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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言水浒
第四章生辰纲
一 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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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山东菏泽郓城县的东北，有一条叫做宋金河的河流。河的东岸，有一个叫做七里铺村的村子，古称“东溪村”。有人说，九百年前，一个叫晁盖的人就住在那里。
那时候，山东还叫做京东东路，宋金河还叫广济河。同样，东溪村的正式名称也不叫东溪村，而是“东溪都保”。读过王安石先生《畿县保甲条例颁行》的朋友应该知道，“都保”是保甲制的术语，大宋的基层行政单位。王安石先生指出，保甲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除了可以强兵，还能减少民变——保正由村民推选，必然会爱民如子[1]。北宋末年，晁盖就是东溪的保正。
施耐庵说，晁盖曾经把一座镇妖宝塔从河对岸搬了过来，因此人称“托塔天王”。这当然是艺术加工，意思大概是说此人早年干过房地产。施耐庵还说，晁盖四五十的人了也不娶妻室，一天到晚练武打熬身体。这样看来，此人板上钉钉是个老玻璃。我觉得这两条都是靠谱的。
有人认为，大宋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是反动的封建皇帝伙同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百姓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高度先进的土地所有制，先进到农民主动把土地拿出来求着别人兼并的程度。原因如下：在大宋，当个有钱的老百姓不容易。只要你不是官，越是老老实实挣来的钱越容易出事。
比如说，在北宋前期，朝廷把农村人口按照田地的多少分成九等，越是上等户承担的徭役越多[2]——当然，徭役也不是都不好，比如说收公粮就很好，但是这样的美差轮不到你——轮到百姓头上的都是些交赞助费、搭桥修路之类的活，总之不把你重新折腾成穷人衙门不肯罢休。
这样一来，土地就像伪钞一样烫手，谁手里有都要急不可耐地抛出去。很多人干脆把地契挂靠（不是真卖，而是改改田契上的所有人名字，每年给点好处费）到不怕徭役的人家，图个无地一身轻。这种人家一般来说就是村长，他们要么人丁兴旺不缺劳动力，要么财大气粗可以雇人服役。
这种办法在宋代农村流行一时，流行到了你不把地契交给村长就混不下去的地步——村里总是要有人服徭役，你不把地给村长，不让你去让谁去？久而久之，大宋的土地就集中在村长的手里。太宗皇帝曾对这种情况大加赞赏，他指出，村长所有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标志着《礼记》中记载的土地公有的大同社会已经在大宋土地上成功建成。
然而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实施之后，形势又是一变——房地产业忽然大热，土地开始值钱了，一小块都能卖上天价。不难看出，假如有人能在这两个时期之交当上村长，发财是件很容易的事。晁盖就是这么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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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当个村干部需要什么条件不得而知，但在北宋末年，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胆子大。朝廷想打开农村变法的新局面，因此需要天不怕地不怕的领头羊。而晁盖就是这么个胆大包天的家伙。这不仅表现在他敢把实际上属于别人的土地卖掉，更表现在善后处理上。
东溪村的假佃户们晚上收工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到了田边，就发现地里摆上了一座石塔。这是那时候的一种地标，类似“前方施工请绕行”，表明这块地已经卖了——“托塔天王”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刁民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成群结队地去找晁盖理论，但是谁也没有成功。
首先，晁盖是个练家子，力大过人，搬动宝塔不敢说，举个上百斤的石头还是没问题的。佃户们来到晁家门口，看见有人哆哆嗦嗦举着个磨盘站在那里，看样子随时可能坚持不住，把石头随便朝谁头上扔过来，大部分吓得话都不敢说就跑了。
当然大宋的百姓也不都是胆小鬼，应该还有些人能算得出一群人的战斗力怎么也比一块石头高些。但是不要忘了，晁盖还是个远近闻名的同性恋——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此人真名早已不可考，现在这个名字是从英文文献转译回来的：比如说，Chao Gay——这下一般人是不敢动他了。由于证明同性恋不是导致艾滋病的直接原因要等到20世纪末，他还可以守上将近一千年。
如果还有人要地不要命，坚持纠缠下去，晁盖也不是无计可施。在王安石相公的计划里，大宋的保甲是个准军事组织，保长被允许蓄养民兵（也就是施大爷说的“庄客”）。这些人半脱产训练，随时准备上前线去揍辽国人。假如揍辽国人实在够不着，大家就听保正的号令，他说揍谁就揍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总之，只要晁盖放下磨盘打个呼哨，民兵们就一拥而上，把这些刁民痛打一顿，扔进小黑屋关一阵子。
当然，晁盖胆子再大，也不敢随随便便把人弄死。于是这些刁民从黑监狱出来之后，纷纷收拾行装，去东京京控了。直到大宋灭亡，他们一个都没有回来。
晁盖就这样成了东溪村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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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描述容易让人觉得晁盖是个靠蛮力吃饭的恶霸，这是不对的。其实他能文能武。由于家境不错，他上过各种学校，虽然从没毕业过，但也不是没学到东西。此人说起话来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还能作两首歪诗。人们经常看到他背着手，面对被石灰渣子填成建筑工地的农田高声吟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白茫茫一片真个干净！
当然了，人无完人。晁盖为人有个小小的瑕疵，使得整个东溪村都对他退避三舍——那就是啰嗦。村里的老人们说，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废话篓子，既不知道自己讲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每一句话已经重复了多少遍。见了面一句“吃了吗”能问半个时辰：“哦，吃了，那孩子呢？哦，也吃了？那孩儿他娘呢？……”虽然总的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一点在开会时就非常可怕。
熙宁年间，上面命令核查土地，说是要揪出一小撮侵吞土地的反变法劣绅。晁盖作为保正要努力让大家相信只要斗倒了村里的地主，日子就会越过越好。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所谓的劣绅都是以前的京官，素有威望；再说那时候全村村民都能续上亲戚，地主没准就是自己的亲家姨夫，斗倒了他日子会不会变好不敢说，老婆的态度肯定是会越变越差的。
但晁盖居然成功了——他召开的全村村民大会共持续了八天，还不准私自退席。晁盖最爱用的一句话是“变法不是请客吃饭”，那次会上也不知说了多少遍，反正很多人多年以后一听这句话就要打摆子。最后大家终于明白，今天要是不支持变法就真的别想吃饭了，于是顺利地选出了几个变法对象。
不过说句公道话，晁盖也有不啰嗦的时候。比如后来元祐党得势，下令退还分掉的田产，那次他就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过。这个罕见的历史场面据说是这样的：晁盖把所有正在田间地头接受劳改的前地主们都叫到都保委员会，手里捏着县里的公文，背着手在前台走了好几个来回，脸憋得通红，终于说：“问题搞清楚了。地都还给你们。我做自我批评。”他的发言就这么完了。
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说，当晁盖黑着脸下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下去喝水了，没想到会就这么散了，无不感到万分惊讶，以至于对他发言的内容都没什么印象。但晁盖自己却记得清楚无比。后来元祐奸党们开会想批判他的时候，他总是双手一摊：自我批评都作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然后就讲一通“工作中不能面面俱到”、“矫枉难免过正”之类的东西，让人头疼不已，会都开不下去。最后人家直接宣布：这个事不追究了，但是保长要重新选举。
晁盖的第一次政治生涯是这么结束的：他在竞选中得了零票。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意外——就算放在今天，光是同性恋这一条他在大多数国家政坛也没法混。但晁盖却不是这么看的。他上了一股邪火，认定自己中了别人的阴谋诡计，不但当场破口大骂，还写了不少大字报式的传单，对政敌疯狂攻击，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据说，晁盖一直保存着这些文章，反复修改，直到逝世前还拿出来让秘书读给他听，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认识晁盖的人都知道，这人心胸不是很宽广，屁大的一点事他能记恨二十多年。假如他一直在落选的愤怒中生活下去，恐怕没几年就会被活活气死。好在后来老太后病逝，哲宗皇帝亲政，重倡变法，晁盖又成了保正。他的对头们都被打成了元祐派，按照晁盖的意见发配到海南岛去了。应该说这个措施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后来风向又几度倒来倒去，只是由于海南太远，这些倒霉蛋每次都是还没走回来就又被发配回去，于是晁盖的位子就坐稳了。
二 吴用
1
北宋末年，吴用也住在东溪村。跟施耐庵的记载不同，政和年间他已经五十多岁，没到白发苍苍的程度也差不多了。我们知道在那时候白发是身份和道德的象征，但吴用却很不喜欢，自己把它染黑了。需要说明的是那年头染发油很贵，他用的是墨水。而吴用是个节俭的人，家里墨水都是从单位里拿的，大部分都放过期了。拿这东西浇在头上之后，每次路过村里的厕所都能听见“嗡”的一声，里面所有的苍蝇都撇家舍业地朝他扑来。
吴用坚持染了一个月的发，虽然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但却提前体会到了埋在地下三年的感觉（老招虫子），于是也就放弃了。后来他又听人说只要精神面貌保持年轻，也就算年轻人。这话很合他心意，因为他一向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那以后就更乐观了，整天咧着大嘴笑呵呵的，时间长了整排上牙都往外呲着。
吴用这么费尽苦心地否认自己老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这辈子绝不应该就这样结束，应该还能干一番大事业才对。这话不是没有根据。首先，吴用上过学，参加过科举，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此外他还是村里唯一订阅《京报》的人。每逢朝廷有什么政策出台或者贴出黄榜告示，他就走到人群前面，从兜里掏出报纸，给大家念上两句社论，解释一番，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吴大明白”。
然而吴用却始终无法明白，自己怎么混了一辈子还走不出东溪村这个鬼地方。
看原著不认真的人往往以为，“学究”是吴用的尊称，意味着他是个有学位的人。实际上那是他的字。至于这个字是谁取的，倒也不难分析。我们上学时都应该遇到不少不幸的同学，由于父母的望子成龙而留下了终身笑柄——这些人一般都叫“X北大”、“X复旦”之类的名字。
但是叫“张大专”的还闻所未闻。
同理，“学究”在北宋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学位（是秀才的一种），我相信没有哪个父母会给孩子取这么个名字。由此可见，这个字是吴用自己取的。
这就让人无法不对吴用的心智是否健全产生怀疑：现代人可能会因为评不上副教授，就在名片上印一个头衔过过干瘾。但是只要精神正常，评审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把名字改成“教授”。
看来吴用真的是想功名想疯了。
2
吴用一直想考取的是《易经》学究，虽然没有如愿，但也不是一无所获。由于备考认真，他平时只看两种读物：《京报》和《易经》。前者到了他手里被他揣在兜里带出去遛达，碰上机会拿出来给人念两句，回家就当手纸用掉了。这样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他得了痔疮；第二，他的脑袋就成了个记忆的大粪坑，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留下。
举个简单的例子，不管朝廷决定变法、反变法、还是反反变法，布告一出来，吴用必定跳出来抚掌大笑：果然不出我所料！引来不少钦佩的目光。当然了，你要是细问到底现在跟以前的方针有什么不同，他除了一句“都很正确”以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至于《易经》，在北宋是一门显学，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名人，不管你懂不懂，都应该对此书发表点见解，要不然就有人说你的V认证是买的。经过历代大家、特别是二程、张载的解读，易学的研究终于在北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了一门连周文王复生都读不懂的学问。但是吴用认为，自己经过无数遍研读，已经参透了其中最神秘的部分。
宋人认为，易学的核心是“两与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就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什么的，跟今天的辩证法没什么两样。我们知道，辩证法是一门很难学的学问，也是门很有用的学问。说它难学，是因为要掌握里面的很多概念必须首先忘掉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比如说，村里被大水淹了，你用简单、孤立的眼光说这是坏事，就不符合辩证法——虽然局部有损失，但在整体上拉动了内需，这是两点中的重点，因此总的来说是好事；虽然眼前死了点人，但通过抗洪，全村人民更加团结了，这有利于长远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是好事。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辩证法的入门虽然还没难到“不可过，不能过”的地步，但还是极容易让人觉得脑子有毛病，在很多情况下还容易挨揍；但是正所谓“武林称雄，挥剑自宫”，付出点代价是难免的。更何况辩证法可比《葵花宝典》强多了：不用黑灯瞎火的爬起来练功，也没有走火入魔的危险；而一旦练成，世上就没有你解释不了的事，更没有你解释不对的事。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世界上每天有多少国家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兵戎相见，争的就是个最终解释权。往小里说有当年的中苏论战，险些互扔原子弹；往大里说有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从十字军时代打倒现在，还不就是为了让对方承认自己的经文说得有理吗？
但根据我的经验，太完美的东西往往都不堪大用。比如说万向轮就只能装在手推车上。尽管它有无数优点：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转弯灵活等等，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敢于在自己汽车底盘上装四个这种东西。原因很简单，正是由于它哪个方向都能应付，所以时速达到一公里就容易自己乱跑。与之类似的是，迄今为止我也没见过谁用辩证法发明出哪怕是一件能让人们活得更好的东西。
