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能够一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的企业家
黄宏生，1956年出生于海南临高；1981年毕业于华南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系；1987年辞去公职，到香港创业；1989年筹集5万元，在香港注册成立遥控器厂，取名创维；2000年出任深圳市政协常委；创维在香港主板上市；2001年创维彩电销售额突破70亿，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香港联署发动“虎山行”行动 拘捕黄宏生；2005年被香港廉政公署指控串谋盗窃及诈骗等四项罪名；2006年 黄宏生兄弟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入狱六年。2009年7月4日保释出狱。2011年出任南京金龙客车的董事长。
从下乡知青到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创维老板黄宏生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小遥控器装配厂起步，把创维集团带入了年产值150多亿，中国彩电行业前三强的行列。
但在2004年岁末，家电巨头的遭遇则更加“传奇”——由于涉嫌造假、挪用资金，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传讯终入狱6年。黄宏生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是在转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一些动作在内地或可通行，但在法制健全的香港，触动了规则必受重创。
黄宏生是一个：“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的企业家，保释出狱后的黄宏生，再次向人们展现了他特有的性格。令人心生敬意。
“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
世界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创维集团总裁黄宏生选择了后者，这就注定了他命运的波折和磨难。但，痛苦的人并不是脸上痛苦的人，所以他的脸上却写着快乐，随之而来的是时不时爆发的阵阵爽朗笑声。这是怎样一个人，能够一次次从失败中站起？能够创造中国彩电出口第一的成绩？能够在成功后仍然选择痛苦？
2000：内忧外患
说起2000年，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在世界彩电业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彩电业也走过20余年之后，在大中城市里彩电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05％。激烈的价格战在中国战场上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市场上占绝大多数的平面直角模拟彩电的利润几乎没有了。一些大的彩电军团接连破产或者严重亏损，整个彩电行业的头顶上一片愁云惨淡。
这时在创维内部同样危机重重，从上到下，各级员工士气低落，一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心态在蔓延。加之当时出现的高级员工走人事件，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股价下滑，投资人信心锐减，销售大幅下滑。2000年创维亏损了6000多万。
2000年6月的一个夜晚，天气无比闷热，窗外乌云翻腾，眼看着是山雨欲来的架势。屋内一片黑暗，只一个烟头一明一暗地亮着。从不抽烟的黄宏生此时此刻也不禁点燃了一根烟，想要驱散连日来的愁绪。出路不是没有，摆在面前的就有三条：其一、一些洋品牌已经磨刀霍霍，开始准备低价接手创维的摊子；其二、一些同行也看中了创维的壳资源，抛出了试探的橄榄枝；最后，还有一条路，就是走多元化的道路，转型做房地产，或者其他什么赚钱的项目。
可是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彩电王国就这么或拱手让给他人，或毁在自己手中，实在是不甘心！
夜色中，他不禁回想起过去经历的一幕一幕。
1972～1976：下乡岁月
197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黄宏生，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海南的黎母山区当了知青，黎母山区是黎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丛林密布，气候潮湿。不过一开始，年轻人看一切都是新鲜的。白天劳作，晚上吹牛，打扑克，有时候还能打一些果子狸来打打牙祭，倒也自得其乐。
慢慢的，日子变得漫长而无聊，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日渐消极。生活也失去了最初浪漫的色彩，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年台风刮了三个月，不间断地下雨，山洪爆发。黄宏生和其他知青被困在住地，没有水喝，也出不去，只有把雨水沉淀了喝，就象在孤岛一样苦苦求生。
下乡四年，第一年是好玩，第二年开始失望，第三年变得消极，到了第四年，有门路的就开始活动回城，没门路的往往只有选择放弃。不过在恶劣的生活环境、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黄宏生始终没有失去斗志，为了保持学习精神，他坚持写日记。也尽可能地找书来读。《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成了那个时代最好的精神食粮。
1976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体会那个时候，恢复高考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象黄宏生这样没有门路的人来说，就像在所有的门都关闭的时候，突然又开启了一扇窗。经过短暂的复习，黄宏生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
1988：创业艰险
四年之后，黄宏生交出的毕业论文是黑白电视机设计。临别校园之际，他告诉老师："总有一天，我要创建出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
历经坎坷,黄宏生一笑释然
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大学毕业时的理想却使他难以平静。他决定放弃已有的一切，去香港打天下。
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索尼梦”。
1988年，一个小公司“创维”在香港诞生。
黄宏生最先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打开创业之门，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贸易环节又太多，进了货卖不出去，造成亏损。眼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黄宏生大病一场，入院躺了一个月。
第一次打击刚过，第二个打击又接踵而至。刚积累点资金后办了家遥控器厂，恰逢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就与菲利浦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解码器，做成机顶盒接受丽音信号，当时野心很大，一下子做了2万台，只等石破天惊。没想到最后震惊的是他自己，电视台感到丽音广播成本太高，说停就停了，黄宏生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第三次打击是发展彩电，黄宏生学的是无线电工程，且看到当时东欧彩电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经过慎重考虑，黄宏生从银行贷款500万港元，聘请了国内知名厂家的工程人员40多人开发彩电产品，经过一年多的开发，产品总算出来了，但由于技术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近500万元，至此，黄宏生已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1988～1998：绝处逢生
"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黄宏生很欣赏这句话。他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有个厨师的绝活是做红烧活鱼，他做出来的鱼端上桌后，那鱼尾巴还在动。别人想学他的绝活，可怎么仔细看也没看出特别之处。结果还是经常卖鱼给他的小贩说出了缘由，原来他特别会挑鱼，他挑鱼专看眼睛，据他自己说，能够做成活鱼的眼睛都能透出一股“宁死不屈”的精神。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玄，不过可以看出黄宏生讲这个故事的深意。在面临困境时，他选择的是宁死不屈。
在坚持中，他终于抓住了机会。1991年，香港爆发了一场收购大战，香港迅科集团由于高层内哄，决定将公司拍卖，从而引来各路富商大竞标，而迅科集团一批彩电专家则受到排斥。看起来，黄宏生根本不具备实力参与收购战，但他却成了这场大战中真正的赢家。他把目光瞄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他们纳入旗下，使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在德国的电子展上获得了第一笔2万台的大订单，创维靠技术征服了欧洲市场，从绝境中走了出来。
尝到人才甜头的黄宏生告诉记者，“人才是企业的立足之本”。正是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创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2001：再造创维
回想到过去战胜困难的一次次经历，黄宏生又重新获取了力量。他干脆抛下眼前的烦恼，开始走出去四处拜访合作者、竞争对手。边工作，边思考。
黄宏生看到经过10年的发展之后，管理层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也没有了最初创业时的激情。加之外部环境的影响，造成了当前的困境。不过既然当年能够孤岛求生，那么现在也一定能够走出低谷。一个新的概念在他心目中逐渐成型，这就是——再造创维。
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再造工程。
首先，进行组织创新。只保留生产销售部门，提高组织效率；将开发中心从香港迁到了深圳。
第二、建设新的领导团队。通过外引内提，焕发领导层的活力。
第三、走科技创新之路，开发数字纯平电视。数字纯平彩电在创维突围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01年利润的一半以上都来自纯平电视，并占到了该品种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产品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体现。
第四、内部企业文化新的塑造，倡导“一定能做得更好”。
第五、董事长角色转化，从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战略的问题。
第六、创建了后来被市场证明极其有效的第三营销模式。启用了杨东文这样具有学院风范的职业经理人。
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专门处理订单的海外市场部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订单开始象雪片一样飞来。因为组织创新的效果明显，大大提高了效率，接到订单后，可以做到一天内交货，最迟不过两天。加之，从1992年出口德国掘到第一桶金开始，创维10多年来一直苦心营造的出口通路顺畅，厚积薄发在2001年创维的腾飞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据创维集团日前公布的2001/02年度业绩显示，全年总销售额约七十亿人民币，较2000/01年度增加26%，其中国内销售增长29%，海外销售增长73%；净盈利上升202%至六千六百万元。值得一提的是，电视机及视听器材的出口量大幅增加74%及430%，出口销售对集团的总销售贡献由15%增至19%，对利润的贡献率高达40%。
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成功人眼前的鲜花美酒，却往往忽略他走过的艰难曲折。其实哪一个成功的人走到今天，不是伤痕累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往往会真正地思考，寻求精神支柱和哲学的解脱。黄宏生找到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这种说法好像有悖于我们的常理：人，不应该寻找快乐吗？（2002年09月03日南方网）
起伏人生
1956年，黄宏生出生于海南临高。197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黄宏生，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海南的黎母山区当知青，任团委书记。1976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4年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短短3年，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
1987年，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前往香港创业。黄宏生最初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打开创业大门，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贸易环节又太多，进了货卖不出去，造成亏损。眼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黄宏生大病一场，入院躺了1个月。
第一次打击刚过，第二个打击又接踵而至。刚积累点资金后办了家遥控器厂，恰逢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就与菲利浦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解码器，做成机顶盒接收丽音信号，当时野心很大，一下子造了2万台，孰料电视台认为丽音广播成本太高，拧手不要，黄宏生又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第三次打击是发展彩电，黄宏生学的是无线电工程，看到当时东欧彩电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便从银行贷款500万港元，开始开发彩电产品，1年后产品出来了，但由于技术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近500万元。至此，黄宏生债台高筑。
1991年，香港爆发了一场收购大战，香港迅科集团由于高层内哄，决定将公司拍卖，事件引来各路富商争相竞标。黄宏生把目光瞄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他们纳入旗下，使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从此财源广进。
2000年创维在香港主板上市。2004年创维案曝光时，创维集团一直稳占内地彩电市场三甲位置，晋身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之列，拥有员工1.6万人。创维主席黄宏生则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富豪排行榜第31位，身家估计高达2.7亿美元，同时身兼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2006年7月14日 香港商报)
征服市场，绝处逢生
在今年（2004）10月份出炉的胡润百富榜中，创维集团董事会主席黄宏生凭借22亿元资产排名第34位。作为创维股份的三大股东之一，黄目前的持股量所占比例达到39.12%%，是创维的第一大股东。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黄宏生是内地无人不晓的“彩电大王”，他的创业路并不传奇，反给人“惊险”印象。与很多创业者一样，黄宏生也是经历过数次失败才换来今天的地位。
黄宏生是海南临高人，曾就读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2年毕业后进入华南进出口公司工作，1983年，黄宏生由助理工程师升任电脑事业部部长，1988年辞职赴港。
黄宏生起初在一家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销售从业员，其后不满工资低，毅然辞职，自行创业，把仅有的10万元积蓄在港注册了创维，开始他的创业路。
不过，奋斗的道路并不平坦，创维最先是搞贸易，代理电子产品出口，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进了货卖不出去，不久就亏损。他更大病一场，入院躺了一个月。
不久，他看好电视遥控器市场，又投资生产，并尝得创业甜头。其后，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与另一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译码器，一下子做了2万台，然而没想到香港的电视台感到丽音广播成本太高，停止使用丽音广播设备，令黄宏生再品失败的苦涩。
两番失败后，黄宏生没有放弃老板梦，当他看到东欧彩电供不应求时，大胆决定生产彩电，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开始生产，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也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但至1991年，他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当时他把目光瞄准正待拍卖的公司——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并出让自己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最终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并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其后又陆续获得国际风险基金的投资，随之于2000年在港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2001年，创维彩电销售额突破70亿元大关，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名。（2004年12月02日华商晨报）
不断改革
改革对于企业来说，是在保持原有企业产权、技术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管理技术进行改良、修正，确保企业健康发展。而革命则是彻底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催生新管理手段的诞生。
作为创维这个企业帝国的创业者，为了维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黄宏生选择的是改革的道路，他在不断遭遇企业的管理矛盾的同时，不断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以维持企业的平稳发展。
创维的成功无疑是伴随着其创立者黄宏生的不断改革而获得的。
1956年，黄宏生出生于海南临高。他的童年及青年时代一直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让黄宏生在苦闷中看到了希望。同年，他考上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1988年，黄宏生移民香港，起初在一家电子产品贸易公司做销售从业员，其后毅然辞职，自行创业，把仅有的10万元积蓄在港注册了创维，开始他的创业路。创维先是搞贸易，不久，又投资电视遥控器，还开发过丽音译码器。
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创维的发迹应该从1991年算起，当时黄宏生把目光瞄准正待拍卖的公司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并出让自己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最终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并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其后又陆续获得国际风险基金的投资，随之2000年在香港上市。
作为创业者，黄宏生在创维的发展中不断改革自己的管理政策，从而保持了企业的高速发展。
199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创维失去了马来西亚和俄罗斯40万台彩电的订单，几乎占到上年出口总量的80%；1999年，更有同行散布“创维将淡出彩电业”的谣言，创维彩电从8月起全面滞销，损失达数亿元之巨。
2000年11月2日，在四年内一手将创维的销售业绩从7个亿做到43.3个亿的原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部总经理陆强华，发表了一封《致创维销售系统全体员工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将他个人与创维集团四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陆强华本人则携创维150多号人马(其中有11位原创维片区经理，20多位管理层上的核心干部)集体跳槽至“目前行业内最差的企业”(陆强华语)——高路华。
面对困境，黄宏生主动放弃了董事局主席的年金，还在股份制结构上进行改革，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集团的800名管理人员和骨干；并重新构架销售团队。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2000年创维实现在国内销售44亿元，出口5亿元，保住了业界老四之位。
在2002年科技表彰大会上，创维还通过期权方式重奖研发人员，集团首席科学家李鸿安先生获得100万资金和300万股票期权，被称为“价值千万元”的打工皇帝。
而在用人方面，黄宏生也开始反思。2000年2月，创维集团从美国硅谷挖来五位高级人才，首先付出一笔离开当日原公司股价作参考的股票期权补偿。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中，黄宏生表示：“我们以前营销的负责人主要是经验主义，但随着彩电的利润越来越薄，经验主义已经走到头了。所以，我们由经验主义用人的理念变到学院派知识型用人理念。”把原来“烟搭桥、酒开路，拿了支票就走路”，改革成了“只有客户盈利，我们才盈利”的理念。
黄宏生在“被迫”改良中，创造着创维的辉煌。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黄宏生以2.7亿美元的资产排在第31位。创维成为价值60多亿元的“电视王国”。
2005年8月26日，创维数码在香港发布年报，显示上一个财务年度营业额再创历史性新高，为104.66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6%；纯利为4.03亿港元，增长17.8%，成倍的利润增长远远高过同行。此外，截至2005年3月31日，创维在银行的现金及存款总共为19.4亿港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6%。（ 2006-08-17 商界名家）
彩电大王的创业路
黄宏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1989年黄以50000元人民币起家成立“创维公司”，翌年成立集团，总部设于香港，名列“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第50名，身家估计为21亿元。他的妻子林卫平，为集团采购总监；胞弟黄培晟（37岁）为集团董事；母亲罗玉英为集团非全资拥有的子公司“创维电视控股”的董事。
★1988年创业艰险 黄宏生大学毕业论文是黑白电视机设计。毕业后，他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他的理想是“要创建出像索尼、松下一样的企业”。
★1987年只身下海 这年春天，黄宏生辞掉令人羡慕的工作，只身“下海”，追寻“索尼梦”。
★1988年创维诞生 黄宏生最先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打开创业之门，但亏损严重。他后来积累了点资金，办了一家遥控器厂，仍旧亏损。
