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
ENGLISH

1. Write an essay on eitherof the following two subjects:

(1)“Travel as a Part of Education.”
(2)The True Nature and Limits of Patriotism.

2.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Chinese:
Whoever, working at any scientific problem, has occasion tostudy the inquiries into the same problem by some fellow-worker inthe years long gone by, comes away from that study humbled byone or other of two different thoughts. On the one hand, hemay find, when he has translated the language of the past into thephraseology of today, how near was his forerunner of old to theconception which he thought, with pride, was all his own, not onlyso true but so new.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ideas of theinvestigation of old,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arefound to be so wide of the mark as to seem obsurd, the smile whichbegins to play upon the lips of the modern is checked by thethought. Will the ideas which I am now putting forth, and which Ithink explain so clearly, so fully, the problem in hand, seem tosome worker in the far future as wrong and as fantastic as do theseof my forerunner to me? In either case his personal pride ischecked. Further, there is written clearly be overlooked, thelesson that no scientific truth is born anew, coming by itself andof itself. Each new truth is always the offspring of somethingwhich has gone before, becoming in turn the parent of something,coming after, in this aspect the man of science is unlike, or seemsto be unlike, the poet and the artist. The poet is born, not made;he rises up, no man knowing his beginnings; when he goes away,though men after him may sing his songs for centuries, he himselfgoes away wholly, having taken with him his mantle, for this he cangive to none other. The man of science is not thus creative;he is created. His work, however great it be, is not wholly hisown; it is in part the outcome of the work of men who have gonebefore. Again and again a conception which has made a name greathas come not so much by the man's own effort as out of the fullnessof time. Again and again we may read in the words of some man ofold the outlines of an idea which in later days has shone forth asa great acknowledged truth.

3.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English:
舍己为群

积人而成群者；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

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于亡，亦较之群己俱亡者为胜。此有己之见存者也。一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一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众人。此无己之见存者也。见不同，而舍己为群之决心则一。

请以事实证之。一曰从军。战争，罪恶也；然或受野蛮人之攻击而为防御之战，则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于德，比人奋勇而御敌，虽死无悔，谁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隶于恶政府，则虽生犹死，故不惮流血而为之！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国数年来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运动而被拘杀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为群者也。

且看看状元郎们的成绩。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对比民国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成绩，发现总平均分最高的当属1935年中英第三届的钱锺书，达87.95分。自视甚高的何炳棣亦称钱为旷世奇才。何炳棣是第六届（1944）清华留美考试状元郎，平均78.5分，其中史学方法单科考取97分最高分。

何炳棣查阅《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保留了第四（1936），五（1937），六（1938）及九届（1946）中英庚款考试成绩，进行横向对比，发现英文能取得70分极为不易，得80分者更属罕见，往往是华侨或出身于特重英文的教会学校。

由于1930-40年代清华留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有关试卷似无存，难以全面对比评价。不过，何炳棣在书中附上了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考试试题，可以对当时英文的教育水平管中窥豹。该届考生中，考“英语科”的赖宝勤取得英文最高分，为71分。

夏冬红是呀。
何炳棣在书中说，他也害怕丁则良与自己同时参考。
不过，庚款考试的确太难了。全国学人海选竞争，每学科多数只招录一人，还是每隔数年才开考一次，难乎其难。

历史学家何炳棣美国加州病逝 享年95岁

2012年06月09日 10:1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田波澜

何炳棣（1917-2012）

《The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昨天发布信息，历史学界泰斗、人文组院士何炳棣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

消息传来，很多曾受益于何炳棣学术的学者和读者纷纷在微博上留言表达哀思。作家岳南说：“此人算是美籍华人中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一位署名邹永华的旅美华人如此描述对何炳棣其人其书的印象：“何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适合打算走中规中矩道路的学生阅读。……简单讲，他（何炳棣）从小设计的道路是考清华为出国；博士攻读西洋史为的是毕业后研究中国史。很少见到人生规划那么长远并且坚持的人。”包括《文化纵横》主编高超群、《南方都市报》阅读版编辑戴新伟等大陆学者、媒体人，纷纷对何炳棣的去世感到惋惜。何炳棣是继黄仁宇、唐德刚后，又一去世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名教授学习。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

