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元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
一架专机在灰蒙蒙的明故宫机场徐徐降落。飞机上走下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的黄色呢军服的国民党将军。他挟着黑色的图囊，目光灼人地看了一眼机场跑道上的青苔，急匆匆钻进一辆“雪佛莱”轿车，直驱黄埔路“主席官邸”，听候传见。
这是蒋介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三次派专机接他到南京了。
一九四七年夏，蒋介石在北平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后准备召见他时，他已返回前线，待他赶回北平见蒋，蒋却飞回南京。不几天，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电告他：“主席要你即去南京见他。”
大凡国民党文武官员，每逢蒋介石单独召见，总不免有些诚惶诚恐，更何况国民党全国战场连吃败仗，蒋介石正处于三伏天之中呢。就在这次居仁堂军事会议上，驻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站起身向蒋介石诉苦，要求解决军粮补给问题，被蒋介石痛斥了半个小时。蒋介石拍桌子说：“**走到哪里就能站住脚，就有饭吃，你罗历戎身为军长，率领了几万大军，又驻在石家庄这样天时地利都好的地方，连饭也弄不到吃，一切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多么可耻，多么无能！……”罗历戎的左边正坐着这位将军，他见罗脸色苍白，立正低头站在会议桌边，也吓得不敢抬起头来。然而那毕竟是事出有因，蒋介石可谓缘事而发。这位将军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如果第一秒钟是惊异、恐慌，那么第二秒钟以后便是安然、窃喜了。军人应该用战绩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他正是有了可以组成他的笑容的肌肉：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他部受东北、华北双重指挥，流动关内外，四面出击，八方骚扰，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以来，他部胜仗多于败仗，为蒋介石稳定平汉北段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北平的李宗仁、保定的孙连仲也多有好处，谅他们在蒋介石的面前，不会对他有什么烦言。
果不其然。由于国民党在东北、华北各战场损兵折将，一筹莫展，蒋军已由进攻转入防御，继由重点进攻转入重点防御，蒋介石不得不把所谓“御林军”的青年军（于一九四六年将青年军各师扩编为整编师——一个军的编制）拉上第一线。在挑选青年军将领以加强青年军实力的最后决策中，蒋介石感到一些留洋的、陆军大学毕业的将领好看不中用，于是便在战场上挑选打手。继命段（氵云）为青年军整编二○八师师长、陈鞠旅为青年军整编二○一师师长后，蒋介石传见钦定这位原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师长升任为青年军整编二○五师师长，到台湾接任。
一九四七年秋，人民解放军展开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黄海的中原原野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之主力兵团由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进入河南伏牛山区，截断洛阳、西安间的铁路交通，洛阳形成突出的半岛。在外线进攻的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后，为粉碎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主力又推进到洛阳以南之襄禹地区，进行整训，以期进攻国民党战略要地——洛阳。
洛阳守军为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师长肖劲，黄埔六期生，留学德国。此人不会打仗，只会贪污，谎报损失，盗卖武器，连美制道奇大卡车亦在他出售之列。加之二○六师从未经过激烈的大的战役，前在山西运城、河南陕州又连吃败仗，整个部队军心涣散、士气颓丧。从上到下——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二○六师实属石头底下之鸡蛋、疾风刮处之落叶。
所以，在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师长肖劲迭电南京告急的电报纸旁，蒋介石来回踱步，双眉紧锁。古人云：“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乃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想到欲固守洛阳，非得换一个将领去率领二○六师不可。这个将领要有顽强作战的经验，要有赤膊上阵的勇气，更为重要的，还得有“效忠*”的品质。蒋介石与主管第二线兵团的汤恩伯反复研究的结果，由蒋介石亲自挑选了洛阳之战战场指挥官——最近升迁的、即将去台湾赴任的这位将军。于是，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了他，命他取代肖劲，接任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师长，立即赴洛阳备战。
将军到洛阳不及三个月，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迭接郑州陆军总部指挥所副主任张世希电告和洛阳专区各县情报，解放军主力已由襄禹地区向北疾进，直扑洛阳。战事日趋紧迫。而蒋介石正是在这大战之前，第三次召见他。
“主席官邸”门前，充满着凝固的空气。“雪佛莱”轿车的行驶声，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蒋介石的一个侍从副官（陈守成，系这位将军的老部下）对他打招呼道：“师长，这两天老头子因为战事不利和沙面英领馆纵火事件，心情不好，连昨天宴请外宾也改了期，你要注意一点呢！”旁边另一个穿海军服的侍从秘书笑道：“师长你来没有什么关系。孙连仲经常在蒋主席面前夸你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蒋主席对你素有好的印象。”将军淡淡一笑，没有作答。他多少懂一点蒋介石的脾气：前沿授命，酒浆唯恐嫌少；大战之前，岂有疾言厉色？不一会，传话出来：“主席请你进去。”
将军匆匆走过甬道，迈上台阶，屏住呼吸，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身穿军服，坐在黛色的沙发上，叉着两手，在闭目养神。将军两腿一靠，对蒋介石行了个室内军礼，然后口称“校长”。“校长”是蒋介石平生最爱听的称呼，他连连点头，嗯嗯几声，然后站起身，挥挥手，请将军在套间后进的小客厅就座对谈。
果不出将军所料，蒋介石一反平日板着脸见人的态度，眼神里虽然流露出一些忧虑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所引起的将军的紧张，完全被蒋介石的偶然的充满着音乐性的浙江话抵消了。蒋介石根据他谈话对象的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对于浙江同乡和他的嫡系亲信，他讲奉化方言，表示格外亲热；对于江浙一带的，使用吴语方言，而为他所赏识的人，他讲浙江官话，以表示特殊的好感；对于公事公办的人，尽管职位再高，他也拿腔做调地撇起官腔。今天蒋介石召见他，亲热地文雅地说着浙江话，将军对“老头子”的亲睐，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将军略感意外的是，蒋介石一反说话兜圈子的常态，既没有像第一次召见时那样问谈身心，也没有像第二次召见时那样寒暄冷暖，而是直端端地进入了战争的话题。
“洛阳是秦、晋、豫三省的要冲，是中原与西北联系的要点，一定要作长期固守的打算。要以洛阳为中心，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加强保甲工作，扩大地方武装力量。”
在蒋介石从容不迫的谈话中，将军充分领悟了战事的急迫。特别是现在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之后。
二○六师原隶陆军总部郑州指挥所指挥。一九四八年一月，将军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改归胡宗南指挥。当时他很诧异：为什么远在西安的胡宗南来指挥洛阳的部队？直到二月，裴昌会兵团进至洛阳附近的新安、陕州一带，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先行、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本人与其妻于氏乘坐一辆吉普车到洛阳和将军见面后，他才发现蒋介石想急于修通陇海路潼洛段（潼关至洛阳），打通平汉线北段，使西北与中原、华北连成一体，确保西安、洛阳、郑州三大城市据点，以稳定中原战场局势。即使在当时看来，将军也认为蒋介石在做梦。现在，蒋介石对他面授机宜时，他也只有硬着头皮连连称颂。
“洛阳地形很好，易守难攻。”蒋介石挥动着手臂，“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都非常重要，必须加强工事，研究防守。……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须确实控制。”蒋介石在详尽地问及兵员的补充、部队的训练以及洛阳的守备后，这样对将军强调说。
国民党军队的这位最高统帅虽然穿着军服，领章上闪烁着五颗金星，但是他这次没有像过去那样站在军用地图旁边指挥打仗。关于这一点，倒使坐在对面的将军产生一丝联想：也许当年蒋介石下野在洛阳避难时，就巡视过这里的地形，而他今日的决策，正是为了消除多年积蓄在内心的惆怅。
将军保证道：“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蒋介石问他：“洛阳有无警备司令？”
他回答说：“没有。”
蒋介石站起身，走到写字台前，提笔写了一张纸条——加封将军为洛阳警备司令的手令，然后走回来，把手令递在将军的手里，吩咐说：“持此令找俞济时（国民党政府军务局长）。”国民党法定，警备司令有杀*。将军明白，只要能够更好地向**举枪射击，蒋介石暗示他不惜在内部提刀杀人。
将军正在沙发上享受着加官晋级后的威严与荣耀的时候，冷不防蒋介石突然问他一句：“你有什么特长？”将军一下愣住了，他不解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他脑袋嗡了一声，顿觉无非是蒋介石要他下决心去拼命，于是慷慨陈词道：“我一无所长，只会带兵打仗，惟有以死报效*！”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军事的成败，关系到*的安危。如果不打败**，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以前，在蒋介石坚定的高谈阔论和莫名其妙的乐观中，将军心里早有许多苦衷，又不敢对蒋介石明说。他只有在他的肚子里，抱怨蒋介石不了解下情，不知道二○六师究竟有多大力量，他短短的三个多月又怎么能够把这个烂摊子收拾得好……可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这句肺腑之言像一把火，把他周身的血烧烫了，他恨不得马上开战，与**一决雌雄。
将军从“主席官邸”出来，胸脯挺得更高了。蒋介石对他如此器重，他不能不临危受命。除此而外，有两个因素也将聊以充当他严阵以待的力量。一个是他在“主席官邸”之外，听到众人指责陈诚（国民党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营主任，时因胃病发作，不能视事，离开沈阳去上海就医）是常败将军，国民党内部对陈的责骂，达到**。不少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枪毙陈诚，以谢国人”。这对于跟随陈诚长达十九年的这位将军来说，几乎是不能容忍的，他决心打胜洛阳之战，为陈诚争争面子出口气。另一个是他在“主席官邸”之内知道，国民党即将召开“行宪国大”，这样，他对大战前夕的第三次召见的全部含义也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分明希望他能以洛阳之战来为“国大”装装门面，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用胜利的火花来点燃“行宪国大”大门上的红灯。
三月的玄武湖水，在他心里掀不起一丝涟漪，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系着未来的战火。上午到，下午走，他没有半点迟疑。中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请他在碑亭巷曲园酒馆吃饭，他竟吃了一个半饱，而他的女友张小倩小姐在明故宫机场与他握别道：“阿拉在石头城下等待将军凯旋归来。”少将仅仅淡淡一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洛阳参议会客厅的琉璃瓦上的枯草，在疾风中没头没脑地摇曳。
议会厅内，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将级军官十余人，应河南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第十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刘焕东，洛阳参议会议长史美吟，洛阳县长兼自卫总队长郭仙舫之邀，正济济一堂，酒肉征逐。
居首席的这位将军，平日并不嗜酒，此间也灌了口老窖，红光满面地放下筷子：“固守洛阳，不成问题，请诸位放心！”既老且瘦的刘焕东起身道：“久闻司令‘老虎’名，今日能助司令一臂，真是三生有幸啊！”郭仙舫拱手道：“全仗将军神威，洛阳固若金汤，古城逢春，百姓获福呀！”……
将军为洛阳战事，已经熬红了眼睛。为了寸土不让，他在分秒必争。可是，这几天他却于光阴不顾，主动地热心地与洛阳各界头面人物频频往还，相互邀宴。这对于局外人，实在是件令人费解的事。
原来，就在他从南京回来的当天，蒋介石派驻洛阳的视察组长刘伯龙和他的组员们匆匆地偷偷溜回郑州去了。两天前，三月三日，人民解放军西北彭张野战军首向黄龙山区进攻，于宜川西南的瓦子街，一举将国民党二十九军全军近三万人围歼，攻克宜川城。二十九军军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刘戡战死。中原国民党军闻之丧胆，手忙脚乱。正是为了稳住洛阳的阵脚，挽救国民党丢失大城市将从洛阳开始的趋势，保住徐州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郑州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主任孙震所控制的西线，蒋介石才特意在宜川失守的后两天召回将军打气。可是，蒋介石一手把气打足，一手却把气塞拔了——胡宗南关中突然告急，连他的老巢西安也有弃守的可能，蒋介石即令原驻洛阳附近的裴昌会兵团星夜调回西安。将军眼睁睁地望着用黄土铺路迎进洛阳的裴昌会又踏着黄土拍马西去，他只有暗暗叫苦不迭。顿时，洛阳人心惶恐，地方各界纷纷发出“这批娃娃兵，能守住洛阳么”的私议。将军和他的政工处长赖钟声一阵密议之后，兵分两路，一个连夜去郑州，把军官眷属统统接至洛阳，实行背城一战；一个连日大排宴席，火速安稳人心——将军正在进行一场征服杯盏的战争。
二○六师有个随军京剧团。将军令演员们在宴会上放腔《贵妃醉酒》。瞬间，洛阳依稀变成了当年的京都，众人一个个东倒西歪，醉眼迷离，将那颗不太踏实的心暂时泡在杯盏之中，让它放松，放松……将军放心了，席后——酒醉饭饱之余，他邀约党政军联席会议头目，去视察战备——观赏一座劫后的牡丹古城。
他们登上东门大街的鼓楼，观看清扫射界。连日来，先后被拆毁的民房已达一千余间，也就等于踏平了小半个洛阳城。尤其是东门、东北门沿城墙脚下的半边街，他们除了留下一个清真寺以安抚回民外，其余全部拆光。墙土飞扬冲天而起，砖瓦撞击震耳欲聋。将军俯视之时，街上正走着一群无家可归的居民，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在暮色中流浪，在风沙中哭喊。大面积拆毁民房，是将军的主意。他得到了洛阳刘专员、郭县长和史议长的支持。经过联席会议决定以后，交专署具体执行。洛阳街头的惨景，正是这批目睹者的“功勋”。当有人报告说，居民云集警备司令部，集体请愿，苦苦哀求不再拆房时，将军厉声喝道：“不予接见！”他扭头对身旁的刘焕东道：“这有关洛阳的存亡，顾不得这许多了。”他站在这高高的建筑物上，主宰着他脚下的一切。他的手指向哪里，房屋就拆到哪里。现在，他的手又指向了城西——西工电灯厂左侧那条街！
他们来到西门外。这里已经完成三道工事。洛阳瓮城外都设有二三道工事。这批工事就当时而言，无疑属于最坚固的。这是将军守城的主要依靠，也是他敢于与人民解放军主力抗衡的最大本钱。先前，他们在城北看到的司马懿墓，已经是满身窟窿，现在，他们面前的周公庙周围，正挖着最后一道战壕。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虽在周公庙派有专员看管文物，将军仍无所顾忌。无数的碑碣断裂在深深的战壕里，美丽的牡丹被踩在将军的皮靴下。中华民族五大故都之一的洛阳的文明，就在这个国民党将军的手板心里，遭到了空前的蹂躏！
对于工事，将军是满意的。洛阳土质坚硬，既干燥又不易脆碎。铁道附近的据点，大部分是利用钢轨做掩盖，抗力极大。将军考虑到一旦城破，全线就要瓦解，还专门在洛阳城内西北隅射界比较宽广的洛阳中学，构筑了核心阵地，并以此为基点，再辅之以巷战工事，以期处处扎根，步步为营，进行持久的挣扎。
对于战事，将军是心虚的。中原战场上虽然有四个兵团，可是裴昌会兵团已经西撤；孙元良兵团刚吃败仗，主力龟缩郑州，不敢轻举妄动。连偃师、黑石关、巩县孙元良的守军，见解放军逼近洛阳，也均竞相撤逃，洛阳、郑州之间，全线敞开；邱清泉兵团徘徊鲁西南地区，寸步难进；胡琏兵团远在漯河，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向郑州要兵，张世希在电话中说，郑州也有被攻击的危险，没有更多的兵力增防洛阳，只答应将二○六师的第二团归还他，再加派两个炮兵连。他又连电蒋介石，要求火速由北平空运他原来的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蒋介石回电说空运困难。将军明白，洛阳防守，他是孤军作战了。
将军在司令部的卧室里走来走去。孤军作战，也就等于孤注一掷，要么全军覆灭，要么功勋显赫。对于他来说，目前需要的不是揣测凶吉，而是镇定情绪。晚上，将军召开了两个紧急会议。一个是召集各部队长作了军事部署；一个是召集洛阳党政军联席会议。深夜，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了三个小时的《三国演义》。直到天亮时，他还在卧室里走来走去。
将军突然站住了——洛河边上传来清脆的枪响，他的脸颊，升起红晕，眼睛泛着绿光，他带着微笑，含着泪水，终于大叫一声，冲出房门，去迎接命运的裁夺，决战的来临。
公元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
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赓兵团浩浩荡荡十万人马越临汝、渡伊河、逼龙门……
青年军展开对洛阳的东西两方面的反包围攻击，远射炮兵集中火力向关帝冢射击，以中断龙门至洛阳间的进出通道。西工方面开始对西工桥进行封锁射击……
这是一场典型的攻坚与反攻坚硬战。本文不准备对洛阳战役的全部过程作详尽的记叙，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这位国民党青年军战场指挥官吧。
他站在东门城墙上。透过望远镜，看见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击溃青年军骑兵队，歼灭工兵营，一举占领洛河桥头阵地和城外东门大街。此后，对东门外之九龙台、潞泽会馆两个据点多次发动猛烈攻击。由于青年军的这批据点异常坚固，由二○六师精锐所守，解放军一时攻打不下，并且伤亡较重。将军即亲拟电文，急告南京：“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立即回电云：“……以寡胜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蒋经国也拍来电报，对将军大加赞赏。将军微微一笑，令身旁的政工处长赖钟声把南京来电马上转达到全体官兵，以激励斗志。
十一日晚，彻夜激战。战至午夜，解放军冒雨突入东门，占领瓮城，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将军令二○六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赵云飞不惜一切代价把突入瓮城的解放军打出去，把突破口夺回来。他坐着吉普车奔走城东城西，指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扎，但均未奏效。
东门突破，战斗进入市区。将军到东门大街的鼓楼上观察情况，并亲自指挥巷战。青年军败退的部队麇集民房，解放军逐屋争夺，进展迅速，四个小时后，扩大到城内中心。将军退回核心阵地——洛阳中学，即电南京告急，蒋介石回电称：“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鼓励三军，坚守阵地。”
