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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的六十八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龙应台的文字，“横眉冷对千夫指时”，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却温柔婉转仿佛微风吹过麦田。从纯真喜悦的《孩子你慢慢来》到坦率得近乎“痛楚”的《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的写作境界逐渐转往人生的深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龙应台，一九五二年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一九七四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春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教于香港大学及台湾清华大学。著有《野火集》、《银色仙人掌》、《百年思索》、《我的不安》、《孩子你慢慢来》等十多部作品。
龙应台近年常驻三个地址：香港沙湾径二十五号滨于海、台北仰德大道白云山庄藏于山，金华街月涵堂隐于市。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爱做之事，就是怀抱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
目录
目录
代序 / 你来看此花时
I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 送
雨 儿
山 路
胭 脂
散 步
为 谁
回 家
母亲节
II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我 村
海 伦
星 夜
狼来了
乱 离
距 离
III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幽冥
缴 械
年轻过
魂 归
新闻稿：龙应台转型之作
2009年09月24日15:02
继畅销书《亲爱的安德烈》之后，龙应台再推出思考“家族人生情感”的力作《目送》。近日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终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书中七十三篇文字一改龙应台犀利的文风，以温柔婉转的文字，写父亲的死亡、母亲的衰老和失智，写对父母的怜惜和体恤，写兄弟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一个人的走路、赏树、观鸟、拍照、生活……从牵着孩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的亲情，到青春后期孩子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从陪着年迈母亲如带着女儿一般，思及自己也曾是父母眼前一去不返的背影，《目送》中处处是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篇篇有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这个秋天，每个家庭如果要选一本跨三代共读、生活分享的书，《目送》将是最细腻动人的一本。
龙应台转型之作
做为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一支笔，龙应台的文章一向有着不让须眉的开阔豪气，而其新作《目送》却让人感到曾经咄咄逼人刀光剑影的“龙卷风”开始变得温柔婉转，如微风拂面。
龙应台这些年来从公共领域转向关注私人领域，文风也从《野火集》的犀利批判转向《目送》的冷静感情书写。也许是年纪的关系，五十六岁的龙应台，意识到时间的流转，开始专注于生活的细腻体会：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从来不敞开自己的龙应台，这次选择最美的汉字，挑战思考中的“生死大问”。龙应台承认，《目送》在她年轻十岁时是写不出来的，与之前出版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相比，“《目送》完全是‘暗夜行山路’的文章，完全是私己的”。因为这本书的私密性以及它的情感的浓度，作者诚实地表示：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畅谈这本书。
迟来的“人生基础课程”
2004年，龙应台父亲的逝世让她体味到人生如同“暗夜行山路”。在父亲去世前，五十多岁的她从未经历过任何至亲的死亡，这跟她台湾“外省人”的身份有关。作为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除了父母兄弟，小时候的龙应台没有其它家族亲人，因为这一背景，她对许多“人生基础课程”的学习有着严重的时间上的延迟。“如果我在原来的家族，可能十岁就遇到祖父过世、十三岁祖母过世，还会有叔公之类亲戚的人际变化。”她说：“可是我到了五十岁，才上别人十几岁就上过的人生课程，我的父亲过世，第一次上课就是这重大人生事件。”父亲的逝世，是她第一次上“生死大课”，她也开始独自去咀嚼和消化人生不可逃脱的生老病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死去与老化的演绎，加上儿子成长迫使作母亲的她要独立，“五十岁了，我的人生课程才从头上起。”这迟来的“人生基础课程”还发生许多趣事：她不会煮饭，不知道蛋多少钱，分不清楚蜈蚣与马陆有什么不同。直到儿子到香港与她居住，她才惊觉自己这方面的低能。她记下自己的尝试与挫折，也写下对父亲的回忆以及与母亲的相处。