何炳棣曾在一次接受《新京报》越洋电话专访中，陈述清华学派或者说清华精神对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是在蒋廷黻先生（1895-1965；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权威，1935年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任外交要职）主持下发展的。蒋师认为治史需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攫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国史上的大课题。治中国史应该考据与综合并重。当时考据方面有19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综合方面，蒋师请到清华学堂出身、任职武汉大学的雷海宗先生（1902-1962，1927年芝加哥大学博士）主授宏观中国通史。雷师西洋上、中、近古及宗教史、历史哲学的根基深厚，对当时风靡全球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应用于国史的分期与诠释，更能启沃求知若渴的青年学子。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1938年,何炳棣大学毕业后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6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Westfall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87年退休。何炳棣1966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

20世纪50、60年代，何炳棣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所作《Studies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及《The Ladder of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者另辟蹊径，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者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其研究方法为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建立最重要典范。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何炳棣的兴趣转移到中国古代史，其中国文化的起源之两本力作《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及《Cradle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B.C.》(1975)均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中研院”认为，何炳棣的治学眼光非比寻常，对中国历史文化关注广阔，气象浩瀚；解释屡创新意，撼动学界。他对学术研究热忱，数十年如一日，临终前，仍于病榻中校阅其有关老子研究论文。

何炳棣生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其人生观是如何被塑造的：“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太太。”外祖母在他幼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终生铭记在心。小时候，每次吃饭时，外祖母就会对他说：“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炳棣认为，祖母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直到晚年，想到祖母的教训，他仍不由得大为感慨，说：“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祖母这句话，使何炳棣一生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论何时，不论做何事，他都要做到敬始慎终，一丝不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所以，幼年起，何炳棣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磨炼意志。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后风行一时，成为很多史学青年乃至知识青年的必读书之一.其中涉及的1930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氛围和史学训练方法，隔着遥远的时空再度激荡着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世界.而何炳棣在书中呈现出来的民国大学的风貌，尤其是其中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是让民国范儿更加细致入微地根植到时人的心灵.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彰显出来的一个学术青年如何一步一步按照人生规划，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实现学术理想的奋斗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单世联曾经在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的书评中如此阐述其对《读史阅世六十年》的理解：“何先生的回忆录大量叙述其家世背景、校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形势、学术论争等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社会文化方面的材料。对何先生个人来说，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对于读者来说，这既是一个学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发展史，对研究现代中国文教史、海外中国研究史的具有重要价值。”

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见，何炳棣幼承庭训，整个家庭生活都给他以良好的影响。少年时代其父就激励他的上进心：“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面的大的世界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何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家庭供得起他上最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他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抱定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入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的‘汉学’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刊物--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

读史阅世六十年，始终萦绕于何何炳棣心头脑际的是“第一流”、“最高水平”、“大课题”、“第一等重要问题”这些概念。1950年代末，每夜从国会图书馆读书出来，他总会从心里发出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正如单世联指出的那样，优秀的学者不少，用功的学者很多，但始终如一地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并确实如其所愿地成就自己的极少。何先生经历过于考试的挫败、博士论文计划受创、论文出版受挫等等，他长期任教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等也各有正常和不正常的竞争，支持他朝夕匪懈、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是其做第一流学问、成第一流学者的理想。

何炳棣特别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师友交往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完善自己的人格。1950年代，何炳棣曾在胡适的寓所做客六天，六天的朝夕相处，何炳棣获益良多。一天早上，有位来客递名片求见，胡适看名片时流露出对此人的不满，但略一思索，他还是决定见客。当客人进客厅时，胡适朗声说道：“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说完，两人同时笑起来。

这件事对何炳棣很有触动，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何炳棣和哈佛有过几次不快的交往，所以谈到哈佛，他会不自觉地语中带刺，一次，在和友人谈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请的经济学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何炳棣说：“这是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造成的。”旁边的舒尔茨先生（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插话道：“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段时间某一方面所聘请的人才不是一流的，但哈佛的优点是，知错必改，一旦事后醒悟，他们会不惜工本罗掘相关方面的杰出人才的。”何炳棣听了这番话，大为震动，说：“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话让我终身难忘。”由此，何炳棣懂得，有一颗包容的心才会有平和的态度，对他人的短处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狭隘和苛刻。