解放军以雷霆之力向核心阵地猛攻，枪林弹雨，战斗空前剧烈。将军自恃工事坚固，弹药充足，士气旺盛，誓与解放军决一死战。此时，他坐在东面一座大楼里的靠椅上，微微闭上了眼睛，在枪声交织的坐垫上，等待自己的命运。他不是在等待失败，而是在等待胜利。他想到，解放军即使每次付出二千人的代价，也拿不下他的核心阵地，而久攻不下，势必撤退。这样，只要他守住了核心阵地，他就创造了真正的奇迹！将军突然站起身来，冲进地下室（电报房），再次急电南京，除了请饬外围各兵团尽早到来外，他请求加派空军助战。在最后一页电文纸上，他向蒋介石表示：“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
“升旗！”他命令将国民*旗悬挂在楼顶。
十四日晨，战况沉寂。将军爬上设在三层楼顶的观测所进行观察，看到解放军将洛阳仓库的物资外运，他判断解放军主力可能西撤。由于他的核心阵地仍处在层层包围之中，他又判断解放军因地面攻坚，伤亡太大，可能进行坑道爆破攻击。
他都判断错了——人民解放军为了解放洛阳，为了惩处他这个顽敌，在最快的时间内，集中了中原战场的各种火炮——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十四日下午二时，核心阵地突然遭到解放军的轰击，炮弹像急雨一样倾泻在纵横不过百米的阵地上。工事打塌了，砖石乱飞；五座大楼都燃起冲天大火，硝烟弥漫。院子角落里的吉普车也是满身窟窿。将军带着幕僚从东面大楼飞奔而下，与从南面两座大楼里蜂拥而出的总预备队混在一起，无以容身，到处乱钻。一个炮弹从树梢上飞来，将军左侧的第四团代理团长当场被炸毙。右侧的政工处长赖钟声脸吓白了。他自己的头染红了——弹片刺伤他的前额。
高悬在北面大楼屋顶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漫天的烟火中倒下了。又是四十分钟的猛烈炮击之后，解放军从东、南、北三路向核心阵地突进。火光烛天，烧红夜空。解放军势若潮涌，青年军堵不胜堵。就在南面大楼将要倒塌的时候，将军只身转移到核心阵地的西南角地堡内，他的参谋长也不知在什么时候钻进地堡，与他一起指挥战斗。
然而大势去矣。晚上八时，青年军一个个从“乌龟壳”里被捉了出来，将军穿着和士兵一样的军棉衣，低头走在最后。他的头刚刚伸出地堡，猛听得偃师和洛河边上传来阵阵紧密的枪声。他估计援军已到，一阵惊喜，趁着混乱，看准时机，转身跳进外壕，钻入坑道，指挥坑道里的官兵堵住东西两头的坑道口。他举起手枪，红着眼丝在坑道里大吼：“坚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如同对垂死者身上注射强心剂一样，将军向坑道里的第一团第一营和师直属军士队悬赏一千万元，并说明先发一半，援军解围后再发一半。
将军的估计又错了。胡琏率十八军，虽闻讯驰援，经禹县、嵩县昼夜兼程急进，然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援军阻于伊水，洛阳可望而不可即。
深夜十二时，解放军突破坑道东口。将军举起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窝，尚未闭上眼睛，枪即被部下夺去。就这样，他从黑暗的坑道里被捉了出来……
这段历史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第一二二页上：“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歼敌一万九千余，活捉敌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
第一章 黄河北岸
邱行湘被俘六个小时后，天亮了。他怪走运的——他的战俘生涯的第一天，是个艳阳天。连日春雨之后，天壁被洗刷得特别碧净。三月里的牡丹古城，硝烟散去，喷发着淡淡幽香。
邱行湘没有昨天和今天的概念。此时，他完全沉浸在过去的阴雨凄风里。洛阳失守，他是极明白后果的，**的霜刃一旦插进洛阳，寒光便立即照到潼关城楼，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正在防不胜防、御不可御之中。军人是以失败为耻辱的。俘虏群里的头部缠着绷带的这位战场指挥官，却显得若无其事。那对泛着绿光的眼睛似乎在说：个人的恩怨荣辱，于他视若浮云，而*的如此重大的战略意图居然毁在他的手里，才是他忧心所在。（当然，他不知道，蒋介石岂肯放弃洛阳？而人民解放军也根据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洛阳——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于是，国民党军三月十八日重新占领洛阳）如果说邱行湘一时把头埋得很低，似乎无脸见人的话，那么这是他在感到，一夜之间，他的命运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的含义是他的半生戎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
清晨，邱行湘被带到洛阳中学以南的解放军的一个旅司令部里。他被指定坐在一张楠木雕花椅上。他盯着椅子，环顾了一眼房间，不觉倒抽了口冷气——这不是洛阳参议会的客厅么？他曾是这里的座上客，而今成了这里的阶下囚。一把楠木椅，连接着他的命运。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悲戚了。他记起他的“邱老虎”的绰号，不觉自嘲道：邱老虎呵邱老虎，你也有虎落平阳这一天！
一个浑身征尘的解放军军官和他的随员走进客厅。随员拿出一张邱行湘的照片，交到军官手里，军官看看照片，又看看邱行湘，把照片递回随员，吩咐立即为这个俘虏头部伤口换药。
“你是邱行湘吧！”解放军军官操一口浓重的湖南话，“黄埔五期的吧——我们是同学哩——我叫陈赓。”
邱行湘抬起头。他知道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倒不在于资格老——在黄埔同学的心目中，陈赓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当年孙中山*陈炯明时，陈赓在战场上救了蒋介石。邱行湘未曾见过陈赓，眼下，望着这位年纪跟自己相差不多，四十岁上下，穿一身灰色粗布军服的驰骋中原、声威赫赫的**的兵团司令，洛阳之战击败自己的对手，他意志索然，无话可说。
“放下武器，就是朋友。”陈赓笑道。
黄埔同学之间自有一种天生的情感。邱行湘承认这种情感，照他的意见，拿起武器，也是朋友——各为其主嘛。个人之间，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就这样，他先前的紧张情绪与仇恨心理消除在陈赓的笑声之中。
“邱师长是哪里人？”
“江苏溧阳。”
“溧阳是新四军老根据地。”
“陈毅先生当时在我的老家住过。”
陈赓很健谈，乃至镇江麸醋，溧阳西瓜，无一不在侃侃之中。陈赓说话诙谐，邱行湘间或还失笑几声。有这样几分钟：陈赓似乎忘了审讯的公务，邱行湘似乎忘了战俘的身份，两个司令仿佛都忘了自己军服的颜色，而像故人重逢，亲切无间，对坐在硝烟刚刚散去的战场上。
一旦进入以下谈话，气氛就变了。
“哪道城门首先突破？”
“东门。穿黄军衣的。”邱行湘当然不知道，以后解放军总司令部就是依据他的回答，授予陈粟野战军某部“洛阳营”称号的。
“你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
“从你们的电台上。你们的无线电一集中，不就表明你们部队的位置了吗？”
“你们对我们的被俘人员是怎么处理的？”
“根据国际公法，优待战俘。凡送来司令部的俘虏，我一律集中专区看守所。你们一些爆破手，在核心阵地前被我们捉住，带到司令部，我及时交代副官带到厨房吃饭休息，都活着，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围子里。”
“西工呢？”陈赓态度严厉起来。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炮击我的司令部的？”邱行湘反问道。他泛着凶光，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停顿片刻，他接着说：“西工在你们炮击我的司令部后，就中断通讯，无线电也无法架设。西工情况不明，怎么会知道西工守军对俘虏的处理。事后听说，据守西工之谢营，确有杀害俘虏的事情，但非我的命令。”
“既然情况如此，”陈赓态度缓和下来，“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就谈完了。第二件事，我高兴地通知你：你被人民解放了。我相信，你还能获得人民的谅解，自己解放自己。从今天起，你就跟我们的队伍一起走吧，欢迎你到我们解放区去。”
陈赓站起来，与邱行湘握别，并吩咐随员准备几十磅猪肉罐头，供邱行湘路上食用。邱行湘也站起来，他听清了陈赓的话，可是，他又有点听不懂陈赓的话，但从几十磅猪肉罐头上，他发现**对他没有恶意。
五十岁以上年龄的读者，兴许对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洛阳战事的不惜版面的报道尚能记忆。那用通栏黑体字“洛阳城郊战事炽烈，窜犯东门*已被守军歼灭”作为标题的头条位置上刊登的第一条消息是：
〔中央社郑州十三日电〕守卫洛阳**二○六师师长邱行湘，十三日正午电称，现**坚守核心阵地，决抗到底。（《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
以后有两条消息是：
〔中央社郑州十三日电〕此间戡乱建国运动委员会顷电坚守洛阳卒败匪众之**师长邱行湘，表示敬意，并另募集大批慰劳品，准备前往犒劳。（《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
〔中央社郑州十八日电〕洛阳周围残匪，十七日晚已肃清，此历史古城经忧患安保无恙，增援**一部已进驻城内，一部正向败退之匪军追击中，具报匪此次进犯洛阳死伤万人以上。（《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
按照国民党公开的说法，那么应该为“屡建奇勋”（此四字见《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对洛阳战事的报道）的邱行湘举行“庆功会”，然而南京政府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派人去南京附近的溧阳南渡邱家桥，索取邱行湘的照片，准备为他举行“追悼会”。就在国民党私下为邱行湘发丧的时候，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解放军清理战场结束，他随着熙熙攘攘的解放军、民兵辎重以及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大批俘虏兵队伍，一直西去。
他的身后，紧随着一个解放军军官和几十名解放军士兵。他明白，重兵押送，倒不是自己一次可以吃几十发子弹，这是解放军害怕他一次吃不完几十个拳头。当年李世民打下洛阳，杀了捉人当军粮的朱粲，斩其首后，洛阳百姓争投瓦砾击尸，顷刻瓦砾成山。邱行湘心中有数，他也和军粮有关。洛阳蒋军兵在他的支持下，下乡武装征购粮食。因为伪法币几乎等于废纸，所以买粮也就是抢粮。好在战火刚刚熄灭，洛阳城里不见人烟，邱行湘怀揣着逃生的**，离开了他发誓要与之共存亡的洛阳。
他来到孟津附近的黄河边上，浑浊的河水，流进他的大脑，河上的白雾飘进了他的眼睛，变作厚厚的云翳，他眼前一派渺茫。
他想到死的必要——他想起蒋介石对他的重托，又想到他对蒋介石的保证；他想起陈诚多年对他的栽培，又想到国大代表对陈诚的责骂。他在心底悲叹：我这个有负*的罪孽，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呵！他想到死的必须——单是洛阳一仗，解放军就死在他手上不少，他自知**恨他入骨，把他带到后方，重则五花大绑，斩首示众；轻则脚镣手铐，囚之牢房。他想起蒋介石最后给他的那句话——“如果不打败**，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他默默点了点头；作为军人，纵无马革裹尸之荣，亦决不受身陷囹圄之辱。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也应该死在离战场不远的地方。就这样，邱行湘先前的逃生的**，此刻变作了求死的意念。他决计投河自杀，以履行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令。他把军棉袄的风纪扣锁好，迈着大步走上跳板。
邱行湘被指定坐在船舱正中，几十个解放军士兵团团围他而坐，那个解放军军官则站立船头。他侧身去瞟这个军官时，正与军官目光相碰。他在心里哼了一声：不要看你表面上装得客客气气，骨子里比我还紧张。这也难怪，我死于黄汤，你到了后方是不好交差的——即使就为了你不好交差，我也没有白死一场。邱行湘故意露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坐了一会，他打了一个呵欠，终于闭上眼睛，耷拉着脑袋，开始打盹了。河水哗哗撞击船舷，大木船颠簸得很厉害，船到河心，浪花溅到他的脸上，他倒像是真的被惊醒了——“有钱难买河心水”，他突然睁开眼睛，想趁人不备，纵身投河。然而目光正与船头的解放军军官相碰，他神色黯淡了，四肢瘫软了，河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冷噤。他第一次感到，生命一旦落在他人手里，生死均不由己了，这时他想到小孩手中的蜻蜓——动物落在人的手里总是想活，而人落在人的手里则应该死。死亡尚如此艰难，生存是什么滋味，他简直不敢想象。
黄河北岸，邱行湘看见了他的青年军队伍。这批西北兵，一个个体格魁梧，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在刚刚过去的七天七夜鏖战中，竟没有人投降，这连他也感到意外。如果说他在先前三个月的对他们的训练中，采取的是法西斯手段，那么，在这些士兵现在和自己一样，成为**的俘虏之后，他产生了圣母玛利亚的慈心。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队伍，想让他们从他忧伤的眼神中体谅一点他心底的“爱兵如子”的衷情，从而永远原谅他过去对他们的责骂与惩罚。他甚至想站在某一个高处大吼一声：“弟兄们！你们跟错了我邱行湘……”
未待邱行湘喊话，俘虏队伍中已经发出了巨响：“站好，站好哇。立正——向左转！”邱行湘扭头看时，认出这是赵云飞。他是他的第一旅旅长，是青年军二○六师的三朝*，虽出身东北军，作战经验也少，但邱行湘认为他忠于蒋介石，而蒋介石父子也颇信任他。因此在调整人员时，邱本着“亲蒋第一”的原则，调升赵云飞为二○六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现在，赵云飞一过黄河就朝左转，以俘虏的身份帮助解放军维持俘虏队伍，这使邱行湘大为恼怒。“无耻之尤！”他在心里骂道：“现在，他可以向*献媚说，他是张学良的人，早就接近**了。”有些俘虏也不买赵云飞的账，冲着他道：“我们现在是听**的还是听国民党的？”引得众人窃笑。这使邱行湘特别舒心，他此间最大的精神补偿是：青年军的士兵，毕竟不同于抓来的壮丁，他本人作为青年军的将领，是他此生聊以*、引以为荣的业绩。
邱行湘对自己的作战经验是绝对信任的，对青年军的战斗力，现在也是充分信赖的，那么他和他的军队何以一变饮马黄河为沉沦沼泽呢？他肚里的怨气终于发泄到喉头上来：蒋介石身为八百万军队的统帅，连一个团也调不动；什么“孙元良兵团、胡琏兵团向洛阳分进合击”？纯属蒋介石的天方夜谭。在邱行湘的心目里，孙元良是国民党有名的逃跑将军，洛阳之战尚未打响，孙元良本人早已进了郑州城。邱行湘本把希望寄托在十八军军长胡琏身上。胡琏和他都是陈诚的老部属，无论从公从私，胡琏都应该挺身而出。胡琏偏偏姗姗来迟，见死不救，自保实力。邱行湘愤然自忖道：国民党有什么“友军”？紧要关头，连老子也不会拼命去救自己的儿子！他记起一九四三年，在湖南沅陵，他请胡琏、高魁元在天津馆吃饺子时，高魁元因在九十九师师长任内被军长傅仲芳撤职发牢骚说：“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今用在胡琏和十八军身上，邱行湘感到此话更为恰当。
他望着滚滚黄河，不觉仰天长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求死不得，求生不愿，他茫茫乎无路可走……经河南济源北行，进入山西境地，在老解放区里，沿途落脚。
这天，来到丹河边的一个村庄。队伍刚到村口，就走不动了——衣着褴褛但身强力壮的农民们挡住了去路。不一会，正在喂奶的露着**的女人，啃着黑色的窝窝头的儿童，拄着拐杖的老头，小脚裹腿的老太，将俘虏团团围住。邱行湘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男人们已经一把抓住了俘虏的衣领，左右开弓，乱打一气。女人们嚷着北方骂人的话，朝俘虏身上吐唾沫。儿童拾起石子往俘虏头上掷。老头老太太虽然站得远一些，也颤抖着双手，紧握着拳头。
解放军持枪制止，然而法不治众。在这一派混乱中，邱行湘身后虽有几十名解放军士兵，他也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惧。幸好，他看见一个农民领袖将手一挥，村口终于平静下来。这位农民领袖走到邱行湘身边的那个解放军军官面前，谈判性地说了句“我们现在只找小蒋介石一个人算账”，也不等对方表态，径直钻进俘虏队伍，看看这人的军帽，看看那人的领章。最后，像失望之后有所发现似的。这位农民领袖径直朝邱行湘走来，然后在邱行湘面前站定。
“他是谁？”农民指着邱行湘问军官。
“一个小官。”军官笑着回答。
“谁是大官？”
“还没有押来。”
邱行湘的衣着，倒也没有在被俘前乔装一番，他平日的朴素能使他化险为夷，这是他不曾想到的。可是他更没有想到，他竟会害怕老百姓而不怕解放军。
当夜，邱行湘正是在这个被他称为“恐怖的山村”里住下。他住在全村最破烂的一间房屋里。主人——一个拖着胡须的老头的衣着，也近乎是褴褛中的褴褛者。令邱行湘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个老头边咳嗽吐痰，边扫地烧水，殷勤得不愿停顿一刻，对他非但没有疾言厉色，晚饭时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半块烧鸡，二两土酒。邱行湘暗想：真是人心隔肚皮，天底下原来有两种老百姓，一种喜欢**。一种喜欢国民党。如此看来，国民党的仗，还是能够打下去的。——就在邱行湘乍寒乍暖，悲喜交加的时候，这个老头对他使眼色、摇摇头、叹口气，最后寻着机会结结巴巴地悄悄告诉邱行湘：“我过去的全部田土被平分了！”“全部财产被没收了！”“还要挨斗争……”邱行湘恍然大悟：这人就是**所说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丹河边上的这座小小村庄的遭遇，对邱行湘的理智是一次大大的刺激。在这以前，他对**的理论，尤其是什么阶级分析法，是嗤之以鼻的。他拥护三*义，是基于“君为轻、民为贵”；他反对**，是基于“被剥削阶级消灭剥削阶级”。而在此时，他亲眼看见了**理论的存在与实施。这使他不能不由面前的这个老头联想到他的老人。他的父亲是溧阳南渡镇上的一个谷商，常年买卖于苏州溧阳之间。一九三六年他父亲病故。家中老母，置有二十多亩田土，谷行由其兄经营，田土则雇人耕种。他知道，按照**的理论，他家也是土豪劣绅、剥削阶级，要是苏南由国民党的光复区变作**的解放区，那么他的家业顷刻之间便会化为齑粉，他的老母也会落难到面前的这个老头的地步——这对于他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这时候，他确信他看过的一本《匪区逃出记》里说的**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等等都是真事。昔日耳听为虚，今天眼见为实，他觉得他对解放区的唯一认识就是仇恨。倘若是他领章上的那颗星还在闪闪发光，他会为挽救他的阶级的沉沦，激发起百倍的勇气。可是，事到如今，他对面前的这个老头的唯一安慰，是一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黯淡神伤的泪珠。
感情不能代替理智。邱行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的洪流面前睁大眼睛：黄河北岸，如火如荼，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为解放军送运粮草弹药，鸡公车不绝于途；数以千计的民工为解放军修桥筑路，打夯声不绝于耳。这是成千上万的不穿军装的军队啊！邱行湘在心里惊呼：国民党将领总喜欢一口一个“八百万”，殊不知**的军队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邱行湘的长期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兵力多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不像有些国民党将领那样，提到**的打法时，总是以戏谑嘲笑的口吻，将集中优势兵力诬称为“人海战术”。国民党《中央日报》正是以这样的口吻发布洛阳战事新闻的：“洛阳匪军于五倍**兵力，连日借猛烈炮火掩护，用人海战术不顾重大牺牲，轮番向城垣猛扑。**坚苦奋战，予匪以严重打击。”（《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洛阳之战再一次告诉邱行湘，对付**的“人海战术”的唯一办法是使用“人洋战术”。但是，人从哪里来？真心实意地替国民党打仗的人从哪里来？邱行湘此间惊人的发现是——在中国社会里，地主比农民少。于是，他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执政，民心尚不可顺；为什么**在野，却能一呼百应。进入这样的思维时，他对他由洛阳战败所承受的自责和内疚，居然减轻了许多。万事趋之必然，则引人心安理得；一事失之唐突，则教人后悔莫及。现在他来估价他个人的勇气和力量时，他深感但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4
这天来到晋东南一个山区城市——长治。
