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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的思想 远见卓识的大师
——张孝纯先生开创“大语文教育”30周年纪念
张国生
恩师张孝纯先生去世已经20年了，他亲自开创的“大语文教育”实验与研究也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历史证明，“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一）
1926年农历2月19，张孝纯先生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三岁时，过继给伯父，并接受他亲自进行的严格家庭教育。张孝纯是一个早慧儿童，5岁时已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绝句，并开始学作诗。6岁这年伯父生日，来了许多宾客，大家知道这个小孩会作诗，鼓励他作一首，还有宾客指堂前大公鸡为题，于是他当即口占一首《咏雄鸡》：
此鸟禽中英，不为呖呖鸣。
一鸣惊众梦，震落满天星。
此诗震惊四座。
接着读了6年私塾，读完《四书》和《诗经》，并能全部背诵。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孝纯先生曾告诉我，他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背书其实不是在背，而是在念——一篇诗文读过几遍之后，两眼一闭，书上文字、图画就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连大字的“经”、小字的“传”都历历在目，照着念就是，当然一字不错。可惜的是，这种特异功能在十几岁之后逐渐消失，但记忆力仍然远超常人。
13岁那，他进入号称“京东第一名校”的唐山丰滦中学。6年中成绩一直优秀，尤其语文和历史是根本不用学的，于是广泛涉猎其他经典，更多地背诵。据他说，“四书”和“五经”，除了《易经》之外，他全能背诵。他曾多次当我背诵古代经典，滔滔不绝，虽至晚年而不忘记。
1945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那年日寇刚投降，燕京复校、招生都推迟，直到十月底才开学，并且由于这学期太短，这年春节未放寒假。当时国文老师以"残腊杂感"为题让学生作文，孝纯先生没有作文，却在两节课内草成10首七律，分别忧民、忧国、忧家、忧父、忧母、忧妻、忧弟、忧妹、忧友，忧己。最令人惊叹的，这10首诗竟然是同一韵脚。
当时任教的阎简碧、徐绪典等先生大为惊异。那时朱自清先生也在燕京任课，见到这“十忧诗”也很惊异，并想见见这位学生。于是孝纯先生与朱先生结为密切的师生关系，多得他的指教。读完第一年预科，孝纯先生选入教育系，朱先生为他惋惜并劝阻，认为应选政治系（当时政治系毕业多会成为高官），或选自己所在的文学系。但孝纯先生回答，当老师是自己从小立下的志愿，12岁时就写过《述志》一诗：“莫道为官好，何如育俊才？薪传火不尽，桃李满园开。”他对朱先生说："先生用心血浇灌了我，我愿再用自己的心血浇灌他人。"于是仍入教育系。
1949年8月，孝纯先生走上教坛，先执教于北戴河临抚师范，后调昌黎汇文中学。他的课异常生动活泼，异常有感染力。汇文中学学生，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教授的宋玉柱先生曾撰文回忆，他原先爱好园艺，想报考北京农大园艺系，但是，“张老师一接我们班的语文课，大家顿感耳目一新，感到课讲得生动、活泼，既能给人以形象的感染，又寓教育于文艺熏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兴趣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临毕业时，毅然决定报考中文系，终于考取了南开中文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弃农学文，主要是由张老师的语文教学吸引的，特别是张老师对我的课外引导起了决定作用。”[①]因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张孝纯先生20多岁便蜚声唐山教育界。
1955年，29岁的张孝纯选调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负责全省语文教研工作，青春得意！但好景不长，1958年“反右”中，因给党提“应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意见，先生被打成"右派"。因不承认这是错误，还给毛泽东写“血书”，又定为“极右”，发配团泊洼"强制劳改"三年。[②]
1961年“劳改”期满，随后下放隆尧一中。第二年高考，他放了“卫星”——所教班级不仅考上的人数多，还有一个考上北大法律系，是隆尧一中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于是1963年被“挖”到邢台一中。
孝纯先生在邢台一中工作了将近20年，但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思想革命化”、“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度过，惨遭迫害。用他自己的诗来说是“廿载沉冤疑梦幻，十年浩劫葬韶华”。但即使是当“牛鬼”期间，他渊博的学识也为大家所公认，有“活字典”的美誉，并以“牛鬼”之身，担任教学和教研中坚。
阴霜扫除后的1979年，孝纯先生晋升为我国首批特级教师，此后长期担任全国中语会理事和学术委员，河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顾问。198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当选河北省政协常委……这位当了21年“右派”，文革中九死一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为语文教坛的一颗巨星。
