们在那块落脚。人是群居的动物，一个人在这么大一个村子里待着，他迫切要求群居，其实我们也要求群居。最后，他费了好大劲，跑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独院。这个院子蛮好，房东在城里上班，白天不怎么在家，大概是200块钱一个月，我和海强就搬了进去。从那以后，张洹和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
那时这个地方叫大山庄，还不叫东村，其实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以及朝阳公园东边的一块，四路居一带，大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成了朝阳公园。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三个点儿，一个是大山庄；一个是往北一点的酒仙桥，也就是现在的798那儿，因为那儿的饭很便宜；再就是北京画院，就是团结湖那里，那儿有个邮局，我们经常到那儿寄东西，打长途电话。
这段时间又来了几个人，一个叫马六明，人长得很帅，和我差不多大；一个叫王世华，是马六明的同学，比我大个十多岁；还有一个姑娘，叫段英梅；还有张炀。这几个人没事就跑到我住的院子里玩。我当时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厢房里，天天练胡喊，把整座院子弄得震天响。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才是我要练的秘笈。
1997 在 Keep in touch 酒吧演出 陈旭人人 摄
画家们经常跑到我家要营养，排解孤独，他们很希望了解西方的音乐，我那儿没有中文的东西，全是英文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那些乐队的名字我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呦，我得把自己的磁带卖给他们，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于是就开始和他们讲摇滚。我住的地方也没有凳子，大家就坐在床上听，有时候干脆垫张报纸，坐地上听。我有一个很强壮的单卡收录机，声音开得惨不忍睹，放的都是涅、枪花、邦·乔维还有披头士之类的东西，要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呀。后来他们就一人买一些回去听，因为都是朋友，我卖得很便宜，都是论堆卖，一人一小堆，跟卖黄瓜韭菜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怎么懂，听来听去还是喜欢平克·弗洛依德，认为平克·弗洛依德很伟大，说他们的音乐很有画面感，因为平克音乐里有飞机、人声之类很具体的东西。当时我还有录像带，这对他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因为听不懂的话你还可以看，很利于授课。后来他们做行为艺术，经常会找我给他们放点背景音乐——我觉得当时的行为艺术搞得乱七八糟，很多都是瞎搞，没多大意思。但所有的傻画家都喜欢平克·弗洛依德，东村以外的也是，全国的画家都是，我深感绝望。我的学生小的有张洹、马六明，老的有栗宪庭，可谓桃李满天下啊，后来我不理他们了，发现他们没救。
过了一阵子，大约十天后吧，大山庄就变成了北京东村。那天，马六明、王世华、张洹、我和海强，还有张炀，成立东村的这几个人全在，张洹告诉我说：“老吴，我们一起做点事情吧。”我当时还没有改名字，我不大喜欢我的原名，因为时代痕迹太重了，后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想到了祖咒这样一个名字。我比他们年龄小，但是我脾气大，老是发火，而且打扮得像个酷爷，穿着一双大靴子，戴副墨镜，半夜都戴着，这帮人好久了都没有看见过我的眼睛长什么样，所以他们都叫我老吴。当下江湖上流传着一个段子，是马六明传出去的，这个段子是真的。有一天早晨，这一堆人看到我都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脸上长期被眼镜遮盖的部位是白的，本来我的脸挺黑的，就像沙滩上的美女脱掉比基尼。画家们说他们是搞美术的，而我是搞音乐的（其实没有一个是不搞女人的），而且我们走的又都不是传统路线，所以认为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搞点什么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他们是被我忽悠住了，或者我是被他们忽悠了。
当时我写过一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十五岁那天夜里，我爬进了你家墙内”，其实你说我写的是什么呀？我是想说他们爬到了我家的墙内，因为他们一堆人老是在墙外听我的鬼哭狼嚎。画家们也不画什么画，都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下，就是一件作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比较像的，都是一堆不学无术的人嘛。再加上我们经常扯西方艺术史，我跟他们扯扯大门，他们跟我扯扯安迪·沃霍尔，这些人音乐和美术都是一块儿搞的，于是画家们就告诉我这两块可以结合起来。纽约有一个格林威治村，也叫纽约东村，住着一群艺术家，大山庄在北京东边，所以张洹就说，我们这儿叫北京东村怎么样，我说：“中。”
