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约在2009年底，我和几个做图书编辑的老朋友，密谋成立了一个既紧密又松散的组织，名曰“水汪汪小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某种奇妙的巧合，这几个会员都是双鱼、巨蟹、天蝎等水相星座。由这种团队构成也可以反推一下，是不是水相星座更易于从事出版行业？
所谓紧密，是指大家结成一个守望相助的小班子，彼此分享信息，互通有无，相互切磋，而大家共同的手段和目的，就是鼓捣几本自己最想做的书出来。所谓松散，是因为各自没有什么同事关系和利益冲突，每个人对自己要做的书，负最大程度的责，这本书出版过程中所有的环节，都由这个人说了算。一个人浸淫这个行业久矣，但说实话，当家做主的时候并不多，而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是要结结实实地推行一种“编辑中心制”。
这一年来，几个人分头确定了自己的项目，便各自投入战斗。大家同时相约，要把工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与他人共享，以求共同进步。有的人还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自己的编辑日志。我理解，这有点儿像DVD光盘里附带的幕后花絮，制作特辑，“Makingof”什么的。
我做的书中，有一本是《童年与故乡》，这本书相较其他同仁的出版计划，显得较为容易（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他们那么严重的拖延症），所以11月份就出版了，是水汪汪小组中最先推出的一本。按照起初的设想，把自己编辑这本书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想法汇报如下。
2009年9月份，《读库》推出了新一批Notebook《线条的舞蹈》、《张光宇》等八种。我收到老读者宋焱的一封电子邮件，言及“看到这次线条舞蹈的主题，向你推荐我最喜欢的漫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我见到的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的十六开本，黄纸封面。古氏的漫画有特别淳朴诙谐的意蕴，尤其加上吴朗西的译文和丰子恺的书写，可谓三绝。我觉得特别适合你的NB选用。那本书我初次见到买了一本后，中午回去看过，马上返回书店把所有库存的十几本买回来，分送友人。后来又见到2001年再版的本子，封面设计和印制都没有上次的好，但还是把店里进的大概二十本都买回来”。
宋焱在信中说：“说了半天，没准你也有那个书。再拿出来看看吧，我觉着特别耐看。我还想买这个书送人可是买不到了，下次你出笔记本，就用那个温暖的黄色封面，想想都美极了。”惭愧的是，我没有这本书，曾经在书店里翻看过三联书店版的《童年与故乡》，但印象不深。
201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去三联书店汪家明老师的办公室串门，他送我一本书，正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版的《童年与故乡》——这本书是他当年在该出版社供职时做的，那时他还署名“汪稼明”。翻看这一版，我才知道“三绝”——古尔布兰生的绘图、吴朗西的译文、丰子恺的书写——结合在一起的妙处，而我此前所见的三联书店版，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居然将丰子恺的书写体内文改为印刷体排版。我擅自揣度，大概因为丰子恺先生的手书是繁体中文，编辑担心出版会有麻烦，读者会有阅读障碍，所以才有此变动吧。
山东画报这一版初版于1998年，早已绝版，我便动念，应该重版此书。但山东画报这一版内文用纸较为薄透，不能用来扫描。汪家明老师说，他这一版中的图画、文字，是以五十年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制版的。遗憾的是，原书在制版过程中被工厂丢失。
与水汪汪小组说起此事，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的王曦老师自告奋勇，说看看能否从国图借出品相较好的五十年代版本。但最终未遂。我又想起向每次邮件署名都有“甘肃省图书馆”字样的宋焱同学求助。电话打通，才发现原来宋焱是位女士。
甘肃省图书馆也没有，但宋焱同学动用业内资源，最终从辽宁省图书馆借出了一本馆藏的文化生活版《童年与故乡》，五十年前的书，近乎全新。
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江苏美术出版社也曾经出过一版，名曰《故乡的回忆》，但不是吴朗西先生的译本。