解放军的那位军官，邀约邱行湘逛街，走了十多天的山路，看到这样一座城市，他顿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城市建设，虽不及洛阳精美，也还整齐大方。市场尤有特色；山货土产摆成长蛇阵，各类皮毛油滑生辉。农民、商人、市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正午时分，赶集者仍有增无减，显示着解放区大后方的安定与繁荣。也许是军人的缘故，邱行湘没有什么游山玩水的雅兴。洛阳的雕栏画柱，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团乌七八糟的令人心烦的颜料大杂烩。而在长治街头，他却聚精会神地观赏迎面走来的男人的头巾，女人的衣领，甚至不惜扭过头去，看老太太后脑勺上的绘着花鸟的发髻。在长治城最大的一家饭馆里，解放军军官请客，邱行湘也不推辞，美美地饱享了一顿口福。长治观光，这天是邱行湘被俘以来，精神最振作的一天。可是正所谓乐极生悲，待他傍晚回到宿地时，竟呆若断木，最后终于掉下一排泪珠来。
不是军人无眼泪，只是未到伤心时。这些天来，特别是一到晚上，邱行湘总是想到他的二○六师官兵。从阳城出发，路上还不时可以见到他们。只要能见到他们，哪怕是匆匆一瞥，他也感到一丝慰藉，哪怕是一张陌生的低贱的士兵的面容，也会长存在他的记忆里。到晋城后，他就发现二○六师官兵愈走愈少了。现在到了长治，到了一个新的夜晚，他突然发现，全部俘虏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像在这个古柏参天的世界里只有他和他的影子一样，他感到一阵空前的寂寞和绝望。夜色之中，惟有将满腔情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他才能获得此间的解脱，迸出几点与悲戚抗衡的火花来。
这个人就是他的政工少将处长赖钟声。这是个刚满三十岁的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高大俊秀。山东烟台人。一九四二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在滇缅铁路工程处就业，后调修昆明机场。曾经考试院高考，升任工程师。一九四五年，抗战末期，重庆危急，响应蒋介石所谓“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青年军。后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校长蒋介石，教育长蒋经国）研究部第一期学习。他和他的同班同学王升、陈元、李焕，是蒋经国的得意嫡系门生。一九四六年，他出任国民*防部预备干部局万县青年职业训练班代理主任。一九四七年底，接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六师政工少将处长，随邱行湘由南京赴洛阳作战。
邱行湘是在第二次受蒋介石召见后，去蒋经国的官邸（励志社）辞行时认识赖钟声的。在蒋经国的身旁，一边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武将，一边是蒋经国精心栽培的文官。军政一体，文武并进，洛阳之战把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到洛阳后，他们各自空着豪华宽敞的卧室不用，偏偏挤到司令部的一间小房，抵足而眠，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在洛阳二○六师交接大会上，接受全师官兵的欢呼；他们同车去龙门石窟，在佛像前默默祈祷。……邱行湘有通天一术，动辄向蒋介石电告，赖钟声有电码密本，设专用电台与蒋经国直接联系。分工之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整编二○六师师部的名义，合力创办了一个铅印《革命青年》周刊，着重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等种种正统思想。赖钟声还经常到部队演讲，把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青年干部学校时，每日早操后的训词——“如果我们和**的斗争失败了，那么我们哪怕退到喜马拉雅山还是要和**斗争到底”，传播到每个青年军士兵的心底。最令邱行湘钦佩的是，这位具有工程师身份的三十岁的国民党少将，每每在鼓动士气之余，总要将手一挥，坚定地始终强调一句：“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民族的工业化！”他钦佩比他小十岁的赖钟声，不仅有学者的头脑，更有政治家的抱负。
邱行湘也有看不起赖钟声的地方。那是在洛阳危急之后，他的怨言很多，懊悔不该来洛阳送死。在核心阵地遭到猛烈炮击后，他脸色发白，眼神发黑，忘掉了蒋经国早操后的训词，却想起了佛像前的祈祷。但是此刻，邱行湘完全原谅了他——他毕竟是第一次听见炮声呵。
被俘以后，邱行湘意外地在新安镇看见了赖钟声。他大声武气地跟赖钟声打招呼，赖钟声却诚惶诚恐地相视无言。邱行湘曾经因为赖钟声家庭贫困，写信给在赖钟声老家烟台地区驻防的国民党同僚李弥，要求多加照看，为赖钟声感激不尽；而今，新安镇上，邱行湘又担心赖钟声本人饥饿，抓了一只烧鸡，四个鸡蛋，递到赖钟声面前，赖钟声却只收了一个鸡蛋，摇摇头走开了。邱行湘本指望后会有期，可现在——从新安起，他与赖钟声天各一方，在生不再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呢？邱行湘在心底叹息：他的未婚妻、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毕小姐，正在北平准备花烛，而他前面的路，却永远不会通向洞房。战死的，已经葬身荒野；尚存的，亦不知东西南北：邱行湘更不知自己如何下落，他的女友张小姐又怎样打发青春！今日独坐黄昏，明日只身起解，事到如今，这位久经沙场的国民党将领，也心非木石了。
翌日续程。黄土高原，人烟稀少；太行山中，小路崎岖。邱行湘走在峪涧，仰面望着莽莽大山，只觉得座座向他压来，他记起当年曹操征伐袁绍余部，翻越此地时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诗句，不觉苦笑道：关前立马之时，谁不洋洋得意，一旦落敌之手，方知军粮难吃。这是邱行湘战败后的颓唐之言，其实他的敌人向他提供的军粮也是甚为好吃的；陈赓相赠的猪肉罐头一盒一盒地打开，一路上解放军军官又想方设法为他加点新鲜蔬菜，使他胜利地完成了一次没有作战任务的行军。
经潞城，沿漳河，三月下旬，邱行湘来到他的目的地——河北省武安县黄埔村。他品味着这个村庄的名字的时候，更是酸甜苦辣一下倒了出来。想当初，别江南，奔南国，十八岁投广东黄埔，参加大革命，青春正浓，血气方刚；到如今，渡黄河，翻太行，四十岁入河北黄埔，投身大死狱。人生急下，坐以待毙！邱行湘是熟读《三国演义》的，庞统到了落风坡的情景，蓦地涌上了心头。他先是诅咒命运在捉弄他，尔后又感激着上苍的美意：既然这里是他的归宿地，那也好，黄埔出，黄埔入，黄衣永世伴黄土。他双目紧闭，两手轻合，虔诚地期冀在这里给他留一块小小的风水地……
第二章 黄埔村中
黄埔村座落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的偏僻地带。村前是银白如练的漳河，村后是翠绿如染的群山。村里的一座座方块形的旧式房屋，包围着一个宁谧的天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漳河训练班就设在这里。
邱行湘在傍晚时分，走进黄埔村，走进一座朱色大门的四合院里。东厢房门打开了，屋里没有人，却亮着油灯。他和衣倒在铺位上，鞋未脱，双脚伸出床外，随便将棉被往肚子上一拉，便不愿意动弹了。洛阳一仗，他有七个昼夜没有合眼，这十几个晚上，他又常常彻夜失眠。现在，是他一个人安静地偿还他瞌睡账的时候了。据说睡觉也是需要力气的，邱行湘只觉得他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暗想，即使要死，也得等睡醒了再死。
邱行湘睡觉有打鼾的习惯。现在他的鼾声起来了，却远远没有先前响亮，且愈到后来，愈没有声音了。他闭着眼睛，却看到外面火光熊熊，狼烟滚滚，夜空出现了带马达的流星，战机像老鹰逐小鸡一般俯冲下来……邱行湘翻身跃起，一个箭步蹿到门前，现在援军已到，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啦！当他看见窗外一动不动的岗哨，方才发觉是恶梦一场。他抹去额上的冷汗，不敢再睡，双手托住腮，坐回床沿上，望着壁上的影子发楞。可谓“梦里乾坤大，醒时日月长”。邱行湘捂住怦怦乱跳的胸口，真不知如何打发从现在开始的寂寞的长夜。他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匆匆来回，像一只性急的麻雀最初被捉进笼子一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躁与恐惧。
他第二次想到死。自杀，现在有条件了，此间正是时候。黄河水软，墙头砖硬。笼中麻雀常常碰壁而亡。然而他又想到国民党还有半壁江山，军事上亦占一定优势，敉平“匪”乱，统一民国，未必不能实现。小小洛阳城，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区区邱行湘，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兵，国民党将领中，比自己高明者比比皆是。更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自古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又何苦鼠目寸光，轻菲此生呢？而且死于僻壤，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又怎能发泄失败的仇恨呢？想到这里，邱行湘自谑道：谁教你变成人的呢？你要是猪就好了，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里倒是你的福地……不，不！猪关在圈里也不会服气的，也要拱翻木槛的。邱行湘冲到房门，一阵浑打乱踢，高声吼道：“要杀就杀，软禁干什么！”
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来人没有说话，笑眯眯地走到邱行湘面前，双手一叉，仰面大笑起来。邱行湘疑惑了，借着昏暗的灯光，将来人一番打量：披一件灰色军袄，高大魁梧，红头花色。他以为又是哪位解放军长官。
“我是蒋铁雄呵！”
“……！”
蒋铁雄是邱行湘的同乡同学。黄埔六期生，留学德国，官至国民党快速纵队副司令。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晋冀鲁豫解放军在豫北攻克汤阴，蒋铁雄随他的长官、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被俘。
邱行湘看见蒋铁雄，半晌说不出话来。千头万绪，他不知从何说起。他来不及回顾在溧阳乡间私塾里的同窗之情，也来不及追忆在国民党官场里的莫逆之交，更来不及倾吐分别三年来的思念之苦，他此刻唯一的言语，是为着今日竟相逢在**的“监狱”里，为着上帝为他们安排了这么一个好地方而长叹不已的那一口气。
蒋铁雄倒没有这般繁琐的感伤，他流露出来的神情，除了有同乡人异地重逢的欣喜，还有旧时代大年初一的祝福。蒋铁雄话长，每每扬起眉毛：“既来之则安之。我被俘三百多天了，一天比一天安心。**的事情，我比你晓得得多啦！解放军是正义之师，训练班是仁义之地……”邱行湘话短，每每皱起眉头，他突然感到蒋铁雄不像他印象中的那个狷介倔强的伙伴，更不像当年那个硬骨铮铮的快速纵队副司令。尽管蒋铁雄说一口纯正的溧阳乡音，邱行湘听来也甚为反感。但是，不管怎么说，当邱行湘落进人生的枯井的时候，他对井底的蛤蟆也不会讨厌，何况现在是看见了自己的老相识呢，单从自此便可从寂寞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着想，他也深感蒋铁雄是上天有意掉在他身旁的一颗福星。在福星面前，受福者是没有理由计较什么的。哪怕这是一颗失去光芒的陨石，邱行湘也感到要比墙上那盏油灯明亮得多，温柔得多。
第二天，解放军二野漳河训练班李主任和姚科长设宴款待邱行湘，并邀蒋铁雄作陪。李主任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穿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扎着绑腿，和北方农民一样，蓄着大圆头。他憨厚地笑了笑，将筷子在桌上齐了齐，指点着菜肴对邱行湘道：“条件差，不要客气。”邱行湘望了望面前这两个解放军干部军服上的补丁，又望了望桌上大大小小的碗碟，心里思忖道：**人生活之艰苦，是惊人的，可是一旦奢侈起来，也是惊人的。席上，除了少数的本地的山珍，大半是山东滨海的海味。李主任笑道：“看起来我们在深山里，实际上我们和住在海边一样，因为我们的广大解放区，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席间，姚科长向邱行湘介绍了解放区生产自给的情形，李主任则告诉了他当前的战场局势。
军人的每一根神经都连着战场，战场的每一丝硝烟都刺激着邱行湘的神经。就在解放军攻克洛阳的同年同月同日，收复了四平街。这位参加过四平街战役并且以四平街勇将自居的将军，承受着外人不可理喻的隐痛。胜利之日，四平街的战功是属于主将陈明仁的，蒋介石为陈明仁挂上了青天白日勋章。待到他首次出任战场主将，期待着蒋介石为他挂上青天白日勋章的时候，他反而失败了。于是，失败之时，那往日的胜利则变作今日的失败的讽刺。那讽刺的意味，只有他一人知晓：你邱行湘跑过了初一，跑不过十五！
李主任似乎觉察出邱行湘心底的颓唐，把话题转向了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却不料这更是打在邱行湘的痛处。正是在这次“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出任总统之余，桂系头目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这使得包括邱行湘在内的陈诚系将领极为反感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彼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这些无稽之谈，竟得以势所必然的如愿以偿，邱行湘此间只有恨地无缝了。他没有点燃“行宪国大”大门上的红灯，反而打熄了蒋介石宝座上方的绿灯，从而促成了一桩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的中途换马的买卖。
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他一点没吃出味来。
漳河三月，桃汛滚滚。李花给村后的山峰戴上顶顶白帽，麦苗为村前的土地铺下张张绿毯。邱行湘不会追求感官刺激的享受，他甚至因为心境和时令的失调，常冒无名鬼火而最终导致恶性循环。然而，大自然偏偏有这种魔力：她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忧心忡忡者在某一个顷刻之间茅塞顿开，赏心悦目。邱行湘不知在哪一叶花瓣上发现了万物的生机，亦不知在哪一缕阳光里排去了死神的阴影，他现在思维的首要命题是活下去的可能。**优待俘虏，是真是假？他是未卜未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兵士、下级军官、军医、军需等等，经过**“洗脑”，有可能放生。但是，对国民党高级军官呢？他想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俘虏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高级军官，送到黄埔军校，成立训练班，*方面的韩麟符任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将这批人短期教育后，同样送出去参加革命军。但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与国民党誓不两立，国民党与**不共戴天。漳河训练班不是军校是监狱，要想在这里得到**的优待，是万万不可能的！且慢——邱行湘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干什么要指望**呢？将来鹿死谁手，目下还是一个谜。单为了指望这个，重要的依然是活下去。至于活下去的条件，他自有铁一般的原则。如果**要他以变节来保全性命，那么他是决意不受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相信他的人格，相信他的意志，相信他的信仰。他现在依旧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他依旧为自己保留着国民党将领的军衔，与过去唯一不同的是，他被迫离开了他那可爱的战壕，被迫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但是，邱行湘以为，这仅仅是战场的转移，如果说，他在炮火的战场上，是一个永恒的失败者，那么，他在灵魂的战场上，将成为一个不朽的胜利者。邱行湘就是这样，以蒋介石的“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保不变”的哲学为武器，气宇轩昂地走进了他的崭新的战场。
四月初，邱行湘被编进班组学习。
他进入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小组。组长是一个叫安惠林的小伙子。邱行湘估计这几十个人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上与下，自有法定的礼仪，他虽然不奢望在这里能接受下级的室内军礼，却也等待着众人对他的仰视。事与愿违，他刚跨进门槛，组长就用严厉的语调命令他坐在“被告席”上交代问题。邱行湘本指望在这里如鱼得水，殊不料落得个鱼进油锅，竟然成了囚徒的囚徒。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启口了。
“委员长令我……”
“什么！”
“是委员长令我去洛阳的嘛！”
“什么委员长，是蒋光头！说下去。”
“……陈总长当时……”
“什么陈总长，是陈癞子！说下去。”
邱行湘不再说下去了。关于蒋介石的绰号，老百姓取得五花八门，他听腻了。对于陈诚的绰号，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喊叫。陈诚头上有几处疮疤，终生蓄长发，除了他的老家浙**田高市人多以陈癞子称之外，绰号并未远扬。现在，邱行湘觉得实在刺耳，侮骂他人，他犯不着与人一般见识；侮骂陈诚，侮骂他跟随了半辈子的他从心底钦佩的总长，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你们怎么骂人！”
“骂人？你他妈满手血腥，还嫌俺口臭！”
邱行湘霍然起身，径直出门。一个青年人挡道说：“想溜？可以。请从我的胯下过去。”满屋哄堂大笑。
邱行湘气得方脸变作长脸，他捏紧拳头，高吼一声：
“你们要干什么！”
“要揍你！”一个青年人上前对准他的胸脯就是一拳。邱行湘身材不高，稳力极好，力气颇大。他乘来人脚跟未站定，猛一挥拳，将对方打在地上。几个青年人一起朝他扑来，他躲闪不及，一脚将木桌踢翻……正当他寡不敌众，被年轻人按在地上时，解放军看守人员闻讯赶来，制止了这场行将炽烈的混战。
邱行湘事后知道，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们是解放区里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他暗笑道：蒋介石爱我，我自然爱蒋介石；**不爱他们，他们却爱**，岂不怪哉！但是，他回过头来想，这些人虽然是囚徒，但毕竟是大婆子生的，纵然他们把自己打死，**也不会吱声的。可是，就在当天中午，他听人说，训练班的李主任把组长安惠林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通，并且令其写检查，在小组内宣读。邱行湘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他准备把安惠林的宣读当作京剧唱腔来听。邱行湘最后感到的，却是伤心。解放军没有打他，解放军的犯人倒打了地，这使他很不服气。他找到李主任，丧着脸诉苦说：“君子可杀不可辱，打人是奴隶时代的产物，希望贵军羁绊害群之马！”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李主任当着他的面，却肯定了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感情，表示对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邱行湘急了，摊开双手说：
“要是贵军公平的话，为什么不体察体察我的心情？”
李主任来个所答非所问：
“已经研究了，你明天到蒋铁雄那个小组去。”
邱行湘打从呱呱落地，此间是第一次从内心感激他的敌人。
同是一个村庄，对于邱行湘来说，不同的四合院有不同的空气。在清一色的国民党被俘军官组成的小组里，他感到连众人的汗水也是香的。
这里，他结识了新的朋友：孙殿英部队的两个师长刘月亭和杨明轩，庞炳勋部队的参谋长贺一吾……蒋铁雄为他收拾铺位，刘月亭为他打水盛饭，五十多岁的贺一吾平日不多言谈，却常在他跟前一口一个“邱老弟”。如果说，邱行湘在漫长的官僚生活中，从未感到什么是满足的话，那么，现在他领受了“知足长乐”的快意，懂得了“能忍自安”的哲理。白天，他在学习会上大口地呼吸；夜晚，他在大通铺上大声地打鼾，他为自己规定的在近期唯一的任务是，消灭腮部由骨骼突出形成的直角，让直角隐蔽在弧形的脂肪里。
奈何在邱行湘的路上，一厢情愿的好事并不多。现在，他又到了濒于窒息的地步。
在早晨集合会上，训练班教唱《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各组人员整整齐齐站在村头的操场上，用各种神情，各种音调，但基本整齐地唱着：
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
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扰乱金融、破坏抗战都是你。
你的罪名和汉奸一样的……
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唉，