第三次打击是发展彩电，黄宏生学的是无线电工程，且看到当时东欧彩电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他就从银行贷款500万港元，聘请了国内知名厂家的工程人员40多人开发彩电产品。经过一年多的开发，产品总算出来了，但由于技术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近500万元。
★1998年绝处逢生 1991年，香港爆发了一场收购大战，香港迅科集团由于高层内讧，决定将公司拍卖，从而引来各路富商大竞标，而迅科集团一批彩电专家则受到排斥。黄宏生把目光瞄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他们纳入旗下，使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在德国的电子展上获得了第一笔2万台的大订单，创维靠技术征服了欧洲市场，从绝境中走了出来。
★2001年再造创维 黄宏生看到经过10年的发展之后，管理层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再造工程。据创维集团公布的2001/02年度业绩显示，再造后，全年总销售额约70亿人民币，较上一年净盈利上升202%至6600万元。
截至2004年3月底，集团2004年度营业额达92亿元，较上年度增一成五，纯利报3.4亿万元，每年电视机生产量逾700万台。而在“福布斯”2004中国富豪榜中，黄宏生排第31位，据称拥有2.7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21亿港元。他说，“成长过程十分艰难，其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坎坷，而我们‘创维’就身兼这两种痛苦！”(2004年12月02日 新京报)
发迹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自2000年香港主板市场出现了编号为0751的“创维数码”以来，中国大陆市场突然崛起了一个彩电业巨头，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外销业绩，连续多年处于领先位置。在彩电业的国际市场上，黄宏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
企业并购救了黄宏生
黄宏生是在1988年“下海潮”正热时选择独自创业的。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创维”，最先是搞贸易，代理电子产品出口，但由于不熟悉香港的环境，进了货卖不出去，不久就造成亏损，黄宏生大病一场，入院躺了一个月。不久，香港流行丽音广播，黄宏生认为机会来了，办了一家遥控器厂，与菲利浦公司的工程师合作开发丽音解码器，一下子做了2万台，然而没想到的是，因为香港的电视台感到丽音广播成本太高，停止换用丽音广播设备，黄宏生又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两场失败后，黄宏生没有放弃当老板的梦想，当他看到东欧彩电供不应求时，大胆决定生产彩电，并聘请了国内知名厂家的工程人员4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生产出来了，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已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搞技术和生产的黄宏生此时从企业并购的资本市场找到了“救命稻草”。1991年，香港迅科集团由于高层内讧，将公司拍卖，引来各路富商大竞标。黄宏生根本不具备实力参与收购战，但他却成了这场大战中真正的赢家。因为他把目光瞄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创维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并在欧洲市场一炮打响。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创维更加重视资本市场，1994年，创维斥资港币3亿取得51%股权，合资成立“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彩电年产40万台，销售5.5亿元。1999年，创维成功吸纳国际风险3000万美元，开创了家电业海外大规模融资新的模式。有了这些基础，2000年4月，创维数码才得以在香港成功上市。
从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
如果说上市之前黄宏生理解的国际化主要是融资的话，上市之后，他明白了更需要的是管理、技术和市场的“国际化”。
就在2000年，创维成功上市后，一下子募集了10亿元的资金，正在大陆企业界对其啧啧称赞之时，一场更让业界关注的事件发生了。曾任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经理陆强华与黄宏生反目，先后带走公司的100多名销售人员，还将公司告上了法院，另有创维偷漏税的传闻四起，很快，创维股价大跌，数亿元资金蒸发，公司内人心不稳，公司命运一时陷入生死攸关的关头。
此时，拯救创维的主要还是“资本手段”。2000年2月，创维集团从美国硅谷挖来五位高级人才，首先付出一笔离开当日原公司股价作参考的股票期权补偿，并严格按“硅谷的方式”分四年付清；然后再付出比美国略高的年薪，同时也让他们拥有创维的股票期权，这样，他们加盟创维的总收入比起他们每人因辞工而损失的近两百万美元更高。
黄宏生还采取了减持自己所持股份的办法，使管理层人员的股份进一步提高。后来，创维还引入新的高管进入董事会，这样，黄宏生将其占有的51%的股份中，先后拿出15%给陆续加入创维的技术人员，让他们持有股份。通过几次减持，黄宏生目前还拥有30%的股份。
在2002年科技表彰大会上，创维还通过期权方式重奖研发人员，集团首席科学家李鸿安先生获得100万资金和300万股票期权，被称为“价值千万元”的打工皇帝。
为了进一步凝聚人心，创维又采取了员工持股的措施，800位骨干员工得到了股份，持股员工将近占到员工总数的10%。
附：黄宏生简介
职务：创维集团董事长。
履历：1956年生于海南临高；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9年，在香港注册成立遥控器厂，取名创维；2000年，创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募集资金10亿元；2001年，创维彩电销售额突破70亿元大关，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名。
评比排名：福布斯2002年中国大陆100强富豪排名第95位。(2003年06月11日 中国经济时报)
“英雄救创维”故事被否
陈慧颖
（2006）7月7日下午，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751，下称创维）前董事会主席黄宏生，在香港区域法院被判串谋盗窃上市公司资金、串谋欺诈上市公司等罪名成立。其胞弟、创维数码前执行董事黄培升，也同样被判罪名成立。
判决后，法庭取消了两人早先的保释，暂时还押惩教署看管。法庭将在7月13日再度开庭，听取律师为二人辩护，并由法官量刑。
数十名创维中高层管理人员一早便赶到位于湾仔的香港区域法院，听取了对黄宏生的宣判。包括黄宏生在内的很多人均佩戴创维数码的胸针出庭。在黄宏生兄弟被收押之前，众人纷纷上前同二人握手告别。有人在宣判后表示“心情沉重”。
5000万港币去向
49岁的黄宏生被控于2001年1月至6月间，串谋其母罗玉英，从创维数码全资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账户中盗窃公司50万港元。另外，黄宏生兄弟被控于2000年11月至2004年10月间，与罗玉英及王鹏串谋，以“佣金”名义分别窃取上市公司资金221万港元和4838万港元。
法官简仕勋在判词中认定，上述三项罪名成立。除了总计超过5000万港元的串谋盗窃罪名，黄宏生兄弟还被裁定串谋欺诈上市公司罪名成立。
本案自今年1月19日正式开始审理。本来计划在15日内审结的案子，因控辩双方向法庭讲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令陈述和盘问的时间成倍增加，审讯旷日持久。
根据指控，黄宏生曾代表创维与王鹏签订服务合同，聘王为公司顾问，向其支付彩色显像管采购额的1％作为佣金；另外还以每股0.336港元的价格，将创维数码股票期权2500万股批给王鹏，分四年行使，每次可行权625万股。但实际上，从2000年底开始，罗玉英操作王鹏在证券经纪行的账户，先后三次行权1875万股，将收入据为己有。
由此，王鹏成为本案关键人物。无论黄氏兄弟以“咨询费”、“佣金”名义开出的支票，还是划出的2500万股期权，受益人都是王鹏。不过，作为控方的特赦证人，王鹏始终没有在法庭上露面，只是提交了三份书面证词。
证词中，王鹏承认自己仅有中学学历，在黄宏生之母罗玉英的房地产公司工作，帮助罗收取房租。在罗授意下，王鹏签署了同创维的顾问合同，开立了本案资金转移所需要的香港、澳门的银行账户，以及香港证券经纪行的交易账户，并签下空白支票。但王鹏强调，对于罗玉英母子调度上述账户资金的情况，他并不知情。
法官认为，控辩双方对资金流向并无异议，也均承认创维同王鹏签订了服务合同，聘请王鹏作为公司顾问。但实际上王鹏并未担任顾问工作，无能力亦无财力操作期权交易，也根本无权获得佣金和期权。在控方举证并传召证人之后，法官判定创维案表面证据成立。
其后，黄宏生在其辩护律师的引导下，供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熊猫电子）前董事长陈祥兴及其助手翟勇才是真正的顾问，王鹏只是陈、翟二人的代理，佣金和期权全部给了陈、翟二人；并提交陈祥兴写给自己的11封信，以及聘书、彩管采购记录等作为证据。
一番供词，完全颠覆了香港律政司检控官之前对案情的陈述，坊间传说形势一度有利于黄宏生。6月16日，黄宏生雇请的有“廉署克星”之称的事务律师林炳昌，因在另一案中被认定犯有“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刑四年，愈使此案扑朔迷离。
“英雄救创维”故事
面对法庭，黄宏生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早在1987年，他就与陈祥兴相识。当时熊猫电子在广东东莞成立了一家合资电视机厂，股东之一是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黄宏生当时任该公司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1988年，黄宏生赴港创业，成立创维，从电子器件代理发展为电视机制造商。一次，陈祥兴到香港，受黄之邀参观了创维。随后，熊猫电子与创维展开合作，并派出退休的工程师帮助创维提高产品质量。创维所产电视机贴上“熊猫”品牌，由熊猫电子负责销售。行内人称，创维就是“小熊猫”。
时至1999年3月，陈祥兴从熊猫电子退休。2000年4月，创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希望将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遂邀陈祥兴担任创维顾问。
上市当年，因公司职业经理人陆华强与黄宏生反目成仇而出走，并带走150余名销售骨干，令创维遭受重创。同时，国内彩色显像管供应商对创维供货不力。黄宏生称，在内忧外患夹击之下，当时的创维多亏陈祥兴帮助解决了彩管货源，得以绝路逢生。
同时，黄宏生与陈祥兴开始讨论待遇问题。按照辩方的解释，2000年7月9日、9月8日两天，创维分别同陈祥兴、翟勇签订了聘用合同。
黄宏生解释说，陈祥兴退休前担任熊猫集团董事长，并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其档案挂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陈退休后担任其他公司顾问的行为虽不违法，但与中共组织生活的原则不符。而翟勇也不愿以其自身名义签署与创维的顾问合同，认为这会给“顾问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陈、翟二人在罗玉英的帮助下找到了王鹏，担任二人的代理，并由王鹏于2000年11月代陈、翟二人与创维签署了顾问合同。
证据致命伤
陈祥兴、翟勇二人曾先后出庭作证。二人供称，2001年1月11日，他们曾在深圳咨询过当地一名律师，后者认为应该签订补充协议，以确认王鹏同他们的代理关系。
于是在1月11日当天，罗玉英与翟勇签订了一份代理协议，写明罗对陈、翟二人的收入有保管权，同时罗应负责为陈、翟二人找一个可靠的代理。
签约当天，罗玉英还交给翟勇50万港元现金，其中40万元交付陈祥兴，10万元付给翟勇，算是结清了之前陈、翟二人为创维进行公关活动的开支。
但法官认为，陈、翟二人上述证词的逻辑明显违背事实：既然王鹏早在2000年11月即已受陈、翟二人之托与创维签约，为何在迟至2001年1月11日才签署的所谓代理协议中，还要特别点明“罗应为陈、翟二人找一个可靠的代理”？
此外，上述代理协议的签约时间也成为辩方的一处“硬伤”。陈祥兴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01年1月11日陈祥兴身在美国，直至1月15日才返回中国内地。
“王鹏到底是不是陈祥兴和翟勇的代理人？”本案法官简仕勋在花了几个小时理清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将案件的关键归结在这一点上。
简仕勋在判词中说，虽然黄宏生兄弟没有前科，但法院不予接受其提供的证词：
首先，对于顾问身份保密的问题，法官认为没有必要。陈祥兴退休后，可以自由选择为谁服务；创维本身是香港上市公司，为创维工作光明正大，无需保密。而翟勇本身已是成功的商人，自己开设两间工厂，没有时间为创维全职工作。
法官同时指出，创维作为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陈、翟二人收取公司上千万元佣金以及股票期权，类似情况必须作公开披露。而创维仅有与王鹏签署的聘用合同，并无任何聘用陈、翟的人事记录，令人无法相信辩方所言。
法官指出，王鹏与创维的合同中注明，合同中的权利不可转移，但王鹏在签署合同时完全不知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何在。由辩方提供的由罗玉英与翟勇补签的所谓“代理合同”，也仅仅是一系列伪造文件中的一份。王鹏作为陈、翟二人代理一事并不成立。
此外，辩方曾经向法庭提交11封书信，信件始自2000年5月31日。信中反映出陈祥兴与黄宏生的交往过程，以及陈为创维提出有关发展建议的内容。
但法官最终未予采信辩方提供的一系列文件。法官认定，陈祥兴、黄宏生当时同在一幢大楼办公，如陈有重要建议或意见，二人完全可面谈或打电话。且黄宏生从未写过回信，更没有必要将信保留五年之久。
最关键的是，法官发现了信件的致命伤：这些信件连同信封一起保存，信件内容显示写于2000年至2001年间，但印在信封上的生产日期却是2002年。
至此，黄宏生兄弟讲述的“英雄救创维”故事，被法官完全否定。（2006年07月07日《财经》杂志）
创维案全记录
明知山有虎
2004年11月30日，深圳，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原定召开的中期业绩说明会在中午突然取消。已经准备赴会的记者接讯中途返回。
当日上午9：30分，创维香港总部，董事局会议正常进行中，同一时刻，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的数名拘捕执行人员正在悄悄地形成武装包围圈，向其香港总部包抄过来。
上午9：44分，香港联交所做出指示，创维数码股票即刻起暂停买卖，联交所称停牌原因是有待该公司对潜在的股价敏感资料做出澄清。此时创维数码股价收于2.725港元。
一切都在隐蔽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
3个小时后，几位投行老总应一日前黄宏生和创维执行董事郑建中的邀请，按时来到香港跑马场餐厅，1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黄、郑2人却迟迟未能露面。
很快，香港媒体做出反应，刊出消息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以下简称廉署)几个小时前展开了一项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以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的罪名指控拘捕了一家上市公司主席、3名执行董事及一名财务总监。
在廉署此次代号“虎山行”的行动中，同时拘捕该上市公司一名前任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及一名职员、两名与主席有联系人士。廉署人士对整个事件定性为“是拘捕，不是传唤”。拘捕意味着已掌握初步罪证。
廉署的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其中之一指该上市公司主席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会计师，通过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相应，该名前会计师涉嫌获取有关公司聘任为行政人员及公司认股权的利益，作为协助上市的报酬。另外，该上市公司主席及一名执行董事涉嫌行贿公司财务总监，得以顾问费或服务佣金作掩饰挪用巨额公司资金。
随后，香港新华社发出消息证实，遭拘捕上市公司主席为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当晚消息得到创维集团确认，通过搜狐IT发布公告称，公司确有部分董事在积极配合香港有关机构调查，大部分人员在接受短暂调查后，已于当日返回各自工作岗位，集团一切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均正常进行云云。细心人都可以注意到创维方面所称“积极配合调查”与廉署“拘捕”在性质上有极大差别。
从当日起，部分媒体相续推出“4大卖场力挺创维”及“8大彩管厂支持创维”的报道。涉及的国美、苏宁、永乐、大中4家电器渠道商都准备在近期与创维签订大型商业购销协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密切的利益关系是这些厂商如此表态的主要原因。但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是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重新启用黄宏生的前任秘书夏春喜精心策划的危机公关。
12月1日，下午5时的深圳，创维召开“媒体恳谈会”。会议伊始，创维数码品牌总监孙伟中半调侃半认真地对几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说，“就像你们是穿越了北京的大雾来到深圳一样，我们创维现在也面对着一场大雾，不过，我相信总会有大雾散尽的时候”。
除了3名在香港被廉署拘捕的执行董事，创维其余7名董事悉数到场。按照创维方面提供的议程，集团领导讲话介绍情况20分钟，留给记者提问40分钟。但实际上，整个恳谈会仅持续不到半个小时，创维方面即匆匆宣布会议结束。
尽管记者的问题大多比较尖锐，但创维方面却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张学斌表示，他们所知情况也限于香港媒体报道。由于创维主体在内地，为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故安排此次记者见面会。
半小时内，创维方面始终在表达3个意思：一是尊重廉署的执法程序和调查结论；二是暂时由张学斌打理集团事务；三是整个集团各项事务一切运转正常，不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
随后，创维公司新闻发言人在回答《IT时代周刊》的问话中，再三强调，包括黄宏生在内的创维数码15名董事被廉署叫去，只是“传唤”，而非拘捕。
他还告诉《IT时代周刊》，其中大部分人员在接受短暂调查后，已于当日(2004年11月30日)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特此提醒记者不要造成对创维内地企业的误解和伤害。
在谈到拘捕细节上，创维多媒体总裁陈建国做了小小透漏，称调查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登记了一下姓名等个人资料。
12月1日，傍晚的香港。被拘捕人士由廉署落案起诉。廉署公布资料显示，48岁的创维主席黄宏生和37岁的执行董事黄培升(黄宏生之弟)，同被控一项串谋盗窃罪名，涉嫌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与其母罗玉英(罗为创维集团一家间接控股子公司——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串谋盗窃共9张创维数码银行户头签发的支票，涉案金额48378169.99港币。指控中暂时没有涉及行贿会计师欺诈上市。
廉署公告显示，当日再次拘捕5名涉案人士，使此次行动被捕人数增至15人。这5人分别是创维数码一名职员、一名前职员和一名前执行董事，以及两名其他人士。
《IT时代周刊》12月1日从香港股市了解到，受创维案影响，香港证券市场民企股股价明显下挫，出现“条件反射式”下跌。其中国美、大成生化及超大农业跌幅均超过4%，而超大农业下跌最狠，为5.3%。浙江玻璃及海天天线也分别下跌了2.97%和2.56%。当日主要8家民企共蒸发的市值达13.28亿港元。
某香港证券分析师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虽然此次事件属个别性质，但投资者对于连“基金爱股”也出现问题感到震惊，相信相关股份仍会继续受拖累。
12月2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被廉署控告的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兄弟串谋偷窃巨资案在此提堂。
当天早上8：45分，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就被廉署工作人员用车押送至东区裁判法庭候审，一直到11：45分，法官才宣布黄宏生的案子提堂，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随后被带入法庭。两人均着深色西装、白衬衫，没有系领带，两个人表情都很平静，没有说话，黄宏生看上去略显疲惫。
庭审开始，法官宣读廉政公署对两人的指控。黄宏生和黄培升分列为第一、第二被告，被控“串谋偷窃，违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第9条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
指控书称，黄宏生，48岁，创维数码主席；黄培升，37岁，创维执行董事，2人同被控一项串谋盗窃罪名，2人被控罪行详情是，“黄宏生及黄培升2人，于2000年11月1日至2003年4月25日期间的不同日子，在香港与其母罗玉英一起串谋偷窃一项据法产权，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欠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Skyworth Digital Technology(Holding) Co.Ltd.】的一笔48378169.99港元的欠款，而该款项是创维数码的财产。”
按照廉署工作流程，48小时之内需对所拘捕人员作移交法院或放人处置。黄宏生兄弟提堂时，无须答辩，法官直接将案件押后至2005年3月2日再提堂，等待廉署进一步调查结果，届时不排除增加新的罪名指控。廉署已将创维案列为近段时间最重要工作之一，也不排除一俟证据充足，在3月2日之前提前加诉。
2人获准以100万港币现金保释外出
随后，黄宏生及黄培升被带离法庭去办理有关手续，一直到下午2：50左右，黄宏生才由一名男助手陪同走下法院台阶，此时黄已经换过一身西服，并系上一条黄色领带，面对众传媒的追逐，黄略带笑容，但显得有些勉强，一语不发坐进一辆汽车离开。几分钟后，黄培升在两名女助手的陪同下也走出来，黄培升笑着回答了传媒的提问，一边走一边表示：“目前公司一切运作正常”，“内心比较平静”，也很快离开现场。
隔天，《IT时代周刊》记者致电创维公司高层，包括分管彩电的总裁张学斌以及黄宏生本人，张学斌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而黄宏生本人手机已经转移至秘书台。《IT时代周刊》只能从该公司新闻处了解到，黄宏生已进驻创维数码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见了律师，与大部分董事碰头，通过电话联系了临时主持工作的张学斌。
12月3日，深圳。国内7家重要银行在深圳分支机构的高管与创维召开联席会议。据创维集团发言人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的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将随时给予“特别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评价，各家银行只是传达出一种态度，“支持”的落实要取决于事态发展。他一再强调“得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在公司严重违规的前提下，银行发放贷款的可能性不大。当前众多银行信贷收缩，风险管理加强，贷款权力上收到总行，地方分支机构权力有限。
业界人士分析称，事实上，创维目前需要的也只是银行的一种态度，以消除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此次银行群起“支持”是一场和企业联合出演的公关活动。张学斌称，“虽然创维多年来一直是各家银行贷款追踪的大客户，但我们至今没有贷过一分钱，16年来，创维在香港的银行也没有贷过款。”
但是在事发前约一个月时间，2004年10月25日，创维数码披露，其全资子公司创维电视与多家银行就一项金额最高为6000万美元(约4.65亿港元)的3年期信贷签订协议，用于“扩大营运资金开支的需求”。如果4.65亿港元的贷款额度全部动用，其规模将与创维数码2003年纯利润3.42亿港元、年终现金流4.45亿港元等量齐观。