龙应台细细地写着生活点滴，从细微之事却更明白生死大课的本质。“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
龙应台说，有了对生死的经历之外，开始觉得大部分社会议题其实都只是枝微末节。不过，她说“评论与文学，两者都是我”，而无论笔下书写的是什么，都总有一个核心，那便是对人最深的关切。
二十一世纪的《背影》
《目送》这个书名来自于龙应台近期在华文网络点阅率最高的同名文章，在文中她写了生命中两件“小事”：儿子十六岁到美国当交换学生，在机场，她看着儿子通过护照检查、进入海关，背影倏地消失，没有回头；多年后，她父亲在医院的最后时光，她又看着轮椅上被护士推回房的父亲背影。通过这些事，她开始理解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并在文中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样的文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八十多年前，朱自清那篇脍炙人口的《背影》。有所不同的是，《背影》讲述的是父子两代的情感，而《目送》牵系三代：往上看，也往下看，看儿子们的青春，回忆自己的年少；看爹娘的老态，也审视自己即将迈入的老年。这是龙应台的三代情怀，以时间为经，以亲情角色为纬，游走于“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角色，用工笔素描的方式，来勾勒出每寸光阴中触动自己的亲情“背影”，既是时间历练，也是反观人生。
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
对于龙应台而言，《目送》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写父亲时，父亲已经走了，写母亲时，也即将目送母亲离去，写与孩子的关系时，看到的是他们永远用背影对着自己。人生走到这样的年龄阶段，是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二十多年前读龙应台《野火集》长大的一代，现也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对他们而言，从牵着孩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的亲情，到青春后期孩子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从陪着年迈母亲如带着女儿一般，思及自己也曾是父母眼前一去不返的背影，《目送》中处处是感同深受的亲情滋味，篇篇有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
这本书不仅为作者的同代人而写，同时也是写给上一代和更年轻的下一代。在书中，展翅高飞的孩子、即将离去的母亲和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目送他们的作者——三代人的情感一样丰沛，只是各自表达的方式不同。龙应台以她流畅的笔法写出了三代人的心情，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让每一代读者都从中有所感悟：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2009年09月24日15:02
代序 / 你来看此花时
1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
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
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2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3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
2009年09月24日15:02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2009年09月24日15:02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2009年09月24日15:02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胭脂
2009年09月24日15:02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散步
2009年09月24日15:02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 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为谁
2009年09月24日15:02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回家
2009年09月24日15:02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戚戚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戚戚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疾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拨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母亲节