文化生活版拿到手，才发现山东画报版的封面字体，不知道什么缘故，居然有些横向压缩，导致丰子恺先生的手书变得瘦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再版，原始信息都会有所损失，有所改变，几乎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这很让人遗憾。那么，我们根据文化生活版转制，会不会离原版更远呢？我决定，寻找德文原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并尽量按照最原始状态来重版这本书。
再次向《读库》老读者求助。“老读者”是我自己起的一个名谓，意指那些《读库》的多年订户，甚至从创刊伊始就不离不弃。我们之间有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是默默地交钱订书、等着收书，而有的则在书之外还要探讨人生，长久以往，许多人的底细，都被我知道了大概。我把邮件发给了远在德国的吴枚同学。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1934年出版的德文版《童年与故乡》。这本书大概来自旧书市场，封二还粘有一张原主人的藏书票：
看到原版，才知道中文版从开本到版心，均做了调整。德文版比中文版的规格大了那么一号。对于一本书来说，有时候三五毫米的差距，给人的观感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德文版的版式要疏朗粗放，中文版则紧凑密致：
按照“无限接近原版”的原则，我确定了这样的编辑方针：依照德文原版样式，采纳中文版中丰子恺先生的手写体正文，及德文版中古氏的插图素材，重新拼版制作，并恢复为德文版的开本规格。
经对这些泛黄的页面的修复、整理、拼接，最终出来的内文版心是这个样子：
内容方面的修复之外，则是图书物理状态的还原了。中文版的三个版本，应该说是每况愈下，三联版的编辑理念便不足道，前两版与原版的差距，主要是受时代条件所限。平心而论，那时候中国出版界与世界的差距，主要是硬件方面的，导致七十多年前的德文版，我们过了二十年、六十年再做出来的，仍大有不如。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超有钱，国内印厂拥有了几乎世界上最顶尖的设备，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出不逊于七十年前德文版的书呢？
首先，德文原版是精装。精装书的最大难度，在于能让内页平整地摊开，封面不弓不翘，平展熨帖。经过这几年来与印厂的合作，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而原版的用纸，却令我大伤脑筋。
拿到德文版后，我之所以产生“一定要按原版来做”的冲动，主要原因就是内文纸张给人的那种温润、爽利又厚实的手感。为此，我寻访了许多家纸商，并请中国造纸研究所来鉴定这是一种什么纸，最终的结论是，当年的造纸工艺，现在已经没有了。好在经过百般挑选，最后总算找到一种基本接近原版的特种纸——这家纸厂采用的就是德国技术。等我战战兢兢拿到成品书，触摸到那种古朴醇厚的质感，看到线条印在上面宛如手写的错觉，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从封面来看，新版比原版似乎大了一些，这主要是现在精装书的装订工艺所致，图书封面的纸版要比纸芯多出三毫米，而原版的纸版是与内文同大的。新版有所改进的是，我们将原版的钉装改为锁线，这样时间长了，不致有锈迹。
由于我国对出版物的一些硬性规定，所以封面没能采用原版的设计方案，这算是一点小小的遗憾，为此我将原版的封面用图印在了封底上。
原书到这一页就结束了，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幅画面。
但考虑到大家对繁体中文的荒疏，特别是这本书很大一部分的目标读者是青少年，所以又将吴朗西先生的译文整理为简体中文，以印刷体附后。由此导致新版比德文原版厚了将近五分之一。这是一件让人不得不生发感慨的事情：长此以后，我们为繁体中文需要额外付出的，将不止五分之一。
吴朗西先生的“译者后记”与丰子恺先生的“写者后记”也附在后面。
并不夸张地说，《童年与故乡》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具备“一本书本来该有的样子”的书。
如此热切地鼓捣这本书，并非只是出于对一本书物理状态的迷恋。《童年与故乡》真正好看的，是它的内容。
“奥纳夫·古尔布兰生（OlafGulbransson），1873年生于挪威，二十岁后赴德国慕尼黑从事漫画杂志编辑工作，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童年与故乡》出版于1934年，是作者童年生活的记录。四十篇散文，两百幅漫画，非常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童年，家庭，学校，军队，初恋等天真烂漫的生活履历，同时旁触到北欧的大自然和它的动物，山林以及纯朴粗野的农民生活。图画文字都有独特的风格。
“译者吴朗西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和翻译家。由于德文原版为手写、手绘，为了使中文译本‘更加生色’，吴朗西先生便也遵从德文版体例，请好友丰子恺亲自书写配图文字。
