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5年8月23日是业师余恕诚教授逝世一周年，仅以此文，纪念恩师。
余恕诚先生的学术关怀
方锡球
近代以来，学术已成为一种人生方式和社会文化，许多杰出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体现或表达了自己对现实、对人生、对文化、对人类的关怀。余恕诚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本文所言之学术研究是狭义的，不包含学术活动，专指产生学术成果所需的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关怀中，对现实、人生和文化的关怀是优秀学者的共性，不同之处体现在对人的本身的关怀角度不同。比如程千帆先生20世纪出版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表现着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体现的是对一定群体的现实关怀,而童庆炳先生是以想以自己的理论话语表达对文化建设的关怀。
余恕诚先生在长达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中年以后，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学术取向、研究范式、对审美规律的探寻和总结等方面，体现着他的悲天悯人之心，他在学术研究中对审美关怀的建构，体现出人格心理重建的现实要求和人性建设的意图。这些表明，他的研究指向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需求的关怀。
一.余先生学术研究关怀的时代语境
余恕诚先生学术起步于大学学习阶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学生时代，就发表学术论文，中间一直没有间断，即使文革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
余先生的青少年经历可谓偃蹇艰辛。他所受的基础教育也与大多数人不同，小学毕业后，是去水田挑稻把偶然发现肥西县初等师范的招生简章，由于家境困难，经过家庭、个人的激烈思想矛盾，才去参加考试，进入初级师范，接着上中级师范，然后保送安徽师范学院（后更名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由于漫长的师范经历，使得他对于教育与学校对人的意义有自己独到深沉的体验和别有会心的思考。当时学校名师辈出，学术氛围浓厚，宛敏灏、张涤华、张煦侯、卫中璠等一批杰出学者勤奋耕耘，弘文励教，培养了先生热爱学术，敬畏学者的品质。先生认识到，学术与教育都需要师生健全的人格去独立的思考，才能推动现实进步和人的发展。
余先生进入学术研究的时代，面临的是现实苦难与人性残缺的历史现实。1961年他在《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创业史〉的语言艺术》是在大学四年级，之后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1961年到7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先生广涉古代文学的主要领域，在多难的年代，人性的扭曲导致人性残缺，使当时整个人的群体很难有完满的人生。先生研究古代文学，教育那些人生迷茫、人格有缺陷的学生，自然能够从文献、文学文本和现实中感觉到关怀的伟大价值。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将唐诗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选择，后来又特别是以李白、李贺、李商隐为对象也就自有其合情合理的理由了。
余先生学术研究中有关怀是人格心理重建的现实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历20年的动荡，“四个现代化”终于被领导集团提上日程，人的全面发展暂时仍被物质发展所遮蔽，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尚未走上前台，成为社会的显性问题。当时对心理伤害的抚慰手段，多以政治或经济的方式完成。由于文化遭到破坏，人的心理不健全，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众所周知，仅仅依靠思想的启蒙难以从人的心理上完全解决人格健全的问题。先生认识到，即使在高校的学生群体中，也面临人格心理重建的现实需要。当时人格心理的建设除依赖经济发展、政治政策调整、依赖社会、家庭、学校教育外，还有一个需要在文化方面取得主动的姿态，塑造个体完整的文化心灵，从人的精神失落的文化审美层面寻求人的全面和丰富的问题。
