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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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凤凰网历史综合，作者：高飏
光环背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打开北宋灭亡之路
本文摘自：凤凰网历史综合，作者：高飏
提起宋神宗，人们第一个想起的，是都王安石和变法。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掩藏在王安石巨大的光环之下，以至于他的形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已经模糊，只能留下“励精图治”、“支持改革”、“软弱退缩”等寥寥几个词语而已。
但事实上，当我们透过王安石的光环仔细去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才是这段大变法的真正主导者，而变法本身，也并非只有变法者宣称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等表面的目的，在光鲜的口号之下，是宋神宗高超的权力手腕和远大目标--彻底改变北宋之前形成的，以宋仁宗朝为典型标准的政治体制。
事实上，变法前后，北宋的政治体制完全呈现出两幅模样，而正是宋神宗一手制造的这个改变，为北宋铺就了通往灭亡的道路。
为何这么说，我们得先从神宗改变了的东西，宋仁宗朝的政治体制说起。
王安石在他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仁宗朝的政治有一番描述，透过其中“颂圣”的修饰，也可以使我们对仁宗时期的政治特色有所了解：
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从中我们能体味出从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即王安石笔下“非有良将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钩考”却能做到“寇攘者辄得”、“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的原因。
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政局的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以至于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宋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
但很不幸，宋神宗却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现他的心思。他想诛杀一名大臣，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顶了回来，他又想改为从重惩处，被一句士可杀不可辱顶了回来，他只好当堂感叹“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却收获了宰执大臣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这个片段将神宗与整个体制的冲突表现得相当清楚。这个意欲“做快意事”的有志天子在他登上皇位之时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宏图大志和实现手段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想做“快意事”，必须抛开一切制衡和监督，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皇权。想获得这样的皇权，等于是要摧毁北宋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架构。
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神宗本人出色的权谋手腕。他所有的行动，在开始之初总是响应着当时最具呼声的“公意”。继位之初整个士大夫阶层中都充斥着改革变法的呼声时，神宗因势利导开始了变法。而主导变法的人选和路径，却选择的是争议最大，动作和阻力也最大的王安石。当世人的目光和争论还集中在王安石和变法具体措施之上，神宗已经不声不响的在台面下对原有体制进行解构。以变法为名义，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之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后，当决策和行政大权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时候，再借势逼王安石罢相，从而顺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决策和行政权力。同时，再借助当时士大夫风行的对官职体系“紊乱”的批评和对汉唐显得规整的制度的憧憬，顺着舆论趁热打铁一手策划了“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从而在制度上将他从王安石手中接过的权力固定化。从此，神宗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家居的王安石得到元丰改制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了惊讶的感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这一声叹息的背后，当是直到此时，他方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既然原本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对于想要皇权独揽的神宗来说，一个团结昂扬分享权力、制衡皇权并且随时监督的士大夫阶层是他在权力道路上真正的敌人。
