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这个有着2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大国、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
震惊之余，世界各国及政党、相关国际组织、各类学术团体乃至不少个体，都在纷纷思考“苏联解体”这一前所未见的巨大谜团，力图借鉴这份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1]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毫无疑问，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等等。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2]邓小平同志在其1992年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1991年12月，江泽民同志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2000年12月，胡锦涛同志也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本片从以下八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一）
第一集 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
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
从高高山上我们遥望四方
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
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
克里姆林宫顶红星照耀
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
我们的首都，莫斯科……”
凡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会熟悉这首令人怀想而又憧憬的旋律，也会熟悉这座曾经深刻影响过中俄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也曾经是我们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新社会的榜样。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中苏两党之间曾经有过严重分歧，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都始终牵埋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故乡深深的情结。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转折时期。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这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革命宣传的作用。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被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二名不久即被逮捕，实际上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1]
为了创建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政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创办了《火星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列宁用多达上百次的发言，阐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于是拥护列宁主张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主张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为“孟什维克”。
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列宁是这一新型革命政党的主要缔造者。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
这，就是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由于这个政府对外坚持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对内继续镇压革命群众，从而很快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列宁对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及时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号召，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
20万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起义。
列宁在起义者的欢呼声中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台，宣告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诞生了。
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英勇的苏俄人民和刚刚组建的红军粉碎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反扑，击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叛乱，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武装干涉，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底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艰苦岁月中，列宁积劳成疾，特别是加上国内反动势力行刺的枪伤，1924年1月21日，这位年仅54岁的伟大领袖，在开始探索如何巩固红色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人民和土地。
斯大林接过了继续探索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1929—1937年，苏联工业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7倍，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了0·3%。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变成了举世公认、雄视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1939年，希特勒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苏联人民在苏共和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转入战时体制，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41年10月14日，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几十公里的地方。在首都面临威胁的最危急、最严峻的时刻，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仍然坚守在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24周年；冒着敌机轮番狂轰的危险，盛大的节日庆典和红场的阅兵式照常在莫斯科举行。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居民和苏联人民，他们一致发出了“誓与祖国共存亡”的誓言。
苏联红军的后备师一边整编，一边进行阅兵训练，在通过红场检阅后，这些威武之师以视死如归的英姿和无坚不摧的信念，直接开赴前线！
在整个卫国战争中，先后累计有300多万名苏共党员前仆后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中献身。
1945年4月，苏军攻入德国，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摧毁了32000座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2700万军民死于战争。[2]
战争胜利后，苏联共产党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46年，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1950年，苏联工业已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这一年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73%。[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增加了0·71倍，法国增加了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对手，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着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4]
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当天深夜，代表们却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全苏各地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不正常情况。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中，大反斯大林导致否定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这就必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
苏共党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
1964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大部分主席团成员密谋推翻了赫鲁晓夫。它标志着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完结和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开始。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苏共调整了某些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一些草率改革的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正确改革举措，使苏联在世界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
但是，这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因袭着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原则错误，并因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而自满自大起来。他们对内维持现状，对外扩张争霸。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也使得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陷于僵化和停滞。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
此后的苏共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总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即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其“打开改革阻碍机制的突破口”。
当时，人民希望改革，摆脱停滞，但是还没有弄清楚甚至尚未来得及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名义下提出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
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自白，他说：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问题，是要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转移的问题。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
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方针。
各种反共组织乘机大批建立和发展壮大，用各种方式向苏共展开斗争。
据俄共中央副主席库普佐夫在1991年2月28日说，修改宪法仅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有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就有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促使苏共下台和解散的政治力量。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方针的鼓动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狭隘民族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日益脱离中央。
从1989年开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脱离或独立于苏共的要求。立陶宛共产党不顾苏共的劝阻和反对，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上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戈尔巴乔夫对此节节退让，苏共出现联邦化倾向。
党内所谓“民主派”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相互呼应、紧密配合，进行分裂苏共、解体苏联的活动。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全苏人民公决。其中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票数占76.4％，反对的占21.7％。但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6个加盟共和国拒绝进行公投。
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新建的联盟将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几个字样，但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国家统一，特别是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方向。
此时，作为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为夺取最高权力，已不惜瓦解苏联了。
8月20日，是苏联新的联盟条约签署的日子。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为了保留社会主义苏联，同时阻止所谓的“民主派”上台，于8月19日，宣布在国内一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19”事件。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灾难深渊所作的最后尝试。但他们既没有明确而又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实际斗争中又缺乏坚强的政治意志，这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缘由。在外地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行动，采取的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态度，也加快了这一事件的失败进程。
“8·19”事件以失败而告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很快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
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当然，在饱尝了苏联解体十多年悲剧性的苦果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此开始了反思。
亡党必然亡国。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他将于当晚宣读的辞职书。
晚19时，戈尔巴乔夫通过架在总统办公室的苏联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的摄像机，同时向苏联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告人民书。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辞职”，并“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
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那面为苏联几代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怀有深情的镰刀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悄然下落……
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
1991年12月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主席台上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从此，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曾经辉煌了几十年的名字，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很快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衰退。
国家急剧贫困，社会陷于混乱，犯罪大量涌现。据俄罗斯内务部的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他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甚至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5]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远不是这些数字和情况所能表达的！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很多俄罗斯学者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
一个由列宁亲手创建的党；一个曾经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推翻沙俄反动统治，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一个抵御了十四国武装干涉，胜利地捍卫了革命成果的党；一个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并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党；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并率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党，为什么在执政的74年之后竟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
