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创]《素问》和《灵枢》并非《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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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书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云：“《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但自唐以来，医家及史家均认为《灵枢》和《素问》即是《黄帝内经》，其原因乃是源于两篇序文，一是今本《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二是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及《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而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又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一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然而这两篇序文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针经》或《灵枢》与《素问》是《黄帝内经》,(“皇甫谧自序”我已在“《针灸甲乙经》及皇甫谧自序并非皇甫谧所作”一文中说明为唐代伪作)都只是依据《针经》或《灵枢》与《素问》的卷数之和与《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卷数相同来推测《针经》或《灵枢》与《素问》即《黄帝内经》。所以自明清以来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观《素问》、《灵枢》之即《内经》，则余言概见矣。《素问》今亦称《内经》，然《隋志》止名《素问》，盖黄帝内外经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后人缀辑，而易其名耳。”清代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说；“《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一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河北医学院主编的《灵枢经校释》指出：“晋·皇甫谧关于《黄帝内经》即《针经》、《素问》的说法，曾有人提出怀疑，由于皇甫氏未提出任何旁证，史载书目在此之前又从未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怀疑可说不无根据，如果《黄帝内经》确然不属《灵枢》《素问》，那么，根据《灵枢》、《素问》的学术体系形成情况而论，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即可突破刘向校书标目的时间，而下推至东汉。”（灵枢经校释，1982年版，前言页）
吴考槃认为“《黄帝内经》汉季已亡,不是《素问》、《灵枢》,而《内经》学说可以说是《素问》、《灵枢》的祖述蓝本。《素问》、《灵枢》不是《内经》异名，而《素问》、《灵枢》可以说是《内经》的继续著作。而皇甫谧、王冰炫耀其编注《甲乙经》，以《素问》《灵枢》为《内经》这是以杭作汁，不符事实的。”（吴考槃，1983《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第13卷第2期85-87）
职延广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油，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是对医经七家的总括提要。《汉书·艺文志》著录医经七家必各有内容，绝少彼此重叠的情况，《黄帝内经》仅是所载医经七家二百十六卷中的十八卷，不可能涵盖《汉书·艺文志》所概括的‘医经’的全部内容。其次，《汉书·艺文志》，张仲景、《隋书·经籍志》称均不支持《灵枢》、《素问》合称《黄帝内经》的说法。此外，《素问》、《灵枢》的卷数和体例与《汉书·艺文志》中医经七家、经方＋一家不相符合。从以上三点分析．可以初步表明古之《黄帝内经》并非由《素问》、《灵枢》组成，《素问》、《灵枢》较《黄帝内经》晚出。（古今《黄帝内经》质疑，河南中医1983年，第3期20-21）
余自汉认为“皇甫谧所言《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素问》两书的主要依据是《灵枢》、《素问》两书卷数之和与《七略》、《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卷数相合。由于皇甫氏未能提出任何旁证，且此前此后的史载书目，又从未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皇甫氏关于《灵枢》、《素问》即是《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值得考虑的。”“汉代的‘卷’与‘篇’的概念基本一致，‘卷’中不言‘篇’。西晋以后的‘卷’，则与‘册’的意义相当，故其中又分‘篇’。……‘《黄帝内经》十八卷’，实际就是《黄帝内经》十八篇，此篇卷相同者，因篇中不可能再分篇。所以十八篇本《黄帝内经》不可能包括今日各九卷，而九卷又有八十一篇本的《灵枢》、《素间》两部书。”（余自汉，1990《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关系初探）
