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历史误区 雍正王朝 电视剧

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历史误区

——兼论清代皇帝的功过是非

伟大的毛主席填写了一首伟大的词，评述了中国历史上几位伟大的皇帝，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汉。可惜词的容量有限，如能继续写下去，肯定还有洪武成祖、努尔哈赤、世祖圣祖、雍正乾隆。清代的皇帝几占半数，达5席之多，真可谓个个英明，人人神武，难怪今天的荧屏几乎被头垂大辫子的大清皇帝们的龙影所笼罩了。

曾几何时，学术界、舆论影视界刮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翻案旋风，至今犹盛，正者反之，反者正之。对于满清的统治，秘密社会的“反清复明”活动贯穿清代始终，辛亥志士则更高举“反满”、“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大旗，一度淋漓尽致地将满清帝王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势异，满清皇帝们终于熬出了头，又扬眉吐气了。

自80年代以来，历代帝王逐渐成为媒体炒作的主题，尤其是近几年，大清皇帝们邀得了独宠的地位。最近的打着所谓“历史正剧”旗号的《雍正王朝》大约可算是到目前为止的颂扬龙德圣恩的巅峰之作了，刚刚荣膺第十七届电视剧金鹰大奖的殊荣为它的成功作了最好的诠释。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历史真实的雍正皇帝和电视塑造的雍正形象，看看电视编导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地篡改史实、蒙骗观众的。有关雍正继位的内幕，尽管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被雍正销毁干净，但仍然无法掩盖他非法夺位的劣行；电视中则将为夺帝位不择手段、在烛影斧声中登上宝座的雍正帝改为合法的继位，把他美化为道德楷模的圣君。登基后的雍正屠杀知情者数百人，对曾经是自己帝位竞争者的同胞兄弟亦毫不手软，甚至将其兄弟呼为猪、狗，虐待至死；电视剧却改为雍正的兄弟们阴险歹毒、破坏改革、图谋政变，而雍正则一再忍让，以至于他宁肯杀掉自己的儿子也要谨守父训，决不杀自己的兄弟。为了掩盖篡诏窃国的事实，雍正上台后立即将康熙晚年传达圣旨的近侍赵昌处决，这一举动连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都认为“使全国震惊”，无非是因为赵昌最明了康熙去世及传位的真相，以杀人灭口。隆科多与年羹尧是雍正上台不可缺少的一内一外的两员干将，雍正登基之初，对隆、年二人感激涕零，优渥有加，吹捧他们的肉麻话语远离了君臣的礼节，有如恋人的情书（对年羹尧）或晚辈阿谄前辈的颂辞（对隆科多）一般。但一旦江山稳固，以前的“恋人”也罢，“前辈”也好，都突然犯下了累累罪行（隆科多被罗列42罪，年羹尧则更达92罪之多），十恶不赦，若不重处实在无法上谢列祖、下平民愤。雍正敌视知识分子，屡兴文字狱，疯狂迫害读书人，不仅如此，他还滥杀本意为他着想的、但奴性不足的言臣、谏官，电视编导者们挥动其如椽巨笔，叙说书生们如何自私自利，读书人因科举不顺而心怀怨忿，从而产生反社会、反改革以至“反清复明”的言行。这一对雍正敌视知识分子原因的轻巧消解，其挖空心思的程度连雍正本人也是望尘莫及的。雍正妄想长生不死，因吃丹药中毒而亡，这在史学界基本上是定论，但电视却改为雍正勤政爱民，宵衣旰食，长期抱病治国，积劳成疾，终于累死……如此等等，为了将雍正塑造成一个空前绝后的道德圣君，电视剧蓄意歪曲事实，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达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雍正登基的真相如何，他自己再清楚不过。康熙常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以后的乾隆、嘉庆亦如此），雍正从无一顾；康熙常住畅春园，雍正则常在圆明园；康熙死后葬于东陵，雍正则在相反的方向另建西陵。迷信思想浓厚的雍正做了太多对不起乃父的事情，害怕乃父的亡灵，连死后也要避之唯恐不及。这些有悖常理的举动一再证明雍正绝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道德圣君。

