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土豪,贵族,名士 闲话行尸

原著:江南顾生



一、闲话土豪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继“老板”“太太”“小姐”等“封资修”称号的回归,近年“土豪”一词也在网络和媒体上时髦活跃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是近八十年前中国农村革命最响亮的口号,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黑五类中第一黑是地主,土豪乃地主中的首恶,乌龟夜半背煤炭---黑加黑加黑!如今带着幽默感又回归了,据称还掀起一股中国“土豪热”现象。

名词,概念都对应于一定的客观存在,依正名之学先得给“土豪”正个名,不弄明白何为土豪,名不正则言不顺。

从字面看,“土”乃土生土长,土头土脑也,“豪”则为富有奢侈,强横有势,卓越杰出,豪门豪客之谓也,土豪即土头土脑的富豪。从古代五行相生相克的玄理看,“土生金”,土豪之财富自当从土而来,煤老板,油老鼠,地产大亨等应都能与之挂上的。中国几千年来是个农耕社会,土地是百姓的立命之本,凡手头有点积蓄剩余,第一就是买地置业,土地就是财富,几辈子栓在土地上,积到一定规模,自然成为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土豪。如今,经过流血革命,土地皆为国有,国家就成了第一大土豪,国家是抽象的,执掌资源的众多大小管家便成了具体化的土豪,不少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为生,不时为土地拆迁闹出新闻来。而市民皆为租户,即使有房产,至多七十年使用权,祖国者乃成“租”国也,其洋名叫“拆呢”,难怪如今有点财富的都热中于移民海外。孟老夫子早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古训不虚,民无恒心,则移民,则“今朝有酒今朝醉”,挥霍浪费,吃尽用光,耗尽资源,损害环境。

“正名”之后再看看行止,以前黄世仁,胡汉三,南霸天可算是“样板”土豪,现代土豪气概和修养皆非往昔可比,据网上有人总结,做土豪要有以下豪气:

买家具不问哪国的,而是哪朝的;不谈有多少钱,而谈有几个政要朋友;买房不问面积,而谈庭院的大小;吃饭不点菜,而点厨子;不问有几辆车,而说有几个司机;穿衣服不问牌子,而问哪国的裁缝;不聊生意多少,而谈有几个上市公司;饭局不问几人,而问有哪个明星作陪;娶老婆不找眼前的,而是直接拿遥控板点电视里的。

而新土豪中的海派的又与时俱进转而风雅:

从带金链子变成带佛珠;从点藏香变成闻沉香;从喝茅台转为喝茶;从西装领带转为麻衣布鞋;从搓麻将改为茶会香会雅集;从买油画到收唐卡;从投资夜总会转为投资国学馆;从狐朋狗友聚会变为EMBA同学会。

这里多少有些网民的调侃之处,一笑而已,但各地那些美轮美奂,豪华气派赛白宫的楼堂馆所可不是“放卫星”吹的,那拆毁真古迹再建假古董的折腾不是笑话,那物欲横流,心灵空虚的世相决非虚妄,那“第一村”几十层高楼顶层的一吨重金牛,可真的比华尔街的铜牛豪气多啦。

行文至此,不妨给土豪做个小结:物质基础雄厚了,精神世界未升华;经济实力上去了,上层建筑未相配。没有信仰和道德支持,随着财富的增加,人的欲望不是满足,而是膨胀,贪婪是人性中的恶,土豪者物欲之豪也。

(二)闲话贵族

说起豪门,不由想到魏晋时代。公元220年到589年这将近四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衰乱世”,史称六朝,南北朝。政治动荡,社会纷乱,外族入侵,世事无常,“城头变幻大王旗”。连曹操这样的豪雄也不免叹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此乱世,知识分子往往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之间,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自在。儒释道中共有的空灵思想融会于一,成为玄学,以清谈为乐,豁达率性,俊雅疏狂,风流倜傥。可能因政权变幻太频,极权势力顾暇不及,在精神世界反而留出相对自由的空间,结果,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绘画,诗歌,书法,哲学各方面都企及一个高峰的时代。中国二千年的帝国,天下归一家一姓,只有皇帝,有霸道而无王道,已经没有贵族之份,不像周时有数以百计的小国,共主天下。而魏晋南北朝,没有强势的皇帝,各地的士族反而强势起来,礼崩乐坏,“礼失而求诸野”,成为二千年里少有的贵族和贵族精神的孤岛,当然也是土豪兴起的一个时代。

给贵族也“正”个名,贵族不只是拥有财富,更有封号封地,有世袭徽号,中国人的姓氏就是从贵族层层分化延续下来的。所以贵族有荣誉感,责任感,有担当精神,会为名誉与人决斗。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贵族是首先上战场的,这些精英死伤的比例更高于平均。近年有一部拍得非常精致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很细腻的反映了贵族的品行,道德,修养,做派,比我们的很多勾心斗角的宫廷剧高出不是一个层次。