田树仁认为：“《素问》、《九卷》之名始见于《伤寒杂病论序》，说明东汉未年二书无疑已出现，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西汉末年尚未出现，二书当成书于东汉。最重要的是‘心属火’这种五行应五脏的格局只有在东汉才出现。从传世可靠的文献看，与《素问》、《灵枢》五脏配五行体系相同，时间最早者莫如《白虎通·性情》……汉光武帝以衣赤伏符。受命，践柞后，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始正火德，色尚赤’，宣布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谶纬是“国宪”，是国家典章制度制定的依据，功令必读之书，地位甚至在经书之上。“心属火”的五行配五脏首先由谶纬纬提出的（或谶纬纬吸收了身为帝师的《尚书》欧阳家桓荣等的观点），医学在汉代被视为‘小道’，地位甚低。像《灵枢》、《素问》那样的‘心属火’只能是以‘汉为火德’为纲的产物。”文章还认为皇甫谧治史不够严谨，好附会，在依据缺乏的情况下，仅以《七略》、《艺文志》简目所提供的卷数来判断《灵枢》、《素问》即《黄帝内经》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结论是五脏五行观是“心属火”的《灵枢》、《素问》，只能出现在东汉，二书并非《黄帝内经》。（田树仁，1991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
俞世伟亦认为：“如果说皇甫谧得到一部《汉书》时期的《黄帝内经》原版本，并与晋初流行的《针经》、《素问》对照比较得此结论，确令人以信服。而皇甫谧则是‘按《七略》、《艺文志》’，可见仅仅推测而已，未免有些穿凿了。”（俞世伟，1993《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关系考析）
廖育群在《岐黄医道》一书中对皇甫谧之说亦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四点质疑。
1《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4类医籍，“凡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除今人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全部荡然无存。何独此书能够流行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
2《汉书·艺文志》载书，“篇”、“卷”计算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黄帝内经》仅18卷，亦即18篇之份量，不可能容纳今本《黄帝内经》如此之多的内容162篇。复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其他医籍比较。《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有30卷、《五藏六府病十六病方》有40卷，其下《五藏六府痒十二病方》亦为40卷等等，均大大超过《黄帝内经》的卷数。难道可以相信仅仅记载“痹”、“疝”、“掸”之某一具体病症的方书能达到超过今本《黄帝内经》两倍之多的篇幅吗？
3今本《黄帝内经》由《素问》、《灵枢》两部独立著作组成，《汉书·艺文志》中并无此类现象。两书用语、理论取舍等方面有许多不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原本就应该是互不相关的两部独立著作。
4《素间》、《灵枢》（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两书名一直分别使用，见于历代正史书目。称其为《黄帝内经》实只是晋人皇甫谧的一种猜测，唐王冰宗之，再由后世医家口笔传播至今，却未被历代书志所承认。从以上这些难以说通的地方看，《素问》和《灵枢》必定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廖育群，2008）
到底《黄帝内经》是不是包括《素问》和《灵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一下。
一、从刘向校书探讨《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总序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这两则文献表明，《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都是经刘向等校理过的书籍。刘向等人校书的情况，在《别录》佚篇中有所反映，今存的《别录》佚篇有《战国策》、《晏子》、《荀子》、《说苑》、《管子》、《列子》、《邓析子》等。如《战国策叙录》曰:“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篇。……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孙卿子叙录》曰:“臣向言:所校雌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管子叙录》云：“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身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从《别录》佚篇可知，刘向等人的校书过程，首先是广搜异本，然后是相互校勘，除其重复，考其讹误,定其篇目，冠以书名，最后以简册书写作为可缮写的定本。每校完一书，都由刘向写一叙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辨其讹谬，上奏皇帝。而刘歆的《七略》通常于每一书下也都有解释。如《汉志》“《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七略》云：“《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注）《山海经书录》云：“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从存世的《素问》、《灵枢》的规模来看，每部书均为81篇,两部相加则为161篇,尽管七大论为后人所加,但均属鸿篇巨制，其文采及说理皆不亚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任何一部经典，若《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包含有《素问》与《针经》（或称《九卷》）两部书的话，在《别录》中肯定会有说明，那么，凡是读过《别录》《七略》的人都会明白《黄帝内经》是否包含有《素问》与《针经》（或称《九卷》）。