1998 陈旭人人 摄
那天，夜千后来也被我们叫来了，大家一块儿到附近最好的馆子吃了一顿饭。说是最好的馆子，也就是卖卖水饺、宫爆鸡丁什么的。在饭桌上，我们确定了名字、计划，还有几条纲领性的东西。大致有这么几条，“谁要画画谁就是傻逼”，“写歌有旋律是可耻的”，诸如此类。北京东村就这么诞生了。当时圆明园也有个艺术村，比我们开始得早，影响也比我们大。于是我们就想，一定要跟他们较劲，就是干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们都太老土了，都是画画的，而且还有什么晚间新闻之类的乐队，看这名儿就感觉没劲。我们也不大懂，那时候就是以貌取人，以名取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靠谱。还有什么“忧伤”、“彷徨”、“迷茫”、“远方”啊之类的词，我们都觉得太文艺，看不上。但后来，圆明园的很多人，像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刘炜、杨卫，还有老郭啊，等等，都成了我的朋友，经常在一块儿玩儿。
2010 万事如意演唱会 闵梓 摄
我不爱写日记，所以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我怕哪天被人给抓了，让人逮到把柄。那时候警察经常来找我们，一天也不休息。马六明、朱冥都被抓过，说他们搞淫秽活动什么的，画家们搞行为艺术老是光腚。警察也抓过我，我听到风声，躲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人死如灯灭，过去拉倒，记下来也没多大意思。马六明好像一直在写，我想他会记得更清楚。当时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意识到我们是一群真正凶猛的暴徒。
由于当时就我们几个人，力量有限，也很难上个报纸什么的。可是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口径都很一致，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出门儿了。这儿也确实有一些艺术家，有的并不住在这儿，但是常过来，像栗宪庭、艾未未，尤其是未未，都常过来玩儿，也都听过我唱歌，《走失的主人》里的歌九成是在东村写的。
慢慢地，乐队的人也找齐了。通过夜千，我们找到了边巴平措，他父亲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干部，平措住在西藏驻京办事处，因为夜千的哥哥在西藏，干一些运输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认识平措。平措当时是中央民族乐团的二胡手，乐感超级好。鼓手卢琦当时和中央戏剧学院里面的一帮人搞了个I★M乐队，夜千把他给挖过来了。1994年，老哥找到了我，我们几个人花了两天时间录了一首《无解》，收在一张拼盘里。那是我们第一次进录音棚，鼓手卢琦告诉我他很紧张，我让他喝了点酒，以为这样就不紧张了，结果喝高了，第一天干脆就废掉了。当时我告诉他不要紧张，其实我自己也很紧张。这首作品我并不满意，但它也体现了中国摇滚乐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当时画家们都不让我录单曲，他们认为我是大师，要做就做专辑啊。
画家们搞的主要是行为艺术，也有一些装置。1994年张洹搞了个《十二平方米》，在一个公厕里，抹了一身又脏又臭的东西，苍蝇爬了一身，这个作品还不错吧，现在有些名气。张洹的行为艺术主要是自虐，还有把自己吊起来，放点血什么的。他和中央美院的一些同学自己凑钱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联展，我是给他们放背景音乐的，结果展览刚开始，张洹就在门口把一罐红颜料倒在头上，穿着个短裤就冲进了中国美术馆，这下可好，展览马上就被封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张洹出了风头。张洹也冻得够呛啊，那时已是北京的深秋了。
次年，东村来了好多人，有苍鑫、孔布、高炀，还有马终仁。朱冥来得要比他们早，当时他和段英梅住一个院儿，由于我们乐队需要拍照，段英梅又介绍我认识了荣荣，他是搞摄影的，记录了东村的很多事儿。
我很少参与画家们的行为艺术，但1995年5月11日，我们几个人搞了最著名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公认的经典作品，后来卖了很多钱，从总量上说，可能已经超过了梵高的《向日葵》。不过关于这个作品的故事却成了罗生门，作品中出现的有十个人，加上策划人孔布，共十一个人，但关于这个作品的前前后后，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二千多个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件事说丢人也称不上，而我把它说出来，可能又是个罗生门，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去找艾未未，因为当时艾未未做了一套名叫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东西，其中的白皮书记录了这个事件。这个作品的主创是孔布、张洹和我三个人，马六明呢，补充了一点点儿，其他人只是掏钱脱裤子。
