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坎儿，意井穴，为荒漠地区一特殊灌溉系统；普遍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近千条，全长约5000公里。
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并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修建。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坎儿井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苏联俄语称为“坎亚力孜”(k,lplItK)。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别不大。中国新疆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坎”。中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地下渠道。”
文化地理
历史艺术环境清代萧雄《西疆杂述诗》云：“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胜连环。疏泉穴地分浇灌，禾黍盈盈万顷间。”它说出了“疏泉穴地”这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水利工程最大特点。
坎儿井是干旱荒漠地区，利用开发地下水，通过地下渠道可以自流地将地下水引导至地面，进行灌溉和生活用水的无动力吸水设施。坎儿井在吐鲁番盆地历史悠久，分布很广。长期以来是吐鲁番各族人民进行农牧业生产和人畜饮水的主要水源之一。由于水量稳定水质好，自流引用，不需动力，地下引水蒸发损失、风沙危害少，施工工具简单，技术要求不高，管理费用低，便于个体农户分散经营，深受当地人民喜爱。
古老传说的坎儿井
坎儿井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盛弘之《荆州记》中记述：“隋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龙所生林西有两重堑，内有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祠之。”九井自穿相通，一井牵动众井，这与地下暗渠相通的坎儿井结构相同。神农是我国农业和医药发明的传说人物，把穿井与他连在一起，可见其历史悠久。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穿井时，就挖了一条从旁出的“匿空”(地道)，这与坎儿井的挖掘方法极其相似。如果：“匿空”为水平地道，就是坎儿井，这是公元前21世纪的史迹，比传说波斯于公元前8世纪有坎井，要早1000多年。
《庄子·天地》篇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子贡向其介绍当时的先进灌溉提水工具桔槔，而圃者答以“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他害怕使用机巧工具而乱了思想，坚持遵古法凿隧取水。可见在春秋时期凿隧取水已是一项古老技术，而这种技术运用于坡度较大地段，就可挖成坎井。《庄子·秋水》篇的“埳井”，即“坎井”。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这类井似同于壑，应是流水深沟或地下暗渠。(苟子·正论)又云：“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坎井之名，正式出现在先秦典籍之中。人们相信波斯地下暗渠起于公元前800年，却没有认真考究中国史籍中有关坎井的记述，不无偏废之嫌。虽然这些记述没有指明坎井的具体形成时间，却充分显示出产生坎井的文化背景渊远流长。
汉代中原井渠法与坎儿井
吐鲁番坎儿井是由地下暗渠、竖井、出口涝坝、引水渠等工程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利用地形特点，通过地下暗渠，将埋深几十米乃至百米以下的地下潜流，引至农区或居住区。首先对吐鲁番坎儿井起源作解释的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记述鄯善连木齐(沁)西面的坎儿井时说：“又西多小圆阜，弥望累累，皆坎尔也。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隔敷步一井，下贯木槽，上掩沙石，惧为飞沙拥塞也，其法甚古，西域亦久有之。今人动云林文忠所创，非也。”他在夹注中指出：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与《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之法相同，《沟洫志》载：“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陨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今陕西澄城县北头村附近有一段引洛水入渠的遗迹，南流十余里进入永丰境。其第一段井渠共发现竖井7个。这是将河水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山岭，吐鲁番坎儿井大都是把高远处潜流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农田，也有少数引河水的坎儿井，其工程原理一致。“井渠之生自此始”，是指其广泛推广而言，并非说其工程原理与技术经验形成于此时，否则，何以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汉武帝就发卒万人立即动工。这说明早已有成熟的穿井技术可资应用。《汉书·沟洫志》明确记述井渠之法的推广情况；“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代肃州千户曹斌“凿石为洞，引水渐上”，就是井渠之法的推广与继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汉武帝云：“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儿宽所建以溉高卬之田的六渠，即是“通沟渎”、“畜陂泽”。《风俗通义·山泽》释“波”云；“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山东省桓台一带所称洞子井，海南岛所称“陂”，是与坎儿井类似的水利工程。后汉永平十二年(69年)夏，明帝“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河南荥阳)东至千乘(山东利津)海口干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溪涧，疏导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在这项大型水利工程中，凿山阜引水修渠、即是坎儿井式暗渠。两汉时期暗渠开凿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元朝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记述宋朝大中祥符七年修复龙首渠的情况，勅书中有“矢引顷首之清渠，实唐就北之旧迹，克修废隧，深副倚毗”之句，证明这一汉代的穿隧水渠经唐宋，仍然发挥效益，直到元朝成宗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修志时才废弃。黄盛璋先生认为汉代井渠法，在汉以后“没有发展下来”，“也没有传到关中盆地以外”，与史实不符。