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可知《别录》《七略》在唐初尚存于世。直到《旧唐书·经籍志》尚有记载，如《旧唐书·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经籍上》“《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书籍乃开元九年（722年）以前之书，《新唐书·艺文志》则沿袭《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到宋初的《崇文总目》已不载《别录》《七略》，说明《别录》《七略》亡佚于开元九年以后。《旧唐书·经籍志》载：“禄山之乱，两部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故《别录》《七略》很可能亡佚于“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人的著作已很少征引《别录》、《七略》的内容，多引录《汉书·艺文志》，故从东汉直至唐初的医家及士人，都有可能阅读过《别录》《七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曾引用过《别录》内容。李善注《文选》时亦有引用《别录》《七略》的内容。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素问》和《灵枢》的流传情况看，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说《素问》和《灵枢》是《黄帝内经》，例如：王叔和在《脉经》中引录了大量《灵枢》和《素问》的文字，并未提是《黄帝内经》。皇甫谧在其著作中只提《素问》之名，也未提《黄帝内经》之名。如《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中引皇甫谧《论寒食散方》云：“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南北朝时，北魏的崔彧、齐梁时的全元起、北齐的马嗣明等均研习《素问》，但也都未说《素问》是《黄帝内经》。如《魏书·卷九十一·列传术艺第七十九·崔彧》云：“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北齐书·卷四十九·补列传第四十一·方伎·马嗣明》“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云：“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亦只称《素问》，而未称内经。如《本草经集注》序录云：“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多更饰之尔。”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引录《素问》之文也称“《素问》云”。《隋书·经籍志》云：“《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黄帝针经》九卷梁有《黄帝针灸经》十二卷”，只说《黄帝素问》和《黄帝针经》，其中所说的“梁八卷”是指梁·阮孝绪的《七录》著录的《黄帝素问》是八卷。田树仁、王建中在“《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一文中认为：“梁．阮孝绪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辫其论谬……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七录序》）。显然，阮氏是见过《别录》的。作为目录学大家，设《别录》确揭示《素问》、《针经》即《黄帝内经》一书．那么阮氏著《七录》时，为什么仍不合二者为《黄帝内经》一书，却任其继续割裂呢？《别录》晚唐后始佚，唐臣长孙无忌等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他们是见过这本书的。为什么他们修《经籍志》时，仍不合《素问》、《针经》为一书呢？”。唐初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亦未提《黄帝内经》之名，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云：“凡欲为大医．必须《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以上这些资料表明《别录》中根本就没有注明《黄帝内经》包含《针经》和《素问》。此外，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小序及所载医经的内容来看，也可知道《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内经》并不包括《素问》和《灵枢》，如职延广在“古今《黄帝内经》质疑”一文认为：“《黄帝内经》之名称，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中既末注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二书，而且还记载了《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等医经七部，共二百一十六卷，而《黄帝内经》一书．仅是其中的十八卷。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不知向歆（即刘向，刘歆）校书，合中外之本以相补，除复重订著为若干篇，著之《七略》，《别录》，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中医经七家必各有内容，绝少彼此重叠的情况。《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以上一段话是医经七家的总括提要．并非单指《黄帝内经》十八卷而言，且《黄帝内经》十八卷．只占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的一小部分。现今日《素问》、《灵枢》二书的内容，脏腑．经络、阴阳、表里、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摄生，应有尽有，似已将医经七家的基本内容嚢括无遗。”