何炳棣先生与上海学术界、考古学界有着密切的互动。1997年，年届八十的何炳棣曾经应邀到上海进行学术访问，在沪期间他作了多次学术演讲。10月15日下午，他向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师生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学者主讲了题为《华夏人文主义的渊源、特征及意义》的学术演讲。他引发仰韶文化等考古资料以及中国古文献，认为华夏人文主义起源于中原和华北的农村经济。华夏人文主义的特征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关怀人文关怀现实，关怀生命延续而又推己及彼，这是华夏人文主义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华夏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在未来的21世纪，弘扬华夏人文主义传统将大有裨于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也是现代化中国文明建设所不可忽视的。

何炳棣还先后参观访问了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开发区、上海马桥镇旗忠村。他称赞上海博物馆是一流水准的历史博物馆。他看到浦东的巨大变化，十分感慨。在旗忠村豪华的文化馆和民居前，当得知很多外国元首和领导人也前来参观访问时，这位年已八旬的历史学家颇为激动。10月17日晚，何炳棣还游览了上海外滩。在沪期间，何炳棣还专程拜访了冯契夫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赵芳瑛。他称赞冯契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再三叮咛老同学珍重身体。赵芳瑛向何炳棣赠送了冯契的文集和一帧相片。

何炳棣更晚近的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91岁高龄时，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何炳棣印象极其深刻。满头银发的何思维缜密，言语之间逻辑性极强。他的记忆十分清晰，许多数字往往脱口而出，没有丝毫迟疑，甚至记得自己每一篇作品的发表日期；而对一些深奥的学术命题，则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可作出生动的说明。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学问广深如海的老人，依然保持着他个性的桀傲和对学术研究的较真。说到激动处，他会双手拍案，怒颜斥骂。而在谈到一个学术问题时，他特别用纯熟的英语强调了“温哥华”的翻译并不准确，差异只在一个字母的发音。一个半小时的长聊，何炳棣未显疲态。更衣赴宴前，特地问记者：“我看起来还行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笑了。

在推崇胡适学术成就之际，何炳棣也一针见血地揭示胡适之“短”：“我是从来不记日记的，日子总是平凡的多，哪有那么多可记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他是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

何炳棣个性孤介，甚至有点狂狷之气，却也心直口快，喜欢在文章与访问中臧否同时代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何炳棣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曾经对胡适为他题写的杜甫《羌村》三首前八句，十分称赞。他说胡适很是用心写，词好书法好。这幅书法一直挂在何炳棣书房，原打算捐赠给台湾胡适纪念馆保存，家乡建何氏三杰陈列馆，就把它捐给家乡了。对吴晗因写《海瑞罢官》，“文革”屈死。何炳棣感慨万千：这是太惨了！但何炳棣也不隐瞒他对吴晗学术上一些难以苟同之处。抗战时期，何炳棣和吴晗一起在昆明度过了西南联大的艰辛岁月。何炳棣说，吴晗古文功底很深，尤其对《资治通鉴》，几乎是精通。他的明史研究，得益于这些基础。但吴晗在昆明时不用功。那时他的一个亲戚就和吴晗住在同一幢楼，吴晗常常打牌。何炳棣还认为对吴晗不要“捧”得太高，要适度。

何炳棣无疑是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描述的那样，这样一个从小就立志成著名学者的人物，其目标性太强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却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学人的某种不屑甚至不满。不过不管对于何炳棣的个人人格如何评价，他的代表性作品《明处以降的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等却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何炳棣经常引用美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和创始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说过的一句话：“中国要有五六个何炳棣的话，西方就没有人敢对中国史胡说八道了。”何炳棣说这当然有点夸张了，但是他们西方第一流的记者、学者错误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随便”，早就可以打他们了。但是，在中国历史方面，能写过我的人很少了。我学英语，没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学出来的。在清华大学时，天没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有学者在评论何炳棣的其人其学时这样概括道：“读其书想其人，何先生的学问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羡慕的，却绝不是轻松悠闲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难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其学术上的努力，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等等。中国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热门’学科，惟其如此，从事此一研究的多为优秀学者，加上资料丰富，学术自由，所以竞争激烈，欲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确乎是一场战斗。

