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禹作敏，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去世，结束了自己“改革风云人物”的一生。
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发出一条电讯稿: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这条不足140字的消息,在当时足可以称得上是一条爆炸性新闻。应了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里的一句“团泊洼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
以后的日子,禹作敏,这个头顶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农民企业家等光环,当时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庄主从此销声匿迹。期间,不时也有一些小道消息提起他。一晃6年时间过去。1999年10月,有媒体报道说,禹作敏保外就医期间于当月3日在医院去世。很快,这个消息得到证实。 假如真的有所谓的时光隧道，许多人会选择回到三十年前，回到改革开放发轫的时代。今天，我们用审视的目光回顾三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由此，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农村的广阔田野，绕不开那个曾经或仍然大名鼎鼎的禹作敏和大邱庄。
大邱庄是命运多舛的地方，其实，历史的巨手已经抚平了曾经留在这里的伤口，以至于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样一个地名。但是，抚平的伤口也是伤口，疤痕依旧存在。我们无意揭开伤口，回首昨天，是为了更好地记住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1999年，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2号，被判入狱20年且最终获得保外就医“照顾”的禹作敏，刚刚从天津武警医院被转运至此时日未久，时年69岁。 斯时，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郁、焦虑、困顿之态溢于言表，相较6年前的谈笑风生、威风八面，实已判若两人。
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之际，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
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
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一缕青烟腾空而起，人称“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一代精神领袖就此灰飞烟灭。 历史，总归是不容回避的。
“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都穷光棍子，说不着媳妇。从书记改革，这个面貌一下子就改了。” 对于大邱庄和禹作敏来讲，最为深刻的反省与改革发端于1976年至1978年间。伴随着扭曲人性的十年“文革”之结束，曾经备受追捧的所谓“大寨模式”与“大寨精神”，开始迎来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而当年整个天津地区学习大寨最为狂热且甚得毛泽东夫人江青赏识的模范村——宝坻县小靳庄在政治风波中所遭遇到的人格分裂性伤痛，亦令禹作敏醍醐灌顶。
据称，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错误情绪正酣之时，禹作敏独自一人在广袤的团泊洼辗转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间寡言少语，旱烟抽掉无数。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了这样的诚挚演说：“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此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尽管对于禹作敏裹挟集体力量切入钢铁工业且能够将大邱庄经济“打着滚儿”发展的现象，学者间存在多种争议与猜测。更多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禹作敏单单看中了钢铁，他的原材料哪里来的，他的产品卖给了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此独特的政治氛围内，到底是谁扮演了禹作敏与大邱庄幕后推手的角色？
1978年前后至1993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其后，却因种种不合常规逻辑的做法，其本人被课以严刑，获刑20年，且株连次子禹绍政刑期10年。自1993年至1999年，除却其母病逝于乡而得以片刻还家外，禹作敏再未得到任何机会回到大邱庄。
一时引起且延续至今的最大争议是，对禹作敏这样一个于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之人进行的最终判罚，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另外，执行前是否真正深入考虑过该事件之处理对大邱庄整体经济所造成的震荡幅度？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禹作敏的事前干预是否已经尽职？伴随着作为大邱庄精神领袖的禹作敏的倒掉，整个大邱庄经济几近陷入全面崩盘的境地，且此后数年一直未见抬头之势。到底谁该为大邱庄经济的衰败负责？
回溯整个过程，禹作敏被扳倒的直接契机来自两桩人命案，一为1990年之“刘玉田案”，一为1993年之“危福合案”。两案前后相继，禹作敏深陷其中，难脱干系，最终不能自拔。
依据禹作敏生前朋友——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乡小靳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于2007年8月28日的回忆，禹作敏为人仗义，性格豪爽，但“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 王作山认为，禹作敏“护村”护得实在太重了。“有人犯法，谁犯法就该谁受法律制裁，有你啥事啊？而且，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对他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即使有责任也不至于负刑事责任，儿子犯罪不能把父亲也逮起来吧？是不是这个理儿？下边杀人，怎么会是他的主要责任？我只能说一句，他忒‘抗上’了。”