孝纯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并于1983年选邢台八中作为实验点，主持十年实验。也就是在那时，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亲传弟子和实验教师，朝夕相处十年，直至1992年10月25日先生因癌症逝世。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主张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语文教学同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接受全面的、系统的、能动的和强有力的培养训练。先生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总体模式由"一体两翼"组成：主体是课堂教学，两翼是开展课外活动和利用语文学习环境。这种思想和模式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学语文的封闭式局面，把语文教学引入一个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的高远廓大的境界。
正如张孝纯所言，“大语文”实验班学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能动的、网络式的和强有力”的训练，教学效果非常好。这表现在：①学生思想品德发展好，学习动力强劲。②智力素质、非智力素质发展好。③中考、高考，多次名列全市第一，还出过“状元”。④学生知识面宽，知识积累丰厚。⑤有探究精神、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实验班获得过邓颖超发起、团中央组织的“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奖”、“全国“创造杯”活动奖。⑥成材率高，实验班学生中，现有世界顶级公司的研发人员，有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和教授，有国内的名医，也有国内政界的新星。
（二）
在语文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规律”，许多曾经名声显赫的名师，随着他们的退休、去世，其教育思想会渐趋式微，乃至销声匿迹。但是，张孝纯却不是这样，他创立的“大语文教育”思想不但没有随着他的去世销声匿迹，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大语文”。这不是我在瞎吹，而是许多专家的论断。例如课标组成员、人教社小语室主任、小语会理事长崔峦先生在回答“课标倡导哪些课程理念”时就说：“《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建设上，倡导要有大视野，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③]再例如王锋《深入领会〈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内涵》一文说：课程标准“尤其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无论是‘前言’部分，还是‘课程目标’和‘实施建议’部分，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努力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语文教育体系。”[④]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说，课程标准确实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确实，课程标准在以下10个方面与“大语文教育”高度契合：①提高语文素养，②贴近现实生活，③注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导向，④积极倡导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⑤高度重视语文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⑥开展综合性学习（语文活动），⑦跨学科语文学习，⑧多读书、多积累、少做题，⑨重视口语交际，沟通听说读写，⑩加强汉字教育。
2.新课本也实行大语文。翻开人教课标版初中语文课本，每册的“写在前面”把新的语文课本比作“语文学习之旅启程”：“在旅行中，你将看到，语文的含义丰富了，语文的外延扩大了。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不仅要在课堂上学语文，还要在生活中学语文……”这简直就是一篇实施“大语文”的宣言。有篇文章开头就说：翻开新课标课本，“扑面而来的是时代气息和改革锐气，集中体现了素质教育精神和大语文教育思想。”[⑤]
3.考试的指挥棒也转向大语文。现在无论中考还是高考，都不再重视课本静态内容的考核，而是重视语文素养，重视语文积累，重视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我们邢台的一位特级教师陈臣仲先生甚至断言：即使是单纯追求升学率，也得实行“大语文教育”。
4.现在全国各地名为“大语文”的实验如雨后春笋，报刊、书籍、网络中，“大语文”数不胜数。例如《语文学习》从1993年开始在封面上引录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克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主编唐晓云先生说，这说明他们的是赞同“大语文教育”的。《语文报》和《语文教学通讯》宣称，他们的办刊方针就是“大语文教育”；他们初中版主页的“主编寄语”是：“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将继续高扬‘大语文教育’的旗帜”。假如你用百度搜索“大语文教育”，百度会提示：“为您找到相关结果约2,150,000个”。再搜索“大语文”，则有4,300,000个。看到这种局面，九泉之下的张孝纯先生应当欣慰地含笑而眠。