于是随着神宗的亲手操作，在“变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阶层被成功的撕裂成对立的两派，有研究者清楚的指出“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来坚持变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是宋神宗通过近20年的变法培养了一个变法派官员集团，即新党官员。新党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没有新法就没有新党官员的官位。”其之所以产生和壮大，均依赖于神宗皇权的支持与庇护，因此与原来的士大夫集团相比，他们对于皇权的依附大大加强。而在扶植起新党集团的同时，神宗对于选择反对新法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虽然限于祖宗之法的束缚神宗的打击尚不算残酷，但产生的示范效应是明显的--顺从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权，反对皇帝意愿的，终将受到打压。在这个示范效应之下，士大夫阶层终于撕裂。而在以政见划分阵营的两派之上，是皇权借以摆脱监督和束缚，反过来对士大夫进行威逼利诱最终将之收服为权力附庸的政治趋向。
简言之，无论是号称“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的熙丰变法，还是声明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的元丰改制，其最终的路径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取消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去除一切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和反对的可能，最终造成神宗乾纲独断的政治格局。
神宗成功了，元丰改制之后，宰相机构已经成为皇权脚下唯唯诺诺的奉行者，只有一点残留的自尊还在维持着士大夫最终的底线；台谏也已对皇权噤口不言，转而变成皇权指哪就打向何处的权力打手；士大夫阶层按照政治立场分边站队的趋向日渐明显，而无论哪一边，都将求助于皇权的垂青以试图将对立的另一派打倒。
神宗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面貌。
神宗亲手搭建的，是一个最合适“明君”、“大帝”发挥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可以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实现冀望已久的远大理想。
但意愿和现实之间毕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宗晚年一手指挥的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在他强烈的个人意愿的遥控指挥下惨败而回已经预示了这个充满皇帝一厢情愿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所有错误的决定都会被高效的执行。一旦皇帝不是“明君”……可传统皇帝制度下狭窄的继承人选择面决定了，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而将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只能是制造加速崩溃的悲剧。
并不是“明君”的神宗活的不长，在他还没做出更大折腾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他身后，北宋在他亲手开创的崩溃之路上加速狂奔，反复的党争、政治整肃打掉了政权最后的精神，皇权肆意的折腾摧折了整个社会的元气，政权上下最终遍布的是只知媚权没有操守的官员。终于，在神宗那长命而又以荒淫昏庸出名的艺术家儿子手中，这套集权体制发挥了最大的效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财力、人力、物力的北宋在新兴的金的打击下猝然崩溃。这是真的“崩溃”，这个崩溃来自王朝的内部，而打开灭亡之路的，正是励精图治意欲大有作为的神宗。
“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为了在历史的迷雾中看清神宗的“大有为”究竟如何改变了宋朝的政治体制，让我们仔细回顾他究竟做了什么。
本文摘自：《走出新旧：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1086-1100）》，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方诚峰
南宋章如愚在谈及元丰改制时说：
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覆，行有法式事；尚书奉行；而政柄悉归中书。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职。所以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体统也。
这一概括点出了元丰三省制的寓意所在：“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经过改制初的调整之后，决策、执行一体化的中书门下被打破，三省也不再是因大小事而分，而是以造命（无法式事）、审覆（已得旨事、有法式事）、施行为别，处于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上。改制之后的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在门下、中书省治事，随后赴尚书省与尚书左、右丞一起治尚书省事。
在熙宁时期，中书门下及其属官直接处理着诸多政务，当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使中书门下能直接处理更多的政务。但元丰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形不复存在了，三省作为宰相机构不再具体负责政务的处理，而是由尚书省下的六曹来执行。这与时代的中书不断扩展自己的政务处理范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元丰改制不但使宰相之间有了更多的制衡，也解决了熙宁时代宰相所掌事过多的问题。
正如吕公著所说：“此盖先帝临御岁久，事多亲决，执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当时为可行。”还有一些说法，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谪者。”再如元祐元年（1086）二月，左司谏苏辙在论及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李清臣、安焘时说：“陛下必谓此等皆先帝旧臣，不欲罢去。然不知先帝以绝人之资独运天下，特使此等行文书、赴期会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议论，此等何尝与闻。”朱熹也说：“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这说明，元丰以后的神宗本人更加走向前台，行使政务裁决的职能；而宰执则以奉行成命、趋承左右的疲弱形象出现，与王安石之时不可同日而语。
