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的演变及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之风演变

作者: 惜泉  发表时间 2007-05-07 19:57:56 人气: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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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至明清,绵延两千余年;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记载了两千年来发自人民最质朴的声音,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创始于汉武帝,废置于汉哀帝。其实,乐府机关早在汉武帝以前就有了,而汉初乐府原来制定的乐章形式呆板,字句古奥,内容艰深,无从配合新乐调,自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合过乐的曲辞,两汉人称为“歌诗”,六朝人才把它叫做“乐府”,为的是同那些没有合过乐的“徒诗”区分开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都把“歌诗”标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与诗经、楚辞、汉赋同为一种文学体裁了。到了唐代,乐府又有了新的涵义。唐代诗人丢开音乐而从内容实质着眼,把那种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也称为乐府。所以唐代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但除宋元时的“乐府”重音乐外,汉以后的乐府主要是从内容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命名的,有的虽用乐府古题,但也只取材其题材和意境,于音乐并没多大关系了。从内容上看,两汉乐府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魏晋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在乐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难怪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南北朝文人也写了很多拟乐府的诗,但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更引人注目。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有反映战争徭役的;反映思妇怀念之情的;有反对战争的;在这时,乐府接近于它的原始意,即合乐而歌的歌辞。

乐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承《诗经》,下至明清,绵延两千余年;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记载了两千年来发自人民最质朴的声音,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一 、“乐府”内涵的演变

乐府,最初的含义是采诗制乐的官署。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创始于汉武帝,废置于汉哀帝。其实,乐府机关早在汉武帝以前就有了。一九七七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代编钟,镌有秦篆“乐府”二字,表明秦代已有乐府。据《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也有乐府制乐的活动。但是,把“采诗制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则是从汉武帝设立乐府开始的。

乐府诗的演变及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之风演变
《汉书•礼乐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班固《两都赋序》也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上述材料说明了设立乐府的原因及乐府的职责。汉代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疆域扩大,邻族的音乐也有机会传到中国来了。这就引起帝王和贵族们欣赏“新声”的兴趣,而汉初乐府原来制定的乐章形式呆板,字句古奥,内容艰深,无从配合新乐调,自然就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配合新声的曲辞,就广泛搜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歌谣,包括曲调和歌辞,配合中外,创造新声,以供宫廷娱乐。这是乐府采诗的主要原因。其次,汉武帝采用儒术来巩固统治,“制礼作乐”便成为歌颂太平的一项措施,统治者也可以从反映社会现实的民歌中来“观风俗,知薄厚”,了解一点社会情况,这是乐府采诗的又一原因。

乐府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并以此“观风俗,知薄厚”。歌辞除了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制作的歌功颂德之作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集民间歌谣。这些民谣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有着真实感人的生活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正是由于乐府的采诗活动,当时的不少民歌才得以写定并流传下来,从而推动了其后诗歌创作的发展,这在文学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时的乐府机关规模庞大,西汉末年,人员曾多达八百余人,其中有专唱各地民歌的“讴员”。专奏各地土乐的“鼓员”。至汉哀帝时,由于他不喜欢俗乐,所以下令把八百多人裁去四百多人,只留下一部分人掌管郊庙宴会的雅乐。但这并不能阻止民歌的流传,现有的汉乐府民歌大部分是哀帝以后东汉的作品。

上面所讲的乐府,是作为音乐官署的乐府,它由官署的名称演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是东晋以后的事。

乐府制乐要有曲辞来配合乐谱,曲辞即是诗。这种合过乐的曲辞,两汉人称为“歌诗”,六朝人才把它叫做“乐府”,为的是同那些没有合过乐的“徒诗”区分开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都把“歌诗”标为“乐府”,这样,“乐府”就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与诗经、楚辞、汉赋同为一种文学体裁了。到了唐代,乐府又有了新的涵义。唐代诗人丢开音乐而从内容实质着眼,把那种继承和发扬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也称为乐府。所以唐代曾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宋元以后,又有人单从音乐着眼,把曾经合过乐的“词”、“散曲”、“剧曲”,也称为乐府,如《东坡乐府》、《太平乐府》等。此外,从魏晋以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的作品,不管入乐与否,也不管其有无现实性,也都称为乐府。而《乐府诗鉴赏辞典》中认为乐府主要有三类:一是根据乐府旧曲谱,重新创作新词入乐的诗歌。二是袭用乐府旧题,继承乐府精神,重新写的不入乐之诗。三是不袭用旧题而另立新题,,并另起新意之诗,或称新乐府,即一切歌行体诗歌都可以包括在内。

尽管唐宋以后人们把乐府的涵义扩大了,但是象“新乐府”、“词”、“曲”等自有名称,在概念上已可以和古乐府区别开来。由于古乐府的主要来源是民歌,并且有较高文学价值的部分也是民歌,所以我们现在所说“乐府”的特点,通常指两汉乐府民歌,也指少量受民歌影响,带有民歌风格的文人作品,还推指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