2009年09月24日15:02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 spam （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屏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计算机相机，你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一个儿子愿意在自己计算机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我村
2009年09月24日15:02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早上十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在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十一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要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以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十二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务员说：“二十文。”“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你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米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得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出租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敬，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体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怎么知道？”
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
嗄？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他的‘手’啊？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花铺的女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球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扇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海伦
2009年09月24日15:02
海伦一个礼拜来帮我打扫一次。看见我成堆成堆的报纸杂志，拥挤不堪的书架，床头床边床底都是书，她认为我“很有学问。”当她看见有些书的封面或封底有我的照片，她更尊敬我了。
她一来就是五个钟头，因此有机会看见我煮稀饭──就是把一点点米放进锅里，加很多很多的水，在电炉上滚开了之后用慢火炖。
海伦边拖厨房的地边问：“你们台湾人是这样煮粥的吗？”
“我不知道台湾的别人怎么煮粥的，”我很心虚：“我是这么煮的。”
我想了一下，问她：“你们广东人煮粥不这么煮？”
下一周，海伦就表演给我看她怎么煮粥。米加了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盐和油，浸泡一下。她还带来了鸭胗和干贝。熬出来的粥，啊，还真不一样，美味极了。当我赞不绝口时，海伦笑说：“你没学过啊？”
我是没学过。
过了两个礼拜，我决心自己试煮“海伦粥”。照着记忆中她的做法，先把米泡在盐油里。冰箱中里还有鸭胗和干贝，取出一摸，那鸭胗硬得像块塑料鞋底。打电话找到海伦──那一头轰隆轰隆的，海伦正在地铁里。我用吼的音量问她：“鸭胗和干贝要先泡吗？”
“要啊。热水泡五分钟。”她吼回来。
“泡完要切吗？”
“要切。”
“什么时候放进粥里？”
“滚了就可以放。”
“谢谢。”
鸭胗即使泡过了，还是硬得很难切。正在使力气，电话响了，海伦在那头喊：“要先把水煮滚，然后才把米放进去。”
她显然也知道，太晚了，我的米早在锅里了。
海伦清扫的时候，总是看见我坐在计算机前专注地工作，桌上摊开来一摞又一摞的纸张书本。当我停下工作，到厨房里去做吃的，她就留了眼角余光瞄着我。我正要把一袋生米倒到垃圾桶里，被她截住。
“放太久，里头有小虫了。”我指给她看。看不见，于是我舀出一碗米，放进水里，褐色的小虫就浮到水面上来，历历在目。
“这种虫，”海伦把米接过去，“没关系的，洗一洗，虫全部就浮上来，倒掉它，米还是好的。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的。”
我站在一旁看她淘米。她边做边问：“你──没学过啊？”
我大概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那里回答：“没……没学过。”
米洗好了，她又回头去摘下一个特别肥大的蒜头，塞进米袋里。微笑着
“这样，虫就不来了。”
“好聪明。”
“你……没学过？”
嗯，没有，没学过。
从香港仔买回来的水仙球根，像个拳头那么大，外面包着一层又一层难看的黑褐色外皮，但是里头露出婴儿小腿一样的晶白肉色，姿态动人。我把球根放进蓄满了清水的白瓷盆里，自己觉得得意。