以上文献表明《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根本就不包含《素问》和《灵枢》。
二、从《汉书·艺文志》的“篇与卷”探讨《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的关系
前人对《汉书·艺文志》的篇卷问题，已有所论述，但都没有说清楚。例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云：“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记。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人汉始有卷也。”叶德辉《书林清话》：“《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王国维《简腆检署考》：“古籍用帛写的称卷，用简册写的称篇。”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篇》:“文字的体裁先是竹简，所以称篇；然后用帛，所以称卷。”上述学者都认为《汉书·艺文志》的篇与卷是“篇从竹简，卷从缣帛”，但从现存文献及考古资料看，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从考古所获简帛书实物来看，帛书有的成卷，有的则折叠存放，且大部分是折叠存放的，而竹简书都是卷起来收藏的，即“卷而藏之”，故不能说称“卷”的书是缣帛，称“篇”的书是简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时的帛书存放形势是折叠的而非卷起来的，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五十三枚竹简出土时就是卷成一卷的，因此，《汉书·艺文志》称卷、称篇的区别并不是以竹简或缣帛来决定的。
西汉时的书籍，虽竹帛并用，因竹简较之缣帛易得而价廉，故书籍的载体主要仍以简册为主。古人在竹简上作文，通常是先用丝绳将许多“竹简”编联成册，称“简册”，然后在“简册”上书写文章。如《汉书·路温舒传》“截以为牒，编为书写”，《后汉书·周盘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朱德熙亦认为“简用丝绳或麻绳编联起来就成为‘册’，……每册包含的简数可多可少，在一般情况下，先将简编成册，然后再书写。简册收藏的时侯，捲成一卷。”（朱德熙古文字论集138页）。据刘向《別录》佚文所载，刘向每校完一部书，均以杀青简书写成定本，而不是以缣帛书写。王国维《简版检署考》亦云:“刘向序录诸书，皆云‘定以杀青’，是书籍多用简也。”说明《汉书·艺文志》所录书籍应该都是写在竹简上的。《说文》云：“篇,书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篇,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云：“古之经典，书于简策，而编之以韦若丝，名之为篇”。《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诏贤良咸以书对，著之於篇。”，《论衡·书说》：“著文为篇”。从以上文献可知，“篇”是指写有文章的“简册”，在一册“简册”上面书写的首尾完整的文章则称为一篇文章，以后“篇”逐渐成了文章的计量单位。为便于收藏和携带，常将“篇”卷起，则称为卷，若一卷“简册”写一篇文章，则在数量上“篇”与“卷”相同，即一部书，有多少篇文章，该书所用的简册就是多少卷。若文章短者，可数篇写在一卷，若文章长者，超过了一卷“简册”的容纳度，则一篇可写在数卷上。在这两种情况下，“篇”与“卷”在数量上就不相同了。因此，“篇”与“卷”在含义是不同的，故《汉书·艺文志》称篇称卷的区别在于：“篇”是指书籍所含文章的数量，卷是指书籍所用简册的数量。用篇计数可以使人明白该书有多少篇文章，若用卷计则不知该书有多少篇文章，只知该书所用的简册是多少卷。此外，从《汉书·艺文志》及刘向《別录》佚文还可看出，《汉书·艺文志》中以篇计数的书,其书都是由有篇目的文章组成的,若书中有篇目文章数多于卷数，则加以注明，如尔雅。而以卷计者，则说明该书中的文章是不分篇目的，并分写于多卷简册中，故不能以篇计，只能以所用简册的卷数计量。
在《汉书·艺文志》中，《黄帝内经》是以卷计量的，说明《黄帝内经》是一部没有篇目的古医经，用了十八篇简册书写，而《素问》《灵枢》则均是有篇目的,因此，这两部书不能包涵在《黄帝内经》中。余自汉与廖育群两先生均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十八卷《黄帝内经》不可能容纳《素问》《灵枢》两部书的内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能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由于刘向校好的书都是写在简册上，因此，有必要考查一下汉代简册的形制，以了解十八卷简册的《黄帝内经》是否能包含《素问》《灵枢》两部书的内容。前面已经说过，汉代简册多是先编后写的，刘向为国家校书，所用简册也应该是先编联好的，并且是按规定的形制生产的，不论从竹简的长度、宽度以及每一卷简册由多少支竹简编联而成都应该是有一定规格的。从目前出土的实物来看，汉代竹简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的一尺，宽约0.5-1厘米，厚约0.2-0.3厘米，每片写一行，每行约25-30个字。据张延昌等考证：武威汉代医简“简长一般为23-23.4厘米，简宽为1厘米和0.5厘米两种规格。……简文系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张延昌，朱建平武威汉代医简研究1996，第3页）至于每卷简册由多少支竹简编联而成，很少有研究者留意，目前发现的完整简册中最长的永元器物簿是由77枚简编联而成，全长0.91米。