从少年立志到青年发奋，从壮岁苦斗到暮年再战，何先生敢于战斗、善于战斗、最终赢得了胜利。学者的战斗是一个人的战斗，辉煌的背后是寂寞、忍耐、甚至愤郁，何先生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孤军作战’--但他所收获的，却属于全部炎黄子孙。中华复兴赖学术，战斗正未有穷期，何先生的回忆录召唤着更多的人来继续这种‘一个人的战斗’。”何炳棣先生虽然已经驾鹤西游，但他留下的作品和人格，却必将激励着一代代华夏学人继续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八月份的上旬，天气炎热。奥运完后，济南下了好几场雨，日均最高温都在三十度以下，很是舒服。奥运比赛看完后，本人跑了好几趟书店，也在书市里买到一些书。这里把与图书有关的事儿一并录来。

从当当网上购来几本与胡适有关的书。胡适是个名人，老毛不知何故把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号召全国批判胡适，现在看来毛真是发疯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胡适书信集》，北大出的，三大本精装。因本校图书馆没有收藏，故只得自己购买。我更喜欢看胡适的字，很是清秀。可惜胡适的书主要还是台湾出版得多些。

《胡适口述自传》英文版，外研究社，早年看过此书的中文本，也开始知道唐德刚其人。这次看到英文本，感觉甚好。正好，前些时候读罢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的英文版“口述自传”，英文过于浅显，因专业内容不是太熟，所获不丰。

《胡适英文文存》，周质平编。外研社编。三本。胡适留学海外多年，还出任过驻美大使，英文亦佳。台湾还出版过胡适的未刊英文文存，本院资料室有藏。

8月19日与20日，两次到中山公园书市里看了看。周六出得比较迟，看了一会就碰上了雨，好多年都没碰上这种事了。因为没逛全，周日只得再出门看看。所购图书有：

《品花宝鉴》两册。上海古籍版。明清两朝，这种艳书很多，也很时髦。早年求学时，有些治古代文学的学生多爱阅读此类图书，本人当时因恶补专业图书，也懒得收藏与阅读这类读物。

《唐诗选》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版，余冠英负责编选，陈友琴、乔象钟、王水照、钱钟书等参与编写。1978年版。旧年图书，现在收藏起来，有点文物价值了。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前这是全国各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本人以前也买过，但被人借走了。现购得数册。其中有两册还是1962年版的。用纸肯定很差，因为当时是大饥荒时期。

《史记选译》下册，北京卫戌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1976年版，中华书局。文革时期出书，兴这个，让军队、工厂派什么军宣队与工宣队来领导管理大学，领导教授们编点图书。

外研社出版《古代散文选》与《老舍小说选》，中英文对照。

袁行霈先生著《学问的气象》，新世界出版社。袁先生是大学者，北大终身教授，还兼某民主党派主席吧。作为知名教授的袁先生，很少有应景之作，很少著述非学术性文章。本人从本校图书馆里查了查，袁先生的学术著作也很少。但不可否认，袁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界的顶尖级学人。袁先生视学术为生命，是个值得读书人尊重的老辈学人。

另外，本人好几次到本市两家大书店浏览图书，用小本子记录了一些可资日后阅读的书。谈几点逛济南国有书店的印象。

东图竟然撤了“文学理论”专栏的图书，理论书没人看了？我不知道。

泉城路书店图书比较全，但与东图一样，不知为何时不时地更换图书门类所在具体位置，如，教育学图书，去年放在这，今年则换了地方。东图则更是换个不停，时常改换门庭。

东图进了许多种凤凰卫视版的“凤凰大视野”光盘，广东翻印的，但定价在八十元左右，实在索价太高。

泉城路书店里的电脑查书很麻烦，不能自助，必须要在工作人员输入密码才能上网查阅。完全是为了工作人员方便。

所以，国营书店如此办下去，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来光顾此地。近年来，本人也只是一年到国有书店去过两三次，并不是为了买书，主要是查书记下书名，然后再从图书馆借阅或从网上买。