你这个坏东西，唉
真是该枪毙！
邱行湘没有唱。他站在前排中间，低着头，面红耳赤。感情这东西，真是不通自融。蒋介石受骂，邱行湘害臊。他刚刚抬起头，正碰上李主任的目光，不得不把脚移动一下，用以遮蔽内心的恐慌，躲避对方目光的进攻。而终于重新低着头，像截木桩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歌声越来越大，他发现有人在撞他的肩头，睨时，原来是身旁的蒋铁雄已经唱得摇头晃脑，脚也站不稳了。蒋铁雄也瞟他一眼，口里唱道：“就是你、就是你。”节奏愈来愈密，队列里左一声“坏东西”，右一声“该枪毙”，连他这个没有张口的人，也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他濒于窒息的边缘，其痛苦并不亚于被包围在弹如雨下的洛阳中学核心阵地。冷飕飕的山风之中，他的额头竟渗出滴滴热汗。
一声“解散”，人们四下离去。邱行湘正想抬腿，见李主任朝他走来，他又不敢动弹了。这位永远以正眼看人的身材高大的李主任，由于有着与他二十多岁年龄很不相称的老练，使邱行湘有几分畏惧他。尽管李主任不止一次对他声称，他们不是法官，这里也不是法庭，但是，邱行湘认为，若是**现在开始审讯他，他是没有理由拒绝出庭的。李主任说话了，还是老习惯，微微一笑：“老邱哇，早上要多穿一点，北方不比南方。”待邱行湘抬起头来，李主任已经走远了。邱行湘仍在原地没有动——他现在不想动。一次准备接受的审讯，就这样像晨风一样，轻轻地从他面前拂去。**对俘虏不杀不辱到这种程度，若不是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是绝对难以置信的。
邱行湘带着一丝暖意回到小组，却受到人们的冷淡。有人警告他，**释放俘虏时，是以小组为单位的，既然如此，就不允许一粒老鼠屎打浑一锅汤，害群之马应该根除；有人奚落他，要充英雄回洛阳去，这里蒋介石没有派视察小组；有人威胁他，要把他退还给那个年轻人的小组去，安惠林是治肿瘤的好手。邱行湘想对蒋铁雄说明，李主任并没有责难他，并准备就“没有责难”一事，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可是，他发现这位几乎是自己精神支柱的老友，表情也不是那么自然了。
邱行湘又一次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不过这一次他多少有些感触：人世间有许多烦恼是可以避免的。口里的苦果，是他自己塞进去的——只要他张张嘴，苦果就会吐出来。张张嘴有什么困难呢？只要吐出来的是苦果，而不是自己那颗灵魂！邱行湘这样想时，贺一吾朝他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叹道：“《人生指津》云：身为囚徒，两眼朝下，**淡泊，布衣粗粝，快然自得，除了逆来顺受，就是随人骥尾。你我应该将此话置之座右。”
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动植物为着生存斗争，对于环境有着惊人的适应性。邱行湘作为人，作为有着生存目的的人，同样不愿意把自己永远摆在被动的挨打的地位。他吸取了《人生指津》的积极因素，排除了先前的消极心理，决定也来个“哪匹山上唱哪首歌”。不出三天，他终于板着面孔唱了起来。久而久之，他竟发现这首歌并不是那么刺耳，甚而至于有时觉得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的节拍，与“扰乱金融、破坏抗战”的旋律一样落地有声。
只不过他在第一次启口时，把“蒋介石”唱成了“锵锵吱”。
刘月亭告诉邱行湘，孙殿英也押在黄埔村，就在村头南面的四合院里。不过他一个人住单间，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班班组学习。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却早闻大名。这个已满六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夫，以巴结贿赂升到追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一九二七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一九二八年，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封锁交通，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对孙殿英的恨，应该是私仇。人民对孙殿英的恨，无疑是公愤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李普为孙殿英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个鸦片烟鬼头上还戴着那顶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龙泉剑，再以那“告徒红吉”和“保守党宣言”作背景，点缀着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的委任状和嘉奖令，那半封建的特点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点也有了，作为这个社会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哀吟着，这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吗？至于国民党对孙殿英的青睐，那就完全是一种利用了。像他那样的土匪头子、杂牌部队司令，莫说蒋介石，就连稍有资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也看他不起。邱行湘暗想，孙殿英与国民党不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进行过两次合作，而孙殿英是**的死对头了。现在**俘获了孙殿英，孙殿英何日在黄埔村头碎尸万段，他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孙殿英并没有哀吟多久。黄埔村的秘密，他终于发现了。
这是杨明轩告诉邱行湘的。孙殿英被俘以后，不怕杀头，不怕坐监，怕只怕断了鸦片烟。刚到黄埔村，他就呼天抢地了。没隔几天，断了鸦片的孙殿英，屙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在嚎啕大哭之余，瘫痪不起，形同僵尸。漳河训练班看到这种非常情况，为了救孙殿英的命，火速派出人员扮作便衣，带着黄金去国统区的黑市市场，在贩毒犯手中买回鸦片。当解放军拿着鸦片走进孙殿英的房间时，孙殿英在奄奄一息中嗅到了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脚下，磕头拱手，迭声惊呼：“**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以后，漳河训练班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量，最终把孙殿英几十年的老瘾断掉了。
“这又是一个战役呵。我们的鸦片枪，就是这样被解放军缴械的。”杨明轩在结束娓娓动听的故事时，对邱行湘这样感叹道。
原来，孙殿英部队的军长师长，几乎人人吸鸦片烟。刘月亭、杨明轩，都有二十多年的老瘾。邱行湘不能想象脸上有个大伤疤的刘月亭，在当年的吞云吐雾中，究竟是个什么鬼样子，仅能从杨明轩对刘月亭当年“眼窝盛得下一个鸡蛋”的形容里，去嘲笑这些杂牌部队的军人的气质。而现在，刘月亭白里透红，神采飞场；杨明轩肌肉结实，力气惊人。邱行湘以为，这才像军人的风度——哪怕是被俘军人的风度。
邱行湘对鸦片是深恶痛绝的。陈诚更是严禁烟、赌、娼。一九三一年，他随陈诚进驻吉安，时陈诚任命他为十八军特务营营长，叫他负责卫戍，一抓散兵游勇，二禁烟、赌、娼。一次，特务营巡查队就在烟馆当场抓住了十八军干部补习所一个姓覃的教官。据他明察暗访，十八军军法处长咎右禾，副官处长唐耀疆……甚至陈诚的参谋长郭忏，都是大烟鬼。又据他明察暗访，国民党对此明禁暗纵，陈诚的“三禁”，亦不过是沽名钓誉。
邱行湘知道，**是严禁烟毒的。万不想在**的黄埔村里，还有这么一桩为禁而纵的趣事。他不愿意赞美**，却愿意赞美**做的这桩好事。尤其是他看见杨明轩腰上挂着的那只玉蝉（刘月亭、杨明轩，作为孙殿英手下的师长，都领到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他们身上各有一件小玩意。杨明轩的是一只黛色的玉蝉，造型逼真，令人爱不释手。杨明轩更是不分昼夜，时时将玉蝉挂在腰上）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时，他在心里说，解放军虽不算正义之师，训练班可谓仁义之地呵。
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是具有强制性的。他在以下意义上，对劳动并不感到被动：他感到他精神上的负荷重了些，而体力上的消耗几乎等于零。他希望来个负担的转移，把心上的重量移一半到肩上来，以求得自身的平衡。李主任递给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筋，而他再不愿意伤脑筋了。
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苗墨绿，菜花金黄。仿佛大自然着意扮作妙龄女郎，吸引一切男性去追求生活。
邱行湘参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八十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挂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一嚓一嚓地合着节拍，百斤重的担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他那根扁担比面杖还会滚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居然放不稳。好在他胳膊粗大，肩不中用手中用，他索性任其扁担从肩头滑到背上，一手拧一桶，咬着牙齿把粪送到麦地。蒋铁雄给他开玩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阳的扁担好使。
来回几趟，手上的力气使完了，他不得不重新把扁担放在肩上，伸手将扁担按住。这下他又陷入新的苦恼：那粪桶不是前重就是后沉，走在二尺高的土埂上，那身子不是东倒就是西歪，腰被扭得酸痛作胀。莫看他已满四十岁了，肩上的皮肤却白如凝脂，嫩如豆腐（其实他的手先前也是如同柔荑一般，只不过摸了半辈子的枪，磨出一手老茧）。扁担一磨，那肩头刚开始发红，便已经破皮了。汗水渗进肉里，扁担又不敢丢开，他只觉得有千根钢针，一齐朝他心里钻，痛得冷汗跟着热汗流了。
邱行湘本是为着打发光阴来到黄埔村口的，现在他手搭凉棚，朝天望去，却发现太阳没有往日肯动。就在精神的、体力的压力将本来就不高的邱行湘压得更矮的时候，一个从未有过的意识的形体产生并长高了——他不是从口里而是从心里吟出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句。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于他的新的意识的启蒙，似乎并无害处。他珍惜他的一切，自然包括他身上流下的汗水。现在，当他的汗水滴到麦苗上时，他发誓要尝尝由这几根麦苗尔后长出的麦穗所做成的馒头，究竟是什么味道。在这以后，如果说他感到每日三餐的小米、高粱，并不比他过去的中餐、西餐难吃，除了环境所迫以外，不能说与他今日的汗水无关。
劳动是第一课。休息时，李主任单独给他上了第二课——一个以后才编入课本的故事。
解放军中央警卫连有一个小八路，当兵时只有十二岁。有天劳动时，这个小八路坚决不参加。他的道理是：当兵为吃粮，要劳动，出来当兵干什么！连长说，你不劳动也行，跟我到那边玩玩去。走到那边，小八路看见一个老同志在劳动。连长问小八路，你认识他吗？小八路走近一看，是朱总司令。他惊奇了，忙问朱总司令为什么要劳动。总司令笑着说，**的军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吃粮吃自己的粮。**的军队不为老百姓着想，又何必打仗呢？小八路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跑回去劳动了。
这在现在有人几乎认为是过时的故事，在当时却是对邱行湘的理智的一大冲击。在他看来，**军队又打仗又种庄稼，已经是举世罕见了。当官的也要劳动，连总司令也不例外，他感到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蒋介石也要劳动——邱行湘这样想时，只有谴责自己荒诞不经的推理了——哪一个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吃自己种的五谷！拿自己作比就已经够了，怎么能随便惊动蒋总统呢！
邱行湘问李主任：“你们月薪多少？”李主任笑道：“我们没有月薪。蒋介石不发呀。”“你们怎样过日子？”“从生产里按照规定标准给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是大洋，是小米。用小米折算成金额，如果生产超过了自己的生活规定标准，那么就要缴公。”倘若不是肉眼所见，身临其境，关于“小米加步枪”的奇迹，邱行湘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贫贱不慑于饥寒，国民党富贵则流于逸乐，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李主任叫他在劳动中兼顾身体，并说劳动改造也就像戒烟一样，中间有一个过程。邱行湘自然明白李主任的好意，不过他没有戒烟的体会，他感到这个“过程”是太苦太苦了！他感到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他的人生应该经历的。尽管**军队的总司令也在庄稼地里，但是他对农民的土地没有半点兴趣，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军人的土地上。
在军人的土地上，寄托着邱行湘多少个梦呵。他把炮火的战场，当做尚存在心底的一块圣地。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他亲爱的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亦能恢复青春，把冲锋的信号弹打亮在黄埔村的夜空。
然而，他永远听不见枪声了。他现在坐在四合院地坝里，听见的是令他烦躁的蝉鸣以及比蝉鸣更令他烦躁的战场消息。
——解放军再克洛阳。**亲拟《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解放军攻克山东潍县，活捉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
——解放军攻克临汾，活捉阎锡山部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
——解放军攻克襄阳，活捉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
……
在训练班举行的形势讲座会上，邱行湘随着李主任语调的抑扬，产生了坐态的变化。先前他是正襟危坐，竖起了耳朵，现在他是弯腰驼背，垂下了脑袋。于是，他心底的那块圣地，也就发生了三十度的倾斜。
解放军对洛阳的再克，意味着在他失守洛阳之后，国民党军队对洛阳有一次重新占领，也就是说，胡琏的十八军确实进了洛阳城。他现在急于知道的是，胡琏究竟何时进入洛阳阵地？难道偃师和洛阳边上的枪声果真是胡琏打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失守洛阳真是太不值得了！
邱行湘把解围洛阳的希望寄托在胡琏身上，是基于对胡琏本人的能力与十八军的实力的充分信任。胡琏在邱行湘眼里，可以堪称乱世里的一位冷静者。一方面，他对**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过精心的研究。面对着**在全国战场上的空前胜利，他认为**现在不仅与江西时代大不相同，亦与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初级阶段也大不相同，实在需要重新估计。在政治上，他认为**有打土豪、分田地一整套收拾人心的办法；在军事上，他认为**学会了攻坚战术。解放军已经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仅能够打运动战，而且能够打阵地战。另一方面，胡琏充分信赖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美械装备的一个团可以打解放军的两个团，以后又认为对解放军精锐部队如二野的三、六纵队，三野的第一、第八师，则只能一个团对一个团。
对陈诚军事集团的后起之秀，所谓“知己知彼”的胡琏，邱行湘现在只能折服他的见地的一半。对于前者，邱行湘的洛阳之战，已经成为胡琏高明的佐证；对于后者，邱行湘的全副美械装备的青年军整编二○六师的惨败，又已经成为胡琏浅陋的注释。
至于国民党十八军，则是陈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手经营起来的最大的本钱。在整个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它是一支装备比较优良、结合比较巩固的军队，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十八军没有保住洛阳，邱行湘竟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迟来也好，早来也好，迟早都是一回事，这就是自保实力的下场。转念他又想到了洛阳城内的滂沱大雨，洛阳失守怪谁呢？不怪天时，不怪地利，只怪国民党人心不齐。
对于襄阳失守，邱行湘并不特别吃惊。他特别吃惊的是，康泽这个无兵司令，怎么会被推到第一线？当然，凭邱行湘在国民党的地位和职务，他是不可能知道以下内幕的：尽管康泽作为蒋介石的学生中最大的亲信，曾与蒋经国、郑介民一道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蒋介石一直把他摆在身边，当人事参谋，也曾任过两次复兴社书记，担任《中国日报》的主编，但是他最终被蒋经国挤开，又一度到美国考察。在国民党内部争夺三*义青年团最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尽管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任何人从他的儿子手中把权夺过去。于是，就在康泽的政治命运和国民党的军事命运同时发生危机的时候，他这个从不带兵的特务首脑人物，成了襄阳战场指挥官的最好人选。
邱行湘对于康泽率领区区两万人马，主战小小襄阳之地的唯一的理解是，蒋介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记起在蒋介石第二次召见他时，他在南京国防部一厅一处处长苏时和二厅少将参谋邱希贺那里看到表册，知道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军或整编师，即是说，几乎每一个军都被解放军吃掉了一部。战至今日，他哀叹他的日子过得太慢了，而蒋介石的日子过得太快了！他对一九四六年亲耳听见的陈诚在军事大会上“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的海口和此间听到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所作的“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在黄河以南集结的匪部”的保证，只有啼笑皆非了。
天气火热，战场热火。后方大批解放军干部南下赴战。刚作完形势报告的李主任奉命离开了黄埔村，姚科长留在了同是战场的漳河训练班。
*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自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之后，继续留在陕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于一九四八年初春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意味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也随即向北转移。盛夏七月，姚科长率训练班离开武安，经过邯郸、邢台，来到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
转移那天，邱行湘与姚科长同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村口的麦子黄了，他望着消失在滚滚尘埃中的黄埔村，心里顿生惜别之情。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他的明天的开始，却明白这里是他的昨天的结束，因此，不管好歹，这里是他人生的一站，黄埔村的山光水色将在他的记忆里长存。
第三章 井陉河畔
一个人要想告别过去，大概都要经历这么一天。在这一天里，一种偶发的却是来自必然的冲动，击溃了心底残存的却是固有的防线。对于邱行湘来说，他的这一天现在来到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七日，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石家庄。十月下旬，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商定，令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及一二一师全部、四十三师一个团，及新骑四师、整骑十二旅全部，由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统一指挥，偷袭石家庄。