海伦来了。她先劈里啪啦横冲直撞地打扫，我的眼睛不离开计算机，但是人站起来以便她的吸尘器管子可以伸到桌下。一阵齐天大圣式的翻天覆地之后，安静下来，她看到那盆水仙，轻轻说，“你们不把水仙外面那层拿掉？”
她把整盆水仙带到厨房，拿起小刀，开始一层一层剥除球根外面那难看的外皮。我放下计算机，站到她旁边看。她说：“你……没学过？”
事实上的情况发展是，只要海伦在，我连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
星夜
2009年09月24日15:02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料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地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
狼来了
2009年09月24日15:02
德国环保部今年二月开了一个很正经的会议，主题是：“谁怕大野狼？”穿西装的人们坐下来热烈地讨论：欧洲森林里消失了一两百年的灰狼又回来了，该怎么处理？
读这样的新闻，实在让人忍俊不住，你可以想象一群“东郭先生”开会讨论“中山狼”吗？
德国的狼，被格林兄弟抹黑得可厉害。好几代人，从还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儿期，就被他们的父母以床边故事的温柔方式灌输“狼很可怕”的意识形态。小红帽的奶奶就被那尖牙利嘴的狼给吞下肚了。而且狼还有心机，它会伪装成奶奶的样子来骗小红帽。七只可爱小羊在羊妈妈出门的时候，差点全完蛋。那狼，不但会装出妈妈嗲嗲的声音，还会用面粉把自己的手敷成白色。三只小猪，那更别说了，被个大野狼搞得倾家荡产。最后，当然是邪不胜正，野狼总是会死的，而且格林总让它们死得很难看。小红帽的大野狼是被猎人的枪给轰死的，七只小羊的大野狼是淹死了以后再被开膛破肚的。
这样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孩子，真正长大以后能与狼和平共处吗？中文世界里的狼，名誉和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吞虎咽、鬼哭狼嚎、声名狼藉、杯盘狼藉、豺狼成性、官虎吏狼、引狼入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哪有一个好词？
在罗马、蒙古和日本原住民的远古传说里，狼都是高贵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挡不住污名化。人类对狼族进行理直气壮的“种族大屠杀”，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北美的森林里，狼已经基本被清算干净。
同时，城市里每一个广场上，鸽子聚集。
纽约市有一百万只鸽子。在水城威尼斯，鸽口是人口的三倍，走路过桥都要被鸽子撞上。每一对鸽子夫妻平均一年要生十二个孩子鸽，繁衍速度惊人。市政府的卫生官员都很头痛，因为鸽子带来种种疾病，尤其对孕妇、儿童、老人、病人威胁最大。鸽子，其实就是一种长了翅膀的老鼠。人们谈鼠疫而色变，对于会飞的“老鼠”却宠之喂之姑息之，因为，唉，鸽子的形象实在太好了。
《圣经》里，洪水几乎毁灭了丑陋的人类，绝望中的第一线光明，就是鸽子衔着橄榄叶带来的。从此，鸽子的肥，被看作可爱；鸽子的笨，被看作和平。鸽子泻肚似白稀稀的粪便，糊住伟人铜像的眼睛；沾着唾液脏脏的羽毛，掉进你露天的咖啡杯里。卫生部门发明出各种排除鸽子的方法──把避孕药掺进它们的食物里，用噪声波驱赶，但是没人敢大咧咧地说，要灭杀鸽子。如果有哪个不要命的官员敢用“灭鼠”的方式或甚至语言来谈鸽子的处理，那他真的不要命了，爱好和平的市民会愤怒地驱逐他，对他吐口水。
狼，快消失了，保育人士开始为狼族平反，从形象开始。东自波兰西至英国，呼吁尊重“狼权”的团体越来越多。在广场上摆出花花绿绿的摊子，也许隔壁就是“抗议苏丹屠杀”的摊子。狼的庄严的照片放在海报上，激越的声音告诉过路的人，狼，从来就不害人，它躲人唯恐不及。保护政策开始出现，今天，挪威有二十只，意大利五百，西班牙两千，瑞士有三只，瑞典有九群，德国有三十只。美国的黄石公园，为狼权努力了很久，现在有四百五十只快乐的狼。
你说，狼吃了农人的羊怎么办？是的，农人生气地说，你们城市人自以为浪漫，喜欢森林里有大野狼，但是大野狼吃我们的羊，谁赔？结果是，农民可以申请国赔，于是农民也不说话了。但是申理国赔之后，统计数字一出来，人们发现，狼其实并不那么爱吃人家养的羊。反倒是，森林里因为又有了狼，生态平衡更健康了点。在狼族回来之前，黄石公园里因为麋鹿太多，杨树和柳树被麋鹿吃个殆尽，使得需要杨、柳树的水獭和大角驼鹿难以维生。在狼族回来之前，体形较小的土狼猖獗，害死了狐狸部落。
狼来了，麋鹿少了，而且把吃不完的麋鹿肉留给大灰熊，于是大灰熊的孩子们多了起来。狼来了，土狼少了，小鼠小兔多了，于是狐狸和秃鹰们就成了旺族。
狼来了，唉，真好。
乱离
2009年09月24日15:02
这条巷子很短，巷头看到巷尾，不过五十米。而且巷子还挺丑的，一棵绿色的树都没有。我只是散步，看见这一户的大红门上贴着“售”字，包里刚好放了个相机，就“咔嚓”拍了张照片。从来没问过卖房子的事，也从来没这样拍过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回到了办公室。
几个小时之后，竟然又想起这件事，于是拿出相机，打开照片，把号码抄下来，请小春打电话去询问房子多少钱。小春就在我眼前打电话。她是个满脸笑容的甜蜜女孩儿，欢欢喜喜客客气气地问：“请问……”但是没说几句话，脸就变了颜色。
她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业务员说，是职业道德，一定要讲清楚……”
“凶宅？”
她点头。一个七十岁的老兵，被讨债的人活活打死在房间里头。
“喔，”我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约他今晚去看房子。”