改制之前，宰执用“批状”处理“日生小事”或下令勘当“事之方议者”，“批状”直付有司、不经圣裁，元丰改制后这一文书形式被取消；第二，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突出了宰执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宰相王珪和蔡确，其形象和熙宁时的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王珪还是蔡确，在神宗眼里，都不是论道经邦的大臣，而是奉行成令、趋承左右的“庸人”。
元丰改制调整了君主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它致力于使政务裁决的职能向君主本人收拢，三省则更多地成为奉行君主成令的机构。正如刘安世（1048‐1125）所说：“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
将分享权力的宰相机构变成奉行君主成令的机构同时，神宗还努力摆脱其他的权力制约。
本文摘自：《中州学刊》2007年第11期，作者杨世利，原题：《论北宋诏令中的内降、手诏、御笔手诏》
宋神宗朝的内降数量多，且多以”上批“的形式出现。据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共有”上批“910条，其中神宗朝占了894条，哲宗朝为16条。元丰五年（1082），蔡京编成《中书御笔手诏》，从治平四年（1067）到熙宁十年（1077）共1346事，分21册。
神宗朝的内降则包括国家政事的方方面面。有对官员的赏罚任免，有对新法实施的指导，甚至对边防战事的指挥。南宋人楼钥说：“神宗作兴，凡事多出圣裁，虽边徼细故亦烦亲洒。是时蔡京方为检正，建请差官置局编类为书，遂委京编次，此盖老奸相业之本也。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辟公议，行私心，变法度，崇虚文，遂创御笔之制，违者以违制论。”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神宗朝御笔手诏和徽宗朝御笔手诏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御笔手诏所涉及的内容有多么广泛。
神宗朝的内降诏狱大大增多。大理寺成了专门审理诏狱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监察御史上官均弹劾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三人“自元丰以来，相继为大理卿，每有内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实，专务刻深，高下其意”，造成了很多冤狱，出现了“都人惴慄，不敢偶语”的恐怖局面。
神宗朝内降的特点是很少有臣僚抵制内降。其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扩大了，但却看不到有力地抵制。神宗对自己以内降处理朝政缺乏反省，大臣们又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内降，正是神宗朝御笔手诏大行其道的原因。
宋神宗朝的权力制约机制已开始遭到破坏，专制性大大增强。表现在宋神宗推行新法，听不进不同意见，对反对派采取了打压的政策，这样就使得在位的官员成了清一色的改革派，再也听不到批评意见了。
神宗打破制度规定的对权力的束缚之外，对于之前构成分权与制约的主体--士大夫阶层，也精心予以处理，试图从思想上将之也收服于皇权脚下。
本文摘自：《中国思想史》，作者：葛兆光，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从中唐以来一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含有相当强烈的集权主义取向，政治上所谓的“立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希望强化中央的权力，以国家权威的支持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的弊病。文化上所谓的“一道德”，背后，实际上是用政治权力笼罩与涵盖文化权力，用统一的思想秩序消除普遍的混乱。据说，很恼火“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的现象，他在私下里给朋友写的信里，也表露过对“一道德以同天下人之俗”和“人无异论”的一统状况的期望，而在公开场合，他也极力建议在“朝廷纲纪未立，人趣向未一”的情况下强化君权以控制舆论，因此当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郑重地提出“经术，令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的看法，并且希望王安石“令学者定于一”的时候，其实这里已经暗含着一种很严厉的专制倾向了。
可以说，在变法的背后，神宗扩充皇权的努力获得了全方面胜利。但这胜利带来了什么？很遗憾，正是神宗的胜利直接将北宋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本文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作者：李裕民，原题：《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是大倒退，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很难的，司马光等人用老太后的权势和个人的威望，想一下子将国家拉回到熙宁以前的状况去，已不可能。他们既不能解决以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触犯了新法集团的既得利益，便很快成为历史，北宋王朝只能继续沿山坡往下滑去。
比较能干的皇帝在位，独断的副作用稍小一点，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涂的皇帝，局面就完全变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台，先后重用蔡京、王黼为相。他们进一步鼓吹独断，童贯、梁师成之流时时假借御笔弄权，与奸臣里外勾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身。论其原由，不能不说是破坏皇帝与土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皇帝世袭制度下，继位者不可能个个都好，良莠不齐是必然的，在皇帝有能力控制局面时，实权在皇帝手里，如果实行的政策正确，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如果实行的政策错误，就可能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在皇帝无能力控制局面时，其实权力就会下移，宰相就会打着皇帝的名义搞专制，南宋不断出现权相是加强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监察机构原是维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的重要机构，对宰相起监督作用．对皇帝起谏诤作用，但新法以后逐渐成为政府的附庸，成为掌权者打击政敌、剥夺士大夫议政自由的工具。