当他在防空洞口窥见印着青天白日图案的战机向下俯冲的时候，他的心快要跳出来。可以预测，如果他知道偷袭石家庄的部队，正是他先前统率多年的第五师的话，他会含着热泪不顾一切地冲出洞口，去迎接他朝思暮想的兄弟们。他仿佛又回到昔日的战场上，眼睛泛出绿光。但是他看到的是，*中央各机关沉着的转移，有计划有准备的疏散，包括他所在的训练班，也走出娘子关，到阳泉附近驻扎了一个时期。当解放军把石家庄这个口袋准备好以后，国民党军队却不敢进犯，九十四军骑兵师窜至定县以南地区即折回保定。邱行湘可以说是空欢喜一场，他在心情跌宕之余，也产生了一丝先见之明：空军轰炸在前，竞没有步兵冲锋在后，国民党故作声威，敢情是回光返照了。直到训练班又回到井陉河边，邱行湘的情绪才随着小河流水，缓缓东去。
新的环境使他结交了新的朋友。这位朋友是他的组长张岚峰，俘前任国民党第四纵队司令。张岚峰部队是与孙殿英一样的杂牌队伍。抗战胜利后，为蒋介石收编。一九四七年初在巨野、嘉祥等地被解放军歼灭，张本人被活捉。邱行湘能够和张岚峰推心置腹，是他情绪运动的结果。他曾经有意违抗组长关于午休时间不得喧哗的命令，一个人站在四合院中间，放开嗓门唱了一段《草船借箭》，惹得张岚峰箭步而来，与他大吵一架。邱行湘则不慌不忙，把事前准备好的辞言当众背诵了一番。内容涉及有，抗战期间，张岚峰在河南、安徽如何与日本宪兵队有过瓜葛，靠维持归德、周家口的走私地区，长期发国难财；又如何与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有过勾结，在北平卖了几处王公大院……只有当邱行湘事后听说他当过冯玉祥的炮兵学校校长，而且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内亲时，他才不敢用第一面时那种嫡系看杂牌的眼睛来看张岚峰了！
不言而喻，邱行湘对张岚峰的敬畏，完全是因为对冯玉祥的敬畏的延伸。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延伸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莫说是张岚峰，就是冯玉祥部队的一个兵卒站在他面前，他的那只右腿也会为之发抖。
邱行湘忘不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新军阀中原大混战。
一九三○年五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中原大混战揭开序幕。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长陈诚率部经徐州、砀山，向马牧集、商丘西进，与晋军杨效欧部展开战斗。时邱行湘在十一师六十六团任前卫。由于杨部节节败退，十一师续向柳河、宁陵西进，遇冯军主力，形成胶着状态。陈诚命令李默庵的卅一旅以杨固集为目标，攻击前进。冯玉祥以周玳的晋军炮兵主力向陈诚的进攻部队猛力阻击。冯军的炮队较占优势，轰击如雷，弹落如雨，加以大刀冲锋，寒光夺魂。蒋军炮兵处于劣势，步兵尤畏冯军大刀。双方各以团为单位，集团冲杀，逐庄争夺，时进时退，难分难解，数十里烟火弥漫，尘土遮天，双方伤亡甚为惨重。冯军锐气未减，纪律极为严明，集合退却，退而不溃。杨固集以东一个村庄，被六十一团攻下，立足未稳，又被冯军夺回一半。陈诚命令六十一团团长刘天铎立即收复，刘几番冲杀，不进寸士，陈诚即将刘天铎（刘峙之侄）枪决。十一师对杨固集屡攻不下，蒋介石急调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德式新装备）增援，接替十一师正面。教导第一师不是冯军对手，十一师刚撤换下来，教导第一师正面即被冯军突破，溃退纷纷。冯轶裴在十一师师部，慌乱无措，央求陈诚协助恢复阵地。冯军已突进到十一师师部左侧，陈诚不得不拿刚撤下来的部队，全力打出去。就是在这场厮杀中，邱行湘的右腿被冯军冲锋枪打穿三个洞，他的营长罗扶轮（罗卓英之叔）阵亡，第三排排长薛慕俞被冯军大刀削去了半个头。蒋冯拉锯，尸骨盈野，双方均无力再次发动攻势，暂时形成蒋冯在中原战场上的对峙状态。
冯玉祥在中原战场上，拖住了蒋介石。八月，阎军主力集中济南，由津浦路南下，企图附蒋军侧背，直驱南京。当时，曲阜蒋军十三师一部被阎军围攻，危在旦夕，徐淮震动，南京受到威胁。战略上，冯阎已占绝对优势。蒋介石顶在马牧集，深为忧虑，急令陈诚率十一师星夜兼程，急解十三师之围，又令刘峙的第一军由陇海经济宁向济南东进，再海运十九路蔡廷锴、蒋光鼐两师由胶东向济南急进，附阎军之背。
邱行湘伤愈归队，在徐州见陈诚。陈诚到柳河见蒋介石，要邱行湘随行。在挂满军用地图的小道房里，蒋介石身穿栗色夹袍，笑着对陈诚说：“辞修（陈诚的字）你辛苦了。”陈诚把邱行湘介绍给蒋介石，将周至柔不先增援十三师，而是出人意料地先打曲阜外阎军主力，一举突破阎军阵地大汶口，既解曲阜之围，又灭阎军有生力量的战术，绘声绘色夸饰了一番，蒋介石连连点头之余，对陈诚说：“我们和冯玉祥打阵地战，吃尽了苦头。这次，我决定用‘锥形战术’，大胆钻隙，锥进去就是胜利。我打算就陇海、平汉两侧，编成十三个纵队，以郑州为目标，各纵队不顾一切地钻进去，瓦解冯玉祥的防御体系，打乱冯玉祥的战略部署，把他压迫在黄河岸而一举歼灭之。”
十月上旬，蒋军各路诸侯，云集郑州，中原混战，至此结束。
邱行湘常求教张岚峰，冯玉祥拥兵五十万之众，深沟高垒，雄踞中原，可以说把蒋介石打得焦头烂额，那么，为什么冯军又瓦解得如此之快呢？
张岚峰认为，军事上，阎锡山主力入鲁，送上门去，被蒋介石吃掉。蒋介石看准战机，改变战略部署，这是主因；政治上，蒋介石策动了梁冠英、吉鸿昌的投蒋，使冯军内部瓦解。关外的小兄弟张学良，见势不妙，也劝冯玉祥息兵，这是次因；经济上，冯军官兵，六元一月，生活太苦，造成厌战，亦是一因。三因合拢，造就冯玉祥军队众叛亲离，连在焦作的老底，也被他的亲信抄光。
冯玉祥失败的真正原因，张岚峰并没有找到。对于旧时代的军人来说，能够看穿问题的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岚峰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这在下章里提及），他永远没有找到真理。但他此间思想的漫游，却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去向。他早年受冯玉祥“不扰民，真爱民”的思想影响，有同情革命的表示。李大钊生前亲自做过冯玉祥及其手下高级将领的工作，他在李大钊牺牲后，在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时，也掉过泪水。特别是被俘两年来，他有服罪的表现，所以就在他在押的此刻，训练班派他离开井陉，出外策反。
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以后，训练班属华北人民政府保卫部管理，班下设管理所。
邱行湘认识了管理所蒋所长。这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布尔什维克。人们皆以“大胡子”称之。他是一个军人，但是他的武器是一支烟杆，他的军装是一件破棉袄，而他的营房竟设在国民党战俘们居住的那一座四合院里。久而久之，邱行湘偶尔把他当作了训练班的组员，可以随意捋捋他的长胡须。而每当邱行湘和他开玩笑时，“大胡子”更显得兴奋，甚至更显得调皮。一天，蒋所长拿了张图片给邱行湘看。邱行湘看时，是**在延安时的照片：窑洞前，**数着手指作演说，穿一件土布军服，裤子上有两块大大的补丁，身前放一张木凳，凳上搁上一个茶盅。蒋所长指着照片上的补丁说：“单凭这个，我大胡子也姓毛不姓蒋！”邱行湘没有作声，他睁大了眼睛——就是这个穿着补丁裤子的人，曾经操着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宣告：国民党必败，**必胜！邱行湘现在还谈不上对**有什么敬仰之情，可是，他此间却由**联想起他素所敬仰的陈诚。
陈诚是以他的俭朴与勤奋赢得至少是陈诚系将领的倾服的。陈诚出身农民家庭，当过小学教师。以后又入体育专门学校，半年毕业，找不到工作，又到北平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后经乡人向主考官疏通，方才以备取资格入学。尔后陈诚得以夤缘随邓演达入广州，后来又随之入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某次，陈诚晚间访友，深夜归来，已将拂晓，陈诚不思睡，乃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义》，正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询明其姓名职务后，对陈诚大加奖饰。第二期时，陈诚任炮兵队区队长，到了第三期，蒋介石则提拔陈诚为炮兵队队长。所有这些，都是邱行湘佩服陈诚的地方，认为陈诚起途坎坷，俭朴有源。
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蒋、阎、冯军阀混战结束后，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赴日本观操，邱行湘时为陈诚的随从副官，他为陈诚出国作准备，并送陈诚到上海。陈诚的沪寓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一套三层楼单间公寓式的住宅。沪寓只有陈母一人，平日不请佣人。邱行湘随住陈诚家，见陈诚亲自整理房间，为他安排住室，又在与陈诚、陈母同桌吃饭时，见饭菜极为简单，他暗自惊叹不已。
现在，邱行湘想的是另外两件事。
一九三○年冬，邱行湘随陈诚作长沙之行。陈诚要他购办生活用品。陈诚离长沙返岳阳时，总部仪仗队在火车站等他一个整夜，上车后，陈诚颇有醉意，但没有忘记邱行湘买的东西，叫打开来让他过目。邱行湘面有难色，又不得不打开给他看，于是把在长沙八角亭选购的鹅绒织锦沙发椅垫、鸭绒枕芯、鹅绒被等数十件高档用品铺满餐桌。陈诚很满意，却苦坏了邱行湘，他再也无法原装捆回。直到南京，他才知道，陈诚买这些东西，是为了向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求婚。
一九三二年夏，陈诚要邱行湘陪同他上庐山。先登舟渡东湖到汽车站，正遇倾盆大雨，浸污了陈诚的白绸衫。车抵莲花洞，邱行湘雇了八人肩舆，飞奔上山，到了牯岭九十四号，陈诚和他已经成了落汤鸡。时有谭伯羽及其俄国夫人，陈妻谭祥等迎接陈诚。邱行湘在牯岭九十四号看到，这里灯火辉煌，艳如天宫，人群川流，熙如天街。单中西厨师、佣人就有近二十人。尽管陈诚派谭祥的陪家副官接待他，他仍感到十分别扭，想到上海陈寓里的情景，对这庐山上的排场，不由得暗暗感到吃惊。
本来，人生的追求应该包括物质的享受，所以牯岭的灯光，在邱行湘的心目中，并没有照出陈诚的阴影。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譬如说，鹅绒和补丁，邱行湘便一眼看到了人类的经验和教训。他不愿意把这个发现与**的前景联系起来，他只能借取中国古代勾践卧薪尝胆的结局，明白了国民党必败，**必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
真理之火在四合院里燃烧，幸福之鸟在一个人肩上降落。
时令正是隆冬腊月，训练班姚科长、管理所“大胡子”和几十个战俘围着火炉团团而坐。屋里的暖气融去了玻璃上的冰花，清新的晨光照射在木桌上一朵纸做的红花上面。
这是一个欢送会。欢送原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快速纵队副司令蒋铁雄，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华北军政大学工作。
蒋铁雄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被“大胡子”按在正中座位上。他站起身，刚刚说了句“我个人能够有今天，是做梦也沿有想到的”，就泪流满面，声音沙哑了。
二十多岁的姚科长显得比蒋铁雄还要高兴。灰色军装穿得整整整齐齐，脚上穿一双毡靴，白皙的皮肤，不像军人，像文人。他的话像诗一样受听。他说：“蒋铁雄是从战场上来的，现在又要走到战场上去，而其间的变化是，国民党少了一个干将，**多了一个专家！”掌声之中，姚科长站起来给蒋铁雄戴上了红花。
邱行湘没有鼓掌。为了掩人耳目，他使劲地搓了搓手——手热了，心也热了。他没有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惬意，他感到夏天走在太阳下的烦躁。木桌上的瓜子和花生，他一颗也没有吃，反倒破例地抓过一盒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褐色的烟雾在眼前飘来飘去，他晕头转向，如同坐在漆黑的夜幕里。
昨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蒋铁雄悄悄把邱行湘唤醒，把几件衣物送给他。
“我要走了。”
“哪里去？”
“解放区。”
“……”
“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跟了半辈子国民党，到头来走进解放区，是否有失节之嫌，我是心力交瘁，惟望蒋兄三思！”
“你还要说些什么？”
“只有一句。你若有机会回漂阳，请代我看一眼我的老娘，若身上还有零钱，拜托你给她买几块饼干。”
蒋铁雄动怒了，为了不惊动别人，他也只有一句：“你把枕头垫高好好想一想，你我在蒋介石手里究竟值几个钱？”
邱行湘虽然没有把枕头垫高，可是在蒋铁雄远走高飞以后，他确实好好想了一想。他想起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傅维藩驻防河南灵宝，当日寇进犯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密令傅师不战而退，尔后为了掩盖他的不抵抗方针，竟以“作战不力”为理由把傅维藩就地枪决；他想起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而蒋介石快刀所及，并不排斥手持快刀的将领；他想起同一年，蒋介石在庐山办“暑期军官训练团”，凡参加受训的人，蒋介石都发给一把佩剑，剑长约三十厘米，剑柄刻“不成功便成仁”；他想起一九四七年孟良崮之战，左路李天霞因为“救援不力”受到撤职查办，兵团司令汤恩伯因为“指挥错误”遭到训斥……而陈诚呢？自有杀刘天铎的军法……想到这里，邱行湘眼睛睁大了，他感到若有所失，又感到若有所得。
人的思维的力量，真有些不可思议。邱行湘现在对蒋铁雄不仅有嫉妒之心，而且还有依恋之情。每当他遥望村头，便看见蒋铁雄的身影：在黄埔村口的庄稼地里面朝黄土，在井陉河畔的养猪场上头顶烈日；在土墙下看“红书”手不释卷，在木桌上写“自传”接二连三……邱行湘不完全了解**，可是他完全了解蒋铁雄。他一方面感到蒋铁雄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没有故作媚态，没有投机心理。另一方面又感到蒋铁雄的一切都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当解放军用枪对准他的后背，把他从战场上押走的时候，他没有举起双手；可是当解放军把枪放下后，在黄埔村口和井陉河边，他却自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这两方面的感受，使邱行湘顿生疑团，他不明白**手中究竟有什么法宝：一个躯体，用不着开刀，可以取出旧的魂魄，而放入新的什么东西。
邱行湘忽然记起陈赓司令对他说的那句话：自己解放自己。此他刻仿佛听懂了，蒋铁雄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可是，邱行湘毕竟不是吃过洋面包的蒋铁雄，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他又听见了古代圣贤的声音：“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于是，邱行湘那刚刚开始解冻的脑海，正像屋外的井陉河面一样，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然而，不管此间心情有多复杂，从这个冬天，他看见了那个春天。
井陉上空，春雷滚滚；井陉河畔，白浪滔滔。
——解放军攻克济南，活捉国民党中央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王耀武；
——解放军攻克锦州，活捉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活捉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氵睿）泉；
——解放军在辽西大虎山地区活捉国民党中央委员、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
——解放军全歼黄维兵团十一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活捉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解放军全歼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活捉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解放军解放天津，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及市长杜建时；
……
国民党在战场上陷入山穷水尽的窘境时，邱行湘曾期待着柳暗花明的日子。现在，人民革命的洪流，已经淹没了反动武装势力的全部地盘，亦淹没了他心底的那块圣地。他的心里，出现着荒芜般的平静。这种平静正像一个败家子弟的老幺，当老大老二把家产糟踏完了的时候，反觉少了一门心思。所以他此时脑海里仅仅是这样一个画面：池塘里的水，行将枯竭的时候，塘底的大鱼一条条被人捉进了笆篓。正所谓“不悟鱼千里，终归貉一丘。”
对于陈诚军事集团的没落，邱行湘则有个人感情上的悲戚。他目睹了陈诚集团的兴起，耳闻着陈诚集团的灭亡，他作为旧王朝的一个孝子，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祖坟旁，暗地里哭诵着一篇祭文，寄托对诸位将领的哀思。
他想起黄维的正直、方靖的老实、杨伯涛的勇敢、宋瑞珂的机智……正所谓“英雄识英雄”，邱行湘一直认定他们不是凡夫俗子，而他自己也不是衣架饭袋，旧时他对陈系将领的赞美，无不包融着对自己的歌颂。现在，他产生的是“惺惺惜惺惺”的心理，他不忍揣测他们被活捉时，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他只是真心地希望诸位不可轻生，哪怕命运简直是秋风中的一片败叶，重要的依旧是存在——将军不能与战场连在一起，将军只能与牢房连在一起。他禁不住仰天长叹：胜不过许褚、张辽之辈，败则是庞统、于禁之流，军人有军人的命运呵！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是的，“我们的敌人”之一邱行湘已经完全认输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
是的，国民党反动阶层人物邱行湘，现在是“决定自己的态度”的时候了。
就在邱行湘为自己、为他人的命运向上天祈祷的时候，**一九四九年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像井陉上空的闪电，逼迫他低下头来——站在井陉河畔，去领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哲理。
他是不愿意亡呵。在“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之余，他常常想起他的白发老母；在想到老母之余，他又常常念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曾结过婚。黄埔军校受训时，他和同期同区队同班同学黄剑夫、陈肃二人连姻。他将他的妹妹邱行珍许配给黄剑夫，陈肃则将他的妹妹陈懿许配给邱行湘。黄剑夫随胡宗南任十六军一○九师副师长，陈肃随九十四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下台而离职，后随交警总局长马志超任交警总队长。邱行湘与陈懿一九三五年在南京结婚，一直未有生育，十年之后，陈懿患脑癌病故于北平中和医院。一九四七年，陈诚的政治部主任柳克述将自己的外甥女张小倩小姐介绍给邱行湘。而洛阳战火焚毁了邱行湘的洞房，以至于他目下还是光棍一条。
邱行湘曾把蒋介石的手令当做事业的指南，现在他把**的文章当做生命的暗示。在小组学习会上，他的眼睛没有漏掉半个标点，在大通铺上，他的思维徘徊在字里行间，力图找出与他有关的全部内含。他起初有些怀疑他的神经是否过于敏感，而后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是否缺乏钙质，最终他认定在这个世界上，不，在这个村庄里，纵然道路阡陌，于他只有一条窄窄的胡同。
天亮的时候，邱行湘从这条胡同里走出来，单手递给姚科长一份他的《自传》。
“在押犯邱行湘。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步兵科。一九二八年春陈诚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他委任我为警卫司令部特务队长；一九三○年秋，陈诚在徐州受命任十八军军长，时以军部第一号命令，委任我为少校副官；一九三二年夏，我任陈诚的随从参谋；一九三七年秋，罗卓英委任我为六十七师二○一旅副旅长兼四○二团团长；一九四○年夏，蒋介石委任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我随陈到恩施任军事委员会特务第二团团长兼恩施警备指挥官；一九四一年冬，我调任第五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陈诚仍要我在长官部随他工作；一九四三年春，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他命我以第五师副师长兼任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一九四三年春，第五师改隶九十四军建制。九十四军和十八军参加湘西会战，会战结束未久，陈诚委任我为第五师师长……”