“晚上？”小春睁大了眼睛。
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凉风飕飕的，我们走进巷子里，没有树的巷子在昏昏的路灯下看起来像废弃的工厂畸零地。业务员小伙子在停机车，路灯把他的影子夸大地投在墙上。这时，我们发现，大门是斜的。“路冲，”他一边开锁一边说，“大门对着巷口，犯冲。”我悄悄看了眼路口，一辆摩托车“咻”地一下闪过，车灯的光无声地穿进巷里又倏忽消失。
进了大门，原来是露天的前院，加了塑料顶棚，遮住了光，房间暗暗的。业务员开了灯，都是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着因潮湿而粉化脱落的墙面，我们的人影像浮动的青面獠牙。小春小声地问：“什──什么时候的事？”
“七年前了，”业务员说，一面皱着鼻子用力在嗅。小春紧张，急促地问，“你在闻什么？在闻什么？”
“没有啦，”业务员停下他的鼻子，说，“只是感觉一下而已。”
“感觉什么？你感觉什么？”小春克制不住情绪，几乎就要掐住那人的脖子。
我说：“总共有三个卧房，请问老兵住哪一个房间？”
业务员站得远远的，遥遥指着厨房边一个门，说：“那个。就在那个房间里。”
我走进他指的房间，听见他在跟小春说：“他们把他绑起来，两只手用胶带缠在后面，嘴巴用抹布塞住，然后打他踢他，最后用他自己的夹克套住头，把他闷死。邻居都听见惨叫，可是没有人下来。”
房间大概闷久了，有逼人的潮气，墙角长了霉，晕散出一片污渍，有一个人头那么大。
“很便宜啊，”业务员这回是对着我说的，但仍旧站得远远的，“很便宜啊，才一千万。”
我走出霉菌长得像人头的房间，问他：“老兵叫什么名字？”
业务员说：“名字满奇怪的，叫莫不谷。”
姓“莫”名“不谷”？这可是个有来历的名字啊。《诗经·小雅·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以《诗经》命名的一个孩子，在七十岁那年，死于残暴。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十个教授朋友聚餐，都是核子工程、生化科技、物理动机方面的专家。我把看房子的故事说了，然后问：“反对我买的举手？”
八个人坚决地举起手来，然后各自表述理由──有一个世界，我们肉身触不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可能存在，不能轻忽。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另外两个默不作声，于是大家请他们阐述“不反对”的理由。众人以为，看吧，正宗的科学家要教训人了。然而，一个认真地说：“鬼不一定都是恶的。他也可能是善的，可以保护你，说不定还很爱你的才气，跟你做朋友。”另一个沉思着说：“只要施点法，就可以驱走他。而且，你可以不在那里住家，把它当会客的地方，让那里高朋满座，人声鼎沸，那他就不得不把地方让给你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和一位美国外交官午餐。我把过程说完，包括我的科学家朋友的反应，然后问他的意见。外交官放下手里的刀叉，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直直地注视着我说：“我的朋友，这有什么好犹疑的？当然不能买啊。你不怕被‘煞’到吗？”
倒是小春，从那时起，就生病了。后来医生说，她得了忧郁症。
距离
2009年09月24日15:02
从泰寮边村茴塞，到寮国古城琅勃拉邦，距离有多远？
地图上的比例尺告诉你，大约两百公里。指的是，飞机在空中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距离。两百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去跨越？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寮国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寮国的天空蓝得很深，阳光金黄，一只黑丝绒色的蝴蝶正从殷红的九重葛花丛里飞出，穿过铁栏杆，一眨眼就飞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须规规矩矩从大门走，到达我的咖啡杯的距离，可不一样。
茴塞是泰寮边境湄公河畔的小村。一条泥土路，三间茅草屋，婴儿绑在背上的妇女两腿叉开蹲在地上用木柴生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肩上一根扁担正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拐举步艰难地走在泥地上；凶悍的火鸡正在啄两只打败了却又逃不走的公鸡。茴塞，没有机场，因此空中的两百公里只是理论而已。
如果有公路，那么把空中的两百公里拿下来，像直绳变丝巾一样拉长，沿着起伏的山脉贴上，变成千回百转的山路，换算下来就是四百公里。四百公里山路，从茴塞到古城，无数的九湾十八拐，需要多少时间去横过？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贫穷的寮国山中没有公路。从茴塞，走湄公河水路是唯一抵达古城的方法。
湄公河这条会呼吸的大地丝带，总长四千两百公里。其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公里穿过山与山之间润泽了寮国干涸的土地。从茴塞到琅勃拉邦的水路，大概是三百公里。这三百公里的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去克服？
本地人说，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着天光，一天行驶七###个小时，天黑了可以在一个河畔山村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七###个小时，晚上便可以抵达古城。