《IT时代周刊》记者调查发现，此笔信贷协调安排行包括中银香港、新加坡发展银行及荷兰ING银行。银行界人士就本案分析指出，如果“创维数码停牌超过2周，可能引发银行追讨6000万美元贷款”。
近日，创维集团在网站上发布一篇公关稿声称，“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首次正式承认，截至今年9月30日，创维用各种形式存在银行里自有积累资金已经达到24亿元。这笔钱一般情况是不进入流动资金的。香港的基金公司曾经多次提意见，认为这么一笔巨款沉淀在银行，是保守和浪费，应该投出去。但创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投资的项目也没用到这笔款”。
之后创维有关人士对24亿的具体数字进行了口头的改正，“因为年底和春节的采购支出资金比较大，这部分存在银行的资金目前还有10多个亿”。
12月6日，北京。创维集团首次在京召开媒体见面会，表示希望凭借良好的市场业绩扛住复牌后的股价。
市场传闻摩根大通等持仓机构已经提前作好减值准备，对所持创维数码股票进行50%以上、最高达100%的减值处理。香港证券界人士指出，基金可能进行大幅度“撇账”，一旦复牌，将不计成本地出货。此前创维数码在香港股市属于“基金爱股”，仅摩根大通、汇丰、中银及惠理4家大型基金持股量就超过20%。4巨头若悉数抛售，创维数码股价难逃暴跌命运，其市值损失将超过12亿港币。
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沈健指出，公司在深圳已成功取得银行支持，决定在市场发动大规模攻势，避免被抛售的结局。
同日，廉署专员黄鸿超率团低调抵京，对中央执法机构开展访问，随行人员包括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等共7人，将于10日返港。
廉署访问团当天出席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合办的“国际反贪污动态研讨会”。陈志新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从7号开始，廉署人员将陆续访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加强了解与合作。
《IT时代周刊》了解到，黄鸿超属强硬派人士，曾发言表示，香港市民绝不容忍贪污，并认为，香港反贪工作成功，有赖于反贪机构独立运作以及高度问责等因素。
尽管廉署新闻处表示，此次访问只是例行公事，廉署在调查工作上向来与内地执法机关保持良好联系，合力打击跨境贪污罪行，近年来有多位廉政专员及廉署高管定期造访内地检察机关。但值此微妙时机，廉署低调访京仍令人浮想联翩。
廉署此次行动名为“虎山行”，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意，可谓耐人寻味。以廉署的权威，既已掌握初步罪证，拘捕15名涉案人士并不困难，但这个名字暗示了创维作为内地重要民企，在各个层面有错综复杂的关联，需要认真应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企先后传出多起丑闻，杨斌、周正毅等人都是由内地执法机构受审，而这还是香港执法机构首次出手。
《IT时代周刊》从广东相关部门得到证实，11月初香港廉署人员曾访问广东执法机关，有猜测将此事与本案加以联想。廉署新闻处对此表示纯属巧合。但可以肯定，无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廉署对内地执法机构的访问势必将促进双方的执法合作，加大监管力度。
案件疑云四布
按照香港案件调查一般工作程序，廉署接到举报后将进行调查，待证据收集充分后递交给律政司，由律政司决定是否起诉。律政司起诉后可以自行调查证据，也可以责成廉署继续调查，提供补充证据。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香港律政司正式提出黄宏生及其胞弟涉嫌串谋他人进行盗窃巨额资金，此项罪名获罪可能性较大，廉署肯定是掌握了大量证据才就此罪名进行指控。
据媒体报道，黄挪用的此笔资金涉嫌转移到三亚创维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是三亚，于2002年11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该公司主页上的资料说，该公司是创维集团与深圳鸿洲地产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在三亚投资开发的“港门下村和水居巷”旧城改造项目，即时代海岸，是海南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项目占地约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1.7万平方米，是一个集旅游、度假、休闲和娱乐等多功能的综合项目。
《IT时代周刊》记者随即打电话到深圳创维鸿洲，相关负责人表示，此间公司确有黄宏生股份，但目前公司运作正常，并未受黄宏生事件影响。据廉署发言人表示，如果此项罪名盗用4800多万港币一事成立，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最高可判10年刑期。
据廉署网站载，对黄宏生还有一项指称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以伪造会计纪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创维于2000年4月以每股2.07元发售5亿股集资上市。那时，家电行业发展不济，上市环境不佳，此次涉案的会计师可能涉嫌伪造创维赢利状况，帮助发售股票的券商“出货”。当年创维的上市保荐人为ING霸菱及工商东亚，核数师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据《IT时代周刊》记者查阅到的创维招股书资料显示，创维公司上市前3年的赢利年年增长，1997年度纯利达1.588亿元，1998年度则上升25%至2亿元，及至1999年度则上升20%达2.4亿元，但上市后首个业绩即见红，颇令投资者感到疑惑。
事实上，创维被调查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1年，创维就曾因为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香港联交所调查。当时由于旗下子公司创维-RGB出现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追收由1995年至2000年5年间的高额税项。当时，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表示，传闻纯属“无理取闹”，无须理会。
然而不到一年，2003年6月5日，创维数码突然发布公告称的确有税务问题，并已经与香港税务局就截至1999年10月31日，在香港被征收的税款达成赔偿契约。创维负责清偿和解款项约1761万港元，而这部分费用将通过公司储税券及内部资金拨付的方式完成，而包括现任及离任执行董事在内的7名赔偿人，已经同意负责清偿款项余额4663万港元。
另据《IT时代周刊》记者从创维某上游供应商处获悉，现在包括松下、东芝、索尼等显像管供应商已经向创维集团开始现款供货，而之前给创维的账期最长可达90天。还有渠道称，现在销量上已有下降。
此外，已拟定于本月20日在香港上市，拟集资逾8亿元的内地彩电显像管生产企业彩虹集团，也因创维风波备受关注。彩虹宣布，对于创维欠付的货款以将计1880万元的损失准备，并由此将公司赢利预期的3.8亿元调低至3.6亿元。《IT时代周刊》在彩虹集团招股文件中看到，2003年度其前3位大客户依次为TCL、创维和康佳，其中创维是其第二大客户。今年以来，创维已由彩虹的第二大客户下落到第三客户。创维采购也由占彩虹总销售额的13.8%下滑到12.6%。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彩虹集团对创维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截至《IT时代周刊》发稿时，才得到创维内部人士口头不慎泄露的消息，创维若年底之前还未复牌，它将面临着与一家香港证券公司涉及6500万美金的巨额官司。本刊记者再三追问，均未得更详细内情。
《IT时代周刊》多次采访询问，而创维方始终就复牌事项一直表示沉默。此后，即12月10日，《IT时代周刊》与香港交易所企业传讯部副总监陈涓涓取得联络，并就创维复牌事宜提出疑问，4日之后，即本文即将付梓之前，香港交易所给出了准确回应称，一般而言，香港交易所会就上市公司停牌期间一直与公司保持联络，并会要求上市公司于复牌买卖前发出公告。有关公告需具备充足资料，以求达到该公司的股份在恢复交易后，有关股份可在一个公平及市场已广泛知悉有关消息的情况下进行。
同时，就《IT时代周刊》提出年底之前能否复牌成功的疑问，香港交易所称，不会评论个别上市公司的个案，亦不会评论创维何时能复牌。
另据彭博信息的资料，摩根大通、惠理基金、景顺基金、汇丰基金、怡富基金4大基金在创维的持股量共逾20%，以该股停牌前报2.725港元计，倘该股长期停牌令股份无法变现，损失恐超过12亿港元。著名投行花旗美邦日前也发表报告，将创维投资评级从“买入”降至“卖出”，并将该股目标价由3.4元大幅削减至1.43元(创维停牌前报收2.725元)。花旗美邦认为，创维面对治理危机，复牌后的下跌空间估计达到48%。
涉嫌财务造假
同时，针对告密之事，创维内部也是猜疑纷纷，最为惊奇的说法，是创维某一财务人士离开创维后，在另一公司制造假账被揭发，连带抽出了4年前参与其中的创维上市造假账的“作为”。
此财务人士是谁？与业界直点造假嫌疑人郑建中有何关系？业界众说纷纭。
11月30日被拘捕的时候，郑建中的身份是创维执行董事。在接下来几天的媒体会议上，该董事均未出席，应该包括在被廉署拘捕的3名执行董事之中。
2004年7月，郑建中出任创维数码CFO，9月成为创维数码执行董事。此前，郑是德勤香港所合伙人，企业财务部业务发展主管。郑加盟创维后，与创维数码及其属下多家公司订立合同，除担任创维数码及一家子公司首席财务官外，还成为另外一家子公司品牌策划主任。创维方面向郑支付每年250万港币，外加2000万股票认购权的酬劳。
追溯到2000年，创维在香港上市时，其上市保荐人为ING霸菱及工商东亚，正是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一香港证券分析师认为，上市前财务造假无非两种路数，做高销售，或做低成本。企业虚增经营业绩通常需要承担相应的较高税收，但如果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以低成本虚增经营业绩。
近年来内地民企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创维也是通过此类BVI方式上市。这些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公司，超出了地区性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能力，从而形成了监管真空。
《IT时代周刊》发现，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公开发行4500万新股，认购价高达每股2.07港元，筹资超过10亿港币。
招股书显示，公司上市前3年，利润增幅均保持在20%以上，1999年纯利润2.4亿元。但在上市当年11月首次业绩公布，创维即发出赢利预警。2000年底时，创维公布半年亏损1.25亿港元，存货激增15亿港元，增幅达70%。
上市第2年，创维继续报亏。但此后，在彩电业普遍不景气的行业背景下，该公司业绩出现惊人增长。2002年，创维转亏为赢，利润6200万港元，但应收账款高达15亿港币。2004年，公司利润达3.42亿港元，创历史记录，同时公司应收账款增加至26.14亿港元，激升47%。当时就有投资者指出，公司的应收账款增速过快，与公司收入的增长并不匹配。（2004年12月22日 IT时代周刊）
黄宏生被拘风波始末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三名执行董事、一名财务总监等十名人士，11月30日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怀疑其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
11月30日，本应是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黄宏生高兴的日子。当天下午，他将在香港发布创维数码本年中期业绩报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香港廉政公署一场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令他当天下午只能接受传讯。
廉署“虎山行”
11月30日上午9时，在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助理处长李宝兰带领下，近百人的队伍出现在创维集团位于香港华兰中心的办事处，执行代号“虎山行”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香港廉政公署共拘捕了10人。除黄宏生外，还包括创维数码执行董事、黄宏生胞弟黄培升、执行董事丁凯、执行董事郑建中、财务总监梁显治，以及一名非执行董事、一名前任董事、一名职员以及两名与黄有联系的人士。同时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的，还有装在纸箱里的大部分文件资料。
据香港媒体报道，“两名与黄有联系的人士”是黄宏生的海南同乡，香港廉政公署怀疑其借出户头供黄入账，而黄宏生则根本没有聘请过任何顾问。
黄宏生当天下午在香港被传讯，原本预定于当天下午3时在香港召开的创维数码截至今年9月的半年度业绩发布会也临时取消。同时，创维数码遭香港联交所停牌，以澄清股价敏感资料。
据悉，黄宏生30日中午10时离开深圳，兴冲冲来到香港，准备在公布公司2004年中期业绩报告的同时向股东展望创维的美好前景。
当天晚上，香港廉政公署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怀疑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等10人“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以及挪用公司资金”。
12月1日，前一天晚上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问话的创维数码执行董事丁凯已经回到深圳。
事出有因
“这件事情对于香港来说很震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很意外！”软库金汇投资银行执行董事温天纳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事实上，自2000年4月创维上市之后，关于创维的不利传言一直都没有消失过。早在2002年7月，就有报道称，创维正在被国家税务总局深圳稽查分局调查集团于1995年至2001年间“走私漏税”逾百亿元人民币，并指追交税达20亿元人民币。对此，创维曾经发表声明澄清。2003年4月2日，创维表示，香港税务局提出和解款项建议，涉6424万元。
有业内人士猜想，这次风波可能与税务事件有关。对此，丁凯对《全球财经观察》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内负责生产技术。”
关于此次香港廉署突然行动的原因，在香港业内人士与媒体中传播的一个版本解释是：廉署这次号称“虎山行”行动是由于创维同在香港上市的一家内地的竞争对手公司向廉署的检举。
“听说是以前有跟(创维)主席与副主席利益上过不去的人检举的。”宝通证券投行专家陈舜权说。
创维集团内部一位员工向《全球财经观察》表示：“因为最近创维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上马数字电视，准备扩充产能，而老板出事则会放缓这一进度。”
不过，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其中一项指称黄宏生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以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而该名前会计师涉嫌获取提供利益，即获有关公司聘任为行政人员及公司认股权，作为协助公司上市的报酬。因此，焦点最后落到了香港廉政公署所称的那位“曾受雇于职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身上。据媒体报道，这位前会计师后来加入了创维数码并出任执行董事，获得了一批公司的认股权。
根据创维数码公开上市资料，《全球财经观察》查知，受雇于创维的会计师是属于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2004年9月2日，创维数码在一则公司公告中宣布，委任郑建中为执行董事。
“郑建中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会计师。”陈舜权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
据悉，郑建中曾经是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一级合伙人，离开德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调到企业融资部，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财务顾问董事。
“他其实就是被降级了。”陈舜权说。
陈舜权表示，对于郑建中的职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知道得不是很确切；他所知道的是，郑建中早就知道自己正在被调查。据陈舜权透露，有一次，郑建中在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说起这件事情来。
“他说，这件事情与他无关。”陈舜权说，“不过，在业内传言说他降级的事情就是因为廉署曾经到德勤那里调查过。”
温天纳表示，也记得郑建中曾经谈论过自己降级的原因。“他说过，这是‘个人意愿’。”说这句话的时候，温天纳笑了起来。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不愿意确认创维上市时候的会计师就是郑建中。
12月1日下午，该行给《全球财经观察》发来的声明中表示，该行就对其某一前合伙人的指控感到非常不安，并表示深信通过廉政公署对事件的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将会真相大白。该行还表示：“很重要且必须清楚地指出的是，这些仅是现时的指控，并未得到证实。”
丁凯表示，整个过程中她没有见到过黄宏生等人，她甚至是离开廉政公署之后才知道到底有几个人和她一样去“喝了一次咖啡”。
“我相信香港。”丁凯说。
11月30日当天晚间，创维集团发布声明，称“确有部分董事正在积极配合香港有关机构的调查，其中大部分人员在接受短暂调查后，已于当日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据悉，就在当天晚上，创维公司内部即召开会议，目的是稳定情绪。公司领导以2000年创维上市之初股价急速下跌几乎崩盘，但最后被黄宏生稳定这件事情为例安定人心。
和创维集团的声明一样，创维公司的员工也认为，目前工厂的生产还算正常，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还联系不到黄总。廉署的扣留时间为48小时，因此，到明天我们才可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创维集团品牌总监孙伟中12月1日对《全球财经观察》说。
对香港廉政公署提出的指控，无论孙伟中还是丁凯，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时都没有表示否认。
“一切细节我都不清楚。”孙伟中反复强调。
港市内地企业受影响
“投资者们可能都认为，创维这家评价一直都不错的内地民企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内地公司呢？”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副教授苏伟文说。
“从2000年以来，太多的中国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差不多每家都有问题。”苏伟文说，“廉政公署能采取这么高调的行动，那么创维有关人员被起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苏伟文认为。
在香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设立的防止贪污处的职责就是：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找出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并建议改善方法，以减少贪污出现的可能性。在多次涉及经济罪案的行动中，廉政公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本次出动拘捕黄宏生等人便是这个部门下属的审查二科的人员。
温天纳却认为，被调查的情况在很多公司都出现过，而且内地上市的公司经常会接到投诉。事实上，港股中几乎所有的内地企业都有过被检举的经历，而且次数非常多。
12月1日，受创维影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民营公司股价大跌，表明香港中小投资者对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很不信任。“连中国移动也没有幸免。”苏伟文说。
12月1日下午5时，创维集团高层在记者见面会上集体亮相，意在表明创维集团的一切经营生产活动正常进行，没有受到香港停牌事件的影响。据悉，创维股票复盘以后创维会及时公布有关财务数据。创维集团副主席张学斌自信地告诉《全球财经观察》：“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非常优秀，从企业经营状况来看，创维集团毫无疑问地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2004年12月13日《全球财经观察》)
胡耀邦之子替创维黄宏生求情
全国最大电视生产商之一的创维数码，其前主席黄宏生与胞弟兼前执行董事黄培昇，串谋母亲骗取公司2500万股认股权及5100万元顾问费。两人被控串谋盗窃等4项罪，昨各被判囚6年。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等10多名中港名人替黄宏生写信求情（见下表），但法官指此案属最严重的商业罪案，须判阻吓性刑罚；并指黄氏兄弟身居创维要职，尤其黄宏生凭努力令创维数码发展至“行内数一数二”，两人却背叛公司和股东，案件令人伤感。
黄宏生持股39.6%，动向惹关注
黄宏生被判监6年，其所持的创维39.61%股权将如何处置，令市场关注。有分析员估计，不排除他或其代理人会沽出手持的全部股权，该股或因此受压；不过若该批股份获其他企业洽购而易手，情况将较正面。创维昨收报0.81元，跌3仙或3.57%。
法官昨日判刑时表示，两被告身为创维前主席及前董事，理应对公司及股东负责，但他们却背叛公司和股东。
法官又指求情信内容感动，事件亦令人伤感，黄宏生凭自己努力创立创维，令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电视生产商之一，但两人严重违反诚信，此案属最严重的商业罪案，须判阻吓性的刑罚，警惕社会大众。
官责背叛股东，最严重商业案
代表首被告黄宏生的资深大律师金力生指，黄宏生出生寒微，凭自己努力创立创维数码，更成功将创维上市；而为了协助公司走出困境，他甘愿连续20个月减薪，少收1080万元董事酬金。
大律师又呈上10多名中港名人撰写的求情信，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兼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新浪网主席段永基、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本港着名实业家蒋震等。
信中内容均指黄宏生勤力、谦逊、热心公益等，赞扬他曾捐赠数千万元帮助内地农民及失明人士，亦捐助中文大学一百万元。
另外，辩方又指没证据证明黄宏生有直接金钱得益，黄宏生曾将1.2亿元转赠给其母罗玉英，1.2亿元远高於涉款总数。据悉，罗玉英现时不知所终。
次被告黄培昇的代表大律师夏伟志求情称，黄培昇没有刑事纪录，为家庭唯一支柱，对社会及公司贡献良多。
黄宏生（49岁）及黄培昇（38岁）闻判後，与挤满公众席的亲友及公司高层挥手道别，部分人走到犯人栏前与两人话别。
案件编号：DCCC 599/2005；法官：简仕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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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撰求情信的中港名人
内地高官
胡德平：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段永基：新浪网主席、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营科技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李占祥：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法官
廖军文：深圳市政协副主席