[1]参见俄]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1960年版，第41页；[俄]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页。
[2]参见〔苏〕谢拉耶夫主编《苏联通史》，第3卷，莫斯科1983年版，第361页。
[3]参见〔苏〕萨姆松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541页。
[4]〔俄〕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92页。
[5]参见李慎明主编：《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第二集 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二）
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爆出四则震惊世界的新闻：
一是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为第一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
二是紧随其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
三是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作为“千年伟人”的地位。
四是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12.6%，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20名。
这充分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和精神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的历史伟人！
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是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1848年，当共产主义还被比喻为是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当时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工人政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宣言》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每一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精神和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真实条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坚定地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新形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他还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作了精辟阐述，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
他及时总结十月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经验，继承、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和工农联盟的基础、必须彻底发展民主和强化人民监督等重大问题。
他明确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
他还指出：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它将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并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实践变成了现实。
列宁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实践和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任务和发展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1]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2]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
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布尔什维克党适时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3]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4]
1921年，俄共(布)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实行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新经济政策有助于消除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状态时，全国劳动者都感到满意。新经济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商业和市场的繁荣，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后来一些人屯集居奇，并恶意抬高粮食收购价格。1927年初，全国粮食收购量为四亿两千八百万普特，而1928年初则猛降到三亿普特。从1927年后，苏联许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城镇居民餐桌上经常没有面包；1928年，不得不在城市实行食品凭票供应的“购货本”。这很快导致工人阶级和城镇居民不满情绪的增长。苏联党和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5]
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进行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国革命，应该用尽全力去促进、点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认为这种理论的真正本质是鄙视俄国人民，“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他说，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胜利和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无所作为。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6]他又说：“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7]“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8]
关于发展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认为：必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要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等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9]
由于这些理论和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发展变化的实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带领党与人民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确立起来，并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和后来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等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阶级斗争，过早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在商品关系理论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不顾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有的时候和有的问题上，他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所谓新的理论。这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10]
这个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11]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12]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的一些消极后果是，它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试图进行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调整，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仍然完全因袭过去的办法，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不顾二战结束的现实，依然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及时而有效改革，反而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强化亦即僵化，结果使生产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修补。
196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提纲》，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全民党”理论也作了修补。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13]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调整为“发达社会主义”，但他仍死抱着马列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不放，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理论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战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据此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这一主义其中也有抵御美国争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与美国争霸，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并不惜粗暴地武装干涉别国内政，这同样违背甚至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发展，但苏联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缺乏及时了解，始终重视不够，因而应对乏力。这同样是造成苏联经济逐步走向停滞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由于上述基本理论及其指导方针的错误，由此带来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日趋严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1971—1975年的年均5·8%跌至为1985年的1·6%。为更好地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果断地改革包括斯大林的继任者们所固守的曾在斯大林时期发挥过十分重要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等积弊势在必行。但是，改革的目的，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健全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提高苏共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不断提高苏联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后，即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由于耗费巨资包括大量外汇加大机械制造行业投入等原因，1986—1988年期间，苏联经济略有增长，但1988年全国农业便开始下降，随即工业生产也开始下滑。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不是从自身政策的失误寻找原因，完善措施，深化改革，而是归咎于所谓政治体制的“阻碍”，实质是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开始以革新苏共为核心内容的根本政治体制变革，实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颠覆。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走得比赫鲁晓夫更为遥远。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决不能把戈尔巴夫的这一行为，简单地归咎为个人的罪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意志的产物。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理论素养和政治信仰的表现。
在其世界观的演变中，戈尔巴乔夫逐渐接受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这导致他最终倒向资本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叛徒。
戈尔巴乔夫，这位当初能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号称为马列主义的理论专家，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却是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他还说：“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14]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书中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正是其“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1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替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特指要“排除”无产阶级的专政。
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说，要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说穿了，这些表述的本质就是要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这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的手里。”[16]说透了，戈尔巴乔夫就是要依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是使苏联共产党放弃执政地位，变成像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那样的议会党，使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集权的、专横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权力垄断，克服异化。他的具体办法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同时实行私有化，全面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目的。
在苏联所谓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不断地充实和完善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1987年，他便提出：党不应“干涉苏维埃的事情”。此后不久，他公然抛弃党的领导，提出“还权于苏维埃”的口号。
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说：“如果试图简洁地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实施的东西，可以说是——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17]
1917年9-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曾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大城市的苏维埃已全部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提出这一口号是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夺取和确立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家政权。而在这之前，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苏维埃之时，列宁则决定暂时不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谁领导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在80多年后重提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按照戈尔巴乔夫新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外政治反对派人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6月9日，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提出动议，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中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条款的规定。就在这次会议上，党原定的议程和内容被修改，党的领导方针受到全面抨击，党的中央领导人遭到诘问和责难，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公开威胁。