宋代的用人，变法以前，要看学历（是否进士）、资历、政迹，还要有足够的推荐人。官场风气比较正，但按部就班，不利于一些能干的人马上到关键的岗位上去。变法以后，有些能干的人如沈括很快从地方到了中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但整个官场风气越来越坏，政治投机、趋炎附势，随处可见，谁得势就跟谁，反复无常的小人越来越多。官场风气一旦变坏，要想重新扭转是十分困难的。吏治的加速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的垮台，即使没有外敌，也会自取灭亡。
但是，制度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仁宗时代强大的制衡和监督是怎样被神宗颠覆的？让我们从细处观察他走出的每一步。
首先，神宗是如何破坏宰相机构的分权，中枢的决策和行政权力完全收回的呢？我们先要了解神宗面对的，是怎样的宰相机构。
本文摘自：《论元丰三省政务运作分层机制的形成》，200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罗祎楠
北宋前期政务的运作过程中，中书门下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皇帝在接到臣僚和有司上报的政务后，往往需要将自己的意见批下。皇帝的批示会有两类接受单位。一是上奏者本人，或者皇帝指定办理的其他机构。二就是中书门下（包括枢密院）。皇帝批给中书门下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它可以办理。皇帝对这些批下的政务，或者有意见，比如按照臣僚上奏的办理或皇帝自己提出办理的方法；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就让下面的部门包括中书门下讨论决定，再行上报。而如果皇帝是批给了上奏者或者其他部门的话，其批示只能称是“内降”，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必须通过让有司申中书门下覆奏皇帝取旨的方式，使之成为有效的正式旨意。仅仅以内降指挥政务是不合法的。
也正因此，北宋前期才要求凡是皇帝直批示的旨，必须通过中书门下或者枢密院的覆奏“中书、枢密院、三司奏事得旨，即日覆奏”。
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参与，皇帝的命令是不能成为合法的官方命令的。就政务的流经部门来看，基本所有的政务都要以各种形式经过中书门下。这就使中书门下在政务处理中与皇帝一起发挥重要作用。从权力的角度看，皇帝和中书门下分担政务的决定权和办理权。皇帝可以通过内制起草文书，将自身在办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意见以文书的形式出现。这是皇帝具有政务决定权和办理权的体现。而中书门下以敕牒札子等形式的文书使皇帝的命令合法化。这也正体现出中书门下多具有的政务办理权和决定权。
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和皇帝是互相依存的两个处理政务的重要部门。他们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互相分工并且互相依存。他们都具有政务的决定权和办理权。并因政务事情的重要程度来分别行使这样的权力。但就政务决定权上来看，北宋前期从制度上规定中书门下和皇帝需要共同具有分享决定权。
从绕不过去的宰相机构手中收回权力，是意见比较困难的事情，神宗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0年7月26日第9版，作者：张剑锋，原题：《天变到底足不足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北宋神宗年间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口号。
所谓天变足畏，来自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可是，“天”不会说人话，只能通过一些打雷、地震、日蚀之类的天变来发表它的观点，因此必须有人来翻译、解读，这些人又是谁呢？就是士大夫阶层。这样一来，情况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理论，实质上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
虽然在皇帝们倒行逆施的时候并不总能及时的发生天变，而士大夫们对天变的解读也并不总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种对皇权难得的制约手段，在皇权一家独大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有着相当积极意义的。
而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也不足畏了，祖宗也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的呢？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在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在通过“三不足”口号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而宋神宗与王安石又“上与安石如一人”的情况下，在变法的前几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就是接下来，神宗的第二步：
本文摘自：《论元丰三省政务运作分层机制的形成》，200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罗祎楠