我们于是上了这样一条长得像根香蕉的大木船。茴塞没有码头，船老大把一根木条搭在船身和河岸上，我们就背负着行李巍巍颤颤地走过。村民或赤足或趿塑料拖鞋，重物驮在肩上，佝偻着上船。鸡笼鸭笼米袋杂货堆上了舱顶，摩托车脚踏车拖上船头，旅客们拥挤地坐在木板凳上。木板又硬又冷，不耐艰辛时，人们干脆滑下来歪躺到地板上。没有窗，所以河风直直扑面终日冷呛，但是因为没有窗，所以湄公河三百公里的一草木一岩石、一回旋一激荡，历历在眼前。
没有人能告诉你，三百公里的湄公河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湄公河两岸有村落，当船老大看见沙滩上有人等船，他就把船靠岸。从很远的地方望见船的影子，村落里的孩子们丢开手边的活或者正在玩的东西，从四面八方狂奔下来。他们狂奔的身子后面掀起一阵黄沙。
孩子们的皮肤晒得很黑，身上如果有蔽体的衣衫，大致都已磨得稀薄，或撕成碎条。比较小的男孩，几乎都光着身子，依偎在哥哥姐姐的身旁，天真地看着人。每经过一个村，就有一群孩子狂奔到水湄，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船上金发碧眼的背包客。船上有一个欧洲的孩子，卷卷的睫毛，苹果似的脸颊，在年轻的父母身上爱娇地扭来扭去，咯咯笑个不停。讲荷兰语的父母让孩子穿上寮国的传统服装，肥肥手臂上还套着金光闪闪的手环，像个部落的王子。
每经过一个村子，就有一群孩子狂奔过来。他们不伸出手要糖果，只是站在沙上石上，大大的眼睛，深深地看。这里是寮国，几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识字。这些湄公河畔的孩子，也没有学校可去。他们只是每天在大河畔跟着父母种地、打渔，跟伙伴们在沙里踢球。然后每天经过一次的船，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是一天的重大记事。
这些孩子，距离船里那打扮得像个寮国王子的欧洲孩子又有多远？可不可测量？
幽冥
2009年09月24日15:02
“爸爸，是我。你今天怎么样？”
“牙齿痛。不能吃东西。”
“有没有出去走路呢？昨晚睡得好不好？”
你每晚做梦，一样的梦。
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一片旷野的。天很黑，没有星，辨别不出东西南北。没有任何一点尘世的灯光能让你感觉村子的存在。夜晚的草丛里应该有虫鸣，侧耳听，却是一片死寂。你在等，看是不是会听见一双翅膀的振动，或者蚯蚓的腹部爬过草叶的声，也没有。夜雾凉凉的，试探着伸手往虚空里一抓，只感觉手臂冰冷。
一般的平原，在尽处总有森林，森林黝黑的棱线在夜空里起伏，和天空就组成有暗示意义的构图，但是今天这旷野静寂得多么蹊跷，声音消失了，线条消失了，天空的黑，像一洼不见底的深潭。范围不知有多大，延伸不知有多远，这旷野，究竟有没有边？
眼睛熟悉了黑暗，张开眼，看见的还是黑暗。于是把视线收回，开始用其他的感官去探索自己存在的位置。张开皮肤上的汗毛，等风。风，倒真的细细微微过来了。风呼吸你仰起的脸颊。紧闭着眼努力谛听：风是否也吹过远处一片玉米田，那无数的绿色阔叶在风里晃荡翻转，刷刷作响，声音会随着风的波动传来？那么玉米田至少和你同一个世代同一个空间，那么你至少不是无所依附幽荡在虚无大气之中？
可是一股森森的阴冷从脚边缭绕浮起，你不敢将脚伸出即使是一步──你强烈地感觉自己处在一种倾斜的边缘，深渊的临界，旷野不是平面延伸出去而是陡然削面直下，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甚至退路在哪里，是否在身后，也很怀疑，突然之间，觉得地，在下陷……
你一震，醒来的时候，仍旧闭着眼，感觉光刺激着眼睑，但是神智恍惚着，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自己是在生命的哪一段──二十岁？四十岁？做什么工作，跟什么人在一起？开始隐约觉得，右边，不远的地方，应该有一条河，是，在一个有河的城里。你慢慢微调自己的知觉，可是，自己住过不止一个有河的城市──河，从哪里来？
意识，自遥远、遥远处一点一点回来，像一粒星子从光年以外，回来得很──慢。睁开眼睛，向有光的方向望去，看见窗上有防盗铁条，铁条外一株芒果树，上面挂满了青皮的芒果。一只长尾大鸟从窗前掠过，翅膀闪动的声音让你听见，好像默片突然有了配音。
你认得了。
缴械
2009年09月24日15:02
“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
你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零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
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
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你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没法放心，你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刹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刹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刹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的安静，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行走的声音。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你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