余先生的学术研究顺应着人性追求的文化思潮。继文艺创作的“伤痕模式”之后，对往事悲伤的控诉告一段落。人的内心的惊恐和悲愤得以暂时宣泄，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很快就被提出并成为社会普遍的问题。经过不长的时间，高校中文学科成为人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知识系统。在高校内部，中文系的师生广受尊重，他们也颇具自豪，似乎人们将未来寄托在从事这个专业的公民身上。现在看来，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呼唤一种人性的回归，正因为这个缘故，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人的内在需要一拍即合，构成了人性追求的社会文化思潮。在这一波涛汹涌的思潮之中，当时文艺创作风起云涌，文学创作很容易引起惊人的轰动效应，而人文学术则还没有反应过来。大约就在这一阶段的1975年到1978年间，余先生与刘学锴先生一道，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之约撰写《李商隐诗选》，期间，与刘学锴先生一同赴北京大学拜访林庚先生。林庚先生在《盛唐气象》一文中描绘的春天般的深情展望，为心灵受伤的中国人，展示了未来的愿景。接着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又约请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撰写中国文学史知识读物《李商隐》。1978年12月，与刘学锴先生合撰，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李商隐诗选前言》。《李商隐诗选前言》指出：“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杰出的、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作品，既富有文采，又有较强的政治性，……，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在诗歌艺术上，他通过惨淡经营，突破了由于盛唐和中唐作家多方开拓而难乎为继的局面，开辟出了新的境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赋予李商隐诗歌划时代的文化和美学意义，改变了关乎人心的文学的历史地位。在这篇长文中，将“富有文采”和“开辟唐诗的新境界”结合在一起，虽然没有展开唐诗向内心开拓的历史和审美意义，但在先生后来的专著《唐诗风貌》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则淋漓尽致地论述了抚慰“人心”的艺术结构和价值取向。
余先生的学术研究表达了当时人生理想的普遍认同。他的这一学术取向明显与20世纪80年代浪漫审美的的兴起一致，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人生理想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发表先生撰写的《唐诗所反映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此文所言之“生活理想”，已经不再是“生活中的理想”，其涵泳着先生自己对20世纪80年代的人生体验，因此，本文是将80年代普遍认同的人生理想用一种学术关怀的话语表达出来：“唐诗以前所未有的艺术力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它繁荣昌盛期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美，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时代中人们比较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这健康昂扬的精神状态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追求，当时类似于唐代社会的表层现象之一，就是生活本身容易激起人们的诗情，一如唐代诗人往往更多地带着一种诗意的眼光看生活。但处在经济高涨中的80、90年代中国人，在幻想和展望中，如同唐诗表达的唐人生活，在诗中一般地并不表现为平静、小康和满足，“往往显得浪漫而开展，人们的精神、情思，不是像秋水般的沉静，而是像春水般的不安于平地，寻找浩瀚的海洋。人们觉得在自然身上发现了美，也就等于在自己生活中发现了美。”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人生理想感召下，余先生以唐诗整体的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开辟了他的学术研究的“关怀范式”
二．余先生学术研究关怀范式的基本内涵