王国维认为“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贾胡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暂且不论中亚井渠法的起源，关于吐鲁番坎儿井技术是由汉代屯田兵卒传入的中国旧法的论断，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具有充足理由的反证。《西域井渠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伯希和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末西安一带就有坎儿一类渠井，但又说“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伯希和的疑虑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在春秋以前就有凿隧取水的古老传统所致。
钱伯泉已撰文批驳，他阐明波斯语“卡赫莱兹”(Kahrez)是指芦苇，波斯语称坎儿井为“anat”，并非"Kahrez”，它与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iz”的发音绝不相同。
坎儿井一词，与《庄子·秋水》篇中的“坎井”十分相近。“坎井”一词屡见于典籍。《初学记》把井分为天井、坎井等名目，可见“坎井”早就是井类家族的正式成员。坎井在汉语中是一个开音节和闭音节组成的词语，容易儿化为坎儿井，翻译成维吾尔语自然会嵌入一个“儿”音节。维吾尔语Kariz是直接从汉语音译“坎井”而来。钱伯泉以坎儿井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称“井渠”，而山东桓台县民间多称其为“洞子井”为据，考证维吾尔语坎儿井(Kariz)的语源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维吾尔语称“洞”为كارئز〃olar〃，在它后面加上“子”的音译ز(Z)，则须在ر(r)和ز(Z)这两个辅音字母之间增添一个元音字母ي(i)，于是“洞子井”译为维吾尔语(olariz)，غ“oI”这个后颚磨擦音与“k”音相近，就读成“ka—riz”了。《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洪武中，肃州干户曹斌在“肃州城南二十五里修东洞子、西洞子两渠，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甚为奇异”。接近新疆地方的肃州民众也把坎儿井称为洞子渠，维吾尔语Kariz或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可备一说。不论坎儿井(Kariz)是汉语音译或意译，都表明它源于中国。
晋唐时期胡蔴井渠与坎儿井
唐代诗歌有关于井渠的生动描述，如李群玉《引水行》云：“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罗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它可以借来形容吐鲁番坎儿井。
(一)胡麻井渠
1990年，笔者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找出“胡麻井渠”以当坎儿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肯定或否定者都有。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有多处记载“胡麻井”、“胡麻井渠”。《唐显庆四年(659年)白僧定赁契》有“将五年马塠口分部田壹亩，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壹亩”。以五年马塠口分部田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必须付出4斛麦，说明胡麻井部田优于马塠口分部田。《武周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有“一段一亩(部田三易)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酉麴文泽南渠北曹粟塠”。同件还有一处“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荒西荒南荒北张阿桃。”“它展示胡麻井渠是在城西五里由东而南，此段地亩处于该耕作区南部边缘，其东、西、南三面都是荒地。
大谷一二二一号文书有“屯头渠，东胡麻井西白海祐南胡麻井北至渠”。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一段壹亩(部田)城西五里屯头渠东渠西赵仕义南渠北荒”，这是处于同一方位的两处耕地，一二二一号文书中的“□□”缺文，是二三九二号文书“城西五里屯”字样，其“东胡麻井”、“南胡麻井”，应是二三九二号文书中的“东渠”、“南渠”的水源，它说明“胡麻井”附近有渠，即坎儿井入农田的灌溉渠。但这不能成为胡麻井是地名的理由，而是表明井和渠是结合在一起的。
又《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有“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张花西左延海南荒北荒”。大谷二六〇四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过永寺南”。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有“曹善八一段叁亩(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西张龙(住)南张钦北田种欢”。大谷二八六六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尚宽西渠南高规北张师”。这四块耕地，除第一块没有标明亩数，余三块共七亩，加上上述已列靠胡麻井灌溉的田地，共计约十亩。从文书年代相近而这些地块大都不相邻接来看，由这口胡麻井来灌溉的面积，远不止此数。如果这口胡麻井是竖井，即使水源充足，用人工和畜力提水，根本满足不了生产用水的需要。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井渠东渠西刘师南张因前有缺文，不知是什么名称，“井渠东渠”一语，证实吐鲁番井渠的存在。假若把“井渠”当作胡麻井的渠，那紧接的“东渠”，就完全成了赘文了，于文理不通。胡麻井、胡麻井渠都是指坎儿井而言。在没有自动化提水机械的年代里，在吐鲁番这样自然条件下，不可能靠一口竖井而形成渠系灌溉。