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但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生活。戈尔巴乔夫改革苏共中央机构，在以“划分党政职能”、“还权于苏维埃”、“修改宪法”等“口号”下，逐步削弱并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培植了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反对派。戈尔巴乔夫所谓的“9+1”新联盟条约破坏了苏联宪法，导致各加盟共和国先后通过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并付诸实施，与中央展开激烈的主权战、法律战和经济战，爆发民族冲突等。社会的急遽动荡，带来了苏联经济战后首次出现的1990年的负增长，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内外债务和外贸逆差均达创纪录水平，市场供求矛盾加剧，1200多种主要消费品中有1150种短缺，甚至出现面包、食盐和火柴断档现象。1991年，苏联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1989—1991年，苏联经济增长率为9.6%（西方国家的统计为7.7%），其中1991年达到13%。[18]通货膨胀率竟为3位数字；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外债为105亿美元，而1991年他下台时，外债规模则番了5倍，达520多亿美元之多。苏联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综合国力大大削弱，联系各民族的经济纽带也失去作用。完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后期，是苏联经济衰退最急遽、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党的威信也几乎降至冰点。如果说，经济因素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直接缘由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经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则有着根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把西方经济理论视为他所谓改革的“圣经”。在社会处于十分严峻的情势下，戈尔巴乔夫不仅毫无醒悟，反而决定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加速推进非国有化实质上即私有化的改革。
1991年4月，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制定了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之为“哈佛计划”的纲领，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实际上，这正是从80年代开始大肆推销的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翻版，它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这个“哈佛计划”完全不顾苏联的实际情况，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充满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色彩的“哈佛计划”，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特别青睐。在戈尔巴乔夫的全力推动下，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戈尔巴乔夫在写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说，头两年将把苏联80%的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制领域向私有化方向的急剧演进，进一步加剧了思想理论领域的混乱。
列宁对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曾经开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公式：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的总和 = 社会主义。在这一公式中，“苏维埃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几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只要后面几个选项，唯独抛弃了至关方向、性质的第一项，这样做的结果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性质。
列宁为苏共奠定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就是这样慢慢地被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所歪曲、阉割、篡改和背叛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从根本上取代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比叶利钦赤裸裸鼓吹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因而也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苏共的瓦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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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5页。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81页。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08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175页。
[5]参见［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489、534页。
[6]《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7]《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8]《斯大林选集》下卷，第78页。
[9]《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8页。
[10]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11]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1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１卷，第３９７页。
[13]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6页。
[14]〔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15]〔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115页。
[16]《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17]〔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页。
[18]〔(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18页。
第三集 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三）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尖锐地指出，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所谓“反思历史思潮”，实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逆流。她还说，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的空前活跃，各种媒体和研讨会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彻底否定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等等。
这封信即刻在全苏联引发了轩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报刊转载，一些党组织就社会上刮起的“反思历史、翻历史旧账、丑化历史”的现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所谓的“改革派”，则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击这股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结果戈尔巴乔夫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原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调整为主管农业，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报》于4月5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
《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
此后，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整个苏联历史都被描述得一团漆黑。由此，已经被撕开裂口的苏共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堤，急剧滑向崩溃的边缘。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二战后苏联第一批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并开始负责大众传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似乎有着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苏联有的只能是罪恶，能获得的只能是诅咒。
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1]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2]
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所谓“改革派”进入苏共的领导核心，并掌管意识形态工作，难道仅仅是用人不当和失误吗？
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是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启的。
“公开性”一词是列宁开始使用的，其本意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
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质，是要对亲西方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民主”，而对安德烈耶娃这样表达了捍卫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公开性”首先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谓的“反思历史”。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结果，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铺天盖地般地掀作开来。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复燃，汹涌成势。他们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3]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由针对斯大林个人进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4]
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与否定。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
1985年《民族友谊》杂志原来发行量不到12万份，以后连续几年订数都没有多大变化。1987年一经刊登被称之为“文学”的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1989年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
《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
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主导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5]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
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
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
苏联知识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
原先所谓“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相当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的知识精英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锋队”。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那些仅能说出英文或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一跃成为人民代表乃至部长、副总理。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以炮击“苏共官僚机构”和彻底否定苏联旧体制著称。他后来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共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并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同被称为所谓的俄罗斯“民主之父”。
叶戈尔·盖达尔，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崇尚资本主义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
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苏联思想战线上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印开始的，结果便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苏共面临灭顶之灾。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们，满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满怀对党的领袖的信赖，奋不顾身地投入血与火的斗争。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英勇的苏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苏联人民，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冒着法西斯的枪林弹雨、陷阵冲锋，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面对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对于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它凝聚党心、凝聚民心、率领自己的党和人民，统一步伐、迈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号角。当它的号角被夺取、当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时候，这个党还能够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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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同上，第339页。
[3]Б.Г.Соловьев,В.В.Суходеев：ПОЛКОВОДЕЦСТАЛИН）ЭКСМО，2002г.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页。
[5]转引自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第四集 苏共的党风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雕像静静地矗立在这里，他身后的斯莫尔尼宫曾经是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大门里面尘封着历史的烟云，宁静的草坪记录下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十月革命的时候，卫兵洛班诺夫在这里拦住了列宁，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列宁同志。洛班诺夫回答，就是列宁同志也需要出示通行证。列宁在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表扬了这位忠于职守的红军战士。这个故事曾被收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题目就叫做《列宁和卫兵》。
从故事中我们读到了苏维埃战士的忠诚，但更多读到的却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风范，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优良作风。
一个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人心向背，甚至是生死存亡。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前，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召唤到革命的旗帜下。因为这个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为实现切身利益而奋斗，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亿万人民的支持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不能须臾离开的群众基础。
1920年5月1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莫斯科春光融融，列宁和全市的共产党员一起参加了义务劳动。这项活动是一年前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自觉发起的，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很快推广到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带动了大批非党群众参加。
党的领袖要和普通党员融为一体，共产党要和广大群众融为一体。列宁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全党：“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1）“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2）
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是战胜这个危险的根本法宝。
列宁亲自为苏维埃机关制定了这样的管理规则，“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3）
这些规定，如此细致具体，从中可以体察到在列宁心目中，人民群众的要求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列宁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据当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表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中，他亲自接待了125人次，平均每天会见2—3人。曾经采访过列宁，目睹了接待场面的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办公室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4）