谢鹏飞：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广东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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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人
蒋震：大紫荆勳章得主、本港着名实业家
徐展堂：全国政协常委、港区委员召集人
黄宜弘：立法会议员
梁凤仪：勤+缘（2366）行政总裁、着名作家
郑慕智：港交所（0388）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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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生昆仲偷窃及诈骗事件簿
30/11/2004：廉署展开“虎山行”行动，拘捕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3名执行董事及1名财务总监等共10多人
01/12/2004：黄宏生及其弟兼公司执行董事黄培昇，被落案起诉串谋偷窃公司逾4800万元资金
02/12/2004：两人在东区法院提堂，毋须答辩，各准以100万元现金保释外出
02/03/2005：两人再度提堂，各被加控1项串谋偷窃及1项串谋诈骗罪，另黄宏生再加控1项串谋偷窃罪
19/01/2006：案件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
02/02/2006：黄宏生自辩表示，公司5年前陷入困境，故邀请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前总理朱熔基认识的陈祥兴任顾问。为答谢陈及另一顾问对创维的贡献，特别把创维2,500万股认股权给予2人
13/02/2006：辩方传召陈祥兴出庭，他表示在出任顾问期间，对创维作用很大，故要求以创维1%认股权作回报
07/07/2006：两人被裁定各项控罪成立，法官指陈祥兴证供不可信兼荒谬（2006-08-17 香港经济日报）
牢中抄底创维涉内幕交易
刘新宇
创维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即使在牢中服刑也依旧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近日创维数码股价飙升之际，黄宏生委托其妻先后9次入市，涉及资金285万港元，成功抄底创维数码，短短半月即大赚一笔。分析师认为，黄宏生此举涉嫌内幕交易，其特殊的身份和如此之准的时机，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
与创维回购股份“时间巧合”
据记者了解，从今年（2008）2月4日至4月15日，黄宏生委托其妻、创维数码执行董事林卫平9次入市，以每股约0.745港元买入382.6万股创维股票，共涉及资金285万港元。
巧合的是，自4月22日开始，创维数码展开了一波强势反弹行情，至5月16日，创维数码股价在17个交易日内暴涨了48%。而5月27日，创维数码又宣布以0.88港元价格回购本公司股票398000股，动用金额35.02万港元。而这已经是自4月29日以来，创维第9次回购公司股票。
分析普遍认为，近期创维股票接连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维回购公司股票，股票回购后将予以注销，因此相当于提升了现存股份的价值。
类似王石之妻买自家股票
广发证券香港股票分析师辜剑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黄宏生此举涉嫌违规，黄宏生究竟知否公司内幕不得而知，但其选在了股价飙升之前入市，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辜剑还将黄宏生此举类比于去年地产龙头企业万科董事长王石之妻买自家股票的事件。
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梁子正则回应说，公司回购股份与黄宏生提前增持之间不存在关联。梁子正称，去年9月底创维公布业绩，其每股净资产在1.4港元以上，而当时的股价只有0.68元左右，被明显低估，因此公司决定启动股份回购计划。
而至于公司执行董事林卫平9次入市买入382.6万股创维数码的问题，梁子正表示，二者并没有关联。他解释说，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助黄宏生购买。目前黄宏生虽然是创维大股东，但已不是董事，因此根据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定，其购买股票前无须知会公司。
创维数码投资者关系总经理麦美琪也称，公司回购股份是董事会的决议，从理论上来说，林卫平应该知道公司打算回购股份，但是目前林卫平并未进行抛售。
创维方面表示，不排除但也不承诺公司未来会再次回购股份。
[创维回购背后]
回购股票直至股价高于每股净资产
郎朗
TCL多媒体、联想集团连续大规模回购上市公司股票后，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也加入了回购的阵营。
本报记者获悉，从2008年4月29日到5月29日，创维数码先后8次共花费974万港元回购了1145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作价从0.72港元 到0.88港元不等。
一时间，创维集团创始人、大股东黄宏生“狱中炒股票”的说法风生水起。
对此，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表示：“虽然香港资本市场对消费电子行业整体不看好，但是创维数码的股价在我们回购前只有公司每股净资产(1.4港元)的一半，我们认为这样的估价是不合理的，我们这次回购将持续下去，直到股价高于每股净资产。”
香港股市大市5月份陷入盘整的情况下，在创维数码回购股票的刺激下，该公司的股价上升了20%(6月3日股价在0.88港元)。显然，创维的回购已经起到了效果。
然而，在刺激股价的背后，创维集团的回购行为显然还有另一层目的：为进一步的管理层激励做准备。
回购股票
2006年1月，创维数码在因黄宏生案件停止交易(2004年11月30日)一年多后终于成功复牌，然而，创维数码的开盘价较停牌前的收盘价2.67港元暴跌61%至1.04港元，此后创维数码的股价就再也没有回到两港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2007年6月，虽然由于黄宏生案件的结案，创维数码的股价一度攀升到1.59港元的年内最高点，但随后却因为创维数码2006年年报业绩的下滑而再次跌到净资产之下，到2008年3月18日则出现了0.63港元的年内最低点。
在此情况下，创维集团一方面开始公布一些有利于股价提升的消息，如分拆手机或机顶盒业务A股上市，一方面开始筹备通过回购的方式来刺激股价的提升。
创维数码首席财务官梁子正告诉记者：“对于创维数码来说，目前的股价明显是被低估的，随着今年7月2007年年报的公布，相信良好的业绩会再次刺激股价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2007年12月19日创维数码公布的2007年4月1日-9月30日共6个月的中期业绩报告。公告显示，上半年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达到58.4亿港元，实现赢利9800万港元，撇除出售创维数字技术公司部分权益所属的4200万港元收益，纯利仍上升100%，达到5600万港元。
梁子正表示，创维数码的年报会更加好看，其中彩电业务的提升最大，如果不是因为手机业务的亏损整体状况会更好。
不过，创维数码的回购似乎有点晚。时间如果选择在今年3月份的最低点，其回购成本将会更低。而今年3月，包括TCL多媒体、TCL通讯在内的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回购，其中联想集团的回购投入资金超过4亿港元，而TCL多媒体和TCL通讯的回购则是为了完成向核心管理团队的限制性股权激励。
对此，创维数码张学斌向本报记者解释：“创维集团的回购与TCL多媒体的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二级市场回购再转给管理团队，我们则是直接采取‘缩股’的方式，我们回购后总股本也会减少，这些股份不会再转让。”
创维数码的回购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在4月29日～5月13日的5次回购后，创维数码的股价在5月16日达到了1.03港元的近期高点，但随后由于大盘波动再次下降到0.84港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维数码从5月21日开始再次大规模回购，其股价再次拉升到0.91港元。
对于这次回购股票的原因，张学斌表示：“香港资本市场看好的是房地产、金融、中国移动等这些板块，消费电子板块在香港资本市场整体被严重低估，创维作为国内彩电龙头企业的股价低于1港元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股价，但是在创维数码的股价回到合理范围前，我们还会看时机来继续增持。”
进一步股权激励
在刺激股价方面，创维数码的回购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要达到张学斌所预计的股价高于净资产的目标，创维继续增持总代价可能要超过5000万港元。
这样的代价并不是小数字。而创维之所以愿意付出此代价，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
2000年“陆强华事件”后，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经过反思，提出了“第三次创业”的口号，认为创维不仅需要一个有弹性、扁平化的组织，更需要一个在长期利益捆绑下风格锐利而且坚强的队伍。
2002年，在彩电业回暖时节，创维吸收包括彩电事业部总裁张学斌、原副总裁兼营销总经理杨东文等7名核心高管人员进入董事会，并且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占总股本的5%)分配给集团800名管理层人员和骨干员工。
其中，创维集团的科技功臣李鸿安在获得了100万元重奖的同时，还奖励其300万股权。据悉，创维高管人员包括小比例的中层干部，拥有差不多10%的股权。
黄宏生当时认为，尽管一些期权无法立刻套现，但给高层管理者一个远景以及将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是一种可行的激励方法。
然而，2001年的巨额亏损、上市涉嫌造假被查以及2004年的黄宏生事件，让创维集团的股价几度起伏，中间很多高管离开前都将手中的股票转让，目前创维数码的股价甚至要低于当初的行权价。显然，黄宏生亲手设计的股权激励方案，在过去的几年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虽然在“黄宏生案”的审理过程中，黄宏生表示不会减持或转让公司股权，但是包括大摩和惠理基金在内的很多流通股东都选择了转让退出，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创维数码的业绩过去三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其股价却没有根本的提升。
2007年以来，公司又遇到了新问题：一方面彩电、手机等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平板电视领域外资品牌从2006年开始超越国产品牌，这让创维这样的国产领军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公司“相关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创维集团拟对机顶盒等新兴产业分拆上市。
2007年11月21日，创维数码发布公告称，其全资附属公司RGB同意出售其与数字技术合共16%股权予李普、叶晓彬和深圳领优公司，出售价格约为人民币1.18亿元。之前RGB已经出售其数字技术12%股权予数字技术的高级管理层及雇员，显然这破坏了创维集团本来平衡的激励体制。
在此情况下，为了让激励体制重归平衡，创维集团去年底率先在彩电营销系统的广东、广西、福建和天津等四家分公司进行了“分公司法人化”的改革，其中刚刚注册成立的广东分公司将把49%的“虚拟股权”转让给十多位骨干；未来，创维分公司有可能逐步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这四家分公司改革后，其业绩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且裁汰了部分冗员，如果顺利的话，到2008年底这一试点将在创维全国37个分公司推广。
不过，对于最早一批获得股权激励的高管，目前创维数码的股价显然无法兑现股权激励的承诺，通过提升业绩、回购股票、分拆上市等方式来提升股价是方式之一；方式之二是，黄宏生可以再拿出手中的股权的一部分，对核心管理层进行再激励。
创维数码回购股票显然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黄宏生此前曾提出了重奖员工的建议，即在2007-2008财年保持销售收入和毛利与2006、2007年度持平的情况下，希望能节省出4亿元的费用，并拿出其中50%(即2亿元)用于奖励有功高管和员工，“让大家过一个肥年”。（2008年06月0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创维20年裂变
郎朗
上篇：从“个人英雄”到“团队英雄”
“2008年我们彩电业务的利润有了很大提升，在后黄宏生时代创维正在悄然变为一个彻底的公众公司。”4月2日，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创维之道——新民企发展研讨会”期间告诉记者。
在这次论坛上，张学斌回顾了过去20年创维集团经历的多次生死考验，除了早期的陆强华事件、2004年的“1130事件”外，2007财年创维同样经历了“救火老帅”王殿甫的退休、手机业务的波折等困难。
这期间创维的管理制度实现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英雄主义”的跨越，以张学斌、杨东文为代表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团队打造的“蚂蚁文化”替代了黄宏生时代的“老板文化”，并且打造了以业绩为导向的全新的“绩效文化”。
专权时代
在中国传统的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企业的创始人、老板遇到意外或者决策失误而导致整个企业一蹶不振，同样作为民企的创维却在经历了陆强华出走，甚至在2004年老板黄宏生被拘事件后却依然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经做过一篇封面文章《谁救了创维？》，文中指出正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恰恰加速了创维从个人英雄主义向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模式的“蜕变”，当然黄宏生在创维管理模式转变中对于角色转变的适应过程也是痛苦的，最终完成这次“蜕变”的方式也很具有戏剧性。
2001年初加入创维的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张学斌完整经历了这次管理制度的“革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次制度创新就是老板革自己的命。”
张学斌将创维过去20年的发展分为五个周期，从1988年到1993年是黄宏生个人打拼的创始期，这段时间创维面临着行业的选择。
作为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常务副总裁，黄宏生放弃了副厅级干部的政治前途，毅然决定下海创业，他选择的是自己最熟悉的也是资源积累最多的贸易行业，并在1990年进入制造业开始做电视遥控器。
随后创维也进入了艰难的创业期，通过与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以及中国电子器件总公司合资成立了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创维解决了“准生证”的问题并成功杀入了彩电行业，但是缺乏资金的创维只能委托熊猫集团在东莞的代工厂来生产彩电，后来用了六七十万元从香港康立买回了一条年产能只有150万台的彩电生产线。
创维1996年进入了快速成长期，这阶段主要的问题是把市场快速打开，在1996年创维彩电销售额突破10亿元后，黄宏生在自己的亲戚朋友都不够用的时候，开始了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步伐，包括陆强华在内的一批职业经理人的到来，让创维实现了快速发展，到2000年创维销售收入已经达到43亿元。
然而快速成长的同时，创维集团的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在2000年创维数码顺利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后这些矛盾逐渐开始激化，这就产生了陆强华事件，创维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
分权斗争
陆强华事件的不利影响，虽然因为杨东文等新的营销团队的努力下迅速得到平复，但是对于早年辛苦创业的黄宏生来说，这件事情却让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后决定对创维原来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
张学斌告诉记者，当初我们想到的首先是公司治理的革新，实际上就是分权与风险控制如何设计，之前创维的管理架构也有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的划分，但是实际运作中这些机构的人员却完全重合而且责任不清，最初我们想的是应该要合理地、科学地分“老板”的权。
然而分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学斌说，“这是要老板自己革自己的命，对于老板来说，虽然他也有变革的愿望，但是突然有一天，原来他所管的，职业经理人会告诉他，老板，这个事不是你要管的，你不能管，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难受，很不适应。”
最初创维集团改组了董事会，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以前是老板说了算，现在董事会集体说了算，最初黄宏生曾经感到非常不适应，他在参加一些具体的诸如营销会议时不自觉地延续原来由他分派任务的做法。
张学斌、杨东文在一次营销会议上找黄宏生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正是这次谈话让黄宏生渐渐退出了对第一线的直接管理，而转向对公司战略层面的制定。
接下来是分权的第二步，创维集团专门成立了彩电事业部，由张学斌直接领军，但当时的创维除了黄宏生是大股东外，还有很多二股东、三股东，每个老板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导致系统效率很低。
张学斌表示，“我到彩电事业部后提出要任命一个老板做我的副手，在董事会他是老板我服从他，在经营层他则是我的下级，这种观念的转变显然不容易。”
这次管理模式的创新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加速了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完全建立，2004年11月30 年黄宏生因涉嫌盗窃上市公司财产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这让黄宏生不得不离开了自己舍不得放弃的创维。
稳定军心
最初的职业经理人缺乏制度的制约，而且有着浮躁的心态，这导致创维在陆强华事件后又有杜健君、胡秋生、褚秀菊、陶均、郭腾跃等10多名高管人员从创维出走，其中不少倒戈到对手阵营中。
这让黄宏生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稳妥的组织体系，让人才能够团结在创维这面大旗下，而不要因一人废而导致组织的动荡。
黄宏生开始对创维进行组织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再造创维工程。最重要的是黄宏生对自己在组织中的定位做了思考，他逐渐从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战略问题。建设新的领导团队，逐步放权。创维六大产业公司每一家都有自己的CEO，通过外引内提，焕发领导层的活力。
在成功对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角色重新梳理和定位后，创维集团开始推行期权和盈利分享制度，一是对所有的核心骨干层都有一个期权的分享计划，更重要的是所有产业的经理人团队可以分享你所负责这一块产业的利润，而且激励力度是彩电行业中最大的。
正是这次变革让创维后来在张学斌为首的职业经理人的带领下顺利度过了“11·30事件”的危机，并且通过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激励政策不断吸引优秀的人才参与到企业的运作过程中。
近年来包括原康佳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匡宇斌在内的一批新的职业经理人来到创维，其中匡宇斌就任创维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与创维集团CEO张学斌、创维彩电事业本部总裁杨东文一起，形成“三驾马车”。
黄宏生从高度集权到让职业经理人走上前台，完成了企业的顺利转型，但企业要想长治久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过分地依赖某一个人的力量。过分依赖某一个人，风险是很大的，这就造成了创维与众不同的“蚂蚁文化”。
张学斌表示，一些企业自比老虎、雄狮和鹰等，创维却倡导做蚂蚁，就是所谓“蚂蚁文化”，在个人英雄主义没落的时代，蚂蚁文化代表了团队英雄主义的崛起时代。
在后黄宏生时代，创维集团管理层正谋求公司的一个过渡，即从“黄宏生的创维”到“公众公司创维”。如果这一步走好，创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将成为中国民企成长的标志性案例。（2008年04月0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下篇：从机会导向到战略导向
在一系列的偶然与必然后，创维集团终于确立了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的新模式，但是在全球化竞争的今天，仅有管理模式的转变显然是不够的，与国外消费电子巨头相比，在核心技术、系统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劣势，中国彩电企业在平板电视时代遭遇的挫折就是明显的案例。
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维确立了“核心产业做强，相关产业做大”的战略。“创维过去20年走了不少弯路，对于未来创维的新管理层没有长远的20年规划，因为每一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的规划只有两三年。”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4月2日在北京如是表示。
在新时期的新挑战中，创维显然还可能犯错，但是在张学斌看来，一个确立了主导战略并且有体制优势的创维应该比国内同行走得更远。
做大还是做强？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1999年胡润编制的首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高居第七位，到2007年胡润版的中国富豪榜上其依然在列，而且资产并没有因为其为早期的“创业冲动”付出代价而大幅缩水，而当初的前10名富豪如今已有7位彻底走下了榜单。
更为重要的是，黄宏生一手打造的创维如今依然是国内彩电行业中中国市场销售额最大的企业，而且拥有最高的盈利水平，几经风雨后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发展风格，正是依靠这种在外界看来有些保守的风格成就了创维。
张学斌告诉本报记者，“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民企出于骚动与释放时期，这一阶段企业往往容易在发展战略、技术创新、企业文化、团队管理等方面出现问题，从而出现导向型错误，甚至出现企业衰亡，而这中间创维也有过战略的修正。”
2000年创维在彩电行业陷入行业性亏损时，也曾经大规模进入当时风头正劲的电脑行业，然而这次的冲动很快受到了惩罚。
2002年6月，创维撤出了电脑这块领地，对此张学斌表示，“当初创维在电脑业务上人才储备不足，所以最终不得不选择退出，通过这种事情我们发现，任何企业的力量都是有限的。”
从这次失败开始，创维就坚定了自己的专业化道路，到2005年前彩电几乎成了创维唯一的产业(销售收入占比超过95%)，对于2001年国内家电行业的产融结合风潮，以及2004年开始的黑电企业并购白电的浪潮，创维也始终不为所动。
直到2006年创维才提出了“核心产业做大，相关产业做强”的新战略，即彩电行业要做强，而手机、半导体、汽车电子、机顶盒等相关产业要做大。
张学斌表示，“创维的彩电销售量从来没有达到行业第一，但是销售额和净利润却多年保持行业领先位置，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核心产业做大，与此同时，我们对与彩电无关的行业坚决不进入，在2007年国内彩电企业集体打新股、投资房地产的浪潮中，创维也从未拿出一分钱来炒股。”