其实，历史上弑父逼母、杀兄夺妻的皇帝大有人在，神武圣明的唐太宗即是最有名者之一。政治与道德本来就是两回事，一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不见得不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宁使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不是也赢得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诸项冠冕么？）相反，一个所谓道德高尚的皇帝可能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中国倡导道德的土壤和环境实际上是培养伪君子的温床。治国安邦主要是依靠法律、规章、制度等，道德说教多数时候只不过是驯养愚忠愚孝贱民奴仆的辅助工具和精神鸦片。

以政绩而论，雍正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创造性成就。著名的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认为清代两件最有影响的事是雍正所为，对其评价颇高。一是设立军机处，一是摊丁入亩。但仔细推敲，这并不能称作“大手笔”。军机处名义是为西北用兵防止军机泄露而设，那么事后理应裁撤，但实际上军机处不仅雍正未废，甚至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为立宪性质的内阁所取代。设立军机处绝对谈不上是高明、进步之举，相反它是雍正及其后各帝极端独裁专制的集中反映。他重用身边品级低微的近侍、奴仆，架空以至取代外朝。这也不是雍正的首创，而是自汉武帝就开始出现的历朝历代独夫们共用的权术。至于他的“勤政”，那不过是独裁魔王们心怀鬼胎，疑心重重，猜忌成癖，时刻瞪圆双眼、竖直两耳严防有人觊觎和染指他的权柄及地位，不相信任何人的变态心理的表现而已。朱元璋、崇祯帝等亦莫不如此，其首要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巩固他本人的皇帝宝座，所谓“为国”、“爱民”等等倒在其次或者其次之其次，因此这样的独夫“累死”也是罪有应得，更何况雍正帝并非“勤政”“劳累”致死。而“摊丁入亩”也不是雍正的专利，这是社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自明朝即开始向这一方向转化，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类似性质的“一条鞭法”，到康熙已有摊丁入亩的试行，雍正无非是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何况雍正一朝也并未在帝国境内全面完成。

当然，客观地讲，相对于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们来说，雍正也不是一个昏君（称其为“暴君”恐不为过），他作风果断，雷厉风行，惩治腐败，改土归流等等。相对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点作为的皇帝。但绝未达到如《雍正王朝》所美化的程度。

广而言之，不仅雍正不值得受到如此的拥戴和吹捧，整个大清帝国施加于中华民族的祸害是磬竹难书的。

满洲贵族的入关之日，就是汉族人民的遭难之时。对于满族（初称为“女真”）来说，它由一个原始部落性质的社会通过东战西杀，势力渐强，不断向明王朝进攻，最终跳跃性地融入到成熟的封建社会之中，这对满族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这一进步的代价却是对汉族人民的屠杀和先进文明的破坏换得的。满清统治者的野蛮杀戮，如“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只是九牛一毛；它强制其他民族接受他们薙发留辫（近代被外人讥为“猪尾巴”）的陋习，几次发布“薙发令”，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满清帝国的民族歧视政策还集中体现在官制上。清王朝规定，中央各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满汉各半，实权则在满尚书、侍郎手中，而地方督抚直到近代才结束了基本以满人为主的格局。一个落后的、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就是这样野蛮地统治着相对先进的、有着几亿人口的汉民族。“反清复明”伴随着清王朝的始终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满洲的入关使整个中华帝国的命运陷入了深重的劫难之中。清王朝顽固执行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一再错失与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交往的良机。重农抑商诚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不独清廷如此。但是，满洲贵族以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快就深谙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夷夏大防”之说，它做贼心虚，害怕汉人与外国的交往会危及其统治，因此更加强固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很难设想，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会在清朝发生。