余恕诚先生的学术关怀，首先体现着对研究对象选择与发现问题的基本路向，这两者都指向关怀。在余恕诚先生五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具有“审美力量”的作家和文本始终吸引着他，成为他的重点研究领域。他以理想的光彩观照古代士人和诗歌与生活、人性的关联，以此作为唐诗文本美的力量发现的依据。比如他分析《北征》时指出：杜甫既痛心疾首地揭示了乾坤疮痍，又欣慰地写下了山中幽美的自然景象和与家人团聚的场面，也是表现了对于恢复人间正常生活的向往。“从这些优秀作品里，我们有理由引出这样的信念：艺术应再现生活美和人的精神美，应有一种扬弃异化、指向健康生活的回归力。……唐代那样一个社会，在封建时代固然得天独厚，使唐诗有可能获得丰富多彩的表现，但唐代诗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对我们也有启发。由于他们特别倾心于生活，热情地加以追逐，他们的生活内容也就丰富而充实。这有力地成全了唐诗，使之与书卷气几乎绝缘。唐人不是靠把学问演绎成诗，也不是以思考代替生活，他们亲自置身于生活浪潮之中。对于时代潮流的涨落、生活的冷暖，有着直接的切肤的感受，从而表现了对于实际生活的最热心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真正歌哭。”从这段话的关键词可见，他的研究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目标，盛唐时代，特别是杜甫生活的时代，也是人的内心苦难与未来展望都比较迷茫的时期，期待健康的生活成为人的追求，因此，尽管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但他们对明天怀有信心，故而特别“倾心生活”，希望生活健康美好起来。余先生对杜甫的分析文字，我们感到与80年代的现实紧密相连，他发现问题的基本指向是人的心理现实和情感态度，在形上层面指向人性的进步与回归。
若说余先生对研究对象选择与发现问题的路径指向现实关怀，那么他的绝大多数成果，始终离不开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文本内质与外形的整体观照。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内部外部，内质外形，不仅是一个难以分开的有生机整体，而且内与外，都与时代的情感表达与作家的体验相关，所以，他即使论文体，论语言，论话语结构，其学术价值取向坚持与内容、内质同相。从文学外部与内质的双重进入，是在他看来文本无论内外，皆浸透审美精神，故而他的学术话语是一种内外全面的关怀。在《唐诗风貌》第三章，论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涉及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最为核心的内容，则是论“风骨离不开性情”，由于伴随盛唐的各种社会条件对性情的催发，才迎来大潮涌起的盛唐时代。在先生看来，文本形式和话语结构也是性情的产物，这样一来，文学形式可以通过文本的结构去进行审美的关怀。
论唐代叙事诗与叙情长篇，先生仍然发现诗歌的内外都可以有关怀。在这一问题上，先生凭借大量文献，发现唐诗中的一种文体可称为“叙情”，“叙”与“情”，分别指向体制和内质。可以说唐诗的“叙情”，是艺术在形态和内在精神对人的双重关怀：“叙情长篇的出现，是中国五七言诗歌在抒情和叙事两方面都积累了足够的艺术经验，同时又吸收了辞赋的思想艺术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从诗体看，它终究是五七言诗自身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先生论叙情诗格局、语言错落、话语组合、铺陈描写、才华挥洒，最终归结到“文人大气包举的胸襟魄力”，归之于“社会生活空前富有活力的唐代”。先生学术价值取向的关怀情结，使得他的学术路径和基本范式具有明晰的人性建构意图。
由于人性建构是多方面的，先生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力求以广大的人文覆盖面，将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尽可能多的加以发掘出来。应该说他的学术范式是传统的，但其中能够以人文关怀、现实关怀和审美关怀的三维视野去发掘学术资源的“关怀”内涵，他的学术研究运用了四种基本范式：作品欣赏、文学文献、文学文本阐释、理论总结，运用这四种范式，能够更多的、更有效的与古人对话，发掘利用传统人文精神，养人生灵动之气，目的是以广阔的人文覆盖面，尽可能培育校园人群和学生的健康完整的心灵。
余先生的文学欣赏最能陶冶性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唐诗鉴赏辞典》的撰写。他的赏析是学问，但往往从诗歌文本的情感进入，展示出浓郁的诗情和美好的人性，读过他的赏析文章，读者自可从中得到抚慰和展望，这种积极的正面取向，让人有久旱甘霖之感。
比如，对孟浩然《过故人庄》的赏析，就是学问与“养人心”的双重合奏，启发读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在内心营造健康美好的人际心态，艺术教育的意图隐约而明晰。开篇就引沈德潜《唐诗别裁》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孟诗用省净的语言，平平地叙述，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也已经可算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的程度了，其实是指出孟浩然在平淡中见真诚，见深情，见人应该有的生活。在他展开的《过故人庄》的诗歌世界里，“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似乎就象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事，简单而随便。