当然作为一种学说不一定要有用，但至少应该能够让人学了变聪明。从吴用的情况来看，很难说这个学说有这等功效：他屡屡考不上的“学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朱子语类》里说得很清楚：“学究科但试墨义……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也就是说，你把经书背熟，能做完形填空，就能考取，连写文章都不用，比今天马哲之类的学科难度还低。就是这么个考试，吴用居然考了半辈子都没及格，实在让人难以把他跟“智多星”这个外号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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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辩证法，吴用的看法当然与我不同。他觉得这东西无比重要，谁不懂谁就是禽兽不如。但是越这么想，他越是对现实愤愤不平。因为就连辩证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这种掌握了超级智慧的人一辈子都要为衣食发愁。
年轻的时候，由于久试不第，吴用不得不接受了村里的聘请，担任私塾教师。这个工作挣钱不是很多，但是颇受尊敬，吴用干得也很起劲，虽说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秀才。不料后来朝廷严格限制私人办学，吴用一下子陷入了窘境：想当官立学校的教师，就需要功名，他死活考不取，因此上不了编制，也就拿不到工资。好在东溪村是个贫困村，村里那点公积金买完了晁盖家每日必需的鱼翅燕窝，根本不够聘用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来教学。于是吴用又被返聘为代课教师，半死不活地靠每个月几十文钱的薪水过活。
就是从那时候起，村里的学生反映，吴老师不会笑了，而且动不动就拿戒尺抽人，尤其是喜欢抽不给送红包的学生。再加上村民们也看出来了，如今上学识字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帮家里干活，于是学生就越来越少。吴用为了糊口，只好去县里找了个临时工的活计，当起了厕评员。
吴用的这份新工作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摸着黑各个公厕乱转——倒不是有什么领导精神需要这么急着传达，而是吴用不敢让别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主要跟他写的东西内容有关：
——东溪的贫富差距大吗？我认为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东溪的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安济坊、福田院等福利机构，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尽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吴用还是赚不到钱——这一行薪水很少，大约写一条评论只能挣半文钱。多少年来，吴用每天的最大心愿就是一觉醒来，发现哪里出了大乱子——那样的话每条评论能增加到一文。因此他每晚睡觉前都祷告，乞求天下大乱。可惜事与愿违，大宋的局势跟他预期相比，实在是太稳定。领导见太平无事，就觉得花钱养吴用这样的人实属不值，把报酬减为四条一文。
要不是晁盖，吴用恐怕早就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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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晁盖是个不安分的人，要么搞运动，要么搞地皮。这两种活动老是硬干也不行，时间长了容易出事。它需要理论的支持。于是吴用的日程一下子排满了。东溪村的村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从村口大喇叭里传出来，在空中回荡：
——变法的新形势下，不能让人人都有地。
——农业用地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肥地，不然，以后地不肥就没人要了。
——广大无地农民是大宋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出于对文化人的尊重，这些言论被东溪村村民似懂非懂地接受了，晁盖的工作阻力一度大大减小。然而这份兼职给吴用带来的好处却没有那么多。首先，晁盖给钱也不多，只够他每个月买壶酒喝。相比之下还不如村民们慷慨——吴用家半夜里经常飞进砖头，可能是大家看他一把年纪还住草房子可怜他吧。
其次，宣传工作的成功反而使得吴用怀才不遇的苦闷更加恶化。每次从晁盖家出来，手里捏着那一叠薄得可怜的铜钱，他都悲伤得要掉眼泪：“我学的是经世之学啊，不是为了这点钱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同所有不甘心就这样死去的人一样，吴用经常站在村口河边，摸着一头白发，在夕阳下发出过这样的哀叹。
三 雷横朱仝
1
政和年间，住在东溪村的还有雷横和朱仝。他们俩是郓城县的马步兵都头，也就是派出所正副所长。我们知道这两人一个人称“插翅虎”，一个外号“美髯公”。作为公安干警有这样的绰号，基本上可以交代出二人平日的为人——雷横自然是手眼通天，心狠手辣，朱仝则基本上一天到晚喝得脸红脖子粗。
宋代基层民警的工作有“四大累”之说：跨路、截状、拆屋、征粮。这些事他们都要管，经常要出差。偶尔在县里，还要负责解决所里的经费问题，抓赌抓嫖，收管理费。即使闲下来，他们自己经营的赌场和香水混堂(即洗浴中心)也需要打理。因此两人在郓城县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逢年过节才有空回去。不过在雷横和朱仝的眼里，世上还有比他们哥俩更忙的人。这个人就是新任县令时文彬。
郓城县上一任县令的下场很悲惨。他不过是把县衙修成了皇宫的模样，结果被别有用心的刁民举报了。雷横和朱仝出差到东京把捅出这事的人抓了回来，结果捅了大娄子：那孙子是个礼部挂名的六品官，比县令级别还高。这事惊动了太师蔡京。一道谕旨下来，县令被人带到东京，从此下落不明。
时文彬可能是被前任的遭遇吓坏了，到任之后每天都在瞎使劲，努力地证明自己多么清正廉洁。在《水浒》第十三回，施大爷是这样描述时知县的每日活动安排的：“争田夺地，辨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有关农业用地纠纷，知县要亲自查问双方的后台；打架斗殴，他要看看伤者属于哪个帮派；干活累了，知县就会到艺术学校找几个女学员交流琴艺；当然了，谈完了艺术，他还是要做本职工作，写写大会报告什么的。
在时文彬看来，以上活动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哪怕是第三条。还是作报告万无一失。于是他几乎每天开会，做长篇讲话，打击贪墨、整顿吏风什么的一讲就是一下午，还让与会者回去写心得体会，郓城县的公务员们都烦透了。雷横和朱仝去了几次就开始随便找个借口开溜。放到以前，他们可能会告诉县太爷正确的处理方式：继续查找，直到抓到那个举报人为止。不过时文彬这孙子明显不上道，来了既没有给所里拨预算，也没有请他俩到家里吃饭，于是两人也就懒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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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彬知道雷横等人对自己不服，但是他假装没看出来。因为他知道，郓城县不管谁做县令都一样，但是假如没有这些老同志的支持，日常的工作都没法干。比如说，像今年公粮收不齐这种事，就只能求助于雷横。那天时文彬把这任务跟雷横一交代，后者当即保证：相公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就是。回到所里，雷横跟朱仝说：今晚上去收粮。老办法。你安排一下。
当天下午朱仝就招了四十多人，组成征粮队。需要说明的是征粮队只是个兼职，这些人平时都活跃在赌场、妓院或者劳教所里，但是都还保持着非常高的工作热情，听到朱仝的召唤，十分钟之内就从县城的各个角落赶来了。由于竞争很激烈，朱仝不得不进行了几轮筛选。在北宋，下乡征粮可是个美差。
那天晚上雷横带领征粮队直奔下辖乡村。不到凌晨一点，战果已经很可观了。大车里堆满了粮食、衣服和家具，队员们个个怀里揣着几只鸡，赶着几头牲口，还有人背着块门板当纪念品。
三点钟左右，雷横问朱仝：差不多了吧？
朱仝说，县里的差不多了。所里罚款指标还差点。
雷横说，那再搜搜能藏人的地方。
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话，开始蹑手蹑脚地搜查附近的庄稼地、小树林等青年男女经常私会的地方。但那天晚上他们什么也没搜着，只发现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坐在河边哭着找爹娘。雷横走近了打量了她两眼她就不哭了，哆哆嗦嗦地说：
都头叔叔，我不是卖淫的。
雷横觉得很晦气，骂了一句就走了。
一行人搜了半个时辰，来到东溪村村口。雷横突然发现有座灵官庙的庙门没关。他指着个人说：你，进去看看。那人悄悄的进去，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招了招手。雷横领着大家冲了进去。只见一个小伙子睡在供桌上，满头红发，鼾声如雷。
朱仝一脚把他从桌上踹了下来。
那人被从睡梦中摔醒，睁眼看见几十人凶神恶煞地站在面前，不知是人是鬼，吓得说不出话来。
雷横问道：你在这干吗呢？
“没……没干吗……”
“噢，那跟我走一趟吧。”
把那人五花大绑扔到车上之后，朱仝说，我看差不多了。雷横点点头：行啦，收队。走，到晁老头家吃点早饭去。大家一起叫好，又哼着小调往晁盖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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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的家是座占地很广的院子。雷横等人砸了好一会儿门，才有一个庄客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看清了是雷横，他赶忙满脸堆笑，开门迎客，自己回去报告晁盖。雷横等人还没走到堂屋门口，就看见晁盖披着棉袄快步迎了上来：
“哎呀呀这黑灯瞎火三更半夜的我正做梦呢忽然听见有人这么砸门还以为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雷都头哎呀您可好长时间不来了哟朱都头也来了这是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你们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来串门呢你看看还带这么多东西你们可真是见外了快进屋快进屋这天还挺凉的在外边站着别冻着……”
雷横开始觉得头疼，赶紧说：“路过，来看看晁保正。顺便解决顿便饭——没问题吧，爷们儿？”晁盖还想说点什么，结果被朱仝一把把嘴堵上。他只好摆摆手，示意庄客去准备酒席。雷横命令把东西存在柴房，把抓到的人也先吊在那儿，然后一块儿进屋喝酒。
要说晁盖和雷横等人的交情，估计不会像施大爷说得那么亲密，但是也不会太远。熟悉大宋官场的人都知道，不管双方身份地位差别多大，只要酒酣耳热之际，搂着膀子叫声大哥，然后暗地塞个红包，双方都会把对方看成是自己人，日后相见，也会兄弟相称。
然而水浒原著里，晁盖开口闭口称呼雷横“都头”、“大人”，这就很奇怪——要知道，虽然有若干征粮队员在旁边，但这些人无疑是雷朱的自己人，犯不着避讳。晁盖干吗这么客气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他当时心虚。
晁盖能担任东溪保正这么多年，上层的支持功不可没。在县领导看来，晁盖是个好干部：公粮从来不拖欠，村民从来不京控；州里领导视察，他主动赞助招待费；县里资金周转不开，跟他打个招呼，第二天钱就送来。这样的好干部，做了这么多工作，要什么回报吗？要，但是很少。他只要领导在选举时支持他，选出来的人不是他，就宣布选举无效。这样的好买卖，县里当然愿意做。
然而自打这个新知县时文彬就任后，县里的风声就不太对了。这段时间，郓城下辖乡镇流言纷纷不断。有人说，时文彬是个好官，证据就是他居然真的升堂审案子！有人说，居然在县城见到了多年前去京控的东溪村民！还有人说，时文彬人称“时青天”，是上面派下来治理郓城黑势力的……
晁盖自然不相信有什么青天——新官早晚会变成贪官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只是怕自己赶错了时间差：姓时的上任这么久了，既没来东溪村视察，也没在县里任何一次大会上表扬准时纳粮的好干部晁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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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陪着征粮队喝酒的时候，心里不停地翻腾；没过多久，他的肚子里也开始跟着翻腾——太紧张了，导致肠胃工作不畅。于是他就起身告退，去上厕所。由于厕所在柴房后面，雷横又没告诉他抓了个人吊在那里，因此他一推门差点被吓瘫了。
“你是谁？为什么吊在这里暗算我？！”
那人有气无力地说：我也不想吊在这里。
晁盖声音更加严厉：“那是谁指使你吊在这里的？！”
那人花了好半天才解释清楚，自己不是来暗算他的。晁盖的语气有所缓和：“你这个年轻人玩点什么不好，非要把自己吊起来。你看你看，这么晚了也不穿件衣服，着凉了会得肺炎的，就算得不了肺炎也容易拉肚子，不拉肚子腿也容易抽筋……”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抚摸那人的腿。
需要说明的是这人被吊起来之前衣服已经被征粮队的人分光了，这时全身赤条条的，晁盖这种老玻璃看了难免怦然心动。
那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大叫道：住手，老子是来找你们村的晁保正的，有要事相商，你要是认识他就帮帮我。
晁盖说，我就是晁保正，你想干什么？
那人说，算了，我想死。
晁盖觉得此人来路蹊跷，于是停止性骚扰，问道：你叫什么？
“我叫刘唐，江湖人称赤发鬼！”
晁盖略一琢磨，说你等会就说是我侄子，雷横他们就会放了你。说完了这些，他又捂着肚子直奔厕所而去。但半道里又几次折回来：
“你真的不打算穿件衣服？”
“我可不是吓唬你，真可能冻成肺炎。”
“道理都跟你讲清了，你自己不穿可不干我的事啊。”
刘唐暗暗发誓下来之后要阉了他。
根据施大爷记载，随后刘唐自称晁盖的侄子，雷横也就真的放了他。晁盖作势要打刘唐，朱仝还拦住他说误会误会，大侄子晚上在破庙里睡觉，我们就给当盲流抓起来了，给足了他面子。晁盖连忙道谢，又塞了几贯钱，雷横客气了两句，然后收下钱带队走了。
雷横一出门，刘唐长舒一口气，一捋头发，先一拳把正在抚摸自己后背的晁盖打倒在地，然后冲着门外骂道：“我靠，走狗！要不是老子被绑着早就把你废了！”
话音刚落雷横就走了进来。刘唐吓得脸都青了。
幸运的是雷横嘴里念叨着“钥匙忘拿了”，急匆匆进了屋，又急匆匆走了出来。看见晁盖坐在地上，雷横还问：爷们儿这是怎么了？
晁盖忙解释说，舅甥相见，太激动了。说罢又扑上去抱住刘唐的腿。
雷横说那就不耽误你们了，大侄子回见啊。
四 刘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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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把刘唐请进客厅，开始问他家住哪里，文化程度如何，有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等。刘唐回答了将近半个时辰之后终于忍不住说：“我找你真的是有要事，咱能不能抓紧谈谈？”晁盖对他打断自己说话很不满：“年轻人不要这么性急嘛，我本来打算问完下个问题就谈正事的。既然你这么说，那咱就——不过我还是得说你两句，作为晚辈，一定要注意礼貌，我们应当经常地检讨自己的态度，在检讨中推广讲礼仪的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然而刘唐压根没兴趣听，高声打断了晁盖的话：“是大宋人你就听我说！”
施大爷说，刘唐祖籍东潞州，目前居无定所，是个江湖人士。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宋代根本没有“东潞”这个区划，只有潞州（在今天的山西长治）。因此“东潞”应该是个机构的名称——比如说，是个学校名。按照这种说法，刘唐并不是个江湖中人，他家境清白，还上过学。
其次，作为一个纯种汉人，刘唐拥有“赤发鬼”这么个外号，有点莫名其妙。施大爷解释说是朱砂痣，但是这玩意一般长在脸上，跟头发没关系。实际情况是，刘唐的红发是自己染的。他挑出五绺毛发，染成了大宋的颜色——红色——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说起刘唐的爱国热情，人人都要挑大拇指。当年在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多次参加反辽游行行动，后来还带人砸毁了大汉奸杨业的纪念碑。“赤发鬼”之名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厕里被广泛传扬。当然，在辉煌的背后，刘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某日他发现有一对母女身穿胡装，在庙会乱逛，就义愤填膺地上去给了这俩卖国娘们一人一耳光。事后不幸发现，人家本身真是辽国人。于是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由于刘唐的特殊背景，他说起话来与众不同。那天他上来就问晁盖：晁保正，我问你，在你心里谁的利益最高？