张学斌表示，创维目前最大的阻力，从战略上来讲，就是多元化与专业化的平衡。我们认为多元化是专业化的延伸，在一定的领域专业化之后，再进行拓展，创维要争取进入上游产业。
稳健的国际化
黄宏生的稳健和追求利润的风格也延伸到了创维的海外拓展，最初创维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进入东欧、亚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同时跟三洋、日立、三菱等国际品牌合作发展OEM业务，并没有直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和推出自有品牌。
然而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需要进行升级。2003年后，创维主动放慢了出口的步伐，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海外市场调研和战略调整。这期间其海外出口先后被长虹、TCL超过，2006年后更是出现了出口持续下滑的情况，这中间有创维主动调整的原因，也有因为海外人事频繁变动而出现的挫折。
创维在对世界各方的市场特征进行了分析后，把海外市场分为两大区域，一种就是中国品牌有影响力的地区，这些地方推广自己的品牌，容易被接受，如东南亚市场；另一种是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偏好度非常高，比如在欧洲，这种市场须通过为主流品牌如飞利浦进行OEM/ODM，曲线进入其市场。
2004年11月，创维提出了“飞龙计划”，开始在东南亚等地区大规模推出创维自有品牌的电视，并试图在北美、日本通过寻求战略合作者来拓展自有品牌市场。
然而这一战略在黄宏生事件后受到了影响，创维海外市场也进入了长达两年的下降区间。直到2006年底，原康佳多媒体事业部总经理匡宇斌出任创维海外总裁才扭转这种局面。
经过对创维海外管理架构和定单结构的彻底改革，创维海外业务从2007年10月开始连续5个月保持了30%以上的增速，而且出口结构有了很大改变，通过发展大客户大渠道，原来因为调整丢失的定单逐步得到恢复。
张学斌表示，创维的国际化首先是产品国际化，其次是企业国际化，第三是市场国际化，最后才是品牌国际化。具体来说，在国际化方面，创维今后将重点发展ODM/OEM业务。
创维的新挑战
长江商学院一位知名教授指出，与80、90年代的民营企业相比，成长型“新民企”主要有以下三大突出特点：其一、具有国际化战略；其二、强调产品与技术的和谐创新；其三、注重企业“软实力”建设，摆脱家族管理模式，加强职业经理人建设。
在张学斌、杨东文为首的创维新管理层看来，“创维未来每一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目前，国内彩电企业还没有一家可以生产出平板电视用的液晶屏或等离子屏，在核心部件上受制于人，此外在主流渠道以及外资品牌双方面的挤压下，国产平板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彩电行业的技术变化更新正呈现IT速度，这让传统的彩电企业难以应付。
这些都让国内彩电行业2006年以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危机，而对于创维来说还面临着国内对手的激烈竞争。
张学斌指出，“由于平板时代来临，国内彩电行业进入了新‘战国时代’，参与竞争的企业从原来的几家增长到几十家，而原来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且资源优势越发明显，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创维来说面临的市场竞争的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资源和资金上没有优势的创维该如何走？
张学斌表示，创维未来几年要将发展模式从机会导向转变为战略导向，以往创维是“踩着西瓜皮”前进的，却缺乏长远的战略，如今我们确立的战略就要坚决不动摇，那就是“核心产业做强、相关产业做大”，创维只做自己熟悉和有把握的事情，其他的行业，如房地产和股票投资，利润再高创维也不去做。
此外，创维一定围绕着核心战略重新建立自己的创新战略，形成我们自主创新的体系。在下一代显示技术领域一定要有突破，并快速建立应用技术和工业设计优势，特别是弥补工业设计的短板。（2008年04月0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旧臣举报，面临人生第三劫
知名民营企业家、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曾感叹：“在中国做企业真难，每天都在过坎，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一次，黄宏生面临着最危险的一道坎。
11月30日，因涉嫌盗取创维数码4837．81699万元，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创维数码控股主席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人员拘捕，后于12月1日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立案起诉，并于2日上午在该法院提堂，其后才获准以100万元现金保释外出。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2日再审，等候廉署进一步调查，届时可能会加控其罪名。
黄宏生曾遭遇多次“劫难”，最后都被他一一化解，故得到“武功高强，命运多劫”之评价。但这一次，黄宏生能否跨过这道坎？
今年创维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15位，在数码彩电市场位列全国首位，如日中天。现年47岁的“彩电大王”黄宏生赴香港准备开会审议创维数码中期业绩之时，没料到会陷入最大的漩涡。
被指盗用4800万港元
创维数码于2000年4月在香港主板上市。事发前一天，其正式成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香港小型股指数成份股。其原定11月30日公布截至9月30日的6个月中期业绩，但11月30日9点44分突然遭港交所勒令停牌。随后香港廉政公署传出消息，持有集团39．68％股权的黄宏生等10名公司高层涉嫌造假账及挪用公司资金，已被香港廉署一举拘捕。
香港廉署在此次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派出近百名调查人员，于11月30日早上9点直闯创维集团位于鲗鱼涌华兰中心的办事处等地，黄宏生、黄宏生的胞弟兼公司执行董事黄培升、另一名执行董事郑建中、丁凯及财务总监梁显治等10人一网成擒。据悉，黄宏生的妻子亦被廉署邀请协助调查。
廉署的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其中黄宏生涉嫌行贿1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以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另外，黄宏生及1名执行董事涉嫌行贿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容许两人以顾问费或服务佣金作掩饰挪用巨额公司资金。廉署在12月1日还表示，黄宏生和黄培升两兄弟涉嫌于2000年11月至去年4月与另一名人士串谋盗窃共9张从创维的银行户口签发的支票，涉款总额为4837．81699万元资金。因此案，廉署先后拘捕了15名涉嫌与案件有关的人士。
张学斌暂管创维
廉署的行动并无征兆，创维显得措手不及。创维原计划于12月1日在深圳举行创维数码中期业绩说明会，当天本报记者接到创维的通知，业绩说明会临时被取消，代之是12月1日下午5点的媒体恳谈会。
12月1日下午5时，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维大厦的新闻中心人头踊踊。除黄宏生和黄培升兄弟俩及首席财务执行官郑建中因仍被廉署扣押，其余7名董事在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的率领下悉数到场。
创维数码的品牌总监孙伟中在开场白中用“一场大雾”来形容创维的现状。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则表示：“目前创维集团的一切经营生产活动正常，没有受到香港停牌事件的影响。”他还表示，香港创维数码只是创维集团的控股上市公司，目前所引发的问题是香港上市公司层面，而创维的主体是在内地，生产、科研、管理、销售中心均在深圳和东莞。创维集团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
张学斌还宣布，在未来公司主席黄宏生不能直接管理公司的一段时期里，他接替黄管理创维集团的日常事务。
创维提供的一份新闻稿中还提及，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苏宁董事长张近东、永乐董事长陈晓、大中董事长张大中等向创维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力鼎创维，不为所动”。
陆强华举报黄宏生？
廉署称较早前接获贪污举报并展开调查。而张学斌表示：“是谁举报的我们并不清楚，我想创维也没有必要去弄清楚这些事。”
有业内人士称，向廉署举报之人很可能是与创维有过节的陆强华。“陆强华与创维的恩怨太深，这次黄宏生出事如果说有人举报的话，陆强华很容易成为第一个怀疑的对象。”该人士称，原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部总经理陆强华出走时，带走了创维24个片区经理中的11位以及销售精英100多人。
陆强华出走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江门的高路华。高路华的老板黄巧灵也是香港人，高路华也在香港挂牌上市。更巧的是，高路华在香港挂牌上市，同时又在内地谋求和通海高科捆绑上市，而在内地捆绑上市的目的居然就是想抽逃募集资金用于填补香港上市公司的窟窿以逃避证监会的清查。此时有人向证监会举报，令通海高科上市之事遭紧急叫停，而清查结果令人震惊，短短数月之内上亿资金不知去向！而后，高路华和通海高科在市场上消失了。当时有人猜测此事可能与创维有关。不过，与目前有人猜测陆强华告发创维数码一样，这些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
首劫：下海债台高筑
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出笼时，黄宏生以2.7亿美元的资产排在第31位。但在成就现值60多亿元的“电视王国”的风光之前，他奋斗了多年，也经历了几次“大浪”。
黄宏生是在1988年“下海潮”正热时选择创业的。下海前，黄宏生在中电华南进出口公司工作了六年，官至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988年，黄宏生仅靠5万元资金起家，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创维”，最先是搞贸易，代理电子产品出口，还尝试开发丽音解码器，接连尝到失败之苦。黄宏生此间还曾病倒，入院一个月，但他没放弃当老板的梦想。当时东欧彩电供不应求，黄聘请国内知名厂家的40多技术人员生产彩电。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生产出来了，但技术水平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损失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已债台高筑。
幸而，搞技术和生产的黄宏生从企业并购的资本市场找到了“救命稻草”。1991年，香港迅科集团由于高层内讧，将公司拍卖。黄宏生把目光瞄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其纳入旗下，令创维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水平的第三代彩电，在欧洲一炮打响。黄宏生得以化险为夷。
1998年，对创维的企业利润贡献巨大的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创维失去了马来西亚和俄罗斯40万台彩电的订单，几乎占到上年出口总量的80％；1999年，更有同行散布“创维将淡出彩电业”的谣言，创维彩电从8月起全面滞销，损失达数亿元之巨……
黄宏生身处困境，总能逢凶化吉。他曾说，人总是在幸与不幸之间游走，尽量延长幸的时间，给不幸一个翻盘的机会，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二劫：陆氏风波陷绝境
2000年是创维人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创维数码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11亿港元。这一年，黄宏生还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也恰恰是这一年，黄宏生掉进了创业以来最深的“灾难之河”。
2000年8月2日，黄宏生提升时任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部总经理的陆强华为创维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主抓创维上市事宜。陆强华是创维的重臣，过去4年间把创维的销售额从15亿元做到43亿元，但对此次任命，陆认为是自己“功高盖主”引来“实权架空”，便投奔了开出高3倍年薪的创维之“死对头”高路华。
没过多久，陆强华给旧部发了一封《致创维销售系统计全体员工公开信》，将他个人与创维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指创维的文化就是“人整人”，又一纸诉状将创维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违约金和补偿金1100万元，并大造舆论。其举在创维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销售精英大面积“哗变”，有的办事处甚至被一锅端，造成财务混乱，资产大量流失。更致命的是市场资源也被带走，4000位经销商有一半“归顺”了高路华，剩下的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创维苦心经营数年的网络几乎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是由于军心不稳，流水作业工人一时糊涂，造成两个批次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上千万元的货品全部报废。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年中国彩电业整体销量下降，价格战也愈演愈烈，创维彩电边际利润率下降11％。内忧外患，直把黄宏生往绝路上逼。2000年4至9月，创维巨亏1.25亿港元，市值暴跌80％多。股民怨声载道，创维的声誉跌到冰点。
面对极度困境，黄宏生主动放弃了董事局主席的年金，还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集团的800名管理人员和骨干；并重新构架销售团队，短短一个月，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到位了。经过一系列动作，2000年创维实现在国内销售44亿元，出口5亿元，保住了业界老四之位。这道坎，黄宏生终于跨过来了。（2004年12月3日亚太经济时报）
黄宏生回家三件事
黄宏生回来了，他没有到创维总部，而是悄悄地回到家中。
三年前他在狱中给公司员工的信中写道：“你问我会不会万念俱灰，生不如死？我的回答是：肯定不会！相反，当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时，一定是看到红光满面，笑容熠熠的老板。”据少数见过他的人表示，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接近他的人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因为生活规律，黄宏生久治不愈的胃病奇迹般地治好了。
现在，生活因为假释而归于正常，昔日的工作狂将作出怎样的个人安排？经过了4年多的潜心修炼，他又有怎样的人生感悟？
浴火重生
时光倒流，2004年11月30日，香港廉署对黄采取行动，舆论对创维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外资银行团也有了逼债的冲动，一派大厦将倾的肃杀。人们疑问，一个严重依赖个人的家族企业如何度过没有精神领袖的日子？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比外界了解的还要危急，在经历了2000年的陆华强跳槽事件后，黄的新团队尚在组建磨合之中，而家电市场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同时，这一时期的公司成本大幅上升，成为创维发展的严重阻碍。
人事危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是必然，在黄宏生拘押候审期间，创维更大的风险是面临巨大财务风险。一方面，创维2000年在香港上市时募集的资金10亿港元，如果创维做假账罪名成立，法庭将要判决创维赔偿，其赔偿金额甚至可能超过10亿港元。这对于一个年营业额百亿的企业来说，赔偿将意味着公司财务的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大量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商的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动"也将危及创维的资金链。
此时的黄宏生进退维谷，他通过电话与创维高层取得联系，安排工作。很快，创维高层采取了”稳住上下游、保护资金链、大胆换将”三项应急措施。正是这三板斧，帮助创维稳住了局势。
审理案件的两年，创维加速完成内部大变革，不仅完成了从个人治理公司到团队治理的制度安排，还成功提升了业绩。
但对于黄宏生来说，突然的安静显然让他不适应，这只习惯了奔跑的羚羊不得不在严格的强制作息制度下开始另一番生活。但这样的环境客观上也给了他”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
据说狱中的黄宏生一直关注着创维的发展，创维高层也会每个月前往监狱向黄宏生汇报工作，送去大量的报表和文件，他每个月都会给公司董事会写一封信，一方面给员工打气，指导公司发展；一方面通过读书，思考，感悟人生和经营。
时光飞逝，5年时间在常人不知不觉中度过，没有人了解狱中的黄宏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信，批了多少文件，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碰撞，但是他在狱中发动的创维"瘦身革命"足以证明他浴火重生的雄心。
二次选择
在狱中完成凤凰涅后的黄宏生，不得不考虑三件事。
一是如何适应时空变化和心理转换？从蒸蒸日上到风云突变，从狱中百无聊赖到今日重回故里，黄宏生经历了太大的心理落差，而近5年的羁押生活中，环境和行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迁，他需要面对的首先是周围的”改变”。这种改变还有舆论的压力、诚信的追问，当然，也有朋友的问候、支持与关怀。
二是如何面对人生的第二次选择？从理论上讲，根据香港法律，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将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因此黄宏生重回创维数码管理层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但他仍然有重回创维集团的权利。尽管有人认为”黄宏生没必要再次走上前台”，因为”失去”黄宏生掌舵的创维业务已做得有声有色，但谁能理解一个抱有伟大雄心的企业家的实践理想？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走不走向前台，黄宏生都是创维最大的股东，这意味着无论黄宏生在哪里他都是创维的大老板。根据资本决定论，无论黄充当什么角色，他对创维的影响将是既定的。
也许，刚刚回来的黄宏生还需要一定时间来思考和适应转换，最后的答案还要等到假释期满。
三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排除隐患？
客观地说，一个家族企业转化成现代管理制度的治理企业，需要超强的魄力和勇气，这往往需要某种力量的冲击。如果没有创维早期管理层集体出逃的事件，创维不可能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从2001年开始，痛定思痛的黄宏生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稳妥的组织体系和激励机制，让人才能够团结在创维这面大旗下，而不要因一人废而导致组织的动荡。但最初的职业经理人缺乏制度的制约，而且有着浮躁的心态，这导致创维在陆强华事件后又有10多名高管人员从创维出走，其中不少倒戈到对手阵营中。黄宏生不得不对自己在组织中的定位作了思考，他逐渐从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战略问题，尝试建设新的领导团队，逐步放权。同时他开始对创维进行组织变革，这就是后来的再造创维工程。在张学斌的建议下，创维六大产业公司每一家都设置了CEO，并大胆外引内提，领导层的活力焕发出来。
创维经受了“11·30”事件也进一步验证了一个完备制度的重要性，当时刚刚建立、尚不成熟的经理人制度居然能够顶住惊涛骇浪，从容应对危机，使得他经过20年创立的基业得以保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对黄宏生的触动是彻底和根本的。黄能够在狱中不断地发出雄心表白，与创维稳固的发展势头不无关系。
另外，成功企业的掌舵人大都是敢想敢为，个性鲜明，但也往往形成独断专行的习惯。因为超越规则而出事的黄老板想必也曾仔细琢磨过现在的公司治理如何。（时代周报2009年7月23日）
黄宏生出狱风波背后：创维消劫
谷慧
公司创始人黄宏生出狱了。作为创维数码现任董事会主席兼CEO的张学斌，即使出于购买期权而套现持有的少数公司股票，都被外界质疑是将让出创维掌舵之位的前兆。
对于张学斌来说，这真是个尴尬时刻。不过刚刚公布的公司业绩让张学斌有了从容应对质疑的底气，2008财年创维集团营业额和净利润均刷新历史最好纪录。7月17日张学斌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称：“创维现在很稳定。”
而这正是投资人和家电行业对创维——这个曾经被创始人出事挫伤的企业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创维是否能成功“消劫”成为关键。
创始人出狱风波
黄宏生的提前出狱让张学斌和创维又一次陷入舆论的旋涡。
2009年7月4日，创维数码前董事长黄宏生在香港赤柱监狱提前出狱。这让外界一下子把目光聚集到了黄宏生和创维未来走向。
黄宏生是创维数码的创始人。2004年11月30日，时任创维数码董事会主席的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协助调查。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系5000多万港元等4项罪名成立，两人分别被香港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2006年8月11日，创维数码公开宣布，黄宏生已辞任公司非执行主席及非执行董事职位。但此后，黄宏生通过妻子林卫平掌控创维股权。据创维数码2008～2009财年的年报，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持有创维数码约9.06亿股股票，持股比例达39.7%。此外，林卫平是创维数码五位执行董事之一，并担任创维数码旗下创维集团副总裁及董事，负责该集团的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在狱中，黄宏生与创维属下沟通方式，一是与前去探视的创维高层会晤，面授对公司发展的看法，同时定期阅读高管们拿去的各种报表和书籍；二是给公司写信，一些信件还被发表在创维内刊中。
正当创维摆在聚光灯下时，张学斌以及两位执行董事在半个月内大量抛售公司股票。港交所资料显示，7月16日、17日，创维数码执行董事丁凯减持210万股公司股份，持股量则由1%减至0.91%。7月15日，张学斌也减持100万股公司股份，每股平均价2.15元，持股量由1.85%减至1.8%。7月10日，创维数码执行董事杨东文减持100万股公司股份，持股量由1.49%减至1.44%。
这被一些外界人士看做是黄宏生重掌创维大权的前奏。在张学斌等几位高管看来，套现是为了购买创维的期权。
深圳一位彩电业人士认为，黄宏生通过其妻林卫平持股，其比例已经达到控股创维数码的目的，无需让其职业经理人转让手中本来就少的公司股票来完成。
黄宏生的归来无疑给创维带来了风波。而创维和张学斌方面无疑在淡化这一事件。
淡化的原因，是黄宏生正处于保释阶段，且按照香港法律，凡有犯罪记录的人士，不可以在任何公司担任董事，因此，即便黄宏生出狱，他也不能回到创维数码董事决策层。
此时的张学斌更是出言谨慎。一方面，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必须把控好与老板关系中微妙的度，另一方面以掌舵手身份，他要让外界对公司发展确定信心。
张学斌巧妙借了公司最新业绩来助力。黄宏生出狱4天后，创维数码公布了2008～2009财年的业绩。截至2009年3月31日的一年中，创维数码的营业额达153.29亿港元，同比增长12.5%；净利润5.03亿港元，同比增长4.8%，营业额和净利润均刷新历史最好纪录。
“创维已基本稳定，”张学斌在7月17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称，从市场地位提升、财务状况的稳健和业绩增长可以判断公司已经处于稳定状态。