做作品是要花钱的，我们十个人，每个人出了200块钱，总共凑了2000块。刚做完这个作品，裤子还没穿上，张洹就说我们再做一个作品吧。他的建议就是每个人都裸体趴在山上。我当时就很恼火，因为我知道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作品，不能五分钟后就把这个作品给毁了。试想连个场地都没换，又搞出这么龌龊的一个东西来，等于是一帮白痴。我就说，那两个女的怎么办啊，她们有什么可操的？最好不要做!这两个女的，一个是我的女友段英梅，另一个是张洹的女友张彬彬。在东村，由于我的强势，说话大家都怕，只要我坚持这个事情不好，大家是不会做的。张洹把我拉到旁边说：“兄弟，其他事情你比我懂，可是这件事你就听听我的吧。”我怕他们鸡鸡冻坏，就说算了，你们玩儿就玩儿吧，快点儿结束吧，但我知道，这件事儿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作品到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他们管这个作品叫《九个洞》，实际上真名叫《狼牙山九壮士》。
1995 《狼牙山九壮士》 吕楠 摄
作品完成后，我提议按体重排名，大家全部表示赞赏，可是没多久，就有人变卦了。1999年的时候，马六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们交往很少，因为我不太喜欢和他们扯在一块儿。我就知道他找我肯定是有事儿，他说：“祖咒，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呢？在此之前，张洹在美国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他个人的作品，其他九个人都是他雇来的，当时就登在《今天》杂志上，其实这个杂志我早就看到了。而1999年有一个威尼斯双年展，马六明又把这个作品交了上去，结果人家说这个作品不是你的，是张洹的，他已经提交给我们了。所以马六明就给我打电话，我想这个作品是我们大家的，事先说得很明白啊，不是某一个人的，后来我才知道马六明也想把这个作品说成是他自己的。当时艾未未跟我说，张洹还给马六明发了传真，要他小心自己的狗命，够戏剧呦。
北京东村主要是靠《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扬名世界的，事情的偶然性使东村变成了神话。东村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我们这帮人当时都是亡命之徒，够狠。但是一时的狠劲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为想要有大的建树，你必须是一个智者，而智慧是需要你的人格来支撑的，人格则需要智慧来放大。
1998 陈旭人人 摄
在此，我代表我个人，向拥有伟大人格的艺术家、摄影师吕楠致敬。他无偿拍摄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也深知这个作品的商业价值，在1998年把底片分给了这十个作者，当众销毁了剩余的底片，而且从不主动地在媒体上提这个作品的摄影师是他。我为那些因为这个作品争斗得你不死我不活的人深感羞愧，这种类似于贪功争权的腐败行为要予以严厉的打击，阿门！并在此问候孔布。
2005 李卫 摄
仍然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探视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做完前后，大家相继离开了东村，我去了小堡。要是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北京东村不会迅速解体，现在我们的祖国啊，那么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啊，小堡发展得就很好啊。但那时候，公安局整天在抓人，说我们艺术家搞色情活动，暗地要求村民不要把房子租给那些长头发、秃瓢、大胡子，谁租给我们房子住，就罚谁的款，这样就很难租到房子了，因为根儿也刨了。最后大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才各找各的地儿去了。
先去小堡这个大荒郊野岭的，是以栗宪庭、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张鉴墙、高慧君等十来个人为首的艺术家，圆明园艺术村和北京东村几乎同时解体了。小堡村居住的主要是落荒而逃的圆明园艺术家，还有一部分住在了通县县城里。小堡属于宋庄，宋庄是个镇，现在周围已经繁衍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群落，当时就是普通的农村，周围都是庄稼地。这几年，是艺术家们把整个产业拉起来了，村长、村书记什么的捞到了好处，才正经地开始重视艺术家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缺德事儿，他们签个字，村民们的房子就随便卖，随便买，那时我的女友小段把村里荒废了的小学校买了下来。这些房子买得都不是很合法，但村干部们根本不管这些事儿，导致后来闹出很多官司。现在宋庄这样那样的官司屡见不鲜，报纸上经常看到。