“好吗？”你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出租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没时间”的回答。
年轻过
2009年09月24日15:02
“爸爸是我，吃过饭了吗？”
“吃不下。”
“不管吃不吃得下，都要吃啊。你瘦了很多。”
秘书递过来一张小纸条：“议会马上开始，要迟到了。”可是，信箱里有十八岁的儿子的电邮，你急着读：
妈，我要告诉你今晚发生的事情。
我今晚开车到了朋友家，大概有十来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快毕业了，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最后的半年。我们刚刚看完一个电影，吃了叫来的“披萨”，杯盘狼藉，然后三三两两坐着躺着说笑。这时候，我接到老爸的电话──他劈头就大骂：“他妈的你怎么把车开走了？”
自从拿到了驾照之后，我就一直在开家里那辆小吉普车，那是我们家多出来的一辆车。我就说，“没人说我不可以开啊。”他就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不准开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经验不足，晚上不准开车？”我就说，“可是我跟朋友的约会在城里，十公里路又没巴士，你要我怎么去？”他就更生气地吼，“把车马上给我开回家。”我很火，我说，“那你自己过来城里把车开回去！”
他一直在咆哮，我真受不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我还没告诉过你，两个月前我出了一个小车祸。我倒车的时候擦撞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车，我们赔了几千块钱。他因此就对我很不放心。我本来就很受不了他坐在我旁边看我开车，两个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动作，没有一个动作他是满意的。现在可好了，我简直一无是处。
可是我是小心的。我不解的是，奇怪，难道他没经过这个阶段吗？难道他一生下来就会开车上路吗？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还翻过车──车子冲出公路，整个翻过来。他没有年轻过吗？
我的整个晚上都泡汤了，心情恶劣到极点。我觉得，成年人不记得年轻是怎么回事，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秘书塞过来第二张纸条：再不出发要彻底迟到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匆忙地键入“回复”：
孩子，原谅他，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要赶去议会，晚上再谈。
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经文美丽的字：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生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深呼吸，你深深呼吸，眼睛看这些藏着秘密的美丽的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就可以一苇渡过。可是粗暴的语言、轰炸的音量，像裂开的钢丝对脆弱的神经施以鞭刑。你焦躁不安。
这时候，电话响起，一把抢过听筒，以为十万火急的数据已经送到，你急促不耐几近凶悍地说“喂”──那一头，却是他悠悠的湖南乡音说：“女儿啊，我是爸爸──”慢条斯理的，是那种要细细跟你聊一整个下午倾诉的语调，你像恶狗一样对着话筒吠出一声短促的“怎么样，有事吗？”
他被吓了回去，语无伦次地说：“这个──这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我是说，可不可以同我去参加宪兵同学会？”
你停止呼吸片刻──不行，我要精神崩溃了，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生香味触法──然后把气徐徐吐出，调节一下心跳。好像躲在战壕里注视从头上呼啸而来的炮火，你觉得口喉干裂，说不出话来。
那一头苍老的声音，怯怯地继续说：“几个老同学，宪兵学校十八期的，我们一年才见一次面。特别希望见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陪爸爸去吃个饭？”
魂归
2009年09月24日15:02
“喂──今天好吗？心经写了吗？”
“太久没写字，很多字都不认得了。”
“试试看，妈妈，你试试看。”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
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
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
“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多少钱？”
“九十块，两个人分。”
“挖井危险啊，”你说，“有时会碰到沼气。”
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没办法啊。”
灰扑扑的客运车卷起一股尘土而来，停住，一个人背着一个花圈下了车。花圈都是纸扎的，金碧辉煌，艳丽无比，但是轻，背起来像个巨大的纸风车。乡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蓝布褂，破旧的鞋子布满尘土。