而对于黄宏生是否会回到创维重新掌政，张学斌给的答案很巧妙，“老板非常认同目前企业的运行状态，会放心企业按目前的状态继续运作。”
奥维营销咨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3月底的12个月，创维液晶电视在国内市场销售量及金额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2.5% 及15.7%，双双保持排名第一位。此外，创维2008年年报显示，公司净资本回报率是10.6%,流动比率是1.5倍，有38亿元现金。
教训过后成就的稳健
无论黄宏生是否回创维接权，创维以稳定来“消劫”已是既定思路。
一旦掌门人被抓，企业倒下，这似乎成为中国企业的宿命。杨斌与欧亚农业，唐万新与德隆，顾雏军与科龙，都是如此。什么原因使得创维在老板缺位下，企业成功迈向正轨发展？
创维的经验是：较好的发展基础+职业经理人团队建设+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
创维数码品牌总监沈健认为，当初黄宏生出事时，公司基本面就比较好。
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以及忠诚、尽责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被创维方面认为是保持稳定重要的核心。
“现在的创维，任何人离开都不会对它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张学斌在解析公司稳定深层原因时认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化管理是深层的原因。
而当初创维实现从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转型，都是在吃亏之后被迫而做的选择。2000年8月，创维原营销总监陆强华出走反戈，这让黄宏生陷入反思。陆强华曾是黄宏生手下最出色的营销干将，加入创维后，4年间使创维年销售额从7亿元猛增到44亿元。
一位深圳彩电业人士回忆，陆强华的出走与黄宏生处理与职业经理人关系不当有很大关系。这位人士称，黄当时对陆有疑心、武断插手其具体工作。此外，黄对陆薪酬的承诺很难兑现。
“不能把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张学斌在回忆这段过往时认为，是公司当时没有形成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陆强华事件后，黄宏生反思，决定放权。他请来张学斌。创维也正式引入职业经理人。2001年，刚进创维的张学斌就发现，公司管理很粗糙，营销、研发、财务等方面的管理都很粗放。张学斌提出组织创新、治理结构再造的思路，并向黄宏生要权：成立彩电事业部，要这个事业部的经营权、人事权、财务权，3000万元之内，不需要黄宏生批准。而之前，这些具体的事黄宏生都要钦点的。
职业经理人的主动要权，奠定了创维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基础。2001年至2004年，创维职业经理人制度试水。2001年，创维建立分权制度，明确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定位；2003年实施期权、盈利分享制度；2004年批量提拔年轻人才进入高管团队。到2004年黄宏生出事时，创维一批职业经理人手头上已经有一定决策权，基本上建立起一个职业经理人体系。
此后，黄宏生出事实际让创维在外力的推动下，加速完成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搭建。
“公司已走到一个制度化管理的阶段，不是靠某个人来管理，是靠制度，”张学斌总结现在创维治理结构的作用时称，公司在股东会、董事会、委员会层面下，制订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制度，已基本涵盖了所有方面。
张学斌、杨东文等都是黄宏生当时请来的职业经理人。在黄宏生出事后，正是这批职业经理带领创维走出困境。黄出事48小时内，张学斌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组织公司开展应急。之后加入创维救急的王殿甫和杨东文，带领创维取得了其历史上最好的业绩。
在老板黄宏生出事的4年多时间里，创维进行了改革营销体系、调整海外业务以及参股上游液晶模组等变革。这些都是在职业经理人手上完成的。
这期间，黄宏生对于职业经理人也给了适度和创新的激励。目前，创维已经完成各地销售分公司股权激励。具体做法是分公司法人化、试行股份制：分公司员工持股49%，总公司持股51%。
家电专家刘步尘认为，创维营销分公司股份制改革将中层职业经理人与公司发展捆绑一起，激励效果较好。
此外，创维正在进行的“培养企业家”计划也对公司员工有较大的张力。这个从2007年试行的计划，主要是针对创维内部再次创业。针对新拓展的业务，公司花气力去培养其业务带头人。做法是，对于有前景的产业，公司和员工共同投资，公司股份占大头，同时为其业务带头人提供培养计划，将其培养成一个全面的职业经理人。（2009年07月25日中国经营报）
黄宏生归来
吴蔚诗武卓斐
“你问我会不会万念俱灰，生不如死？我的回答是：肯定不会！相反，当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时，一定是看到红光满面、笑容熠熠的老板。”这是2006年，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写给创维员工的一段话。
12月3日，已结束刑期的黄宏生6年来首度在媒体面前亮相，他与夫人林卫平以“华南理工大学1977级校友”身份出现在华工，并以个人名义向其母校捐赠3000万元。
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头发乌黑油亮，中间或夹有银丝，罕见的挫折没有磨掉飞扬自信，大开大阖之中不失细腻。经历一番寒霜之后，黄宏生对创维的团队合作也有了新的理解。“以前我更多地想冲上山顶，争当第一，现在我希望和我的团队成员一起冲上山顶，哪怕是站在山脚下，也愿意真心地为努力冲顶的团队成员加油、鼓劲。”
无论是否有意改变创维的现状，围绕着黄宏生如何与创维再续情缘的猜测，始终让外界充满遐想空间。
然而对创维来说，黄宏生出狱后“是否会重返创维”无异于一个伪命题——他从没离开过创维。“战略规划多是由张学斌提出来的，当大家讨论的时候，黄宏生作为大股东，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对每个员工来说，黄宏生相当于精神领袖。”创维一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身处幕后和站在前台也许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区别而已。“创维依赖的是非常有效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张学斌这些年对创维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黄老板没必要管那么细，也不会横加干涉。”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黄宏生对创维“10年成为千亿超级企业”期望颇高，甚至流露出对美的今年已超千亿规模的羡慕，围绕主业把创维做大，始终是黄最大的心愿。
对新产业充满兴趣
“以前多数是想创业、赚钱，想有所作为，但现在心态变了，想自己成功首先得想如何让别人先成功。帮助别人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在当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演讲中，黄宏生这样阐释自己的生活哲学。
此时的他，罕有的磨砺早已洗去了浮华。6年的蒙难恍如昨天，但激情和率性始终未变，说到激动处，黄宏生得意的神采瞬间从扬起的眉间迸发出来。看着丈夫，一旁的林卫平笑了，笑得灿烂，笑得舒心。
对于创维集团来说，黄宏生、林卫平夫妇依然是其第一大股东(以两人名义的持股比例达33.8%) ，黄妻林卫平也依然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的执行董事和创维集团副总裁。黄准备以怎样的姿态与身份重新面对公众，并继续自己的事业，一直备受关注。
常人少有的际遇令人感慨万千。但感慨是旁观者的事，黄宏生自去年7月回到深圳的家后，并没有时间去感慨，很快投入到事业中去。
“黄宏生不会完全甩手不理，创维毕竟是自己的心血，但他会淡出一线的经营层面，以一个股东的身份提些建议。”创维一位前内部人士透露，今年创维签约周杰伦作代言人，这是创维集团副总裁杨东文的意见；招标的时候四五家公司，黄宏生倾向于其中一家，最后还是杨东文的观点占了上风，“多数人同意杨总的方案，这说明创维的管理还是比较清晰和规范的，不存在黄宏生横加干涉的情况。”
就在黄宏生公开露面的前两天，创维数码公布了2010财年上半年(4～9月)的半年报，称受到外资品牌低价销售、清理库存的影响，其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但当期4.13亿港元的净利润依然超出其他同行，其他同行前三季度最好的利润为3.09亿元。“黄老板对创维今年的成绩，还算满意。”创维内部人士如是说。
对于拥有顽强生命意志的黄宏生来说，过了近一年的低调“隐市”生活，这只习惯了奔跑的羚羊或已有不甘寂寞并展露再战江湖之意。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黄宏生对创维“10年成为千亿超级企业”期望颇高，甚至流露出对美的今年已超千亿规模的羡慕，“创维有30亿规模的时候，美的已经有40亿，创维现在200亿，美的已经超千亿。”围绕主业把创维做大，始终是黄的心愿。
市场调查机构Displaysearch中国区市场总监张兵表示，“与其他彩电巨头在平板转型上的犹豫不决相比，创维这一步迈得非常坚决，这也使其在2010年国产彩电灾难性的库存危机中受损最小。”
“如同空调领域的格力一样，创维目前90%以上的收入来自彩电主业，当其他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其他行业中去时，创维却通过出手一些业务来回笼资金并全部投向彩电主业，这显然是创维成为领导品牌的主要原因。”创维集团副总裁杨东文说。
尽管如此，投资者们更关心的却是，在电视产业里创维能持续增长吗？经营单一产品难免会遭遇"天花板"，因此，核心产业做强之后的创维，要想做大还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在彩电业2010年整体遇挫的情况下，创维开始了新一轮相关多元化布局，朝着千亿计划进攻。今年4月创维成立了3家子公司：创维电器、创维光电和创维LED照明，涉及移动电视、电子书、节能冰洗、商用显示和LED照明及上游芯片。白电及8.5代线液晶面板项目也即将开工。创维曾表示，这些子公司将是集团未来的利润增长点。
从战略投资的角度考虑，创维还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投入到了OLED即下一代显示技术的研发上。“我们希望在下一代显示技术发展上能积累自己的技术。在LCD时代中国彩电企业落后了，动手晚了。现在创维要抓住机会，及时切入新的技术，为下一代技术做准备。”张学斌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这就是黄宏生和张学斌所一直追求的“飞轮效应”。2009年11月，张学斌第一次在大会上说出了1000亿元的规划，“10年内实现1000亿元，5年内实现500亿元的销售目标。”张学斌称之为“新梦起航”，“创维第一个50亿元，用了12年的时间，第二个50亿元用了5年时间，第三个50亿元用了3年的时间，第四个50亿元用了一年时间，它已具备飞轮效应，开始加速度增长。”
也许创维的良好表现正好可以让黄宏生放心地从事新的事业。创维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黄宏生现在经常到各地旅游，一半是散心，一半是为了寻找商机，他觉得黄宏生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性情都没有变，对投资新产业依然充满兴趣。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月24日，黄宏生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一行会见了山东日照市相关官员，黄宏生表达了希望加强沟通、在科技等领域寻求合作、共同发展的意愿。
“黄老板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有很强的事业心，但我不认为他会再回来。我觉得他会去做别的事情。”创维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黄宏生2002年在海南三亚创立的创维鸿洲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楼盘销售一直很好，目前由其家人打理。此外，黄宏生认为国内职业教育落后，准备建立自己的职业教育学校。
黄宏生的变与不变
就这几年黄宏生对创维的关心来看，黄宏生以及他的灵魂一直没有离开创维。即便黄其时仍身陷囹圄，创维高层每个月都会向黄宏生汇报工作，送去大量的报表和文件，他每个月也会给公司董事会写一封信，一方面给员工打气，指导公司发展；一方面通过读书、思考，感悟人生和经营。
与黄光裕、陈晓一度反目成仇的故事不同的是，张学斌和黄宏生的故事10多年来一直是一出喜剧，不可忽略的是黄宏生的性格嬗变。与其说黄宏生出事成为创维公司治理上的转折点，不如说这个拐点早已在黄宏生提出"再造创维"或在更早黄宏生频繁反思过去的心灵风暴时就已经开始。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不断反思，苛刻变宽容，激进变冷静。
在黄宏生被关进高墙之前的2000年，创维发生“陆强华事件”。时任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部总经理的陆强华带领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及片区经理共逾百人集体离开。
临危受命，时任中国区总裁的张学斌掌局的第一件事，就是递交给老板一份授权书，请其予以签发。
在张学斌起草的这份授权书上，清楚地列出了财权、人权、物权、经营权等一系列清单。比如，3000万元以内的支出，张学斌有权做主不需汇报。
黄宏生不得不变革组织重塑创维，但内心的痛苦却如此地强烈。
创业之路坎坷，让黄宏生对企业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创维不仅是自己的孩子，也是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因此他的管理风格就是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给中层发奖金，超过1万元都要他亲自批。在很多人的眼中，创维就是黄宏生，黄宏生就是创维，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列出的权限是很大的，我开始也觉得他肯定很难答应。但当时形势逼人，我希望董事长的一些观念要转变，一个企业需要做改变的时候，执行力是很关键的，想到但做不到等于没用。”黄宏生最终在这份授权书上签了字。回忆起当初老板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坦然和信任，张学斌觉得，恐怕是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
通过这次革命，一向用人谨慎的黄宏生下放了人权、财权和营销权，使得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第一次分离，并于2002年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800名管理层人员和骨干员工。
黄宏生对自己性格的纠偏使得创维的业绩走出沼泽地，即便是2004年突然失去了老板指引，创维也没有树倒猢狲散。在事件发生仅两周的12月中旬，黄宏生家族成员即主动撤出创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以示黄氏家族与创维分开，董事会成员全部为职业经理人和"空降兵"。黄宏生的充分授权给了张学斌们足够的运作空间。创维随后业绩飙升，持续盈利。这张牌足以让黄宏生高枕无忧。
创维的影子领袖
如今在法律上，黄宏生与创维之间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界限。按照香港法律，凡有犯罪记录的人士，不可以在任何公司担任董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秦合舫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黄宏生除了接管创维外，他也可能游离于董事局外做创维的“影子”领袖。
“五十而知天命，什么是快乐？现在才发现，解决温饱后，真正的快乐是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他们的快乐、成功和福祉，自己在这么多人的快乐里，也能让自己上升到更高的快乐，这就是企业家从劳累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奥秘。”黄宏生这句当着数百华工校友的感慨之词，似乎是在低调回应外界关于"黄宏生要重执创维一线运营大权"的传闻。
“我们会专门安排一天，经销商会拿着礼物排队见黄老板，有的是为了问候他一句，或者向他请教经商之道，慕名而来，”一位创维前内部人士透露，公司上下对黄宏生均相当崇敬，“我们内部觉得，之前的国美与当年的创维，黄光裕与黄宏生的处理手法，一个是中专毕业水平，一个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水平。”
家族企业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治理模式，职业经理也并非就是灵丹妙药。然而，同样遭遇牢狱之灾，同样是上市公司创始人，黄宏生成为悟道者，放手让张学斌、杨东文等一干职业经理人实现了对企业的救赎；而黄光裕崇尚个人权威的掌控风格，则为新旧部属的“反水”埋下了伏笔。“现在的创维，任何人离开都不会对它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张学斌在解析公司稳定的深层原因时认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化管理是关键所在。
在秦合舫看来，除了规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性格互补也相当重要。
今年3月，创维集团品推部门决定为《创维报》出刊300期举行一个庆祝仪式，他们邀请黄宏生出席，希望这位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创维报》的创办人能为300期讲几句话。很快他们就为这个主意感到后悔了。黄老板直率火爆的性格脾气依旧，没有客套话，也没有祝福或祝贺，上来便炮轰了一堆《创维报》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然后在众人垂头丧气的目光中“哈哈”大笑着离开。
而张学斌恰恰拥有与黄宏生相反的性格—温和、沉静、自控能力强，几乎看不到他生气。这可以说是张学斌一路走下来的先决条件。“张学斌的经营思路与黄宏生冲突不大，张学斌是个比较理想的职业经理人，与黄宏生形成互相尊重的一种关系，黄宏生遇到张学斌，就像刘备遇到诸葛亮，很投缘，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人与人之间的契合也相当重要。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董事会，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东西。”秦合舫认为，陈晓不但有“老板情结”，还对整个家电行业怀有“产业情结”。这决定了他在国美起到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经理人的作用。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取得黄宏生最大信任的根本还是业绩。截至2009年12月底，创维销售收入超过230亿港元。而2004年，创维销售收入才刚够百亿元；张学斌进入创维的2001年，创维销售收入为40多亿港元。创维数码的股价则从最低点的0.2港元多，变成了现在的4港元多。
黄宏生在当天的演讲中也反复强调与他人合作的重要性：“第一个十年我们关心赚了多少钱，第二个十年我们关注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机会，这种转变让创维团结和凝聚了大批有才华有理想的人才，这个阶段也让创维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取得超乎意料的成绩。”不言而喻，黄宏生所褒扬的正是以张学斌为首的创维职业经理人团队以及优秀的一线员工。
“在创维，企业人员从老板—打工者的关系向职业经理人团队合作的方向转变，"张学斌说，"大家都把创维当做一个事业来做，这样我们跟老板‘争取权利’的时候，老板也会认为，我们要这个权利，出发点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而老板也是为了公司的事业，大家就很容易达成共识，也就很容易让步。这个应该是最高的原则。”（2010年12月16日时代周报）
任金龙客车董事长
江云花
2006年，黄宏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沉寂了近6年的创维前董事长黄宏生再度走到大众面前，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家电企业的掌门人，而是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据说狱中的黄宏生一直关注着创维的发展，创维高层也会每个月前往监狱向黄宏生汇报工作，审理案件的两年，创维加速完成内部大变革，不仅完成了从个人治理公司到团队治理的制度安排，还成功提升了业绩。
沉寂了近6年的创维前董事长黄宏生再度走到大众面前，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家电企业的掌门人，而是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记者昨天从南京金龙方面证实了这一消息。
2006年，黄宏生因涉嫌挪用资金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记者昨天从知情人士处获悉，黄宏生被保释出狱后创立了投资公司创源天地。2010年8月份，在创源天地旗下，一个新能源汽车投资主体南京创源天地汽车有限公司成立。去年1月份，厦门金龙与南京创源天地、南京东宇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南京金龙三方重组协议书》，南京金龙注册资本增资4500万元，全部由南京创源天地汽车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南京金龙的主要投资资金来源于黄宏生，联手厦门金龙以及南京东宇汽车集团主要为获取汽车生产资质。（京华时报2012年2月24日）
黄宏生任金龙董事长是其个人行为
帅鹏坤
上周五，《京华时报》一则黄宏生复出担任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消息引起业界关注，羊城晚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去年1月份，黄宏生创建的创源天地控股公司就完成了对南京金龙客车公司的资产重组，黄宏生在其时就已经开始担任南京金龙的董事长。
对于创维的实际控制人黄宏生造车的举动，创维品牌总监李从想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应：“是老板的个人行为，与创维无关。”
黄宏生控股南京金龙
2011年，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于实施了重大重组，由南京创源天地汽车有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南京东宇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先期注册资本7500万元。
南京东宇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显示，《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三方重组协议书》于2011年1月9日签署。此后创维集团创始人、控股股东黄宏生便一直担任南京金龙的董事长。
创维称与创维无关
事实上，黄宏生造车的事情早就被媒体曝光过，但由于黄宏生近年来出奇地低调，各大媒体才会忽略了这本是一则旧闻。
据了解，黄宏生2010年组建创源天地控股公司。同年8月，创源天地控股公司投资1亿美元在溧水设立了创源新能源汽车投资主体。去年1月，完成了对南京金龙的重组。
尽管南京金龙官网显示：“2011年公司(创维)借大发展的机遇，投入50亿元，成立了南京创源天地汽车有限公司，决心打造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地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与生产基地。”
但创维品牌总监李从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是表示：“(造车)是老板个人行为，与创维无关。”
链接：黄宏生简介
黄宏生，男，生于1956年，创维创始人、原创维集团兼创维控股董事局主席。
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
2009年7月4日，黄宏生被保释出狱。（2012年02月27日羊城晚报）
评论与反思
黄宏生们的法制成本有多高？