在小堡那段时期，前后有两年时间吧，我变得有点自闭，对艺术感到失望，宁愿跟杀猪的一块儿喝酒，也不大跟艺术家玩儿了。我养了一群狗，没事就伺侯这几条狗，有时秋野他们会过来找我，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就这么待着，心里不怎么想事儿，发呆。
一件重要的事儿是，1997年，小平去世，香港回归，气氛紧张，政府很怕出事儿。镇里对艺术家也有些害怕，觉得这些人是危险分子。6月27日晚上，小堡东南方不远处的东方化工厂爆炸了，我当时听见一声巨响，就像火山暴发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大事儿了，我也要死了，没有想到是化工厂爆炸。我们马上就往外跑，只看见一片浓烟。我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声爆响，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就飘了过来。当时我想，大概是毒气，反正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没有地方跑，不怕了，什么事儿都不怕了。于是我就把女友拉到屋里，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告诉我的女友，睡觉，死了就死了吧。
结果第二天一早，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女友接的。打电话的是香港的一个记者，叫梁什么冬的（当时很多国家的记者都在北京，因为那几天香港要回归，都等着报道这件事儿呢，香港记者在这儿就更没什么奇怪的了），他说你们知道东方化工厂爆炸了吗，小段说知道啊，这个梁什么冬的说那我们能不能一块坐坐呀，吃个饭，聊一聊，小段说现在出不去，等香港回归了再说吧。
结果这天上午，也就是6月28日上午，警察就找我们谈话。他们没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旁敲侧击地问：“你们早上接到电话了吗？”我说接到了。他们又问：“那你们打过电话吗？”我说记不清啊，家里有电话，打没打都有可能啊，你们要想知道，就去查嘛，很容易就查出来了。因为我当过兵，知道通话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载波查出来的。现在我可被他们看成一个逍遥法外、苟且偷生的罪犯了啊！那天上午他们这么问了问，没有说其他事情，我觉得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没放在心上。
中午的时候，镇上的派出所又传我们去谈话，这次有二三十个警察，围着一个长长的大会议桌坐着。他们和我们两个聊天，要我们离开小堡。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实在想不通，而且只是我们俩。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买了房子的，我们不能走；如果你们说这房子不合法，那它正是你们卖给我们的。我二十多岁的人嘛，还没有吃过真正的大亏，所以态度很横，他们也说不过我，我有点自鸣得意。但他们还是坚持让我们走，说你们可以去朝阳区，去海淀区，或者去河北都行，过了香港回归再回来。我觉得这没道理，扯了个把小时皮，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就想回去，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走，他们也让我们走了。
当日深夜，有两个警察来找我，说通县的公安局局长要找我聊聊天，喝一杯。来带我的警察当中，有一个跟我很熟，经常以艺术的名义来找我，跟我聊音乐、美术，甚至还想跟我学当代艺术。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多想，他还说你把你女朋友一块儿带上吧。于是我们就上了他们开来的一辆大切诺基，家里灯都没灭，就跟他们走了。我家里养了九条狗，德国黑贝啊，每天都喂得很好，我觉得肯定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也没安排人照应它们。