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晁盖嘴上说的还是标准答案：民为贵，社稷次之……
“呸！”刘唐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国家！当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了国家，百姓还能活吗？晁保正你也是一方豪杰，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呢？”
刘唐的一番慷慨陈词使晁盖目瞪口呆——很多年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了。他的庄客可没含糊，一拥而上把刘唐压在地上，然后抬头问晁盖：杀不杀？
晁盖略一寻思，摇了摇头。
“我给你讲啊，这个爱国，不分身份地位，是人就该爱国。”刘唐站起来之后，态度谦虚了很多，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哪年哪年，东京一个太学生，骂人不吐脏字羞辱契丹使者，捍我国威，多么爱国；哪年哪年，东京某著名戏子，去辽国演出拒绝唱契丹语剧目，多么爱国；哪年哪年，东京一个妓女，拒接辽国嫖客，多么爱国……
仔细观察一下，刘唐例子中的主人公社会地位不断降低，估计再说下去就要以“东京有条狗拒食进口饲料”开头了。
2
从前文中不难看出，刘唐跟史进有点像：都是离开校园不久的学生，而且混得都不怎么样。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史进承认这一点，而刘唐宁死也不会承认。原因如下：史进嘴上骂自己没用，但心里还是比较自信的。他年少启蒙，久负神童之名，成功进入了最高学府，因此至少在智力上没什么遗憾；虽说就业不太理想，但他可以把怨气撒在社会头上。
刘唐就不同了。他的专业不够好，是个学《易经》的。更悲剧的是，东潞学堂本身也不过是个野鸡专科艺院，还是研究怎么挖煤的。作为一个矿院的马列系肄业生，他在个人境遇这个问题上没法像史进那么洒脱。
知道了以上事实，我们就不难想像，刘唐其实骨子里极端自卑——整天把“狗不嫌家贫”挂在嘴边，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长时间的自卑可能会引发各种精神疾病。妄想症就是其中之一。刘唐的症状持续多年，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经不满足于否定自己倒霉，甚至开始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个幸运儿，生活在天堂里。
那天他面对晁盖定下了爱国无罪的调子，就开始描绘大宋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祖国：大宋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文明发达，政通人和；在内政上，朝廷高瞻远瞩，积极扶持朝阳产业，开发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尖端科技。朝廷还识破了国外反宋势力的奸计，成功地用增发货币的方式赢得了金融战争的主动权。
在军事上，大宋的军队战斗力继续保持天下第一。当年禁军在肇国之初就取得了澶渊大捷，重创辽国精锐。萧太后签完《澶渊停战协议》，出门就一个趔趄摔倒在台阶上，哀叹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现如今，我国的步人甲、神臂弓、床子弩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第五代杂交战马更是使辽国人五雷轰顶、闻风丧胆。在外交上，大宋继续韬光养晦，算无遗策，一次次让辽国和西夏在外交上吃了哑巴亏，军事上吃了哑巴亏，谍报上吃了哑巴亏……同样因为这些都是哑巴亏，所以相关史实你只能听他讲，在任何书上都查不到。
相比之下，辽国就惨了。这个昔日的超级大国日暮西山，国内矛盾重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你先打住，”晁盖此时插嘴了。他以前去过辽国跑生意，前几年还公款去故地重游了一次，“我看着辽国人生活得还不错啊，顿顿吃牛羊肉，地广人稀，房子也便宜……再说你说辽国没落了，也不太准确吧——他要是真那么衰弱，咱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他送岁币呢？在讲话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一个是主观臆测的路线。年轻人你应该记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个……”
“哈哈哈”，刘唐忽然干笑了几声，“谁跟你说的？是谁？我跟你说，现在造谣的人太多了。汉奸太多！”刘唐指出，辽国人的生活水平是靠长期对外扩张侵略得来的，不值得羡慕。再说吃肉多了不健康，还是咱们逢年过节才吃肉的生活习惯合理。另外辽国人的房子不过是些帐篷，帐篷外面的草地那么大，是他们落后的畜牧经济决定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何况他们还要交“草场税”，远不如咱们无房一身轻的日子逍遥自在。
认识刘唐的人都知道，此人张口不出三句，必定会说：“生在大宋，真是莫大的幸运啊——辽国人日子过得有多苦，你是不知道啊！”这也不奇怪。作为一个肄业加无业人员，他面临的人生抉择是这样的：要么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加窝囊废，要么去证明别人——尤其是外国人——过得跟自己一样差。
刘唐当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一旦选择前者，很难不去自杀。
“至于岁币——那叫岁赐！如今咱们的经济实力，天下谁能比肩？咱们看契丹狗可怜，赐给他们的。这样一来，咱们就成了契丹的债主了。这一手高明啊——他们忙活来忙活去，成了给咱们大宋打工……”
说句公道话，刘唐对现实生活还是有点期望的。他把国家当成了亲儿子，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殷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身上。首先，刘唐期盼着大宋越来越富强，最好富裕到他一辈子这样不务正业都不会被饿死的程度；其次，他还在筹划着在有生之年出国旅游一次，把今天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嘲笑和蔑视一股脑倾斜到外国穷逼身上。刘唐还希望着，哪天大宋强大了会对外开战，他说不定能跟着掺和一下，混成绝世名将；最不济也能当个驻外占领军，关照一下当地的花姑娘，也算不枉此生……
4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饶是晁盖啰嗦成性，都觉得这人话太多了。
“总之，如今咱们大宋飞速崛起，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周边的国家也看出来了，什么高丽突厥吐蕃大理之类的，都拼了命地讨好咱们。这就有人眼红了，害怕了——你知道大宋的大敌是谁？”
晁盖点头。
“当然是辽狗！”
晁盖摇头。他的意见是前村委会那几个人。但刘唐已经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看不到否定回答。
此人说话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每个国家在他嘴里都有外号，一旦他激动起来，你听不见他好好地跟你说个国名：“小辫子（指辽国人）坏啊！虽说秃狗（指西夏）也坏，但还是坏不过契丹狗！”
然后他开始列举一些历史上契丹人烧杀抢掠的恶行：某年某月某日，契丹人入侵，杀死我男同胞三万万，强奸女同胞两万万，强奸完了又剖腹、刀割、火烧，活埋……刘唐嘴角流涎绘声绘色地描述这女同胞的遭遇，一直讲到发现自己勃起了才赶紧打住。
“总之，此仇必报！一定要杀进上京！屠尽辽狗！怎么，你觉得遥遥无期？我告诉你，快了！我跟你说啊，别看辫子狗凶神恶煞，其实没什么可怕的！知道为什么吗？东京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辽狗平均智商比大宋低一半！小辫子傻啊，每年在雄州霸州，咱们的假货他们还当真货买；前年来领岁赐，咱们送他一套编钟，丫还笑纳了。哈哈，送钟都不知道，真是弱智民族……”
晁盖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好笑的。但是刘唐笑出了眼泪。笑完了，他把脸一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契丹狗为了遏制我们崛起，无不用其极！他联合西夏，对我国进行打压！联合突厥，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他收买了无数毫无廉耻的宋奸、坑特，来大宋渗透，收买，造谣！形势很严峻啊！稍不留神大宋就可能会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上！”
刘唐本来期望着晁盖能关切地问一声“我们该怎么办？”，他也好顺杆继续讲下去。但是晁盖一言不发，张着大嘴发愣。这也不能怪晁盖。刘唐这种人说话逻辑跳跃性很大。晁盖当时正忙着消化一些关键性的悖论：
——辽国人不是傻吗？怎么忽然又能想出这么多毒计来？
——我们不是天下第一吗？怎么说话就到灭亡的边缘了呢？
——我们不是得道多助吗？辽国人不是失道寡助吗？怎么周边四邻都配合着辽国人包围我们呢？
5
假如晁盖就这些问题请教刘唐，恐怕后者自己也解释不清楚。说实在的，刘唐的历史知识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那本大宋钦定的历史教材，上面除了部分日期是真的，其他基本上每个字都是假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论坛。大宋的每个公厕进门靠左都有几个固定的粪坑，专门登载有关国际形势的消息。刘唐就是这些坑位的常客。
一般来说，这些板块的上半部分是讨论军事的，顺带着说点历史。里面的帖子写得篇幅很长，内容丰富，从“大宋是两万年文明古国”到“契丹重骑兵是历史上最无用的兵种”，无所不包。此类帖子刘唐当然看不完——虽说这人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一看字数超过一百的文章，就表现得如同日理万机的大人物，匆匆浏览个标题就算了。
这类板块的下半部分是时政版。把那里的文章粗看一遍之后，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对辽国这个国家产生同情：
——东京突然出手震晕辽国！
——辽国惊了！
——辽国傻了！
——辽国大惊失色！
——辽国号啕大哭！
——辽国恼羞成怒！
——辽国狗急跳墙！
……
我觉得混这种粪坑，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分辨出哪个帖子自己看过哪个没看过。
假如你劝刘唐把混公厕、搞游行的时间用来找份体力活干着，他是不会听从的。混到这个岁数，唯一还把他当人看的地方就是论坛了。在那里，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学识，也不需要简历和毕业证，只要你高呼爱国，叫唤得比别人响，就能得到认可。
粪坑是他唯一的精神家园。
6
晁盖思索了好半天，虽说依然没有理顺逻辑，但是对刘唐的身份有了一个初步判断：他可能是个推销军队债券的，于是连忙声明：今年家里收成不好，亏了不少钱，恐怕不能支援国防了；不过如果壮士真要去投军，倒是可以赞助一部分路费，或者写封介绍信。
但刘唐当即表示，参军报国当然高尚，但是自己体格瘦弱，恐怕难以胜任。更何况作为平民百姓也可以报效国家。
“那就是抵制辽货！”
要说刘唐在公厕里什么也没学到，是不公平的。最起码各方面术语他收集了不少，整天感觉自己学富五车：“众所周知，辽国每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来自对我国的出口，假如大宋百姓都不买辽国货，他们的景气指数就会连月以超过百分之十三的速度递减，这样一来，年底前，辽国将有一半人口失业……”
刘唐指出，只要坚持抵制数年，辽国必生民变，我们就可以趁机灭了这个番邦，搞它个“上京大屠杀”什么的。所以，抵制辽货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但是，”说到这里，刘唐的五官因为气愤而扭曲了，“有些人生来崇洋媚外！看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买辽国人的东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民族败类，大名府的狗官梁世杰就是一个！！！”
晁盖虽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还是条件反射似地说了一句：要相信领导干部嘛……
刘唐的声调陡然提高了八度：“他们算什么领导？！汉奸！民族败类！！滚他妈的！去他妈的！X他妈的！！”
刘唐这样的青年，在大宋为数不少。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有分歧的。推崇的叫他们“清流”，不屑的称之为“青流”（青年流氓）。不管如何称呼，“不善讲理”是这些青年的一个共同特征。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青流们有个逻辑，认为世上只有大宋人是人，其他国家的人都是畜生；你敢说大宋不好，就证明你是畜生。跟畜生还用讲理吗？
第二，他们大都涉世不深，一事无成，身无长物，所以一般都是处男。以刘唐为例，他今年25了还没开荤，满身的精力无处发泄，憋出一脸青春痘。因此，跟讲理比起来，他们更喜欢嘴上说一些跟性交有关的词，作为一种替代发泄方式。
第三，刘唐说起跟爱国有关的话题时，感觉脑门充血，心脏狂跳，浑身发热，口干舌燥——这都是肾上腺激素激增的表现。这东西一分泌，人很难冷静，讲理也就不可能了。
第四，还有个生活经历的问题。此外，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刘唐付出了那么多，追求的不过是一点满足感。这听起来十足可怜。但是，就连这么一点快乐，都有人企图夺走——总有些自命不凡的家伙，阴阳怪气地妄图戳破他的幻想，说什么大宋腐败啊，土地兼并严重啊，对外软弱啊……这些家伙还动不动引经据典，摆事实讲数据，令刘唐尤为生气：你不知道老子看不懂吗？你骂人也就算了，还害得老子看了俩钟头才知道是自己被骂了，太坏了！于是刘唐见了这种人毫不客气，劈头就问候对方祖宗十八代。骂多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7
刘唐列举了上百种动物，把他们随机组合，推测了一下梁中书的真实血缘来历，然后才想起列举证据：“据可靠人士报道，前几天梁中书的老婆公然在大街上穿了件衣服……”
晁盖十分激动地问：那梁中书穿了没有？
刘唐刚才是因为情绪过分激动，说不下去才停下的，因此对晁盖插话水平如此之低十分不满，声音又提高了八度：“那不是件普通的衣服！上面印着白马青牛（契丹人的图腾，相当于国徽）！！这不是卖国是什么？！更有甚者，据可靠消息，梁世杰近日要往东京送一批货物。这里面的财宝有鎏金酒具、鎏银马刀、纯金马具，还有貂皮、狐皮、人参、北珠……晁保正，你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有？”
晁盖摇摇头。他仍旧沉浸在对梁中书的意淫中，对这振聋发聩的问话丝毫没有反应。
“这里面居然一件国货都没有！全是辽国进口的！这是在明目张胆地配合辽狗对我进行经济侵略！他还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吗？因此……”
“因此什么？”
“作为一个大宋人，我们要劫了它！”
关于刘唐的最后一点补充是这样的。有人说，他这样的青年百无一用，这是不客观的。举个例子，当年有个国家的青年爱国水平比刘唐还高，那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当时在策划一件事，那就是侵略中国。但是政府还没来得及计划好，军队里的青年就开工了。后来总部开始策划了，办公室外边又围着一圈这样的青年监工，一看你计划保守，你他妈日奸啊，下班就砍了你。经过爱国青年的努力，日本虽说没有亡国灭种，但是也差不很远。这就是日本愤青救中国的故事。
相比之下，大宋拥有刘唐这样的只动嘴不动手的愤青，实在是国之大幸。
五 吴用之用
1
《水浒》这部书是传世之作，这点大家都承认。但是也有人指出，书中不合逻辑之处甚多。这一点在生辰纲这一节里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说：晁盖怎么可能被刘唐这种人说动呢？
各位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你是个村干部，坐拥万贯家财，在本地手眼通天。忽然一日，来了个连自己住哪都说不清的混混，动员你去劫运钞车；你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不劫不是中国人”，你会不会去？只要是正常人，恐怕都不会同意。
其实晁盖那天的第一反应也跟我等庸人没什么两样。据施大爷记载，他听完刘唐的长篇大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壮哉！”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我了个去！
潜台词是：你脑子没毛病吧？
