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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力量
2010年8月23日起每晚21:20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创新先锋
——10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第八集）
1947年12月16日美国新泽西州默里山，物理学家们如同往常一样又一次开始实验，他们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2年，就在这一天，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露出曙光，深谙其中甘苦的科学家斟酌良久，给这个新发明的起了一个名字——晶体管。
许多年后，晶体管带动的半导体产业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值，成为现代工业的核心。默里山被认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祥地。而这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技成就是由一家公司创造的！
晶体管诞生的贝尔实验室，当时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部门。它的前身是贝尔电话公司，如今它属于阿尔卡特-朗讯公司。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第八集创新先锋
这是世界上是现在最早的一瓶阿司匹林，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1899年，它诞生在德国拜耳公司，那是一家刚经营了30多年的颜料企业，从诞生起就有做实验的传统。
“最初，弗里德里希·拜耳和弗里德里希·维斯考特都是自己做实验的，比如，在家里的厨房，而系统、规模的研发出现在20年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起工业实验室。”（拜耳公司档案馆馆长米夏埃尔·波伦茨）
阿司匹林被后人称为：世纪之药，在拜耳公司的产品销量榜上多年一直位列前十。
这些不断从公司实验室中走出的新产品，不仅仅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是在向世人宣告：公司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角。
“在公司成为研发主体之前，科技发明主要是由少数杰出人士完成的，他们在大学、学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大都是由个体做出发明，然后努力将这些发明推入市场”。（柏林工业大学教授沃尔夫冈·柯尼希）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发明家辈出的年代。一个发明催生一个公司的方式，在欧美各国十分普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取代荷兰，不仅仅是发明和科学活动的增加有关，也不仅仅与纺织、钢铁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关，而是与生产、投资及市场的新组织方式有关。诺斯所说的新组织，就是将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公司。
“工业革命最初是由个人创新引导的，但是，为了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利润和投资，就需要公司，需要雇佣人员、签订合同等等，因此我们就有了公司。”（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指出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认为将科学应有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也许正因为社会的这一普遍意识，各国政府很早就开始把发明变成财产。专利法保护的是个人的发明权，而个人却借助公司平台组织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利署上了公司的名字。
当科技创新日益显示出创造利润的能力后，公司对财富的追逐就直接变成了对技术发明的热爱。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公司们率先设立工业实验室，并在化学和电气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美国则总在不断地把旧大陆的经验放大。1900年从通用电气开始，美国公司大步加入研发者的行列。
“公司的崛起意味着研究与开发第一次开始系统化，公司取代了个人实验室，然后宣布我们将从收入中拿出15%来尝试我们的新想法，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收益也没关系，我们将用十年的收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彭慕兰）
二百多年绵延壮大的杜邦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它从自主研发中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1928年时，已涉足化工、汽车等多个领域的杜邦，开始实施一项新计划。
“他们决定启动一个只做研究，纯科学的基础研究项目。他们请来了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莱士·卡罗瑟斯博士。”（杜邦公司历史博物馆馆长黛伯拉·霍斯顿）
卡罗瑟斯博士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建造新的实验室，二是研究课题不受限制，三是提高工资，年薪从哈佛教授的35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杜邦公司照单全收。卡罗瑟斯从此开始了他形容为像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奴役生活。虽然辛苦，他却感到很愉快，他说：“没有人过问我如何安排时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一切就由自己决定。”最令卡罗瑟斯高兴的是研究资金简直没有限制。
“1936年他们确认了一种特殊的分子，一种可以成为尼龙的分子——尼龙66，后来它被投入商业开发，在1939年研制出了商业产品。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时期，那是一个由基础科学产生新发明并诞生了新产品的例子。”（杜邦公司历史专家德普·休斯）
这个新发明，花了杜邦公司2700万美元和卡罗瑟斯博士7年的功夫，因为它实质上开启了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研究。不过，与它随后带来的财富相比，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纽约世博会上，尼龙袜的初次露面被引起了巨大轰动。作为降落伞的材料，尼龙在随后的二战中更是声名大噪。
“这是美国企业承担创新使命的开端，并且开始认识到：公司不仅通过生产创造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改进产品创造附加价值。”（杜邦公司执行副总裁唐乐年）
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个让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早已有了答案。一连串的经典案例不断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
这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生产链：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交由西方电气生产，产品由贝尔系统运营商销售，并按一定比例付给贝尔实验室专利使用费，以保证研发经费。如此循环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迅猛扩张。