黄宏生始终处于一个深深的法律困境之中。他既需要为内地很不健全的经营和法制环境付出高成本，同时又要承受香港资本市场非常国际化的严厉管制。
12月2日，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在交纳100万元的现金后获准保释外出。法官将案件审理日期押后至明年3月2日。在此期间，黄宏生不允许离开香港。此前，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盗取公司资金逾4800万元为由拘捕并起诉黄宏生。
虽然已经见过了惨遭清盘的欧亚农业这样的“大巫”，但媒体对这个金额仅4800万元的“小官司”还是颇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大名鼎鼎的香港廉政公署亲自出面拘捕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二是由于黄宏生毕竟与一手炮制了沈阳“荷兰村”神话的欧亚农业老板杨斌大不一样。就公开的信息看，黄是一个本分的生意人，他的财富都是通过一台台彩电卖出来的。
但黄毕竟在这个被廉署称为“虎山行”的行动中迅速落马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最后被宣判无罪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黄的遭遇与同代其他企业家的归宿比起来无疑有些悲凉。就在今年，与黄宏生等人一起领衔彩电市场风云的枭雄倪润峰退出了长虹，虽然过程有些黯然，但毕竟平安离去，并且在业界留下了不错的口碑。也是今年，与他几乎同时走向事业顶峰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也被国资委宣布退休，虽然为企业留下了为数不菲的债务，但也走了个平平安安。早几年，联想的柳传志也在授旗给两位年轻人后顺利退到了二线。
与黄的命运有更多参照性的是陈伟荣和李东生。在1990年代末期的彩电热潮中，黄、陈、李三人各自领军的企业都进入了业内前几名。此三人因为均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同一个系而被美誉为“南粤三杰”。2001年，在康佳巨额亏损之后，陈伟荣率先离开了彩电业，走上了创业之路。最幸运的是李东生，在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之后，不仅TCL彩电依旧卖得不错，还在手机热潮到来前顺利拿到了一张手机生产的牌照，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黄之外，上文提到的其他企业家都是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此时，看到黄被拘捕的消息时，相信其他这些企业家以及黄的竞争对手们不太可能幸灾乐祸。但凡在商场江湖上浸淫过的人，都会为黄的不幸发出由衷的感慨。
事实上，作为一个生意基本在内地，而所属公司却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家，黄宏生始终处于一个深深的法律困境之中。他既需要为内地很不健全的经营和法制环境付出高成本，同时又要承受香港资本市场非常国际化的严厉管制。这样的形势要求黄成为千手观音，但他显然做不到。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拿A股市场的惯例来衡量黄此次被诉的行为，那么就如同拿捕鲸鱼的大网来抓一条细小的鱼苗。黄必然梦想过一张A股的入场券，但他的竞争对手们都可以得到，但他却得不到。在为经营环境付出比别人高的代价后，他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上再次付出比别人高得多的被监管成本。
黄为内地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付出的成本尽人皆知。2000年，当彩电行业大面积亏损的关键时刻，创维的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带领100多人的团队集体“跳槽”到了竞争对手高路华，其中包括十多位片区经理。黄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救济，反而被陆告上了劳动仲裁庭。这一事件给创维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股价暴跌，客户和销售渠道尽失。
比照当年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的情况，黄一定会痛心疾首。1985年，由于公司政治的原因，乔布斯这个老板被赶出了苹果公司。当乔布斯被董事会解聘时，董事会与他签订了包括不挖走骨干、不利用公司核心技术等条款的协议，后来还因为他不同意不制造同类产品而诉诸法律，最终法院判决他败诉。
虽然黄没有得到如此幸运的法律救济，但他还是领导创维活下来了。近年，创维的主营业务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转型。由于业绩良好，创维在香港股市上一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青睐。
此外，在彩电业的竞争历史中，长虹等有强大政府背景的国有家电企业肆意挑起价格战。黄的民营小舟在其间也并未获得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相反，因为波音间接获得日本等政府的补贴，空中客车就威胁要起诉它。这足以证明黄为内地经营环境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在交易成本高昂的环境中艰苦赚钱，然后继续在被监管成本高昂的资本市场上市。黄仿佛走钢丝的艺人，不能像上文提到的其他那些企业家那样，得到国有银行的“慈父”关怀，也不能得到地方政府在企业危难之时的温暖大手，稍有闪失，立刻粉身碎骨。
虽然黄已经很难像他同时代企业家伙伴那样获得平安归宿了，但这并不影响黄的形象：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优秀的走钢丝艺人。（2004年12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民企为什么在香港连栽跟斗
11月30日,香港廉政公署在一次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拘捕了在香港上市的内地知名民企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等公司多名高级管理人员。黄宏生等人被指控犯有"串谋偷窃罪"。12月2日,黄宏生等人在香港法庭"过堂"后获保释。创维事件在香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上至特区政府,下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上市公司,均对此事的进展给予高度关注。
乔新生:橘生淮南还是橘生淮北
如果无视公司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现代开放的上市公司,无疑是缘木求鱼。整个社会形态决定了我们对上市公司这一类的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还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因为监管机构本身就缺乏透明度,而整个社会更是处于一个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的痛苦转型期。
香港廉政公署指控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黄宏生涉嫌盗用公司资金,在内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同样是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在香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在内地只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有人从两地的法律规范出发,认为香港法律对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而内地法律则将此类行为定性为侵占,所以法律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
其实,无论是盗窃还是侵占,只要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内地只要有行政监管部门出面,上市公司的许多犯罪问题都可以被化解,这种特殊的行业保护和利益纠葛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波谲云诡。
公司是社会的组织,上市公司是社会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开放的社会,上市公司必然表现为开放的形态；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上市公司虽然对外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且定期发布公告,但是,从整体来说仍然表现为封闭的状态。换句话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上市公司非常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上市公司侵害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会不断发生。因此,同样一家公司,在开放的香港上市,其不法行为就会受到追究,而在相对封闭的内地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免受刑事处分。
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着上市公司的开放程度,而上市公司运作的好坏,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整体状况。
我们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促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开放。可是,制度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制度的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人们不能指望一个相对封闭的机关能够对相对开放的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也不能期待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能出现完全透明的上市公司。
黄宏生的遭遇像一面特殊的镜子,折射出我们社会开放的程度。作为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的所作所为与整个社会有关。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属于西方文明的产物。早期的股份公司脱胎于中世纪的"海上协会",是欧洲商人自发组成的营利组织。这种组织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在欧洲有着浓厚的民主传统。我们只知道公司是竞争的产物,而不知道合作才是公司组织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合作的精神,才会有不同的商人以资金作为纽带走在一起,建立庞大的经济组织。因此,在股份公司,董事会本能地接受股东大会的监督,董事会成员自然而然的披露自己掌管公司的财务状况。几百年来,尽管不乏利用公司形式进行诈骗的非法之徒,但总的来说,基于合作精神而设立的公司组织大多能够自愿接受公众的监督。
如果无视公司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现代开放的上市公司,无疑是缘木求鱼。整个社会形态决定了我们对上市公司这一类的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还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因为监管机构本身就缺乏透明度,而整个社会更是处于一个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的痛苦转型期。
在这个过程中,上市公司命运多蹇。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希望获取更大的利益；作为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希望能够得到稳定的回报；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面对上市公司这一盘菜,所有的人都贪婪地伸出了自己的筷子,上市公司哪有不翻盘的道理?
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公司制度和证券制度,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引进开放的社会。面对上市公司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我们除了祈求证券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然而,如果证券监管机构本身也缺乏透明度,我们还能够相信谁呢?
在利益冲突之中,上市公司一定会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们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违法是获取巨额利益的最佳途径,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违法。创维数码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内地许多上市公司的所作所为更是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责怪上市公司的贪婪,也可以责怪证券监管机构的无能,然而,我们大家不就是产生这一切恶果的土壤吗?或许,正是我们的"搭便车"心理,才让少数不法分子的犯罪阴谋得逞。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加快建设和谐的社会,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效廉洁的监管队伍,这才是我们解决上市公司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都是制度的建设者,我们也都是制度的破坏者；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本身也影响着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能够从自我出发,改造社会而不是诿过于人,这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心态。
李伟:违规者何以“前仆后继”
尽管港交所一再强调创维事件属于个案,不会影响对内地民企的监管与未来企业的上市,但该事件显然加剧了海外投资者对内地民企质量的关注与不安。细细数来,迄今为止已有欧亚农业、上海地产、远东生物等问题民企相继在香港市场被曝光和停牌。造成民企在港丑闻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香港较内地股市在执法方面更加及时和严格。从此次廉政公署的大规模行动可以看出,香港对于各类涉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均非常大,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香港投资环境的声誉都是极有益处的,显示出香港作为法制社会的成熟与完善。
作为虚拟经济的一部分,股票市场的健康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海外证券市场的实践来看,历次股市危机的爆发都与上市公司欺诈丑闻的集中曝光有关。因此,如何从制度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惩处违规上市公司,以恢复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也就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以美国为例,自2001年底以来相继爆发了安然、世界通讯等公司造假丑闻,但美国股市在此后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和下跌,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采取的一系列坚决而又果断的措施。借助于Sarbanes-Oxley法等法规的建立,美国形成了新的上市公司治理框架并加大了对违规公司的惩处力度。据统计,从去年2月新任主席Donaldson上台以来,SEC正式执行了超过1000次的强制行动,累计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总额超过了30亿美元,受罚者中不乏花旗银行和壳牌集团这样的大公司,这些均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投资者投资的信心,从而保证了股市的安全稳定运行。
反观内地股市,从红光、银广夏再到最近的达尔曼,上市公司严重违规事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监管机构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够,从而给后来者造成了非常坏的示范效应。以银广夏为例,上市公司和庄家沆瀣一气做假账,丑闻曝光后给投资者造成了数十亿元的损失,但该案最后只有6名造假者受到了惩处,主犯公司董事长仅被判刑3年并处以10万罚款,而据媒体披露,该董事长仅公开持有的银广夏股票获利就在百万以上。证券违规的高收益与低成本必然导致各类违规者"前仆后继",违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由于股东诉讼赔偿制度的不完善,其利益损失很难得到有效的赔偿,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其长期持有股票的信心,最终导致股市的萎靡不振。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是监管部门工作的主要职责,加大对各类违规者的惩处力度,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各类违规行为正是实现这一职责的重要手段。香港和海外股市的监管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我们理应做得更好。
何为:黄宏生偷了谁的钱
对于事业蒸蒸日上,正准备公布中期业绩的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来说,骤然受到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一定感觉非常愕然,我猜想他当时可能会这么想:我偷了谁的钱?4800多万港元对身价2个多亿美金的黄宏生而言应该不是一笔足以引起贪念的巨款,况且这钱来源于由他控股的公司,我们不清楚他拿这笔钱要派什么用处。创维由家族企业白手起家,即便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之后,仍然保持着家族统治的特色。黄宏生一定认为自己是创维的大股东,公司就是自己的。从公司拿钱就像从自己口袋掏钱一样,能算偷吗?如果黄宏生事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他一定会采取更隐蔽、甚至合法的手段将这笔钱装入自己钱包。
像黄宏生这样将公司的钱财视为己物,任意支取的现象,在内地民营企业中非常普遍。内地民营企业的成长轨迹大多如创维,先从一个家族企业开始,做大做强之后成立公司,甚至上市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公司。遗憾的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完成从家族作坊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观念转变。
黄宏生们跌倒在香港,是意料中的事,因为香港拥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健全的法制体系,容不得他们胡来。问题是,这些人曾在内地游走在黑与白、罪与非罪之间,并且两边得利,活得非常滋润。这样巨大的反差说明什么?黄宏生事件已经成为对我们内地经济秩序与法律秩序的一次严重拷问。不是我们的相关法律与制度不健全,而是我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为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我们牺牲了社会公平,我们的司法对经济犯罪常常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我们的执法软弱无力,缺乏威慑。一句话,我们的法律在放纵黄宏生们。
法律纵容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公司的"死亡"。正是由于公司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公司代理人违反诚信义务得不到制裁,使公司的财产被随意盗取、侵占,直至消耗殆尽。公司作为法人的基础就会崩溃,公司的法律人格就会趋于瓦解,蜕变为一具徒有人型的僵尸,仅仅是大股东手中掠夺敛财的工具。众所周知,法人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与构成细胞,法人死亡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濒临失败,股份制改革濒临失败。
法律纵容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公司是一个资本聚集的形态,不论大股东还是小股东,他们之间应该是一个共生共荣的互利关系。可是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中,大股东疯狂吞噬小股东的钱财已经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据不久前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现在有超过70%的投资者表示不愿意再投资股市。没有小股东的投资,没有资本的聚集,哪来的公司。一个市场,如果参与其中的主体------公司,都是伤病残,甚至濒于死亡的活死人,其生态之恶劣与凋敝可见一斑。
在内地股市,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利益的现象俯拾皆是,不仅看不到一个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而且可以采取种种匪夷所思的手段使这种侵占合法化的趋势。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股市遭遇的不是一般的低迷,而是生态危机,靠几项治标不治本的利好政策根本救不了股市。
乔海庆:内地上市公司太“幸福”
从去年的周正毅事件到今年的黄宏生事件,不难看出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不仅法制健全,而且特别严厉,不讲半点情面。香港对上市公司的严厉监管、香港执法部门雷厉风行的行动,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近几年,内地上市公司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虽然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但是光有法制而没有法治,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法制。一些出现了重大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总是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安全地得到了着陆的机会,对比一下创维在香港的遭遇,内地的上市公司实在太"幸福"了。
黄宏生等10名人士因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等多项指控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再次表明香港在依法办事方面对广大公众和投资者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不仅对内地的上市公司高官敲响了警钟,也再次为内地证券市场法治提供了活教材。触犯了法律,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香港这种处理问题的作风是向广大公众和投资者负责的,这一点内地证券监管和执法部门是不是应该多学一学呢?