邱行湘的履历，虽然并不冗长繁杂，但是他足足写了半天时间。姚科长给他留下的时间当然更长。他在双手接过邱行湘的《自传》时说：“这是你过去的历史。在你的档案里，我们希望看到你用行动写下的又一份文字。”
姚科长对邱行湘的这番愿望，应该说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但是由于邱行湘的个人关系，结果具有了战术方面的意义。只不过在这以前，他参加了一次实弹演习。
那是张岚峰回来的当天中午，为了庆贺他外出策反大功告成，训练班特意安排了一顿羊肉饺子。当人们吃得兴致正浓的时候，张岚峰的一位部下走到他的桌边，冷笑一声：“长官，你是**的功臣，论功行赏，你应该多吃一份。”说罢，把手中的那碗饺子放到张岚峰面前。邱行湘放下筷子，也走了过来，他把桌上的饺子往张岚峰手上一塞，高吼一声：“吃！”张岚峰面有难色，端着饺子一动不动，邱行湘眼带凶光，夺过饺子狼吞虎咽，顷刻吃了个碗底朝天。张岚峰的这位部下虽已走开，却清清楚楚留下一句话来：“吃里扒外，想不到还大有人在！”
就在邱行湘气鼓食胀的时候，他被通知到华北政府保卫部。保卫部所在地距训练班只有二三十里地。邱行湘一口气赶到那里，方才知道他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试。保卫部负责人告诉他，得知黄剑夫是他的妹夫，而黄剑夫正担任着北平德胜门的守备，现在需要他利用这个关系，写信策反，劝其放下武器。邱行湘接过这道难题，当场就忍不住一阵抓耳挠腮，在保卫部的会客室里走来走去。他烦躁，因为他想起了那碗饺子；他尴尬，因为他觉得这是一次自己惹来的刺激。老实说，他对张岚峰的看法至今还留有余地，只因为喜欢快人快语，讨厌阴阳怪气，他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殊不料生活竟把他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关头，只能选择，不能回避。他选择了，依据着自己所观察到的人们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一定的统治集团。依附的条件是，这家集团已经控制着这个世界的脉搏，谁不同她一起呼吸，谁就要窒息——不知道徐庶说的“通时务者在乎俊杰”是不是这个意思——反正他有义务把他认定的道理通知妹夫。邱行湘向保卫部负责人点了点头，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保卫部像派出学习小组组长张岚峰那样，让他独自出去，然后独自回来。他保证道：“我决不逃跑！”保卫部负责人笑了笑，告诉他：“并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主要是考虑到你的目标大。而且，你先前的九十四羁也正在北平守备西直门。如果你被国民党发现，于你和黄剑夫安全都不利。正是出自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个你也放心的人送信。”
“谁？”邱行湘急忙问道。
对方笑着出去了，不一会，引进邱行湘手下的青年军整编二○六师人事科长胡本莲。洛阳战败后，这位人事科长和二○六师其他中上级军官，被送到河北省永年县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这次他是为了策反黄剑夫，特地奉命从永年赶来石家庄的。
邱行湘在近一年以后，突然见到了他的部下，自然是激动异常，而当他问到赖钟声、赵云飞等人的近况，听毕胡本莲的回答时，他几乎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了。蒋经国的得意门徒赖钟声，当上了学习小组长；国民党青年军的三朝*赵云飞，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华北军政大学工作去了！想到赵云飞，邱行湘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心里顿生一股厌恶之情。洛阳战败不到两天，他一过黄河就转了弯子，这是邱行湘当时不能容忍的。如果说邱行湘曾在黄河北岸诅咒过赵云飞，那么现在他在胡本莲面前则赞扬着赵云飞。邱行湘的这种赞扬和他前时的诅咒一样，都是真心的。他顾不得与胡本莲细谈，更顾不得与“饺子”相关，向华北政府保卫部负责人问明写信要领后，便匆匆行文了。
剑夫兄：
昔者，吾人群集黄埔，志在反帝救国。廿余年以来，*一本此旨，艰苦奋斗，深得全国人民之拥护，此其必胜之由也。
国民党则反其道而行，以致今日走投无路，为人民所唾弃。
兄之爱弟，情逾手足。常于苦闷中议论其中得失。有鉴于此，吾人能回到人民怀抱，在**领导下，完成反帝救国之大任，乃为莫大之光荣！
情况变化得如此之快，愿吾兄以前途为重，深自考虑，辽沈、徐淮两战役，全军覆没。华北部队，现已孤悬平津，进退失据。上年洛阳战役，竟无以为救，何况今日之平津乎？
闻兄近戍燕京，解放大军，现已兵临城下，务乞吾兄审时度势，广开我兄据守之西北四门，以迎义师。良机不再，幸勿犹豫。把晤在迩，惟祈摄重，不尽之处，请本莲兄详陈。专此，敬颂
戎祺！
弟行湘拜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
保卫部负责人将信交给胡本莲，叫他把信缝在棉衣里，笑着对邱行湘道：“你放心好了，我们保证他一路平安，估计明天中午即可到达北平德胜门。”“还要到达北平西直门。”邱行湘笑着对保卫部负责人说，然后拿出刚才写给九十四军第五师副师长姚葛民、陈德煌的两封信，请胡本莲方便时递交。
地球运转，日月如梭；江河奔腾，一泻千里。
当邱行湘回到井陉河畔的时候，猛涨的春水几乎挡住了他的去路，而在数百里之外的古老的**前，解放军和北平人民召开了军民庆祝大会。红旗猎猎卷来半天云霞，鞭炮阵阵催开满树红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队伍载歌载舞。学生们装扮成国民党战犯，走在队伍前面，“战犯”的后面，跟着一排手执木枪的壮士，显示着和平人民对战争罪犯的深仇大恨。
真正的国民党战犯就在队伍后面来了。新中国诞生前夕，训练班离开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畔，战犯们乘汽车进了北平城。只不过汽车没有通过**前，而是直驱德胜门外。
第四章 功德林里
北京德盛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绞架，此间尚存插放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厅内有沙发、地毯。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开花时节，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平房之间是一个运动场。后院则是一块二十多亩的熟土，当中有一口井。院内四周尽是梧桐，环境尤为清静。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陉河边的十个月，他看惯了山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管**也设有岗哨，可是那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口退到垭口。所以在邱行湘的意识里，差不多把**的监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是的，邱行湘在这里怕得有理。在那电光形多条胡同里，还散发着血腥，在那株梅花树根底下，还渗透着尸水。段祺瑞在这里对**人拉起绞索，蒋介石在这里对**人举起屠刀。新旧军阀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却把野蛮保存得完完整整。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气氛，已经阴森到这种程度：一个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这里连住几天，这个人会在一瞬间惊恐地扪心自问：你究竟是不是犯人？这种气氛对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来说，自然是倍觉胆战心惊了。
他不能不思索**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认为**是不无道理的话，他就自认晦气了。思索的目标并不难找——他几乎是带有预感性的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犯了。那么，**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他感到他过去估计中应受到的惩戒，有可能是将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他这样想时，除了诅咒自己的命运以外，丝毫找不到诅咒**的理由。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楣。若是国民党军事得势，就会像曾经得势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蒋介石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贵州息烽监狱、重庆中美合作所会繁荣兴旺，经久不衰。陈诚也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人物，邱行湘清楚，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诚就系统地看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后来，也研究过程灏、朱熹、张江陵等人的学说，他常常对邱行湘说：“要学商鞅治秦，乱世用重典。”
现在，邱行湘垂着头，慢慢走进小八角楼。他望着楼台前的柏树，心里顿生一丝脱俗之情；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庙宇么，母亲不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这里每日举目梵宫僧寮，每时满耳木鱼清磬，虽不能像孙传芳部下们那样重振人生，能像孙传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当隐士那样心身两净，亦得聊以*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头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这里的胡同，过去曾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次编名，他只看见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块脸盆大小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别挂在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
是的，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先让我们跟在邱行湘的后面，走进戊字胡同里去看看吧。
铁栅打开了——打开以后，就不再关上。新中国的空气流进旧时代的胡同，气流的清浊形成胶着状态，邱行湘立即承受着两种刺激的夹击：恐怖的心境与恐怖的环境，虽然前者不完全是由后者引起的，但是作为旧中国的缩影，作为包括国民党战犯在内的反动统治给人类留下的遗产，我们还是保留一点历史的镜头吧：在六十多米长的胡同走廊旁，柏树周身蒙着大大小小的蜘蛛网；一间三十来平方米的牢房里，只有一个一张脸大小的通气孔；光线昏暗，空气潮湿；在房内的左角，安放着一个木制的大马桶，桶里的粪便早已干涸，长着毛绒般的白色的东西……，每当阳光从通气孔照射进来，牢房里便蒸发着一种腐尸的气味。
这间牢房目前是不能住人的。
邱行湘住的房间虽然经过打扫，但是依然存在着扫不出去的恐怖，而他居然能够在这间牢房里，安然地进入他在功德林的第一个梦乡，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一次试探：当他看见在他们的身后，跟进功德林来的**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的时候，他那紧绷绷的神经立即松弛了一半。那文质彬彬的姚处长，几乎是没有脾气的人。邱行湘忘不了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姚处长与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甚至在他红眉毛绿眼睛的时候，姚处长也习惯于静女般的微微一笑，以至于邱行湘曾经暗自纳闷，为什么**在战场上是那样顽强，而在战场下是这样软弱。当然，中国人是尊重自我修养道德的，也许正因为姚处长的苦口婆心不可相负，才最后促成了邱行湘提笔写交罪性的《自传》的决心；那农民模样的蒋所长，仿佛只有农民的心计。邱行湘忘不了他那山羊胡须，更忘不了在井陉村庄的四合院里，当他亲手为战俘们包好煮好肉饺子的时候，邱行湘发现他躲在灶台后啃掺有野菜的窝窝头。也许正因为邱行湘在给黄剑夫写策反信后受到华北政府保卫部盛情款待时想起了灶台后的一幕，他才主动提出来再给九十四军第五师两个副师长写信；现在，连自黄埔村就开始为国民党战俘煮饭的炊事员、煮小米饭的专家老晁也进功德林来了。邱行湘在陌生的环境中目睹着熟悉的身影，虽置身于胡同之中，却心附于那株梅树之上。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会不会因为获得政权而脸色由红转青，甚至长出一对獠牙来呢？当蒋所长走进戊字胡同时，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他像过去那样捋了捋蒋老头的胡子，蒋老头也像过去那样歪着头憨笑一番。憨笑之余，蒋所长另外增加了一个动作——他拍拍邱行湘的肩膀，努起嘴唇说：“我们对你们不审不判，不作刑事起诉。听见了没有？”邱行湘听见了，从耳朵一直听到心里。身为犯人，不受审判，不被起诉——对于此间的邱行湘来说，还有什么**能大于此呢？
胡同两壁的中间，是一个三角形的地带。从下朝上看，可以看见天空的一角；从上朝下看，可以看见土地的一块——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正是从改造这里开始，改造着一个龌龊的世界。
就在北京的街头还充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的时候，这里的卫生设备已经达到现代化的程度。新建了洗澡间（有盆塘、有淋浴）、洗衣间、公共厕所（有抽水马桶）。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有水泥地，中间安了窗。由于人们都可以理解的缘故，这里的窗户安的不是玻璃，而是高丽纸。这种高丽纸用桐油浸过，既透明又挡风。房内靠壁处安有床铺，这里的床铺分单铺和通铺，都是木板搭成的，有一尺多高。铺上垫着褥子，褥子之上是床单，被子和枕头都是新制的。每间屋子还配有一张饭桌，桌下有几张木凳……以后有不少战犯称功德林为家，除了另外的含义之外，这里的中国小康之家的格局，正是家之所指。要是人们稍稍留意一下时事，就不能不惊叹中国**的更为细腻的匠心。就在功德林的高墙内已见缕缕阳光的同时，高墙外又洒下阵阵春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国民党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张治中将军的一项声明：
“……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最大让步之一例；”
“……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邱行湘走进百丈胡同，走出五里云烟。张岚峰更是捷足先登，在以胡同为新生的跑道的上面，遥遥领先。殊不知他的新的生活刚刚开始，生命就进入终点。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张岚峰与邱行湘等人在寝室里吃饭，因为馒头蒸得特别好，张岚峰一时兴起，打赌似地连吃几个，在他送餐具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管理处速派小车送他去公安部医院（即北京复兴医院）急救，奈何张岚峰患高血压，血管破裂。抢救无效。
张岚峰较迟地意识到历史的逻辑，这并不是他人生的不幸，可是他较早地遵循了自然的规律，这不能不是他终身的憾事。
当我们走进甲字胡同的时候，先认识一位正在苦读诗书的战犯吧。
他便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
这位湖南籍的黄埔四期生，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时，他自称上尉书记官。当解放军军官手里捏着他的相片，问他认不认识“剿总”指挥部里那位瘦高个、鼻梁突出的副参谋长时，他才尴尬地嘀咕道：“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还问什么？”文强从战场上下来，被押送到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前不久，他离开济南，被五位解放军押送到北京。这是一位见广识多、智力发达的人。他初入功德林的时候，也虚惊过一场。不过不是因为胡同门口的铁栅，而是因为发给他的那个印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他以高级参谋的智慧，对“审”字作过肯定的判断：审＝公审＝枪毙。随后他由先前所在的胡同转入标有“甲”字的胡同，他又以军统头目的警觉，对“甲”字作过唯一的解释：甲＝甲级战犯＝枪毙。现在，当他知道“审”字仅仅意味着对他的历史有待审查、“甲”字仅仅表明着胡同的编号时，他又开始致力于文学，特别是诗赋的思索了。
就在这年除夕之夜。蒋大胡子走进甲字胡同，走到文强的跟前，问他：“想不想家？”文强答曰：“我大陆上没有家。”蒋大胡子又问他：“想不想看书？”文强答曰：“想看。”蒋大胡子从身后拿出一本《斯大林选集》，翻开扉页问文强道：“这个大胡子是谁？”“*。”又翻一页道：“这个大胡子是谁？”“恩格斯”。再翻一页道：“这个小胡子是谁？”“列宁”。蒋大胡子惊叹道：“你们文化真棒，不看书都知道！”蒋大胡子像想到了什么，突然将话题一转，“呃，你知道国民党监狱有什么规矩没有？”
文强曾在一九三一年，北伐之后，被武汉政府派往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蒋介石）的态度。到重庆不久，有在川军任职的与文强黄埔四期同学的人认出了他，四川军阀刘湘即将文强逮捕，关在巴县县政府监狱。文强在巴县听过典狱官宣布的监规；又在一九三三年，参观过湖南模范监狱，了解过监狱章程，所以由他来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是件现成事。可是，文强迟迟不敢启口——他实在难以理喻，**还有什么需要求教国民党的！
文强先以为蒋大胡子在故意戏弄他，而后根据蒋大胡子关于“大、小胡子是谁”的问话所表露出来的朴实与憨厚判断，**的“典狱官”不懂得惩罚，果真是实有其事。于是他传授道，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扣饭数日；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罚款若干……另外，文强又告诉蒋大胡子，国民党时期，某些监狱吸取西方世界的监狱管理办法，强迫犯人“习艺”，也就是说，规定犯人参加劳动，学一门手艺，诸如缝纫、印刷、木工之类，以后出去能有谋生的手段。最后，文强提醒蒋大胡子，**要管理好监狱，必须找好“囚头”，他说，犯人管理犯人，这是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清朝流传下来的规矩，但是旧时代的囚头最厉害。他引经据典，以清代文人方苞的《狱中杂记》加以说明，又现身说法，以自己在巴县监狱中，因囚头伸手要钱，他只有一块大洋，实在无法相让，而被囚头拳打脚踢，并抓起他的头发，把他脑袋按在牢房中间的尿缸里一事作为例证，强调找好“囚头”对监狱管理的重要意义。蒋大胡子听得很认真，认为重要的地方，还叫文强重复一次。他以众多的错别字和大量的“甲骨文”，庄重地记录了一个国民党战犯随意的谈话。
事隔不久，功德林各条胡同的房间里，都贴上了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张，上面油印着十几行文字。
文强仰面之前，不觉暗暗得意，待他过目之后，不觉暗暗惊奇。**的监狱章程竟是这样的：第一，犯人之间不得谩骂，违章者自我批评；第二，犯人之间不得斗殴，违章者书面检讨……
也是事隔不久，功德林八角楼的台阶周围，摆满了二三十架旧式织布机，胡同里面的空房间，也搬进了石磨、缝纫机、卷烟机、制造棕绳的木架子……
文强坐在织布机旁，不由得一丝窃喜：叽叽复叽叽，一日复一日，铁栅之下，竟有这般诗情画意。可是不久他被安排到后院种蔬菜，于是又顿生满腹疑惑：不是学一门手艺好去谋生么？**究竟要我去当牛郎还是织女？
在乙字胡同的一间房屋里，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埋头伏案的战犯。若不是不时交头接耳，他们仿佛坐在那里考状元。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人们对军统特务的恐惧，也许是从他的神态开始的。一对巨眼，两道剑眉，本来应该生出一派豪气，可是一配到康泽的圆形的脸盘上，等他抬起头来，便令人想起饿狼下山觅食的样子。康泽是在四十四岁生日之后不几天被俘的。他在樊城的司令部背后一间大厅里大摆酒席，请樊城的一个女名角为他献“万寿”词的时候，解放军进攻老河口的枪声使他的盛筵提前散了场。被俘之前，他在坑道中间部位，头顶钢盔，盘着双腿，闭着双目，像老僧入定席地而坐。