然后他就让刘唐去休息，这事“从长计议”。至于怎么个计议法，晁盖也有打算：鉴于不能报官（他已经跟雷横承认了这是自己的侄子），待会直接弄死埋了吧。假如他这样做了，不光整个水浒的故事都将不复存在，恐怕北宋的历史都会被改写。然而权衡再三之后，晁盖最终并没有杀掉刘唐，相反，他居然动心了。
晁盖决定劫生辰纲的事，虽说蹊跷，但也不是不能解释。首先你可能注意到了，晁盖在刘唐长篇大论的同时没说几句话，对于一个废话篓子来说，这种态度可称敷衍。晁盖心不在焉是有原因的。除了刘唐说的基本是废话之外，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思考。
如前所述，晁盖和前任知县配合了多年，关系相当不错。知县的施政方针可以概括为“我拆我拆我拆拆拆”，通过发展房地产业，县里财政收入一飞冲天。在这背后，晁盖不停地收地、卖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知县当然没有忘了这一点，因此两人有好处都会分一下。晁盖来者不拒。
然而现在，晁盖开始有点后悔跟前知县走得这么近。这孙子被抓之后，三年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由得人不担心：别是弄到大理寺，办成大案了吧？晁盖现在尤其害怕丫把大观年间的那件事供出来。那一年，郓城县遭受严重水灾，东溪村是重灾区。朝廷发了五十万贯的赈灾款，知县自己吞了十八万贯，晁盖分到了一万。
假如这件事被翻出来，晁盖只有死路一条。要知道，老百姓的税金刚交上去的时候，朝廷花着从来不觉得心疼，甚至还要分给国际上的几个友好国家，大家一起帮着他花。但是同样是老百姓的钱，一旦要从国库里提出来，皇帝就心疼得要命，谁给他浪费一点他就要找谁拼命。
以往看到捕头公差下乡，晁盖都很高兴——他可以请这些人吃饭，拉拉关系，顺便一起大醉着招摇过市，好震慑村里的刁民，让他们知道这片天是姓晁的，死了翻身的心。但是如今，他看见穿制服的就心惊肉跳，生怕是来抓自己的。今天雷横半夜三更带着大队人马来砸门，差点把晁盖吓出心脏病来。虽然事后证明这是虚惊一场，但晁盖依然忧心忡忡。
2
晁盖感到心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消息网如今全部失灵，他成了聋子瞎子。以前假如县里有什么变局，雷横这类人会及时给晁盖报信，起码会提个醒。然而这次，他没有得到任何预警。而且，雷横的出现使他疑心更盛：“他为什么开口不叫我大哥，叫我保正？这是暗示我要坏事？还是要跟我划清界限？”
在酒席上他小心翼翼地探口风，却对得到的答案很不满意：什么？下乡抓贼？！这又不是逢年过节，也不是陈桥兵变纪念日，哪见过公差这个时候抓贼的？你们怕是来监控我的吧？
于是晁盖决定试探这俩人一下。他说刘唐是自己侄子，就是为了看看雷横还买不买自己的面子。雷横二话不说放了刘唐，他却还是担心：这会不会是缓兵之计呢？狐疑不定之际，雷横的去而复返使他的心往下一沉：什么忘拿钥匙！我已经被监控了！
其实晁盖此时已经决定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搏一把试试运气。
当然，就好像不管大宋朝廷出台多么荒谬的政策都要请专家论证一下一样，晁盖此时还想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人不一定要有多么高的智慧，他只需要得出晁盖想听的结论就行。那样的话，就拉着他一起干。否则，当然不能让他活着走出这个院子。要知道，晁盖的家产大多是不动产，仓促之间无法带走。要一下子抛弃这么多东西，他还需要一点别人的鼓励。
晁盖对刘唐说，虽然他很希望能跟对方平分这十万贯，但这事光策划俩人也不够，需要找人入伙帮忙。刘唐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还自告奋勇去帮忙叫人。说实在的，他恨不得晁盖招上他一千来人入伙，这样就可以喊着口号光明正大地去抢，而且事后官府怎么追查也查不到自己头上。
然而晁盖说，先找一个就够了，那人叫吴用。
3
《水浒传》并没有交代吴用和晁盖是怎么认识的。梁山上的文献也没有。原因很简单，这事有点说不出口。如前所述，吴用在厕所撰稿时，工作很辛苦。每天闻着臭味，蹲在那里写一些自己都不信的胡话，时间久了苦不堪言。另外吴用年岁大了，膝关节疼得厉害，时间久了，蹲都蹲不下，只好站着写。
有一天他正在撅着屁股奋笔疾书，忽然觉得后边有个东西在顶自己——可能你也猜到了，晁盖来了。作为老玻璃，他经常在各个公共厕所转悠，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这天他看见前面有个人用无比性感的姿势撅着，就以为碰到了基友，热情地上去打了个招呼。误会澄清后，晁盖有点不好意思，就提出过给吴用个活干干。他们的交情就是从那开始的。
两人的交情好到什么地步，梁山的史料也语焉不详。据我考证，他们至少经常互相串门。那天刘唐去请吴用，就是晁盖亲自指的路：
“出了大门之后，你首先往——当然，别忘了随手关门，否则的话容易被黄鼠狼钻进来——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指出，这种人其实不是江湖好汉，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江湖好汉……”
“快说往哪拐！”讲了三十分钟还没过第一个路口，刘唐终于受不了了。
“往左一拐，你就会看到一条大路，你顺着这条路，啊，走上个——诶，有关这个路啊，它还有个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路北，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
刘唐终于意识到听别人说话能痛苦到什么程度。他努力抓着自己的胳膊不去抽晁盖。
“……一定能够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广大百姓……好了，接着指路……这样走到第三个十字路口，往右拐——哦，先别拐，先往左看……”
“看什么？！”刘唐管不住自己，咆哮起来。
“那里有个大湖，湖边气候凉爽，风景秀丽，有时间我们可以去走一走……”
“走你妈X！快说到底拐不拐！”
“拐是要拐的，往右，然后走两百步。这时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大树，根深叶茂，枝叶参天——”
“他住在树底下？”
“不，别走那里，树底下有很多孩子在玩耍，看到你这个样子会学坏的——你这个头发的颜色……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树下有一个铁匠铺，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这铁匠是西域人，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大宋提高冶铁技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济州，后来到东溪村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
4
吴用被刘唐请来的时候，晁盖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两人见了面，首先互相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总结了一下过去一个月的气温以及降雨变化，并对高压云层在未来三天内的走向作出了各自的预测。接下来两人又针对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交换了意见。这些都说完了，晁盖终于指着刘唐说：这是小刘，他有点事你听听。
刘唐把劫生辰纲的计划告诉了吴用，然后说：“一句话，干不干？”他看此人也废话成筐，因此逼他表态。吴用哼哼唧唧了一会儿，开始长篇大论，他指出，这个东西来路说正不正说邪不邪，难度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劫了它影响可能好也可能不好等等。刘唐企图用民族大义来说服他，但这对熟读辩证法的吴用根本不起作用：“……任何人，不管他是汉族人、契丹人、还是西夏人，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和，都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一分为二的看事物，大程先生说了……这是个普遍现象……”
这种废话刘唐已经听了一天，此时感到无比的愤怒，他大骂道：难道强汉盛唐子孙都没有种了吗？你们不干，我自己去把这十万贯劫来！
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吴用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被拉起来之后，他嘴歪眼斜，口水都流出来了，颤颤巍巍地问道：十……十万贯？！
前文说过，吴用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写点帮闲文章，顺便等着自己代课教师的身份转正。可是努力了这么些年，不但没等到转正的政策，反而等来了噩耗：据可靠人士透露，最迟年底，所有的代课教师都要被清退。这意味着吴用二十几年的含辛茹苦，只能换来大约一百文的遣散费。
另外由于最近县里领导层变动，底下各村的一把手忽然都老实了起来，夹着尾巴做人，什么大动作不敢做。这样一来吴用就断了收入，连喝了半个月稀粥，早就穷疯了。因此，一听到十万贯这个数字，吴用恨不得立刻拉着刘唐去抢，哪怕晁盖不干他也要干。
5
吴用表态之后，晁盖长久没有说话。他也知道，这一步一旦跨出，就再也没有退路了。看到晁盖事到临头反而犹豫，吴用急中生智，掏出巴掌大一张纸片，手指点了点上面的字句，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晁盖。后者把那条消息仔细细地看了三遍，终于把报纸往地下一扔，拍案喝道：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咱们干！
一段时间以来，晁盖一直在积极阅读朝廷文件。这可是件新鲜事，这二十多年来，晁盖办事从来只看自己需要，圣旨在他眼里都不如擦屁股纸。原因很简单，以前他想打听官场动向，去县衙问问哥们就行了。然而现在，称兄道弟的官差都不上门了，自己去登门拜访，还老吃闭门羹。好像是大家都看出晁盖有出事的迹象，忙着划清界限。他只好通过看京报研究东京的风向（这件事就反映出此人的眼界不够宽——几万贯的贪污，难道还会上京报吗？）。
晁盖那一阵子还经常把吴用找来，让他帮忙出谋划策，评估风险。其实晁盖对吴用的本事没有过高的期待，他问计于此人，无非是看中吴用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假如上面要扫黄，就会安排他们用太监的口吻抨击一下色情行业（当然了，事后还要对某某领导被抓在床的消息进行辟谣）；假如上面要对西夏进行领土让步，那么就会安排他们强调一下宋夏会谈解决了多少年的无谓争端，辽国对两国重归于好有多么沮丧；同理，假如上面真的要打击贪官，哪怕要打的是一个书记（会计），领导也会让厕评员们先把被打的官员职务修改为副职，把打击腐败的主角定为他的顶头上司。总之，一身正气的正书记战胜腐化堕落的副书记，是大宋反腐万年不变的剧本。
以前，吴用总是把内部工作指示给晁盖看，告诉他朝廷没有什么新动向，你不用担心。但是今天，吴用出于对金钱和改变命运的渴望，给晁盖看的是京报。众所周知，大宋的京报如果放到现在，完全可以归为科幻读物一类：有关粮食产量的增长数据突出的是“科”，有关国内外形势的报道表现的是“幻”。这份京报过期已久，版数不全，头条还在说梁中书的政绩。
“黑势力被连根拔起，小民举报贪墨可得赏金！”
“梁中书表示准备好了一百口棺材，要与贪官死斗到底。”
“太师蔡京盛赞大名府经验有推广意义。”
晁盖看完，心里一片冰凉。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
实际上，晁盖的所有顾虑都属于杞人忧天。首先，前任县令没被抓到大理寺，他的处理结果早就下来了：平级调动，到山西某地继续当县令。只不过没人知道。其次，郓城县的公人不见晁盖，那是因为时文彬老开反腐大会，开完了大家又忙着去搞灰色收入，没空来找他。至于梁中书的报道，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要是反腐，每年的十万贯生辰纲是怎么来的？至于打黑，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黑社会头子，山东河北闻名的黑道教父卢俊义就一直在大名府活得好好的嘛。
6
关于吴用走上犯罪道路的情况，这里还需要啰嗦两句。这个历程看似偶然，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却又未必。即使没有生辰纲，即使他没有穷困潦倒，只要时机合适，他还是有很大可能会走这条路。这是因为大宋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而吴用又是这个系统最标准的产品。
大宋的所谓教育，无非是灌输一些没用的知识，把你塑造成废物的同时，还告诉你，我教给你的是经天纬地之学，凭此可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来，它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这么一批人：自己一无所长，只想当官吃皇粮。假如做不到，他就要仇恨社会。虽说不一定会变成恐怖分子，但起码对现有的生活缺乏珍惜。
吴用由于读书过于认真，这辈子除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圣人治国平天下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追求了。一旦有个机会，他就要试着去完成这个既定目标，比终结者还要执著。
哪怕事后世上真的只剩下一万个人，他也会庆幸：自己终于没有白活一场。
六 阮氏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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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叫刘唐的混混出于某种不好理解的原因来找晁盖，动员他举行一次抢劫。这个计划得到了吴用的大力提倡，于是三人歃血为盟，正式结成了犯罪团伙。在我国历史上，类似的团伙层出不穷，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成功者，不管规模是几个还是几千万，都具备以下组织特征：一个无可争议的核心，两个以上的亲密战友（这是因为随着组织的壮大，核心往往会以各种借口搞死头号亲密战友，所以必须有一个备用的），以及若干执行人才。
晁盖团伙无疑具备了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但是有动手能力的人数仍旧为零：刘唐身体瘦弱，吴用营养不良；晁盖本人虽说会武功，但是长期以来养尊处优，最近又因为整天操心个人安全罹患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大不如前。这一点吴用不是不清楚，但是一想到要找几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来跟自己分这十万贯，他就安慰自己：到时候使使劲，说不定也干得成。
由此可见，虽然缺钱使吴用义无反顾地促成了团伙的诞生，但是也使得他的大脑处于缺氧但又过热的状态，没法冷静思考。假如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日后黄泥冈上八成会出现这么一副场景：三个人一脸愁容地蹲在成吨的珠宝前边，面面相觑：要不咱赶紧下山拉几个民工入伙？
好在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得生辰纲计划避免了先天不足的缺陷。吊诡的是，这个事件的发生，依然是因为吴用缺钱。
那天吴用离开晁盖家的时候，心情就像一个刚讲完课的传销大师：回想起自己刚刚凭着出色的形象、口才和智慧，敲定了十万贯的生意，赢得了下线们热烈掌声、崇拜的目光、疯狂的尖叫……他心潮澎湃，简直走路都发飘。当然了，就像很多传销大师讲完课要继续蹬三轮一样，吴用谈完上亿的生意也要接着去写半文钱一条的评论，否则今晚的晚饭就没着落。此时此刻，生辰纲对吴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大大的画饼，他自己都没抱着必成的希望。
这回的任务是昨天刚刚接到的，内容跟以前的大同小异。连吴用都觉得，写这些重复了无数遍的东西就能挣半文，朝廷亏了。美中不足的是，这个任务需要出差——上面特意说明了要写到石碣村的公厕，而且要用大字写在显眼处。吴用一边赶路一边寻思：看来要干完这活要走夜路才能回家了。
没想到离石碣村还有二里地，他就被七八个青壮后生拦住：谁？从哪里来？干什么的？还拿着笔，又是个写传单的！
这些人把吴用捆了个结实，然后继续问：谁派你来的？！
吴用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以前来过，不信带我去找你们保正……
这话又给他带了一个耳光：妈的还是二进宫呢，真贱！
“走，送他到阎王殿去！”
要是换成别人，听见这话恐怕就以为自己死定了。好在吴用以前真的来过——他来给石碣村的保委会写过宣传稿——因此知道，在石碣村，“阎王殿”不是个比喻的归宿，而是个现实存在的地点。它就是“活阎罗”阮小七的家。
2
据施大爷记载，阮氏兄弟是石碣村的贫苦渔民，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可是看这仨人的外号——立地太岁、短命二郎、活阎罗——又不太像是良民。其实在大宋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能配得上以上绰号的人，除了村干部，没有别人：