因为列宁知道，如果党得不到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这是莫斯科地铁。走进这里，犹如来到艺术的殿堂，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建筑质量和品质至今堪称优质的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它记录着人民创造的历史，承载着苏联人的强国梦想，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斯大林时代。
回顾20世纪苏联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列宁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斯大林也就没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斯大林这个名字，曾经象征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那是因为他和战友、党员、人民在一起，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高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心中，斯大林曾经是一面火红的旗帜。人们没有忘记，在卫国战争中，他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雅科夫送上了战火硝烟的最前线。1941年7月，雅科夫在作战中被俘，希特勒提出，愿意以释放雅科夫为条件，交换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却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死在了德国法西斯的一个集中营里。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都长期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他逝世后，人们发现，衣柜里只有四套衣服—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一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工作人员强迫为他赶制的。他的大元帅服上打着补丁。他常穿的一件老式的、掉了毛和退了色的短皮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时期起一直穿到了去世。他躺在棺材里，身上依然穿着那套旧的元帅服，只是脱了线的袖子缝好了，原来有着油渍的上衣洗涮得很干净。他去世后，人们还发现，他仅有900卢布存款（这仅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笔者注）。（5）
翻开斯大林的著作，可以看到，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引用过古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英雄安泰力大无比，这力量来源于他的母亲——大地之神盖伊。安泰是在空中被对手杀死的，因为他的双脚脱离了大地，也就无法补充和吸取养分和能量。
斯大林的比喻是要告诉人们：共产党就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
斯大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也出现了主要靠听汇报、看文件、作指示、发命令来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情况，很少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他在1928年1月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之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去过农村。显然，对农村的情况就不甚了解。到1953年他去世之际，苏联的农业状况不太好，粮食产量除个别年分外，甚至没有超过沙俄时代的水平，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此外，由于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苏联国际威望的迅速飙升，在党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趋严重，这使上层领导很难听进群众的意见，下层意见也很难上达。脱离了群众这块大地，任何“安泰”式的英雄人物就必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在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赫鲁晓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十分欣赏甚至鼓励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鲁莽决策，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
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6）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存在的严重问题。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问题更加严重，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体系。那时，苏共相当大的一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安于现状、不愿改革、不思进取。在当时苏共政治局内私下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也正是这种思想，使苏共的党风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内，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后来在回忆中，对苏共日益败坏的党风痛心疾首。他举例说，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不切实际的风气，导致了在苏共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中，对大量反映现实问题的群众来信，几乎都是不闻不问，束之高阁。（7）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大力纠正和改变苏共的党风状况，而且还使苏共的党风建设日渐遭到破坏。勃列日涅夫本人就非常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的阿谀奉承。在他执政期间，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的奇特癖好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叫伊里奇，苏联思想界有人投其所好，提出了“两个伊里奇”和“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提法。197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大小一样的勃列日涅夫像。不久，“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就在全国各地并排悬挂起来。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总共获得了包括列宁勋章、苏联英雄勋章等在内的各类勋章达200多枚。很多勋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军官竟达4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间苏共党内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更盛。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从而导致了党风状况日益恶化。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时期，苏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苏共党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逐渐脱离、背离集体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此问题日益加重。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人中是以“能言善辩”著称，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热衷于到国内各地搞兴师动众的视察，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并频频出镜露面。据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在1985年10月，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就达15次之多。而且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抛开了集体领导，更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听不到或说是根本不听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完全凭主观决策。他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反酗酒”运动，为最终实现含有酒精饮料的零生产，将格鲁吉亚的葡萄树全部砍光，戈尔巴乔夫因此也获得了“矿泉水书记”的绰号。（8）
戈尔巴乔夫更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大量的文件他却还没有看”。（9）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是“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10） 不少俄罗斯人在反思时认为，戈尔巴乔夫本意是想一上台就建立“丰功伟绩”的，但却把其讲话和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看成了“丰功伟绩”。他不注意制定正确的改革方针，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际措施，更不做落实计划中所需要付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的领导风格就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所以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这种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使党和国家的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并且得到急遽地积累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更是一个典型的言行不一、见风使舵、工于心计的两面派。雷日科夫又说：“许多人，甚至对戈尔巴乔夫有一定了解的人，往往很难捉摸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瞬息万变。” 在担任苏联总统前，他曾多次宣称：“党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苏联总统的职位，因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但当上总统后，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宣称却完全相反。苏联解体后，他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博尔金曾这样回忆到：戈尔巴乔夫观点多元化，善于兜圈子，“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都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地反思说：那时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这是造成苏共党内离心倾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经是苏共普通党员的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了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 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个人。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车间党组织、二分之一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错误路线，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党的信任。
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共产党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职务也落到反对派手中。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的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不，这岂止是“错误”，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戈尔巴乔夫最终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他以人民的名义，打着人道和民主的旗号，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内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既极度悲愤，又十分无奈。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用伴随了他一生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绝命书中留下最后的悲愤与哀叹：“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断送了。”
（1）《列宁全集》，第2 版，第43卷，第96页。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626页。
（3）《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
（4） 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页。
（5）参见［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3页；[俄]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772页。
（6）〔俄〕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7） 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8）[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7页。
（9）[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10）[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第5集 苏共的特权阶层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六）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 “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句。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一位记者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样的商店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处。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层有自己的规则，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大。当然，享有这一特权的仅仅只是苏共干部中的极小一部分。但是，这一特权是否就是这一阶层产生的第一个垒块呢？
在苏联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艰苦创业，奔向新的生活。在为实现共同理想而艰苦奋斗时，攫取特权、谋取私利，为社会所不齿。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说有什么“特权”的话，那就是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在喀秋莎的怒吼声中，带领人民将侵略者赶出去。
在斯大林时代，党对干部的要求总体上是严格的，苏联也面临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政治斗争的波高浪险，党员干部成批走向前线，领导干部更迭频繁，不可能形成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1）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更换率高达60%，因此，这一时期党内真正享有特权的群体尚未形成。
苏共内的特权阶层，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特别是其后期逐步形成的。
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工作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2）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
1978年到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在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名被更换。到1978年春，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终身任职的老化的领导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既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
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刚刚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利加乔夫曾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当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3）
特权带来的享受，不身历其境，是无从想象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
这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此人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且年纪轻轻，竟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1982年1月，一位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机出国旅行，海关人员从他身上的一个暗兜里发现了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训狮演员布格利莫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这个马戏团的美工师鲍里斯·茨维科夫和马戏团团长克列瓦托夫。在茨维科夫家里，搜出价值约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在克列瓦托夫的房间里，查获约值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珠宝、绘画作品等。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