树有根，水有源。康泽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一条最凶恶的猎犬，有着他的历史的根源。早在黄埔三期，他就是军校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以百倍的仇视，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时，在莫斯科继续进行着的两派斗争中，他又是“三反”（*、反左、反苏）的头目。几乎从那些时候起，康泽的自称为“铁石”的反革命决心，就暗暗被蒋介石赏识，最终成为黄埔学生中蒋介石的最大亲信。
另一个是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处长董益三。这是一个经历比较复杂的人。一九二七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在武昌荆门同乡会参加中国**，上山打过游击，流过血，出过汗。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逮捕，两年后被保释出狱。由于李立三路线破坏了武汉组织，他与**失去联系。后经武汉中学同学余洒度（黄埔二期生）和军校六期同学刘牢一（原名刘子奎）介绍，到《北方日报》任报社副经理（《北方日报》原由阎锡山办，后由复兴社高干余洒度接手，刘牢一为总编辑，最后由复兴社组织接管），以后又先后到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任主任。至此，他的人生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走向死心塌地的反革命道路。抗战胜利后，董益三被送到美国留学，时康泽因受蒋经国排挤，到美国考察，董益三在华盛顿一家公寓与康泽相识。一九四七年董益三回国后，任国防部少将专员（闲职）。当康泽升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员，向郑介民要第二处处长时，郑介绍了董，康泽十分高兴，握着董益三的手说：“我们现在同事，将来也同事。”
康泽不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与董益三同在襄樊战役被俘，现在又同在一条胡同里。
康泽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入来说，要算一个不解之谜。论门第，康泽并不是朱门后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论资历，他仅仅是黄埔第三期学生。康泽平日不大说话，对他不认识的人，几乎永远不予理睬。当然对他的军统系的人，他可以做到有问必答。监狱生活也许是单调的，董益三此间的解谜之询，问得正是时候。
康泽告诉董益三，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与邵力子（当时的国民党驻苏联大使）结婚，傅回答说：“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席角，假装没听见傅学文的话，他请傅将刚才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看。这张纸条由康泽的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最终成为康泽在国民党中央地位的保险金。
这仅仅是一说。不久，康泽回答军统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刚才在甲字胡同里认识的那位军统北方区区长文强的与董益三相同的问话时，谜底就不同了。康泽承认在国民党江西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为培养“别动队”（即武装特务）而兴办的庐山星子训练班，是他起家的源头。他告诉文强，在筹建训练班时，蒋介石要蒋复生（黄埔一期生）和他分别拟制一份筹建计划。蒋复生的面面俱到，洋洋万言，被蒋介石斥为“大而不当”，而康泽的一条一款，骨架文章，被蒋介石誉为“切实可行”。于是，蒋介石用康不用蒋，很快发表了他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位。这就是第二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康泽不管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对康泽略加暗示，康泽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宝座。最后不得不远离皇上与太子，独自在襄樊的营帐里解解闷气。
真正能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充分信任康泽的，倒是中国**人。襄樊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将军会见了康泽，陈毅将军会见了董益三。**人诚挚地希望国民党人写出有价值的材料，使其在天平的另一头，和人生的价值保持平衡。
然而康泽在若无其事的外表的遮掩下，内心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不甘心在权力斗争中被蒋经国击败，他对蒋介石有了二心；因为不甘心**在大陆取得政权，他又不愿作蒋介石的贰臣。所以他虽然天天提笔，却是篇篇皮毛，不是写写国民党上层怎样勾心斗角，就是写写国民党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此时他交代的唯一的比较具体的罪恶，仅仅是这样一件事：红军长征以后，江西的**地下工作者，某次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别动队员。别动队立即倾巢而出，抓住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然后把这个**员的心脏挖出来，放在盘中，去奠祭他们的那个弟兄。
相比之下，康泽的助手董益三的笔下，就要有血有肉些，他既交代了他直接掌握的军统的组织与训练，又交代了他间接掌握的军统电讯密码的侦译。当然，董益三的交代都是零星的。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代出来的人，目下还没有。
但是，完完整整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保留下来的人，隔壁的丙字胡同里．倒出现一个。
这个人叫黄维。
他是江西贵溪人，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他是邱行湘的上司，又是康泽的老师（黄维在黄埔三期任区队长，康泽是他那个区队的学生），而且在各自战败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井陉河畔。邱行湘在村南，黄维在村西，康泽和董益三在村后的窑洞。虽相距不到半里地，却未见过面。训练班迁至北京时，邱行湘和康泽、董益三等人不在一辆卡车上，黄维则是坐火车进京，所以现在虽是一壁之遥，仍旧互不知晓。
对于邱行湘来说，最不知晓的是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的背景。那是国民党成立十二兵团时，根据当时情形，准备发表胡琏当兵团司令，因为十二兵团的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四军，胡琏都呆过很久。适逢由于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拒不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并且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闹到胡琏扬言要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打电话问陈诚（时陈诚患胃溃疡在上海养病），十二兵团司令何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于是蒋介石立即召见黄维。胡琏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心里虽不痛快，却也不得不服，因为黄维是他的老上司：在陈诚登龙发祥的十一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黄维当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校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开始筹备，由美国方面提出开办此校，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干部。学校设备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到职。永久性校址定于北京，临时性校址放在汉口。但是当时国民党*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尽管黄维苦心经营，当时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招进来）。就黄维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的长远利益着眼的。所以他由汉口飞抵南京后，当面向蒋介石表示：“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却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黄维提出条件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于是，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十二兵团司令，开往徐淮战场。他指望几个月就可以返回学校，殊不料学校来不及等他回来，就匆匆迁去台湾，而他最终走进一所真正的学校里——只不过他不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位眼大眉重，嘴上蓄着短短的胡子，脸的右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学生”，看样子就不大寻常。刘伯承、陈毅两将军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给他的投降令，应该是他的入学证，结果被他撕得粉碎。被俘以后，收容所的人员给他的登记簿，应该是他的报名册，他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交出来。他写的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进入功德林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若不是病魔缠身，真可以扮出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颜如重枣，留五绺长髯的三国名将关羽来。
黄维一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闻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心理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这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黄维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
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第五章 胡同之间
组之长的地位，使邱行湘站立在与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全然相反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给他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他甘于长期当陈诚的随从副官，附人骥尾，但那只不过是图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一旦带兵，他决不愿意充当副贰辅弼一类的角色。所以他以第五师师长之身，率部激战徐水时，在国民党为他拍摄实战电影纪录片的镜头下，他微笑着举起望远镜；在蒋介石派他主战洛阳时，他在黄埔路“主席官邸”的甬道上，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感叹。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人生直下之中，出现了命运回升，这不能不使他欣喜不已。他何尝没有感到，过去的晋升，是靠老命拼来的，现在的晋升，只不过在极少的劳动中比他的组员多流几滴汗水而已。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荣耀里总恍惚着死神的影子，现在的荣耀中却依稀可见生活的彩霞。因此，他感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位．就人生的价值而言，实在比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贵重得多。
在他的小组里，他意外地看见了洛阳之战的连手、河南第十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十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刘焕东。邱行湘忘不了在洛阳拆毁民房时与这位既老且瘦的专员结下的情谊，可是在这里，他们似乎定下一个默契，相互交谈时从来不提洛阳的往事。不仅如此，邱行湘每当看见刘焕东，平静的心绪顿时不再平静，一股无名的烦躁陡然而生。这除了因为刘焕东最能勾起他失败的回忆以外，还由于来自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刘焕东，给他带来了他的忘年之交、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少将政工处长赖钟声的消息。赖钟声已在刘焕东转至北京之前被释放了。自由之鸟已经降落在赖钟声的双肩，邱行湘是深为他庆幸的。这位品貌端正的白面书生，就算比别人少活二十多年，也有一个整整当当的一辈子。而他的未婚妻也不会空备花烛，只不过推迟婚期一年而已。对比之下，当年的洛阳军政头目，现在只剩下二人在这里你望我，我望你，邱行湘的烦躁可谓事出有因了。
这又怪谁呢？虽然邱行湘的历史已经交代清楚，但是他的罪恶，他至今还不肯承认呀。不错，邱行湘有意巩固和发展他的组长的地位，可是他恰恰在小组里无意露出了马脚。
那是在一次小组学习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管理员匆匆走进戊字胡同，送来一本小册子。邱行湘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像接受重大的馈赠那样，欠了欠身，点了点头。可是五分钟以后，也就是管理员大概走出胡同的时候，邱行湘提起书角，“叭”地一声掷到木桌上面。组员们来不及去看他的脸色，一个个伸长脖子去看书的封面，就在人们的脑袋正要凑拢的时候，邱行湘又抓过书来，“啪”地一声让封面贴住桌面，对着仰视他的人们大吼：“有什么西洋景好看的，这本书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哼，打败了就叫人民公敌，打胜了就叫人民领袖，有什么是非不是非！”
第二天，姚处长找邱行湘个别谈话。地点在胡同外的一株梅树底下。姚处长席地而坐，拔起一根青草，不紧不慢地说：“是非是存在的，问题是谁是谁非。我有一个看法：譬如说，坚持国共合作的为是，挑起国内战争的为非。你以为如何？”邱行湘沉思片刻，嗯嗯两声。姚处长进而问道：“那么，内战究竟是谁挑起的？我认为你有发言权。”
如果姚处长仅仅提出一个概念的商榷，那么很可能出现两种概念的并存。现在姚处长引出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邱行湘则不得不完成一次相应的思索。
好在他记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即日本投降后的第四个月，就是他亲率第五师，集中北平南苑机场，奉命空运长春。蒋经国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任东北外交特派员，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与苏军直接交涉，使第五师得到苏军的同意，空运长春。邱行湘率部分幕僚先到长春，筹备进驻部署。蒋经国几经交涉，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未置可否。邱行湘在东北行辕随蒋经国空住了一个月，在这里，他与蒋经国共赴“国难”。一九四六年一月，杜聿明率部进驻锦州后，又命令邱行湘率第五师集结锦州，准备空运长春。这时宋美龄专程赴长春为苏军授勋，并以此为名与蒋经国合力再次向苏军交涉，仍无结果。三月，蒋介石派宋子文赴苏联交涉，为斯大林断然拒绝。
邱行湘何尝不明白，国民党要美军海运、空运国民党军的意图，是为着集中兵力首先在东北打燃内战，然后再把内战之火烧到关内。所以他由长春回到北平，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十日）晚即可下达，备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于是他率部在冀东、绥中、承德一带，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关外，第五师没有推进到赤峰，蒋介石乃引为憾事。
邱行湘没有健忘，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秘密印发，蒋介石的内战命令，也多半不用电文，而由蒋经国、戴笠等人分头传达。与诡谲恰然相反的是，邱行湘被俘北渡黄河进入解放区以来，所经之地，不论是**的正规军队还是地方武装，他亲眼见到的是他们按着《双十协定》规定的款条，遵守停战协定。更有那令所有国民党人瞠目结舌的**大义凛然飞赴重庆，周恩来气宇轩昂驱车南京！中国的秘密连三岁童稚也不能相瞒！
傅作义当年命令国民党骑兵第四师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前，尚有“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叹息，邱行湘此时却采取了不认账的态度。他扮了一副苦脸，对姚处长笑了笑：“我们当军人的嘛，以服从为天职。”姚处长要他“再想想”，他却板着脸在心里说：“有什么好想的。国民党是当时的统治正宗，部队开到哪里都合法！”
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一九四八年六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率六十二军来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更何况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先天性地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存在着一道道鸿沟。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而走到一条胡同里，但是共同的利益正在被他们之间的种种因素所代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们连寻找知音的心思都没有。
不为寻找知音，却能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嗤”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面，两行十四个黑字赫然在目——
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涨红着脖子，放开了嗓门，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姚处长和管理员走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黄维，倒是董益三。在姚处长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宣布“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时候，黄维的紧张程度和董益三的轻松程度是相等的。可是姚处长对严重性的理解，不是“相提并论”，而是“打人事件”，这就使黄维如释重荷，董益三如丧考妣了。
当然，这时候黄维未免太乐观了一些，董益三未免太悲观了一些。管理员又走进胡同里来了。他先找黄维到胡同走廊，通知黄维说：“你发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后找董益三到柏树旁边，告诉董益三说：“坚持正确的看法是对的，要求进步也是对的。但是，你身为组长，动手打人，这不能表明你的进步，只能表明你的落后。”