这正是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以“鸡黍”相邀，见待客之简朴。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朋友之间是“相见无杂言”（陶渊明《归田园居》），而有了轩窗前的一片打谷场和菜圃，在绿阴环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展的感觉。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采。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这位曾经慨叹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诗人，他的思绪舒展了。先生发现的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特别贴近诗歌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赏析文字真彩内映，所以出语和孟浩然的诗歌一样洒落，浑然省净，显示了学术的文化魅力，这样的学术没有“浓饰盛妆”。读完这样的赏析文字，我们的内心一定会亮堂起来，和煦的春风拂过心头，仿佛一缕阳光照彻身体的每个部位。
余恕诚先生的文献整理研究同样充满关怀。这一领域最为人称道者，乃是他与刘学锴先生合作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傅璇琮先生誉之为“扛鼎之作”，据说袁行霈先生曾对学生说过北大无人能企及。莫砺锋先生在《人民政协报》撰文谈到这部五卷本的著作，深深感叹；“这是一本肯定会传世的学术著作。李商隐的诗歌，向称难解，金代的元好问就说过‘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但是刘先生和余先生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李商隐诗歌集解》的笺注部分，体现了两位先生的学问和功力，此书的解，也就是两位先生谦称为“按”的部分，则体现了他们的灵心慧性。清人钱谦益注杜诗，曾在序中引用其族孙钱遵王称赞此注的话：‘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意思是杜诗虽像日月，但以前蒙着一层灰尘，是钱谦益的注释把日月洗干净了。我觉得此话用来评价钱注杜诗，稍嫌过份。如果用来评价余先生和刘先生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则恰如其分。”傅、袁、莫三位先生都是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在余先生这样的文献研究中发现了人文学者的难以替代的价值，可见余先生文献研究的价值绝对不仅是为后来者提供科研资料，更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体现的人的执着和信念，研究成果昭示和含蕴的古典人情和古代文化的现实意义。
文学文本阐释和理论总结体现着余先生最为杰出的生命关怀。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是纯学术的，同时又隐含对有血肉的生命机体的关注。科学研究的生命样态在余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话语中，让人感动地读出人的生命的美丽和顽强。他在大量文本阐释的基础上，将作家还原到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加以理论总结，最后发现文学发展变化的关键性节点。这一研究范式，始终不离开人、人情和人的生活世界。发表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一期的《李白与长江》，带有文本阐释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的性质，但其中的人性因素仍然十分明显：“李白吸收整合自然与人文多种因素，诗歌郁为奇观，震惊诗坛。他之所以能够实现整合，并升华为玮丽瑰奇的诗篇，既得力于个人的天才，更得力于盛唐文化巨大的汇通南北、融铸古今的力量。秦汉以后，……文人们困守一乡一地的情况愈来愈少。唐代由于漫游之风盛行，官员被贬又往往远遣到江南、岭南等地，因而不同区域的地理风貌、风俗民情、文化传统，又可以从各自不同方面丰富和塑造诗人更为博大健全的性情和审美精神，使诗人创作融汇更多或更大范围地域文化成分，具有涵盖广阔的大家风范。”这样的分析显然句句都是为了人，为了一个健康而富有生机的人。这样的分析固然也有理论渊源，但不着理论痕迹，理论话语已被转化为与人生发展丰富息息相关的语言，读这类学术文字，你会被吸引到思考或反观与自身有关的事情上来。李白就不仅仅是李白，他可以成为你自己的镜子。李白生于西域，长于巴蜀，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各地漫游，能以更广阔的眼界和胸襟接纳各处事物而不凝滞于某一方隅。不拘于一隅，故而不偏陋。李白走出巴蜀，沿江东下，漫游各地，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带着博大浪漫、宏大之气和新鲜的作风与题材，进入了诗坛，引起轰动。这样的学术文字，还绝不仅仅是教会我们如何开阔胸襟，如何写出阔大雄深之作这样简单，它也仅仅是告诉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机体保持生机那么简单。余先生建设社会理想和时代精神追求悠然可见。