5.许多专家给以很高评价。刘国正先生曾两次来邢台考察我们的实验，听我的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和推介这种思想，还写诗赞扬：
燕赵多佳士，今传大语文。语文譬花果，社会乃其根。
土沃椒兰茂，源开江海深。八方争览胜，烂漫杏坛春。
顾黄初先生与张孝纯先生接触后曾发表文章说：“大语文教育”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北师大的课程论专家张锐先生发表文章：《“大语文教育”是符合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成功实验》。朱绍禹先生来我们这里考察后说：“大语文教育”代表了语文教育发展的方向，并且预言：“早晚有一天，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都会向你们靠拢！”
面对这样的影响，你不得不感叹：“大语文教育”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张孝纯先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
（三）
“大语文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我认为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理论体系完备而系统。
仅从张孝纯先生发表的文章看，“大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完备、十分系统的：
有基本特征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刍议》《“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一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从整体到局部的各种模式的阐述，如《“大语文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二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三谈我的“大语文教育观”》；
有对思想源流的探索，如《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
有对各种课（阅读课、写作课、精读、自读、参读、文言文、活动课）的内容与方法的阐述，如《谈语文课的单元教学》《阅读课文教学四议》《“参读”管窥》《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大语文教育”》《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作文“自改”初探》……此外孝纯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课例和教案作为例证。
二．立意高远。
“大语文教育”不是像许多教师（包括一些“名师”）那样，只把语文教学局限在课堂上，只关心字、词、句、篇的技术训练，甚至只关心考试内容和升学率。
刘国正先生曾为《大语文教育论集》作序《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他写道：
我认为，“大语文教育”是一种立意高远的语文教育思想。
立意高远，首先表现在着眼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进行素质教育……“大语文教育”针对这一弊端，从课内到课外，从家庭到社会，从语文运用到生活态度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语文成绩优异，而丑素质远远超出一张语文试卷的要求。
其次，“大语文教育”对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可谓高屋建瓴……
三．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
牵牛要牵牛鼻子——用力小，作用大；牵牛头、牛角、牛腿、牛蹄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联系生活，就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一联系生活，立刻趣味盎然，生动活泼，训练有效，境界开阔。而联系生活，正是“大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大语文教育”正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我们的课，内容那么丰富多彩，那么生动活泼，训练那么扎实高效，兴趣那么浓厚，根本原因就是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相反，如果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脱离、隔绝，只坐在教室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所谓语文训练，肯定枯燥乏味而且低效，而且不论学生还是老师，头脑就会空虚，思想就会枯竭，语文的教与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从《论语》等儒家典籍可以看到，孔夫子的课堂上，教学就是联系生活的，所以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此后两千多年，语文教学联系生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整个封建时代，语文教育是背诵四书五经，是应科举取士，是按照朱注代圣人立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近代以来，尽管有陶行知引进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并在晓庄进行实践，但绝大多数学校并未如此。