“我们公司以创新为荣，我们有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追求创新的数量，还追求颠覆性创新。”（贝尔实验室总裁金终勋）
贝尔实验室先后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它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贝尔实验室研发成就：1954年，太阳能电池；1958年，激光；1962年，通讯卫星；1968年，分子束；1988年，数字蜂窝电话；1947年，晶体管）1934年开始，贝尔实验室的文件中频繁出现一个新名词：R&D ——研究与开发。在这里，10%左右的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90%的进行技术开发。因为总裁尤厄特认为：电信业不同于传统工业，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晶体管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由价值驱动的团体，他们的价值观是,我能不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来保证对创新的追逐，所以我们能拥有最好的品牌。”（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韦华恩）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报告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科学事业，同时又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保障自由探索精神的必要。让政府意志和科学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给创新提供了空间。
“（美国政府）一方面是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从事技术研究，不但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而且不干预大学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使得企业在技术当中具有更大的动力。”（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袁正光）
二战后，世界科技正处在一个革新不断的时刻。DNA掀起了生物学革命，高分子化学带来了材料的革命，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突飞猛进。50年代时，半导体成为美国企业的主导技术产品，随着世界逐渐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科技竞赛的疆场上，公司再一次成为决战的先锋！
正当贝尔实验室将晶体管视为公司绝密时，远东的日本人很快嗅到了它的味道。一些敏锐的小公司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刚成立不久的索尼就是其中之一。
盛田昭夫一直上梦想着做出便携式收音机，但只有晶体管才能收音机做得那么小。种种努力加上机缘，1953年10月，盛田昭夫飞往纽约，前去签署技术引进的协议。很快，盛田昭夫的合作伙伴井深大就拿到了美国寄回的合约复印件。但是，当他去通产省办理支付协议款项所需要的资金时，负责分配外汇的部门领导却大为光火。
“二战后，日本的经产省拥有的权力非常大，比如当时进口需要外汇，外汇分配给哪个企业是民通产省为中心来决定的，再比如，设备投资的资金由哪个企业使用，通产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深尾京司）
因为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就擅自签署合同，井深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愤怒的官员平静下来。
1955年1月，索尼生产出了晶体管收音机的雏形，研究中有着出色表现的江崎玲於奈还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位公司出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美国公司却在一个月前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放到了市场。如果通产省是一点许可的话，也许发明权就归索尼了，为此，盛田昭夫一直心存懊恼。
通产省如同是日本公司的总部，负责协调和选择战略性行业。二战后，这个决定着日本经济走向的政府部门把目光集中到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上。在通产省的统筹下，美国实验室里的发明在日本土地上一一开花结果。
“二战以后，它从美国买回了技术、买回了专利，它不是简单的复制或者简单的重复，而是1美元的专利它可以投入3美元或者是更多的创新经费。这样技术进一步的深化，再做出世界上当时最好的产品，这种二次创新精神，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袁正光）
这一时期，很多美国公司靠美苏争霸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军方订单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日本公司已经打起了民用电子产品的主意。欧洲人曾经嘲笑日本是一个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这样形容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尼康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
“日本的企业在制造产品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在开发集成电路上，政府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协助，走向了新的方向。”（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武田晴人）
1975年，通产省宣布将5家最大的电子工业公司联合起来，实施开发集成电路的5年计划，这是不满足于技术引进的日本，发出的自主创新宣言。1979年，日本公司在美国一举占领了40%的存储芯片市场，惠普公司检验了日本芯片，发现故障率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美国公司开始猛醒，而这场众公司到国家的科技战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竞争是在存储芯片上，即英特尔公司发明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在1980年代曾有一场风波，那里日本公司正在生产这种产品，并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把很多公司排挤出了这个行业。”（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
1985年10月9日，英特尔不得不宣布退出这个自己曾叱咤风云的市场，副总裁乔治·施奈尔称那一天给他留下的记忆，犹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当日本公司付出40亿美元的代价打赢价格战后，在存储芯片领域美国公司全部出局，这触发了硅谷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随后两年里，当地的半导体行业每5个雇员就有一个失业，就连惠普公司和苹果公司也不得不向日本要求获得更多的芯片。
看上去就要输掉这场竞赛的美国公司将依靠什么东山再起呢？
“基本上，硅谷里的公司都只关注未来的发展。没有人会回头看旧的技术或模式。下一个产品才是重点，而非上一个。关键是重新发现自我，发掘新的市场、不断地成长。”（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