邢义田在《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一文中写到：“《史记》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余万字，一篇平均四千字，一简三十八字计，一篇即有一百零五简左右。这比永元器物簿的七十七简还要多出近三十简，比睡虎地秦简《封诊式》部分的九十八支也要多。……从实用角度看，百简左右编联为一篇，已可说是合宜长度的极限。我们曾以七十七简的元永器物簿复制品作持握实验。一人两手持简册展读，两手伸开能握的简册长度顶多不过百简左右；再长，即不便完全展开，或必须收卷一部分。永元器物簿册由七十七枚简构成，全长九十公分。不论置于几案或手持展读，都还算方便。迄今在墓葬以外，还不曾出土比它更长的实用简册，应该不是偶然。”（古今论衡，2007，17卷，64-101页，出版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日期：2007-12-01）从以上资料可知，为方便阅读，简册的长度应在1米左右，若以简宽1厘米计算，每卷简册所用简数则应在100支以内，若按每简30字计，一卷简册最多能写3000多字。按这一规格，我们还可以《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书进行比较，如《战国策》12万字，33篇，也即33卷，以每卷3000多字计算也是符合的。再如《尔雅》1万2000多字，为三卷，以每卷3000多字计算也是符合的。《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为18卷，若以每卷3000字计，18卷简册所容纳的字数约为5万-6万左右。而《素问》《灵枢》的字数相加在十五万左右，故18卷简册是容纳不了《素问》《灵枢》的内容的。也许有人会说，《黄帝内经》是以缣帛书写的，其实，刘向的《别录》写明是用简册书写。即使用缣帛书写，18卷缣帛也不可能容纳近二十万字的《素问》《灵枢》，这也可从古代文献及出土文物来考查。据《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列传》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硃介青首硃目，号《太平清领书》。”《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今本《太平经》大约五十万字左右，已不全，就算原书80万字，帛书170卷，每卷大约有5000字左右。而《黄帝内经》18卷最多也只能容纳10万字，《素问》《灵枢》近十五万字，若用缣帛书写《素问》《灵枢》至少也在30卷以上。再从马王堆汉墓帛书实物来看，据朱德熙研究：“马王堆帛书的高度分48厘米左右和24厘米左右两种。汉代的帛幅广二尺二寸，48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可知前一种是整幅的帛，后一种是半幅的帛。……帛书的长度没有一定．有的相当长，例如抄有医方和其他医书的一卷帛书，估计全长在430厘米左右。帛书收藏的时后，或者一层一层地折叠起来，或者缠绕在二、三厘米宽的竹木条上，捲成一卷（后一种方法只用于半幅高的帛书）。帛书抄写前，往往先用朱砂画出竖格，每行宽约六、七毫米，……半幅的帛书一般每行写三十多字，整幅的帛书一般写六七十字。帛书的行宽与竹简的宽度相近，半幅帛书的高度与一尺简相近，整幅帛书的高度与二尺四寸简相近，每行字数也很接近。”帛书作为宫廷藏书，是供皇帝及大臣们阅读的，其形制是有一定规格的，不可能像殉葬品帛书那么长，故供皇帝及大臣们阅读的帛书一卷也应与简册相当，其高度应是半幅帛，长约1米左右。若《黄帝内经》是以缣帛书写的，以1卷1米长的半幅帛书计算，竖格每行6-7毫米宽，去掉头尾及朱砂画格线空隙后，1米长的帛书最多可有120行，每行抄写30个字，其总字数也就3000-4000字左右。18卷书容纳的字数最多也就是6万-7万字左右，故十八卷的《黄帝内经》也是不可能包括《素问》《灵枢》两部书的。
三、从五行配五脏看《素问》《灵枢》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五行学说是《素问》和《灵枢》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讨论的是五行配五脏的问题,在两汉时期,五行配五脏有两种情况，一是“心属土”说，一是“心属火”说,这与两汉所属德运有关，两汉的德运,曾经历了准火德-水德-土德-火德的变化过程。在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邹衍将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的盛衰更替相附会，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一德主运，这个朝代的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王朝的更替都是按照五行（或五德）相胜的规律进行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昭明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本纪·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西汉在高祖起兵之初,曾经有短暂的“尚赤”期,即火德。其后，高祖因秦有青、黄、赤、白四个帝祠而缺黑帝祠，遂将黑帝祠补上，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仍袭秦正朔服色。如《史记·封禅书》载:“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到了文帝时,张苍明确了汉之正朔为水德。《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云：“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由于西汉以新朝而袭用前朝的正朔服色,当时的大臣和儒生认为这与五德之运不符，因此，在汉文帝即位不久,大臣中就有人产生了改德之议。第一个提出改德的是贾谊，《史记》卷八十四“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孝文帝即位十三年，贾谊的改德之议又被一个叫公孙臣的人重新提起。《史记》卷二十八：“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