“故事”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这个案件理应由内务部审理，却耐人寻味的由克格勃经办。而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故事”却到此了结：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和女儿加林娜依然逍遥法外。
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己有，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层；而床底下塞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
经查证，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奉命参与了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
《文学报》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证据铁证如山，于是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
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这个“故事”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外，“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一些人认为官职越高，特权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O万卢布。
卖官鬻爵的现象，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如1973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曾指出的：“过去在选择和使用干部问题上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任命行政领导干部不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而是通过幕后操纵、熟人和家庭关系，是根据对上级个人是否忠实的原则。”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对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
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但在谈到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时，我们必须同时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70万名干部全部称作为特权阶层，那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联共产党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而当时苏共的广大党员干部总体上还是廉洁奉公、勇于奉献的，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第二，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区别开来。当时苏联党内和社会上虽然存在特权阶层和严重的特权现象，但表现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在苏联分配领域中同时严重存在。
第三，不能仅仅注意到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到这种“特权”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如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脏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并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这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对改变党的性质的危害更为严重。这一情况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居住的一座别墅，后来有了新的更大更好的别墅他就搬走了。让我们参观一下这座已不够时髦的旧别墅吧：进了大门，是一个巨大的前厅，楼下有玻璃凉台和电影厅，餐桌长达10米，厨房就像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还有一个地下冰柜，二楼穿过大厅，直通日光浴室、办公室、卧室，整套别墅装潢陈设，极尽豪华。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穷奢极欲的个人生活，还远未反映出特权阶层的本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的所谓“改革”，成为特权阶层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混乱的改革给特权阶层谋取其根本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已经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特别是当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就必然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个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捞取个人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己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
这些人不仅捞足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4） 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5）
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曾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
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人民所有的国家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
当苏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它自己就已经被人民所唾弃。
第六集 苏共的组织路线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六）
1918年，刚刚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了粉碎帝国主义扼杀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在英、法、美、日等协约国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列宁以战略家的胆识和眼光，提出与德国单独媾和。但是，他的提议在提出之初却被党内大多数同志否决。
经过认真反复做工作后的1918年2月23日，党中央再次进行表决，以7人赞成、4人反对、4人弃权的投票结果，正式通过了列宁的建议。随后与德国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
尽管如此，布哈林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依然表示反对列宁的主张。列宁说：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主要的并不是《布列斯特和约》本身，而是它的通过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列宁为他亲自制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作了最好的典范。
“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之后，他又为这个组织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时，便提出和运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1905年12月，由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首先明确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并在有关决议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
1906年4月，根据列宁的提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组织章程》，其中第二条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这是第一次在党章中确立民主集中制。
1920年7月，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从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普遍的、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
列宁在世时，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党的领导核心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委员少，开会也比较容易，实行集体领导；在决定问题时，每个委员都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利，经过充分讨论最后投票决定，按多数票通过，每个委员都只有一票表决权。
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列宁的报告往往获得多数人的高度评价，但也常常有少数代表对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列宁则是认真听取。
党有领袖和各级领导人，但没有对他们的迷信。每个党员都充分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党内不分高低，决没有特殊党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是必须向党员做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列宁认为：党内有讨论、批评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
在当时党的会议上，没有奉迎、吹拍，开展批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那样自然。列宁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派的意见。1921年，在解散党内“工人反对派”时，列宁却要求对“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如“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认真加以考虑”。
列宁在强调党内民主其中包括保护党内任何少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党的集中，特别强调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决不容许在党内出现派别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曾明确指出：“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
特别是在十月胜利后，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形势的严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用各种手段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等各方面破坏党的团结以及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列宁特别强调党的集中、团结和纪律。他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这就是列宁提出、制定、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本质和原生态。
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采取了高度集中制。最高权力集中在党中央政治局，党政领导干部的委任制代替了选举制，工作方式上实行战斗命令制。这保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度过了严重的危机，但留下了削弱党内民主生活，限制广大党员民主权利的弊端，也进而造成一些党组织和个别领导人个人专断、搞特权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倾向。
针对当时俄共产党内的情况，列宁设想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有高度权威的党内监督机构，以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进而保障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从党的九大到十二大，在列宁的指导下，苏共产党内监督机制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1921年至1922年，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苏共十大和十一大，先后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和《监察委员会条例》。1923年，列宁在病重期间又为党的十二大写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科学地阐发了党和政府和监督思想与监督制度。
党的十一大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成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并规定，委员必须有10年以上的党龄。
中央检查委员会由3人组成。主要负责检查中央机关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以及中央经费的使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各级党代会选举产生，主要负责监察相应各级组织的工作。
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有关监督制度，继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不仅能正常召开党的中央会议，党内不同意见也可以展开争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斯大林。政治局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叼着烟斗，围绕会议桌子转来转去，在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之后，他才最后发言并经会议作出决定。1936年苏联的宪法是经过5个半月的全民讨论以后才由苏维埃合代表大会通过的。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前夜的1941年6月21日晚，斯大林领着政治局开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
1934年党的十七大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他的威望已无人可比，对他的赞扬声不断增加。在许多事情上，他开始过分自信，甚至独断专行。首先是从1939年的十八大到1952年的十九大长达13年之久，不能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战争固然是推迟召开代表大会的一个因素，但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战后，1947年到1952年的5年间，竟连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都没有召开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34年苏共政治局决议的原始文本，很难找到经过政治局委员表决通过的决议，其中大多是先由斯大林口述，再由秘书记录而成的。在9月份的许多文件上，还特别注明：“未征求意见”。
但是，也不能据此得出其间的所有决策都是斯大林个人独断专行的结果。其间，一直担任苏共产党和军队高级领导的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整个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研究讨论有关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斯大林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共做出10000多项决议”；在国防委员会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建议”。
列宁亲自建立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监督制度，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也未能很好地执行。
1934年，苏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对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只有3项权限：一是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二是审理违反党纪的人；三是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这样，监督机关只限于检查下级组织的活动，监督反对派的活动和有不同意见的党员。根本无法监督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其成员。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肩负查处官僚主义而设置的监察机关，自身也沾染了官僚主义弊病。即使是对下级党组织和干部的监督，也经常是走过场。而这种走过场的检查监督越多，在下级引起的反感也越大。
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监督不到位，这就严重助长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在讨论苏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政治局委员们一片赞扬之声。斯大林却说，你们讨论的报告是作废的，新改过的你们还没有看到。在片刻的尴尬后，善于奉承的贝利亚说，这一稿已经很好了，可以想象，经斯大林同志改过的报告将会多么精彩。
当时苏共产党内不讲真话、随声附和的阿谀奉承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对有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斯大林有时则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扩大甚至严重扩大了打击面。这样一来，苏共产党内就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真理的解释权也就往往被个人所垄断。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
党的会议特别是党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是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手段，然而，据哈萨克共和国一个地区党委会的记录记载，1974年至1975年间召开了72次会议，共有600多人发言，只有12人对党的领导人提出了意见，其他人几乎都是空话、套话、赞美的话。
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同样会受到打击迫害。南乌拉尔铁路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在贯彻苏共二十五大精神的会议上发言，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批评精神，过分的赞美和颂扬他的功绩就是个人崇拜。此后，这个人就被开除了党籍。