我女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两个警察和我坐在后面，他们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车开了十来分钟，我觉得不对劲儿，就对他们说，这不是去通县的路，我要下车打个电话。这时那个经常来找我谈艺术的警察就对我说，“没事祖咒，到那边有电话给你打。”这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那种典型的代表正义的脸，我就信了他了。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把我拉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闻名世界的昌平收容所，带我们来的这几个警察瞬间就消失了。我就这样被关进了一个特别大的房间，大概有八十平米，高度有四米多，里面挤着差不多二百人，放着个餐厅用来倒垃圾的大桶，供我们这些人大小便，炎热的夏天，绝不透风，味道特别大……现在这方面已经好多了，收容制度主要是孙志刚事件出来以后，才得到了一些改善。
进去之后我发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太重的刑事犯，清一色的都是贴小广告的、偷自行车的，还有上访的、打架的，甚至凑数逮进去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暂住证的。我女友被关进了一间女号。在号里面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的狗，几天没吃了，几天没喝水了，怕狗们渴死，饿死。等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构思一本小说，就是后来的《狂犬吠墓》，小说里的况家大院就是昌平收容所。
我滚出来之后，觉得身边时刻充满了危险，我想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把我抓进去，总想，我不会再次蒸发吧。经过这件事儿，我内心对艺术也彻底绝望了，觉得艺术家们是狗屁。我彻底离开了小堡，经过扯皮，小堡村村委也把买房子的钱退给了我女友的家人。现在小堡的村干部要我回去我都不回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法原谅的事情，我想我起码是个有鸡鸡的人哦。前段时间，宋庄艺术促进会的会长洪峰跟我说：“祖咒，你回来吧，给你最便宜的价钱，给你一间工作室。当时村长书记也是没办法……”我说我管这些干吗，我怎么会原谅自己呢？！他们当时甚至说我给美国之音打电话，我怎么会有钱给他们打电话呢，往自己家的长途电话我都打不起，事实上，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国际长途是怎么拨的。
即便我反对一件事，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只是个人，表达的都是很直观的、情感上的东西。我在《庙会之旅》里写过“你已经行动，为了自在，自在是自由，自由是人权，可人权是政治！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艺术家是很难真正懂得政治的，我想鲍勃·迪伦和波诺也不懂，但别人听了你的歌，看了你的歌词，会说你写的是政治。
离开小堡之后，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过那种整天喝喝酒，吃饱饭，只要没人骚扰我，就乐乐呵呵的日子了。于是我就开始写《狂犬吠墓》，我想写一本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因为我的经历和角色，让我想到的都是这样的作品。但《狂犬吠墓》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叙文，虽然里面的事儿有现实的根底，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荒诞，荒诞到已经完全无法只用记叙文的形式实现的东西。我写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况家大院里的人都得了白喉瘟疫，和几年后的“非典”暗合。书里面有一节，我把“一条短裤”写了三百多遍，我也不知道写它干吗。现在看来，当时有好多东西是不能表达得太清楚的，但是我还有什么法子呢？一些文学家也给了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有的朋友还说我“音乐不如歌词，歌词不如小说”。我知道他们在逗我，因为他们也都很喜欢我的音乐。
2010 老汉推车 郭延冰 摄
2006 赵赵 摄
2001—2003 我在青岛所住屋子的内部，写完《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我是一个卡拉OK歌手。
2010 万事如意演唱会 贺祺 摄
仍然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探视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做完前后，大家相继离开了东村，我去了小堡。要是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北京东村不会迅速解体，现在我们的祖国啊，那么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啊，小堡发展得就很好啊。但那时候，公安局整天在抓人，说我们艺术家搞色情活动，暗地要求村民不要把房子租给那些长头发、秃瓢、大胡子，谁租给我们房子住，就罚谁的款，这样就很难租到房子了，因为根儿也刨了。最后大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才各找各的地儿去了。