1949年以后，尽管叶圣陶先生早在50年代就意识到语言教育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写过一系列文章提倡；尽管吕叔湘先生早在60年代就曾经“代语文教师呼吁”，学生不仅生活在学校里，也生活在社会里，社会对于语文、对学生有极大的影响。然而，都并未引起学校和语文教师在语文教育观念上的触动。相反，受50年代学习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语文课堂是凯洛夫“三中心”的天下。“文革”当中，语文教学倒是“联系生活”的，但那时语文课成了政治的婢女，语文教学被政治强奸，滑了天下之大稽。“文革”以后，语文界出现了一批教改的先锋，而且各有很大成就和影响，但真正从宏观上设计语文教学改革，并明确解决联系生活问题的，似乎还得付之阙如。
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语文教学联系生活问题的，是张孝纯，是“大语文教育”[⑥]。张孝纯先生在“大语文教育”的开山之作《“大语文教育”刍议》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大语文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其中第一句就是：“联系社会生活”。然后在系统论述这个思想体系的“大语文三论”的第一篇《“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中更明确地提出：
我们所提倡的“大语文教育”，概括地说就是：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三，构建了语文教学的“最佳结构”。
物质的结构不同，性质和功能就会有很大不同。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只是因为结构不同，才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和硬度。“一体两翼”，这是“大语文教育”的总体结构，也是语文教育的“最佳结构”。
这是孝纯先生的独创，是他在语文教育理论上的一项重大贡献。孝纯先生认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是课堂教学；而两翼，一是语文课外活动，二利用语文环境。孝纯先生还设计了一张“一体两翼”的结构示意图，他特意把这个结构图设计成一只鸟的形状。他说：“一体两翼，不可或缺：无体则失去主导，无翼则不能奋飞。”[⑦]他把课外活动比做“借清水浇花”：不只靠教师本人这“一桶水”，费力不多，而收获常常出人意料的大，事半功倍。但“借水浇花”总需提水之劳，而“利用语文环境”，可比做“借沃土育苗”，土中自含肥料，用不着园丁再去施肥，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自生自长，可谓“师逸而功倍”。[⑧]
“一体两翼”的结构也可以用下面这张图表示：
从这张示意图可以看出，“大语文教育”的课堂更广阔，教与学的渠道更多，因而效率也更高。
“一体两翼”的最佳模式是语文教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不但突破了课堂、课本这个“狭的笼”，而且突破了“课外活动”或“第二课堂”，使语文学习的范围扩展到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实践之中。
这种观点和《语文课程标准》高度契合。语文课标指出：“应高度重视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课标主张把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等等的日常生活都当做语文课程的资源。课标组组长巢宗祺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这正是吸纳了“大语文教育”的主张。
四．独特的出发点和人格魅力。
毋庸讳言，许多名师都出自名校，许多名校对外夸耀的辉煌成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优秀的生源，因而许多学校之间都有“生源大战”。而我们的“大语文”实验从一开始就定下一条原则：立足非重点学校。孝纯先生认为：“大语文教育”的思想和实施方案，必须有向各类学校，特别是广大的“第三世界”推广的价值。而重点学校的经验，很难向非重点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推广。因此3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非重点学校进行实验。
在非重点学校，意味着吃苦，意味着坐冷板凳，意味着降低福利待遇，意味着在多方面遭受精神折磨，意味着要像圣徒一样无私放弃。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像圣徒一样无私放弃了许多东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孝纯先生学术眼光之高、精神境界之高，人格魅力之强。