在这期间，党的报纸上也曾开辟过监督专栏。但是，这些报纸的舆论监督对象都是中下层干部。偶尔也有一两条批评高级干部的消息，但都是在他们已经下台以后。
勃列日涅夫初期曾针对赫鲁晓夫在管理体制及组织路线上作了部分修正：
取消了“工业党”、“农业党”；在地区管理体制上强化了中央领导；在干部路线上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从总体上说，这种修正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带来新的弊端。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又出现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放弃党内监督，用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代替多数人的智慧，用权力压制真理的情况，其结果就是决策的失误、乃至失败。
1979年，阿富汗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阿富汗领导人请求苏联派兵援助。在3月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出兵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到了12月4日，由勃列日涅夫和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五人召开秘密会议，就改变了政治局的决定，还是出兵阿富汗了。
这场战争，长达10年，损兵5万，耗资数百亿美元，给无数家庭带来痛苦，成为苏联“流血的伤口”。
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背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所谓“民主化”的形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
在上下级关系上，推行党组织“自治原则”，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以不执行。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战斗组织。
这次全会，标志着苏联在政治演变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也预示着苏联将会发生一场重大的变化。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出笼，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其错误政治路线所需要的。他就是要以此推进加快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私有化，加速苏共的败亡。于是，党内崇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推波助澜，苏共中央另一些领导人则步步退让。
这就是苏共长期过分集权导致的另一恶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张所谓的绝对民主和自由，表面上否认一切权威和组织纪律，但说到底，是为了推行资本统治的权威、秩序和自由。
1990年7月，苏共28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说“党内有一股主张把这条原则从党章中删掉的强烈情绪，因为过去的全部实践已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
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
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内生活准则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党内监督，到此已被彻底抛弃。
值得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是在所谓“民主化”口号的掩饰下用个人极端共产党的办法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往往不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甚至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便作为党的指示或决定执行。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十分重要的组成。正因如此，斯大林有这样一句名言：“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
苏共的政治路线决定了苏共的干部路线。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问题是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苏共之所以垮台，也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的。
苏共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一律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各级党组织的候选人中的一些人往往是由个别人事先决定，党内的选举实际上只是履行形式上法定的程序罢了。1952年召开苏共十九大中央主席团（相当于中央政治局）的25人名单，就是由斯大林和一两个人圈定后就公布的。
这种由个别领导人决定任命干部，取代经过选举产生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制度和做法，导致了许多领导人失去应有的监督，无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甚至为某些人特别是野心家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提供了方便。
赫鲁晓夫在工学院学习时，恰逢党内斗争激烈，他和许多党员一样，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将他对斯大林的所谓“忠诚”传递上去，特别是通过与他同在学院学习的斯大林的妻子传递给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了我的忙。此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几十年后，戈尔巴乔夫也有过类似的回忆。他说，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契尔年科告诉我，勃列日涅夫知道你是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这在苏共干部路线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
也正是干部问题上抛弃民主集中制，党在选用干部方面的政治标准、德才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有意培植亲信、拉帮结派风气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往往不是看这个人的能力高低，而是看是否与勃列日涅夫的“帮派”搭上关系。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乌克兰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他身边聚集的一批德才都不具备的亲信，有不少曾是他原来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的部下和朋友，人称“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
“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权重一时，地位显赫。吉洪诺夫，德才都很平庸，但仅因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兼校友，便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竭力揭露甚至夸大党内阴暗面，巧立各种名目，任人唯亲，搞干部队伍大换班，尤其是把反对他搞所谓“改革”亦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撤换下来，把支持他搞全盘西化的干部提拔上去。他上任仅半年多，就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新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共8人，撤职2人。同时在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各部撤换了20余名部长和几十名各部部级领导人。短短几年内，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这一级委员会的书记就被更换了92.5%。
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干部，戈尔巴乔夫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戈当了总书记后，即任命对社会主义苏联有着刻骨仇恨的因受到批评被派到加拿大当了10年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1986年和1987年，又很快被擢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说：戈重用雅科夫列夫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新闻媒介的领导人”。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最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此后，这些在全苏很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充当马前卒。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路线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乱。苏共在干部路线上的严重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苏共产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各级组织和整个干部队伍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便成为情理之中。
至此，苏共也就无力回天了。
第七集 苏共的领导集团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七）
列宁曾这样表述革命政党的领袖作用，他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需要一个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集团；在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的领袖集团。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出在苏共产党内，而苏共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它的领袖集团。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
列宁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个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并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人物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党的领袖应当是一个集团。
工人阶级的领袖集团应当在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实践中产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
这个领袖集团应当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深得广大群众拥护，能够做出保证事业胜利的科学决策。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共最高领导集团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列宁为核心，主要成员有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70年至1885年之间。
第二个时期以斯大林为核心，主要成员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890年至1902年之间。
第三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核心，主要成员有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人，出生年代大致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
第四个时期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主要成员有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等人。其出生年代大致在1910年至1920年之间。
第五个时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主要成员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人。这一代领导人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成长起来的，世界观基本上形成于赫鲁晓夫时期，后来发生分化，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些人最后成为苏联共产党的终结者。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堪称领袖的楷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列宁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为了追求真理，多次遭逮捕、被流放，后来流亡国外。艰难的革命经历坚定了他推翻沙皇共产党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列宁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追求，是与他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这使他对所处时代的特征、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有着超乎一般成员的深刻洞察和预见。在一些历史的重大关头，尤其如此。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时，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严重分歧。
远在国外的列宁坚决主张“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的革命成果，决不能交给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夺取政权。
而设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一部分领导人，不同意列宁的立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要支持临时政府。
从1917年3月20日开始，列宁连续向《真理报》写了5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远方来信》。
1917年4月3日，列宁冒着极大风险取道德国回国。第二天，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列宁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决策。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反对列宁的主张，党内大多数人最初也不理解《四月提纲》的战略意图。1917年4月21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在讨论列宁的提纲时，只有2人投票赞成，13人表示反对，1人弃权。
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但不论是我，还是始终同列宁在一起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没能立刻清楚地理解他的话。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在谈论民主革命，可他谈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领悟自己提出的战略时，列宁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进一步阐述战略思想的深刻内涵、客观依据、战略目标和策略原则，批驳了反对者的错误观点。
经过这场论战，一时不理解的同志很快转变了态度。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的《四月纲领》终于被全党所接受。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这就是列宁。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俄国革命实践，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的个人威望远远高于其他人，但他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1921年，列宁写信给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信中说：“您重复地不止一次的说，中央——就是我，您这就错了。您决不应该写出这样的话。”列宁认为，中央应该是一个领袖集团，事实也是如此。在列宁时期，他所领导的中央领导集团是一个具有高度革命信念的政治家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强烈的信念。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先是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
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革命家瓦.沃罗夫斯基曾这样评价列宁：他“善于把许许多多人的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就像凹透镜的焦点那样，并且在自己丰富的智慧实验室中把它们变成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口号。”
列宁去世后，党的中央领导集团需要一位新的掌舵人。
当时，可能人选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斯大林。
在大多数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看来，托洛茨基没有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建设成功。
布哈林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方案和计划，但缺乏组织才能。
诺维也夫则在理论和组织才能两个方面都不突出。
斯大林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组织能力和运用组织的才能更是胜人一筹。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生于1879年12月21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从1902年到1913年，他曾8次被逮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与列宁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斗争经历是在俄国国内，残酷的斗争锤炼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