“立地太岁”是一手遮天的保正阮小二；
“短命二郎”是负责征税征粮的户长阮小五（这个外号其实是村民背后叫的，意在咒他早死）；
至于“活阎罗”，那自然非耆长（相当于治保会主任）阮小七莫属了。
多年以来，不管石碣村是村、是保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三兄弟就一直这么盘踞着。他们就是石碣村的代名词。
关于他们几个是怎么把持石碣村的，这事已经没有人能说清了。村民们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好像自打开天辟地有石碣村以来，就是阮小二在当村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个中原因并不复杂。由于连年战乱，北方的大家族大多被摧毁，因此在北方农村，只要你能生五个儿子就能横行乡里。从几个人的名字来看，阮家老娘起码生了七个，他们兄弟能当上土皇帝也就没什么奇怪的。当然了，凡事都有代价——那几个没有活到现在的，八成是在群殴中牺牲了。
那年头村里没有专用的治保会办公室，谁当耆长谁就要把自己家贡献出来，当成临时监狱。吴用被带进阮小七家院子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副情景。有两人并排坐在院中间一张条凳上，是阮小二和阮小五；还有一个人上半身笔直地坐在他们对面的长凳上，背靠着树，脚跟底下垫了好几块砖。阮小七是唯一站着的人，因此一眼就看见吴用。
他倍感意外，扔掉手里的棍子说道：“哎呀呀，这是什么风把咱们的大明白吹过来了！”
吴用苦笑着说，别提了，没进村就被捆成风筝轴子了……
阮小二哈哈笑着给他松绑，说：“误会误会，走走走，老地方，喝酒去。”
小五问，那先放这小子回家？
小二说，不麻烦了，加两块砖，回来再审。
3
几个人来到一家坐落在湖边的酒肆。老板殷勤招待，各种菜肴摆了一桌子。小七一挥手，他就立马消失不见，留下四人边喝边聊。
“你们还是这么忙啊，农闲了还要抓社会治安？”吴用问道。
“是啊，这些刁民，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居然敢越级京控……”小五骂骂咧咧。
“不提这个，喝酒，”阮小二看起来心情不佳，强笑两声，“教授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我们？”
“呵呵，不瞒你说，我这是馋咱们梁山泊的鲤鱼了。”
阮小二哈哈大笑：你老兄这把年纪，胃口倒是不坏啊——老板，糖醋两条十斤的活鱼，要新鲜的。
不料老板战战兢兢地说：“二爷，小店没有这么大的鱼啊……”
阮小五当即给了他一记耳光：“胡说！靠着湖边怎么会没有大鱼？！”
小七也掏出红袖章戴上，说：“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
老板吓得当场跪下，带着哭腔解释：梁山上的贼寇们把禁渔区又扩大了，没人敢去打鱼。七爷，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啥时候把这些贼寇赶跑……
“嘿！你他妈还有理由了……”阮小七好像忽然被戳了痛脚，暴怒起来。
这时候吴用站起来劝道：算了，小鱼也一样，新鲜就行。
老板赶紧点头。
“山上有贼人？我怎么没听说过？”
小七叹了口气：原先这帮小毛贼根本不成气候，后来听说山上来了个什么禁军教头，这伙人就开始牛逼了，不但打家劫舍，还划定水域不许外人进去。
“梁山泊这么大，这些人看来吃穿不愁了……”吴用感觉到，这是个可以利用的话题。
“那还用说？！”阮小二喝了口酒，“这些王八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打家劫舍地闹他三五年，影响大了就等招安，还能当朝廷命官。不像老子这样，一心一意给村里谋福利还被人告黑状……”
“又有人京控？”吴用压低声音问道，“难道是小五跟那些个小娘皮的事？”
村民们说，阮小五是三兄弟里面相最和善的一个，两道眉毛居然不是竖着长的，偶尔会笑。此人脾气甚至好到村民能够与之讨价还价的程度。比如说，有人交不起公粮，只要开口讨饶，小五就会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好说好说，这是你闺女吧？都长这么大了……来，叔叔抱！跟叔叔回去讨论一下怎么交的事……”
但是阮小二摇了摇头。
“莫不是小七的事？”
如前所述，阮氏兄弟盘踞石碣村多年，早年名望地位不比晁盖差。但是后来双方就拉开差距了。倒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而是自然条件所限：石碣村是个湖边渔村，半亩旱地都没有，想卖都没什么可卖的。这些年来他们看着别的村长都靠卖地发达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开始另辟蹊径，努力搞钱。阮小七在水上组织了个巡逻队，能截住过往船只收点过路费。
就是这么点灰色收入，居然还有人不让他们挣。大约前年的时候，居然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去州里把他们举报了。消息传来，小七带着人把那厮打了十几遍——每次估摸着他养好了伤就带人再打一遍。后来还趁着年关把他房子烧了。结果那人爹娘心理素质不好，上吊自杀了。
吴用回忆了一下，从那件事以后，举报人就失踪不见。难道——是京控成功了？
“嗨，你还不知道啊？那小子早让雷都头给处理了。”小五满不在乎地说道。
“小声点！”阮小二对弟弟的大嗓门很不满。他喝了碗酒，对吴用说，是黄家的事。
4
石碣村里，有三大家族。除了阮姓之外，就属着姓黄的人最多。两家一直有点摩擦。阮小二作为一家之主，不能把挣钱养家的重担扔给弟弟不管，他自己也时常收点杂费什么的。常见的有湖泊抗旱费，渔网使用费，船只管理费，填湖造田费，退耕还渔费……这些收费经常受到黄家的抵制，每次都是小七领着人去跟他们谈几次心才能收齐。尤其是有个叫黄安的人，天生刺头，居然多次来质问阮小二收费的根据。
小二义正词严地对其进行了痛斥：
“什么王法？不要拿王法当挡箭牌！全部按法不如没法！打鱼权就是要靠渔民花钱买回来……”
“公布财产？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啊？为什么不公布你的财产……”
“我没有敛财动机，我是为了发展……收费多？经济越发达收费越贵！”
“你到底是替朝廷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我是保正！反对我就是反对皇上！”
双方不欢而散后，这个黄安蹬鼻子上脸，今年居然站出来宣布要跟阮小二竞选保正。以前也不是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打过这种主意，不过小二打了个招呼，这些人没撑到选举的就被雷横带人抓进大牢了。但是黄家人丁不少，而且族长还是个有功名的老不死，雷横说他管不了，你们自己处理吧。
“好在老子早有准备，放出话去了，全村戒严，谁敢往墙上写给黄安助选的标语，一律抓了不饶——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坐老虎凳的，就是早上刚抓住的——这不，晚上把老兄你给抓了……”
阮小七说罢，哈哈大笑，但是吴用面色凝重。他知道，这回阮家凶多吉少了。他们三兄弟民怨极深，再加上黄家人也不少，只要凑钱玩点花样，比如说，谁投他一票他给谁一陌钱，阮家可以说必败。这三兄弟掌管石碣村这么多年，屁股底下烂事可不少。一旦失势，肯定会被翻出来。那时候他们能活着去海南旅游就要烧香拜佛了。
“离推选还有多少天啊？”
“还有整整仨月。”
“跟姓黄的谈过了吗？”
“谈过了，”小七说，“我劝他说，乡里乡亲的，何必呢？我们给你点钱，你去别的村买个保正当不行吗？结果这孙子就是不松口。还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掀翻你们阮家。”
“妈的狼心狗肺的东西，大家乡里乡亲的至于吗，”小五骂道，“他闺女媳妇跟我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想到这家伙这么不讲情面……”
“你少说两句！”阮小二忽然怒了，“就是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得罪了多少人？！”
“二哥你这话就不对了，哪回弄回来的小妞你们俩没跟着尝过？怎么出事了就成了我一个人的错？！”
三兄弟不停地骂骂咧咧，吴用在一旁捋着胡子不说话，面露微笑。
“教授莫不是有什么锦囊妙计？”阮小七看出吴用的表情似乎有深意。
“此处不便，咱们回家接着边喝边谈如何？”
5
“你们死定了。”回到阮家，关了房门，吴用劈头就是这么一句。他知道阮氏三雄虽说佩服自己的才学，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读书人。因此必须故作惊人之语，一上来就把他们镇住。
“我在县里做事的时候，你们这种情况见得多了。”看到话题被引导自己预设的轨道上，吴用变得气定神闲，开始娓娓道来，“前年，西溪村的保正，被人选下去，没半年就被州里捕头抓走，查出赃款三万贯，判了斩立决！”
三兄弟都不说话了。
小五拿出算盘，开始算账。
“大前年，百丈村的保正落选，当天夜里家就被村民围了，全家老小被杀光。朝廷来了专员调查，结果这事不了了之——他们怕追查起来激起民变！”
小七呆坐着，下意识地把手放在红袖章上。
“教授，你是说，我们就没活路了吗？”过了好久，阮小二才开口。
“当然了，没死的也有。去年宋庄的保正下台后被抓，当着全村的面吊着打，他主动吐出了五万贯，只判了刺配琼州（海南）。不过他们家里老小就惨喽，田产被没收，在村里也混不下去，听说，都去外州要饭去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条活路。小五，你们能吐出多少贯？”
“也就两三千……”
“放屁！”阮小二拍案而起，把吴用吓了一跳，“老子是谁？老子是阮小二！老天是老大，老子是老二！想让老子向这帮鸟村汉低头，死也不干！”
“保正息怒，这也是没办法。国法就是朝廷，反国法就是……”
“日！老子就是国法！老子就是朝廷！把老子逼急了就反他娘！”
吴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上钩了！他假装为难，站起身来踱步数次，然后让三人附耳过来：“其实，还有个法子，就是有点冒险……”
吴用说出晁盖在策划生辰纲的事，阮氏三雄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纷纷点头。他们觉得，既然晁盖这个平级的村干部都肯抛下家财挑头干这事，就说明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很高。至于生辰纲的其他细节，更是对阮氏兄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这事成功，那么他们的危机就迎刃而解：放出消息，投他们票的人，每人赏钱五百文，不信姓黄的还能赢。退一万步讲，就算出了事，跑路去南方当个富翁，也比在这石碣村舒服多了。
阮小二拉住吴用的手，激动地说：“吴学究，你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救命恩人啊！走，咱们去闹它个全国山河一片红！”
6
有关吴用游说阮氏三雄的事，还有些细节需要补充说明一下。首先，吴用这天说的话跟他平时在公厕隔板上写的东西一样，都是半真半假的。西溪村的保正的确是进了死牢，不过不是斩立决，而是斩监候，也就是死缓。大宋的刑法里，斩监候就等于无期，无期就等于十年，十年就等于交五千贯后保外就医。只要稍微打听一下，就会知道这孙子早就出来了，在家活得好好的。
百丈村的保正的确是被村民杀了全家，不过那是因为那个村里住的都是少数民族，性子比较急。石碣村显然没有这个危险因素。至于宋庄的保正，下场倒是跟吴用说的比较吻合。当然了，他的家人没有沦落到要饭的地步——人家在任的时候，早就把老小都送出国了。
由此可见，吴用这回为了自己发财，算是把自己命都押上了——要是阮氏兄弟听出他在说瞎话，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好在这三兄弟头脑比较简单，居然上钩了。这件事的侥幸成功对吴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抛出谎言的那一刻，简直就像赌博中把所有筹码一次全押上一样刺激。
“感觉自己就像神一样啊！”吴用私下曾这么描述过。从那天起，他就对这种事上了瘾，开始了扮演诸葛亮的生涯。
7
通过晁盖和三阮定计造反的经过，我们不难看出大宋末年朝廷的窘境。每个王朝的皇帝都面临这么一个难题：我要放羊，但是手里一条像样的牧羊犬都没有，全是如假包换的野狼。在开国初期，皇帝可以跟着狼一起飚着劲吃羊，反正那时候狼羊比例还比较合适，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也可以偶尔教训几只偷吃的狼，平息一下羊的愤怒。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羊倌都有这么两个共同特征：一个是手特黑——刚杀完千百万人，能不黑吗？一个是气魄惊人，动不动就叫嚣要砸烂坛坛罐罐，从头再来——当然了，这是个比喻，他想传达的意思是，管你是狼是羊，全宰了也不过是听个响。
因此，狼不敢反抗，真运气不好被宰了也就认了。
但是这两个方法也只能在开国之初用用。时间一长，难以为继。一方面，羊群不堪重负，要么死绝要么跑光；另一方面，狼群由于常年不缺肉吃，繁殖得规模无比庞大，进化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胆大。更糟的是，羊倌的后代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各方面指数——不管是胆大还是手黑——跟狼比起来也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因此无法赢得狼群的敬畏，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因此，在王朝末年，狼已经拥有了吃掉牧羊人的能量，而且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点。要是再想通过杀几只狼来赢得羊心，哪怕只是说说，弄不好会先被狼群起撕碎。
七 公孙胜
1
大宋政和二年五月初八，吴用领着阮氏三雄回到东溪村。晁盖出门数里相迎，大步流星上前紧紧握住阮小二的手，作了重要讲话：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百姓走这一条路……”若干年后，梁山聚义厅上的巨幅壁画就是描述这个伟大历史时刻的作品。只不过上面主动伸出手的人变成了阮小二，晁盖在原地站着。
当然了，其实这个历史时刻也不是那么欢乐祥和。酒过三巡，大家相谈正欢，忽然有个庄客进来跟晁盖耳语两句，他立刻就跳了起来：“我这个人，待人的原则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早就说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
阮小二莫名其妙，不明白晁盖到底什么意思。
“不要装糊涂！姓阮的你来入伙，怎么还派了人在我墙外接应？是不是雷横串通你来试探我？是不是准备去官府报信？”
阮小二连声说：误会误会！
“什么误会？！我的人全都看见了，墙外树上有人在探头探脑！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泰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时一阵烟熏火燎的味道从外面飘进来，阮小二也慌了：“好你个晁大嘴，还想放火烧死我们？！是不是黄安出的主意？是不是你们俩串通好了？罢罢罢，咱们拼个鱼死网破！”
两人你来我往两句之后，晁盖就要摔杯子——他早就安排庄客全副武装埋伏在二堂，一旦摔杯为号，就要杀人灭口。好在吴用及时劝阻了他们：事情还没搞清楚，咱们不妨一起出去看看。
大家来到门口，首先达成了意见上的一致：树上的确有人。那棵树上烟云缭绕，叶子全被熏落了，能清楚地看到两个道士打扮的人在树干上缩成一团，手持一根树枝挡着脸。仔细听听，还能听到他们在互相提醒：别动！一动伪装就失效了！
这景象实在怪异，假如有个读书人在场，就会做诗为证：
日照香炉生紫烟，隐见道士立眼前。浓烟直上三千尺，疑是福岛核电站。
吴用朗声说道：哪里来的朋友，请下树相见。话音落后，这俩人才发现自己暴露了，于是跳下树来。大家终于看清了他们的长相。
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样子，小眼睛厚嘴唇，脑袋又大圆，左手夹着根几寸长的雪茄烟，右手拎着一柄三尺来长的桃木剑，仔细一看是根加长火柴[3]；另一个已经老得跟木乃伊相似，瘦长枯干，两眼突出，身穿一身脏得吓人的道袍，背后被着个大包袱，嘴里不时吞云吐雾，活像台老式蒸汽机。
年纪较轻的那个拱手道：各位英雄名不虚传！我们这么小心都被你们发现了。读过水浒传的人应该猜得出来，这是公孙胜和他的师傅罗真人。
2
施耐庵说，公孙胜师徒会法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世事的不公平就在于，他当时这样写可以被追认为伟大作家，我现在再这样写就会被认为有病。因此我只好自己收集点材料作推理考证。
我的第一项考证结果显示，公孙胜被称为“入云龙”是因为抽烟太多。当然，你要非挑刺说烟草是印第安人发现的，明代才传入中国，我也只好反驳：李白明明写过“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你怎么知道卷烟不是我们老祖宗在唐朝发明的？没有洋人我们烟都抽不成了？