先去小堡这个大荒郊野岭的，是以栗宪庭、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张鉴墙、高慧君等十来个人为首的艺术家，圆明园艺术村和北京东村几乎同时解体了。小堡村居住的主要是落荒而逃的圆明园艺术家，还有一部分住在了通县县城里。小堡属于宋庄，宋庄是个镇，现在周围已经繁衍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群落，当时就是普通的农村，周围都是庄稼地。这几年，是艺术家们把整个产业拉起来了，村长、村书记什么的捞到了好处，才正经地开始重视艺术家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干了多少缺德事儿，他们签个字，村民们的房子就随便卖，随便买，那时我的女友小段把村里荒废了的小学校买了下来。这些房子买得都不是很合法，但村干部们根本不管这些事儿，导致后来闹出很多官司。现在宋庄这样那样的官司屡见不鲜，报纸上经常看到。
在小堡那段时期，前后有两年时间吧，我变得有点自闭，对艺术感到失望，宁愿跟杀猪的一块儿喝酒，也不大跟艺术家玩儿了。我养了一群狗，没事就伺侯这几条狗，有时秋野他们会过来找我，但是很多时候我都就这么待着，心里不怎么想事儿，发呆。
一件重要的事儿是，1997年，小平去世，香港回归，气氛紧张，政府很怕出事儿。镇里对艺术家也有些害怕，觉得这些人是危险分子。6月27日晚上，小堡东南方不远处的东方化工厂爆炸了，我当时听见一声巨响，就像火山暴发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大事儿了，我也要死了，没有想到是化工厂爆炸。我们马上就往外跑，只看见一片浓烟。我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声爆响，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就飘了过来。当时我想，大概是毒气，反正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没有地方跑，不怕了，什么事儿都不怕了。于是我就把女友拉到屋里，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告诉我的女友，睡觉，死了就死了吧。
结果第二天一早，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女友接的。打电话的是香港的一个记者，叫梁什么冬的（当时很多国家的记者都在北京，因为那几天香港要回归，都等着报道这件事儿呢，香港记者在这儿就更没什么奇怪的了），他说你们知道东方化工厂爆炸了吗，小段说知道啊，这个梁什么冬的说那我们能不能一块坐坐呀，吃个饭，聊一聊，小段说现在出不去，等香港回归了再说吧。
结果这天上午，也就是6月28日上午，警察就找我们谈话。他们没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旁敲侧击地问：“你们早上接到电话了吗？”我说接到了。他们又问：“那你们打过电话吗？”我说记不清啊，家里有电话，打没打都有可能啊，你们要想知道，就去查嘛，很容易就查出来了。因为我当过兵，知道通话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载波查出来的。现在我可被他们看成一个逍遥法外、苟且偷生的罪犯了啊！那天上午他们这么问了问，没有说其他事情，我觉得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没放在心上。
中午的时候，镇上的派出所又传我们去谈话，这次有二三十个警察，围着一个长长的大会议桌坐着。他们和我们两个聊天，要我们离开小堡。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实在想不通，而且只是我们俩。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买了房子的，我们不能走；如果你们说这房子不合法，那它正是你们卖给我们的。我二十多岁的人嘛，还没有吃过真正的大亏，所以态度很横，他们也说不过我，我有点自鸣得意。但他们还是坚持让我们走，说你们可以去朝阳区，去海淀区，或者去河北都行，过了香港回归再回来。我觉得这没道理，扯了个把小时皮，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就想回去，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走，他们也让我们走了。
当日深夜，有两个警察来找我，说通县的公安局局长要找我聊聊天，喝一杯。来带我的警察当中，有一个跟我很熟，经常以艺术的名义来找我，跟我聊音乐、美术，甚至还想跟我学当代艺术。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多想，他还说你把你女朋友一块儿带上吧。于是我们就上了他们开来的一辆大切诺基，家里灯都没灭，就跟他们走了。我家里养了九条狗，德国黑贝啊，每天都喂得很好，我觉得肯定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也没安排人照应它们。
