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圆箓,世称王道士，一个被余含泪《道士塔》丑化的伟人，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无私人使用任一文钱。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余秋雨,你为什么跟王道士过不去?
文|兆龙
踏着余秋雨老师当年的脚步，我也来到王道士的塔前，和余老师感受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湖北人，一想到余老师在《道士塔》中提到的“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那句话，不禁又多了一丝尴尬。
但在碑文的上方，我却赫然看到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本来就希望我们的这位湖北老乡不至于像余老师所说的那样卑微、渺小、愚昧，为了能从骨头里挑出点鸡蛋来，于是接着看下去.
看完碑文我才发现，感情我们的这位老乡，对莫高窟起码有三功：
一、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
二、发现了藏经洞，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敦煌学”
三、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余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轰响：
![[转载][转帖]真实的王道士，丑陋的余含泪 余含泪](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114827t01d52ac26a278da314.jpg)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对于前两个论断，我已不以为然。但对余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我却来了兴趣。是啊，这么大一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当家呢？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丝线，来找一找敦煌莫高窟这根线头。
敦煌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音肉只）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解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既然“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敦煌”也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它的汉语意思了。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年用兵，这一地区始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长城也随之修到玉门关，形成了从辽东山海关到敦煌玉门关、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万里长城。
汉代时中国少有海路交通，和国外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今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自然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一奇景给震住了，以为这是佛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这一时期，南方正是东晋年代，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前秦主苻坚和东晋名将谢玄之间。
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只有7个了，乐僔和尚的“莫高第一窟”，像他当初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峰，虽立国仅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一朝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现存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安史之乱”以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当然，王道士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他本身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老师曾在心底痛苦地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我不想为王道士辩解什么，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莫高窟的壁画，往往不止一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盖上，再绘上新的壁画，跟王道士干的一样。后人画的不一定比前人的好，这是事实，但统统把他们视为文物破坏者，也有失公允，余老师既然对王道士的这种行为如此痛心疾首，那就应该再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物破坏者们”都揪出来狂批一顿。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王道士，一个如此卑微、渺小、愚昧无知的人物，他毁坏了文物，所以我们的某些雅士们连跟他生气都觉得丢了人，是在对牛弹琴，这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最根本上的蔑视，我们其实没这个权利，也没这个资格，扪心问一问，对莫高窟，你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可恨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
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在莫高窟内总共有30余处。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老师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何况道士所为，乃为无意，他根本不知道壁画的艺术价值，古人不是说过吗，“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张大千呢，作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敦煌壁画的价值吧？他这是有心为恶，比王道士的行为不知要可恶多少辈，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
因为他是名人。
王道士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但他最大的罪过，也是因为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文物向全世界的流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王道士的“盗卖文物罪”，我不想多说什么，把罪过一古脑推到这么个小人物身上，实在是无聊。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不起老祖宗的话，在当时，这些外国人才是咱们藏经洞文物真正的知音。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洞”而来了，我们家门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
可是，由于熟悉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藏文、西夏文的国外学者不多，这批藏在国外的敦煌经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中国学者要研究，又得不到这些经文原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看到部分影印件。如何能使这批稀世珍宝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让全世界的敦煌学者来共享，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那些“拥有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任继愈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离开我们刚刚两个多月。十多年前，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
“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这就是大师的风范，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的客观评价。
余秋雨“大师”的散文《道士塔》很多人都看过。在王道士入土数十年后，余“大师”来到莫高窟，看到弟子们为王道士修的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以及碑文上方赫然写着的“功垂百世”四个大字。余“大师”嫉妒之余又愤然于胸，想想自己百年以后可能都得不到这几个字，幻想如果是文化大**时期那多好，可以戴上红袖章与几个人把塔砸烂。而今，就是吐几口唾沫也有保安管着，万般无奈，就写下了那篇具有文化鞭尸意味的散文，把王圆箓同志定格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冷漠的表情。”“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照片上的王道士：他布衣长衫，满脸困惑。可以看出王道士苦守在莫高窟的30余年中，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和精神状态下。余秋雨形容他“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并不完全错误。如果处把余“大师”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肯定也不会灵光到哪里去。
任继愈老先生描述的藏经洞发现过程，是另一个版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雇请了一个姓杨的人抄经。王道士和杨某工作到夜半，歇息时，扬某点燃一种名芨芨的草当烟吸。吸毕，和往常一样，将燃余的草插在身旁墙壁的裂缝里以息火。不料这次插时，感到洞很深，用手敲了几下墙壁，只听空空之声。他很奇怪，于是马上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破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容人，外用泥块封闭着。他们好奇地把门打开，竟发现洞内无数白布包充塞其间……”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意味着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但他知道这样重大的发现应该报告官府，出生在湖北武当山下的王道士想起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他晓行夜宿，步行五十里，专程拜访了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送去。这个县令除了渔肉百姓外是狗屁不懂，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了声“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扬尘而去。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学问大大地有，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并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与他写的有得一比，也就了事了。
消息传到甘肃学政叶昌炽耳朵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学术评价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跟敦煌县令严泽有什么两样。一纸空文使王道士寒透了心。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结果却同样令人伤心。如此对牛弹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还是王道士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几个月后斯坦因到敦煌给王道士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王道士满脸困惑。
王道士只能满脸困惑，目光呆滞。他确实是太卑微太渺小啊！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改变他一生让他名垂青史的英国人。
任继愈老先生还讲了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往：
“斯坦因从印度来到敦煌，他打听到了王道士的这一发现，于是用金钱来诱使王道士给他看看。”王道士一看是个外国人，以为是八国联军的逃兵，马上提高了警惕：在景区转一转可以，看经书，绝对不行。“斯坦因便说自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慌称自己是沿着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历经艰辛才来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王道士虽不信佛，但西游记的故事小时候要饭还是经常有机会听说书的艺人讲过。于是就答应让这个外国人瞅一下。“斯坦因不看便罢，一看就发现了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汉文译本。心中高兴得了不得。但此人十分狡诈，为了欺骗王道士，就不动声色地说：自己十分崇拜玄奘，玄奘法师在天之灵暗示着要我把这些经书带回到佛国印度去。王道士被骗相信了……”
王道士目送斯坦因的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的深深车痕，如同碾在王道士的心上，也碾在中国人的心上。王道士知道自己成了罪人，心中无限惆怅。他害怕民众指责，官府追究，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结果是什么反映也没有。因为大清没有文物法，也没有文物条例，当时的朝野都认为这就是一桩买卖。
斯坦因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东躲西藏，而是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大批达官贵人、军政要员闻风而至，参观者摩肩接踵……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公正的评价王圆箓，以慰他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