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他参加革命之日起直到去世，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过一丝动摇。他在长期执政生涯中其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
斯大林有超人的组织能力。早在十月革命时期，他就协助列宁参与指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红军取得了保卫察里津和其他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他善于用普通干部和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把党员干部和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他决策果断，目标明确，坚忍不拔，为达到目标不惜牺牲一切，是一般政治家难以相比的。
随着斯大林威望的逐步提高，党的最高决策权逐渐集中到他个人手里。尽管斯大林本人认为“个人崇拜”是有害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他也多次明确表示讨厌和反对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但他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时过分相信了自己个人的智慧，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对于苏共领导集体内部的有些意见分歧，斯大林有时运用铁的手腕，甚至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
结果是，表面上党内一切分歧都消失了，似乎保持了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然而，列宁时期坚持的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在一片附和声中，“一致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变成了要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个人的意志。这样，就把斯大林与党等同起来，实际上就削弱乃至否定了领袖集团的作用。
当然，斯大林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的缺点与错误，与他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所做出的贡献相比，是瑕不掩瑜的。
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纪念日，当时西方世界的领袖人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他对斯大林的高度评价：“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里，是不屈不挠的天才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俄国的大幸。斯大林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他在风云多变、严酷无情的时代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并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印象。”
“历史和人民不会忘却这样的人。”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曾经在一段时期内重新强调列宁确立的“集体领导”原则。但是1957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时期，随着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苏共中央再次形成了赫鲁晓夫个人集权的局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在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父母都是纯朴的农民。青年时代他做过乌克兰的矿工，成长于那个波翻浪涌的大革命时代，经受过卫国战争的战火考验。但是赫鲁晓夫在思想和行为准则上还有另一面，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
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曾有过质朴的情感，但是，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正因如此，他违背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并在大会上力主通过的纲领中，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的核心理论。他告诫人们不要冒进，自己却又把冒进思想推向极端——宣称苏联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他所说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土豆加牛肉”而已。完全可以说，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使苏联开始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为20世纪90年代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种下祸根。
他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盖子，主张纠正斯大林曾犯过的一些错误，但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1939年3月，他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之多。过去，他经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但仅过了10多年时间，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共产党者”、“混蛋”、“白痴”等等，把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巨大的历史功勋。他这样咒骂斯大林，实质上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些根本原则的否定。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又大搞个人崇拜，主动走上了“神坛”。
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其实质所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在处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时，缺乏理性思维和深谋远虑，往往从主观愿望和一时热情出发，甚至指望用冒险激进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他主张对当时不合时宜的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深入的调查研究，随意决策，也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他盲目主张开垦了大片的处女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却让上千万亩土地荒废，因为那些土壤根本不适宜于种植。
他的工业改组简单地把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结果导致削弱中央权威，助长了“地方主义”。
他把州和边疆区统一的党组织强行分割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领导，遭到州委书记们的普遍反对。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1964年10月14日，从休假地返回莫斯科的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主席团成员同样用他当年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时的手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在内外政策上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激烈的指责和批评，并迫使他同意“自愿退休”。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为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上签了字。这个不具备优秀领袖素质的鲁莽改革家，被提前赶下了台。但直到去世，他自己也没有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镇的一个工人家庭。
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度过了少年时代，在斯大林时期完成了学业，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技术管理和领导工作。卫国战争中他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一直在地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勃列日涅夫结束了赫鲁晓夫时代那种莽撞、轻率的改革尝试所带来的混乱局面，纠正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中一个人说了算的作风，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
有人评价勃列日涅夫没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也没有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他不重视对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研究，习惯于因循守旧、满足现状，惧怕重大的改革。但也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行事方式比较稳重，因此保持了苏联18年的稳定。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稳定时期。正是在这18年当中，苏联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消极现象。尤其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苏共领导人愈来愈脱离时代发展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应当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因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僵化。维持现状和粉饰太平，缺乏锐意进取和改革的创新精神，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苏共的主调。
在其执政后期，他虽也反复强调苏联共产党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要为苏联人民服务，但这一口号已逐渐成为一句时髦的空话。
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变得十分淡薄，而崇尚西方生活方式、贪图享乐、奢侈浮华、阿谀奉承的风气日益滋长。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这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这样，苏共就更加脱离群众，并进一步丧失了它的先进性，从而失去了它的执政基础。
到8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已经呈现出比较严重的危机，并使一些矛盾趋于尖锐。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为以后苏联的社会大动荡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并急需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同时，当时苏联社会人民生活稳定，享有较高程度的教育、医疗、社会公用服务保障，科技人才占据了世界1/4，苏联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今天俄罗斯的不少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人生活最好时期的缘由。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共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时期。到了1985年3月，最高领导权转移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手中。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戈尔巴乔夫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正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党的历史，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时期，这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乃至他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以至瓦解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让我们来听听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吧：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六十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1993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一年半时间里，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多次对谈。接着，他们便合作出版《20世纪的精神教训》这一对话录。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不仅把矛头指向斯大林，而且还直接指向了列宁甚至马克思，指向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苏联要实行“无限制的民主”。
就在当月，一批被称为“非正式组织”的势力，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打出取消苏联国家司法和执法机关的标语，提出他们“有权参加和推举代表进入苏维埃”的政治要求，公开主张实行多党制。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他提出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质上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彻底决裂: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引入多党制；通过所谓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从根本上取消苏共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次会议前后，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西方式的民主化，在苏联政治生活领域里，很快催生了一批所谓独立的民间组织。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这些组织肆无忌惮地宣扬反苏共产党观点，鼓吹成立反对党和独立工会。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和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了根本改变苏联政治制度的转折点。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前，苏共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辅助政治局负责处理日常的政治、组织工作。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苏共领导机构进行重组，取消了原苏共中央下设的23个部，政治局会议也越来越少，甚至数月不召开一次会议。
在国家最高政权机构之间，启动了旨在削弱和排挤苏共的分权制衡机制。苏共进一步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戈尔巴乔夫新改革方案的实施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内外政治反对派人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几乎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议题上都进行着激烈的争斗。
千百万苏联公民坐在电视机旁，通过电视直播，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1989年12月10日至1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议员团”代表萨哈罗夫、波波夫等再次呼吁将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日程。
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是推行多党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民主派”代表叶利钦在发言中说：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
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迎合态度，他明确表示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
面对反对势力步步进逼，缺少人民支持的苏共，一步一步地丧失了执政地位。
1990年3月12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
在序文中首先删去了“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并将第6条由“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为取消党的领导和推行多党制打开了大门。这也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十月革命以来长达73年的苏共执政的法理根基。
修改后的宪法还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宣布将党与国家分开。
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又煞有介事地提出所谓的苏共将通过选举来“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这不过是掩盖他企图摧毁苏共真实目的而已。
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和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之后，苏共的领导地位失去了宪法保护，而那些未登记注册为政党，实际具有政党性质的激进派人士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却获得了与苏共地位相同的宪法保障。
叶利钦，原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将叶利钦调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叶利钦以抨击特权腐败为名，捞取政治资本，并对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拚命进行攻击。