立足非重点学校，对张孝纯先生，对我，对参加这个实验的所有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他们教学能力、教学艺术发起了更大的挑战：你必须直面“三类苗”普遍存在的对语文课不感兴趣的问题，直面他们缺乏学习动力、缺乏良好学习习惯、缺乏自制力和意志力等问题。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我们比一般教师更重视在教学中渗透“做人”的教育，更重视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更重视把语文课上得生动有趣，以便吸引那些“三类苗”也对语文课产生浓厚的兴趣。当然也要把语文训练进行得更加扎实和有效。可以说，“三类苗”锤炼了我们的教学艺术，使我们的课更加生动有趣，更加丰富扎实。这是名校所没有的效应。
五．掌握了“语文”之外的奥秘。
“大语文教育”不仅注意到语文内部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等因素，还注意到语文之外但与语文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注意到他们强大的制约作用，特别是非智力因素培养、“德器”培养，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而且重视非智力因素也不是“大语文”所特有，我在这里想特别说明的是，“大语文教育”比其他教育思想和教改实验更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并且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非重点学校，是被重点学校淘汰的学生。面对这种生源，教师的功夫、能力，教师的教育艺术，主要的并不表现在自己有多少“水”和能给学生多少“水”，而是表现在能否激发学生对语文课和语文学习的强烈的兴趣、动机、情感，并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顽强的意志等非智力因素。这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言：“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发、唤醒和鼓舞。”
30年的“大语文”实验，我们下力气最大、用工夫最深的就是在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特别是兴趣和动机培养方面。我们每一堂课的教学设计，第一步都是设计一个“导入”环节，目的就是激发兴趣，强化动机，然后才是从整体到局部的阅读和训练。我们认为，语文教师首先把语文课上得有趣，能吸引住学生，让他们感到愉快。愉快了，就会喜欢语文课，喜欢语文老师；喜欢语文老师了，自然也会“信其道”，甚者不吃不喝不睡觉，也要学语文。我们还提出一个目标：让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
怎样使语文课成为“快乐大本营”？方法很多，课例很多，无法在这里详述，只概括交代以下10条原则：①好看、好听、好玩，使感官愉悦；②有趣事、趣闻，能满足好奇心；③方法新颖奇特，富有创意；④联系学生生活，直击社会现实；⑤知识密集，训练扎实，满足求知欲望；⑥富有哲理，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教益；⑦得以展示长处，受到赞扬鼓励，满足自尊心、表现欲；⑧能发现无疑之疑，进入愤悱状态，产生探究欲望；⑨探究到奥秘，产生了创见、创意；⑩取得好的成绩，能享受到成功的欢乐。
“学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成必大；德器浅薄，虽成亦小”（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无论是面对一流学生还是三流学生，德、德器、德育，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
“德器”的培养，也是30年中我们最下功夫的领域，并且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渗透性和隐含性的特点——我们尽力把这项工作隐含在课文阅读教学中，隐含在写作教学中，隐含在各种活动中，隐含在校园文化环境中，隐含在教师的行为示范中。相反，极力避免灌输，避免说教，避免逆反心理，因为德育的诀窍在于感染渗透，说教，只会导致逆反心理。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拖拉机手失去了双腿和左臂，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但他的妻子却用自己的爱使他重新站了起来。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听了这个故事，自然会被这位伟大女性的精神所感动。接着苏氏强调：“不要，千万不要对学生说：来吧，我们来谈谈对这个为自己的亲人奋斗了十年的妇女有什么看法……如果这样来结束自己的谈话，就会把已经取得的一切效果破坏掉！”
不但不说教，往往还要故意“隐藏”和“转移”教育目的，运用兵法和三十六计中“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例如：明明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却说：为了调剂枯燥生活，为了提高口才，为了发展智力，为了培养创造能力……卢梭《爱弥儿》说：“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我管这叫做“无痕教育”。我的教学中，我的课件中，我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千方百计渗透这样的“无痕教育”。
张孝纯还主张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他认为，“师生间的良好人际关系，是使教育和教学获得成功的极重要的保证。”（《大语文教育整体结构功能的优化》，天津教育1993年第8期）。他认为师生关系分成五个类型：放任型、命令型、温情型、亲爱型、敬爱型。教育成效“放任型”最低，“敬爱型”最理想。因此制定实验规划时强调，必须建立“敬爱型”师生关系。