除了司农寺这样于中书门下外设立的机构外，在中书门下内部，也产生了检正官系统，以及职能加强了的堂后官系统。这两个系统受中书门下和皇帝的直接指挥，在新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从政务奏报机制上来看，它们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报政务。神宗在熙宁变法时就多次派中书检正官到各地察访常平及农田水利差役等事。而这些外放的检正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报政务。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堂后官身上。堂后官和检正官在政务奏报和审批过程中地位的重要，甚至反映在了文书的行文过程中，他们以作为单独单位而上报政务，与政府部门相同。当时在向地方公开的诏敕中，出现了没有中书门下签署出现的情况。从文中提到的“进呈，奉圣旨依检正官所定”的字样，可以大致判断，这里提到的应当是札子。北宋前期的敕牒或札子都需要经过中书门下的签署。因此，这里的情况是“失号令之体”的表现。
还有的文书只作某房。这里指的是堂后官。这类敕牒或者札子也没有中书门下的签署。可以推测，和前面情况一样，这里的文书也是直接由堂后官签署。尽管在北宋前期的文书运行中，实际草拟和运作的也是堂后官，而宰相只是负责签署。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中书门下某房签字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堂后官只是中书门下的办事部门，并非正式的政府部门。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与皇帝控制变法事务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安石通过对堂后官的操纵，绕过了冯京等人，而直接和堂后官处理上报政务。这种情况，不仅仅在上面的这个奏状中有体现，从当时其他人的议论来看，的确是存在着这一情况的。
在制度上出现的堂后官或检正官堂前化、部门化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安石和神宗变法的需要。为了绕过对变法反对的人或部门，王安石和神宗往往通过直接调整机构的方式，使一些机构的权力加强，从而使之在政务奏报和处理机制上处于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地位。
王安石和神宗在熙宁变法设计官僚机构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绕开原有的机构和人员，而直接任命变法需要的人员，建立变法需要的机构。这些重要机构如司农寺，条例司以及堂后官，检正官和王安石与神宗的个人意志有密切的关系，是受他们直接控制的。正是为了适应这种直接控制的需要，它们在文书奏报上，才能出现具有直接上报政务的权力，并且受皇帝的委托，参与变法条例的指定和直接参与变法事务的决策。
在新法过程中，支持变法的人士可以担任施行变法部门的重要领导。而这些部门又对皇帝负责，和王安石关系密切。制度的变化和人的因素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熙宁变法中机构设置以及政务运行机制的一个新的趋向。
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下，通过设置直接向皇帝和王安石负责的新机构，神宗和王安石成功绕过了整个宰相机构本身，而将实权集中在他们两手中。这个时候，王安石就显得多余了。于是……
本文摘自：《史学集刊》2986年第3期，作者：王广林，原题：《试论王安石两次罢相》
随着年龄和政治经验的增长，国势开始好转，政权趋于稳定，宋神宗则难以容忍相权对君权的干涉，更不能容忍大权旁落。他要自己独掌大权，建立伟业，追比先皇，因此，与宋神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宋神宗与王安石矛盾的根源是国家权利的分配问题。王安石竭力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加强宰相的权。他在与宋神宗谈话时，不断阐述君主不应过问国家具体事务，君主的主要职责是掌握国家大政方针。
王安石任宰相，中书的权力逐渐恢复和扩大，几乎总揽了全国行政事务，至于部分军政。宋神宗以师臣待王安石，几乎言听计从，即使和王安石有异议，最后也不得不保留自己意见，照王安石意见行事。不然，王安石或称病家居，或辞解机务，客观上无异于要挟宋神宗，给宋神宗心理上施加一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会产生一种逆向刺激，使宋神宗对王安石由敬重、信任转变为猜疑。
宋神宗是一个想有所做为的皇帝，更不能居人之下，受人摆布的。逐渐地，宋神宗表露出对王安石擅权专国的不满。到了熙宁七年以后，吕惠卿早已服除入朝，并居翰林学士等要职，为拜相做好了准备。宋神宗觉得时机到了，恰巧此时反变法派发动了对新法的又一次进攻，于是，就利用了市易司事件，逼迫王安石辞职，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宋神宗真正注意力并不在市易司事件上，反对根究市易司问题的吕惠卿照样升官，只是要利用市易司事件逼迫王安石辞职下台，以造成王安石主动辞职的假象，欺骗公众的舆论。所以，当王安石离职后，市易司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在宋神宗赐王安石手诏“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劄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也”中，表明了宋神宗丝毫不惋惜王安石的离去和做为胜利者的几分傲气。
但事实证明，吕惠卿的威望、品德都远逊于王安石，并且是一个不易于驾驭的人。引起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怀念，为了国家，第二次起用王安石为相。但此时的宋神宗已不象从前了，他需要的不是师臣和权相，而是一个听话、能干的宰臣。因此，中书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王安石也感到宋神宗对他有厌恶情绪，故事多不从，“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王安石不甘心做一个庸庸无为，俯耳听命的宰相，多次辞相。此时的宋神宗政治上已经成熟，新法推行日久，王安石的为相与否，不系大局，又不能屈自为用，宋神宗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第二次罢相。终神宗之世，王安石未再入朝。
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神宗将宰相机构的权力收归己手，这时，他更进一步，利用士大夫阶层一直以来要求整理官制体系的呼声，推行“元丰改制”，将独裁权力制度化固定下来：
本文摘自：《走出新旧：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1086-1100）》，200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作者：方诚峰
《神宗正史·职官志》云：“熙宁末，上欲正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