下面所列是从书店里抄录下来的一些图书，本人对这些书的内容或许会有点兴趣。

《天演论》，严复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莎士比亚全集》，译文出版社，88元。

《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快乐的科学》、《柏拉图对话录》，中央编译，英文版。

《蒋经国自述：向历史交代》，华夏出版社。国人从蒋氏文集中选录。

《钱钟书集》，10册，998元。

《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530元，36本。

《岁月台湾》，秦风编，广西师大版。

《余光中对话录》，梁笑梅著，人民日报版。

《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杨绍军著，社科文献版，讲西南联大的。19元。

《书文化九讲》，来新夏著，三晋出版社，49元。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李欧梵季进对谈录》，人民日报版。

《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53元。

《石峻文脉》，华夏出版社，59元。

《会通中印西 汤用彤》，东方出版公司。

《读书的风景》，陈平原，北大版，38元。

《人文三讲》，李欧梵，人大版，38元。

《纸年轮》，张冠生著，38元。

《周炳琳文集》，张友仁编，北大版，58元。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郭震旦，商务，34元。

《坎坷半生唯嗜书》，王学泰著，34元。

《书话文存》，商务。

《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刘洪涛著，商务。

《英国文化研究》，黄卓越著，三联，45元。

《欧风欧雨》，关遇谦著，三联，35元。

《不掇集》，来新夏著，商务，56元。

《东西流水终相逢》，张西平著，35元。

《华岗》，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二集，徐畅著，山东教育版。

《飞阅美国》，朋星著，山东画报版。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赵秀福译，北大版，24元。

《那时的文化界》，陈明远，山西，36元。

《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刘康著，杨建刚等译，北大版，30元。

《审美现代性》，陈定家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林旧事》，蔡美彪著，中华书局，29元。

《时代人物各风流》，韦政通著，中华书局，34元。

《学林漫录》，中华书局。

《老报人的故事》，夏和顺著，花城出版社，38元。

《所忆 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9。8元。

《现代学人谜案》，散木著，金城出版社，25元。

《与之言集》，钟叔河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9。8元。

《文人的骨气与底气》，王家声，世界知识出版社。

《知识人》，李怀宇著，漓江版。

《呼喊与耳语之间》，林贤治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旧时月色 俞平伯》，韦柰著。

《孙大雨评传》，黄健著，中国社会科学版。

《走近胡适》，姜异新著，中国文史出版社，45元。

《百年风度》，张昌华著，广西师大版。

《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陆昕著，人民文学版。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耿云志著，中华书局，28元。

《学者吴小如》，北大版，42元。

《北大洋先生》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译文，20元。

《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28元。

《大学之魂 民国老校长》，智效民著，中国华侨出版社，32元。

《曾昭轮评传》。

《洒旗风雅》，台静农著。

《枕边书与床头灯》，高健译。上海译文版。

《高悬的画布》，陆建德著，三联版。

《云深不知处》，杨牧之著，三联。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黄进兴著。

《传统与现代》，陈来著，三联。

《访问 十五个有想法的人》，梁文道著。

《清溪水慢慢流》，乐黛云著，东方出版中心。

《汤一介传》，李娟娟，山西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勇气与卓识 马寅初的一生》，邓如荣，人民文学出版社。

《民国风华 我的父亲黎锦晖》，团结出版社。

《夏承焘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

《悠悠岁月 与先生吕同六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往事随记 上代和我的故事》，王勤谟著。

《清华百年演义》，李子迟著，济南出版社。

《延伸的墨迹》，清华77级，清华大学出版社。

《百年清华百年外文》，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回忆录 》，司徒雷登著。英文版。中央编译。

《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形成》，彭发胜著。

《翻译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译家谈 上海翻译家协会二十五周年文萃》，上海译文出版社。