这些语文之外的因素，许多教师往往看不到或做不到，而“大语文”看到了，做到了，并且深得其益。
六．掌握了语文教学的最佳方式和方法
教学的方式方法有无数种。孝纯先生主张，应选择效率最高的“最佳教学方式方法”。“最佳教学方式方法”是怎样的？他提出8项标准：①有理；②有趣；③有法；④有序；⑤抓住关键知识；⑥富有智力价值；⑦知识重新组合；⑧联系生活实际。[⑨]他要求，选择教学方法，设计练习题，都应遵循这8项要求。
我体会，最能体现这8项原则的教学方式是“活动”。活动，分为课内活动和课外活动。实验班的学生都会感觉，我们的语文课上经常领着同学们“玩”，但此“玩”非彼玩，“玩”就是各种寓教于乐的“活动”。
为什么经常“玩”，经常“活动”？因为“活动”，是一种最受学生欢迎的学习方式；经常组织“活动”、领着同学们玩的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效果特别好。例如：我们每届实验班的第一课，都是“语文：人生最重要的工具”，上完这一活动课，同学们就被语文的魅力吸引了。我们还都要上一节叫做“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的活动课，是讲汉字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字，这节活动课一上完，同学们就都深爱汉字、深爱母语了。有一堂课名为“朱熹诗三首”，但上了这一课，同学们不但学会了质无疑之疑，而且就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了。有一回我对同学们说：今天咱们到北大和清华去玩玩：悠久的历史，最美的校园、最雄厚的师资……“玩”完了，就有很多同学在日记、周记上表示“非北大清华不上”了。
7.砸实了语文训练。
但不要以为我们只会“玩”，只会组织活动，只会做外围功夫，其实，我们的语文训练是十分扎实的，抓得很紧、强度很大，砸得很实。我们的语文训练紧紧抓住十个字：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思。针对这十个字，我们的每堂课，都前有预习、质疑，中有质询、研讨，后有归纳、复习、扩展、探究。不信去看看我的“大语文课件”，去搜搜我的“大语文学案”、“大语文教案”、“大语文创新设计”以及“大语文课堂实录”。
8.开发利用了无穷无尽的语文教学资源
资源越丰富，产出也越丰富。语文与别的学科不一样，学习资源特别丰富，可以在一切有语言文字的地方学，在一切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学，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语文学习的资源，而且许多都比课本中的更好，更有吸引力，训练也更有效。问题在于语文教师有没有一双慧眼，是不是善于发现、善于开发这些语文学习资源。孝纯先生“大语文”思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认识到这一点，以“一体两翼”的形式，开发、利用了生活中无穷无尽的语文学习资源——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语文学习、课外读写中的语文学习、各科中的语文学习、影视语文学习、网络语文学习……可以说，孝纯先生早于课标18年，认识、开发、利用、落实了《语文课程标准》的下述思想：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大语文教育”之高屋建瓴，张孝纯先生之远见卓识，还表现在其他理念，例如：听说读写结合，导以基本规律，鼓励读书积累，重视汉字教育……作文教学方面，则有：加厚文外功、训练学生自改、发挥网络优势……不再赘述。
（四）
张孝纯先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高屋建瓴的思想？为什么会成为远见卓识的语文教育的大师？我认为有以下几种深层因素。
一是卓越的天资。
人的天资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有如电脑：电脑有086、286，有奔腾、酷睿、双核、四核，有i7、i9；人脑的差异恐怕比电脑还要大，从白痴到天才都有。张孝纯先生的父母给了他卓越的天资：，包括超人的记忆力，超人的联想力想象力，超人的思维力，超人的创造力。所以他6岁能写出《咏雄鸡》，青年时代能用26个词牌名组成一首《满江红》[⑩]，中年时代能创造出《乌有先生历险记》[11]那样绝佳的文言复习形式，晚年能够创立“大语文教育”的思想体系。
二是渊博的学识。
孝纯先生幼年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少年背过四书和“四经”，青年时代又有更广泛的涉猎。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中，有名气比他大的，有影响比他大的，但似乎没有哪个有他那样深厚的国学修养，没有哪个像他那样能背诵那么多国学经典，也没有哪个像他那样在文字学、训诂学领域有深入的钻研。建议大家看看他的论文《“三百廛”及其他》[12]——该文训诂《诗经•伐檀》“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囷”诸词。看看这篇论文，就会了解孝纯先生在训诂学领域有怎样的造诣。笔者在此引用一段：
《诗经》里共出现过七个“亿”，字，除《伐檀》一例外，尚有：
我仓既盈，我庾维亿。（《小雅•楚茨》)
永锡尔极，时万时亿。（《小雅•楚茨》)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大雅•文王》)
千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周颂•丰年》)
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