满清王朝对中华文化及文人的摧残也是登峰造极的。为人所乐道的《四库全书》固然集中保存了很多典籍，但殊不知乾隆大帝正是借修书之机，肆意篡改以至销毁在他们看来稍有不利的记载（即反清思想或史实）。因此，若说这项工程同时也是书籍的灾难并不为过。至于屡兴文字狱，更是大清皇帝们的拿手好戏，读书人动辄得咎。著书吟诗要时刻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遭致身首异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是在嘲笑大清帝国没有文化，放肆的作者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明”、“清”本为诗文中的常用字，但却被大清帝王及其奴才们曲解附会为“反清复明”，如“一把心肠论浊清”、“翘首待重明”等诗句都被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连将四书五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八股试题的江西主考官礼部侍郎查嗣廷也被认为有去“雍正”之头的嫌疑而身陷囹圄，死了还不解恨，仍遭戮尸之刑，其家人、亲友等亦备受株连。这种绝妙的“发散式”思维与我们“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确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至于士人结社、议政则更在严禁之列。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独立人格、批判精神被销蚀尽净，只能回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为上古典籍中的一字一词作万言的烦琐考证而皓首穷经，这就是所谓“乾嘉学派”，它于中华文化的创新、进化与发展并无多大的积极作用。这些人相对来说尚算是良知未尽泯灭的学者，还有更多的是热衷应试、老死科场而不悔的无耻文人。他们匍伏于地，奴颜婢膝，甘当满清皇朝的奴才与鹰犬，只知死背四书五经的残章断句，临摹八股试帖，梦想一朝登第，当官发财，鸡犬升天。曾有时人挖苦他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对他们奢谈什么礼仪廉耻、国计民生、世界大事、科学技术，那简直就是对牛谈琴。龚自珍愤怒于“万马齐瘖”的文化局面，呼吁上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即使偶有一二人才，也难逃或者被消灭，或者被阉割，或者被酱缸同化的命运。雍正对读书人的切齿痛恨不是很好的注解么？

大清“盛世”的罪孽还表现在人口暴涨，而英明的皇帝们却无法解决其众多子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人地矛盾的尖锐导致无序地开垦，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实肇端于此。在安土重迁的文化背景下，大批百姓为了生存，被迫漂零海外，其中主要是迁往南洋群岛。早期西方殖民者东来后，在南洋各地肆意杀戮华侨，如西班牙在菲律宾就多次大规模地屠杀当地华人。对此，大清帝国的皇帝们不仅不予保护，反而认为这些人不守根本，自弃天朝王化，甘心流移外方，不值得同情悯惜，受虐遭杀也是咎由自取，雍正还禁止已经出去的华人回归祖国。这就是大清皇帝们对待他的子民们的态度。人们在这里不妨领略一下什么叫做无耻之尤和残忍之至。

如果作一横向的国际比较，不仅雍正皇帝，连乃父伟大的康熙、乃子圣明的乾隆也尽应列为昏庸误国之君。

中国文化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作有限的比较。以纵向的比较和静止的观察，确实可以认为，康雍乾时期是“盛世”、“治世”。岂止如此，依此逻辑，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的开办，西方近代新式武装、机器设备、生产技术、思想观念等渐次传入和扩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康雍乾时期不知进步和发展了多少。仅从财政收入来说，清代前期每年不过白银四千万两左右，而到光绪末年则达到一亿多两，翻了几番。当北洋水师成军时，它是当时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近代海军舰队。所有这些，晚清的太后、皇帝们有足够的理由自豪和骄傲地宣称：大清帝国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和光辉的业绩，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盛局面！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然而，无论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今天的人们，决没有人会认为大清帝国果真强盛。原因很简单，任何人的眼中都无法漠视或回避一个刺眼、醒目的参照物——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相比之下，大清帝国衰弱贫穷，屡遭屈辱，几濒亡国灭种的边缘，何谈强盛！

同理，康雍乾的“盛世”与同时的西方对比如何？满清入关之时，欧洲早已完成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已成功，英国则正在进行日后影响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随后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文明因其勃勃的生机，以坚船利炮为载体正强有力地向全世界扩散。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既然已经落伍，除了迎合世界潮流之外别无他途。但满清帝王们紧关国门，闭目塞聪，昧于世界大势，依然在天朝上国的“盛世”假象中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强化重本抑末政策。在对外贸易方面，厉行海禁，只许在广州一口从事条件苛刻的交易，雍正甚至不准中国商人出洋贸易。当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以补贺乾隆80寿辰为名来到中国要求扩大中英贸易和交往时，遭到乾隆的断然拒绝。乾隆以天朝皇帝特有的口吻教训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资外夷以通有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规意义的中西方政府之间的正面接触在绝然不同的话语系统面前无法沟通，对大清帝国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乾隆君臣们还愚蠢地以为英夷不远万里前来觐拜天朝，足见大清帝国的世界中心和盟主地位了。但英国使团却看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马戛尔尼甚至认为一支几千人的英国远征军就可以打败大清帝国。后来的历史事实不幸被马戛尔尼所言中。这是谁的过错？