何炳棣：我与胡适的交往

　　我初瞻适之先生风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点是纽约曼哈顿东城华美协进社。那时我们同船来美的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十二街码头登陆之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纽约接洽或更改入学事。只有我一人早已决定进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及西欧史的博士学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会中，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谈是1946年三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开演讲的邀请之后，注册课的外籍学生顾问就选了我作为学生四人小组的成员，届时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发问。那时哥大校董会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帅迟早会接受哥大校长的职位，所以一时没有校长。胡先生演讲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长。这位主人坐在长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对着他的上端，右手旁是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NathanielPeiffer，左手边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问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华，生在天津，曾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何炳松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谈到金华南宋时人文之盛，“试看现存的《金华丛书》多么了不起。”我回答说：“金华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变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问我：“何以三等?”我说：“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杭、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多半几代前已经落籍，我们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给徽州方、郑诸姓。”胡先生顺口作一案语：“看你虽在北方长大，对乡土的情形还是相当清楚的。”

　　初次交谈中我最大胆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我说：“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eiffer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

　　当晚胡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第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新形势。指出最可虑的是苏联势力的膨胀及其可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他完全不带讲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演讲中只有一个过于大意之处，他曾以一个小孩作比喻，说他爱吃糖(sugar)，一、两秒之后马上就自我纠正，说：“对不起，应该是糖果(candy)。”这场演讲内容平平，略近宣传，但胡先生态度极其自然，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我惟一的一次在纽约胡府吃饭是1952年六月五日。那时我已完成哥大英国史的博士论文，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四年书，并且已经得到温古华侨领们的允诺，秋间可以完成五千元筹购中文图书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次晚饭前后，我们的谈话大体上是围绕着我当时所作的研究——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及商业资本。这可能是他和我之间惟一一次有真正共同兴趣的学术谈话。主题谈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对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是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这时他和我对大陆上的院校改组计划都还不知其详，但是胡先生的话，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五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作客六日(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籽西瓜。

　　我虽然在胡寓原则上作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访问史语所和台大等处的旧师友，结识新学人，被迫在台大公开演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此外还要在圣诞前夕去台中东海大学探视杨绍震学长。记得当晚露天盒餐，睡时发烧。翌晨(圣诞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节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飞回温古华报告完成洽购图书任务。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会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长谈机会。但有三点，我永不能忘。一、我在港澳每天海鲜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泻肚。由于胡先生习惯于夜静写作，听见我夜间的动静，第二天早晨亲到厨房嘱咐他最依赖的徽州厨子为我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泻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纤维。从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极度细心。二、某晚稍闲，我问他说：“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他沉思片刻，说这估计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三、某日上午九日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和傍晚，地点是他纽约的公寓。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务是代表加拿大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即《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主要统计部分)一文。唐德刚兄在机场接我，一见到我就说胡先生向他留了话，叫我在哥大旅舍订了房间之后，马上就给胡先生打电话。我当然照办，胡先生在电话里说：“这次要你小破费，不要搭地下铁，马上坐计程车尽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

　　我赶到之后，第一句告诉胡先生的话就是：中共原定派遣三百多人的大代表团临时取消了，所有八月初与会的汉学家们马上就知道中苏关系严重地恶化了。我随即摘要讲述我对苏联的正面、特别是负面的种种印象，胡先生兴致极浓，不觉已占去至少半个钟头。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璠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prose writer,how can he too lousy apoet?!〔既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

　　胡先生接着说：“今天谈得非常高兴，我答应给你写字已好多年了，现在请你磨墨吧。”他于是很用心地给我写了每字寸半见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迹字体很少有这样大的。

　　写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阔天空，谈兴甚浓。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来伸腰，我也随着站起。他突然问我：“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对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间的问题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

　　没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馆。她说纽约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与胡先生谈了足足三个钟头，虽亟望能请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顿晚餐，也不能不为胡先生体力着想，就此告别了。不料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谈话。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社(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有隐痛。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为存真，逐条忆录先生原来语句，随之以笔者的补充和诠释。

　　“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笔者案：这显然只是针对着《墨子》“尚同”等章而发的。意思是墨子坚持只能以圣王的意志为全民意志，个人是不能有一己的意志的，人民只能绝对服从最高领导的意志。

　　“陈寅恪就是记性好。”