对于黄维来说，虽然受了**的为他所不愿接受的批评，但是那远没有董益三的拳头富有刺激性，而且，**批评的锋芒是直指董益三的。所以，黄维终觉得在心灵上占了上风；对于董益三来说，虽然受了**的为他所不曾预料的批评，但是自己毕竟出手打了人，而且，出手的动机是**已经理解到了的。所以董益三亦终觉得并未败在黄维之下。就这样，尽管管理员分别给黄维、董益三讲的什么，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是黄维、董益三已经发现，他们两人各自在心理上，几乎同时恢复了平衡。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信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十二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泊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陈长捷出自对**的仇恨，出自对**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的老祖宗*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到《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知己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邱行湘在得知黄维遭打、陈长捷买书的新闻后，不觉连连摇头。他认为前者过于“现实”，而后者又过于“浪漫”。在固有的人伦规范已经解体的时候，现实变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时候，浪漫等于空虚。他认为黄维与陈长捷的不同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在于对生活过于认真。认真是好的，邱行湘从来不反对认真。他对他的老上司黄维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黄维任六十七师师长、他任该师副旅长兼团长的时候，师部有四十多万元公积金，是抗战转移时由黄维一手积累的，黄维升任本军（十八军）的军长后，完全有权带走，可是黄维一文不拿，实在难得。以致成为陈诚军事集团上层经久不衰的佳话。而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朋友，在重兵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亦算刚烈之士。可是，邱行湘继续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努力，现在看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过去好孬不是吃闲饭的人，但是天下有谁对他们负过责任呢？现在作为败将，当然更没有二话可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向谁负责任呢！
《内经》云：“怒伤肝，悲损肺。”邱行湘既不愿像黄维那棒伤肝，也不愿意像陈长捷那样损肺。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漠然无声，超脱物外，其间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过且过。
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并不是这样容易割断的，体力劳动现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个性。学习于他来说，像被俘虏一样难受，劳动于他来说，却像打仗一样痛快。尽管邱行湘把他个人的劳动称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用汗水来润滑生命的机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织布厂里织过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线和希望的金线交织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过黄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维的豆浆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上，意识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可是对于邱行湘来说，周而复始的旋转，只能对他的身躯产生意义。因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说，战犯管理处有意让从事劳作的战犯们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赔本生意，这里生产的香烟即令降价一半也卖不出去。于是，他的军人的气质里，又产生了一点商人的心计，他和他们现在热衷于干一件赚钱的活路——种蔬菜。而这个第三者——哪怕是一个萝卜——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样，堵截他和他们来自两个战场的意识的合流。
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日本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中国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一九三○年十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八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民族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决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同盟、中国*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促进会、三*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长陶希圣大骂*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发明的“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自身、**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中国**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补出一句：“**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
第六章 高墙内外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朝鲜南北线视察归去不几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联邦、新西兰、南非联邦、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希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共计十七个国家和南朝鲜伪军所组成的联合**，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开始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这是一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世注目的、关系到世界局势的重大战争。关于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人们如何从人力、物力支援抗美援朝的场面，早有过许多感人的报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功德林的高墙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正在伏案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文强，接过了每日按时送进胡同里的《人民日报》。他摊开报纸，像往日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标题之间浏览。现在，他的目光与“美军仁川登陆”的粗体字刚刚相触，便立即迸出五彩的火花。他揉了揉眼睛，认定粗体字还在，激动得双手发颤，鼻尖发酸。他把刚刚汲满墨水的钢笔重重地拧紧，把尚未打上句号的交代材料轻轻地推开，然后站起身，迈着方步，踱到窗前。
文强究竟着了什么迷？为了不使我们的揣测产生错误，还是请文强转过身来，自己告诉读者吧。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我想这一天我们等到了。”
“我在想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苏联一败，*的江山就坐不稳。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
“我认为，**统治、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正在这样想，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当天晚上，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一挥而就，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功德林里已经公开露面的两个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将领，也几乎全部是战场上俘虏来的。纵然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完全一样，但是思想基础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文强的内心世界仅仅具有典型性而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们不妨去倾听一位功德林的未来的客人的高论。
关押在天津公安局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美**事学院留学生，曾在美国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他效法美国的办法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筹办“国防研究院”，蒋介石自兼院长，实际工作由杜建时负责。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泰国、缅甸），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美、英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派杜建时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杜建时对美国的了解，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要深刻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建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享有“美国通”的声望。但是作为杜建时本人，他还要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研究，来下朝鲜战争前景的断言。
杜建时曾在解放军总攻天津开始时，率亲随数人到中原公司（今天津百货大楼）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全盘情况。通过他对环城碉堡主阵地地带，特别是对东北和西门监狱南运河地区的实战观察，尽管他料到天津失守已成定局，但是他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仍相当有限，如果不是特别有限的话。因此，他在天津公安局的高墙内，对朝鲜战争的估计，是带有赌博性的：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国民党战犯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相同，可是外露形式却大不一样。有的成天高喊“**万岁！”“美国必败！”有的夜不能寐眼角眉梢都是笑，梦里也在打哈哈；有的慷慨陈词，将心肺肝胆和盘托出；有的一言不发，却总是最先抢看报纸……
总而言之，他们一两年来为真理所感召而得来的一星半点，又由于本质的弱点而相继散失。——但是，他们随之而产生的思想飞跃，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上文提到的一言不发，却最先抢着报纸的人，就是邱行湘。
邱行湘的思维完全混乱了。他曾经相信国民党垮台是势所必然的事。可是，这几天他越来越觉得**的胜利来得太偶然了，太侥幸了。就拿他主战的洛阳战役来说吧。倘若蒋介石能派遣空军助战，或空运他的第五师来洛阳；倘若十八军能多卖点力气，抢在洪水之前渡过洛阳；倘若裴昌会兵团能多在新安驻上十天半月；倘若邱清泉兵团能在陇海东段徐州东北地区脱身；倘若孙元良兵团能不慑于整三师的被歼，从而不必龟缩郑州……邱行湘的脑海里，翻滚着“倘若”的浪花，回荡着“那么”的春水。他对过去的，试图给予否定，对未来的，却试图给予肯定。——能够统一他的混乱的思维的，是他这么一句心底话：国民党是因为无能才被**打败的。
在邱行湘心目中，美国人皮肤最白，美国人个头最高，美国人的能耐是无以伦比的。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美国人摇头的事谁也做不成。他牢牢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会谈于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商谈对德、日作战问题，讨论反攻缅甸。邱吉尔谈到一九四三年内盟军从地中海西西里岛进攻巴尔干半岛可望成功，南太平洋战争也有进展，美、英可调动一部分海空军（包括登陆艇到孟加拉湾，从仰光登陆）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于是，美、英通知蒋介石二月在加尔各答召开中、美、英三国会议（中国方面何应钦出席），商讨反攻缅甸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南北两面同时反攻缅甸。中国方面需要美、英海空军支援，准备用十个师自滇西反攻密芝那，用两个师由印度向雷多前进，以期会师于曼特勒。蒋介石以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反攻缅甸。陈诚命邱行湘为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随副长官黄琪翔先到昆明。后来，邱吉尔把英军主力用于意大利、希腊，继续对德作战．登陆艇无法用于孟加拉湾，但郑洞国已率中国两师军队入印，邱行湘曾专程到机场送行。蒋介石为此对邱吉尔极为不满，并坚决请罗斯福执行加尔各答会议决定，由于罗斯福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意见，以致反攻缅甸暂时搁置一旁。
邱行湘对发生在历史的阶段性上的现象记忆犹新．可是他对历史的一个段落的总结缺乏记忆。本来在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戡乱任务”、孙科对美联社记者“欢迎麦克阿瑟和魏德迈来华指挥国民党军作战”的哀求声中，蒋介石落得个海外飘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落得个行色仓皇的历史事实，应该使邱行湘的神经受到一次刺激，可是他把那次刺激推迟到现在。其实是两碗汤药一起喝，所以他感到特别苦。
报上每天发布的捷闻，是用同平日一般大小的铅字印出的。然而邱行湘为之惊愕到瞳孔扩大的地步。与那个小小的“胜”字刚刚相反，邱行湘在神魂颠倒之中，发现自己的身躯已变作一个大大的“败”字。
这正是他开始清醒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他落在一个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手中。在这巨掌里，任何一个怠慢都可以使自己在顷刻之间化为齑粉。他意识到了生活的严峻。
这时候，他出了一身冷汗。
说来奇怪，朝鲜战场的战况，改变着功德林战场的局面：慷慨陈词者，变作一言不发；一言不发者，变作慷慨陈词。邱行湘话多起来，他评价朝鲜战事，没有从军事理论着眼，因为他想了许久，认定由军事理论去解释战场效果，是解释不通的。他从美军数易主将开始，热烈赞扬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其实，邱行湘并没有直接与彭德怀作过战，他曾随陈诚在确山附近与彭德怀先前所在的唐生智部队作过战。邱行湘认为唐生智不是将帅之材，正如陈诚讥讽唐生智云“只知迷信卜卦，进行政治投机”，而那批嘉禾、兰山、宁远、道州籍湖南官兵，却体格魁梧、骁勇善战。邱行湘向组员们断言，这位湖南籍的唐生智旧部、**的主将，作战必有一股“湘味”。当然，邱行湘也没有隐瞒，他间接地吃过彭德怀的苦。洛阳战役前四天，正是西北彭德怀、张宗逊野战军一举攻克宜川，包围洛川，打响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进攻的第一仗，为解放军南进创造了条件，以致关中告急，胡宗南黑夜将裴昌会兵团从洛阳附近调回西安，造成他邱行湘孤军作战。邱行湘叹息说，可惜宜川一战，刘戡、杨明战死，否则请他们二位谈谈彭德怀的打法，定能受益匪浅，茅塞顿开。
谈话间，朝鲜战场上，在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里，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朝鲜前线与中国后方的运输线经常中断，中国志愿军粮食补给不上，志愿军总部决定用飞机向前线空投干粮。
在中国国土上，连战犯也参与了抗美援朝。
功德林胡同内的球场上，筑起了几座锅台。管理处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者，组成炒麦队。邱行湘此时已是有点小名气的力士，他穿行在人群之间，从大卡车上卸下每袋净重两百斤的麦子，一肩扛走，然后挥动大圆铁锹在直径为一点三米的大铁锅里炒麦，放糖，放盐，跳上，跳下，与锅台下的火头军师密切配合，花着脸，黑着手，在烛天火光之中，挥汗如雨。
这时候，他出了一身热汗。
作为一个军人，他懂得前沿阵地上将士受饿的滋味。他没有忘记当年打唐生智的时候，他在确山饿昏了头，而陈诚也只有啃一块买来的高粱饼。当然，现在不是为失败的阶级效劳了，是为胜利的军队出力，为自己的民族出力，他感到自己也享受着保家卫国的荣耀，在火光升腾之中，他的性灵也升腾到一个他尚未达到过的高度。
蒋大胡子调离功德林了。姚处长指挥着炒麦大战。炒麦脆而不焦，战犯劳而无怨。每个夜晚，大卡车准时将生麦运进来，同时又准时将熟麦运出去。当邱行湘听姚处长说，炒麦投到志愿军战士手里还是热的时，他在心里说：这里面有我的一点温度呵！
北京德胜门外高墙内的灶台边火光烛天的时候，北京广安门外高墙内的灶台前也是烈焰熊熊。这座救济院旧址，现在是军委总政治部管辖的北京解放军官教导大队。
这里成立的是炒米队。炒米队的主将是邱行湘在陈诚军事集团相处多年的朋友杨伯涛。杨伯涛是湖南芷江人，先后是黄埔七期、陆大十四期生。被俘时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少将军长。他是在淮海战役之中，解放军胜利地歼灭了企图突围逃跑的黄维兵团之后，在双堆集西门河边上被搜索出来的。那时他躲在水里刚刚爬出来，浑身衣服湿了，满脸污泥，额前的头发还在滴水。由于他穿着呢军装、红皮鞋，插在衣袋里的两支钢笔和露在外面的毛衣、毛裤，使得解放军的四人搜索小组怀疑这位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俘虏自报的“书记官”的身份，于是被带回解放军营部。他在烘衣、吃饭、休息之后，主动启口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叫杨伯涛。”当一位解放军干部笑着问他：“中央社不是说你们已经和李延年兵团会师了吗？”他愤然骂道：“鬼才会相信它呀！”
杨伯涛和部分国民党战犯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离开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来到北京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的。这位十八军军长，倒是一个地道的苦出身。他的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他本人也当过地主的放牛娃。靠亲友支持，念完了小学，刚刚踏进湖南芷江中学的大门，亲友再也支持不起了。于是，他出外当兵，二十岁便开始养家。正因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