在上述六例中，“亿”字都是作为数字用的。有人解作十万，有人解作万万，其中“我庾维亿”的“亿”字，有人解作“满”，但毛《传》仍解作“万万”。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例中有三例都与禾谷有关，尤其是《楚茨》中“我庾维亿”一句和《载芟》中的“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三句，对我们认识“亿”的作用，尤为重要。千百年来，在“三百亿”的解释上留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如果“亿”是数词，那么它所修饰、限制的是什么?郑玄说：“三百亿，禾秉之数。”“禾秉”，就是“禾把”，这个意见是可以接受的，但郑玄本人没有加以论证，人们往往疑而不信。我以为《楚茨》和《载芟》的例子可以做为证明。“庾”是露天积禾谷处，毛《传》：“露积曰庾。”《说文》：“一曰仓无屋者。”《国语•周语》中：“野有庾积。”陈奂引胡广《汉官解诂》说：“‘在邑曰仓，在野为庾。’盖庾本为在野积谷之称。”但是，这“在野积谷”是指脱下的谷粒呢，还是指未经脱粒的禾把？看了《载芟》的三句就不难看出是指禾把，因为第一句“裁获济济”是说收割庄稼的人很多，第二句“有实其积”是说堆积在田野里的禾把很充实，第三句“万亿及秭”形容积禾数量之大。这同《载芟》的姊妹篇《良耜》所描写的“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的情景，是一样的。“积之栗栗”一句，《说文•禾部》引作“禾资之秩秩”，并训“禾资”为“积禾”。《广雅》也说：“禾资，积也。”“禾资”“积”二字是声转而义相通，因而“积”也可指“积禾”《说文•禾部》：“积，聚也。”段注：“禾与粟皆得称积”是很对的。那么，既然《载芟》里的“万亿及秭”可以形容“积禾”，当然《伐檀》里的“三百亿”也应有同样效用。其实“胡取禾三百亿”，也就是“胡取三百亿禾”，由于上古汉语中一般不用量词，而“亿”可能常常修饰和限制积聚的禾把，所以世人这样造句，井不足怪。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用电脑的“搜索”功能查出《诗经》中有哪几个“亿”字，每个是什么意思，可能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但是张孝纯在世时没有这种便利，他对“亿”字的考释，完全是凭借他自小对《诗经》305篇的背诵，以及对《毛传》《说文》《广雅》等训诂典籍的熟悉和运用。高等院校训诂专业或古汉语专业的教授，也不过如此！有人说，这和钱钟书《管锥篇》水平相当！试问当今语文教坛，有几人能有这样的功底和能力！
何况张孝纯先生不仅是在国学方面有深厚的修养。他在燕京读书时，读的是教育系，研究中外教育思想是他的专业。他一生博览群书，对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也有广泛涉猎。他的英语水平在中学教师（包括英语教师）中也罕有人及。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擅长诗词创作（笔者和他的老朋友侯康乙先生一起搜集整理了他的诗集《二乐堂诗词》，共200多首），擅长戏剧创作和演出（曾为专业剧团创作过“桃花扇”剧本并亲自演出，还写过研究评剧创始人成兆才先生的论文[13]），并唱得一嗓子好京戏。
孝纯先生多次告诫我：要想成为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语文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的学识！我想，这是他从自己40多年的教育生涯和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总结的深切体会。
三是教育理论的修养。
孝纯先生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他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而且“大语文教育”从正、反两方面汲取了其中经验。这方面的情况，他有一篇论文《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大语文教育”》[14]，阐述“大语文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渊源，可参看，这里不赘述。
孝纯先生在燕京读教育系时，燕京是杜威教育思想的领地，他对杜威理所当然有深入研究，从“大语文教育”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杜威“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影子。50年代，他主管河北省语文教研时，对马卡连柯、凯洛夫有深入研究，还尝试纠正照搬《红领巾》教法的偏向，摆脱《红领巾》教学出现的毛病。[15]
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对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等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他们的书都买来，不但自己研读，还推荐给我研读，并给我布置“作业”。“大语文”主张让学生“全面发展”，从中不难看到赞科夫“教育与发展”思想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主张“和谐全面发展的核心是高尚的道德”，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主张“要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主张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主张“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主张开展课外读书活动，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课外小组活动等等思想，都在“大语文教育”思想中得到体现，并在我们的“大语文”实验班得到落实。