这样的话你最低限度也是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所以我劝你别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晁盖走上前去，唱喏还礼：“这位道长，你是来卖烟的吗？你想卖烟给我你就说嘛，说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不吸烟——这种东西损害健康，我劝你也不要再吸了，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你什么都不说，我又怎么能知道呢？我们的政策，就是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公孙胜张嘴想说点什么，却被阮小七赶上来一脚踹倒，然后三兄弟一块儿拿铁尺（警棍）修理了一顿。大家本来以为这人不死也得残废，公孙胜却安然无恙地站起来，说道：“身手不错呀。”大伙都觉得此人会妖法，于是不敢上前。
关于公孙胜师徒的情况，我的另一项考证成就是这样的：他们根本不是真道士。这两人本来是无业游民，因为共同的业余爱好而相识相知，走到一起——用现代术语来说，他们就是俩淫物狂，喜欢收集女人内衣。
不管在哪朝哪代，干这活都困难重重。师徒二人不顾年事已高，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但还是经常无功而返。一段时间没有藏品入库，公孙胜还好，罗大爷就难免撒点癔症，经常在大街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嘴里不停地念叨：胸罩，胸罩。这时就往往有行人拽住他，想知道他怎么就会认定自己有凶兆。公孙胜就在旁边胡乱解释几句。时间长了就有人开始叫他们道长。两人就借坡下驴，真的扮起了道士。当然，也有些江湖中人嫌老爷子说话太晦气，揪住就打，这种情况下公孙胜也往往跟着倒霉。时间长了两人又练就了一身硬功，被拍上七八百砖也没什么大碍。
镇住众人之后，公孙胜清了清嗓子，试图开始自我介绍。但是刚说完“我其实不是卖烟的”就被晁盖打断：“你是来干什么的，就说是来干什么的，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一个准则。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公孙胜赶紧声明，有要事相商，希望能进屋里密谈。但又被晁盖打断，认为没这个必要:“走江湖的人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假如现在是元祐期间，你说的这话还有些道理，那时候确实是告密成风；要是现在是五代时期这样说也对，因为那时候确实是兵荒马乱，没事站在外面说话容易被抓壮丁。可如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虽然你是个出家人，可也不能随便不相信政府……”
公孙胜急了，看看左右，低声说道：“一句话，十万贯珠宝，你要还是不要？！”
只见晁盖顿时愣住了两秒钟，然后马上一摆手道：“里面请！”
3
我相信很多人读水浒时都曾对两个人产生过疑问：一个是刘唐，一个是公孙胜。关于刘唐的问题是：他是怎么知道晁盖的？他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跟这么个素不相识的国家公务人员商议做一件足以掉脑袋的大案？施大爷的说法是，晁盖仗义疏财，在江湖上口碑很好。可是就在不远处的郓城县，一个叫宋江的人也在这么兢兢业业的经营名声，刘唐怎么不找他呢？而公孙胜出现得更是突兀：他怎么早不到晚不到，偏偏刘唐前脚说动晁盖他后脚就到了呢？
造成这些误解的根源在于，梁山方面的史料有删节。假如你读了完整版档案，就会茅塞顿开，如同久旱之后遇到甘露，大灾之际碰巧打开微博：公孙胜和刘唐不仅认识，而且关系很近。因为刘唐就是公孙胜派来的。
关于两人相识的经过，还要从大名府说起。如前所述，刘唐的爱国生涯也不是一帆风顺。除了被学校开除，他还遇到过很多次挫折。当年第一次去东京请愿的时候，刚下长途就被误认为是京控人员，结果被暴打一顿，失去了几颗牙齿；被学校开除后，他在城里待业，却又因为不是坊郭户（城市户口），几次被收容遣返。
刘唐还曾跟数千人一起到大名府进行祭太祖活动。结果这些人一进大名府就全部被抓。刘唐对此感到极为愤怒，在大堂上与审案老爷据理力争：我们是祭奠太祖啊，犯哪门子法？于是他被鉴定为首犯，从重判处充军。
刘唐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什么是大宋王朝的禁忌。北宋末年，朝廷最忌惮的不是有人攻击朝政，而是害怕有人组织起来想改变朝政。朝廷不允许体制以外存在组织能力如此之强的力量：你一个草民，说句话就能召集几千人；这回不管你，你下回再弄来几十万，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哪怕你是“太祖思想学习小组”也不行——要知道，这种数千人拥戴太祖的活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那回的事史称“陈桥兵变”。
刘唐在大名府厢军服役期间十分苦闷，差点自杀。我认为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此人平时在论坛上说话，三句话不离“杀进上京，屠尽辽狗”，要实现这个目标，好像只有参军才是正道，不应该这么痛苦。不管怎么说，假如不是某个夜晚，刘唐被老兵欺负完了在营房外边哭的时候遇到一个神秘的人，他八成就自杀了。那人用充满慈悲的唐山口音，说了一句改变他命运的话：
“小哥，你知道安利吗？”
4
刘唐在大名府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比如他母亲没钱看病死在家里；他父亲抗拒拆迁自焚死在街上；他姐姐被县衙都头强奸上吊死在村口树上……但是刘唐在回忆录中说，跟这些相比，在大名府得到的东西更为宝贵。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揭示世界真相的声音。
“你知道，你们为啥会被朝廷抓起来？”
“当然是汉奸挑拨！”
刘唐对当今社会的看法并不复杂，基本上可以概括如下：
1.大宋人好，辽国人坏；
2.如果大宋不好，那一定是辽国人指使汉奸搞破坏。
具体到汉奸的身份，他还特意指出，很可能是一些有契丹血统的太学学正。但是公孙胜告诉他，梁中书本身就是个大汉奸。
“这怎么可能？”刘唐一向坚信领导本身是英明正确的，而且越大的领导越正确。
“你知道梁中书是啥来历？他祖上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士？”
“……我听说，是老一辈……
“哈哈”，公孙胜笑了，“告诉你吧，梁氏祖籍幽州——他们家自古以来就是辽国人……”
公孙胜接连抛出一个个重磅炮弹：
——梁世杰在河间府担任县令的时候，就提出胡汉分治，成立“契丹聚居地”！
——后来梁世杰调到礼部，干什么呢？修辽史！为契丹皇帝作传，歌功颂德！
——再后来，姓梁的负责文化审查，所有反映契丹人杀汉人的戏剧都被封杀，歌颂大汉奸寇准签订卖国条约的戏倒是都通过了！
公孙胜还把梁世杰的岳父蔡京摘出来做例子：蔡京推行新法，汉族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生育率年年降低，老百姓养不起孩子，开始杀婴！
“这一对汉奸翁婿是要用软刀子灭亡汉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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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如同晴天霹雳，使刘唐怔了好久，然后开始咬牙切齿：“辽国人的走狗！这样的人就该碎尸万段！畜生！该杀！都杀掉！”
“都杀掉？谈何容易！你以为蔡京就是最大的后台了吗？他的上面，还有大老板！”
但这话刘唐没敢接茬。公孙胜怕进展太快，于是舒缓了语气：
——你可知道，太祖皇帝是什么地方的人啊？
“知道啊，涿郡。”
——宣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呢？
“好像也是涿郡。”
——翼祖（赵匡胤之祖父赵敬）、顺祖（曾祖父赵珽）、僖祖（高祖父赵朓）呢？
“怕也是涿郡吧……”
——涿郡你去过没有？
“那地方怎么去得了——那里现在属于辽国。”
刘唐说完这话，自己都是一愣：“难道……你是说……”
“没错！澶渊卖国协定，没有皇帝的首肯，寇老西敢签吗？与民争利，灭绝人性的新法，没有皇帝的同意，王安石敢推行吗？在国书里跟辽国皇帝称兄道弟的，不是姓赵的又是谁？！你知道宋辽最近又签订了边境密约吗？你知道宋辽互称战略伙伴吗？难道事实还不清楚吗？朝中最大的辽国代理人，就是当今皇帝！”
这样的结论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刘唐显然不属于正常人。他的思维模式是二进制的，只有0和1两个值，因此容易走极端。以前他虽然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不管去衙门办什么手续都被胥吏当狗一样呵斥，但是每当看到皇帝出行时华丽无双的行驾，看到大宋幅员辽阔的地图，京报上我国蒸蒸日上的经济总量国际地位，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意，觉得自己像猪一样生活是值得的，因为可以在外国人面前炫耀：“我们住的猪圈，面积天下第一！我们饲养员用的饲料勺子都是镶金边的！”
然而现在，公孙胜的教诲使他醍醐灌顶，思维立刻滑向另一个极端。从那一刻起，他改变了志向，立志要把老赵家赶回辽国去，解救全中国。
刘唐的转变，看似偶然，其实只不过是大宋宣传教化手段的一个必然结果。崇宁元年之后，赵宋政权的统治理念已经完全破产。什么“天命所归”、“保民护国”之类的口号，连傻子听了都要大笑不已。于是，朝廷开始大力宣扬中华正统，推崇石介的《中国论》[4]之类的书籍，想用夷夏之辨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5]
这是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只要把外国人全说成是禽兽，就能让百姓产生危机感；或者把大宋说成个受气小媳妇，不管哪个外国都在处心积虑地算计她，百姓就会义愤填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不自觉地把朝廷当成擎天之柱，护国之盾，好像没有了朝廷就会亡国灭种；谁反朝廷，就成了反民族的汉奸。
然而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武器。它会把绝大部分臣民变成这样一种生物：心胸狭窄，敏感易怒，毫无理性，爱走极端；外表驯良无比，其实骨子里充满了嗜血、冷漠、残忍和仇恨，并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地发泄这种仇恨。因此不难预测，一旦有人用同样的逻辑把“汉奸”的屎盆子扣在朝廷头上，姓赵的就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上亿愚民生生吃下去，连骨头都不剩。
这个道理我相信朝廷里有人懂得。但是他们没办法。有个笑话你们可能听过：一个口臭患者去求医，大夫给他开的药方是“每天吃一杯马粪”。
“吃马粪怎么可能治疗口臭呢？”病人急了。
“吃马粪并不是为了治疗口臭，”大夫说，“是为了减轻你的口臭”。
大宋王朝到了暮年，就是这么个口臭患者。只要能把自己的臭味掩饰住，就是马粪他也不得不大口吃下去。
6
公孙胜为了把刘唐从厢军里弄出来，费了不少周折。但是这事办成之后，他忽然开始怀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刘唐这样的青年平时嘴上喊打喊杀，给人造成一个血腥暴力的印象。其实这些人无比惜命。以刘唐为例，他当年在学校参与的最大一次爱国活动就是跟三百多个同学一起追打一个辽国留学生。
他们的原则是这样的：能群殴就不单挑，能用暗箭就不用明枪。就是打人，也专挑女的动手；就是砸个碑，都要至少五人结伴。因此，对于安排给他的任务，刘唐一概表示不能胜任。最终，公孙胜失去了耐心，交给他一个看上去最安全、但实际上无比危险的任务：到山东去劝一个叫晁盖的保正劫生辰纲。
公孙胜对刘唐的命有多重视呢？其实一点都不重视，证据就是他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跟刘唐说。这一点原著也有体现：晁盖亲口告诉公孙胜说，我们正想派刘唐去打探一下生辰纲从哪里经过。这简直形同儿戏：刘唐这种人能打听出什么？一旦他打探不出来，晁盖等人难道会让他活着吗？
由此可见，公孙胜对刘唐完全是抱着废物利用的心态：反正这人看上去比较二，而且是新来的，死了不心疼，被送到官府他也招不出什么机密。没想到刘唐人贱命大，这种自杀性任务居然被他办出头绪来了。
接到刘唐的短信之后，公孙胜决定，自己出马的时机到了。
7
从以上的情节可以看出，公孙胜是个口才极佳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着刘唐这样的，就说一些吓死人的蠢话，心理学造诣非同一般。不过认识他的人却说，此人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虽说也在嘴上，但并不是口才。
那天晁盖把他俩请上宴席，命庄客添了两双筷子。但他马上发现接待这俩人不是添两双筷子那么简单。这对师徒吃相可怕，饭量惊人，似乎是几个星期没吃好饭，又好像是患了甲亢。吴用跟晁盖耳语说：这俩吃货怕是故作惊人之语，混进来蹭饭的吧？
其实这也不能怪公孙胜吃相不佳。当时他们俩已经断顿好多天了。
公孙胜师徒平日糊口的营生是卖烟。这在当时不是个赚钱的买卖。一方面，烟草在北宋是新鲜事物，抽的人本来就不多；另一个原因是两人的经营手段很成问题：批发商的烟到了他们手里大部分就被抽掉了，因此每天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把剩下的烟高价卖出去。他们换过几次商标，还搞过有奖销售，但总也避免不了亏本。眼看要喝西北风，师徒二人就很忧郁，一忧郁了就要借烟烧愁。这样就步入了恶性循环，时间长了难免吃不上饭。
但这并不代表吴用的猜测就是对的。人无完人，师徒俩不善经商，并不能说明他们别的方面也无能。恰恰相反，罗大爷从假道士到混成真人，绝非浪得虚名。
我们知道，北宋崇道抑佛，因此那时候扮道士是很平常的事，但成为真人却很难，因为这意味着你要具备常人所没有的本事。有些本事常人不会，但怎么练都成不了真人——不管顶幡还是胸口碎大石，练得再好也只能去天桥卖艺；而想练就呼风唤雨，却又实在太难。因此速成的真人们只好专攻治病救人了。
罗道长一辈子走南闯北，见识甚广，但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尼古丁以外的药材，因此说他会致病没什么问题，会治病却很难令人相信。但老爷子有个好习惯，那就是与时俱进。以前方腊天天出入王府表演特异功能的时候，罗道长就自称术士，到处表演隔空号脉、透视诊断，门下学徒数百；后来特异功能被斥为妖术，罗道长就改口说自己是气功大师，天天五迷三道地领着上千学院顶着尿壶练功，说这样能更好的接受天上仙气；再后来方腊被打成邪教头子，气功大师成了过街老鼠，罗道长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养生学上来。
在这个方面，罗真人的优势得天独厚：由于抽烟过度，他七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像一百七十多岁的，大家看他老也不死，很容易相信他真的会长生不老之术。另外老人家还有个优点，那就是治学严谨，求知似渴，哪怕是每次做完案后，都要去主人窗口听床根——别想歪了，他只是想听听最近流行什么新的life style——听到有关养生保健的，老人家就如获至宝，回去自己勤加练习，练完了就四处宣扬：“哎呀，打鸡血治百病，这个办法可忒儿好咧”——好吧，这一段剽窃了马季先生的相声，不过大体意思是不错的。
不管怎么说，罗道长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终于成了北宋末年一代养生大家，出版了若干本养生学书籍，著名的有《喝鸡血治百病》、《吃巴豆治百病》、《吃观音土治百病》、《把拉出来的病吃回去》等等。每出一本，市面上的生鸡、巴豆就要涨价——于是有人说，北宋末年的通货膨胀这师徒俩要负不少责任；他老人家还开观授徒，从者如云，报名费一百贯了还期期爆满，一时风光无二。
8
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养生学在北宋那么流行。诚然，一群顿顿离不开地沟油的人这么注意营养学，的确令人费解。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也不难找出答案。
首先，那年头的高干退休后，依然能得到由朝廷按级别发放的致仕金、营养费——我们知道，在古代，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级别的高干，合成“三公”，因此这笔钱又称“三公消费”——据坊间传言，大宋朝廷光每年的三公消费就有数百万贯之多。因此这些老家伙越活越爽，舍不得死，听说什么人的仙法能延年益寿，就赶紧招到府上试试。殊不知这种行为有巨大的广告效应——从方腊到罗真人，刚开始都是这么打出知名度的。
那么下层呢？广大屁民买不起房吃不起肉，活得跟孙子一样，他们为什么对这种人生这么留恋？这个问题就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我们知道大宋人普遍信奉的人生观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他们坚信只要撑着不死，将来就有能自己不受欺负只欺负别人的那一天——不管活得多憋屈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为日后上别人攒经验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北宋末年，百姓已经生不起病了，随随便便一个感冒也能让你倾家荡产。因此大家生了病只能寄希望于神医、半仙、气功大师，没生病时不得不未雨绸缪，疯狂养生。