汉武帝即位后，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夏五月，进行了“太初改制”，《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卷》云：“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上诏宽与博士赐等共议，以为宜用夏正。夏，五月，诏卿、遂、迁等共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云。”“太初改制”后，正式确定了汉为“土德”。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提出以五行相生为特征的新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更替所遵循的规律是“五行相生”，而不是“五行相克”，汉应为火德。《汉书·郊祀志·赞》云：“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王莽在登基诏书自称黄帝之后裔，黄帝为土德，则新亦为土德，按“五行相生”规律，为火生土，那么，汉禅让于莽，则汉应属火徳。《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诏书云：“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光武帝起兵光复汉室后，则利用王莽“汉属火徳”之说，正式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后汉书·光武帝纪》：“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雒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
古人认为心在人体中的地位属君主之官，如《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中央土者，君官也。”“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内有四辅，犹心之有肝肺脾肾”。由于西汉为土德，五行中以土为尊，故“五行配五脏”以“心属土”。而东汉为火德，五行中以火为尊，故“心属火”。在刘向校书前，“五行配五脏”的内容是“心属土”说，即肾属水，肺属火，脾属木，肝属金，心属土。主要反映在《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太玄》等文献中。
《礼记·月令》：“春，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音角，……其味酸，……祭先脾。夏，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音征，……其味苦，……祭先肺。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音宫，……其味甘，……祭先心。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音商，……其味辛，……祭先肝。冬，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音羽，……其味咸，……祭先肾。”
扬雄《太玄经·卷八·玄数第十一》云：“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侟志，性仁，情喜……。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侟魄，性谊，情怒……。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征，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侟魂，性礼，情乐……。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侟精，性智，情悲……。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胜水，时该，藏心，侟神，性信，情恐惧……。”
有人认为“‘心属火’的说法在西汉前期就出现了。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所编《淮南鸿烈》一书说：‘东方，木也’；‘南方，火也’；‘中央，土也’；‘西方，金也’；‘北方，水也’（《淮南子·天文训》）。又说：‘东方……苍色主肝’；‘南方……赤色主心’；‘西方……白色主肺’；‘北方……黑色主肾’；‘中央……黄色主胃’（《地形训》）。这说明“心属火”的说法，最早出现于西汉前期，而不是东汉前期。”(韩振廷,1993)
但如果认真读《淮南子·地形训》的原文就不会认为认为西汉时已有“心属火”之说了,淮南子·地形训》的原文是：“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从这段文字可知，其中“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等句显然是词不达意，故田树仁先生认为是后人窜衍进去的，因为这些窜入的文字致使前后文义悬隔，不连贯，且有悖于理，剔之则文义前后贯通一气。此外，《地形训》与《时则训》等其它篇章的“心属土”说相矛盾。（田树仁，1995，就西汉无心属火说等问题答质疑）田树仁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据《淮南子·坠形训》中被窜衍的文字来说明西汉时已有“心属火”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东汉属火德，故“五行配五脏”的内容则是:肾属水，肺属金，脾属土，肝属木，心属火。主要反映在《白虎通》《五经异义》《说文解字》等文献中。