1955年，晶体管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加利福尼亚，他想开创自己的事业。肖克利后来解释道：原因之一是，我发现最有创造力的人却不如产业工人得到的回报多。8个青年追随者跟着他来到这里，就在圣克拉拉县山谷的一座杏果仓库中，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成立了。作为企业家的肖克利，后来不算成功，但是，他此举引发的连锁效应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里渐渐成了一群不修边幅的疯子或天才的创业天堂，彼此不关注身份地位，甚至不关注国籍信仰，只关注才能！
关于硅谷的神话大多是这样的：一两个大学生，一个新鲜的想法，一个车库或仓库，然后就是一个小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或韩国的文化，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人们为了达成共识不惜降低标准，当然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一种他们非常珍视的美德和价值观，但是颠覆性的创新需要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下获得激发。”（贝尔实验室总裁金终勋）
随肖克利而来的8位年经人，不久就因为技术分歧与他分道扬镳，自行创办了仙童公司，从仙童公司再次出走的3位又创办了英特尔。
公司随生随散、分化变形在硅谷逐渐变成惯例，人们通常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硅谷人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在这里，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失败被视为一种值得彰显的资历，因为那表明你曾经尝试过奋斗。
“在这里，失败并不丢人，反而是荣耀的徽章，你经历的失败越多，人们认为你的经验越丰富。”（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史蒂夫·布兰克）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之一，因为即使你的企业失败了，只要你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对得起你的员工和投资者，你就可以起来，拍去灰尘，开始一次新的尝试。”（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斯·塞隆纳）
在存储器市场与日本公司一战之后，英特尔公司凭借微处理器再次起步。事实上，总裁格鲁夫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研发战略的转移，所以，当经历了低迷的硅谷，凭借个人电脑，再次引领世界潮流的时候，英特尔的新产品也再次占领了市场。
曾经准备在计算机领域大展鸿图的日本公司却输掉了新一轮的竞争，这又是为什么呢？
“19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明确地意识到，计算机领域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具有重要意义。打算将生产体系向这方面转移，特别是在通产政策方面。”（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武田晴人）
通产省一直将IBM公司视为头号对手，并按照IBM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电脑产业。当个人电脑君临天下，而IBM却不慎失去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优势后，日本的电脑公司就和它一起栽倒了。
身为追随者时，方向就是先行者。通产省的政策让日本公司在追随的道路上取得了领先，却在需要向领导者转变时摔倒。问题的根源是，谁来引导创新的方向？谁来决定科技资源的配置？谁更能第一时间感知市场发出的新信号？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日本股份公司的论调，即整个日本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当政府建立起让企业进行竞争的体系时，结果是好的。当政府试图阻止竞争时，其结果就是失败的。”（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橘川武郎）
通产省副大臣天谷尚弘曾这样解释日本的成功：“根本的实质，是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增长。那种认为应当信任市场机制以及上帝的看不见的手，会带来合理结果的设想，只是一个与现实稍有关联的神话而已。”但是，日本电脑产业遭遇的挫败，让所有想建立一流创新型国家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在市场中只要存在竞争，就一直会鼓励创新力、想象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行为方式，因此，归根结底，一个受指挥和控制的经济，总是不如真正的市场经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奇）
事实上，日本最成功的出口工业：相机、手表、精密设备，都是在通产省的保育箱外面，在残酷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让离市场取近的公司用各自的头脑去创造，而不是由一个大脑替它们作判断，像当年怀揣梦想的索尼一样的数百万个小公司，恰恰是日本创新力的源头活水。
“创造和创新需要思想自由，我们不能靠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搞创新，我们需要很多人考虑不同的，更微观的事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尼克·雷登）
靠近旧金山海湾的这条50公里宽、15公里长的谷地已成为信息时代的象征，这是高科技公司的创业圣地。苹果公司在创新方面排名居全球之首，而美国每12件专利中就有一件来自硅谷。20世纪80年代时，硅谷已经拥有了3000家电子公司；90年代时，这里平均每周有18家新公司开业，在这里成立一家公司的平均耗时是在欧洲的十二分之一，成本则是欧洲的三分之一。凭借一个新技术、新想法，就能获得投资开创事业，这在硅谷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人评价道：正是风险投资，让硅谷“创造了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大量的合法财富。”
“风险投资者的介入，不是因为他们好心，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贪婪的资本家。事实上，正是创新和贪婪的这种交叉，才使得硅谷迅猛发展。”（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史蒂夫·布兰克）
“硅谷是一个奇迹，当我们谈论硅谷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创办新企业的平等制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斯·塞隆纳）
硅谷没有诞生在火星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公司是在真空环境中实现创新的。
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公司快速崛起之后，美国的科技资源开始向企业倾斜，政府将研发经费中约三分之一给了公司，并用税收杠杆和法律手段鼓励公司创新。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知识产业化发展的《贝赫—多尔法案》，后来人们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它建立了美国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法案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定是联邦政府为大学提供科研经费，研发成果由大学拥有，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