9
以上这些经历，公孙胜在晁盖家自我介绍时有的故意隐去，有的则讲得眉飞色舞。罗真人吃饱了就在一旁一言不发，只顾抽烟。不多会儿两人已经用掉了8个烟灰缸，6个痰盂。公孙胜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但听众中没分到防毒面具的阮小五和阮小七已经受不了了。
吴用本来对半道里插进这么个不速之客就很不满，这时候就很不客气地让他赶快说正事儿。但公孙胜正说到兴头上一时回不过神来：“正事儿？啥正事儿？”
吴用差点急了：“你说什么正事儿啊？！珠宝！”
“珠宝啊，你咋不早说哩？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正在四处云游，一边化缘一边推销我们的宇宙牌香烟。前不久听到了条消息，说是大名府梁中书给他岳父蔡京过生日，搜刮了十万贯财宝，叫什么生辰纲，我们不妨劫了它！”
众人听到这里，大失所望。本来他们心里还美滋滋的，心想真是老天眷顾，正觉得劫运钞车这活太冒险，居然又有十万贯的富贵送上门来；假如这笔买卖风险小的活，那个什么生辰纲不干也罢。没想到这道士一开口，又是生辰纲。
阮小五当场失态，一边往外推公孙胜一边骂道：“这事儿我奶奶都知道了……”
吴用也说：“公孙先生，你的想法我们没意见，不会告官的，你放心地去吧，人民不会忘记你……”
公孙胜对大家的态度很不满：“怎么？知道了事情就打发我走？你们知道他打哪儿经过吗？”
生辰纲这个故事之所以给人造成的迷惑这么大，除了施大爷引用的原始史料残缺之外，他的着墨轻重也有误导之嫌：整个生辰纲事件，真正的核心人物不是刘唐，也不是吴用，甚至不是晁盖。公孙胜才是通往真相的钥匙。偏偏施大爷对公孙胜师徒的描写含糊不清，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一点就是：公孙胜说，自己跟师父罗真人的道场在“九宫县二仙山”。翻开地图，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地方明明属于辽国。两个辽国人，又不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不远万里来到大宋来造什么反？另外，这么两个神棍、江湖术士，是怎么知道生辰纲的？又是怎么知道生辰纲的押运路线呢？
其实书中这些语焉不详之处，都是梁山官方史料故意删改造成的。他们想掩饰的，是一条贯穿水浒全书的暗线。
关于罗真人出名的经过，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现在该讲讲他出事的情况了。大约是几年以前，户部不知怎么了，忽然发文狠批罗氏养生法，于是公孙胜师徒的饭碗被砸掉了。道观门前每天被要求退款的患者包围，罗真人也名声扫地，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骗子。后来官府还说他们的养生法治死了人，四处通缉他们，两人差点丧命。好在罗真人在事业高峰期就居安思危，早早办好了辽国过所（护照）。看到风头不好，师徒俩连夜跑到辽国去了。
后来这一点曾遭到刘唐的攻击，公孙胜一句话就说服了他：我们入辽国籍，是为了更好地爱国。这句话有真实的一面，因为在辽国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师徒俩无比地思念大宋。
由于财产都被大宋查封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为了谋生，在辽国各种杂活都干过，最终沦落到收废纸为生。至于为什么选这个行当，还是跟他们的个人爱好有关。当时，他们已经买不起成品烟了，抽烟都得自己卷。卷烟也用不起专用烟纸，而是从报纸、废旧书报上撕纸凑合。别人的烟上标的是每根多少毫克的焦油含量；他们的烟上只有每支多少字的铅油含量……总之，每当想起以前锦衣玉食、夜夜笙歌的岁月，他们就开始对大宋朝廷刻骨仇恨。
某年某月某日，罗真人在卷烟时偶然看到了一行字句，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那是一本印刷粗劣的小册子，上面满纸都是高深的哲理，以及对大宋王朝的咒骂。罗真人看完后泪流满面，当场决定重回大宋，要用这个理论武器向赵宋王朝发起复仇。
那本书的作者就是段景住。
10
罗真人决定重返大宋，靠的也不完全是一腔革命热情。他手里是有资源的。如前所述，刘唐是在大名府遇到的公孙胜。可见师徒二人潜回大宋之后的日常活动范围，是大名府。水浒传里，大名府有谁呢？有杨志，有梁世杰；但更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个，那就是卢俊义。罗真人风光的时候，挂名弟子遍布天下，卢也是其中之一。
关于卢俊义的情况，还需要做一些补充。此人是水浒传里莫名其妙的一个人物。他在故事的后半段毫无前兆地冒出来，然后又稀里糊涂地死去。虽说在梁山排名很靠前，但是仔细算算，基本上什么有意义的事都没干。
实际上，这是山寨史书对他的有意贬低。真正的卢俊义，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土财主那么简单。他是多年前成名的黑道人物，河北黑白两道的瓢把子，天下闻名的“玉麒麟”。此人在大名府盘踞多年，势力盘根错节，手眼通天。
生辰纲跟卢俊义关系也很密切——每年的十万贯，他起码要贡献三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真人回国后找他苦求活动资金，卢俊义听到“光明黑暗论”的时候，觉得这个说法太有道理了：妈的梁世杰不黑谁黑啊？！需要钱了，就来敲诈老子几万贯；需要政绩了，就封老子的瓦子，抓老子的小弟。你妈黑社会也没你这么无耻的！于是他当即表示，好办，我这里有十万贯，不过，需要真人你自己去取……
当然，卢俊义这种人作出的决定，不管看上去多么无理可循，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简单。他撺掇罗真人去劫生辰纲，也不单单是为了泄愤。首先，他对罗真人口中这个不三不四的什么教表示出了兴趣，觉得不妨加入进去试试看：假如这个教成不了气候，那自己就当玩玩票，事后退出也没什么损失；假如这个教真有外国背景，那就给他们点支持，换张外国护照，日后一旦跟姓梁的闹翻，还有个退路。假如它们日后甚至能成大事，那自己一定要全力支持，趁着乱世干他一番大事业……
于是，卢俊义决定，要想个办法试探一下：闹出点事来，看看这个教能不能摆平。这种事不能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生辰纲就是个很好的试金石。
行文至此，生辰纲的谜团就要完全被揭开了。有了卢俊义，没有什么情报是打听不出来的。我们知道，杨志出发前，梁中书在队伍里安排三个自己人：一个谢都管，两个虞候。结果事情就坏在他们身上。出发之前，卢俊义派燕青找个引子请这三人喝酒——凭他的面子，除了梁中书请不动，大名府还没有他请不到的人。几杯下去，杨志策划的路线就被打探得一清二楚。
总之，生辰纲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骗子融资失败，潜逃国外。他等风声过去，就回国找一个黑社会头子，继续融资。该黑社会头子不想给现金，于是给了他一个空头项目，说你做完了就有钱。这两个老骗子拿到项目，转手又外包给了一个个体户……
从这个角度来看，晁盖最终成功做成这个项目并不是偶然的：这件事的经营模式跟房地产简直一模一样。
11
关于生辰纲来龙去脉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就认准了晁盖呢？这件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如前所述，晁盖通过当保长弄了不少钱，成了个土财主。就像刘唐从不公开承认自己是个青流、公孙胜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神棍一样，大宋的土财主最怕别人看出自己是个土财主。于是晁盖开始云游各地，积极参加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希望能把身上的土味洗掉。
那年头很多人在搞这种会所——建所豪宅，然后请个名人剪彩，自称是会员制富豪俱乐部，有多少位王室成员，就能吸引很多晁盖一样的土包子、煤老板。因此，这种会所的入会费也达到了天文数字，只有财产来路不正的人才不觉得贵。
此类俱乐部晁盖加入了不少，各个城市都有，包括大名府一个叫“重阳双修”的会所。说实话，这个会所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位置、装潢都很低调。要不是晁盖看名字以为是个同性恋组织（重阳是道教术语，不幸被晁盖联想到了菊花），八成看不上眼——他积极加入俱乐部的另一个原因是东溪村太小，不好明目张胆地搞同性恋。不过加入后，他就发现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同道中人，也不是富豪，于是参加了几次活动之后就再也不去了。可能你也猜出来了，这个“重阳双修”其实是罗真人养生班。
那时候，老爷子的事业刚刚起步，唯一的招生方式就是到田间地头喊一声：老乡们都参加学习班啦，看病不要钱！这种宣传方式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容易见效。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参加的都是穷逼，连个交得起入会费的都没有。晁盖进门时发现没人索要入会费，就以为是人家忘了，主动递上了一千贯。这可把整个学习班都震住了。罗真人亲自拿着花名册，请他留名。晁盖以为是会员录，以后要发步打（高尔夫）金卡，就填了真实的姓名住址。当然，后来开会他从来不去，倒是借着发展会员的名义报销了不少路费。
他万万没想到，这帮人会找上门来。
八 生辰纲
1
政和二年六月初四。盛夏的阳光像融化的金属般泼洒在黄土地上，飞扬的灰尘如同炉灶里迸出的火星一样灼人。远远望去，地平线上空气像沸水一样翻滚，让所有景物看起来宛如烧化的玻璃，扭曲成各种形状。一串黑点由远而近，渐渐显露了原貌：原来这是一队人。他们个个挑着担子，挥汗如雨地走在烈日下。
“前面就是黄泥冈了，杨提辖。”
前文说过，杨志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保密”为借口把押运路线安排得七扭八歪。他这样做无非是心虚，想增加一些保险系数。后来他为此后悔不迭。那年头，假如你不是个官，出远门比登天还难，多走一步都是极大的挑战。
刚出发的那些天，杨志领着大家走官道（那时的高速公路），结果发现每五百里要过十几个收费哨卡。虽说工部规定官道收费不得超过30年，但当地的领导等着收费时限一到，转手就承包给私人继续收费，然后再二包，三包……至于再包多少次就看领导有多少个小舅子了。因此官道竣工一百三十多年以后依然在收费。几天下来梁中书给的预算就花得差不多了。
收费站带来的还不止是经济问题，更麻烦的是耽误时间。一开始，出于保密的考虑，杨志要求大家白天休息，晚上赶路。表面的原因是白天天气太热，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尽量让官府的人不好掌握自己的进度。不过试了几天他就发现这个法子行不通。因为一到晚上，官道上就满满当当的，全是超载的货车，在收费站排队一排就是好几里……
最终，杨志只得让大家白天赶路。这是个致命的决定。因为晁盖一伙虽然知道生辰纲要经过黄泥冈，但是除了守株待兔，也没有别的办法。黄泥冈位于现在的黄堆集乡，是个不起眼的土山，但在宋代，占地其实不小。假如杨志等人晚上过冈，被人察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晁盖恰巧碰上，大半夜的你拦住人不让走，摆明了就是劫匪，根本没法智取，除了硬抢别无选择。
另外这个决定还耽误了杨志不少功夫，因为他们常常被官差拦住，一查就是半天：“你们这么多人，从哪来，要去哪儿？”你说从大名来，他就怀疑你是暗访的探官（小报记者）；你说是去东京，他就怀疑你是集体京控……最后杨志不得不放弃保密措施，让谢都管必要时亮出中书府的路条，保密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生辰纲的押运工作进展很不顺利。杨志眼看都快六月了还没到黄泥冈，脾气就变得很急躁，看谁走得慢，拿着藤条就抽。这样一来，连杨家的亲戚都觉得他不近人情，怨声载道。
杨志急着赶路是有原因的。在杨志本来的计划里，黄泥冈就是最后的摊牌之地——由于它是二龙山以前最后一个荒山，他打算在这里休息，然后宣布大计。
2
“大家聚一聚，我有话要说。”
终于来到黄泥冈上，杨志内心无比的激动，说话声音都微微颤抖。好在旁人没听出来。手下人好不容易得空歇歇脚，一听这话以为杨志要做报告，很不情愿地凑了过来。可是左等右等，杨志却总是不说话，只是愣愣地挨个打量着大家。这是因为真要动手了，他又犹豫了。
一路上，杨志发现自己的亲戚们不像靠得住的人。几个辈分高年纪大的，觉悟堪忧，没事就念叨着完成任务回到大名府吃皇粮。你问他吃皇粮之后呢？他就说贪污点钱，以后再京控，至少可以住店，差点把杨志气死。几个辈分不高年纪不大的，一直在埋怨杨志不给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不懂得照顾自家人，还抱怨杨志选的路线不合理，不走弓弦走弓背，甚至偷偷找谢都管串联，想逼杨志抄近道。
杨志心想，这才不过赶了几百里路，你们就怨声载道。上山打游击更苦，有人会跟着走吗？然后他的思路就在这里断掉了：要是他们不同意，我该怎么办？蒙骗诱拐？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上山后他们偷偷逃跑，我一个人看不住十个人啊；杀人立威？那我和朝廷有什么区别？
从以前有关杨志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这人有武功，有头脑，有抱负。但是要干大事，光有这三样是不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素质就是六亲不认，杀人不眨眼。因此，杨志没有作为北宋末年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载入史册，绝非偶然。
既然对自己亲戚下不了手，杨志决定先快刀斩乱麻，杀死谢都管和两个虞候。造成既成事实之后，亲戚们没有了退路，也就只能跟着自己上二龙山了……可是，先杀谁呢？谢都管年事已高，不是什么威胁，可以放一放。这两个虞候年轻力壮，必须先杀。他们俩可能会点武功，但是今天杨志故意把行程逼得很紧，他俩此时累得站着都晃荡，应该一人一刀，也就解决了……
然而杨志转念又想到：这三人虽然是梁中书派来的，跟自己其实无冤无仇。一路上他们仨虽然爱发牢骚，但住店打尖的时候，也不是很难相处的人，也会跟大家划拳喝酒，讲讲笑话。难道我就平白无故，杀了这三个无辜的人？
事到临头，我怎么会如此心软？！杨志在心里暗骂自己。他强迫自己回忆家族的厄运，回忆京控的遭遇，回忆牛二的话语，以及自己的誓言。
“就三个人，跟天下苍生比起来，这是值得的……”杨志这样安慰着自己，慢慢把朴刀提了起来。
个人以为，那一刻，是杨志一生的真正分水岭。假如他真的一刀劈下去，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造反领袖——血，能激发人内心深处的原始兽性，一旦手上沾血，人往往会从此变成一个跟以前截然不同的人。血，是革命家最好的能量饮料，比红牛都管用。
但是这样一来，杨志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混世魔王。只要你看过一定数量的史料，一个规律其实不难总结出来：假如某种理念宣称，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可以牺牲一定百分比的人命，那么要么说这话的人有问题，要么这个理念有问题。杨志今天觉得为了天下苍生牺牲三个人可以接受，以后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很可能会觉得牺牲三千万也是可以接受的；日后大权在手，弄不好会觉得为了一半苍生牺牲另一半也没什么问题。
这么一想，我倒是有点庆幸杨志没有得其所愿。在一个失败的人和一个成功的禽兽之间，我始终觉得前者更值得被铭记。
3
“嘿哦——”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驴鸣般的吆喝，吓得杨志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回头一看，远处有个汉子挑着担子，身后跟着个伙计，朝冈上走来。这汉子边走边唱，歌声和着热浪一起飘了过来：
“烈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苗半枯焦。
路人心里如汤煮，
不如来碗‘三步倒’！”
看过水浒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卖酒的人是白胜。
那天公孙胜正式入伙之后，阮小二提出，应该先去黄泥冈勘测一下地形，另外还需要在岗子附近找个蹲点的地方。这时晁盖想起自己在黄泥冈附近还有两间房，只不过租出去了，房客是个酒贩子，叫白胜。
阮小二最初拟定的计划是把白胜一棍打死扔到井里。假如他这样做了，就会改变以后的很多事。我们知道，若干年之后，杨志也上了梁山。如果你读书足够细心，就会知道，在欢迎大会上，晁盖还聊起了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众皆大笑”。假如没有白胜，最起码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白胜不愧是老酒贩子，挑担姿势专业，路上还即兴作了这么首歌谣。不过此人也有弱点，那就是长期做B2B生意，缺乏B2C经验。因此，公孙胜派刘唐跟他搭档，以防不测。结果白胜果然关键时刻掉链子了——面对客户，他整个人吓傻了。