《白虎通义·卷八·情性》云：“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肺者，金之精；……西方亦金，成万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耳为之候何？耳能遍内外、别音语。……肾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肾色黑。……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苍龙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断。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为张星。阴者肾之写，肾者水之精，上为虚危。口者脾之门户，脾者土之精，上为北斗，主变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肾之候。或曰：肝系于目，肺系于鼻，心系于口，脾系于舌，肾系于耳。”
许慎《五经异义》云：“《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在《五经异义》许慎列出了《今文尚书》欧阳说和《古文尚书》两种说法，有人认为《今文尚书》欧阳说盛行于西汉，据许慎《五经异义》之说，则西汉时已有心配火之说。其实这种观点是由于不懂经学史所造成的，众所周知，《今文尚书》为伏生所传，西汉时，传授伏生《今文尚书》有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宣帝时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均被立为博士，而盛行于西汉。《今文尚书》欧阳说只是《今文尚书》的一个学派，是用本学派的观点阐释《今文尚书》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学说是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刘起釪先生在一书中说道：“新莽时，大、小夏侯两派经师多仕王莽贵显，而欧阳派经师多不仕莽，故在东汉光武时,欧阳说大受尊宠，欧阳说大师桓荣被光武帝立为博士，并选为太子（明帝）师。明帝即位后尊以师礼，封为关内侯，其门徒多任公卿。其后以其子桓郁袭父爵，亦甚亲厚，也官至太常，常被皇帝召论经书，问政事，并相继为章、和二帝的经师，备极尊宠。东汉时的《尚书》学，实际主要就是今文欧阳氏学。它垄断了官学，屡代为皇帝经师。而又枝派繁衍，师承不绝。”(刘起釪,1989)光武帝定汉为火德，今文欧阳氏学既为皇帝所宠，并垄断了官学，又被立为博士，肯定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宣扬东汉之火德，故东汉时欧阳派的“心属火”说并非沿袭西汉时期的理论，而是配合东汉火德制度立说的。东汉初，古文经学已渐兴盛，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很大的差异，章帝（刘炟）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诸儒生在白虎观召开一次白虎观会议。以辨认今文与古文经学的异同，白虎观会议后，由班固总结会议的结论撰《白虎议奏》向章帝汇报，《白虎议奏》即《白虎通义》。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问题，诸儒生说自己的理解，由侍中淳于恭把各儒生的理解奏给章帝裁决，章帝采纳了今文说，再命班固把结果写出来，就是《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作于白虎观会议之后，仅将今古文的不同观点列出，因今文欧阳氏学观点乃东汉之官学，故有“心属火”之说。此外，许慎《说文解字》亦有明确的解释。如心部:“心，人心土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脏。”这里的博士即东汉时的“今文尚书说”博士。
《白虎通义》的作者班固作为东汉的兰台史令，有机会接触汉室的藏书，他写《白虎通义》时，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在《白虎通义》中，有一些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例如其中的五脏应五行、五色、五窍即与《素问》及《灵枢》的相同，但是班固在征引文献时，并不是征引《黄帝内经》或《素问》、《灵枢》，而是征引了《春秋纬元命苞》。众所周知，班固曾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七部医经，假若《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在当时也没有亡佚的话，那么，班固的《白虎通义》肯定会有引征。此外，郑玄《驳五经异义》云:“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瘥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玄在此也未引《黄帝内经》或《素问》、《灵枢》的内容来驳许慎。这就说明《黄帝内经》在东汉已佚失，而《素问》及《灵枢》此时尚未成书，因而，《素问》《灵枢》不可能是西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
还有人认为《素问》《灵枢》的五行配五脏来源于医疗实践，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关于五行配五脏是否来源于医疗实践之说，章太炎先生的《论五藏附五行无定说》可以说是对“五行配五脏来源于医疗实践”这种谬论的有力驳斥。现将章文引录于下：“自《素问》、《八十一难》等以五脏附五行，其始盖以物类譬况，久之遂若实见其然者。然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五经异义：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说同。郑氏驳曰：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然据《周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释曰：此据《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当夏，故云肺气热；心在肺下，心位当土，心气亦热，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当秋，故云肝气凉；脾于藏值春，故云温；肾位在下，于藏值冬，故言寒。愚尝推求郑义，盖肺为火，故热；心为土，故次热；肝为金，故凉；脾为木，故温；肾为水，故寒。此与古《尚书》说仍无大异，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以悉可比附。就在二家成说以外，别为配拟，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展转推演于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