我们的课堂那么丰富多彩，我们的教学设计、学案设计和课件设计制作那么低负高效，与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布鲁姆的“掌握学习”，也都对“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张孝纯先生还对陶行知情有独钟。“大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联系生活”，这显然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陶行知“六大解放”的主张也在“大语文”中得到体现，甚至《行知诗歌集》中的一些作品，也成了我们的辅助教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自勉并勉同志》）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 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自立歌》）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每事问》）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语文教坛名家纷现，异彩纷呈：钱梦龙、于漪、黎建明、蔡澄清、宁鸿彬、欧阳代娜、刘朏朏、魏书生……张孝纯先生和他们同为首批特级教师，学术活动中自然多有接触，有些还结为朋友和知己。这些教改名家的思想，“大语文”自然也有吸收，当然也有扬弃。
四是思想修养和人格的魅力。
这方面不多说了，只引用王国维《文学小言》中的一句话：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教育思想者，殆未之有也。
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教育家者，殆未之有也。
孝纯先生和我，都十分欣赏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说。张孝纯先生及其“大语文”思想，确实做到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理解，“独上高楼”，贵在一个“独”字：要不趋时髦，不赶浪头，立意高远，涉足艰辛，苦心孤诣（刘国正先生题词）；要能忍受得了孤独、寂寞、贫寒……“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在看不到什么名和利的情况下“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大语文教育”那高屋建瓴的思想，张孝纯先生那远见卓识的大师风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修养与人格魅力之上。
[①]宋玉柱《怀念》一文，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另见《四十九年前读了<虹>》等文。
[②]这三年“劳改”情况，参见著名报告文学家祁淑英所写的《啊，特级教师》，发表于报告文学集《妈妈，五丫对你你说》，花城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
。
[③]《〈语文课程标准〉问答》，见人教社网站/ 课程标准 / 语文。
[④]《陕西教育》2002年第3期。
[⑤]黄伟《切实推进语文教材改革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见人教网>初中语文>教师中心>同步教学资源>七年级上册>教材与教学>教材研读。
[⑥]此观点见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合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大语文教育”观的提出。
[⑦]张孝纯《大语文教育刍议》，最初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一期，后多家书刊转载。
[⑧] 同上。
[⑨]见张孝纯《中心——提高语文训练的效率》，发表于全国中语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选《语文教学在前进》。
[⑩]作于1953年：“烛影摇红，风光好，画堂春暖。贺新郎鹊桥仙侣，万年欢恋。连理枝头飞彩凤，并头莲宿双双燕。喜团圆，指日耍孩儿，休卜算。调笑罢，后庭宴，剔银灯，解佩环。赴阳台涌起巫云一段。鱼游春水花心动，鬓云松却杨枝软。隔帘听低语诉衷情，声声慢。”其中含有贺新郎、鹊桥仙、卜算子、调笑令、诉衷情、声声慢等26个词牌名。
[11]《乌有先生历险记》是张孝纯先生为高考复习撰写一篇文言文，不仅是一篇生动引人的故事，而且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文言知识的复习和练习题，囊括了中学课本中几乎全部的文言词法、句法知识，还有人称词23个、时间词36个、通假字66个、常用文言虚词46个、应重点掌握的文言实词200多个。可从网上搜到。
[12]发表于《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13]张孝纯《成家<今古奇观>戏初探》，发表于《成兆才先生纪念集》（梅兰芳先生题写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
[14]最初发表于张志公、刘国正主编《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后笔者所辑《大语文教育论集》等书收入。
[15]见张孝纯《鳞爪拾遗》，发表于刘国正主编《我和语文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