“丰子恺先生也认为：‘古尔布兰生的画，充分具有写实的根底，而又加以夸张的表现，所以能把人物和景物的姿态活跃地表出。他的文字近于散文诗，也很生动。他把童年在故乡所为，所见，所闻的精彩的片段，用绘画和文字协力地表现出了。有的地方文字和绘画交互错综，分不出谁是宾主。这种艺术表现的方式，我觉得很特殊，很有趣味。’”
以上几段文字，是我整理出来的关于这本书的简介。古尔布兰生、吴朗西、丰子恺，这样梦幻组合的创作团队，提起来就足够诱人，童年、故乡，更是图书市场非常讨喜的“概念股”。但这本书并非只是有个怀旧又讨巧的书名而已。编辑过程中，我屡屡惊喜于书中插图精妙的表现力，更惊讶于作者的文字表达，给我带来的新鲜阅读体验。
先说绘画。古尔布兰生确属大师级别，线条之生动，构图之幽远，让我经常感觉像在看一部电影的分镜头。事实上这本书创作于上世纪初，那时的电影工业应该还没有这么丰富的镜头语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伟大的画家，其实是启发了电影导演？
再说文字。一提童年、故乡，多是柔和、舒缓、亲昵、怀恋的完美主义温情基调，但古尔布兰生并没有这样写。他的文风硬朗，粗砺，荒蛮，沉厚，一反那种甜腻腻、软绵绵的写作定势。看他描写的主人公及其父老乡亲、男男女女，我总想起两个字眼：混、嘎。他写出人与人的冲突，也正视人性中的弱点，甚至直面伤痛与死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既冷又热的趣致。我们的文字，也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吗？
在这个拿男孩当女孩养的脆弱娇嫩的时代，在这个背离家乡再渴望寻找心灵原乡的矫情时代，古尔布兰生吹奏的关于童年与故乡的箫管之声，便显得尤为悠长。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有几点感触，与大家汇报。
校样交到出版社，复审编辑问，为什么没有页码？我回答，没有必要有页码，也没有必要有目录。这本书在后记之前的所有内文中，我希望看不到一个印刷体的字（当然出版社的社标不得不加上）。事实上，图书出版之后，并没有读者质问这一点。打破一些小小的常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要想做一本“能拿得出手”的书，除了编校质量、设计品位、印制水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努力做到版权上没有瑕疵。我查了一下，古尔布兰生于1958年去世，所以少了联系外文版权这一道。但应该尽力找到吴朗西、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人，得到他们的授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汪家明老师与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女士相熟已久，很快就联系上了。如何找到吴朗西的后人？当时毫无线索。有好几位同行劝我，可以不必理会，或者在版权中心挂个号、寄存一笔稿费即可。但我尝试在网上搜一下“吴朗西之子”、“吴朗西之女”，马上就有了他的儿女的名字，然后找张小强、李辉老师帮忙，很快联系到在日本的吴念圣先生，得到授权。原来吴朗西先生过世时，他们几兄弟就商定，父亲的稿费收益都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等书出来，再与吴念圣先生通邮件，得到他们兄弟三人的地址，吴念祖先生在上海，而长兄吴念鲁，就在北京。分别打电话给他们，原来历年来的出版情况，他们都知道。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即使他们不追杀上门，但如果没有经过这几关，如何能够心无挂碍地到处秀这本书，像一个丰收的农民一样享受收获的喜悦？
图书出版之后，我登陆豆瓣网，试图上传相关材料。这才发现，豆瓣的图书条目中，不像影视剧那样，没有图片展示栏。难道不需要吗？任何一本出版物，都应该是内容与形态的完美统一，文字排出来的空间感、纸张、封面、印刷、装订所依附的物理属性，越来越重要，读者也越来越看重。以后再有新书出来，编辑除了写宣传文案外，还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找摄影师拍关于这本书的性感写真。
《童年与故乡》一经推出，反响惊人，读库网和淘宝店的销售创历史新高，发行商也直说他们的货要少了。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当宋焱同学向我力荐这本书时，当汪家明老师赠送我这本书时，当吴枚同学在德国上下而求索，得手后反而感谢我让她买到了一本好书时，一位出版界老前辈的话言犹在耳：一本好书，一定会让人产生与人分享的冲动。
身为编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分享变成现实，荣幸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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