父亲的照片放在厅堂中央，苍蝇到处飞舞，粘在挽联上，猛一看以为是小楷。
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族长们，”他说，“要和你说话。”
你跟着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经围坐着一圈乡人。母亲也坐着，冰冷着脸。
像公审一样，一张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
十几张脸孔，极其严肃地对着你，讨一个道理。十几张脸孔，黝黑的、劳苦的、满是生活磨难的脸孔，对着你。这些人，你心里说，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岁那年没走，他就是这些人的伙伴了。
母亲寒着脸，说：“他也可以不回来。”你赶忙握紧她的手。
你极尽温柔地解释，佛事已在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
“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
你清朗地注视他们的眼睛，想从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见父亲的神情。
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点湿润的雨意。乡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泪都不掉。但是当司仪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惊了。那是他与“爱己”说话的声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腔调，那是他的湘楚之音。当司仪长长地唱“拜──”时，你深深跪下，眼泪决堤。是，千古以来，他们就一定是以这样悲怆的楚音招魂的：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些……归来归来，恐自遗灭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当他说闽南语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时，当他说北京话而令人们面面相觑时，他为什么不曾为自己辩护：在这里，他的楚音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司仪的每一个音，都像父亲念《陈情表》的音，婉转凄楚，每一个音都重创你。此时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灵魂的漂泊，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为《四郎探母》泪下，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队都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一身素白，立在风中，衣袂飘扬。由远而近传来唢呐的声音，混着锣鼓。走得够近了，你看清了乐师，是十来个老人，戴着蓝布帽，穿着农民的蓝布褂，佝偻着背，铿锵铿锵吹打而来。那最老的，他们指给你看，是他的儿时玩伴。十六岁那年两个人一起去了市场，一个走了，一个回来。
天空飘起微微雨丝，湿润的空气混了泥土的气息。花鼓队开始上路，兄长捧着骨灰坛，你扶着母亲，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田埂上有人在奔跑，从红砖砌成的农舍跑出，往大路奔来，手里环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田埂与大路的接口时，她也已跑到了路口，点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长孙在路口对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妇女跪下深深一拜。你远远看见，下一个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个路口都响起一阵明亮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夹杂着“咚咚”鼓声，竟像是一种喜庆。
到最后一个路口，鞭炮震耳响起，长孙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礼，在烟雾弥漫中，你终于知晓：对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
满山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山遍野一片白花。你们扶着母亲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层黄泥。“擦擦好吗？”兄弟问。“不要。”她的眼光看着远处的祝融山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下山的路上你折了一支茶花，用手帕包起。泥土路上一只细长的蜥蜴正经过，你站到一边让路给它，看着它静静爬过，背上真的有一条火焰的蓝色。
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于香港沙湾径完稿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于台北阳明山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