余先生十分注重审美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以期发现某种审美关怀结构的建构，并指导当代人性的建设。由于余先生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以多种范式勤奋耕耘，他往往能于文本之间、作家之间、不同时空的文学活之间发现关联，从而探索出合情合理的文学发展规律，不仅如此，他的规律探寻往往以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居于中心地位，发现某种具有审美关怀的结构，启发我们在学术活动中“见人”。
发表于1999年第四期《文学遗产》的《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和位移现象》，将过去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不曾关注的现象，加以审视，在不经意间，打通了文学发展的关节，使唐代文学发展之气豁然畅通，文学通变规律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他认为：“韩愈和李商隐分别为中晚唐文学巨子。……宏观地论文学史演进，韩愈诗文对宋代诗文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进程上，从韩文韩诗到宋文宋诗，中间却隔着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五代骈文复炽和晚唐绮美诗风代替中唐诗风的一段曲折。……而事实上李之于韩，虽诗文面貌相异，内中却有非常重要的相通之点。”本文揭示李商隐和晚唐诗人在创作上所受到的沿韩愈而来的潜在趋势影响，进而连带讨论文学演进过程中前后环节之间常常出现的穿透与移位现象。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依然向我们展示的是主体的价值和“人的意义”。
他以《锦瑟》、无题诸作为例，认为这些诗歌突出的特点是表现人的心灵景观。意象错综跳跃，诗境隐约朦胧。出现这些特点，与李商隐“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更多地转向内在情思意绪的体验与再现有关。李商隐在建立自己诗歌的主导风格方面，走的是一条主观化的道路，但他的主观化并非孤军突起，而是有其渊源。”这渊源就是韩孟一派是倾向于任主观的诗歌道路。他细致梳理从韩愈到李商隐诗歌“主观化”逐渐增强的内在逻辑，是一个逐渐离开客观，走进主观的演变过程，突出人的精神和状态对诗歌发展的作用。韩愈、李贺的“师心”表现，到李商隐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虽同属任主观，但有鲜明的外向与内向之别。余先生认为“李商隐的咏物诗，与韩愈、李贺同类作品也存在差异，……物与人的主观世界最为贴近，甚至遗形取象，物即自我，物象即心象。”李商隐把韩愈、李贺以来诗歌所表现的主观性进一步发展了，表现为内心的自我审视。如《锦瑟》看上去有喻象而无喻体，实际上喻象即喻体，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作者那种怅惘怨忆的情绪，与有如“珠泪”、“玉烟”的心灵景观。因而可以说，在李贺那里形象与心灵情感，一为表现者，一为被表现者，可以分得开，而李商隐笔下则是混沌一片，常常把内心景观作为直接描摹与表现对象，展现更为本原的心灵状态。在理清从韩愈到李商隐的诗歌发展走向之后，余先生发现了艺术史上一些看上去差异极大甚至截然相反的风格与表现之间，竟可能存在着微妙的相通连的关系。它表现了艺术在向前演进发展中的穿透力。当然，他非常清楚，“穿透与移位，虽是文学艺术内部的发展变化，但又不是脱离或超越时代的，它仍需要有时代条件配合和来自诗人方面的多种因素参预，才会给各类课题以属于此时此种，而不是它时它种的更具体的答卷。”不放弃“诗人因素”，是新的审美结构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起重要作用的关键，新的审美建造，与人对自己与生俱来的完满追求相关。从韩愈到李商隐，他们超越盛唐，发展唐诗，一定与人自身的存在和精神家园寻求密切联系。从余先生对上述问题的分析，让我们感悟到，在新的诗歌审美结构的建构中，内与外，时代与心灵，客体与主体，一直在追求可以形成一种内含“关怀人”的审美结构和话语系统。
余先生这方面的建树是杰出的。后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探讨文体交融与文学演进的关系。如2009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与吴怀东合著），还有大量的民族交融与唐诗发展关系的论文，都属于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之作。在这类论著中，一如上述对“人”和“人的”意义的关注和关怀。
三．余先生学术研究关怀的基本特征