乾隆失去了送上门来的学习西方、追随潮流的绝好机会。乾隆还算不枉“圣君”的虚名，还有勇气与胆识接见单膝下跪的马戛尔尼特使，后来的嘉庆、道光以至近代的咸丰干脆“不屑”（其实是“不敢”）见那些性同犬羊的夷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清帝国从总体上拒绝西方文明，但西洋的日用器具等奢侈品却能被帝王贵族们“笑纳”，如西洋机械钟及其他新奇物品。不过，“笑纳”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即只有帝王权贵们才可消受，这也算是身份的象征，工作的需要。对于民间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东西就是“奇技淫巧”，万万不可使之接触，以免使帝国伤风败俗。嘉庆就说过，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要钟表干什么呢？至于西洋书籍宗教文化等精神文明那更是洪水猛兽。即使到近代，大办洋务的李鸿章还说：中华文物制度事事皆出西人之上，不用学习。历史虽不能重复，但相似的情景却可以再现。西方豪华轿车等生活奢侈品纷纷涌入国门，成为国人的父母官们为民作主的服务工具而大受欢迎，但西方的制度政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等则都是有悖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污染物，是不可以引进的。两相对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效。

如果大清帝国没有学习西方的丝毫基础和条件，那也可以稍加谅解。但事实是，早在明朝末年的李贽及其稍后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杰出的思想家已经萌发了近代民主意识。他们的先进思想并不是舶来品，而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出来的。假如顺其自然，不加扼杀，一场类似西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文艺复兴”思潮极有可能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从而引导中国自然而然地走上近代文明的健康发展之路。然而残酷的史实早已淹没了所有的“假设”。从这一意义而言，康雍乾们尤不可原谅。

创造、领导世界前进潮流的帝王才是最伟大的帝王；退而求其次，顺应、追逐世界历史潮流的帝王也不失为英明的帝王。从这一意义而言，前近代的历代满清皇帝以天朝自居，闭关自守，坐井观天，虚骄自大，连西方送上门来的近代文明也拒绝接受，其实都是愚不可及的昏君庸帝。相比之下，名义上在位34年，自小在慈禧太后淫威下长大的傀儡光绪皇帝则胜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光绪“亲政”之后，身处深宫大内，尽管仍无法摆脱慈禧的阴影，但他努力接触西方文化，了解世界大势。甲午战败，他痛感非变法无以救国家、保大清，力主变法，表示自己不愿当亡国之君，若慈禧不给他变法的事权，他宁愿退位。平心而论，性格懦弱的光绪并无治理非常之世、处理非常之事的雄才大略，他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力求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不计个人名位（如果他不主变法，甘当傀儡，万事悉听慈禧懿旨，大可高枕无忧，也不至于沦到囚死瀛台的悲惨结局）的思想和举动足以盖过乃祖康雍乾之辈所有的所谓“丰功伟绩”。

有人说康熙博学多才，还稍懂西洋近代科技，能自制日晷，预测日影。这当然更增添了康熙的“伟大”。但问题在于，皇帝的根本职责是如何治理好国家，这里需要的是治国安邦的帅才伟略，缺少了这一点，其他琴棋书画再优秀，不仅于国事无补，反而可能成为误国亡国的根由之一。众所周知，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个优秀的词作家，宋徽宗是一位了不起的花鸟画家，元顺帝则对造船情有独衷，所造船模精巧绝伦。可是结果呢？在亡国之君的炼狱里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尽愁绪也无法推卸他们亡国祸民的深重罪孽。或者说，他们本不该当皇帝，让他们当皇帝实在是历史的误会，既误了国家，又害了自己。依由他们的天性和才能，他们本应只是普通的诗人、画家、工匠。返观康熙，在他的统治之下，削平三藩，统一台湾，表面上看，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一片盛世景象。但如前所述，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已是大大的落伍了。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康熙实在难辞其咎。而且，康熙自己略懂西洋科技，但他并未利用他的权威去推广、普及新生事物。他是否害怕他的臣民掌握了这些先进武器不利于他的统治？若果真如此，则更显其阴险与虚伪。既然没有领导臣民学习先进、顺应潮流的思想和才能，康熙只配去当一个普通的学者或科技工作者。