随着1993年禹作敏的倒掉，大量针对禹作敏在大邱庄管理模式上的批评甚至谩骂铺天盖地而来，其情状之复杂，模式之花哨，如同之前的赞誉。但细细想来，几乎所有的批判都非常值得怀疑。不论是“庄主说”、“土围子说”、“独立王国说”、“土匪头子说”，还是“封建君主说”、“地方割据说”，其核心内容仅在一点上，即“禹作敏不该这样控制大邱庄”。
“都是禹作敏一手操纵的，在大邱庄，他是说一不二，要么怎么说他是土皇上呢？说好一点他是皇上，说重一点，他就是一个土匪头子！我说这话，我负责任，因为他的一行一动，已经体现了他是一个土匪头子了。坐车，只要他从办公室一出门，前边仨后边仨，左右一边一个，几个人？这就是八个了。前呼后拥嘛！开门进去，他在后排坐着，一左一右两个贴身保镖，前边还有一个保镖。你作为大邱庄的一个书记，搞这么紧张干嘛？！他要的不就是那个派儿吗。”
村民们对禹作敏心怀钦佩，“人还是个好人，书记也是个好书记”。“大邱庄四面八方多少个村庄，为什么惟独大邱庄发展了？不是禹作敏带领大家发展起来的吗？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气魄。“就是从大邱庄一名声在外后，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对立面大一些了，又是上保镖又是安摄像，你说有嘛用！盖别墅非要弄个地下室，刚开始还计划着从他的别墅到他上班的办公楼，要在地下挖一个地下通道，上下班都不敢在上边走，得在通道里走，你说他活着轻松吗？！”
禹作敏案牵连了静海县原公安局局长孙家芝。1990年9月，即案件处理末期，孙家芝因涉嫌参与“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后造假，被天津市政法委强行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拉下并受到处分，之后再无其消息。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禹作敏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
最后宋平顺带着武警包围了大邱庄，禹作敏说：‘他来啊，我让他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有多少人在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其实，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策略未能奏效，且引发禹作敏与天津市委尤其与宋平顺所携天津市公安局严重对立情态之时，适逢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津赴任天津市市委书记。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以及3名骨干村民。据禹作瑞回忆：“禹作敏说：你聂璧初怎么叫我，我也不去！于是，聂璧初只能等高德占来商量，高德占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写了封家信，让禹作敏到天津迎宾馆，要和书记谈一谈。” 禹作敏一露面便束手就擒，，，，，，。
15年后已由村变镇的大邱庄，马路、楼群、商店、农贸市场依旧沿袭了往昔的风貌。扩容后的大邱庄镇如常地来往各地的商贩，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香港街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门营业，甚至大量的小姐出租屋亦不时闪现。尤为显眼的是，从大邱庄村口延伸至数公里外的宽阔水面已完全黑褐污浊，被污染到不可复加的程度。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顿中的大邱庄经济，在付出了沉痛的环境污染代价之后，依旧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后，伴随着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疯狂挤兑，大邱庄原本蒸蒸日上的集体经济瞬间崩溃。之后的所谓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改革，非但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成效，却引致问题迭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育有二子三女的禹作敏在客死他乡之后，可谓家道中败，长子禹绍国、次子禹绍政目前均已流落异地且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及静海县城，绝少再回大邱庄。禹作敏繁盛时期“高贵”的白色别墅因产权不明无法出售而基本闲置，玻璃窗上满是灰尘。抚今追昔，不免令人叹惋
天和医院——禹作敏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据称，禹作敏曾在天津第一监狱（天津人称之为“西所”，已被拆除，目前天津第一医院所在地——笔者注）服刑两年，后保外就医到天津武警医院，后又转至天津天和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三楼禹作敏生前病房早已由一间开辟为两间并改为门诊诊室。据天和医院某护士讲，当初这间病房编号为“甲三”，也即高干病房。
天和医院办公室主任回忆说：“我经常在院子里碰到他。我所碰到的禹先生，格外讲究礼节，和我们见面总是点头问候。但他当时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有多大的自由，这个我不清楚。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很自由，因为他有时候还自己出去买点东西，这个我是见过的。”
受过禹作敏资助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郭凤莲认为，禹作敏死得很可惜，对于大邱庄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十多年的时间，大邱庄变了样，要是没有禹作敏是干不成那个样的！这么大的改革思路不是随便一个老百姓就能想像到的。我从不因为谁犯了罪就讲人家这个那个的，我是实在感到挺惋惜。
郭小川笔下颇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团泊洼的秋天》，时下已不再静谧，严重的污染早已令宽阔的团泊湖水库鱼虾了了，即使捕获上岸的零星鱼虾也基本不能食用，大邱庄周边环境的大幅度恶化甚或催生了与其几华里之遥的癌症村的出现。
禹作敏时代已告终结，和他一起见了上帝的还有他的冤家，已经爬到了正部级位置的市人大主任大贪官宋平顺 。两人殊路同归，前后相隔八年，都选择了自杀身亡，不能不说是老天安排下的绝妙讽刺和生死对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