此外，大谷二八六七号文书有“四里胡麻井渠”，和“一段贰亩(部田)城□四里胡麻井渠”。大谷一二四三号文书有“亩(部田)城北五里胡麻”。除城西五里有胡麻井渠外，城北五里和城□四里均有胡麻井渠。这说明以“胡麻井”当地名的观点不符情理，人们总不能把高昌城外方圆几里路的小圈子内的多处地方都叫“胡麻井”。如果把上述文书中的“胡麻井渠”理解为在高昌城西北部的一道坎儿井，就顺理成章了。
(二)泉井与暗道遗迹
唐代吐鲁番坎儿井的存在，还可以从其他文献和古遗迹找到线索。《唐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部将裴沙墓志》云：“奏拔四镇，公仍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吐鲁番在唐安西四镇区域之内，其“导以泉井”的“泉井”，应是指坎儿井。这句话颇为准确地表述了坎儿井工程的基本原理，坎儿井就是疏导地下泉流而成。
交河古城内，有一段凿于地面以下3米左右深30多米长的地下暗道，至今保存完好，尚可过人，虽然尚无法断定它修建原由，但此类暗道开凿技术与坎儿井工程相近。据新疆水利厅原厅长维吾尔·米努甫《新疆坎儿井研究》一稿，“在今吐鲁番胜金口水库西坝端有一古居民遗址，在水库附近曾挖出两个陶罐和一个陶碗，经鉴定是魏晋时期文物。还有一条长l00米的坎儿井，出口处距古居民遗址仅有30米，有7个竖井，每个竖井相隔约10米，现已干涸，出口处有一段已坍塌成明渠。可以肯定自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一带必定有坎儿井。
(三)知水官与掏拓所
唐代吐鲁番经济有较大发展，与之有密切关连的坎儿井相应增加。管理水利官员，县一级设有知水官。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文书，其知水官杨嘉恽负责堤堰修整。“同墓所出另一件《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高昌县派知水官杨嘉运(即场嘉恽)前往与突厥首领商议，令其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员，长期从事灌溉劳动，交与多少粮食。《唐勋官某诉辞为水破渠路事》记述有人“过乘开水，渠破墙倒”，“水破渠路”、“桃木满逸”，与之“论理不伏”，为此向官府提出控诉，“今请迫过处(分)”。所言“合修理渠后始合取水”，是维护井渠工程的一条原则。
水渠维护修理由受益人合力承担。出租土地水利责任，一般在租佃文书中有明确规定。1964年阿斯塔那10号墓出土《傅阿欢租田契》云：“田中租殊佰役，仰田主承了。[渠]□(中缺)讁，傅自承了。”中间缺文应是“渠破水讁”。从伴出其他文书分析，应是贞观二十三年立契。这项唐初租佃双方义务规定，是高昌王国时期租佃义务的沿袭。《高昌□污子从麴鼠儿边夏田，鼠儿从污子边举粟合券》云：“赀租佰役，□不知：若渠破水讁，麴郎悉不知”。对“谴”字解释不一，影响对当时租佃和水利状况的正确领悟。
近代文献中明确提到新疆坎儿井的存在见于和瑛《三州辑略》卷3，记载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吐鲁番地方有人“情愿认垦雅尔湖潮地一千三百四十亩，请垦卡尔地二百五十—亩。潮地每亩缴纳租银四钱，卡尔地每亩缴纳租银六钱”。所谓“卡尔地”即指坎儿井所浇灌之地，因其灌溉可靠，收益大，故租银高于潮地50%。
另据雍正十二年(1734年)傅鼎及阿克敦使准噶尔时随行人员记载：“自哈密起身，住苏门哈尔灰城，此站约七十里，路平易走，路傍俱依田亩、放水池子”，苏门哈尔灰城，住喀托博克地方，此站约百里，路平，亦有田亩、放水池子”。上文两次提到的“放水池子”，当即“涝坝”别称，是坎儿井出口的蓄水塘。以此推断，坎儿井出现时间应更早。
新疆坎儿井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乌鲁木齐都统廉敬建议：“在牙木什(即雅木什)迤南地方，勘有垦地八百余亩，因附近无水，必须挖卡引水，以资浇溉”。但无进—步实施记载。
在近代提倡和推广坎儿井最有力和影响最大的人物则首推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遣戍伊犁途中，在距吐鲁番约40公里处看到坎儿井，当时十分惊讶，询问后知其利益便极为主张推广。这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十分明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九日，……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才棉无算，皆卡井之利为之也”。
当时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在筹划伊拉里克开垦事宜的《经久章程》中写道：“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其利甚至，其法颇奇，询为关内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卑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户于盐卤空间之处自行出入挖井”。这段文字一是
说明坎儿井的利益很大值得推广，另外也说明坎儿井可以浇灌“高阜之田”的重要作用。在林则徐到新疆办水利之前，坎儿井限于吐鲁番，为数30余处，推广到伊拉里克等地又增开60余处，共达百余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林则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另一次新疆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便是光绪六年(1883年)左宗棠进兵新疆以后了。光绪九年(1886年)建新疆行省，号召军民大兴水利。在吐鲁番修建坎儿井近200处，在鄯善、库车、哈密等处都新建不少坎儿井，并进一步扩展到天山北的奇台、阜康、巴里坤和昆仑山北麓皮山等地。
民国初年，新疆水利会勘查全疆水利，重点对吐鲁番、鄯善等地坎儿井工程进行了规划提出开凿新井和改造旧井的计划，以吐鲁番县、鄯善县、库车和阜康县为重点。以吐鲁番为例，当时调查结果：“河水居其三，坎水居其七”。查吐鲁番旧有坎儿井800余道，实有水600余道，鄯善约360道，库车100余道。这与1944年调查数字有较大差距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吐鲁番地区311．33公顷土地中，有50%是坎儿井灌区。到1957年前共有有水坎儿井1237条，流量为17．86m3/s灌溉22667公顷。当时各公社(乡)均有挖坎专业队并制定了“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的“五定”制度。常年对坎儿井进行捞泥、维修、延伸，保证坎儿井出水量逐年增加。
来自：http://lvyou.baidu.com/scene/view/260de7c8273681fa465396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