黄建波:刚得到表彰就被抓了
尽管创维公司刚被深圳市予以表彰,可公正执法的香港廉政公署依旧是偏向”虎山行”,把涉嫌串谋盗窃公司资产的董事会成员硬是一锅端。此情此举,实在让人感到有趣。
当然在”幸灾乐祸”地叫好之余,感觉上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我以为,内地上市公司造假连连,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内地缺少像香港那样好的执法环境和氛围,这表现在各类群体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因此当高喊"监管"的史美伦出现时,我们把她看成"异类"；当郎咸平呼吁需要"严刑峻法"时,我们又嘲他好出风头。当一些上市公司面对质疑时,宽容与姑息居然成了惯例,使一些上市公司能够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创维公司在内地能够得到表彰,但它的主席跑到香港却被抓了起来,这样的对比强烈地反衬出了内地与香港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在监管方面的天壤之别——虽然表彰和抓捕并不是为了同一件事,但总让我们感到尴尬。
胡飞雪:我们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
我们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爱脚下的土地太深。我们为什么关注内地公司在海外遭遇的顺流逆流,因为我们爱身在其中的沪深证券市场太深。从民企在香港连栽跟斗,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两点启示:一是证券监管机构要尽快推进体制创新。要把证券发行的最终裁定权交给发行人、保荐人、投资人,上市权交给证交所,证监会只负责监管。二是要加快司法独立改革,完善证券监管立法,建立有效的如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市场外第三方证券监管体制。
民企在香港连栽跟斗,这只能说明香港的证券监管系统是有效的。如果我们不见贤思齐、迎头赶上,尽快建立起有效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股市"边缘化"将随时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不是杞人之忧。
翁嘉鸣:民企应以诚信为本
从周正毅、杨斌到黄宏生,一个个地雷被引爆,民营上市公司信任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公众公司必须以诚信为根本。民营上市公司对此更应该重视。民营企业家不仅是管理者,代表股东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利,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又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和最大受益人,如何处理"总统"和"皇帝"的关系,如何权衡"公心"和"私心",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如何保持公司的良好信誉,是摆在企业经营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民营上市公司机制灵活,有开拓精神。一旦公司上市,由家族企业向公众上市公司转变,则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原来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就应该相应变化。半年前远东生物科技前主席蔡崇真涉嫌造假被曝光,使股价当日暴跌九成二,股东财富也大幅度缩水。可见,如果背离诚信原则,内控失效,不仅公司难逃厄运,股东的利益也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2004年12月7日上海证券报）
内地公司治理和法制值得反思
上周，黄宏生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1月30日，雷厉风行的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在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董事会主席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公司执行董事)在内的七名高层人士；12月1日立案；12月2日上午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虽然黄宏生和黄培升在各自交纳100万港元后获得保释外出，但两人的旅游证件被收回，暂时不得离开香港。
香港廉政公署对黄氏兄弟目前的指控是涉嫌盗取公司资金。黄氏兄弟二人涉嫌于2000年11月至去年4月间，与另一人士串谋盗取了9张从“创维”的银行户口签发的支票，涉款总金额为4837万多港元。目前对黄宏生及其弟弟的指控仅此一项，但仍有其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包括涉嫌贿赂会计师造假账问题。如果问题属实，明年3月2日再提堂时，黄氏兄弟的罪名还会加控。
对于已经习惯了上市公司充当大股东“圈钱工具”的内地股市来说，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和起诉，令人们不能不再次反思内地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法制环境。
我们已经听到一些证券界人士在私底下议论，放在内地的A股市场上来看，黄宏生目前面临的这些指控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类似大股东挪用资金行为，A股市场层出不穷。但此事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创维数码上市的地点不是内地，而是香港。廉政公署果断认定这起大股东挪用资金行为是盗窃，而不是以软弱暧昧的手法加以处理。据新华社报道，自2001年4月以来，共有61家上海证交所的上市公司受到77次公开谴责，涉及的董事、监事和高管共有477人(次)，如果加上没有公开的内部批评和谈话，那么数量就更为惊人。相比廉署对黄宏生的处理，这些谴责和批评更像是“耳旁风”。
投资者应该追问，这些所谓公开谴责和内部批评所涉及的高管不适当行为，究竟有多少类似黄宏生之类的涉嫌盗窃的行为？而且，被公开谴责的公司和高管越来越多，次数越来越频繁，其效果却越来越差。由于执法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和戏弄，内地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越来越差。长此以往，逆向选择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抱着圈钱目的的公司在内地上市，或者说在内地上市的公司，大股东和高管日益把上市公司当成圈钱的工具。这样下去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优质的公司，宁可选择到海外上市，内地股市越来越边缘化。
再譬如说，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是什么性质？算不算盗窃股民的投资？这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在“挪用保证金”这一含糊的说法下，券商挪用保证金最终演变为全局性的灾难，以致于财证部最终可能要动用600亿元来为问题券商买单。不能不说，监管当局和执法部门在上市公司和券商“挪用”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软弱行为，是导致部分上市公司和券商巧取豪夺投资者的原因之一。
除了上市公司和券商，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股市中也为“问题公司”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香港的监管机构，包括联交所、证监会以及会计师公会目前均已同意成立针对会计行业的独立调查局及财务资料检讨小组，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卷入风暴的创维数码要想很快脱身，并不容易。
创维事件启示人们，内地从南到北所有希望成为某某金融中心的城市，与香港还有相当的距离。其关键处，就在法制、透明，对投资者的有效保障。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中指出，市场化的方式需要制度规则的支持，包括相应的法律制度；独立、强大而有效的司法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黄宏生案对内地股市的一大镜鉴也在于此：欲拯救和繁荣内地股市，“工夫在市外”，法治建设乃是最根本的基础。(2004年12月06日 第一财经日报)
附录：
卫士张学斌两次临危受命
早就听说张学斌的故事。
张学斌的故事，和创维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跌宕起伏。2001年，“陆强华兵变”，张学斌临危受命，从此走向前台。那时，他给传媒和公众的印象很低调，很务实，和一个内心强大的领导者形象还有些勉强。2004年，“黄宏生事件”之后，一向低调务实的张学斌形象以瞬间高大起来，他成为了当时创维几万人的主心骨，并带领创维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每一个有进取心的企业家，都有一身的故事。每一个有进取心的企业，在经历一次又一次艰难困苦之后，都将凝结成一座坚韧的丰碑。
张学斌和他领导的创维，就是这样。
在见到张学斌之前，你总会觉得在经历险滩暗礁的创维成长过程中，一定有一位拥有宏大叙事的企业家。见到张学斌，你能感受到乐观豁达爽朗性格的背后，有一个异常坚韧的心。
作为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的张学斌，恐怕是目前中国最忙碌的企业家之一。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彩电行业，市场竞争刀刀见血。也是自从进入这个行业，张学斌的大多数时间都耗在工作上，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连回家都成为了一种奢侈。
或许，每一个曾经成功经历过“临危受命”的企业管理者都具备一些其他人没有的坚韧与果敢，与此同时，他们更能够在貌似绝望的客观条件下，创造性地挖掘企业的希望和出路。张学斌就是一个永远能够从绝望中看到希望的王者。站在创维集团成立整整20年的时间点上，回首一路风雨，创维走过的印记恰恰是在当今中国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成长缩影。
创维改变了张学斌的生活状态，而张学斌则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以及独具魅力的坚强与魄力，将创维从一个悬崖之上的危机企业，变成了今天中国“新民营企业”的领袖。
卫士张学斌：临危受命，顶起创维一片天
每个熟悉创维集团发展历程的人都非常明白，“后黄宏生时代”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描述。
2004年11月30日，创维董事长黄宏生与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在内的10人在赴港过境时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股票停牌，发布会取消。董事会集体被抓，这让原本知名度不高的创维迅速成为各大媒体的负面头条。就在此时，黄宏生的一纸书面委托，就将曾因条款不明而拒绝成为创维上市公司董事的张学斌推到了万众视野的中心——“公司所有事情都全权委托张学斌。”
而在此之前的2000年11月，时任创维营销总经理的陆强华认为被黄宏生虚用，与黄宏生“反目”，带走了包括11个大区老总在内的150多名营销骨干跳槽竞争对手。
两次危机，两次受命，担子都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张学斌身上。
“对我个人来说，面对两次危机的心理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我只有50％的把握能把企业做起来。那时我刚到创维几个月，此前的行业背景完全不一样。销售下降，股价从3块多跌到3毛多，内部沟通不畅……但我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工业企业的管理是相通的，只要唤起员工的认同感，基本面依旧存在的企业的爆发力是无限的。唤醒一群哀兵对企业的认同感——我只做了这一件事，然后就度过了难关。”
有了这样的经历，面对第二次看似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危机，张学斌处理起来则更有信心：“像创维这样的企业，老板的问题，绝对不会影响到公司运营。创维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雨，抗风险的能力已经今非昔比。”
于是，临危受命的张学斌一边召集骨干，坚定员工对公司的信心，一边争取销售商和供货商的继续信任。面对媒体的追问，张学斌更是坦然回答所有问题：“不能让媒体猜测，媒体一猜测，就可能联想到老板的人品之类，影响会更负面。”
2004年12月1日，国美、苏宁、永乐、大中发函声援创维；12月4日，中国七大银行深圳分行表态支持创维；三星、赛格等八大彩管厂商相继表示支持创维……这些救命的声援，不但没有使负面事件对创维造成致命打击，反而给了创维新的契机——当张学斌像卫士一样捍卫着创维的荣誉与希望，创维迎来了崭新的希望？
战士张学斌：“新民企”是一种社会责任
自张学斌把握创维脉搏之后，创维2004财年净利润为4.03亿元，2005财年净利润为2.16亿元，2006财年净利润为1.69亿元，连续6年保持盈利。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得许多企业意图以此为契机，谋求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最大化。创维却并没有将太多的经费花在争夺“奥运赞助商”上，而是制定出了全面的“奥运营销模式”，并以赞助中国射击队的方式，明确品牌核心竞争力，将品牌影响力落在实处。
此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张学斌，已经不再是那个时时刻刻保持备战状态的卫士形象，而是将眼光放得更远，通过审视创维20年发展历程的样本，意识到当代民营企业所应肩负的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
创业20年的创维，创维成了中国名牌，但是经验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晶。20年来，靠黄总的个人魅力和拿来主义，创维成就了今天的丰碑。创维的理想是成为“中国的世界名牌”,要从个人主义的成长为一个团队英雄主义的“新民企”,成长为一个世界级品牌。
在张学斌的概念中，什么才是真正够格的“新民企”呢？创维所代表的“新民企”与一般民企的差别又在于何处？“新民企”究竟能够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影响作用呢？
“创维距其最初创立已经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中，创维完全是从竞争中诞生，又从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类企业。”张学斌说
事实上，创维在这20年间也经历了痛苦却极具代表性的蜕变：从创业到守业，从求大到求强，从盲目追求多元化到多元化与专业化并重，从依靠经验型管理到完全知识型管理，从奉行“拿来主义”到以“自主创新”作为企业DNA，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英雄主义，从追求利润到履行社会责任——创维模式的打造，不仅仅是一个“新民企”典型企业的树立，更是一种新型民营企业的开发及发展模式。
“新民企是指新时代下，民营企业对创新原有的思维模式、运营策略、人才体制、战略规划，从而赋予了民营企业一种全新的竞争力。创维是中国几大家电巨头中是惟一的民营企业，它的发展思路、营销策略与公司治理共同构建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回首当年张学斌在接受创维中国区域总裁这一职位的时候，为了使公司获得更大的未来空间，曾向黄宏生开出了一系列“不可能”条件：一、张学斌可以自主设置机构；二、用人自由，只通告黄宏生各个层次用人；三、财务开支自由，3000万以下开支不用请示黄宏生；四、公司人员的奖励和激励方案自定。
当黄宏生毫不犹豫地答应所有这些“不可能”之后，属于创维的“新民企”形象就已在想象中渐渐酝酿成形了。
谈到创维的未来，张学斌充满自信的同时，也没有丝毫的盲目乐观。
“‘创中国的世界品牌’是创维一直以来的理想。一个世界品牌的重要标准是：主流市场的主流品牌。你不能说，你占领了非洲市场，你就是一个世界品牌了。如果用这个指标衡量创维，就会看到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品牌，创维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绅士张学斌：生活比电视更精彩
张学斌的理想一直在随着生活而不断改变。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农村山区。 因为家里没人看管，5岁就随姐姐上小学。1975年，张学斌升入高中。那时的张学斌没有别的希望，就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山区，到外边看看。恢复高考，使张学斌的生活理想出现了转机，高考这条路正是他通往山外的唯一捷径。
1979年，中南财经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将张学斌招到了武汉。开学前，张学斌从家徒步走了几个小时，走到另外一公社，那儿才有班车；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坐班车到自贡火车站。到了自贡，张学斌告别父亲，自己上火车，一路辗转到武汉。
那一年，张学斌17岁，个头只有1米57，体重不到100斤。
现如今，45岁的张学斌，体重依然控制在140斤左右。
“以前在创维东莞工厂的时候，大家都集中住在一起。周末的时候，就会打打篮球、乒乓球，每周两次，从不间断。”回忆起和员工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张学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们不爱赢那些年轻小伙子，所以一般都和女子队打，呵呵。”
张学斌说他的位置是前锋，因为他喜欢投篮，喜欢得分的感觉。每场球，最少也能得个10多分吧。现在回到总部工作，打篮球和乒乓球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了。现在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并且早在2003年就开始打球，“目前最好成绩能达到80多杆，一般都能打到90多杆”。
永无闲暇的工作状态却并没有使张学斌感到任何的不快乐，繁忙的工作并不能妨碍他做生活中的绅士。有趣的是，繁忙与充实正是张学斌所一直追求的生活状态。
“做领导的，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勤奋和敬业，才能带动员工的勤奋和敬业。”
或许是张学斌天生喜欢挑战困难。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学斌听取学校的意见，留校任教。但几年后，张学斌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校。
“在大学做老师的时候，我们系是整个学校最富有的系，日子也很舒心和安逸。但是，自己的未来一眼就能看清：讲师——副教授——教授，几十年如一日传授学生同样的知识。即便做了教授，又能怎么样呢？”
真正触动张学斌的还有一件事：当时学校里一位老教授去机场，还要申请学校安排车送机，要申请派车还要排队申请，而且还不一定排得上。
“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张学斌说，“离开大学，是觉得没有挑战；后来离开椰树，加盟创维，也是因为对椰树太熟悉了，想选择一个自己陌生的行业。我需要能够创新的工作，每天解决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斗士张学斌：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
张学斌说，他一直很欣赏冯仑的一句话——“把别人的是当事，把自己的事别当事，没事找事。”说的，恰巧就是像他这样的人。
当年在椰树的时候，张学斌就喜欢“多管闲事”，从公司财务到负责改制，规范了公司的方方面面。后来接手创维，张学斌又是“没事找事”。但让许多人感到不解的是，张学斌找来的事，多半能在他手中“成事”。
“我一直比较崇尚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所以能坚韧地面对人生、工作上的一个又一个坎。人只要认真了，就能获得机会，就能干出成绩。”
张学斌初次到椰树，就被任命负责公司上市工作。3个月废寝忘食的工作后，上市方案做成了。结果公司又决定不上市了，另外给大家安排工作。张学斌到椰树，就是为了上市。不上市，张学斌等于没事做。
“当时一起做上市方案的很多人不开心，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负气离开，我却没有。因为通过那次的方案准备过程，我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了。我没事找事，又开始作公司流程，一直处在兴奋中。”张学斌笑着说。
张学斌说，自己的这种性格主要还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有了持之以恒的毅力。
“从小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自己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
在张学斌上中学以前，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双皮鞋，但是那时一双皮鞋的价钱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四川的农村有很多松树，松果可以卖到3分钱一斤。整整一个秋天，张学斌天天爬松树，摘松果，即便是双腿都被树干磨伤了也坚持不懈。
“最后，我买了一双我们班所有人都没有的12元钱的皮鞋。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过。每当遇到一件艰难的事情，我都会对自己说：只要挺一下，你就离成功又进一步了。”
后记
在创维20年的企业历程中，张学斌加盟的8年不算太长，但张学斌似乎经历了创维整整20年的故事，浓缩了创维20年的精华。
张学斌说，在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年龄不到3岁， 20年，创维经历了中国民营企业经历的所有坎坷，从代工到自由品牌，从自由品牌到区域强势品牌，从区域强势品牌到中国名牌，创维品牌之路步步为营；从一个又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哗变到黄宏生被拘，创维一路坎坷却依然能屹立于中国品牌之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30年，从中国民营企业启蒙到今天，还有多少英雄豪杰昂首向前？不多了。时代成就了他们，时代也抛弃了他们。当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细数那些曾经的丰碑，最多是历史的天空更添几颗星，而创维，还将闪耀在新世纪的天空……（2008年08月02日商界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