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爱国贼 爱国愤青的奇葩言论
松柏高立图
受辱蒙羞既久，使国人心理不再完整，遂对爱国抑或卖国的机警，远远超出了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但有人看出了其中的荒谬。
陈独秀有句令人发汗的名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在一个专制恶国家，政府是统治百姓的工具，而非社会服务的机构，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是专制的既得利益者，都能够从专制权力结构中分取自己的职权所决定的那一杯羹。如若不赋予百姓公民权，不为百姓提供任何的社会保障，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百姓与国家自然不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个人也就难以意识到个人对公共事务的责任，百姓无从得知他们身处其中的真实社会状态，生活在集体无意识中，坐在火山口上而浑然不觉。于是便出现了外敌一来，满世界都是汉奸的现象。这也不能都怪他们，他们是臣民，而非公民，臣民的特征是谁为统治者就臣服于谁，成王败寇，不论是非。和平年代则是执政者趾高气扬，执迷不悟，社会问题沉疴痼疾，越积越重，坝内坝外的水位差越来越大，改良屡遭挫折后，只能流变为毁灭性的溃坝。陈独秀的见解确实独到。类似的话，英国哲学家爱德蒙·柏克也说过：“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19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也说：“我无法痛苦缄默地闭上双眼去爱祖国，我有义务说出痛苦的真相，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痛苦的真相。”许良英诠释了这些话的合理性：“国家为人而立，而非人为国家而获。”
胡适针对此种爱国主义，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而卢梭的话更为直截了当：“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胡适这句名言的含义是：个人自由、人格的确立，即民主和自由两大基本权利的确立，才能使之具有民族和社会责任，从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国家。个人自由的确立，即公民地位的确立。
但多数人不敢触及此话题，因为爱国主义是多数人所崇敬的朴素情感，所以爱国主义往往是情绪化的产物，一旦有人煽动，马上会有众多人蜂拥附和，尤其在失去主权时。赤子情怀，实则赤子崇拜，既是崇拜，即非健全的个体人格。资中筠回忆抗战胜利的一刻时写道：“抗战胜利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蒋介石对沦陷区同胞的一个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都感动落泪，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这种感觉与1949年在广播中听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
1946年10月，齐白石南下金陵举办画展，经由学生张道藩引荐，拜会了蒋介石，遂为之为蒋介石六十寿庆而作巨幅《松柏高立图》，图绘雄鹰傲然立于苍松之上，“鹰”寓“英雄”，“松柏”喻长寿。题画诗曰：“松枝垂荫芊芊草，柏树高孥淡淡云。天日青明风景好，呼鹰围猎八千春。”不仅如此，白石老人还饱蘸浓墨，配以一副篆书对联：“人生长寿，天下太平。”书画相衬，珠联璧合。画家给老蒋祝寿，表达的是结束战乱后对和平的殷切渴望，这是中国百姓普遍的心愿。此画于2011年5月22日在嘉德拍卖会上，以4亿多元成交，创造了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新纪录。1950年10月，齐白石挑选了一幅1941年所绘的一幅《苍鹰图》和一副1937年所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篆书立轴，送给毛泽东，同样是雄鹰图，同样是篆书联，同样是书配画，盖表达也是同样的心愿。
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中华书局2010年3月版）中称1956年张大千移居巴西时，因经济困难，将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北宋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三幅古画“以极低的价格全部‘半送半卖’给了祖国”是爱国，但此前将国宝携带出国，是否也叫爱国，书中未提。书中还写道：“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我不能让后人谴责，我虽不能流芳千古，但绝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但事实是，当时的中国画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走势低迷，不好出手，卖给国内不妨是个好的选择。张大千是位成功的画家，更是位出色的商人，一位游走于政治边际的高手。
爱国主义真是一只大箩筐，什么人都可以借题往里装，以爱国之名，行私利之实，“爱国贼”也。何谓国贼？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是为国贼。王安石改制爱国，司马光守制也爱国，岳飞主战爱国，秦桧主和也爱国，孙中山革命爱国，康有为保皇也爱国，重庆政府是直接抗战，南京政府则间接抗战，蒋介石抗战救国，汪精卫和平建国，软硬不同，爱国则一。有种称呼叫“著名爱国人士”，意味着此人非党非派，居体制之外，或归国华侨，或港澳人士，甚至特赦战犯、异己分子。