我女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两个警察和我坐在后面，他们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车开了十来分钟，我觉得不对劲儿，就对他们说，这不是去通县的路，我要下车打个电话。这时那个经常来找我谈艺术的警察就对我说，“没事祖咒，到那边有电话给你打。”这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那种典型的代表正义的脸，我就信了他了。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把我拉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闻名世界的昌平收容所，带我们来的这几个警察瞬间就消失了。我就这样被关进了一个特别大的房间，大概有八十平米，高度有四米多，里面挤着差不多二百人，放着个餐厅用来倒垃圾的大桶，供我们这些人大小便，炎热的夏天，绝不透风，味道特别大……现在这方面已经好多了，收容制度主要是孙志刚事件出来以后，才得到了一些改善。
进去之后我发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太重的刑事犯，清一色的都是贴小广告的、偷自行车的，还有上访的、打架的，甚至凑数逮进去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暂住证的。我女友被关进了一间女号。在号里面的时候，我很着急我的狗，几天没吃了，几天没喝水了，怕狗们渴死，饿死。等平静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构思一本小说，就是后来的《狂犬吠墓》，小说里的况家大院就是昌平收容所。
我滚出来之后，觉得身边时刻充满了危险，我想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把我抓进去，总想，我不会再次蒸发吧。经过这件事儿，我内心对艺术也彻底绝望了，觉得艺术家们是狗屁。我彻底离开了小堡，经过扯皮，小堡村村委也把买房子的钱退给了我女友的家人。现在小堡的村干部要我回去我都不回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无法原谅的事情，我想我起码是个有鸡鸡的人哦。前段时间，宋庄艺术促进会的会长洪峰跟我说：“祖咒，你回来吧，给你最便宜的价钱，给你一间工作室。当时村长书记也是没办法……”我说我管这些干吗，我怎么会原谅自己呢？！他们当时甚至说我给美国之音打电话，我怎么会有钱给他们打电话呢，往自己家的长途电话我都打不起，事实上，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国际长途是怎么拨的。
即便我反对一件事，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只是个人，表达的都是很直观的、情感上的东西。我在《庙会之旅》里写过“你已经行动，为了自在，自在是自由，自由是人权，可人权是政治！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艺术家是很难真正懂得政治的，我想鲍勃·迪伦和波诺也不懂，但别人听了你的歌，看了你的歌词，会说你写的是政治。
离开小堡之后，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过那种整天喝喝酒，吃饱饭，只要没人骚扰我，就乐乐呵呵的日子了。于是我就开始写《狂犬吠墓》，我想写一本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那样的作品，因为我的经历和角色，让我想到的都是这样的作品。但《狂犬吠墓》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记叙文，虽然里面的事儿有现实的根底，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荒诞，荒诞到已经完全无法只用记叙文的形式实现的东西。我写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况家大院里的人都得了白喉瘟疫，和几年后的“非典”暗合。书里面有一节，我把“一条短裤”写了三百多遍，我也不知道写它干吗。现在看来，当时有好多东西是不能表达得太清楚的，但是我还有什么法子呢？一些文学家也给了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有的朋友还说我“音乐不如歌词，歌词不如小说”。我知道他们在逗我，因为他们也都很喜欢我的音乐。
2010 老汉推车 郭延冰 摄
2006 赵赵 摄
2001—2003 我在青岛所住屋子的内部，写完《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我是一个卡拉OK歌手。
2010 万事如意演唱会 贺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