余恕诚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关怀是多样的、全面的，涵盖从现实关怀到人文关怀；从古典精神到当代价值；从学术关怀到教育关怀。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留给我们的心灵感动。
当我们静心去读余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都会感受到他的现实关怀。他的大部分论文和专著生成在时代的语境中，因此，必然面向当时的社会和人生实际，对文化和当时人的生活具有多层面和多角度的价值。比如他论盛唐气象（《唐诗风貌》第四章），当然不是像有的学者那样面向政治话语言说。他特别将“雄壮浑厚”的风貌与“感激怨怼”放在一起，他不太赞成“把‘盛唐气象’理解为单纯的对时代的颂歌，对唐帝国文治武功的夸耀，以及对躬逢盛世、如鱼得水的情感抒发”，也反对有人“通过检查盛唐诗歌，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歌颂盛世之作，……因而认为‘盛唐气象’一词是对开元天宝诗歌主流的歪曲”。余先生从现实关怀的视野，将具有“盛唐气象”的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感动激发，希望趁时而起，建立功业；一类是理想与现实矛盾，针对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社会上的不平现象发出怨怼之词。感激与怨怼似是相反，但实际上联系非常紧。感激而望成就功业，遇挫即成怨怼……感激与怨怼，盛唐人所注入的感情都是非常充沛的，有关作品，在风貌上往往都具有‘笔力雄壮，气象浑厚’的特点。”从现实关怀的视角，将“盛唐气象”作为盛唐诗歌时代和人情、内质和文体、技巧和天分的诗歌风貌的概括。他的这一分析，扎根在对盛唐时代士人生活状态的基础上，更与他自己生活时代的人们的体验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也是一个让人感动激发，不安于现状，理想色彩和英雄情结浓厚的时代，“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人们为时代召唤，欲轰轰烈烈大干的人生意气和事功精神弥漫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心理。在这样一个情绪激昂，富有信心的时代，余先生以其杰出的眼光，及时用盛唐诗歌去关怀现实中动荡不安的人群，及时肯定自我价值，以乐观浪漫姿态对待理想与使命。80年代处于不同思想开始碰撞的交替时期，加之不少人此前有苦难的经历，怨怼情绪亦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在余先生看来，这种怨怼的宣泄在衰退的社会中是难得出现的，“要有一个宏大的社会培养起人的信心和理想……巨大的怨怼情绪，也需要有阔大的社会做基础”，他的学术文字给人的安慰和展望无疑注入心田，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他的现实关怀在骨子里是人文关怀。
余先生学术研究的关怀，往往能够从古典精神衍生出当代价值。我们读80年代的《唐诗鉴赏辞典》，在他撰写的100多篇赏析文字中，依然可以感到他三十多年前对古典精神的展示对当下生活的感染和陶冶，作为赏析者，他似乎是古人的知音，当读到古人的当代知音对其精神面貌的分析，我们发现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感知古代诗人，走进古代诗人所营造的精神家园。读完这样的赏析文字，我们非常明晰的感受到它对当代人自身建设的意义。他赏析王维的《春中田园作》有这样一段话：“这首诗春天的气息很浓，而诗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描述，始终没有渲染春天的万紫千红。但从淡淡的色调和平静的活动中却成功地表现了春天的到来。诗人凭着他敏锐的感受，捕捉的都是春天较早发生的景象，仿佛不是在欣赏春天的外貌，而是在倾听春天的脉搏，追踪春天的脚步。诗中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点象万物欣欣然地适应着春天，显得健康、饱满和开展。”古典文人或士大夫的积极乐观的自然和人生态度悠然可见，在这可见的超然和入世之间，古人游刃有余，似乎左右逢源而又不丧失自己，呈现的是和乐进取的境界，这一境界大美无言，给当下生活着的人无疑提供了生活参照。
余先生是一代名师，他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事业。他的极具关怀的学术话语在教育活动中转化为教育关怀。他论大学教学，是想从从学术关怀的深处培养经天纬地之才。古代士人的深情、淡远抑或愤激，通过他的话语转换，化为万千学子和同行感动不已的具有当代关怀性质的教科书。
总的来说，余先生的学术研究中的关怀表现着对当代的现实关怀，体现着他的悲天悯人之心；他的学术关怀是以古典精神引申出直面当下的人文关怀和教育关怀。因此，他的学术是通之于“道”的典范。他的学术关怀的上述几个方面，往往给读者许多抚慰，并使人展望和憧憬。这对一个急需重建人和人的世界时代，展示了一位杰出学者和教育家的良知与责任担当，读他的学术论著，我们发现，真正教育的价值是无限的，真正的教育与现世关怀密切联系在一起。
余恕诚先生和王蒙先生考察采石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