贵族重视人格尊严,尊重对手,讲信用,一诺千金。春秋战国楚宋“泓水之战”,宋襄公在战场上退兵空出地方,让对手渡河站稳阵脚再战,成为迂腐典型,千古笑柄,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宋襄公以武士风度,坚守战争“礼法”,颇有“体育精神”,不比那些搞阴谋诡计,背信弃义者更可爱些吗?英国历史上有类似故事,却是美谈,没人耻笑,战争一方会借钱给对方,准备好了再打。

仁义礼智,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所谓四端,“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讲究品味和礼貌,重尊严,立于礼,有爱心,“养其浩然之气”,“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其实都是种贵族精神。

有种说法,要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一二代人出色靠运气,三代以上出色是教化。贵族的奢侈更多是体现在文化,艺术和审美上,今天人们能欣赏到古希腊,古罗马精美的雕塑和油画,看到魏晋的书法,绘画,无不是贵族奢侈的遗物。而土豪的奢侈多集中于物质享受上,穷奢极欲,低俗粗鄙,“神马都成浮云”。贵族与土豪都有吃用不尽的财富,不同的是贵族有“形而上”的精神财富。贵族没落了仍有精神财富在,“求诸野”传递到士人身上就是“精神贵族”,所谓名士,土豪一旦失去财富,就什么也不是了。贵族不仅是统治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

晋武帝司马炎曾驾临女婿王济家,王设宴接待,全套琉璃器皿,婢女百名,全都绫罗绸缎,蒸制的乳猪肉鲜美异常。武帝问王济怎么做的,答曰:“以人乳饮豚”,用人奶喂养的,武帝听后心生反感,未食毕就走了。这做法是当时大土豪石崇都不知的。相比今之土豪“直饮”人奶宴,奢糜又有创新。

石崇以抢劫掳掠起家,富可敌国,一等土豪。家中厕所有十多婢女伺列,皆衣饰华丽,高档卫生用品奢华齐全,客人如厕,要给换上新衣才可出来,客人多害羞不敢如厕,只有大将军王敦毫不在乎,神色傲然,婢女们私议:“此人将来定会造反作贼。”(猜对了)

石崇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人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遇上王敦也够土豪,连斩三人就是不喝,王导责怪他冷酷,他说:“他杀自家人,关你何事。”态度坚决,不干涉别家内政。

当时,另一大富豪王恺用饴糖擦锅,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用紫丝布做四十里长的帷幕,石崇就用锦做五十里。晋武帝力挺王恺这舅舅,赐他贰尺高的珊瑚树,王拿来炫耀,石崇用铁如意砸了,王要发作,石说别急,让人抬出三四尺高的绝美珊瑚六七个赔他。后来,石崇与潘岳一起被孙秀所杀,临刑,石感叹“天下杀英雄”,潘答“俊士填沟壑”,那真是个凶险的乱世。

(三)闲话名士

魏晋土豪如此,那时的名士又如何呢?

阮藉,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畅谈,狷介狂放,世谓“竹林七贤”。所以后人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当年士人甚至皇帝都好清谈,也许世道太乱,祸福难测,不如率性而活,活出个自己,活个自然,何必迎合别人?

七贤中的刘伶,酒鬼一个,爱纵酒,“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醉熏熏在家赤条条不着一丝,感受自在于天地间的快乐。别人批评他有伤风化,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裤子),诸君为何入我禈中?” 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最后得以寿终。 他曾醉酒与俗人相忤,其人撩袖挥拳想揍他,刘伶悠悠然对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刘伶一生少文,却有《酒德颂》一篇,意气所寄,传为千古美文:“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扬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捧罂承糟,街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赢之与螟蛉。”

这里“二豪”应指土豪与权贵吧,刘伶视之为蜾赢与螟蛉,蜾赢是种寄生蜂,在螟蛉身体里产卵寄生,古人误以为螟蛉是“养子”。

同为七贤的阮藉,同宗族人也都能喝酒,大家围坐用大瓮狂饮,连猪也来凑热闹,人猪共饮,喝成一堆。以行为艺术,现天地间万物之同等,展庄子《齐物论》之妙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能也是以醉酒自保,难得糊涂,阮藉也是得享天年的。

“阮公(藉)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侍察,终无他意。”阮藉亦性情中人,爱美是自然,好色而不淫。

什么是快乐?如果连快乐都感受不了何谈幸福?不怕快乐少,只怕失去了感受快乐的能力。

曾點,曾参父子同为孔子学生,孔子问众生志向,大多是满怀雄心壮志,只有曾點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我與曾點想法相同)。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没落贵族”孔子的快乐观。

南朝刘义庆,出身于宗室之家,宋武帝刘裕的侄子,曾世袭临川王,才华过人,性格简素,不嗜欲,好文义。远避政治,集文学之士,成《世说新语》一书,被誉为“名士教科书”。所谓“家有财产万贯,不如《世说》一卷”,强调的正是贵族精神,这里所引故事多出自《世说》。

王戎做大官时,南郡太守刘肇送他五匹细布,王拒收,但写了封答谢的书信,后事发,刘被除名不用,皇帝没责怪王戎,但在士林中却被人鄙视,认为他礼虽未收,但情领了,从此王戎名声大减。