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果然。义和团们以爱国的名义，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仇视洋人，盲目排外，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爱国乎？误国也。鲁迅在《随想录三十八》中言：“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实在是深刻。受“五四运动”感染，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了“青楼爱国团”，并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其在传单中写道：“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一时成为报端的热议。列宁说过：“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时，爱国主义的破旗便又散发出臭味来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也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确系如此。
抗战胜利后，汉贼不两立的傅斯年开除了伪北大诸教授，为此容庚写了万言书自辩：“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周作人则于1949年7月4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了将近六千字的长信，为自己洗刷罪名。其爱国表现是：出面保全了北大理学院的房子，收回了北大图书馆、文史研究所以及北平图书馆。
呼唤什么缺什么。我们不缺少冠之以各种名堂的爱国主义，何以仍在呼唤爱国主义，我们不缺激情的爱国主义，缺的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所谓“恶国家”之“国家”，实则指政府，所谓“恶国家”即“恶政府”。1933年4月，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席上慷慨陈词：“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而他在此前两月所写的《辩诉状》中也阐述道：“国家现状如此，国民党腐朽反动所致，如此误国的党误国的政府，若不早去，则必定会丧失国家前途。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者’！而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误国的政府，才真的是挽救民国者！”在陈独秀看来，爱国家与爱政府是两码事。政府只是暂时被选择来治理和营运国家的，它可能动荡，可能倒闭，但国家不会，故国家利益高于政府利益。尊君的辜鸿铭曾辩解：“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辜夫子也将爱国家与爱政府分得很清。
在爱国的旗帜下，国家能够强大一时，却不能使之仁义起来，没有仁义，其强其大，仅仅一时而已。中外古人皆知此理。古罗马的罗慕路斯与女儿蕾娅有段精彩对话：“罗：对一个人的忠诚比对一个国家忠诚要伟大得多，也困难得多。蕾：现在讲的是祖国，而不是一个国家。罗：每当国家准备致力于屠杀的时候，它就称自己是祖国。蕾：我们对祖国无条件的爱使罗马变得伟大。罗：但我们的爱没有使罗马变得善良，我们用我们的德行喂饱了野兽。”英国哲学家勃特兰·罗素的话则直截了当：“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茅于轼先生也说过一段精彩的话：“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他又说：“爱国实际上鼓吹的是爱君皇，不是爱百姓。为了君皇的利益可以牺牲百姓。为了保江山（实际是保皇帝）牺牲百姓在所不惜。”在此推理下，颠覆国家的罪名，便值得怀疑了。
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击钟招百官，竟无一人趋前，随其煤山赴死者，一太监耳。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联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勿伤百姓一人。”可怜至极。李自成将崇祯尸首弃之大道，也无一臣前来哭泣，惟有一僧人以麦饭祭吊。次日，李下令百官报名相见，大臣皆往，候一日而不得见。何以百官皆好降？专制之必然结果也。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秦朝，始皇帝一死，文臣无一殉国，武将皆降。六国亡，仍有人复国，秦亡，乃真亡也。历史有历史的清算方式，纵将爱国主义响彻云霄，也无济于事。辛亥年10月30日，隆裕太后也无奈下了“罪己诏”。后良弼被炸之日，隆裕太后掩面而泣对殿前的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孤儿寡母，好不可怜。1912年2月12日，裕隆太后流着泪，在这养心殿中宣告清帝退位诏书。退位之前，与袁世凯又是相对而泣。皇恩浩荡，国亡之时，何以未见一抵抗者，未见一殉节者？专制之必然结果也。先前指天誓日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何在？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高明，恰在于看出了其中的荒谬。还是晚清人士宋恕说得好：“悲莫大于人荒。心死之极，流血千龄而不稍动恻；人荒之极，纵横万里而不得一士。”呜呼！
杨绛曾言：“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只是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唱爱国调的杨绛，却是真的爱国者。《许倬云谈话录》中说：“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到五十岁我才理解，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固然是不容怀疑的情绪，但是到五十岁以后，我理解到人间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将爱国思想摆在一边的许倬云，也是真的爱国者。
被德国纳粹法庭以叛国罪处以死刑的马克·尼姆，于法庭最后陈辞：“所有德国人都知道天快亮了，只有你们还在坚守黑暗。”纳粹投降前夜，年仅21的他在柏林被枪杀。尊其遗愿，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行字：“当你的祖国被独裁所统治，‘叛国罪’是对你最荣耀的评判。”小伙子所要叛逆之国，即陈独秀所谓“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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