叶利钦很快把矛头指向苏共中央，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在1987年10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猛烈地抨击苏共中央改革进程缓慢，并点名批判利加乔夫的所谓工作作风，但是立即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的强烈批评与反对。其后不久，叶利钦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仍让叶利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并改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以535票赞成、502票反对，仅比法定票数多4票的结果当上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从而夺取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叶利钦公开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1991年6月19日，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击败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1个月零8天后，即7月20日，叶利钦颁布“非党化”命令，并宣布禁止俄罗斯各政党在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基层企业中的活动，其矛头直指苏共。他对苏共的垮台和苏联解体给以最后的一击。
一个执政党，当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则的首要维护者，变为这些原则的率先破坏者的时候，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制止，这个党就必然会走向灾难的深渊。
第八集 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
8集电视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八）
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了这样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
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1]
没有等到1999年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共不战而败。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和考验，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经受住了包括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在内的一个个严峻考验，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在苏联高高飘扬。
眼看对强大的苏联用武力战胜已无可能，西方便转而采取“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势力根据赫鲁晓夫掌权后出现的新形势，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西化和分化苏联。
尼克松上台后，奉行“均势外交”，力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宣扬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
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2]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鼓吹所谓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他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就在国际范围内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依然存在着严峻斗争的这一铁的事实。
他的政治表态很快就传达到西方社会。西方反共势力见时机已到，便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的攻势。
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洞开国门，予以迎合。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一个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四家大型电台都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里根曾这样援引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话说：“从长远来说，事实也许会证明，广播是你可以选择的最省钱最有效的一种手段。”[3]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是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使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制定设法使俄罗斯人接受将列宁遗体入葬的实施步骤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冷战时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针对美国颠覆前苏联的战略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4]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影响苏联广大受众特别是青年。
面对这一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丧失警惕，不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作为诱压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政治让步的手段。
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纷纷表示支持，愿意给予援助。戈尔巴乔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他阵脚更加慌乱，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讨的力度。西方则趁此“良机”，提出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去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时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5]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戈尔巴乔夫也由此赢得了西方赐予的“伟大改革家”的“美誉”，成了那里舆论的宠儿，并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还以“稿费”等各种形式给予戈尔巴乔夫个人大量的现金。他的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万美元。后来，其夫人赖莎第一本著作在美国出版，美国即付给其稿费300万美元。[6]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7]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三个手段是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
美国政府更是把“人权外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密切结合起来，肆无忌惮地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
1977年卡特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
1979年4月，美国用它所拘捕的两名苏联间谍，交换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见者，以此声援和鼓励在苏联出现更多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同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对苏施加压力，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势助威。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1989年，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已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渗透和“人权”攻势，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那些对苏共不满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资助他们出版各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励他们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逐渐衰落。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戈尔巴乔夫完全屈服于美国的“人权”攻势和压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为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恢复名誉了。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拚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经常发表反共演说，还在苏联国内公开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保卫人权”组织。1980年初，他被苏联当局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还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随后，苏联当局又按他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3月，萨哈罗夫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失败，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名额，帮助他成功当选。后来，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强烈反对苏共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6条，并亲自拟定《宪法》，取消了原苏联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曾表示无限悲痛，声称这是“重大的损失”。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面对以非正式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苏共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8]1989年7月18日，他在又一个会议上说，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与改革目的客观上相符”，因此应“同它们对话协作”。他不仅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直至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听任让反对派夺取一系列地方政权。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到1990年8月便急增到9万个，其中政党约500个，全国性政党20个。这些政党和组织肆无忌惮地宣扬反苏反共观点，鼓吹成立独立工会和要成为反对党。
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四个手段。
苏联长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族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断激化，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澜。
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
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了解他们的活动意图和计划，对他们表示支持，从而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两百万人手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大大强化了当地分裂主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其间，他们公开提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布什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分裂运动领导人，向他们表示声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同时向美国人保证，在坚持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愿同波罗的海分裂势力进行对话。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三个共和国的控制。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五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手段，是千方百计支持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经同叶利钦进行了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美国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保持更为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叶利钦访美，美方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
叶利钦回国后，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夺取苏共领导权。美国则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进行“劝和”，推动两人“联手合作”，直接介入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的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除布什总统与他进行长时间会谈外，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国会参众两院领袖以及劳联—产联领导人、一些大公司老总、社会团体负责人，也都会见了叶利钦。
叶利钦对美国人的知遇之恩投桃报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
“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叶利钦的立场；加拿大总理宣布冻结两亿美元对苏援助，指责苏联可能重新回到冷战；日本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不合法，宣布冻结一切对苏援助计划；德国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叶利钦关于恢复宪法秩序的要求；法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欧共体召开首脑会议讨论苏联局势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暂停讨论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建议。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挽救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则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当叶利钦站在前来包围“白宫”坦克的炮筒前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葬礼的“礼炮”也就要奏响了。
苏共从兴盛到败亡，苏联从强大到毁解，给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结、苏联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引起的复杂的政治事件，包括国外的因素和国内的因素，党内的因素和党外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因素以及社会的因素，等等。
但是，作为前苏联国家和人民脊梁的苏联共产党，作为曾经是支撑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钢筋铁骨，它自己内部的蜕变和首先断裂，无疑是导致这座大厦最终迅速坍塌的最主要因素。
在当今的俄罗斯人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逐渐凝聚到苏共的内部。原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其最近出版的名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责任时也说：“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党内的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9]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无疑仍然处于低潮。但一切不屈不挠、继续顽强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所有共产党人，难道不应该伫步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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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3]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4]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5]柳静编《西方对外战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6]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346页。
[8]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莫斯科1988年版，第88页。
﹡总撰稿：李慎明（署笔名：肖黎）。撰稿：李小宁、葛幼力、邱建、郝一星。
该片顾问：陈奎元、张全景、刘峰岩、郑科扬、李慎明、全哲珠、杜学芳、李成仁、马俊清、蒋振云、李意珍。
理论提供：李慎明、陈之骅、吴恩远、邢广程、李正乐、王正泉、张树华、于洪君、张春生。
总编导：李荃、刘树人。
该片是由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联合摄制，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2006年6月出品。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由李慎明主持的《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重大课题组，后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该片解说词是该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收入本书时，个别文字曾略作改动，2006年10月6日定稿。