钟会是文士又是将军,灭蜀有功。先不识嵇康,约人去看望嵇康,康正在树下打铁,向秀帮他鼓风,嵇康挥锤不止,旁若无人,一言不发,钟会告去,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都是孤傲清高,心照不宣。钟会写了“四德论”,想请嵇康看,又不敢面交,悄悄把文卷扔进去就跑了。

钟会两兄弟都很聪明,小时候曹丕让其父带进宫去见见,哥哥脸上冒汗,帝问为何流汗?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主问钟会怎么无汗?会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从小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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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的两个儿子也很聪明,才八九岁,孔融获罪系狱,请求放过儿子,俩兄弟对父亲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后来司马昭听信钟会谗言,杀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叹息:“袁准曾想跟我学此曲,我没舍得,《广陵散》于今绝矣!”不惜自家性命,惜的是艺术失传。当时三千学子为其请命而未准,事后司马昭追悔莫及,“悟而恨”。

千年后,清初,金圣叹被害,作绝命诗:“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惋惜牵挂的是胸中万卷诗书。

嵇康被害后,山涛推举他儿子嵇绍出来做官。嵇绍恐惧有杀父之仇,求教于山涛,山涛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日正日斜,月盈月缺,都在不时变化。后来嵇绍护主而死,成为晋朝忠臣。后世唐朝的上官婉儿,虽然祖父被武则天所杀,母女入内庭为婢,以其家学和才华,还是成了武则天的亲信。

王羲之爱鹅,从鹅的风姿领会书法妙义,绍兴(山阴)今有鹅池古迹。其子王徽之也是名士,一次赴京,船泊洲边,曾听说桓伊善吹笛,但不相识,正逢桓伊在岸上经过,船上有人认出,说:那就是桓伊!王就让人传话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当时已经显贵,素来也知王徽之大名,即下车入船,在坐榻上吹了三曲,就上车离去。客主间无一句话。两人都通音律,知音相遇,以曲会友,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

王徽之住在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忽忆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到门口反而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答:“吾本趁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真是率性之人,也叫“心血来潮”,潮起潮落。

东吴丞相顾雍的后辈顾荣,士族子弟,曾赴人宴请,感觉递送烤肉的侍者有“欲炙之色”,就将自己那份给了他,同坐者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来永嘉之乱,顾荣命危,却为执炙者所救,叹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岂虚言哉!”春风化雨,前有“恻隐之心”,后有“不忍之心”。

当年前秦苻坚八十七万大军南侵,东晋京师震撼,丞相谢安无惧色,命子侄帅八万军迎敌,“淝水大战”以少胜多,战报送达,“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语,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危而不惧,胜而不燥,真是“惯看秋月春风”“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过,据载谢安弈毕,返回内庭,过门槛时,还是把木屐的齿跟都碰折了,其胸中波涛可想而知。

近代人中最有名士风度者当数“民国四公子”之张伯驹,一掷千金,倾囊收藏珍贵文物字画,一生心血,不为钱财,只为所好,最后都捐赠国家,其豪爽率性有魏晋之风。

(四)境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前二层是温饱阶段,三四层是小康阶段,第五层是富裕阶段。这理论的缺陷是人达到某阶层后未必一定向上走的,而“自我实现”也各有所求,有人想着更大的权势,有人想着更高的名望,还有些贪腐者写“猎艳日记”,想着酒色财气。

同在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着更高明的见解,他认为人生可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相当于原始人和儿童,天然的本能;“功利境界”会有意识为自己谋取利益,也不排除做利己也利人的事;“道德境界”就是“正其心不谋其利”,为社会大众服务,行为有约束规范;“天地境界”即超然世俗,天地人自同于宇宙的最高境界。前两界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界是人的心灵创造,应有的生命状态。这种分类更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天地境界也即孟子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圣人境界。

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儒释道,伊斯兰,印度教都能和平共处。泉州开元寺是座千年古刹,寺门口有付对联,弘一法师手书:“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圣人不是佛家概念,是儒家和道家的至高境界,儒学发展到南宋二程,分理学和心学,明代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宇宙心就在每个人的心中,由孟子的“人皆可为尧圣”,发展为人人都有良知,天良发现,找回良知即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是王阳明学生常说的话,如同佛家的禅学,人人心中有佛,人人可成菩萨。弘一法师这付对联将儒道释融会一处,不负这包容之城,中华民族在心灵上实在是个内向自省而自洽自足的民族。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日益富强,这种富强主要体现在经济物质层面,在产值的数量上面,而不是在精神层面,只能落得个土豪形象。何日能发现社会的良知,满城都成圣人,有点贵族精神,而非“满城都带黄金甲”,恐怕需有二三代人的教化。冯友兰先生在四十年代时说当时世界颇似春秋战国时期,而今一个甲子过去,世界依然纷杂,常使人有无奈之感,我辈已入晚年,在此效魏晋士人,作此清谈,以解胸中块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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