　　笔者案：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所有陈师这不可及处仅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内心中是如何自负，语言中如何不肯承认其他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笔者案：胡先生每喜戏谑，这话在1958-1959年同我说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八月下旬何廉先生为我饯别的晚餐时当着几位太太面笑着说的。妙在太太们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无人接话。但这轶事却很好地解说马老生命力之强，能活到百岁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爱之处是他到老都还保留了一些顽童以明知故犯为乐的痕迹。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请，不但出于至诚并且对我不是经济负担，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几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楼吃午饭。这家饭馆韩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红烧活鲤鱼、炸虾球、酸辣汤、锅贴等等都极可口。不止一次饭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今天吃的谈的都很开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支烟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烟十分轻松的情绪中，胡先生把领带翻过来给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五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五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这个小秘密似乎从未曾刊印过。

　　此外，从胡先生长公子祖望先生获悉适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弥足珍惜。祖望在南开中学比我晚两班，当时未曾交谈过。六十年代前半，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朱晋康先生是我温古华的老朋友，又是祖望华府近郊的邻居。祖望那时是大使馆经济专员。1962年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国会图书馆短期搜集史料，祖望两度邀我晚饭后到他寓所，同享当地名产半软壳的海螃蟹。

　　祖望证实了胡先生对国画的爱好，并提到胡先生与徐悲鸿很不寻常的交谊。七七抗战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作过几个月的客人。徐经常画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给你们小孩子拿去玩吧。”祖望以未经心收藏为憾。胡先生喜爱齐白石的画和与这老画家的交谊是屡见著录的。但胡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并没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画。祖望手头仅存有齐氏大型仕女册页四帧，笔力遒劲、色墨和谐(青头皮极醒目)、构图精简、生趣盎然，为坊间极为罕见之最珍品。

　　记得一次我告诉祖望，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一文。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听了之后，不由地指出世上确有不少笨伯认为适之先生是终身惧内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请问那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追忆适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见于著录的，一位保守硕学的史家，对他经常的“骂”。我1937年-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算是清华大学毕业，拿到一年哈佛燕京奖学金，所以1938年-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了一年研究生。曾旁听一门邓之诚(文如)先生的课。邓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之诚先生是在云南长大的。他最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据说，每课每学期他要这样骂一次。至于邓氏仪式般骂胡是出自白话文运动，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证(如《红梦楼》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扎记而不明言，尚待有闲详考。

　　结束这篇回忆，必须征引唐德刚《胡适杂记》119页：“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德刚与我在五十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从我这篇回忆里，很显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对他再三的建议——搞历史必须借镜西洋史的观点、方法、选题、综合，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有时甚至自然科学的工具。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摘自《读史阅世六十年·海外篇》)

据新华社上海９月５日电记者从上海瑞金医院获悉，著名散文家、藏书家、一代报人黄裳５日晚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９３岁。

黄裳生于１９１９年，祖籍山东，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就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他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他学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当代散文大家”，晚年更以藏书、评书、品书著称于上海文坛。

博主附言：黄裳先生，书话写作高手，于藏书界素负雅望。本人藏书限于现代，于古籍不得入其门径，故完全茫然于黄先生所钻研领域。尝见过黄先生赠书题字，方知先生古道心肠，益发增添敬仰之情。今老人仙逝，神州痛失一读书人，一爱书老人，后辈藏书人、书话作者痛失一领路前辈，天地为之一恸，学人为之同悼。

　　亲爱的全国同胞：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仪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迫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诚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已化为“神龙”了，唯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疮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意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和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中华民 国廿四年十二月

题记：此“告全国民众书”由清华学生蒋南翔（1932年入清华中文系求学。解放后任清华校长、教育部长）在抗日救亡运动前夜写就，刊登在《怒吼吧，中国》上。此时蒋年方21岁，任《清华周刊》主编。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许多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非常聪明，才华卓著。如姚克广（姚依林，史学家何炳棣称其英文极佳）、徐高阮（徐芸书，元老派老党员，但主张无条件统一于“国民党”而被共主党除名）、魏蓁一（韦君宜，家境极其优越，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晚年著《思痛录》反思其怪异人生经历）、蒋弗华（著名史学家赵俪生认为，蒋是赵一生中所见过的“是同学中少见的人才，是人类中一个花朵”，赵一辈子“似乎未曾以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陆璀（爱德加·斯诺将她的照片与事迹传播到西方世界，陆被斯诺称作“中国的贞德”，是一二九运动的偶像与形象代表，后来陆与饶漱石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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