杨志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
白胜盯着他手中明晃晃的朴刀，结结巴巴地说：卖……卖酒的。
谢都管问：多少钱一桶？
白胜就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这危急时刻，刘唐发挥了作用。他挺身而出，决定自己应付。可惜的是，此人刚出校门不久，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一桶酒该多少钱，只好闭着眼瞎编：五贯钱一桶！
此话一出，谢都管都来了警惕性。他偷偷跟杨志说，哪有这么贵的酒？看颜色不像拉菲啊……
杨志死盯着刘唐，看得对方冷汗直冒。
4
就在刘唐和白胜精神崩溃的前一秒，树林中忽然又冒出几个人。领头的是个手持短棒的中年汉子，身后跟着两个戴着红袖章、手持铁尺的青年。三人凶神恶煞地直奔杨志等人而来，叫道：检查！收费！
杨志等人都是一惊：这荒山野岭的，怎么还有收费站？难道是山贼假扮的？杨志当即打了个胡哨，提起朴刀；两个虞候也站起来把手放在刀柄上，随时准备厮杀一场。
这三个人当然就是阮氏三雄。吴用早就估计着刘唐和白胜可能临场发挥会出问题，于是背着公孙胜制定了后备方案。三阮没有搭理杨志等人，而是上去揪住白胜和刘唐，骂道：“贩私酒？！交营业税了吗？没交？没收！”
白胜和刘唐哭丧着脸被小五和小七捆住。杨志等人也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税吏啊。这些人这两年神出鬼没，你送个月饼他都要收税，出现在这里也算正常。
领头的阮小二对杨志等人说：算你们运气，这酒太沉，我们不打算抬回去。十五文一桶处理价，你们要不要？
押运队员们轰然叫好。那年头蒸馏技术还没有发明，因此白酒的度数跟今天啤酒差不多，是一种解渴消暑的饮料。大家早就渴坏了，于是蜂拥上前买酒。杨志也没起疑心——他毕竟是没真正混过江湖——也跟着喝了几口。
阮氏兄弟见计谋成功，简直要憋不住笑了。可是地上被捆着的刘唐拼命扭动身体，想凑上来说点什么。阮小五以为他憋不住尿了，怕露馅，赶紧上去给了他两耳光，说：没用的东西，捆着还不老实！然后把他俩的嘴堵住，一起押着到树林后边去了。晁盖吴用公孙胜都在那里埋伏着，等着蒙汗药发作，好上去抬金银。不料刘唐嘴里的破布刚被拿开，就气急败坏地骂道：你妈x你们急什么？我蒙汗药还没来得及放进去呢！
从以上发生的事可以看出，所谓智取生辰纲，晁盖的团队策划得十分粗陋。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自从公孙胜师徒被接纳那一刻起，吴用就看他们不顺眼。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满平白多了两个分钱的，二来是他刚找到人生的定位——活诸葛——无法容忍有人在策划这个领域跟他争权。
大家开始讨论行动计划的时候，吴用几分钟内就提出了好几套方案，包括绊马索、陷人坑、蒙汗药、美人计，火烧黄泥冈，水淹济州城等等，但都被公孙胜鉴定为不适用，尤其是最后一条——掘黄河大堤起码要雇两千个民工，成本比生辰纲还高。
于是吴用就与公孙胜结了私仇，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计划，他都要反对。这样一来每天开会都是乱糟糟的，大家什么都没细细筹划时间就到了。于是出了这样的乱子。
5
晁盖当时听刘唐一说，气得浑身哆嗦。公孙胜师徒也呆若木鸡。只有吴用还保持着风度——他是吓得脑子转不动了。
“妈的抄家伙！”阮小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跟他们硬拼！”
于是三兄弟蹑手蹑脚地沿着原路返回，准备偷袭。阮小七是正经练过武功的，因此他此时最紧张：从刚才的情形来看，这个领头的押运官步履稳健，肌肉发达，一看就是武林高手。两个哥哥肯定不是对手——他们的战斗力只要碰见不是老百姓的人，基本都发挥不出来——而自己，能战胜这么个人吗？
小七手里全是汗。
关于生辰纲到底是怎么被劫的，江湖上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押运队伍走到黄泥冈，一群蒙面大盗突然从天而降，风卷残云般把押运官兵杀得干干净净，然后带着财宝跑了——这当然是扯淡，杨志就活得好好的嘛——不管怎么说，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另一些人说，押运队到了黄泥冈上已经是深夜，于是在岗上过夜，一觉醒来发现袋子里的财宝全成了沙子——原来有几个特异功能大师带功作业，隔空取物，给调包了……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很多种说法，这里不能一一列举。相信施耐庵写这一段时，也曾为筛选这众多说法而头疼不已。这也难怪。一个武林高手押运着万贯财宝，途中不负众望的被人抢了，难免引起公众的兴趣。一经过众口相传，事情就难免加点水分；水分多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江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假如事情的原貌大白天下，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有兴趣讨论这件事。
那天阮氏三雄回到岗上一看，全愣了。他们发现这些人一个个口吐白沫，昏迷在地上，好像真吃了蒙汗药一样。阮小七后来说，智取生辰纲计划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出了两个大差错，所幸运气不错，还是成功了。第一个失误就是刘唐太紧张，忘了往酒里加蒙汗药。好在那酒是白胜亲自酿造的。
关于白胜的情况是这样的。此人是山西人，原先在老家靠制贩假酒为生，“三步倒”牌白酒就是他的拳头产品。后来逃窜至山东，租了房子重操旧业。那天下午晁盖领着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院里自家机井旁打水兑酒精，开门一见是晁盖，急忙问：怎么，是不是工商局要来了？晁盖刚想开口，他又说：“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这就搬走。你放心，又不是一次两次了。”阮小二看这人精明强干，就对晁盖说，这个人可以用。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白胜挑的酒，主要成分是甲醇，人喝完了不但倒得快，倒了之后还很少能再站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逃到山东。同理，我们还可以得知，关于杨志上梁山的描述，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说那句“众皆大笑”——我相信杨志当时就没有笑。十几条亲戚的命，他当然笑不出。相反，他盯着阮氏三兄弟，怒目圆睁。不过幸亏他没认出白胜，否则当场就会给他一刀。
6
然而事发当天，大家对白胜的真实能力还不太了解。
“这是……难道……”阮小二擦了擦汗，回头看着吴用，迷惑不解。吴用一个激灵，跳出来抚掌大笑，“中我计了！白胜按我的交代配了这药酒，大功一件！”
他直勾勾望着白胜，问道：你说是不是啊？
白胜对吴用的暗示心领神会，当即点头说：这都是军师事先交代的。
“智多星”的神话，就在那一刻诞生了。
美中不足的是，白胜的假酒药效不是很稳定。那天众人很快就发现，杨志没有晕——大概是喝得少吧，他在原地晃晃悠悠，不肯倒下去。阮小二赶紧跑上去，一棒子把他打晕。随后晁盖等人就从林子里走了出来，大家推着财宝就要到白胜家去分钱。这本应是美好的回忆，按理说轻易上当的杨志也有点功劳。但是后来久别重逢，阮氏兄弟却对杨志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阮小七说，那天的第二个失误就是给杨志脑袋上的那一棍不该让二哥来打——他这些年光开会，都坐虚了——结果这一棍不但没有眩晕、减速、智力降低等附加效果，那小子晕了二十分钟还狂暴了，下岗来追时眼冒绿光，嗷嗷直叫。阮小五和阮小七拎着棒子迎了上去。杨志飞起一脚，把小五踢出去好几米，然后回手一刀，刀背砍在小七头上，当即把他砸得不省人事。阮小二把车头一调，推着来撞杨志，被他一脚踹上去，连人带车飞了出去。
后来的事刘唐有深刻印象，因为这之后他成了队伍的最后一个。据他讲，那天他一看情况，觉得拼命是免不了了，就把车一扔，扒下上衣，亮出胳膊上的纹身，捋了捋一头红发喝道：“老子就是赤发鬼刘唐！有种就来！”结果就把杨志吓跑了。为此他一直很遗憾，一再表示：“我靠，要不是那小子跑得快早让我废了！”晁盖事后曾为此赋诗一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刘大将军！收在梁山的《天王诗选》里。
但据我所知，实际情况是杨志一脚踢了过去，刘唐就地一滚，身后一棵小树被踢折了。刘唐当场就跪下了：“大……大哥，都……都是他们逼我干的……”说着又吐了口唾沫在手上，往纹身上一抹：“你看，我、我这都、都是画上的，我这头发也、也是染的，我、我是好人啊……”
但杨志对他没什么兴趣，大步流星赶着追晁盖他们去了。
7
再后来发生了什么，就有很多种说法。据吴用主编的《天王实录》（政和六年版）记载，当时情况危急，吴用说敌众我寡，建议找个山头躲起来，晁盖表示同意。公孙胜建议先扔两辆车在另一条路上，把杨志引开。晁盖不以为然：“就是在这里立块牌子：‘晁盖向此山上转移’，那蠢货也毫无办法！”于是三人上山躲了起来，杨志就真的没有找到。
我得承认，杨志这个人物有很多毛病，比如官迷、幼稚、执拗，等等。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要为他说句公道话：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鼻炎。因此以上说法就有很大的漏洞：公孙胜所过之处，草都会变成黄的，硬说杨志闻不见，很难令人相信。于是在政和七年版的《天王实录》（公孙胜主编）上，故事又复杂了一些：公孙胜挺身而出，掩护晁盖，推着辆车空车跑出去吸引杨志的注意，然后领着他绕着山跑了好几圈，最后终于把他甩掉了。
据公孙胜回忆，那天的情景真是九死一生，好几次差点就被杨志一刀砍中屁股，幸好他急中生智，掏出报纸撕了几把朝杨志脸上扔去。后者还以为是什么暗器，急忙躲闪，速度就慢了下来。不过公孙胜后来实在跑不动了，便孤注一掷，猛吸了几口烟，回头猛喷一口，就把杨志当场熏倒了。公孙胜说完了这些又指出，使用化学武器有损山寨形象，这个说法仅限内部传达，史书上还是不要写了。
后来大家就这个问题向杨志求证时，却被他斥为胡说八道。但是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他又不肯说，老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气呼呼的一走了之。根据我的判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那天跑着跑着中暑了——根据中医的理论，内火过胜可以转化为外热。更何况那天本来就很热，而且事发时间是中午，杨志应该还没有吃饭。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电视上知道，空着肚子在大太阳底下会晕倒，尤其是六月初四前后。
8
杨志醒过来，先看到的是刺眼的阳光，心想：怎么这么热——哦，是下午了。然后感觉脖子后面痒痒，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进了什么虫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大学毕业后刚出国那阵，有一次上完夜班睡了十几个钟头，醒来就想：今儿个星期几？周末？我在宿舍？怎么没回家呀？相比之下杨志喝了工业酒精又中了暑，能醒过来就不错了。
但这种暂时的失忆一般都不会带来好心情——半分钟后我想起自己离家有几千公里而且待会儿还要去打工，顿时感到痛不欲生。杨志那天爬起来看到四周除了十几个口吐白沫的亲戚之外什么都没了，肯定也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杨志没有时间和力气埋葬了十几具尸体，但是他却埋葬了自己半辈子的努力和下半辈子的抱负。他想到，假如不是自己，很多人可以不用死。假如自己没有认准了京控，牛二不会死；假如自己没有立志拯救什么天下苍生，这些亲人也不会死。一时间，杨志开始质疑到底有没有天理这个东西：
我迷糊了半辈子，你把我点醒；我要做点事弥补，你却来这样玩弄我。
他妈的，你到底要我怎样做才对？！
后来在二龙山上，杨志打听到了晁盖等人的底细，结果更加痛不欲生：这伙人不过是村霸，文痞，神棍，愣头青，甚至还有假酒贩子。我怎么能栽在这么几个混混手下呢？我连他们都斗不过，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假如当时我在旁边，可能会这样劝劝杨志：看看昆德拉的《玩笑》吧——在历史面前，我们没法把自己当回事。千百年来，每逢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的民族几乎总是来回张望两次，然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一条最黑的路走下去。宋朝自然也不例外。
只要看看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搞农民起义这种工作，必须具有神棍的口才，种族主义者的狂热，假酒商贩的不择手段，文痞的厚颜无耻，以及村霸的心狠手辣。这些素质杨志半点不具备，被历史淘汰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北宋末年，社会底层跟上层一样腐烂透顶，充斥着各类妖孽：
朝廷饮鸩止渴，用种族主义、愚民政策代替谁也不信君权神授，结果造出青流；
朝廷好大喜功、疯狂搜刮，自然就要重用一批无耻而又无畏的村霸，赋予他们无限的权力，结果造就了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底层的人被搜刮得一无所有，为了摆脱贫困而不惜伤天害理；
更可怕的是，还有大宋的天价药费逼出来的遍地神棍邪教。
朝廷对这些现象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扬汤止沸，培养了招之即来用完就扔的厕所撰稿人……
这些人遍布乡野，不自觉地维持着这个王朝的统治；但他们同时也像白蚁一样，蛀空了大宋的地基，把这个政权最后一点中兴的希望也啮噬殆尽。指望在这种社会爆发起义而领头的不是这些妖孽，就好像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而且枪里装了起码三颗子弹。
不过既然这些妖孽是大宋自己培养出来的，那么被它们领头推翻，也是大宋的应有之报。既然大厦将倾，杨志实在没必要计较是不是自己第一个挥动锄镐。
9
至此，杨志的故事已经完结。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必要再提及他。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人物，也得承认，他为了京控和造反所作的努力非常值得人佩服。但是生辰纲之后，他就变得整天蔫了巴几的，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即使跟鲁智深在二龙山占山为王也没有使他振作起来。再后来呼延灼这个王八蛋吃饱了撑的来打二龙山，他支持不住，只好投奔了梁山，成了晁盖的手下。此后，他更是毫无作为。
假如说这时杨志的人生还有目标，那应该就是暗杀晁盖等人，为亲人报仇。但在梁山上，他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过。这是因为，杨志是个死脑筋的人。他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己，而是一味谴责自己无能，导致彻底失去了自信，蜕变成一个嬉皮，再也没有什么理想能在他心里点燃火花。
从生辰纲丢失的那一刻起，杨志就看清了：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逃不脱命运的嘲弄。唯一的选择是丢掉所有雄心壮志，像行尸走肉一样淡定，像猪一样快乐的活着。
尾声
十四年后。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引《靖康小雅》云：
靖康元年，金军伐宋。
种师中北援太原，“至榆次”。
金人遣重兵迎战，种师中以“招安巨寇杨志为先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不知所踪。
青面兽从此匿迹江湖。
本章完
[1] 《宋史·兵志六》：“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
[2] 《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
[3] 五代时陶谷在《清异录》中已经记载了火柴，可见此物发明在此之前。宋代的火柴叫“发烛”，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生活用品。
[4] 此书精彩文摘：“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日戎，被发衣皮，有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
[5] 举个例子，苏轼作为国家高级干部，曾公开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可见大宋的宣传有多么不加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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