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是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此书收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包括乐曲原辞和后人仿作,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编者主要从音乐角度把作品分为十二类:一、郊庙歌辞,二、燕射歌辞,三、鼓吹曲辞,四、横吹曲辞,五、舞曲歌辞,六、相和歌辞,七、清商曲辞,八、杂曲歌辞,九、琴曲歌辞,十、近代曲辞,十一、杂歌谣辞,十二、新乐府辞。但除宋元时的“乐府”重音乐外,汉以后的乐府主要是从内容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命名的,有的虽用乐府古题,但也只取材其题材和意境,于音乐并没多大关系了。

二、汉乐府诗的文学价值

乐府能流传千年,且历代都有大量作品冠以乐府之名,是因为乐府诗所蕴藏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直为中国文人所看重,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宗旨深刻揭示社会现实生活,创作出的作品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从内容上看,两汉乐府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魏晋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在乐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来自人民,能真挚地唱出人民群众的心声,真实、广泛地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由于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的创作,更具有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风格。

《诗经》中的“国风”系列,一般以抒情为主,抒愤恨之情,思念之情,昂扬之情。与之相比,尽管同来自民间,汉乐府则以叙事为主,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先河。汉乐府的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往往通过人物的对话和行动,让人物自身出场来展示故事。汉乐府民歌虽一般篇幅短小,但仍能选择生活矛盾中的一个侧面来集中描述,突出主题,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叙事题材也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婚姻、战争徭役、孤儿病妇、感时伤世等。如反映阶级压迫下人民的痛苦与反抗的《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 家单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 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整诗不到百字,却用通俗有力的口语,写出人物的行动与对白,突出了主人公不甘压迫,铤而走险的反抗精神。主人公家中的贫困情形,主人公的悲愤与决绝,妻子的哀劝与苦留,场面惊心动魄,情节发展历历在目。

又如反映劳动妇女坚贞、机智、蔑视权贵的《陌上桑》,从环境气氛的渲染,用具服饰的刻画,旁观者的侧面烘托,显示出女主人公的美丽形象。正面描写对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义正辞严,斥责使君的无耻,下面一大段表白,用夸耀自己的丈夫给使君以无情的鞭挞,既歌颂了劳动妇女的劳动与智慧,也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

提到汉乐府,大概谁也不能不提长篇叙事诗杰作《焦仲卿妻》(又名《孔雀东南飞》)。

它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诗作通篇是五言句式,共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仲卿和兰芝对爱情的忠贞,歌颂了他们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文章语言优美,故事性强,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在剪裁上匠心独运,繁简得当。特别富有创造性的是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全诗共用了三十次对话,这些对话既形象又个性化,符合人物各自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对刻画人物形象起了极好的作用。总之,这篇光辉杰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完美,它是汉乐府诗发展的高峰,是古典诗歌中的瑰宝。难怪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一起被称为“乐府双璧”。

此外,象《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平陵东》、《孤儿行》、《妇病行》、《江南可采莲》、《上山采蘼芜》、《怨歌行》、《有所思》、《上邪》等,或反映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或反映阶级压迫剥削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或反映婚姻爱情和妇女被遗弃、践踏的不幸遭遇,都源于生活,并取得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汉乐府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贵族特制的乐府,包括郊庙歌、燕射歌、舞曲;二是从民间采来的乐府,包括相和歌、清商曲和杂曲;三是从外国输入的乐府,包括鼓吹曲、横吹曲。这三种类型中,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大部分是民歌,鼓吹曲辞中有一部分是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汉乐府的精华。

汉乐府形式上多用三言、四言、五言、杂言,语言“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清新质朴,感情真挚,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汉乐府诗歌因为它卓越的艺术成就,给后世的诗歌创作从多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三)乐府诗歌的绵延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府诗多为文人拟作,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建安七子的参与,也创制出大量乐府诗。形式上,四言五言七言都有,篇幅也较长。由于汉末社会动荡,文人们通过自身感受,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所以,学习民歌,用乐府题材写下了大量反映时代面貌的优秀诗篇。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曹丕《燕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歌语言上清新刚健,慷慨悲凉,形成了誉传千古的“建安风骨”。

到了南北朝时,乐府精神体现在南北朝民歌上。南北朝文人也写了很多拟乐府的诗,如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拟行路难》,庾信的《拟咏怀》等,但南北朝的乐府民歌更引人注目。南朝民歌温柔婉转,现存四百多首,几乎全部是情歌,思想健康,风格清新,生动地表现了少男少女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彼此间真诚的爱慕,相会时的愉悦,离别的忧伤,别后的思念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式上多为五言四句,四言四句,篇幅短小,在它的影响下唐朝产生了绝句。南朝民歌中的《子夜歌》、《华山畿》,五言四句,表达了男女间的相思和爱情无望的痛苦。《西洲曲》篇幅较长,通过季节的变化,景物的描写,婉转的表达一个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深切思念,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婉转动人,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