“心属土”说与“心属火”说相比较，前者五藏位置是与医学解剖学相符的，如西汉末扬雄《太玄经·玄数》曰：“木，脏脾；火，脏肺；土，脏心；金，脏肝；水，脏肾。”许翰注云：“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若改为“心属火”，从解剖位置看，则变为脾土居中，心火居上，肝木居左，肺金居右，肾水在下。显然与五藏解剖学位置不符，因而“心属火”说并非来源于医疗实践,而是源于东汉的火德。由于“心属火”说这种错误理论指导，故《素问·刺禁》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谬论。
四、从音韵看《素问》《灵枢》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古籍中音韵特点往往是考据作品时代的有效手段，因为古代音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个时代的音韵都有其特点。周秦古韵至西汉时已有所不同,东汉以后变化最大。由于东西汉音韵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考查《灵枢》与《素问》的音韵体系，可为判断《灵枢》与《素问》的成书年代是西汉还是东汉或以后提供某些依据。从《汉书·艺文志》可知，《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如果《黄帝内经》包含《灵枢》与《素问》，那么《灵枢》与《素问》的音韵体系不应有西汉以后的音韵特点，据现代学者刘英在《素问韵谱》中，对《素问》的音韵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素问》的韵部体系属东汉的韵部体系，《素问》成书当在班志以后，东汉末以前的一段时间。罗常培、周祖谟在《汉魏晋南北韵部演变研究》一书中，对先秦到两汉的音韵特点做了比较后指出：“到了东汉时期,韵部的部数和西汉相同,但是鱼部麻韵一系的字(家,华)转入歌部,歌部支韵一系的字(奇、为)转入支部,蒸部的东韵字(雄、弓)转入冬部,阳部庚韵一系的字(京、明)转入耕部,这都是很大的变动。就这几点来看,东汉音事实上和西汉音并不完全相同。”(《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第13页)。“侵部有跟蒸、冬、东几部通押的，也有跟真部通押的。跟蒸、冬、东几部通押的例子不多，主要是“风”字。风字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些方言读着-ng尾。到魏晋以后就转入冬部了。”邵荣芬对古韵鱼侯两部和幽宵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前汉时期，鱼侯两部跟先秦一样仍然是各自分立的，到后汉时，也只是侯部的虞韵字与鱼部的虞韵字合并，而鱼、侯两部则仍然是分立的。古韵幽宵部在东汉时古幽部消失，幽部中的豪、肴、萧三韵字并入到宵部。（《邵荣芬音韵学论集》1997，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08-126页）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东汉时期，汉语音韵具有以下特征：①古韵鱼、侯两部中，侯部的虞韵字与鱼部的虞韵字合并，而其它部分鱼、侯两部仍是分开的。②古韵鱼部麻韵字并入歌部，歌部支韵字并入支部，蒸部东韵字并入冬部，阳部庚韵字并入到耕部。③古韵幽部中的豪、肴、萧三韵字并入到宵部。④古韵侵部的“风”字已与蒸、冬、东等部通押。对比以上4点，《灵枢》与《素问》中许多句子都具有上述音韵特征，下面所举只是一小部分例句。由于《素问》中的七大篇及宋代加入的《刺法论》、《本病论》两篇不是《素问》的原文，另《四气调神大论》、《灵兰秘典》、《移精变气论》、及《六节藏象论》亦有疑问，故不选其例句。
《灵枢·经脉》：不盛不虚（鱼），以经取(侯)之。《灵枢·淫邪发病》：甚饥则梦取（侯），甚饱则梦予（鱼）。
《灵枢·本脏》：五脏六腑（侯），邪之舍（鱼）也。《素问·金匮真言》：其音羽（鱼），其数六，其臭腐（侯）。
《素问·气穴论》：目未见其处（鱼），耳未闻其数（侯）。
蒸部的东韵字并入到冬部，如《五脏生成篇》的痛中，《诊要经终论》的终纵，《痹沦》的虫纵。
《灵枢·外揣》：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声。《灵枢·经别》：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素问·八正神明论》：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金匮真言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诊要经络篇》：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五色》：常候阙中，薄泽为风。《脏气法时沦》：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当禁风。《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历风。
《调经论》：血气未并，肌肉蠕动，命曰微风。
尽管《灵枢》与《素问》中保留着某些西汉以前的音韵体系，但在其文中出现大量东汉及以后的音韵特点，只能说明其成书于东汉或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