闭关锁国的结果是中西距离的愈拉愈远。以这种视角审视历史，还能认为康雍乾是“盛世”么？人们痛恨近代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实际上祸根早在满清入关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种下了。近代的皇帝们诚然腐败无能，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替“英明神武”的康雍乾担罪受过。他们不是接受正规的皇统教育么？他们不是在很好地坚守乃祖们制定的圣训祖制么？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一味斥责近代的清廷，却去竭力颂扬前期的皇帝，实在缺乏历史的眼光，对谁都不公平和公正。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性就是扩张，它要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达此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前清的皇帝们一再决绝地放弃和平的、主动的学习西方、顺应潮流的机会，千年沉重的国门最终在鸦片战争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缺口，而英法联军则进一步攻破帝国的首都，辉煌壮丽的圆明园变成了仅供后人凭吊唏嘘的残垣断壁，天朝皇帝的颜面在这场浓烟烈焰中被焚毁殆尽，苦命的咸丰皇帝被迫“秋狝”（“逃跑”的托辞）热河，不久即撒手人寰，客死避暑山庄，走完了他正当壮年的生命历程，将一个“内忧外患”的帝国残局交给了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去收拾。咸丰在阴间会如何面对其英明圣武的列祖列宗？虽然咸丰绝不可能意识到这其实是康雍乾“盛世”的逻辑延续和必然结果，难道今天的人们还象咸丰一样愚昧糊涂么？

在步入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千年之交，国人们却仍在欣赏、回味海市蜃楼般虚幻的康乾“盛世”，编构、捏造完美的皇帝形象。雍正已经隆重亮象，效果极佳。据说影视界正在筹拍康熙大帝。在人们的印象中，康熙无疑比乃子雍正更加伟岸和卓越。但是，雍正的形象似乎已经达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不知康熙大帝的编导者们如何让康熙更上一层楼，这可能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吧，我们且拭目以待。不过，1992年曾播放了《康熙大帝》的前16集，少年康熙的光辉形象已经十分璀璨炫目了，不说别的，内中的一首插曲的歌词说康熙是“天生小龙种”。这倒需要一问：早在两千多年前，陈胜就在大泽乡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居然还有人高唱“天生小龙种”的圣歌，岂不是离谱得不着边际！

皇帝情结这一当代社会现象应该引起国人的深思。皇帝的戏不是不可以拍，但是应该全面。所谓的“有为”之君诚然可以拍，无为之君也不应忽略，而那些暴虐、亡国之君，自桀、纣以至溥仪、袁世凯更应浓笔重彩地拍，让人们看看这些暴君昏帝们如何酒池肉林，荒淫无耻，横征暴敛，暴殄天物，强奸民意，草菅人命，信用奸贼佞臣，残害忠良义士，导致生灵涂炭，天怒人怨，百姓揭竿而起，异族乘虚而入，尸骨遍野，国破家亡。曾经横霸一时的暴君们自己也并没有好下场，他们或者被迫自杀，或者沦为阶下囚，或者身首异处，有的甚至整个家族也成为暴君的殉葬品。今天的影视界不妨将这些另一类的帝王们隆重展示出来，让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形象地认识专制独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怎样地危害和灾难。

最后再回到电视剧《雍正王朝》。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编导者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将雍正虚构成一个尽善尽美的英明圣君，这种美化粉饰的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了以往正史对雍正的颂扬，如果雍正泉下有知，他肯定也感到自愧弗如，瞠乎其后。假如他有先见之明，能预知在他死后200多年的一个人民共和国里，他的后代们对他如此景仰和美化，他一定会为今天的编导者们留下更多更详细的著作，尽力将自己打扮成十全万能的上帝。话说回来，在我们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需国人群策群力，全力以赴，涤荡专制行为和奴性心理的封建余孽，加强法制和民主、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的今天，编造、伪饰一个万能的圣君神话在影视舆论界大肆渲染，难道编导者们是在呼唤一个曾使中华民族陷入永劫不复深渊之中的亡灵来解决过渡时期的某些顽症和矛盾？唯愿这是多虑！（1999年10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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