“交换条件是什么呢？所有的大学必须要答应要尽量能够把这些研发的成果能够商品化，能够经过技术转移的方式，交给民间的公司、私人的企业，让它继续去开发、去研究，而且另外希望尽量能够照顾美国的小型企业，500个人以下的小型企业。”（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主管大卫·艾）
在政策引导下，大学和公司，尤其是小公司走到了一起。各个大学在国会立法后，纷纷行动起来，此时，成立于1970年的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已经成果斐然，这里掌管着全校师生的发明，负责申请专利和转让技术，一旦商业谈判成功，各方都将获益。
“利益分配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公开地告诉所有的人。如果商品化成功的话，我们的收入、我们这个办公室先抽15%预留，作为我们这个办公室开发的经费，那么剩下的等于是利润分成3份，3等份——”（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主管大卫·艾）
三等份的利润分别归发明者本人、据在的系和学校拥有，权益的明晰调动起每一个智慧的头脑，最有创造力的人终于成为财富的新主人。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权力始终归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20世纪末，科学技术已成为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各种高科技公司不断降生，随着新生的网络公司开始取代传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创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权力发生了新一轮的转移。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创新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创新力保持10年、20年、50年，就要靠那些新发明、新公司，以及未曾想象的新技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教授史蒂夫·布兰克）
“创新对任何社会都很重要，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如何？因为创新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想法。”（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韦华恩）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才是可持续的。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电信业由国家垄断的时候，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只能以专利的形式存在，直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电信业市场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不仅创造了数万亿的产值，也带来了信息科学的一次飞跃。
当微软从一家小公司逐渐变成全球技术霸主，美国司法部面临了一个新的反垄断难题，问题不仅是在微软在市场上实施垄断价格，而是技术垄断正在阻止更多创新的公司出现。为了保护更多中小公司的创新能量，政府不得不遏制本国乃至全球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公司。因为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技术垄断，都将破坏创新的生态环境。
“在硅谷，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让人们注意到新兴的小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开拓一项全新技术时，经验积累并不占据优势。”（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纳尔逊）
“公司往往带着他们的远见和计划，闯入一片已经稳定的领域，并且会彻底颠覆这片领域，很多原有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破产。这些新的公司成为市场领导者，这就是毁灭性的创造。但这也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活力。”（德国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汉斯-皮特·米勒）
今天，科技竞争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经济技术领先的国家，哪里有公司成长的土壤，哪里就会有创新的奇迹诞生。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的硅谷，世纪之交，当全球都陷入电脑千年虫恐慌时，以最快速度研制出最彻底的解决方案的不是美国、日本或欧洲，而是印度的公司。班加罗尔一战成名，软件公司们因此而获利50亿美元。当时的印度，实行市场化改革刚刚8年。
“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发挥作用。一旦有了需求，就会有聪明的企业家出现，无论这个聪明的企业家出现在中国、法国、希腊、还是美国，都会发明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新兴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安东尼·阿格塔米尔）
同样是在班加罗尔，1981年穆尔蒂创建了印孚瑟斯公司，当时，获得软件经营执照需要18个月，而仅仅为了拉一条电话线，公司等待了整整365天。在经济管制的环境下，公司生存都是个问题，技术创新更是举步维艰。
“印孚瑟斯公司在过去的确很艰难，那时进口一台电脑都非常困难，必须经过很多繁琐的手续，后来，这些被彻底改变了。”（印孚瑟斯中国首席运营官朗格）
改变是从1991年开始的，这一年，70岁的拉奥出任印度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开始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
“印度逐渐取消了创办和经营公司所依赖的许可证制度，创办公司此后不再需要各种各样的许可手续。公司扩大生产时，也不再需要征得新德里官员的同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授方睿哲）
短短10年后，印孚瑟斯公司就成为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2008年全球软件出口100强公司中，它位列前三。而印度，由这样一批快速成长的公司推举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大国，在高科技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公司创始人穆尔蒂说：这一切都跟培育梦想有关，你得确认每个人都有机会捉到彩虹的一角。
“要鼓励创新，我想诺斯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什么样一种制度是最能够刺激、鼓励人们的创新呢，就是他创新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取得的回报，这之间越一致，差距越小，越能够鼓励人们创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今天，无数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创造着一些我们想象之外的新事物，对未知的探索永无止境，公司还将与梦想相伴远行。
100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彼特就曾预言：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将必然带来新组织。20世纪末，由公司带来的技术突破正在改变它自己，也改变世界。
创新，公司生存的宿命。
公司，人类创新的先锋。
感谢最初的录入者：帅猫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