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受游牧民族骑猎生活的影响,诗风豪迈奔放,感情直率豪爽,是典型的“勇武之歌”。如《李波小妹歌》,写一女子的飒爽英姿:《敕勒歌》描写的大草原的雄伟景象和游牧人民的生活。而负有盛名的《木兰诗》,则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叙事艺术高超,语言质朴简练。北朝民歌数量不多,约六十首,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战争的频繁,北方人民的艰苦生活、豪迈性格和英勇行为。篇幅一般很短小,多为五言四句的抒情小诗,常使用比喻和夸张来刻画思想感情。

南北朝民歌虽也源于现实,但写的较粗糙或过于单纯,不及汉乐府民歌细致动人。

乐府诗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象卢思道的《从军行》、《美女篇》等。但诗坛总体来说被六朝以来的浮华之风笼罩着。到了唐代,六朝形式主义诗风被逐步清除。伟大的诗人杜甫生活在盛唐转衰的时期,目击君臣的荒淫误国,亲历安史之乱,饱经流离之苦,深知人民的不幸处境。他以乐府叙事诗体,朴素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朽杰作,充分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度艺术技巧。

中唐时期,社会刚刚安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配合政治上的革新,文坛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即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主旨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运动的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也在《乐府古题序》中说:“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调。”他们和张籍、王建、李绅等,同声相应,以乐府诗体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佳作。白居易还继承杜甫的优秀传统,不沿袭古乐府旧题目,自创新题,更自由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灾难,并称这些诗为新乐府。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学基础。中唐以后,社会矛盾复杂激烈,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反映现实。同时,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初盛唐期自上而下的乐府作家群的创造实践,使新乐府运动的兴起就成为必然。

新乐府运动对魏晋以来一些借用古题,内容与题目不协调;或虽用新题,内容又并非皆为时事之作来说,是一次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突破,同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样,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乐府,历代诗坛都大有影响。

唐代乐府题材多样,内容广泛。有反映战争徭役的,如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陈子昂、王昌龄的《出塞》;反映思妇怀念之情的,如李白的《子夜吴歌》;有反对战争的,如杜甫的《出塞》、《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还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其中《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等,揭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描写细致深入,艺术成就很高。

《全唐诗》中标明“乐府”部分的,作家有230余人 ,作品近1200余首,都未入乐,说明新乐府已摆脱了音乐而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所以《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中说:“新乐府者,皆唐人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诗歌形式上,乐府民歌促进了唐代绝句的发达,并且唐人绝句语言自然直率,表情真挚委婉,具有深入浅出的妙处,这些优点源于乐府民歌,高于乐府民歌,是艺术上从粗到精,从野到文的转变结果。

宋金元时期,词曲盛行,作家倚声填词,合乐而歌,因而常把词集或散曲集称为乐府。如《东城乐府》、《诚斋乐府》、《太平乐府》等,在这时,乐府接近于它的原始意,即合乐而歌的歌辞。

宋代乐府多写农村生活,反映民生疾苦。作品有柳永的《煮海歌》、文同的《苦寒行》、范成大的《冬舂行》等。写法上,多借古讽今,借他事喻此事。如王安石的《明妃曲》,借对汉朝王昭君的追忆评价,抒发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郁郁心情。其他题材也有继承传统的,如战争徭役、婚姻爱情、思妇怀远等。

金代时,写乐府诗最有成就,数量最多的是诗人元好问,他的诗题材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多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

元代乐府长篇较多,发展不大。

明朝时文人们继承乐府精神,也创作出不少好的作品。如张昱《长平戈头歌》,高启的《塞下曲》、《陇头水》等。

到了清代,随着国力的衰落,民族危机加重,清廷不得已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与此同时诗人黄遵宪也在文坛上倡导‘诗界革命“。他高扬乐府现实主义旗帜,提出了”诗之外有事’和“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人境庐诗草序》)的理论主张,号召诗人创作反映现实的作品。他亲自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作品,揭露清政府腐败,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诗人。在他的领导下,诗人们纷纷采用乐府旧题写实事,如张维屏《义侠行》,歌颂侠义之士。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林先生》,提出了教育改革问题。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汉乐府民歌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建安和中唐两个时期,但历代均以乐府诗体创作了大量叙事诗,反映着现实生活。

乐府,尤其是汉乐府,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借古题写实事”等原则,创作了大量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民歌,滋养了后代的许多伟大作家,推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余冠英曾在《乐府诗选•前言》中对汉乐府的地位这样评价:“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里,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的,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

除了内容上的贡献,在诗歌体裁方面,乐府诗中的五、七言形式,对我国五言、七言诗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句式,文质兼美,有很强的感染力,文人争相模仿而创作,逐渐写出了大量五言诗,直至东汉的《古诗十九首》,标志文人五言诗已进入成熟期。

乐府诗卓越的艺术技巧,如口语、对话的运用,比兴、对比、渲染、烘托等艺术手法的应用,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叙事技巧的使用等等,给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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